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培训机构照片:王年一: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安亭事件”是上海“工总司”成立后制造的一个卧轨事件，是搞垮上海市委 的一个严重步骤。其概况是：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会上，诬陷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声言“我们要夺权”。会前，王洪文等人强要市委书记曹荻秋等到会。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文件的精神，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这一正确态度，被王洪文等人诬为“压制革命造反”、“资反路线对工人的迫害”。１１月１０日凌晨，他们煽动一部份“造反队员”（“工总司”的成员）冲到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要到北京“告状”，中午，又在安亭车站（上海附 近的一个小站）卧轨拦截了１４次特快列车，造成沪宁线全线停车。

事发后，上海市委立即要求并组织人员去安亭劝说“造反队员”回厂。１１月１１日，陈伯达发电报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动员工人回厂，又发电致在安亭的工人，要求他们回厂。当天晚上，张春桥乘飞机赶到上海，直奔安亭，向潘国平等头头出示了陈伯达起草的电文原稿，要工人们返回上海，有问题回上海去谈。１２日，大部份“造反队员”由各单位派车接回，上海市委还专门发了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的“造反队员”做好团结工作，“不要指责，不要跟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

１３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要张春桥参加。张在去文化广 场前，参加了市委常委会，研究了王洪文等人可能提出的要求，并同曹荻秋一道，打电话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一致意见：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而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文化广场后，即擅自签名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１１月９日大会以及工人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由此，“工总 司”成为在上海主宰一切的太上皇。

中共上海市委确定“三不”（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是有根据的 ，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办事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第１３条规定：“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第１４条规定：“……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４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第３条说 ：“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 当坚守岗位。”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复安徽省委１０月１６目的请 示，并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坚 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　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８日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 情况》：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凌晨，自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６０２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６０２次列车扣在安亭站。６０２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１４次沪京特别快车也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１１月１０日上午９时２０分至 １１月１１日下午１６时５４分止，共中断行车３１小时３４分。

据档案材料，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６月５日被讯问时说：“我虽然不主张他们拦 截火车，也做了工作，但是主要责任还是我，因为我是头。”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 ，而且带头。这可能不符合事实。

◇　陈伯达态度明确，要工人返回上海。他在“安亭事件”事发当日致电在安亭的 上海工人，电报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们：

１０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韩是华东局第三书记）请他们功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转。刚听到消息有部份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据说还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再三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生产岗位，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大道 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国家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搞好的。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这样那样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 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 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份利益，因为一部份人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 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 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陈伯达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时）

（以上抄自北京大学新北大“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央负责同志讲话》十一月份）

◇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据档案，陈伯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９日被讯问时说：是周恩来、陶铸派张春 桥去处理此事的。

陈伯达又说：“张春桥到上海后给我打了第一个电话。他问：‘是先到上海市 委去，还是先到群众中去？’我答复说：‘先到群众中去，赶快制止群众到北京来 ，很快把问题解决了。’”看来张春桥到上海后即去安亭，不是自作主张。

安亭的情况，幸好在现场的甄文君（当时名义上是《解放军报》记者，实际上 是中央文革小组驻沪联络员）当时作了报导。下面是甄文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 日下午５时１０分致周总理的电话的记录（据档案材料）：

张春桥同志和上海要求赴京工人谈话情况

张春桥同志昨晚９点多抵沪，即赴安亭车站，跟９个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间 有波折。９人中有３个同志同意说服工人回上海，６个不同意。一直谈到天亮，未 达成协议，他们坚持要步行去京。

今早７时，春桥同志又到现场找工人谈话。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按即电报） 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有些人谈起来情绪激昂，进行控诉 。

现在看，有少教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 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

第二种是多数人。他们提了５个条件，如答应他们，他们就回上海：⒈承认工 人造反司令部，发给袖章；⒉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⒊此次事件的责任在市 委；⒋曹荻秋要做检讨，承认错误；⒌后天要开控诉大会。

第三种人，也是少数，主张应听中央的话，回上海去。但他们不占领导地位。 据有些工人私下谈，他们有顾虑：这次到安亭的有七八十个单位，除一个单位来的 人很多，有３００多人外，都是零星的来一些人，其中有些还是受过批评的，担心 回去后被围攻、挨整。

挤在安亭的工人，生活问题市委己注意，不会出问题。

铁路交通，昨天已恢复，工人的那一列车，停在叉道上。

张春桥同志还在安亭。

◇　张春桥接受“工总司”的“五条”

