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银河不让提款:王保春 王文耀：陈伯达的第一次华北之行

陈伯达的第一次华北之行

·王保春·王文耀·

◇　出发前的请示

１９６７年的下半年，全国形势很乱，大部分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基本上是由当地的驻军支撑。中央号召各地两派联合，建立新的机构即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出于关心河北地区（属陈分管的地区）问题，他向毛主席请示，想去河北地区看看，促进他们的大联合。主席听了以后当时犹豫一下，对陈说：现在外边那么乱，是否一定要去呀？如果一定去，那时间不要太长。陈伯达回来对我们说：“主席是出于对我的安全考虑，其实没关系，我又是管华北地区的。”

１２月２２日，汪东兴就通知王保春和中央警卫局二处处长邬吉成到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伯达同志这次外出去河北，地方上情况复杂，你们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你（指邬）和王秘书商量解决。你再带上几个人去，你们统一指挥，随时与我联系。”这说明陈伯达向主席请示以后，主席是有所交代的。

陈伯达把他想去河北的请示也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考虑到河北省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李雪峰已被内定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就主持中央开会，决定李雪峰随陈伯达一起去河北地区先接触群众，进行工作。

１２月２５日，由康生通知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并听取汇报和部署陈伯达的行动路线和交通工具。

我们当时的工作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５日　（星期一）

下午２点到京西宾馆参加华北军队领导同志会议，听取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康生、吴法宪、杨成武、李雪峰、郑维山等。

原决定先去保定，后改变计划先去唐山。安排坐飞机去，同去的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

这时已是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底，出发前我们做了些安排准备工作。决定王保春随同陈伯达外出，王文耀在家看摊。至于其他随行人员，陈伯达让王保春通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史敬堂同志去，并请他再带一人同去。史敬堂告诉王保春说：李准同志年轻老实，人不错，让他去行不行？王保春说：行，就带他去吧。

◇　第一站唐山

１２月２５日晚上７点多钟，我们乘专机出发。同去的有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到达唐山后住在某军军部，听取了陈军长、廖政委的简短汇报以后，当天夜里就同当地驻军的全体领导人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座谈，并作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唐山两派斗得一塌糊涂，一派叫做路东派，一派叫做路西派。陈伯达听了汇报以后，向两派说：什么路东派、路西派，都是革命派，大家都要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陈伯达走到工人中间做工作。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讲话很多，就是一个主题，讲革命的大联合，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王保春让随去的史敬堂、李准同志认真记录，给他们的任务就是陈伯达每讲一次话，整理出一份记录稿。

陈伯达还到唐山矿区，下矿井，到生产第一线会见工人，做两派大联合的工作。还分别给两派开座谈会，让他们不要打派仗，要团结。

有一次，陈伯达正在开一个座谈会，有人反映说，某派有武斗的武器，就放在开会的这座楼里。顿时大家就紧张起来，在知情人的指领下，慌慌张张地跑去搜，还真搜出武器来了，驳壳枪和步枪都有，都是原来民兵的枪支。陈伯达让把这些武器都交给了军管会——当地驻军某军保管。

按原计划，２６日离开唐山，但是陈伯达对他自己在矿井上的讲话觉得有些不妥，总感到不安，怕引起副作用。因此，决定再停留一天，继续做两派的工作，分别找他们谈话。离开唐山前又将两派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促使他们革命大联合的大会。会上，由于陈伯达的福建话别人听不太懂，他怕群众听不懂而引起误会，就临时请随同去的邬吉成当口头翻译。陈在会上号召两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在场的人对他的这些讲话，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伯达在唐山停留了两天，促进了大联合，自己认为基本满意。于是，在２７日下午离开唐山去了保定。

我们当时的工作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星期二）

上午１０点接见唐派（三代会）和矿院派的双方代表，伯达、雪峰、维山先后讲了话。１２点去东山矿区，先到兵营吃午饭，下午接见支左部队和各矿造反派头头，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意见。下午４点下矿井（二矿），７点上来，８点接见了二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和少数派的人，参加接见的有某军陈军长、廖政委，伯达同志接见时讲了话。原计划接见之后就去保定，但因为伯达同志对自己在矿井上的讲话总感有些不安，怕引起什么副作用，临时决定停留一天，再接见一次双方代表，当天住在机场。

１２月２７日（星期三）

上午９点，吃过早饭到某军军部，再次接见双方的代表，“三代会”、工人基层组织。总的感觉是，老年人的工作好做，老太太看到造反派他们打解放军都非常气愤；而大学生的工作不好做。总之，基层的群众要求办学习班的多，要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多，要求搞大联合的多。伯达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伯达说：你们是多数，向对方做工作，第一不要性急，第二要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使群众站到你们一边，他们谁只要敢于下手，就等于自己打倒自己，这样就是你们自己胜利了。但是，也有可能你们自己内部分裂，你们现在在矿总面前团结起来了，但是如果矿总一倒你们怎么样呢？有人是极右的，但他是用极左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你们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考虑一下看对谁有利。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压人，我因为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只能提供一点情况供你们参考。凡事不能过急，大联合好，但是要创造条件，如果你们搞得好，对全国都会有影响的、有作用的，你们可以对家属做工作，不要到矿山去。

