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恨 狠狠爱 狠狠射:陈远：历史语境下的梁漱溟与冯友兰

陈远：历史语境下的梁漱溟与冯友兰时间:2010-08-28 09:47 作者:陈远点击:38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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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接到刘老一个电话，邀请我到三味书屋讲座，说实话，接到电话后诚惶诚恐的，我早就知道三味书屋是京城讲座的重镇，我今天一来，果然如此，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很多的前辈学者都在这里做过精彩的演讲，我觉得能够三味书屋和大家一起交流，能和那么多的前辈学者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对我来说是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一个人，但算是有一点做研究的能力，这些年也做过一些题目受到一些前辈的鼓励，每当做一个的时候，就有一些前辈鼓励我，还做得不错，接着做下去。
　　我今天讲的是“回到历史情境谈梁漱溟和冯友兰”。我先说一个流传比较广的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冯先生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在家中设宴，也请了梁漱溟先生，但是梁漱溟先生没有去。梁先生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北大旧人只剩我们二人，按理说我应该去，但是你谄媚江青，我不去了。这封信流传非常广。而且这封信没有上款。没有上款意味着我不愿称呼你。按理说他俩是老朋友，多少年的交情。如果我们给同学写信，我们会说某某同学，或者他们旧时的文人会说“芝生兄”，尊重一点会说“芝生先生”，但梁先生给冯先生这封信呢没有上款，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愿与你为伍。这个故事流传非常广，意味深长。它折射出来的是学术界和世人对这两位先生的认知。我们大家都知道，梁先生耿直，有骨气，骨头硬，敢于顶撞毛泽东；冯先生好像比较软弱，底气也没有那么足，骨头也没有那么硬。这个故事我问过宗璞老师，宗璞老师跟我讲，没有这回事。如果说宗璞老师是冯先生的女儿，为尊者讳的话，我同样问过梁漱溟先生的二儿子梁培恕先生，他也不大清楚这件事。这件事情的出处我就不讲了，可能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我们现在不好判定，但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对梁先生和冯先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先来讲冯先生。我的题目之所以是回到历史的情境，是因为如果不回到历史的情境，站在现在的立场上看前人的历史，很容易做出比较轻率的、简单粗暴的判断，说冯友兰你怎么这样，看来梁漱溟多了不起。但我们回到历史情境看的时候，可能历史不是这么简单。中国人喜欢盖棺定论的，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他死了会有个定论。但这件事放在冯先生身上比较困难，因为冯先生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死后的是非也一直延绵不绝。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因为冯先生他苦难而传奇的一生，以及在一些事件中做出的反应，在一些学人看来，尤其是跟冯先生同时期的，后来去了香港的新儒家看来，是非常的骨气的表现，比如牟宗三先生就非常看不上冯友兰，说起来用词很不堪。最近的例子是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里面也涉及到对冯先生的评价，说冯先生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一向给蒋介石捧场。何先生认为，一个学者这样做不单没有必要，简直跌份儿。另一个层面，因为冯先生的学术贡献，他的学术贡献实在太高了，在49年以前，外国人了解中国哲学，基本上是通过冯友兰，在外国人眼中，中国哲学同冯友兰是划等号的，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冯先生的地位就是这么高，而且在中国的哲学界，能够像冯先生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的也是少之又少。同时代的贺麟、金岳霖都是不能和冯先生相比的。冯先生是一个圆满的学术体系。对于冯先生的评价，有一个比较中肯的看法，是冯先生的女婿蔡仲德先生，将冯先生的一生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建立自我，第二期是失落自我，第三期是回归自我。他认为冯友兰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缩影，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有典型意义。我们再说冯先生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对冯先生的指责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冯先生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冯先生在文革，尤其是批林批孔，他跟形势跟的比较紧，表态表的比较急。请想想，你这么大的知识分子，肯定有无数双眼镜看着你，你怎么不能表现的有气节，你看看梁漱溟先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那是多么大的担当，多么大的气魄，你与梁漱溟是同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呀，这么多人看着你，你表现的唯唯诺诺，自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后来人，如果不了解情况，会觉得他很软弱。我也听老人讲，文革结束以后，梁效的比较重头的四个人，每人收到一个纸条，每个纸条是四个字，冯友兰收到的是“谄媚江青”。所以一开始我讲的那个故事也是有原因的，梁漱溟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说他“谄媚江青”。
