一部都是口爆番号:永恒的话题——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前夕

每年的１２月１０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这一天，瑞典斯德哥尔摩名流云集，国王将出席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获奖科学家与文学家也将发表精彩的获奖演说。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不仅是文明的盛大仪式，也是对人类灵魂的升华，更是中国文人甚至知识界抹不掉的遗憾，有人称之为中国的诺贝尔情结。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以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获得了２００２年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中国内地目前还没有人获奖，但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诺贝尔遗嘱全文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经过郑重的考虑后特此宣布，下文是关于处理我死后所留下的财产的遗嘱：     　　 在此我要求遗嘱执行人以如下方式处置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     　　 将上述财产兑换成现金，然后进行安全可靠的投资；以这份资金成立一个基金会，将基金所产生的利息每年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将此利息划分为五等份，分配如下：     　　 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     　　 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     　　 一份奖给在医学和生理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     　　 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     　　 物理奖和化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瑞典科学院颁发；医学和生理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颁发；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颁发；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的５人委员会颁发。     　　 对于获奖候选人的国籍不予任何考虑，也就是说，不管他或她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谁最符合条件谁就应该获得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是我惟一有效的遗嘱。在我死后，若发现以前任何有关财产处置的遗嘱，一概作废。     　　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     写在水上的诺贝尔     　　■黑马     　　 记得书上说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这里埋的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对这句话，我们的文学教授们始终莫衷一是。由于激赏济慈，这道难题便始终绕心不去。     　　 那个晴好的夏日，身不由己地上了船，出芬兰湾，跨波罗的海向斯德哥尔摩驶去。     　　 沿海岸一路雾霰迷蒙，一忽儿劲风吹过，云开雾散之时，会发现一座座葱葱郁郁的小岛，岛上点缀几座红顶洋房．若隐若现如童话世界。寂寥的一色天水，会让人生出怅惘，更会对那茫茫大海上的雾中岛生出向往与亲近。这时我想到了“写在水上”这个字眼儿，它与“写在沙漠上”是一样的。     　　 斯城中遍布古建筑群落，构成了一幅典型的北欧风格油画，苍劲而优雅。那天随着人流一座一座古建筑看过去，走出一条古玩店铺鳞次栉比的古老胡同，眼前是一个小小的广场， 一点儿都不起眼。见到场上有几条木椅，便想坐下歇歇脚。     　　 那片石子铺成的小开阔地叫它广场太抬举了它　及四周的二三层旧建筑实在太普通，你不会留心去专门看上一眼的。     　　 可这时陪我们的芬兰朋友漫不经心地随口说了一句话，几乎令我一跃而起——“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办公的地方，在这儿定下来，到别处去宣布。”     　　 我几乎与这座楼失之交臂失之交臂其实是件太容易的事：它模样太普通，门口连个说明牌子也没有。可能，瑞典人并不想让这里成为一个让人驻足的游览点吧。即便有个说明牌子，又会有多少人在此驻足呢﹖这样平平淡淡，却在不时地发出令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关注的消息。     　　 于是我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平平静静地离开了这座应该叫文学圣殿的二层小楼。     　　 后来人们又带我去游了斯市市政大厅，外观的古朴与内景的堂皇看上去很别致。朋友在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大厅的历史，又说之所以外面裸露着红砖，是因为原本设计要装饰得富丽辉煌的，建至一半时设计师认为这样更别具一格，就令其裸露，反倒出奇制胜，令人流连。直到快要离开市政厅时，我才被告之，这里是向全世界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地方，庆典宴会就在这里举行。我确认宣布评奖结果的地方就是那座金灿灿的小台子后，匆匆上去拍照一张，又匆匆出去追赶我们那一队游客。这次又几乎失之交臂。     　　 当我们乘坐的飞机把那座写在水上的名城及其烘托着、笼罩着、弥漫其间的淡青色氛围远远甩在身后时，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切亦同那淡青的没有完全化开的天光水色一起彻底重新洗刷了先前脑海中与之相关的辉煌神圣色彩。随之，在我那五千年的祖国里耳闻目睹的所有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旦旦信誓，不屑一顾和对中国不公的铿锵义愤，也化作无可奈何——我们那里有的是黄土地的浓艳、黑土地的沉郁、红土地的热烈和骄阳下大海的灼烫与湛蓝，在那种色彩中对诺贝尔的想像是难以与这极地的淡青色吻合的。     　　 至此，我想我直觉到了“写在水上”的意思，但它仍然难以溢于言表。就让它与这种色彩和光影一起留在心目中，随着雾霭霏霰和潋滟湉粼若隐若现。     　　黑马：著名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孽缘千里》《混在北京》等。     谁来修正标准？     　　■止庵     　　 时至今日，诺贝尔文学奖几乎成了在世界范围内评价某一作家成就的最终标准。但是我们当作标准的，它本身有没有标准呢。诺贝尔本人最初提出“富有理想的倾向”，显然想确立一个标准，好像也颇有几位作家（托尔斯泰、勃兰兑斯、易卜生等）因此而没能入选；不过这标准终于执行不下去了。萨特１９６４年拒绝获奖，理由据说是抗议只发给西方作家和东方的叛逆作家，他似乎发现一项规律，也就是看到一条标准，可第二年为肖洛霍夫所得，这规律或标准也就落了空。惟一可以视为标准的，就是只授予尚且健在的作家，虽然也有一次例外，即１９３１年追授给瑞典已故诗人卡尔费尔德，但是一般说来，作家活着就有希望，死了则意味出缺，总是不差的。而对于活着的众多作家来说，这样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     　　 诺贝尔奖实际上是瑞典文学院与作家（如上所述，作为活着的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读者不过是有意无意地被牵扯进来而已。