伯达在接见了“三代会”的代表之后，又接见二矿的双方，陈说：（摘抄）你们对我昨天的讲话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上纲高一点。老工人最反对武斗，反对分两大派。我看要提个口号叫做“向老工人学习”。保错了人是可能的，你们双方可能都有，对犯过错误的人，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一看二帮嘛！唐山煤矿对国家负有很大的责任，希望你们共同搞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出来。你们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你们可以去请教你们的父母亲。

接见过矿总的学生之后，又去查看了矿院的双方武斗现场。陈、李、郑三位分别讲了话。

……

一切以为妥当之后，下午４点１５分乘专机离开唐山到定县机场，然后转乘汽车，下午６点到达保定，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迎接，进驻三十八军军部。

◇　第二站保定

保定也是分成两派。由于支左部队分别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两派群众争执不下。陈伯达到了以后，上午听取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的汇报；下午听取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等的汇报。紧接着就去做群众的工作，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促进大家联合起来，不要打派仗，要团结。并且亲自去查看群众组织什么“敢死公社”、“飞虎队”在武斗时占据的现场，还走进工人宿舍进行说服教育工作。２８日下午出席了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召开的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他们大联合，支持部队的支左工作。

陈伯达在保定还去过好几个工厂，促使他们大联合。他到一个造纸厂，得知这个厂是专门生产高级铜版纸的，是供印制人民币和毛主席像用的。陈伯达就对职工说：你们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所以你们一定要保证质量，把生产促上去，这就是革命的具体体现。保定胶片厂分成两派，一派叫做“硬骨头”的被赶到厂外，不生产。他在职工大会上说不应该影响生产，提出“我们大家应该欢迎‘硬骨头’回厂参加生产”的口号。陈伯达还去了保定师范学校，接见全体师生，进行说服，促进他们大联合。

１２月２９日下午，陈伯达在河北省军区大院，接见了保定市各派组织的头头和军区支左干部，向他们讲了五条意见，中心意思是要团结，求同存异，促进大联合。

晚上又在三十八军军部大礼堂，接见了保定地区的２２个县的负责人和军队支左干部，同样号召他们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刚吃完早饭，准备离开保定时，只听见外边敲锣打鼓，口号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一看原来是保定市两派群众抬着大联合的牌子和报喜队伍拥向三十八军的驻地。陈伯达和军队的领导同志高兴地接见了他们，祝贺他们大联合。

◇　第三站石家庄

陈伯达匆匆由保定飞到了石家庄。石家庄较为平静，两派纷争没有那么激烈。陈伯达的心情比较愉快，提出要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去旧地重游。在某军军长徐信的陪同下坐车前往，路上几次下车访问农户，向他们问长问短。

从西柏坡回到石家庄以后，参观了几个大的工厂，分别接见各厂全体职工，并且作了热情的讲话，赞扬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好，应该向他们学习。紧接着，又去了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接见了全体师生员工，讲话中谈到教育革命问题，向他们提出“向工人阶级学习”等口号。

３１日下午，出席了石家庄市、地委，专区的革命委员会代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共同座谈、讨论如何搞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１２月３１日晚上，他们在市中心的“八一”大礼堂，组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联欢晚会，陈伯达出席了晚会并在会上作了热情的讲话，观看了群众的文艺演出。

第二天是１９６８年的元旦，天气晴朗，他们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有群众游行，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上午１０点半，陈伯达、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在石家庄市领导和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登上检阅台，观看群众游行。台上台下互相频频招手致意。游行庆祝活动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　第四站邯郸

１月１日中午，到邯郸。下午听取军分区和某炮兵师领导同志的汇报。了解到这里的武斗情况，知道他们分什么“地总”和“市联委”两派。

第二天上午，陈伯达就去找“地总”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到现场查看他们的工事和武器。接着又去“市联委”，也发现有不少武器。

下午，将两派的头头召在一起开会，和他们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要他们搞大联合，不能搞分裂，并且让他们一定把武器交出来。他们虽然没反对，但交出不那么痛快。在这同时，陈伯达派王保春和邬吉成带人去“地总”、“市联委”、“邯钢”等群众组织的驻地查看，在“地总”查出８支手枪来。这时，陈伯达让当着群众的面交给“地总”的头头，并请他们自己把这些武器交给有关部门。并告诉所有群众组织，有武器都应该自己去交给有关部门，不能私藏武器。

１月５日上午，王保春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中央有事让陈伯达赶快回北京。

当时，王保春接到叶群的电话还纳闷儿，他想中央开会应该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怎么由叶群电话通知呢？叶群在电话里没有告诉王保春，只是找陈伯达。陈伯达接完电话以后，对王保春说：你安排一下，马上回北京，家里有事，要开会。当时陈伯达没有具体说，其实就是解决戚本禹的事。陈伯达在外地兴致正浓，根本就不愿意回北京，但是叶群告诉他是主席的意思，他不得不回。陈伯达匆忙向李雪峰等同志交代了一下，说中央有事，就此分手，直飞北京。后来知道，林彪很少出席中央会议，多数是叶群代表他出席的。会上决定处理戚本禹，毛主席说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组长不在就处理不好吧！这样让叶群通知陈伯达速回北京的。

这就是陈伯达的所谓第一次华北之行。

□　《党史博览》　２００６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