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boss请节制:“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

“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

·史会来·刘　晓·

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是一件吃力但很有意义的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非常时期，与社会政治经济动乱相对应的是各种理论和思潮的频繁更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发动和指导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观点已得到很多的研究，而某些在这场内乱中一度颇有影响的思潮，尚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出现及其泛滥，曾给社会罩上了一层偏激和混乱的色彩。对它的兴衰进行评述，将有助于对文革的研究。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的出现表明“血统论”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弥漫。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号召的。当“血统论”这一明显带有封建传统的，将政治的不平等绝对化永久化的思想意识，以维护革命的面目出现时，立即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看法，产生了意见分歧，贴出上述对联的北航附中，很快形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８月１日，这副对联贴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主要高校，在学中普遍引起激烈辩论，并导致了明显的对立。青年学生在亢奋的造反情绪支配下，辨论通霄达旦。学生之间的争论以及日渐明显的分裂趋势，对当时斗争的大方向中的偏离，是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看到的，“血统论”的错误也不言自明，因此，８月２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明确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全面”的，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是，陈伯达的表态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当日下午，狂热的对联支持者、北航附中近千名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血统论”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宣扬。受此影响，一些青年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校，掀起了组织“贫协”的风潮。北京一些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外地陆续到京串联学习的学生也将“血统论”在更大范围扩散开来。

在毛泽东支持青年学生造反的形势下，那些家庭出身好，有着优越政治背景条件的学生，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血统论”恰恰迎合了他们的狭隘思想的要求和偏激的革命情绪，成为青年学生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思想意识。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中央文革继陈伯达之后，试图对“血统论”加以阻止。８月４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第二天，周恩来也在清华大学表态时说，组织所谓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有关方面的表态，使对“血统论”持异议的的学生受到鼓舞，但未能制止部份学生对“血统论”的拥护和接受，争论进一步展开。

８月６日，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辩论会。支持“血统论”的红卫兵占据讲台，将“血统论”充份地加以发挥。经过天桥辩论，“血统论”冲击到社会，加之狂飚时期社会深刻变动的影响，社会时尚一时也随之有所改变。褪色的旧军装、宽大的军用皮带流行起来，成为青年学生羡慕和追求的装束。高挽袖口、革命式的生硬口气成为革命的风范。这些构成了“血统论”弥漫于社会的文化象征。

社会意识的流行，还必须借助于理论的翅膀。８月１２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就是在理论上鼓吹“血统论”的“力作”。大字报论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接着，８月２０日谭力夫又在北京工业大学辨论工作组和阶级路线时作了讲话。讲话内容宠杂，仍刻意宣扬了“血统论”，主张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谭力夫的思想观点，很快风靡了北京，也流传到外地。“血统论”助长了一批青年学生造反的锐气，赋予了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斗批改，充当革命先锋的责任感。正如清华附中的红卫兵８月２７日在一份通告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以红五类子弟为核心和主体的‘红卫兵’、‘红旗兵’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工农子弟立场最坚定，阶级感情最鲜明，最朴实。革干子弟政治嗅觉敏锐，闯劲儿最足。”广大青少年被作为革命主力而发动，成为加剧文革初期社会动荡混乱的一个突出的因素。在“血统论”冲击下，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制，被斥之为“狗崽子”，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语录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权利。在社会上，有些地区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区分成份高低。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据统计，１９６６年８、９月间，仅北京市就打死１０００多人。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致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３２５人，其中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出生３８天，２２户人家死绝。“血统论”在全国导引了多少人间的闹剧和悲剧！

“血统论”有号召和动员部份青年学生起来造反，适合文革发动的作用，然而它在理论上的粗陋和荒谬又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它的散播不仅导致学生之间的公开分岐和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文革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这些人显然是不能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也不可能认可这种观点。当“血统论”的思想意识肆虐之际，中央文革进一步加以制止。１０月１６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感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

陈伯达反对联动对“血统论”的分析批判，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是他未能也不可能揭示了“血统论”作为封建意识的沉渣重新泛起的现实原因，他反对“血统论”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保证文革既定目标不受干扰，顺利实现。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压力下，受“血统论”影响的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弹。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１２月５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章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乱。１２月２６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部份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委员会名义发布通告。通告指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１．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２．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３．坚决地肃清中央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４．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５．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１９６０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这里，我们并不需要对联动的所有主张作出评述，从所录的内容来看，它至少表明联动已对文革的发动者、文革的指导路线和文革的打击对象产生了严重不满，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表示了怀疑。显然，在“血统论”思想意识引导下的这批偏激的青年学生，已经走到了同当时党的领导、同党的路线明显对立的地步。如果说“血统论”起初还只是一种应当批判否定定的社会思潮，那么，联动的出现则把它转变成了给文革发展造成威胁的实际政治行动，其命运必然不会美妙。

