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550871.com:刘小萌：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刘小萌·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

　　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１７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１７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１７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１７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１７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１７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６０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１７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次谈话，很快在部份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１９６５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学潮”，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份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份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学潮”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

　　一年后“文革”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１７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肆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导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
　　与冲锋陷阵、叱吒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存，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１６岁直到２０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胎脱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眩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文革”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份子子弟，由于６０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处世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６０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着与“文革”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对照。６０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　摘自《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版

来源：《新世纪》　１９９８／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