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文革”记忆不再“大一统”

　　近年来出版界仿佛兴起了“打捞”记忆的热潮，有各种形式的回忆录、口述实录、传记类读物面世。其中多冠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纪年标题。北岛和李陀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的《七十年代》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本。不管作者和出版社主观意图是什么，也不管读者的消费心理是什么——反思抑或消费——这类著述的出版总是一件好事。鲁迅先生早就批评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严重的遗忘症，或刻意或无意地回避历史回避记忆，特别是一些让人痛苦的灾难记忆。

　　李陀在序言中直言编辑动机“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李陀认为，记忆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记忆和权力的关系总是纠缠不清。“它像一个战场，或者有如一个被争夺的殖民地。”我们经常看到一种记忆对另一种记忆的排斥、驱逐、清除，看到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了真实的历史叙述，记忆对历史记忆的控制和垄断。李陀所言让我想起刘易斯·科塞在为哈布瓦赫的名著《论集体记忆》所写“导言”中的句子：“我总是一次又一次被他们某种程度的闪烁其词所震惊。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了，原来在最近几年中，这些人被迫都像蜕皮一样将自己的集体记忆蜕去，并且重建了一组非常不同的集体记忆。”科塞的这一观察和匈牙利大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对当代东欧知识分子在记忆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痛苦和磨难的描述如出一辙：“其他人必须将记忆抹掉。他们不允许自己保存记忆……许多人热衷于失去记忆！”这番话对我们这个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民族而言特别能够引起共鸣，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由此更可以明白《七十年代》一书的编写者打捞历史的努力之可贵。因为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上世纪70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一半属于广义的“文革”时期，另一半属于所谓“新时期”。这两个时期事实上都不是未被书写的“处女地”—无论是林彪事件、中美关系，还是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等，都不止一次地被回忆和叙述，特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也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了书写70年代的基本模式，即“新启蒙”模式。这个模式由觉醒—控诉—反思—憧憬几个叙事要素和主题词组成。由于它在很长时间内占据支配地位，致使所有这类书写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不仅回忆的内容相似，而且书写的态度、回望的姿态以及评价的尺度，呈现高度的家族相似性。打个比方，就好像人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七十年代记忆”。

　　《七十年代》一书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消解了统一的70年代记忆。从本书收入的诸多关于70年代回忆文本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不仅书中的主人公对于那段岁月的回忆千差万别，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组织、呈现和书写70年代记忆的框架的差异，以及评价这些记忆的尺度的分裂。李陀说：“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现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是有很多差别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

　　在我看来，“追忆时刻”形成的差别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任何回忆都是“回过去的忆”，这个“忆”也不可能离开“集体记忆框架”或社会框架的。比如，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在“新启蒙”集体框架下对“文革”、“反右”进行书写的；余秋雨等一代人对于“文革”却讳莫如深，所以余杰才会写出《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80后”一代对于“文革”的陌生、大话文学对于“文革”记忆的戏谑式书写，只有在当下特定环境下才能得到诠释；张晓刚等先锋艺术家对于“文革”记忆的呈现则深刻地联系着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艺术市场。

　　《七十年代》中作者基本上是在80年代新启蒙框架内叙述记忆的。在这方面朱正琳和黄子平具有代表性。朱正琳的《让思想冲破牢笼》具有强烈的新启蒙气息，黄子平的《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学》也是一个典型的反思型文本。但在其他不少作者的追忆中，新启蒙的集体话语框架已经被置换。比如，在高默波《起程》一文中，我们看到作者对样板戏充满了美好的记忆：“巴金在《随想录》中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们的记忆恰好相反，它是我在农村的最好的记忆之一。”在津津乐道地描述了普及样板戏带来的快乐之后，作者写道：“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作者的意图明显是要颠覆巴金这代知识分子所书写的“文革”记忆。且不说作者所描述的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果没有90年代以来的所谓“现代性反思”，如果依然在80年代新启蒙的框架下叙述“文革”记忆，高默波就不可能“唤起”这样的记忆。

　　由于记忆所依凭的社会、集体阐释框架的多元化、异质化，阅读《七十年代》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8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界所建构的那个统一化的关于“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图景，已经不可挽回地破碎。原先历史教科书上以及虚构性作品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主流叙述，也遭遇了深刻挑战：一个更加复杂多变、更加缺少统一性的70年代图景正在得到呈现。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共同经历过70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思想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业已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