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官方赌场开户:毛泽东的革命思维：从“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

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为了组织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从长沙来到北京。这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中国思想界在北京相当活跃。毛泽东由恩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他读了许多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刊，接触了许多过去仰慕已久的人物，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这对于一直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来说，如鱼得水，很快便融入了如何拯救祖国的行列当中，热烈地同人们讨论各种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1919年3月，毛泽东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从北京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参与领导了湖南的学生运动，主编了《湘江评论》，猛烈地抨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烈宣传各种新思潮。从此，毛泽东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拉开了他职业革命家生涯的序幕。

不过，这时的毛泽东还不主张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是提倡“呼声革命” 、“无血革命”。然而，军阀统治下的严酷现实，使毛泽东深感靠“呼声革命”，来达到根本改造湖南和中国的目的是绝对办不到的，是纯粹的幻想。

11月25日，他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坦露心迹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决无希望。”12月1日又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说，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他比较了社会上提倡的各种主义之后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此，通过暴力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他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时，毛泽东也开始感到俄国所以能够成就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其首要条件是由于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要获得成功，别无他法，只有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他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坚决主张“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武装农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始发点，也是毛泽东成为伟大军事统帅的亮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其他人一样，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认识并不清楚。当时，他关注的是工人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对国民党抱着很大的希望，热诚地做着国民党的工作。恽代英建议他去做农民工作，毛泽东说:城里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做农民工作。在他的心目中，农民愚昧落后，他们只求有清官和好皇帝，对革命没有太大的兴趣。

然而，以后的事情很快使毛泽东发现，有不少国民党员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他们根本反对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千方百计地将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成为国民党右派最仇恨的人物，他们用尽办法想把他赶走。同国民党合作起来困难重重。这一年的年底，毛泽东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请假回乡养病。

1925年，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养病期间，发现农民并不像他以前所认识的那样，只求有清官和好皇帝，而是“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他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中共党员，成立中共韶山党支部，建立农民协会，搞起农民运动。韶山的农民运动，在湖南震动很大，湖南省长赵恒惕因此派兵捉拿毛泽东。

毛泽东在韶山期间，为发现农民具有巨大革命潜力而震奋。他认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是农民，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就有了生力军，由此，他倍受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同年9月，毛泽东从韶山来到广州，就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当时，他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一面做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一面研究革命党可以依靠的力量，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同时，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农民，开始注重研究农民问题。1926年初，他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提出:在农村有五种农民是革命的朋友。对于地主阶级，则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下，即是遇了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言论，受到广泛的关注。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任命他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主办讲习所期间，他亲自为学生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并十分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学生的军事训练占到总课时的34%。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对农民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他对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把做农民工作摆在了相当显要的位置，成为国民党内、中共党内最关心农民问题的人。但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对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农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议论纷纷，大加责难。他们说农民运动“过分”了，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等等，要求限制农民运动，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为此，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在汉口召开会议，讨论农民运动问题。陈独秀担心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会“妨碍统一战线”。因此决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结果，不但没有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而限制了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毛泽东明确提醒中央:“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于是，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再次回到湖南，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32天，撰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并公开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思想，开始有了用农民武装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思路。

随后，毛泽东主持领导的中共中央农委就农民问题作出三项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由于毛泽东深刻地认清了中国农民这个关键性问题，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之中，再也没有改变。这为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