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干鲁2015最新版:沈如槐：史实与断语

史实与断语

　　十年来，唐少杰先生发表了许多关于清华文革的著作和文章，如《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二十一世纪》９５年８月号）、《１９６８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红卫兵运动的丧钟：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二十一世纪》９５年１０月号）、《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１日《南方周末》）等。唐少杰先生为研究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问题。我作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和一派群众组织四一四的负责人，特作此文，与唐少杰先生商榷。

一、史实失真

　　１、１９６６年７月底至１１月，清华大学处于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由“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和“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主席团”先后出掌学校局势，但这些被称为“三临”的清华红卫兵机构并没有得到广大学生的一致承认和拥护。（《一叶知秋》第６页）

　　清华大学的“三临”是指：

　　“临筹”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７月底工作组撤出清华之前，根据中央指示，工作组组长叶林提议，各系文革主任联席会议作为“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筹委会”。

　　“临总”即“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８月１９日，清华大学红卫兵成立，其领导机构称为“临时总部”。

　　“临主”即“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９月１６日，“临筹”主持召开校文革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由各系选举代表组成的“清华大学校文革临时主席团”。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校文革”临时主席团，不是“红卫兵”临时主席团。

　　严格说来，“临总”是“清华红卫兵机构”，而“临筹”与“临主”不能称为“清华红卫兵机构”。“临筹”产生于７月底，早于“自控系红卫兵”（８月４日），更早于“清华大学红卫兵”（８月１９日），它是根据《十六条》产生的文化革命领导机构，具有“官方”色彩。“临主”是“临筹”的继续，同样具有“官方”色彩。虽然“三临”的领导人都是以刘涛为首的同一批人，但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

　　２、１０月９日，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八八红卫兵三个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一叶知秋》第３６页）

　　１２月１９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红卫兵”等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叶知秋》第１１８页）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是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上午，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在清华大学有“八八红卫兵”的说法，那是对“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６６年８月份，清华大学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八八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八红卫兵”；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这是“八九派”成立的红卫兵，人们把它称为“八九红卫兵”。“八八红卫兵”后来分裂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１２月１９日的联合，就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两个总部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的联合。

　　３、随着兵团成立后各纵队势力的发展，由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纵队）与另外三大纵队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对文革的理解、形势评估、工作方法、权力分配、干部政策、对文革前的清华评价方面，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干部政策。

　　……下令解散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

　　大多数干部自然纷纷转入在兵团内与井冈山纵队形成问鼎之势的相对温和的纵队之中。（《一叶知秋》第７、８、９页）

　　清华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是“２８团”和“３１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后来形成了纵队派。此时已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井冈山红卫兵”，也没有井冈山红卫兵纵队和“非”井冈山红卫兵纵队的区别。

　　在团派和纵队派论战期间，即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两派的分歧“最重要、最直接”的并不是干部政策，而是“五个正确对待”，即以蒯大富为首的兵团总部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能不能正确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战友、能不能正确对待运动初期受蒙蔽的群众、能不能正确对待广大的干部和教师。问题的实质是：象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和他的红卫兵政权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符合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根本目标。只是到了３月３１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之后，两派论战的焦点才集中到干部问题上。

　　４、５月１２日和２１日，谢富治来清华促使两派达成联合的四项协定，确定了扩大为２２人的革委会筹备小组名单。（《一叶知秋》第９页）

　　谢富治两次亲临清华，主持两派的调解，并达成了两派联合的协定。（《一叶知秋》第１２３页）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责人。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１日下午，谢富治并没有亲临清华大学，而是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两派协商并签署了四项协议。

　　５、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单位共有１２个部队（称０１至１２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派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三七战团，还有一个以干部为主的干部辩论团。（《一叶知秋》第１５６页）

　　四一四的基层组织，无论是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还是后来的四一四总部，从来就没有以“部队”或“支队”命名过。四一四的基层组织大多数没有名称，只有个别单位自称为四一四某某支部或某某支队。

　　支撑四一四总部的柱石是四一四分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四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２００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三七战团不是以教工为主，而是以学生为主。

　　四一四串联会成立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干部辩论团，但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性组织，而是为和团派就１５０名干部的《公开信》进行辩论而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１９６７年５月５日两派进行过一次辩论之后，干部辩论团就不复存在了。

　　６、１９６８年初春，当时文革已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团派某一战斗小组贴出了“清华一切党权归团派”的大标语。团派还下令清华党员到团派总部登记。（《一叶知秋》第１７２页）

　　１９６８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而是处于“大联合、三结合”的阶段。就全国来说，截止１９６８年２月底，只有１５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就北京高校来说，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才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学习，要求我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当时我没听说过团派下令清华党员到兵团总部登记之事。

