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销售和网络销售:贾平凹：农民将文革看做机遇 最大化维护自己利益

2011年01月29日 09:04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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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49年以后，三天两头搞“运动”，“运动”已经成了普通人生活一部分，他们也很习惯“运动”，所以这就不只是“政治”原因了。你看“文革”，一抵达偏远农村，充斥其中的可能是普通人的恩怨。在这些仇恨纠结中，你看出的是人性。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1月19日B08版，作者：石剑峰，原题：《贾平凹：“我了解‘文革’时的农村什么样”》

《古炉》首印20万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尽管作者是贾平凹。有多少读者能读完这部将近600页的小说，这是一个疑问。贾平凹对自己是信心的，对“文革”全景式的叙述，是他多年来的创作目标之一，同时，作家相信大多数读者还是能接受最传统的小说。近60岁的贾平凹回到了最传统的小说创作——宏大叙事、线性故事、大量细节、复杂的人物关系……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贾平凹表现出对未来创作的焦虑，“现在不写，可能就淘汰了，要站住脚，必须想尽办法来写东西。”于此贾平凹又表现出一定的自豪，“和我一起出道的好多人，基本上都不写了，我还在写，而且越老越有东西写。”

其实写《古炉》对贾平凹是最保险的题材，他个人经历的“文革”加上他熟悉的西部农村。贾平凹将“文革”背后的政治权力斗争化约为一枚毛主席像章——抽象而遥远，农民只是把这场运动看做是“机遇”，以最大化维护自己的利益。小说中的狗尿苔视角，部分源于贾平凹少年时候对“文革”的观察，而在城市定居几十年的贾平凹还是觉得往农村跑最过瘾，“我现在写作的兴趣点还是农村。”

2011年可能是当代文学的一个产量大年，贾平凹开了个头，接下去还有王安忆、孙甘露、余华等会陆续推出新作。贾平凹对面前这部厚厚的《古炉》还是非常满意的，“我只能说，目前我就能写成这个样子，《古炉》至少比以前写得好。”

对话

写人性是小说的规律

东方早报：《古炉》是从少年狗尿苔来看1966年，小说中狗尿苔的年龄与你当时相仿，能谈谈你在当时的“文革”经历吗？其中有多少写到了小说里？

东方早报：这次《古炉》是你第一次全景式地描写“文革”，而这个主题已经被你的同行反复写过了。

贾平凹：其实早年，我在一些中短篇里也写过“文革”，写“文革”从没有断过，但是都是片段性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没有正面写“文革”。“文革”一结束，就有大量作家写“文革”，但对这个题材的创作，在过去30多年里还是有很大变化。大家反复写“文革”，各有角度。比如，1970年代末，大家写“文革”就是对历史的控诉，被一种激愤的情绪笼罩。后来，又有人从政治层面来写，对这场历史进行反思。可这些都不是我熟悉的。我熟悉的还是当时的社会，我是一个观察者，我了解“文革”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农民心里怎么想的。我不考虑为什么“文革”会爆发，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来自上面的力量爆发后，会那么快席卷全国，特别是连这么偏远的农村都卷进去。这肯定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因素。所以我从一个偏僻的农村写起，写这里在“文革”运动中的人际关系。

东方早报：所以，你从一个叫“古炉”的村庄写“文革”，主要目标是反思人性？

贾平凹：是的。小说不单纯是反映政治，还有在这场运动中人的危机，我在这方面考虑得多些。想想看，1949年以后，三天两头搞“运动”，“运动”已经成了普通人生活一部分，他们也很习惯“运动”，所以这就不只是“政治”原因了。你看“文革”，一抵达偏远农村，充斥其中的可能是普通人的恩怨。在这些仇恨纠结中，你看出的是人性。

东方早报：你想说的是，抽离掉“文革”的背景，这些人性复杂的纠结还是存在的。

贾平凹：是。我为什么追查人性危机，因为“文革”仅仅是一个平台。没有“文革”，在别的事件里可能也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正视人心的东西。我想追究人的善和自私。你去看当时的历史，“文革”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性的，我在《古炉》里很少写批斗、抄家、斗争什么，批斗只是一个现象。城市武斗真枪真炮，但中国那么大，不只有这样的。虽然各有各的闹法，但内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但你这样一种对“文革”的处理，还是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快。在不少评论家看来，“文革”一定要反思，不能只是描述。

贾平凹：那种东西不是小说，都是言论，我后记里也提到，自己也参与了“文革”，但那个时候还小。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运动中，都被运动，每个人不管日子过得好的、不好的，都进去了。小狗尿苔做了好多好事，也做了好多不好的事。以前大家写“文革”喜欢忏悔。日子好的，日子不好的，都应该来反思这些东西。但那都是言论性的，小说不能局限于忏悔反思，否则太小了。小说毕竟不是政治，也不是辩论和其他，写人性是小说的规律。小说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