一百年来，诺贝尔奖时而令人满意，时而令人失望，始终也没有成为理想的化身。问题可能在于我们要求它具有纯然的世界视野，而它所有的只是瑞典的世界视野，二者虽有叠合，终究并不相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评委或许并非真的昏庸，未必不知道世间呼声，但是他们如果所要做的只是确认大家的共同想法，那么不仅自己毫无权威可言，甚至连这一奖项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必须使“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交替出现，而且让人无法掌握个中规律，该奖才生命常新，评委也才被寄予厚望。所以除提到的两点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什么标准。曾有上帝造人一说，为什么既造美人又造丑人呢，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君临人间的评委如此行事，正是对上帝的某种模仿。二者都有恃无恐，因为无论上帝还是诺贝尔奖都是惟一的。要让这个奖变得“富有理想的倾向”，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世界上另设一项声誉和地位都与之相当的文学奖，二者形成竞争，相互验证颁发得是否得当，届时诺贝尔奖至少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止庵：著名学者，著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不守法的使者：现代绘画印象》等。     幸亏还有这么几天     　　■李敬泽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很容易被归结为葡萄是甜是酸的问题，说它甜，那就是馋涎欲滴，说它酸，当然是因为吃不到，终究还是馋、还是不体面。     　　 所以，我不想在这儿搅和是非：它该给谁不该给谁，哪位中国作家最近又得了评委某院士的垂青等等。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将会怎样？     　　 当然，该问题纯属假设，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在某天消失。能把一件事耐心地做上一百年，瑞典人这份磐石般的顽固就令人惊叹，反观我们自己，手头上忙活着一世界的事，有哪件做的时候存了百年之心？     　　 每年的１１月，全世界的人都会等待，看斯德哥尔摩那些穿黑礼服的先生们把冠冕加于某个幸运者头上。这个人我们也许熟知，也许从未听闻，比如今年的凯尔泰斯，我就根本不知他是谁。     　　 这件事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它的意义只有在假设它忽然停止或消失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晰。     　　 ——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信报》也就不会张罗一批人来讨论它；如果没有它，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关心的可能仅仅是哪本书正畅销、哪个作家正走红；我们可能认为韩寒是大作家、村上春树是伟大作家；我们可能真的认为文学就是用来“消费”的、认为写作就是一场争夺市场占有率的斗争；认为一本小说或一首诗注定转瞬即逝，它写于今年，被遗忘在今年、明年或后年。     　　 但现在，有诺贝尔文学奖，每年有那么几天，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有另一种文学，或者说文学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它不是用来消费的，它探索和守护恒久的价值；它的标准不是“可读”、“畅销”、“时尚”，而是人类精神的宽阔、复杂和自由；它在“轻”之外向我们彰显“重”，在“快乐”之外向我们提示“严肃”。     　　 就这么几天。过了这几天，我们会依然“消费”，依然轻松着快乐着；那么，如果没有这几天呢？我们就彻底轻松、彻底快乐了？一个人如果彻底轻松彻底快乐，通常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傻”。     　　 ——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关心诺贝尔文学奖到底给了谁，我只是觉得一年之中幸亏还有这么几天……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名批评家，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通往故乡的道路》《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纸现场》等。     　　     通往诺贝尔的捷径     　　■北塔     　　 至今为止，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大串名单中，亚洲人只有寥寥五位。他们是孟加拉文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日文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等。     　　诺贝尔奖毕竟是西方的奖项，有欧美中心主义的嫌疑，诺贝尔本人在遗嘱中虽然强调“不应该顾虑任何候选人的国籍”，奖金应该适当分给亚非拉，但评委们骨子里的标准却是西方的，所以前面１３个摘取桂冠者无一例外是欧洲各国的作家。１９１３年，当泰戈尔打破这一纪录时，不知是出于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为了保持住面子上的一点虚荣心，还是想向当时的大英帝国抛媚眼，当时的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耶尔纳试图把泰戈尔纳入欧洲文学范畴，他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自从翻译成英语在英国出版后，“已完全地、实实在在地归属于英语文学了”，还把泰戈尔抬到“英语诗歌艺术的一位新的、令人钦佩的宗师”的高位。     　　泰戈尔之后，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诺奖一直由欧洲诸邦的作家们瓜分；直到１９４５年才由位于拉丁美洲的智利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以“死”和“绝望”为主题的作品“相威胁似的”得到了一份施舍。     　　获得诺奖的这五位亚洲作家，也都跟西方有着深厚的关联，有的欧化得一塌糊涂。如泰戈尔青年时代曾去伦敦留学，在获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主动地把作品译成英文的，这样才得以使包括叶芝在内的欧洲读者了解他这个印度诗人的作品。     　　１９６６年获奖的阿格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实际上生于现在的波兰境内，２０岁时才随父母迁居以色列，后来他又曾有十年时间侨居德国。他年轻时候阅读的几乎全部是欧洲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欧洲经历怎能不引起欧洲人的青睐？１９６８年获奖的川端康成在东京帝国大学一开始学的是英文，他的校友１９９４年获奖的大江健三郎学的法文。     　　正是这些作家的外语能力、国际化的视野和努力以及对欧洲文明的掌握和吸收，使他们找到了通往诺奖的捷径，也使他们自己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反过来也使瑞典文学院那１８副老花眼镜慢慢看到了欧洲以外文学的丰富事实，从而打破他们心目中的垄断堡垒。如果是一只文学土鳖，那么，哪怕他天天跑到斯德哥尔摩街头上去表演裸体行为艺术，恐怕也只是自取其辱而已！     　　 北塔：著名翻译家、诗人，专治诗歌、评论，著有《正在锈蚀的时针》等。     《北京娱乐信报》 2002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