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菠萝蜜海淘:大写的史铁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4:14:50
大写的史铁生
“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第二职业才是写作。”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一位十九岁那年就因双腿残疾而坐上轮椅的返乡知青，他的名字叫史铁生，2010年岁末的最后一天，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溘然长逝。
而在此之前十年，身患尿毒症的作家不得不依靠定期透析维持肉体在尘世的运转，如果再往前推，早在三十几年前，死亡的魅影就已经在他个体的世界里大规模云集、窥视，伺机攻陷最后的阵地。那段时间，作家与死亡的搏杀以无声的方式，在地坛的角角落落里展开，撕心裂肺之后，沉静而博大的地坛以无上的包容性启示着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青人。当然，他也没有辜负地坛的暗示，从渺小病痛的躯体中遁出，进入涅槃的通道，开启了另一套生存的密码。
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这是大诗人艾略特留给世人的两句话，如神谕般高悬，所发出的犀利光芒，恰恰指向人类最为隐秘，也最为深刻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依靠其悟性和智识，依靠特殊的机缘，才能走向这扇大门，并轻轻推开它，让那些特别的光亮进入内心，成为滋养精神的汩汩清泉。走出地坛的史铁生，打通了生死的玄关，成为另一个史铁生，轻轻推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让光亮透射出来，也将自我的光芒带入门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幸的只是作家的躯体，幸运的是作家的精神。其间的幸与不幸难道是分裂的么？当然不是，它们结合为一体，既是存在的局限，也是存在的光荣。
熟悉史铁生作品的读者皆体会到，沉浸在其作品中的宗教般的情怀和品质，与其精神消息相通的一位挚友，同样也是作家的韩少功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史铁生的笔下较少丑恶相与残酷相，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的菩萨，他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磨难正是命运，虚伪便是实在，万物其实与我一体。在当代作家序列中，史铁生用其作品建构了一个准宗教的世界，与严格的宗教理念却又绝然不同，因为世上诸多宗教在对待肉体上，皆是采取否决的方式，其间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一。被尊为道教始祖的老子，视身体的存在为大患，如其所言“人之大患，在吾有身”；而佛教开出的药方则是以彻底否定肉体皮相为主要内容，世间万般皆苦，只有通过消灭身体欲念，才能抵达精神超生的通道；至于基督教，从原罪说出发，视肉体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同样从超越式的体验出发，史铁生的精神世界却对肉体满含温情，基于个体的身体的残疾，他体悟到人类的广义的精神残疾，活着，其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在他看来，面对肉体存在非常态的病痛，对抗躲避皆是徒劳的，而战胜它更是一种虚妄，所应该做的是接受和承认，并在承认的过程中体验生命的另一面。换一种说法，病痛和健康一样，皆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所以他向我们说道：“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
世人大多在病痛的日常含义内打转，视病痛为洪水猛兽，为身体内魔鬼的升腾，为人间之至苦，因此万般惧怕和逃避，一旦有了病痛，则自怨自艾，自抒不平，或者呼天抢地，默吞苦果。极端情况下，一场病痛促使一个人性情大变的案例，在我们的身边亦不乏之，常人的种种古怪言行，由避苦趋乐的人的本性或许可得到理解。翻看历史的微小针脚，即使在那些精神世界异常宏富的智慧者那里，对待病痛也往往取向两极，要么极端厌恶病痛的折磨，甚至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博尔赫斯有次在病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它（自我肉体）的老护士，它逼着我为它洗脚！”而三十七岁的梵高疯狂地举起利刃，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被公认为硬汉的海明威，在病痛的晚期干脆拿起大口径猎枪，对准自己的口腔扣响了扳机，这种与病痛同归于尽的行为，看上去极端惨烈，若非对病痛的仇恨达到顶点，这位硬汉断不会下此狠手。而另一种取向则是试图将病痛踏在脚下，采取无视的态度，失聪多年的贝多芬宣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借保尔之口说出：“医治一切病痛最好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名言的励志色彩，由此占领了道德的最高阵地，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影响与覆盖，拥有了无往不在的正确性。其实细究一下，这些励志故事的潜台词里还是将肉体的病痛放在了人生的对立面，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病痛之间是分裂的，也是不可弥合的，在其本质性上，与甘做病痛的牺牲品并没有什么两样。
