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称重传感器厂家:警惕“公开惩恶”造恶的文革余孽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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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公开惩恶”造恶的文革余孽死灰复燃

2010年11月09日 07:15 来源：红网沈良华.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DIV.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DIV.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个别地方似乎仍未汲取“文革”的教训，用“公开处理”、“游街示众”等暴力来惩罚“违法”者的强烈欲望，近几年又明显复苏了。

　　据11月7日《东方早报》报道，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拘留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此举随即遭到广泛质疑。11月6日晚，汉滨区委宣传部以“情况通报”的形式回应质疑，称：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并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

　　无独有偶，据11月8日《新京报》，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富平县官方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

　　陕西的二起事件，真实还原了一幅“公判公处”、游街示众的“文革”景象，瞬间掀起了舆论波澜，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

　　一边在强调让公民活得更有尊严，一边却在肆意践踏公民尊严，这不得不驱使人们不断地去追问法治和道德，去质疑始作俑者的“良苦用心”。

　　这二起事件有着相同的逻辑，先在法律范围内进入界定，以“非法上访”、“阻挠重点工程建设”为定性，且背后有集体研究或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普法宣传作支撑。以“正义”的名义惩罚当事人，这与历史上许多暴力惩罚异曲同工。

　　进京上访、“阻挠重点工程建设”，政府不去反思自己的不端行为，诸如基层干部责任心不够、处理能力差，处理问题不公开、不公道、不作为、有私心，群众许多权利由于伸张缺乏畅通的渠道而“被丧失，被放弃”等等，却要兴师动众从剥夺当事人颜面中获得快感。如果说当事人在表达个人诉求和愿望时存在冲动或粗鲁，那么政府在处理时是否冷静理智，是否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和途径来寻求解决呢？

　　对弱势人群是严厉管制的，这是个别地方政府的惯用思维。在这种思维下，群众上访等就是给政府“抹黑挑刺”、“找麻烦”、“跟领导过不去”，这使得某些官员采用惩罚的冲动愈加强劲，手段也愈加粗暴。为了达到“维稳”目的或吓阻效果，把当事人当工具来警戒他人，先前的一些政治运动所起的就是这种作用。我们看到，这种公开处理的野蛮，正像病毒一样扩散，诸如先前一些地方“扫黄”中的“小姐”示众。这种行为，如何体现道德良知，又如何体现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的惩罚公正呢?

　　这种以牙还牙的暴力，背后的原因还是官员头上的“乌纱帽”。不少地方为了应对上访，尤其进京上访，制定了责任追究制度或“一票否决”，重者则要影响到官员的“乌纱帽”，因而对越级上访或影响经济发展大局者，往往会动用各种力量甚至司法力量“灭火”，不惜以恶制“恶”。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以法治保护人的权利，即使违法同样要给违法者以尊严。而公开式的处理是一种报复式的惩罚，它们制造的恶远多于它们治愈的“恶”。这种司法强势介入行为也往往会导致专制，是依法行政、司法为民的大敌，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对于损害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政府必须纠正或补正，如果讳疾忌医必然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对于违法或者失职渎职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必要的问责。必须防止以“大局”、“稳定”为借口姑息迁就违法行政、滥用司法行为。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