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假日25积分换房:袁亚娟：从“蓉城第一小反革命”到现代民主的拥护者

袁亚娟：从“蓉城第一小反革命”到现代民主的拥护者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一段最初的生命历程曾被紧紧深埋于心底。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背叛、孤立与无助，也是我首次体验的类似失恋之类的感受，其间的刻骨铭心足以使后来真正的失去朋友、失去恋人变得不那么难受。

　　1974或1975年，我还在成都上幼儿园，一件奇事的发生，使我很“荣幸”地成为了“蓉城第一小反革命”。

　　将事情完整还原：1974、1975年间，我还很小正在上幼儿园..当时还是处于文化大革命，.各单位社区不断出现“反标事件”。我父母的单位和单位宿舍区的人们也还很“左”，一位烧锅炉的老大爷因为贪心把单位烧锅炉用的木柴木炭偷到黑市去卖，结果被单位押到一个高台并挂上“投机倒把”的牌子受审。当时，我们小孩子都很惊讶：一位平时对我们不错与我们一起玩的好人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坏人呢？我很气自己被骗了，走过大爷的台下时和与其他小孩都在骂他：“哼！投机倒把份子！”结果，我妈妈看见了，她很善良地把我拉到了一边叫我别去骂人。虽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我总觉得我妈有些话不便说出来。

　　没有想到的是，事过不久，老大爷的命运几乎就降临到我这个小女孩身上。我是家里的老大。我母平时脾气急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不够细腻温柔，虽然在生活上也很疼爱我，但是一句话不对，她便爱拿我动粗出气。所以，对于当时的母亲我是又敬又爱又怕的。没有哥哥姐姐，这是我当时最感无助的事情。我很想在同龄人中有一位可以教我保护我的知已好友。邻居小小孩中有一个只比我大一岁的女孩叫罗莉。她与我爱好一致也喜爱歌舞，平时她与我最要好、见我在幼儿园中太老实无法拒绝别人就认真地开导我：“你不要太老实，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要敢说不。”，想想我们当时才4、5岁的大小，可想而知我对于这位小大姐的这句诛心之论是如何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这之后，我们几乎同吃同住同玩从来行影不离。我将全部的尊敬与爱心以及知心话都投射到这位姐姐身上，可以不夸张地说，她就是那个时期我的爱人。

　　一天，    在幼儿园的开饭前，远方朦朦胧胧地传来了“东方红”音乐的广播声，我有些兴奋，冲进寝室大声叫了一句“某某党万岁！”，这时，我的小大姐罗莉走了进来，很严肃地问：“你刚才喊的是什么口号？是不是打倒某某党？”，我的天啊，一听这话我当场就吓傻了，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根本记不得当时喊了什么了！在我目瞪口呆之际，罗莉已经转身飞快地去报告了幼儿园值班的苏老师说我喊反动口号。年仅十九岁的苏老师很“自觉”地感觉到事情严重，她我罗莉满园地找我。而我早已吓得躲进厕所不敢出来说午饭。当时，我已经有一种更深的恐惧：联想到父母单位的“反标事件”，我怕我会连累到父母！我妈妈要是知道了她会把我打成什么样？这种很深的恐惧让我从幼儿园的后门逃回了家。我不敢给大人说明情况，但是我的小姐姐已经放学回到单位宿舍替我散布了一切，单位几个同龄的小孩围住叫我“小反革命”，我冲上去跟男孩打架。这时，我的母亲很镇定和严肃地喝退了几个小孩，很慈爱地把我领回了家，她说：“你是小娃娃，说错话算得了什么。”，正是母亲的这份公正与慈爱，很大程度地安抚了我的心、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人世间只有父母的爱才是最最无私最贴心的。