联动成为中央文革决意打击取缔的对象。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２月３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样，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宣判了联动的死刑。与此同时，随着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和夺权斗争的开始，也在事实上无情地宣告了“血统论”的彻底破产。这种曾一度活跃在部份青年学生之中的思想意识很快淹没在新的理论喧嚣之中。它使一批“根红苗正”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血统论”的兴衰是暂短的，对于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它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文革的波澜起伏，对社会的震荡和破坏太大太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在于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思想意识，在当时也未能取得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它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显露一时，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历史上的事件，很少象十年文革这样为手段和目标之间如此严重的不协调所折磨，为动机和结果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所毁坏。这场革命以大破四旧为号召，以改变人民的思想使之革命化为重要目标，却导致“血统论”的复归和其他封建意识的盛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传统既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糟粕。文革中出现的“血统论”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是在革命的名号下出现和泛滥的中国封建传统的沉渣，是宗佻继承、家族制、世袭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气候适宜时的浮现。“血统论”是将政治的不平等永久化的意识，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格格不入。

“血统论”的泛起，除历史上封建传统的影响而外，主要的则在于它有着阶级斗争渗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有着长期以来阶级路线重视“有成份论”的基础。建国以后，阶级观点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视以家庭成份、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出身于革干、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少年，被视为“根红苗正”的依靠对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在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人，即使个人思想政治表现再好，也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就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诸如上学、就业、婚姻、参军、入党、提乾等问题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份人的优越感和另一个部份人处于受歧视和被压抑的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使以血统延续而划分的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这就很容易使青少年萌生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观念。家庭出身好的人发生“自来红”心态，那些出身于高、中级干部家庭、军队干部家庭的子女，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成长途径，更容易滋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自认为是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而可靠的接班人，从而轻视、排斥甚至打击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思想意识，之所以在文革期间能够迅速漫延，一时成为有影响的风潮，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目标和它发动的特殊方式。十六条指出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宽泛而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以及它将矛头指向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推翻现有一切秩序的凶猛来势，使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暗然失色了。党和人民很难理解和把握，只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充份信赖和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努力去紧跟这个大方向。面对这场难以预测的政治大风暴，人们往往表现的保守而犹豫不前，就是那些阅历丰富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也感到茫然无措，这就很自然的把那些年少气盛、从未经历过政治风雨的革命后代推到了前台，客观形势赋予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充当革命先锋的有利时机。他们斩露头角的前提是原本拥有的优越的政治背景和自然条件，于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古老而陌生的观念，便成了最能体现他们的偏激之情，又自认为最为革命的钟爱之物。文化大革命是通过自下而上，抛开现有的各级组织，用“大民主”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辟道路的。这种特殊的方式否认除毛泽东及其思想而外的任何权威。但是，在这批“革命小将”的眼里作为他们根基的那个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却丝毫不能动摇。谭力夫当年在宣扬“血统论”的时候，斥责那些狂热揪斗党的领导干部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联动的通告也声言要“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正是表现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应当说，文革期间的“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血统论”的信奉者敢于表达不赞同文革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干部的看法，并非是他们从根本上觉悟到文革的错误，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左”的环境熏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映。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时候，政治秩序一般是稳定的，“血统论”意识往往为既定的现实差别所遮掩，似乎并不需要人们在观念上给予格外的强调。只有当社会激烈变动的非常时期，它才会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不管社会究竟给予多少认可。

“血统论”不存丝毫的理论上的正确性，它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伴生物而泛起，初期曾迎合了文革发动者实行“造反”的一定需要。然而，当它成为实现文革既定目标的障碍时，必定要遭受被打击的命运。应当指出，就是在“血统论”风行之时，尚未对文革造成威胁之际，也并非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毕竟它的封建印记太明显，人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有了相当的识别能力。加之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特权和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已为广大群众包括青年在内的群众所不满，他们对“血统论”的反感和抵制便成为使之迅速衰败的重要社会原因。

□　来源：《龙江党史》１９９４／０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