地坛的日日夜夜，经历了锥心刺骨的灵魂拷问之后，史铁生从开始的自怨自艾，转向了对病痛的敬重，而写作也就成了作家弥合肉体病痛与精神存在间裂隙的必然方式。在病痛里写作，体验超验性境界，在病痛里思考存在的重量，思考病痛本身，进而完成了对病痛精神含义的建构和书写。病痛的精神含义往往是世人难以察觉的，它只会眷顾那些通过一次次沐浴而拥有生命的大关怀者，这个含义里有两个基本因素相互联结，即病痛一方面是肉体存在的对手，不断的击打锤炼着个体的意志品质，一方面它又是肉体存在的朋友，促使着个体向着终极的关怀发问。有一年的某报纸上曾刊登一张史铁生与当时世界短跑冠军刘易斯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史铁生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刘易斯风神潇洒地站在他的身边，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张照片是个很好的表征，因为其中两人虽然皮相的差异显著，但在另一个层面，他们是真正的知己，身体衰弱的史铁生，虽然连站也站不起来，但他的灵魂却在无羁地奔跑着，跑得跟刘易斯一样快、甚至比刘易斯还要快。刘易斯读过史铁生写的书，他尊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作家，这位运动健将凝视着史铁生，眼光里不是怜悯而是尊敬。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奔跑者，他们在与命运赛跑、与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赛跑。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输。
病痛的精神含义又是个彼岸世界，文字与故事仅仅是对其的简单记录，深渊处的泅渡依靠的是那些特别的体悟。这个世界里，史铁生不是唯一茕茕而立的舞者，《相约星期二》中年过七旬身患绝症的大学教授莫里?施瓦茨，在生命的最后十四个星期，与其学生米奇一道，同样谱写了彼岸传奇。他们相约星期二，唯一的学生每周要从七百英里外赶来，聆听老师关于爱，关于恐惧，关于家庭、感情婚姻、金钱、文化的谈话，最后一堂课则是老人的葬礼。之后，忠实的学生以文字的方式，向整个世界传达这位老人精神涅槃后的深沉体悟。
恰如帕斯卡尔所言，人不过是根芦苇，有些时候，这根芦苇常常因病痛而萎缩，但因为有了思想，哪怕是萎缩的芦苇也会拥有了不一般的重量，不会轻易地在风中倒伏。史铁生首先是位思想者，其次才是位写作者，他的作品从不炫耀技术，在病痛中，他用思想打通了过去和未来和现在的藩篱，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成为重量，当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也打通了生死，成为真正的一个向死而生者。他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和《命若琴弦》，皆是直接关乎病痛的作品，也是向病痛发问的结晶，在这些充满本真生命体验的文字记录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重要的不是活的最好，而是最多，可以说，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弥合了肉身之重与精神存在间裂隙后的作家，身姿轻盈，即使是在冥想中，照样可以用思想绽放一个宏阔的世界。一花一世界，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的特别赐予。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的思想者轻装上路，去了另一个世界，而在活着的我们这里，宁愿相信，他是安详地幸福地睡去了。
“一路好梦，史铁生！”
“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第二职业才是写作。”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一位十九岁那年就因双腿残疾而坐上轮椅的返乡知青，他的名字叫史铁生，2010年岁末的最后一天，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溘然长逝。
而在此之前十年，身患尿毒症的作家不得不依靠定期透析维持肉体在尘世的运转，如果再往前推，早在三十几年前，死亡的魅影就已经在他个体的世界里大规模云集、窥视，伺机攻陷最后的阵地。那段时间，作家与死亡的搏杀以无声的方式，在地坛的角角落落里展开，撕心裂肺之后，沉静而博大的地坛以无上的包容性启示着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青人。当然，他也没有辜负地坛的暗示，从渺小病痛的躯体中遁出，进入涅槃的通道，开启了另一套生存的密码。
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这是大诗人艾略特留给世人的两句话，如神谕般高悬，所发出的犀利光芒，恰恰指向人类最为隐秘，也最为深刻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依靠其悟性和智识，依靠特殊的机缘，才能走向这扇大门，并轻轻推开它，让那些特别的光亮进入内心，成为滋养精神的汩汩清泉。走出地坛的史铁生，打通了生死的玄关，成为另一个史铁生，轻轻推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让光亮透射出来，也将自我的光芒带入门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幸的只是作家的躯体，幸运的是作家的精神。其间的幸与不幸难道是分裂的么？当然不是，它们结合为一体，既是存在的局限，也是存在的光荣。