　　如果比较一下，就能比较出他与梁漱溟的不同。梁漱溟在1949年以前是个非常著名的民主人士，长期担任民盟的秘书长，在国共两党之间奔波，而且那时候民盟为共产党做过很多事情，他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也比较好，两个人谈哲学是棋逢对手的。进入49年以后，这两个人在起跑线上就不一样。冯先生输就输在起跑线上。49年以前，冯先生跟国民党政权走的比较近。蒋介石上庐山，也是请教冯先生，冯先生赶紧上前走两步，握住蒋介石的手，蒋说，你的著作我看了，怎么怎么好呀。完全是一种迎合之势。到了49年10月之后，冯友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今后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治理哲学，重新写。冯友兰有副对联概括自己的一生，“三史释今古” 。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是两卷本，奠定了他的哲学史地位的。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编差点没出来，第六编很顺利，第七编出了很多年，就是他回归自我的这一段。他给毛写了一封信，毛很快就回了一封信，说，我们欢迎你们这一类的人进步，但是还是以态度老实为好。“老实”两个字让冯友兰两三个月坐立不安。他想，我怎么不老实了？我很老实呀。后来他就自我安慰，因为冯先生是河南人，“老实”在河南话里还有层意思就是诚实，他认为很诚实的，经过自我安慰他心里踏实了一点。后来到了文革批林批孔的时候，大家要表态，别人可以不表态，其实是有不表态的自由的，但是像冯友兰这样级别的大知识分子是没有不表态的自由的，因为他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对这种政治运动的推进，当权者需要这样大的知识分子来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表率。梁漱溟先生呢，也是这样重量级的知识分子，但他是在政协，政协这个地方你开会去一去，点个名就可以了。而冯先生、周一良等就如梁效的大学者都是没有不表态的自由的，而且客观地讲，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是有不表态的自由的，但是那个时代有许多年轻人想着办法竭尽全力地去表态，因为没有办法，那个社会出头的办法只有一种，我想出头的话，就要迎合这种方式。比方说，我们的余秋雨大师，他那时候就可以不表态的，他有他的历史背景，像他那个年龄的年轻人是有保持沉默的自由的，但冯先生没有。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可能会说，你那时候怎么怎么样。批林批孔过去以后，今天我们看，梁先生和冯先生已经成为古人，留给这两个古人的是两份不同的财产，是后人的评价。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一直留心冯先生在文革中反右中有没有揭发别人、批判别人或者陷害别人的资料，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材料。那个时代，有很多儿子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兄弟反目，父子阋墙，冯先生没有。反倒是后来事件过去后有些指责冯先生的年轻人在当年的表现反倒不如冯先生。这不是我为冯先生辩护，我看到的材料就是这样。有很多做近代史的朋友与我争论，对冯先生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他就是没骨气，你这样讲，是不是跟他的后人有接触，有感情。我不存在感情因素，我看到的材料就是这样的，思考的结果是这样的，不存在为谁辩护的因素。而且我认为冯先生的表现不损害他的形象。我为他分辩，也不提升他的形象。河南人本身性格有软弱的一面。地域对性格也会有影响。49年冯先生没有走，他本是可以走的。他们那一代人爱国的观念很具体，就是爱这一片土地。不像后来，余英时先生说，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爱国。但对于冯先生那一代人，他是同这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陈寅恪先生，他不愿意去香港，那是殖民地，他也不愿意去美国，后来在广东度过余生。很多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他留下的结果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他自己没有预料到的。
　　梁先生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我受蔡仲德划分冯友兰的人生阶段的启发，我把梁先生的一生也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跟他的三个人生横切面联系在一起的。梁漱溟有三个人生横断面比较精彩。第一个是他1916年23岁，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被蔡元培看到，请他到北大教书。在此之前，他考北大没考上。蔡元培发出邀请以后，梁漱溟说我考北大没考上，怎么能到北大教书呢，蔡元培说，我看你行，你就来吧，做不了学生就当老师。梁漱溟也不好推辞，就去了。这件事经常被后来的学子引用，说明当时的大学多么自由。但是我自己有点体会，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蔡先生本身有这个气魄固然是一个因素，另一方面，梁漱溟先生的舅舅张耀曾是民国司法部长，与蔡元培是民国初期的同僚。第二个横断面是46年国共和谈期间，梁漱溟从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敦促他继续和谈。他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时候，国军已经攻占了张家口，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各大报刊登在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这句话成为民国史上最有名的话语之一。第三个横断面是1953年的政协会议，在会议上梁漱溟发言，现在的工人和农民是九天九地，过去农民和共产党是亲如一家人，现在不是了，这话让毛泽东非常不高兴，当场争执起来。梁漱溟向毛要雅量，如果有，我将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没有，您将失去我对您的尊重。当着很多人将了毛泽东一军。毛说，我不给你这个雅量。结果，梁先生就被赶下台，从此靠边站。他也不说话了，很自觉。但在他不说话之前，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后来很多人评价梁先生是一代直声，就是因为这一点。
