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案例分析ppt:美国对韩国政治的刷新

美国对韩国政治的刷新

2010-07-21 08: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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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亚及东南亚各国饱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所以造成上述各国经济的发展是畸形和扭曲的，特别是随着二战的全面展开，各国经济惨遭破坏，因此，二战结束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就韩国而言，韩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人口众多，是世界人口稠密地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韩国被日本侵占，是日本的殖民地，经济畸型发展，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粮食、原料供应基地，工矿业十分落后。战后，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撤走，韩国的工矿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再加上通货膨胀、物品短缺，国民经济进一步陷入混乱。直到50年代末期，韩国经济一直没有明显的发展。然而，让人惊讶的是：6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推行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开发战略，实行宏观调控发展计划，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经济政策、部门结构、产业布局等，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结果，长期属于落后农业国之一的韩国，一跃成为与新加坡、台湾、香港并列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以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1962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3亿美元，到1991年增至2808亿美元；按目前物价水平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至1991年的6498美元。韩国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962年的37%降至1990年的9.1%。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所占的比例，则从14.4%增至29.6%。服务部门在1962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1%，但到1990年增至61.3%。对外贸易从1962年的5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1283亿美元。国内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62年的3.3%增至1990年的35.3%。通货膨胀率自1982年以后也被控制在百分数一位之内。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韩国经济重新崛起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韩国的崛起与美国对它的改造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先就美国对韩国政治的刷新做些探讨。

战后，美国扶持了从李承晚经由张勉再到朴正熙的政权更替，在这二十余年中，美国在韩国稳步地推行了民主进程。其手段有暗中规劝和外交抗议等方式阻止韩国统治者的独裁脚步，同时，着手帮助韩国发展教育事业。1947年至1956年，韩国初中学生总数由227,400人上升到733,185人，高中学生总数由10,300人上升到90,104人。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韩国政治家、商人、记者和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府保证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扩大政治参与并促进经济发展。李承晚政权倒台后，韩国依照西欧议会制修改了宪法，建立了责任内阁制，取消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美国决定公开发展同韩国军事政变集团的关系并敦促其尽快“归还民政”。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1963年10—11月，朴正熙军政府正式“归还民政”，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带有集权意味的总统中心制，因而朴正熙政权仍具有“半威权”性质。经历了“4.19运动”和“5.16军事政变”等一系列危机以后，美国对韩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一时难以将韩国推上民主化进程的轨道。正因为如此，1965年“美国对韩国国家政策文件”才放弃了促使韩国建立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的目标 。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就是民主不断推进的历程。而在战后这二十余年里，美国对韩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向韩国民众灌输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传授参与选举活动的基本知识，支持韩国建立“三权分立”制度并在某些情况下逼迫韩国政府依照民主原则行事；其次，反对共产主义，排斥民族主义，促使反共主义成为韩国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简言之，美国既促进了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又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韩国威权（半威权）政权保护人的角色。这种双重作用与美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有关。按照优先性降次排列，美国在韩国的政治目标依次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和促进民主。抑或是说，虽然美国希望促进韩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但前提必须是不损害“自由世界的亚洲反共大业”和韩国的社会稳定。

美国所以对韩国的政治刷新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先是基于对现代韩国文化的要素的正确分析。文化的形成、绵延和演绎虽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独特的规律，但它不能不受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外在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一定的历史- 社会- 文化条件下，文化显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延续性，更具有适应性、综合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时代性和绵延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象征。朝鲜民族据称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这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对韩国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地探求。而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文化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在对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相应地回应基础上获得了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同时它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

我们看到，在大韩民国立国后，韩国现代化的启动有着重要的背景：在国际上，两极体制的对立，谋求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其立国的基础。美国的军事支持、经济援助直到今天仍然是韩国的政治精英决策的重要筹码。这种背景不仅为美国的文化介入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同时也为其政治变迁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而韩国现代化的开启，不能不带着历史的负荷和深重的传统印记：从文化的角度观之，主要是日本殖民文化的遗产和深厚的儒教传统的积淀。所以分析韩国的现代文化不能不考虑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儒教伦理和日本的殖民文化这三者在韩国的复合互补。这些因素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政治转型提供了文化动力，但同时也使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基于这样的分析，在对韩国政治进行现代改造之时，美国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西方价值观的涌入、冲击。这里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美在韩国光复后通过军政统治和对政府成立工作的参与，以及以后的三年战争和随之开始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规模的援助，美国的作用和影响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由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对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美国的结盟是韩国的外交基轴。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韩的作用有所减弱，但青瓦台的新主人金大中仍然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构筑了韩国安保体系的核心，强调“（韩国）新政府将继续坚持和加强韩美之间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关系”。美韩安保体系的存在使美能对韩国军队产生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韩国军队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它是由美国训练出来的、由美元装备起来的。军事渠道是西方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输入韩国的三大渠道之一（另两个渠道是教育和行政管理）。整个韩国军队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组织、塑造和训练。这些为美国控制韩国提供了新的合法手段和正式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军人政治是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韩国不足50年的政治史上，竟有32年之久是由军人掌权。尽管军人政权的统治在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影响和余威依然存在，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韩国在民主化道路上有那么多流血冲突、金钱政治。这样，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的军人政府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社会；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西方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机会均等和竞争以及物质的富裕和勤勉等价值观念竟相涌入，冲撞着传统的韩国社会。通过这两种方式，“西方的个人主义、讲求平等、实用主义的文化骤然涌进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思想意向和价值观的正统理学的韩国，实不啻把整个国家深深抛进了思想混乱、情感危机和道德无序中”3 黄秉泰先生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谈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韩国的冲击，但这也正说明了它对韩国的重大影响。

其次，在政府构架上，美国向韩国引入结构分离与权力制衡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机构的分立、权力的分化，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为相互独立、彼此监督的各个机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对权力运行的不信任，要求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制衡。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者”到洛克的“有限政府”、卢梭的“人民主权” 再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无不体现着这种传统。韩国光复后在美国的军事管制下成立了议会、建立了党派，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权力争夺的性质，但毕竟在韩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张勉的第二共和国广泛地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向西欧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失败，而只说明没有同本国国情相一致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只能归于失败。在美国积极的政治干预和强大的思想渗透下，韩国的民主进程得到推进：释放了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强化了国会的权力，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金泳三“文民政治”和金大中的“小而强的政府”正说明了真正的三权分立体制在韩国正在逐步确立。
 
    最后，美国在韩国扩大了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同时促使了市民意识的兴起。美方认为：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具体地，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全方位渗透以及市场经济的启动，人们的参政意识、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参政能力、参政水平大幅度提高。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参与竞争、奔走呼号，力图对政治输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市民意识的兴起呈正相关关系：市民意识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包括政治参与扩大在内的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60美元一举跃至1995年的1 万美元。韩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60% ，中产阶级已成为韩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除了由这种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市民意识的成熟外，韩国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规模。韩国每年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发展教育，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1990年韩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20% ，占GNP的10. 7%.韩国人被喻为世界上最崇尚教育的民族。12这与儒教的尚贤和重教传统有关。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就是由一大批的专业学者所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专家治国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韩国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其背后的推手是美国——可以说，美国不仅刷新了韩国政治，还一举将其从亚洲最传统的国家转型为真正自由经济的现代国家。这是亚洲的幸运，也是韩国的幸运——当我们将这种幸运和现在朝鲜的不幸做一个对比，或许更能看出其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