糜欣祥（原为曹荻秋的秘书，后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工作人员）１ ９７９年１２月１日在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中写道：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张春桥从安亭回到市区，准备与“工总司”继续就承认不承认这个组织问题进行谈判。下午，华东局和市委的负责人在康平路办公楼１０３会议室碰头，张春桥也参加了。碰头会刚开始，曹荻秋同志要我挂电话给陶铸同志，有问题请示。在１０４室，荻秋同志同陶铸同志通话后，电话没挂断，又要我叫张春桥出来听了电话。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一方面的话，明确的印象是中央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事后证实确是这个精神）。华东局和市委负责同志一致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张春桥当面并无异议。约３点多钟，张春桥到文化广场后台谈判，突然违背了中央、华东局和市委的精神，个人签名同意“工总司”的 第一个“５条要求”。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上海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潘国平同一些红卫 兵草拟的５条要求上签了字，５条要求是：⒈承认上海“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 ⒉承认１１月９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以及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⒊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⒋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⒌对上海“工总司”后勤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张春桥在第二条后面加了个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以上抄自“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 ”１９６７年出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

张春桥签字后，又在大会上讲话。据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中央 首长讲话》，张春桥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大家在这里守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 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１１月９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个 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 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后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 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 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 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 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 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 照像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同志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如何解决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曹荻秋同志检查时间和下次会议的准备。我希望上海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 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的前面，如同在工业上一样。

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张春桥还为“造反队员”题了字：“１１月９日上海市工 人敢于革命造反北上是革命的行动。”“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好得很。”

据档案，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３，徐景贤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在“安亭事件” 中的罪行。徐景贤写道：

１９６９年，王洪文曾带我去看过“安亭事件”的现场，他还说：１９６６年他们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开过大会以后，到北站乘火车去北京告市委的状，列车到安亭被阻止以后，他们无法可想了，就决定拦住京沪线的快车，这样可以把事情闹大，让中央出来表态。当时他们拦阻的快车上还有外宾，交通中断以后，果然震动了 全国，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张春桥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期间，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张春桥在文 化广场后台化装室内，和潘国平、徐美英等工总司成员以及一些红卫兵代表谈话，潘国平等说了一通以后，张春桥讲：原来在北京听到上海市委汇报安亭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中央文革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伯达执笔写了一份电报；他自己赶到安亭以后，听了工人们的发言，觉得上海市委是有责任的。至于有人现在对电报里的一些措词有意见，那是因为起草时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张说他是同情工人 并站在工人一边的。

潘国平一听张春桥这样讲，就说要求张春桥签字同意由市委发一个文件，承认 工总司，承认到安亭去是革命行动，一切要由市委负责等。张春桥这时根本不和当时在市委主持工作的曹荻秋同志等联系、商量，就向潘国平等表示可以。潘国平看到张春桥点头了，再和在场的几个红卫兵商量，由其中的一个起草了５条，张春桥当场签了字。随后，潘国平等把张春桥簇拥到文化广场台上，当众宣布张春桥已经签字同意５条，聚集在场内的造反队纷纷向张春桥欢呼鼓掌，张春桥又在掌声中发 表讲话。

以上活动，我都在场目睹的。

◇　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做法：

据档案，姚文元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被讯问时说：

“安亭事件”是张春桥处理的，他走了后，我留在北京，在毛主席那里讨论过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事。是在游泳池或一·八，毛主席开会就是这两个地方。当时我在电话里听到张春桥汇报的主要问题是签字问题：要承认造反派是合法的。在会上毛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事实，然后才有这个组织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当时是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的电话。毛主席说了后，陈伯达给张春桥打电话，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了张春桥，陈伯达讲完，我 也说过几句，就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是个核心问题。

“安亭事件”处理完后，张春桥回到北京，在毛主席主持的会上，详细汇报了 “安亭事件”的经过。

◇　张春桥的自供状

张春桥多次洋洋得意地讲到“安亭事件”。这里且举出一次。据浙江大学红卫兵联合编辑部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上海“工总司”部份工人时说：“到文化广场我明确表示了我的意见。 ……我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说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５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５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完全是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 正确的，”

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的阴险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拙作《对上海“ 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收入张化、苏采青主编的《回首“文革”》下册）（见 本刊ｚｋ０２０５ｂ——编者）中有所分析，敬请参看。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２年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