　　这三个横断面实际上代表了梁先生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梁先生31岁之前，1924年的时候。除去成长期，从1917年开始是著名的大学教授，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个阶段是从32到60岁，是从25年到53年，在这一段中梁漱溟辞去了教职，致力于乡村建设，这一阶段梁漱溟可是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基本上与知识分子的生涯无关。第三阶段是靠边站，九天九地之后，开始写作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人生与人心》，是复归于知识分子的生涯。过去说到梁漱溟，一方面是九天九地，自然地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非常的荒诞；另一种说法把梁先生说成是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好像都集中在梁先生一人的身上了。我是非常佩服梁先生的骨气的，但我有一点自己的思考，跟大家一起探讨。梁先生有没有骨气?有。但回到我刚才划分的那三个阶段，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我有自己的看法。按照当下最流行的看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应该有担当。这种看法我是部分认同的。我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和构建知识的人，这是从狭义上讲的知识分子，他可以不担当社会道义。人们有时候让知识分子承载的东西太多，其实做一个单纯的哲学家并不比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贡献差到哪里去。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就不是知识分子。关于这一段，梁先生晚年有自己的说法，他在晚年获得了很多称号，比如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等，他始终对这些称号敬而远之的。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类的，有问题类的，他自己恰恰是问题类的。他对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表述其实是不自觉的，但他对自己是问题类的知识分子的表述是非常自觉的自我定位，很清晰。这时候这种定位是他晚年复归于知识分子生涯的定位。如果是在当年他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的时候，他会不会这么想？如果当年他对着毛泽东做九天九地的狮子吼的时候，他会不会这么想？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去问梁先生了。可以打个问号，可以商量。最起码我觉得单纯的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囊括梁先生，否则的话他不必要辞去北大的教职。我讲一点题外话，很多知识分子被我们推崇为有骨气，有气节，比如说王闿运、章太炎，但他们都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因为王闿运是晚清重臣，他见了袁世凯都可以叫“慰亭世侄”，袁世凯也只能嘻嘻哈哈地过去了。章太炎也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见了也要忌惮三分。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安然无事。谢泳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我称之为“谢泳之问”。他说，很多现在的大学，恰恰是在许多传统的士子手中完成的，，比方说蔡元培、唐文治。蔡元培我们都熟悉，老牌的革命党，在南北和谈的时候，北上迎接袁世凯的使团之一，就像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去当一个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那还不是牛刀小试嘛，哪个人不给点面子。我觉得蔡先生办北大，跟他的人有关系，跟他的资历也有关系。换个人，有他的资历，没他的气魄办不成；有这样的气魄，没这样的资历，大刀阔斧地改革，能改的了吗？唐文治大家可能陌生一点，他的资历跟蔡先生差不多。我为什么把这个话题引开呢，就是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我们说这些人有气节的时候，喜欢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跟他当下的环境都有关系。如果说这些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光荣，我自己是不敢分享这份光荣的。我也是知识分子呀，你看，我们知识分子有这些人，多么有骨气，我可能做不了。对于梁先生之所以有骨气，是因为他有底气。其实我讲冯先生的时候，就把两位先生做了一个对比。在梁先生这个事情上，我们也可以跟与梁先生同一时期的人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毛泽东跟梁漱溟这两个人既是朋友，也是冤家。