　　“整党建党”是１９６９年的事情。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片红。”这就为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创造了基本条件。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才发展到了“整党建党”阶段。

　　至于所谓“党员登记”，那又是１９６７年初春的事。当时确有战斗小组贴出过《论清华党权必须归井冈山》的大字报，广播台也广播过总部委员刘泉的《党员登记倡议书》和《党员登记条例》。那个时候井冈山兵团还没有彻底分裂，没有什么“团派总部”之说。

　　７、（４月２３日）清晨，四派占领旧电机馆、动农馆、土建馆、汽车楼。（《一叶知秋》第１４页）

　　（５月１日）团派攻占材力馆，次日又攻占土建馆。（《一叶知秋》第１６页）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４１４只占领了旧电机馆，没有占领土建馆、汽车楼。

　　动农馆和科学馆一样，早就被４１４“占用”。因为动农馆是原４１４总部机关所在地，团派的人从来就不到那里去。

　　汽车楼是５月１４日晚上７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整个百日武斗期间４１４从未占领过土建馆，团派攻占土建馆从何说起？

　　８、５月１７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９００３大楼，旨在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四派攻打该大楼，未成功。（《一叶知秋》第１８页）

　　４１４绝没有攻打过９００３大楼。

　　９００３大楼是精密仪器系的系馆，位于中央主楼的西南，离主楼较远，离东门也不近。在使用长矛、砖头的所谓“冷兵器”阶段，９００３大楼并不能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即使到了使用枪炮的“热兵器”阶段，９００３大楼也不能控制四派通往校外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经东门而从东主楼跨过围墙的缺口到校外。

　　５月份，我们在研究建立４１４武斗根据地的方案时，曾有人提出占领９００３大楼。但精密仪器系的４１４负责人说，９００３大楼里有大批的精密仪器，还有全国高校唯一的恒温实验室，如果因为我们占领而遭到损坏，我们负不起责任。于是我们决定放弃占领９００３大楼，任由团派占领。由此可见，４１４断无攻打９００３大楼的理由。

　　９、５月３０日。３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２００多人队伍轮番进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４时３０分许，主楼区的四派１００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相遇。

　　５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６０余人冲锋增援。

　　９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１３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一叶知秋》第１９——２０页）

　　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０日，既然团派３点多钟就开始轮番进攻，为什么直到９点钟才从北、西两边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进攻？这中间５个多小时他们在干什么？团派又是如何“轮番进攻”的？

　　事实是，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楼。因为４１４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这是常识。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所谓“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不符合事实。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我们确信他们攻不下东区浴室，因此并没有马上采取救援行动，而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实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所谓“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也不符合事实。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我们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我们担心在主楼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８时左右。

　　开始与团派交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出动土坦克。后来因为伤亡太大，连总指挥都受重伤离开战场了，我们才出动土坦克。土坦克的指挥员告诉我，出动土坦克时间最早也在１０时以后。

　　所谓“４时３０分许，主楼区的四派１００多人去东区浴室增援”，“５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６０余人冲锋增援”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最后东区浴室的守军投降了，但不是因为大火，也不是因为劝降，而是因为一名４１４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代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４１４伤员送医院救治，４１４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１０、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２７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件”，不愿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员“陪行”，于１３时４０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为借口，迟迟于１６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但看到工宣队冒险把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９００３大楼的团派据点。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４１４真诚地欢迎工宣队，积极地配合工宣队。而唐少杰先生偏偏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实。

　　我所亲历的事实是：

　　第一，７月２７日上午９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我就主动指挥４１４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

　　第二，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我们已经命令４１４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当时确实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２、３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４１４人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第三，我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１０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队对此深感满意；

　　第四，工宣队进入４１４的所有据点，受到４１４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第五，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４１４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工宣队将４１４视为可靠的盟友。

　　４１４欢迎工宣队、配合工宣队，是真心的、自觉的。因为我们几个月来一直都在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制止清华武斗，现在工宣队来了，我们岂有不欢迎之理？

　　请听毛主席７月２８日是怎么说的吧：

　　“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做？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

　　“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

　　“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再请听谢富治８月２日是怎么说的吧：

　　“现在工人都说４１４好，团派不好。因为他们４１４没打工人，缴枪快，没抓工农宣传队的黑手。”

　　我之所以强调这些，是为了向人们说明：团派和４１４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那一天截然不同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所料”，出乎工宣队的组织者指挥者之所料，出乎中央文革之所料，特别是大大出乎毛主席他老人家之所料。正是这个“出人所料”才使得工宣队对清华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并在毛主席认为４１４是“右倾保守组织”的情况下，改变了毛主席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并最终促使毛主席抛弃蒯大富、抛弃五大领袖。这是解读清华文化革命７．２７之后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也是解读红卫兵运动终结的那段历史的关键之点。