熟悉史铁生作品的读者皆体会到，沉浸在其作品中的宗教般的情怀和品质，与其精神消息相通的一位挚友，同样也是作家的韩少功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史铁生的笔下较少丑恶相与残酷相，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的菩萨，他发现了人的生命可以无限，磨难正是命运，虚伪便是实在，万物其实与我一体。在当代作家序列中，史铁生用其作品建构了一个准宗教的世界，与严格的宗教理念却又绝然不同，因为世上诸多宗教在对待肉体上，皆是采取否决的方式，其间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一。被尊为道教始祖的老子，视身体的存在为大患，如其所言“人之大患，在吾有身”；而佛教开出的药方则是以彻底否定肉体皮相为主要内容，世间万般皆苦，只有通过消灭身体欲念，才能抵达精神超生的通道；至于基督教，从原罪说出发，视肉体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同样从超越式的体验出发，史铁生的精神世界却对肉体满含温情，基于个体的身体的残疾，他体悟到人类的广义的精神残疾，活着，其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在他看来，面对肉体存在非常态的病痛，对抗躲避皆是徒劳的，而战胜它更是一种虚妄，所应该做的是接受和承认，并在承认的过程中体验生命的另一面。换一种说法，病痛和健康一样，皆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所以他向我们说道：“我的第一职业是生病！”
世人大多在病痛的日常含义内打转，视病痛为洪水猛兽，为身体内魔鬼的升腾，为人间之至苦，因此万般惧怕和逃避，一旦有了病痛，则自怨自艾，自抒不平，或者呼天抢地，默吞苦果。极端情况下，一场病痛促使一个人性情大变的案例，在我们的身边亦不乏之，常人的种种古怪言行，由避苦趋乐的人的本性或许可得到理解。翻看历史的微小针脚，即使在那些精神世界异常宏富的智慧者那里，对待病痛也往往取向两极，要么极端厌恶病痛的折磨，甚至最终走向了自我了断。博尔赫斯有次在病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是它（自我肉体）的老护士，它逼着我为它洗脚！”而三十七岁的梵高疯狂地举起利刃，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被公认为硬汉的海明威，在病痛的晚期干脆拿起大口径猎枪，对准自己的口腔扣响了扳机，这种与病痛同归于尽的行为，看上去极端惨烈，若非对病痛的仇恨达到顶点，这位硬汉断不会下此狠手。而另一种取向则是试图将病痛踏在脚下，采取无视的态度，失聪多年的贝多芬宣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借保尔之口说出：“医治一切病痛最好最宝贵的药品，就是劳动”，因为这些故事，这些名言的励志色彩，由此占领了道德的最高阵地，从而实现了大规模的影响与覆盖，拥有了无往不在的正确性。其实细究一下，这些励志故事的潜台词里还是将肉体的病痛放在了人生的对立面，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病痛之间是分裂的，也是不可弥合的，在其本质性上，与甘做病痛的牺牲品并没有什么两样。
地坛的日日夜夜，经历了锥心刺骨的灵魂拷问之后，史铁生从开始的自怨自艾，转向了对病痛的敬重，而写作也就成了作家弥合肉体病痛与精神存在间裂隙的必然方式。在病痛里写作，体验超验性境界，在病痛里思考存在的重量，思考病痛本身，进而完成了对病痛精神含义的建构和书写。病痛的精神含义往往是世人难以察觉的，它只会眷顾那些通过一次次沐浴而拥有生命的大关怀者，这个含义里有两个基本因素相互联结，即病痛一方面是肉体存在的对手，不断的击打锤炼着个体的意志品质，一方面它又是肉体存在的朋友，促使着个体向着终极的关怀发问。有一年的某报纸上曾刊登一张史铁生与当时世界短跑冠军刘易斯合影的照片，照片中史铁生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刘易斯风神潇洒地站在他的身边，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张照片是个很好的表征，因为其中两人虽然皮相的差异显著，但在另一个层面，他们是真正的知己，身体衰弱的史铁生，虽然连站也站不起来，但他的灵魂却在无羁地奔跑着，跑得跟刘易斯一样快、甚至比刘易斯还要快。刘易斯读过史铁生写的书，他尊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国作家，这位运动健将凝视着史铁生，眼光里不是怜悯而是尊敬。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奔跑者，他们在与命运赛跑、与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悲剧性赛跑。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认输。
病痛的精神含义又是个彼岸世界，文字与故事仅仅是对其的简单记录，深渊处的泅渡依靠的是那些特别的体悟。这个世界里，史铁生不是唯一茕茕而立的舞者，《相约星期二》中年过七旬身患绝症的大学教授莫里?施瓦茨，在生命的最后十四个星期，与其学生米奇一道，同样谱写了彼岸传奇。他们相约星期二，唯一的学生每周要从七百英里外赶来，聆听老师关于爱，关于恐惧，关于家庭、感情婚姻、金钱、文化的谈话，最后一堂课则是老人的葬礼。之后，忠实的学生以文字的方式，向整个世界传达这位老人精神涅槃后的深沉体悟。
恰如帕斯卡尔所言，人不过是根芦苇，有些时候，这根芦苇常常因病痛而萎缩，但因为有了思想，哪怕是萎缩的芦苇也会拥有了不一般的重量，不会轻易地在风中倒伏。史铁生首先是位思想者，其次才是位写作者，他的作品从不炫耀技术，在病痛中，他用思想打通了过去和未来和现在的藩篱，让过去和未来沉沉地存在，成为重量，当然，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也打通了生死，成为真正的一个向死而生者。他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和《命若琴弦》，皆是直接关乎病痛的作品，也是向病痛发问的结晶，在这些充满本真生命体验的文字记录里，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重要的不是活的最好，而是最多，可以说，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弥合了肉身之重与精神存在间裂隙后的作家，身姿轻盈，即使是在冥想中，照样可以用思想绽放一个宏阔的世界。一花一世界，我相信这是上帝对他的特别赐予。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我们的思想者轻装上路，去了另一个世界，而在活着的我们这里，宁愿相信，他是安详地幸福地睡去了。
“一路好梦，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