　　后来，我照常回到了幼儿园，苏老师也照常当着孩子拿我当反面教材，只差拿个凳子让我像简爱那样站上去了！由于我看到事情没有连累到父母，再加上有我妈妈的爱与支持，我可以“死皮赖脸”较平静地对待这些了。事情不了了之，虽然我的内心经历了伤心、失望、痛苦等各种各样的煎熬，然而最终我与罗莉又回归到了生活常态中。罗莉很平静且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因而毫无愧疚感，而我则在内心发誓以后绝对不去出卖背叛朋友让别人经历像我这样的痛苦与无助！我知道在那个时代，罗莉这样做着有很“正当”的理由，我当时也没理由去过份埋怨她。我们俩还是朋友，还是很日常地在一起玩儿，但我对她的敬意与喜爱之心已经死了。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还是相当之大的，我曾经很失落了一段时间，再也没人也不敢向人掏心窝了。是什么事情破坏了我们小孩子这么真纯的友谊呢？我认为正是当时中国专制而又封建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在那个全民被洗过脑的时代，一点点小小的自由言论甚至是小小的一点失误都有可能让人们陷入万劫不复的恶运。这次发生于我幼年时期的“因言获罪”事件虽并未给我造成多大的实际损害但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人世的炎凉与被人绝情抛弃背叛的滋味。在世态和生活的压力之下，所谓人与人之间无保留无原则的博爱在中国显得是多么的虚无飘渺！在不宽容与宽松的政治意识形态面前，同信基督或天主教的德国人怎么就会忘记博爱地去屠弑与他们有相同信仰的犹太人呢？

　　在中国，文字狱与因言获罪的野蛮历史也许还远远谈不上过去，我们的年轻人虽然已经幸福地拥有了互联网与全球化的信息储备，然而人们的脑子还将被关在一个不宽容、为世俗利益所驱所致的偏激和缺乏公正自由追求真理之创造力的狭小空间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新一代的国人也还是不幸的。我们数代人的老伤痛还将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使之成为落后于时代的老套野蛮方式的牺牲品。

　　现在，走向真正的共和与民主正在成为中国人突破老旧野蛮的焦点，只要是理性、不以暴易暴和不偏激单向度的，就是民主的、宽容的和充份尊重与保护中国个体人权与自由的。

　　在世俗的利益之争面前，任何宗教与建立任何地上天堂为大家“包打天下求取公正”思想都会面临不切实际的处境，在处处碰壁的困境中，君子都会变偏激更何况普通的凡人。而偏激的首要表现就是压制他人的言论自由、更进一步的表现则是想尽办法改变他人的思维常态阻断别人行使人类职权———即探索真理的权力，再进一步的加害就会从精神作用于人身。但因言获罪的不宽容幽灵还在游曳于人们身边之时，当不民主不宽容不坦荡的政治气氛还没有彻底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我们的生活真正安宁与安全了吗？我们的精神上的福祉有了真正的保障了吗？

　　现在，民主精英与民族主义者呈现百家相争之势，但是大家都能宽容地听进对方的理由了吗？都能理解对方的苦衷吗？我认为，民主是国家民族对内的最大宽容与人性化对待，有了民主的善待百姓才会真正欢喜地在这个公众利益最大化的清水缸中畅游；而民族主义者则是更倾心于保护清水缸及其内部事物的安全。其实，保护水缸与善待其中的鱼儿并不存在人性伦理的冲突。大家绝对应该在宽容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进行更有效的群策群力。民主可以保障大家在生活竞争中的最大安全，即便竞选失败也没有被他人肉体消灭恶运，而民族主义者的诸多保家卫国才智与“隆中对策”才可能“上达天听”和获取用武之地。民主精英与民族主义者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理由不够充分。

　　综合分析下来，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民主拥护者。我更希望那些过去年代作用于我们身上的那些因不公正不宽容而产生的偏激与痛苦能够早早地远离本质善良和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为了我孩提时代所受的心灵磨难不再再现在我们的后辈，或者至少使他们不再经历因言获罪的人世炎凉，我想鲁迅先生该在他死后八十年后复生，为我们再次呐喊一句：“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