　　二、断语无据

　　１、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中坚的群众组织——“四派”的成立和运行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瓦解”。（《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回首文革》第７９４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至少就清华而言，文革刚进行了十个月，由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为骨干的群众组织——四派的诞生，说明了清华干部队伍并没有真正“瓦解”。（《一叶知秋》第１４９页）

　　在《新华词典》中，“中坚”一词的解释是：古代军队中主帅所在、力量最强的部分，后泛指最坚强、并起主要作用的力量。“骨干”一词的解释是：比喻起支柱作用的人或事物。

　　毋庸置疑，人们应该高度评价清华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在４１４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把干部称为４１４的中坚或骨干力量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在４１４诞生之际，从秘密策划，到公开串联，从大造舆论，到建立组织，全部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所为，干部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在４１４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清华５００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４１４，但这只占４１４全部７０００人的百分之五。他们只有极少数代表进入了４１４的各级领导机构，但都不是主要负责人。学生，只有学生才是４１４的中坚或骨干力量。事实上，清华中、基层干部的大多数分布在各系、各单位，他们从来没有作为４１４中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力量单独存在。

　　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党政干部是依靠从党委到支部、从校部到教研组的各级党政机构发挥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政机构都已瘫痪，党政干部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都已不复存在。清华的干部队伍，上无统一的领导，下无可领导之人，作为一支队伍，应该说没有任何战斗力了。况且，在４１４成立的时候，这支队伍也分裂为两派。这样的干部队伍难道还不算“瓦解”了？

　　２、广大原中、基层干部不但自觉、主动地甚至义无反顾地站到了与团派对立的四派亦即保守的、温和的造反派一边，而且还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这类造反派。（《一叶知秋》第１４４页）

　　作为“文革”初期正宗群众组织的造反派当然不会认可昔日干部权威的再现，大多数干部转入与之对立的相对温和或保守的群众派别之中，并逐渐主导了“四派”的决策和运行。（《１９６８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前后》）

　　文化革命中清华大学原中、基层干部是怎样“逐渐地制约甚至支配了”四派的呢？唐少杰先生“仅举清华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的事例为证”。他说：

　　罗征启对于文革打击、迫害干部的一些做法深为不满。他站到了四派一边，很快成为四派干部队伍及干部参谋小组的一个关键人物。

　　罗征启为四派所保护和利用包括清华原校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许多干部，积极出谋划策，并对四派总部的若干工作制度提出过很多有效的建议。

　　尤为显著的是，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罗征启贴出了《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的大字报，讲出了许多原清华干部的心里话。（《一叶知秋》第１４４页）

　　多么苍白无力的例证！我们认为，“制约”、“支配”、“主导”这样的词汇应该与４１４的重大事件或行为联系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４１４的重大事件或行为呢？

　　我们认为，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成立，到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５日解散，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４１４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１）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２）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４１４的政治纲领。４１４为领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３）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４１４的理论旗帜。４１４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４）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即党和政权的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５）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６）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请问，清华的中、基层干部是怎样“制约”、“支配”４１４，并“主导”了４１４上述六件大事的“决策和运行”的呢？

　　文化大革命时代是群众运动的时代，是政治运作极其公开和透明的时代。清华大学的几个干部身居幕后，怎么能“制约”、“支配”并“主导”拥有７０００人的一派群众组织，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进行长期的斗争？而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一群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独立思考、决不盲从的热血青年，又怎么会任人摆布、甘当阿斗？

　　３、罗征启对四派的最大“贡献”是他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并且在讨论和修改《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时，给该文提供了许多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观点的论据。罗征启所整理出的四派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这些观点主要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二、“清华干部黑一点红一大片论”；三、“文化大革命翻船论”；四、“干部层层检查、人人过关就是犯罪论”；五、“文革对象为两小撮论”；六、“全国造反派分化为两大派论”；七、“两派斗争带来不同的思潮论”。（《一叶知秋》第１４５页）

　　罗征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比较系统、深刻地总结和归纳了”四派的观点以及四一四思潮，唐少杰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根据，我作为４１４的领导人也从不知晓。

　　我在拙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将４１４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１、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２、文化革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３、针对干部的“平黑论”；４、针对群众的“平保论”；５、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６、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７、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８、反对冲击军队；９、反对极“左”思潮；１０、“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我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

　　也许罗征启在文革中的确提出过许多观点，可惜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唐少杰先生“整理出的”七大观点。我认为，这“七大观点”并不等同于四一四思潮。这“七大观点”与四一四思潮比起来，既不系统、也不深刻，它与四一四思潮的主要内涵相距甚远，说它“对于整个四派乃至清华文革初期的影响至深至大”，恐怕有些离谱了。

