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安团家博会怎么样:我理解的中央文革小组

我理解的中央文革小组

(2007-02-08 18:51:10)转载 写文革，离不了“中央文革”。所谓“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它的有关情况如下。

                  　　1965年，报刊上展开了对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大讨论。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当时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副总理、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五人小组”于1966年2月写出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由于康生、毛主席对这个提纲不满意，便让陈伯达、王力为全党写一个理论性的通知，批判“二月提纲”。这事实上是为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从此，原“五人小组”除康生外，彭真、陆定一、周杨、吴冷西皆被打入了冷宫。

                  　　陈伯达、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通过了这个“通知”，这就是“516通知”的由来。在这次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错误”、“反党集团”，随后被打倒。这就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由来。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516”这三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从此左右了中国文革数年的历史。“516”通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516”运动，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并演绎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此为后话。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加上了不少措词尖锐的话。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话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宣言书和最高指示：

                  　　“混然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段杀气腾腾震撼人心的最高指示，事实上已经宣判了刘少奇等人的政治死刑，当时谁看了也会大吃一惊。“老家伙们”不说，广大的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就是被这段最高指示煽动了起来。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圣旨”，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地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去，向着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了火。

                  　　1966年5月16日，中央同时撤消了彭真等人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就这样成立了。人员组成由陈伯达、江青提名，报政治常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据王力回忆，张春桥的副组长开始没有，是江青提议增加的。姚文元开始不是成员，江青提议让姚参加时，陈伯达反对，因姚文元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被人抓小辫子。江青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加进去的。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多时，共十八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堂忠，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森，刘文珍。

                  　　其中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森代表西北局，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该四人不在北京，不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的工作。郭影秋后来换成了吴德。王任重代表中南局，张春桥代表华东局，刘志坚代表解放军。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开始是王力，后来改成办事组，由肖力（即李钠--毛泽东和江青之女）负责。

                  　　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陶铸、王任重、刘志坚陆续被打倒了。中央文革成员不断减少，最后剩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中共九大时，五人全进了政治局。历史的事实是，中央文革组长虽然是陈伯达，实际上是江青说了算。

                  　　下面的历史事实是许多文革史作者没有或不愿提及的。

                  　　事实上，据我所知，中央文革还有一位真正的负责人周恩来。无论是作为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事实上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处理文革大事、领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到了文革的中、后期，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已把天下搞得大乱，没法收拾。秀才们放了火，火烧得太大了又有些害怕，手足无措。毛泽东看事不好，或者说是为了遏制江青等人胡作非为，便让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的总召集人和总负责人。从此，江青等人在有些重大问题上，不敢再一意孤行。总的说来，周恩来说话还是算数的。文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周总理是参予或干预了的，说周总理始终反“四人帮”或者“四人帮”始终反总理都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四人帮”同周总理的矛盾有些是工作中的正常分歧，有些是别有用心。直到最后，在邓小平问题上，周恩来总理同“四人帮”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四人帮”反总理的嘴脸才暴露无遗。这是笔者的观点，应当也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证明，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支持的，积极拥护的，起码在文革的初、中期是如此。所谓“抵制”说和“违心”论基本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由于周恩来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的人格魅力，人们原谅他在文革中的所谓错误和失误，善意地以“违心”论强加于他，这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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