两个人第一次会面是在1918年，那时候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梁漱溟是著名的大学教授。那时候梁漱溟经常去杨怀中家里，毛泽东也经常在杨怀中家里。每次去都是毛泽东给开门，毛泽东对梁漱溟印象深刻，但是梁漱溟对毛几乎没有印象。38年的时候，梁漱溟去延安，毛泽东一见梁漱溟，就说，梁先生，我们很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您经常去杨先生家里，每次都是我给开门。他倆见面以后，从傍晚聊到了凌晨，第二天又是聊了一个通宵，交换彼此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是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底气很足，面对当年的大学教授，谈起来也是头头是道。而且这一次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也很好。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一个不相让的争论，但是却让你心情舒展，如老友交谈。然后是梁漱溟参与创建民盟。46年的时候，他经常在国共两党之间奔走，跟毛泽东建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到了50年，梁漱溟经常应邀到中南海毛泽东家里去做客。有一次是林伯渠作陪，毛邀请梁漱溟进入新政府，被梁漱溟拒绝了，梁漱溟觉得还是在政府之外多做一些事情。据林伯渠观察，毛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但是没有明说，没有形成僵局。后来毛泽东在吃饭的时候，邀请梁漱溟到河南、山东去考察。那个时候毛基本上就不大能听到下面的比较真实的东西，他也希望能有一个能讲真话的人到基层走一走。对这个要求，梁漱溟很痛快地答应了。回来之后，他们又有一个很长的谈话。49年之后，能够跟毛经常彻夜长谈的只有梁漱溟一个人，而且频率非常高，基本上一个月有一次，或两个月一次，一聊就是通宵达旦。一方面是交换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与毛喜欢谈哲学也有关系。毛谈哲学后来就找不到对手，只有梁漱溟棋逢对手，可以跟他谈一谈。就像下棋一样，要找一个跟我水平相当的。如果你下的非常差，高手跟低手没法过招。就是因为有前面的交情，到了53年起冲突的时候，梁漱溟才没有意识到他抵触的是一个国家领袖，他可能还是觉得哥们儿吵架翻脸了，我跟你杠几句又怎么样。而毛当时也确实不像一个国家领袖该说的话，那个话甚至可以说有些下流，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动用了国家领袖的权力。这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性格。但是在毛死了以后，有人去找梁漱溟先生，满以为梁漱溟会对毛大家谴责，但是梁漱溟说了一句，“我很难过”。这就是梁漱溟先生高贵的地方，他始终是如一的，他对毛是有尊重的。
　　梁漱溟九天九地这个事件，最令我想起的人是张申府。张申府从性格上来说，与梁漱溟有相似之处；从际遇上来说，早期也有相同之处，不同的是晚年，有很大的不一样。早年两个人都是北大的教授。张申府就是张岱年的哥哥，原来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正好管图书管理员。当年在北大的时候，毛作为图书管理员要登记图书，写字经常龙飞凤舞，别人认不得，现在可能我们都认出来，但当时张申府不认得，不认得毛就要重新写，抄一遍还不认得，就再抄一遍，这件事多少有点令毛泽东不舒服。有人认为张申府后来的际遇与他46年写过一篇“呼吁和平”有关系，国共两党局势很明显的时候，张申府呼吁停止内战。但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这件事，因为当时写这样的文章的人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且也不只是张申府写过，在49年初局势更加明朗的情况下，梁漱溟还写过“敬告共产党”，梁漱溟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特殊的“照顾”。但是反过头来看张申府，张申府的女儿对我讲过，张申府一度是没有工作的，生活条件也非常差，住的房子也很差。那时候还有一个人能跟毛说得上话，就是早年曾经帮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文革中唯一能出竖排版的书的人就是章士钊，他的《柳文指要》。他对毛讲，主席，您看，申府也是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是否给安排一下？当时毛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哪敢安排他呀。这话一说，章士钊的话就说不下去了，也没有人敢安排他的工作。还是周恩来暗暗地给张申府一些帮助，才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但是一直到后来，张申府的境遇都一直还很难熬，甚至到文革结束之后，境遇也不是特别好。大家对这个人几乎是淡忘了，说到张岱年大家都比较熟悉，说到张申府大家就比较陌生。在一般的党史里，建党人是陈独秀跟李大钊，实际上是三个人，还有张申府。后来也不大提这个人。从毛泽东给章士钊的答复上我们可以推断，毛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张申府与毛的关系可能不太融洽，这种不太融洽就影响到他后来的境遇。我们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在跟斯诺谈的时候也说，那些大知识分子到图书馆看书，我迎上去给他们开门，但他们对我理都不理。他早年的经历对毛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心结一直解不开。对比一下张申府，张申府说他自己的性格就是宁折不弯的，早期创建共产党，到后来退党，性格也很刚烈，他跟梁漱溟的可比性很强。这是性格相似，早年机遇相似，晚年际遇不同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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