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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回忆文革中大学生毕业分配

作者：石玉林

　　一
　　
　　我是1962年从石家庄考入北京铁道学院的(现在称北京交通大学)，学制5年。按正常规律，应该在1967年7月毕业分配。但是1967年正是文革的高峰期。上面乱成一团，谁还管得了大学生的分配?而下面也打成一团，就是分了也没法安置。所以包括应该1966年分配的66届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了。
　　北京铁道学院在文革中闹得比清华、北大差远了，但也出现了真刀、真枪的武斗。终于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武斗中，掌权的一派将一名对立面的工人扎伤后流血过多而死亡。本来已乱哄哄的校园，由此而更加“精彩纷呈”。扎死人的一派用原来就20小时播发的高音频喇叭大放“送瘟神”。不间断地发表社论；而死人的一方也相对地大放“国际歌”和“抬头望见北斗星”，不停地发表悼念文章。
　　但死人的事却也给学校带来了“冷静”效应。突然，绝大多数的同学开始对这场运动厌倦了。接着军宣队的进人，学校里出现的局面和全国大多数的大学一样，处于少数“造反派”还在声嘶力竭，而绝大多数学生已开始逍遥的状况。
　　文革开始，大家都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造了一阵子反。可后来越搞越闹不明白、越搞越看不到头了。而且那些接近毕业的学生从运动一开始就随大流的多，不参加个组织是不行的，参加了也是观望的多。1966年我们都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人了，如果不是文革开始，早就毕业一年了。特别是66届的学生，本来这届学生在66年7月就该分配的，可6月文革开始，将他们困在了学校。自始至终，这批人中更没有几个热心参加运动的。
　　自从对立双方发生武斗，伤了人，双方的劲头也一下子蔫了下来。大部分人开始无所事事、无聊地逍遥了。
　　在那时学校里的逍遥有多种方式：最多的一种是自己动手做二极管收音机。去商店里买处理的二极管、电容、电阻等零件，花不了几个钱。只有缠变压器的漆包线和电磁棒花钱多一点，但自己能攒个收音机也是值得的。还别说，大学生嘛。也真有两下子。不少同学组装出来的收音机，质量真不错，巧手的再配上个自制的木盒子，真比买的还抖呢!
　　第二种是到城里、城外去游逛，逛遍北京的古迹。虽然那些古迹大多被当成“四旧”，封了，砸了，但也不收门票了，能看多少是多少吧。同时到卖照相器材的商店里可买到处理的像纸、胶卷，拍照留念后，回来用自制的印像设备冲印。
　　那时候，大街上有很多处理品，让逍遥的大学生们解了不少闷子。
　　第三种就是自己动手做小木箱。大概大家知道快离开学校了，走时有个箱子多好呀!于是，做箱成风。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做的程序和样式大同小异：先找来木条用刨子刨平，再截成需要的尺寸，钉成框架(当时这木条是买不来的，大部分是踅摸来的。从那儿踅摸就不得而知了。)。第一部分算完成了。然后买来三合板，打磨光滑后裁成计划的大小，用胶水粘贴在木架上。别小看这道工序，那是最难的。如果木箱做不成功，十之八九是粘贴技术不过关，而在大学生中却有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贴板技术堪称一流。因此，这几个就成了“大拿”了，不少人排队等他们帮忙。再后是着色上漆，颜色一般是浅栗子色的。不知道谁发现的商店里有卖着色粉的，买两三种不同颜色的粉，回来按自己的愿望自行调制。着色干了后，还要用粗、细砂纸先后打磨。最后就是涂清漆了，那要看你个人的意思，一遍两遍也行，七遍八遍也可，看你的“投资”实力了。等油漆干透，在木箱的侧面按一个门的手把。哈!成了。一个很神气的手提箱就成功了。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木箱，如同20年后人们提的高级进口牛皮箱。
　　当然还有搞对象、谈恋爱的，到处找小说看的，不一而足。
　　所有以上的逍遥虽然花钱并不多，但毕竟需要钱。对于穷学生来说，只有节衣缩食了。由于派性斗争。学校的食堂里的两派也较上劲儿，不好好做饭了。伙食越来越差，许多同学干脆退伙，自己在宿舍煮挂面。用省下的钱补充“逍遥”的费用。反正那年月是造反的年月，宿舍也没有管理员管了。电炉子、电烙铁充斥满楼，闸盒上的保险丝都拧成三股了，还保不住时时烧断。只有断电的那时候，满楼是一片骂声，可随着保险丝接好，恢复用电就平静了，大家该干什么仍旧干什么。那时候同学们的肚子里都挺空，没有什么油水。曾有同学开玩笑说，别说能吃个猪肘子，就是吃支马腿也不在话下。
　　进入1967年5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66届的学生分配了。由于这拨儿人早就憋足了劲儿等待分配，所以仅仅不到一个月，三下五除二，走人了。
　　66届的走了，67届的就盼上了，可是相隔了两个月却没了音信。其实，中央已经有了决定，66届的是先走了一步。
　　
　　二
　　
　　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要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而在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的同日，还发出通知，1967年应届的毕业生一律于1968年7月毕业。
　　当然，这都是1989年后才公布的内容，而当时肯定是保密的，所以对等待分配的大学生们来说，一切都是神秘的。
　　那是1968年7月初，待分配的67届的大学生终于迎来了分配的消息。
　　分配是由军宣队领导进行的。虽说是军宣队，其实就一个人，是解放军某部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军里的标兵，好像姓欧。
　　当时我们年级3个班80多人，由于文革中的观点不同，分成了3部分。好在大部分同学虽参加了不同组织。但思想上基本是属于中间派的。即使是对立组织中的“铁杆”成员也基本没有在年级内发生过正面冲突。所以局面还是平和的。平和的都有点陌生了。因为，自学校对立面形成以来，许多同学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有的一时都叫不上名字了。记得欢迎军宣队的那天，挺大的阶梯式教室，80多人进去显得很空旷。召集人自然是在学校掌权的一派，喊了半天大家往前座，只是自己组织的人听了招呼，对立面的人还是离得远远的。
　　欧同志30岁出头，标准的军队干部。人长得很敦实，行为做派透着军人的洒脱和痛快。欧同志可能参加过上期的分配，对大学生并不陌生。他一开头就交代得很清楚，三步走：一是集中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斗私批修，搞大联合：最后是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方案是什么、如何分配，等前两个过程取得成果再说。
　　这顺序真是太妙了，除非你不想参加分配了，接着闹下去，不然就乖乖地放下“私心”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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