　　在文革中，对４１４影响至深至大的只有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四一四思潮中的绝大多数观点都来自中央报刊和首长讲话。“红线主导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６７年２月２２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经过周总理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干部和党团员是执行这条路线的。十七年来，在各条战线上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就是铁的证明。”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全国的“红线主导论”。

　　６７年４月６日，周总理接见经委计委建委各派代表，在谈到清华问题时讲：“十几年来，主流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一串红线。毛主席路线是主导的。”

　　这是最早的、最权威的、针对清华的“红线主导论”。

　　四一四思潮不是某个人的发明创造，更不是某个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

　　四一四思潮是４１４群众在与团派长期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与极“左”思潮的反复斗争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四一四思潮是包括学生、干部和教职员工在内的广大４１４群众在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体创造。

　　４、在这次召见中（指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１９６７年４月至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

　　且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你们这五员大将，包括蒯大富，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这次没有找你们的对立面来，你们回去讲一讲，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和清华４１４就会对我有意见。”

　　“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清华４１４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

　　“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跨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

　　毛主席的这些“印象和评价”难道还不算“明确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中的任何一派”？

　　而根据７．２８讲话，我们又有理由推断：毛主席早就明确支持蒯大富，反对４１４。至少在张春桥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开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后，毛主席的态度就很明确了。只是缘于７．２７团派和四一四截然不同的表现，毛主席对蒯大富大失所望，这才忍痛割爱，走马换将，用工宣队代替五大领袖，亲自掌控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５、正是由于百日大武斗等全国著名的武斗事件所带来的文革形势在１９６８年最后五个月的变化，使毛泽东及其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着手部署在全国范围或者是在清华大学里批判“四一四思潮”。这说明了，毛泽东在口头上、在思想上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批评甚至否定文革的倾向，反对的是“四一四思潮”斥责和批判作为文革初期正统主力军的造反派，但是在行动中或实践中，毛泽东开始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了“四一四思潮”，甚至颇为令人惊异地实行的或应用的正是“四一四思潮”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一叶知秋》第２４３页）

　　对于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出种种推测。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已经严厉批判了四一四思潮，并将四一四思潮定性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何须旁人多说。

　　也许，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不过是清华园内小小反对派的思潮，对全国形势没有什么影响，不必为此大动干戈，留着做个反面教材算了。

　　也许，毛主席认为他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消弭造反派和工宣队之间血腥对峙的问题，此时此刻，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去批判四一四思潮是不合时宜的。

　　然而，毛主席没有部署批判四一四思潮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迫不得已地认可四一四思潮。

　　从逻辑推理上看，既然毛主席认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老人家就不可能“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我们再看看事实。

　　工宣队执掌清华大权以后，清华成为毛主席亲自抓的典型，他老人家用迟群代替蒯大富继续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迟群所总结的清华经验，经他老人家批示后流毒全国，不仅给清华也给全国的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尤为严重的是，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这个纪要否定了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两个估计”，一是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彻头彻尾的“黑线主导论”，与四一四思潮的“红线主导论”针锋相对，格格不入！

　　毛主席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贡献，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毛主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让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不愿意违心地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主席下决心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再次将邓小平打倒。

　　由此可见，毛主席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也绝对不会“在行动中或实践中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认可”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

　　唐少杰先生的著作中史实失真和断语无据的例子恕不一一列举。

　　平心而论，一个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人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只要他不存心歪曲史实，我们就不必求全责备。我们当事人坐在一起回忆历史事件时，也时而出现互相矛盾、张冠李戴的情况，我自己写的书也有不少错误，何况局外之人？

　　可是，唐少杰先生没有注意到自己著作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疏漏，却批评别人关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记述不是“通篇错误，不堪卒读”，就是“谬误多处，令人好笑”；不是“有一些时间、地点、事件、数字等方面的错误”，就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勉强有他看得上的，又与他的记述“在文字上如出一辙”。（《一叶知秋》第１４——１５页脚注）

　　唐少杰先生在清华工作，阅读了清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量文革资料，采访过许多文革当事人，为研究清华的文革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自以为已经“啃”下了清华文革这块“硬核”，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权威的口吻评论他人，这就有失学者风度了。唐少杰先生毕竟没有亲身参加过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并不复杂的历史，即使要捋清它的“皮毛”，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遑论“硬核”？而面对各执一词的两派小报，面对众说纷纭的采访笔录，乃至面对白纸黑字的档案资料，也还有许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要做啊。

    增刊　第五七五期（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