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小孩嘴四周湿疹怎么办:初恋的回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8:53:39
初恋的回声 余易木 下班了，回家路上，福州市第十七中学的语文老师朱芬问年轻姑娘杨芸：“小杨，我问你一件事，你到底有朋友了没有？” 三个月过去了。 既没有称谓，也没有署名。 “不一定,还不一定,我前几天听到了一点儿风声,但还不一定……唉,我心里乱极了……” <全文完>
一
杨芸微微摇了摇头。
“年纪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了。”朱芬关怀地说，小杨要是你真的还没有朋友，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不知道你的意见怎么样......”
杨芸的心猛的一跳。
“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老是找不到恰当的机会，今天总算凑巧。”朱芬看看杨芸接着说：“对方是我爱人大学的一个同事，助教，叫周冰，上海人，跟我同岁，虚岁28，身材跟我爱人相仿。五八届清华大学毕业生。家庭出身是小商。父母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小弟弟，在上海化工学院念书。这个人，我见过好几次，人很老实，不大爱说话，很用功，俄文、英文都挺好。去年，他在苏联科学院刊《理论物理》上发表过一篇论文—”
“在苏联科学院刊物上？”杨芸诧异的问。
“就是，我爱人特地找来给我看过，可惜我一点也不懂。听我爱人说，他还有一篇论文快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我爱人对他佩服的不得了，说他是天才，要是在国外早就当教授了。是不是天才我不敢说。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挺聪明、好学。最近我爱人正打算和他合写一篇新的论文，常请他到我家来。”
“他是学物理的吗？”
“不，他学的是电机制造专业。过去在青海的一个电机厂工作，调到我爱人那还不到半年。说也奇怪，我爱人跟他一见如故，如今简直象老朋友了。”朱芬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他之所以能调来，就是因为他们的系主任看中了他那篇论文。”
杨芸沉吟不语。
“不过，有一件事，”朱芸斟酌着说，“我对你直说：他五七年犯过错误，去年国庆节才摘帽子。我犹豫的地方也在这里，怕你......”
“这到没什么，既然已经......”
“那就好了！—其实，陈毅陈老总不久前还说过，摘了帽子，一视同仁。不过一视同仁归一视同仁，讲清楚，好一些。我亲自问过他五七年的事情。他说，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上对留学生制度讲了几句错话，另外对他想转北大物理系没转成，发了几句牢骚，别的没有什么。我爱人听他们系秘书也这么说。”
朱芬想了想又说：
“还有一点，我也直说，他在西北生活了几年看上去苍老一些......你要是同意的话，大后天，星期日，你到我家来玩，你们见见面。”
杨芸低着头，默不作声。
“那就这样，”朱芬按着杨芸的手，亲切的说“讲定了？”
二
杨芸是福州本地人，两年前，一九六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回故乡，当了中学的语文教员。
当教师是中文系、尤其是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最普通的出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却是一种副产品。据观察，绝大多数中文系学生，都做过当文学家的梦。他们投考中文系，许多人决不是为了当教师，而是为了当文学家......杨芸也不例外。
从少女时代起，杨芸就喜爱文学，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中学里，她的作文颇为老师所赞赏。也许由于她是女孩子的缘故吧，她特别喜爱女作家的作品。她崇拜两个人：中国的丁玲，外国的夏洛蒂.勃朗特。她立志要成为第二个丁玲或者中国的勃朗特，写出象《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简.爱》一样伟大，甚至......原谅她直率......更伟大的作品来，为中国的女性增光。
胸怀着这样的宏愿大志，杨芸于一九五六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跨进大学校门的那天，杨芸几乎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甚至已经成为—大作家了。可是，越读，文学家的梦就越显得遥远。各式各样的文艺理论，五花八门的文艺流派，浩如烟海的名著，弄得她茫茫然不知所措。特别使她伤心的是，她懂得越多，笔下就越是滞涩；她越是想出言惊人，结果倒反而弄得连中学时代做作文的那点儿流畅劲儿都不翼而飞了。她尝试过创作，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每次都半途而废—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下去。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她自己都不敢重读一遍，只好一烧了之。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偶像在她的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某种怀疑情绪侵蚀了她的信仰。当她谈到《简·爱》的时候，“不错”渐渐代替了“伟大”；而当她谈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时候，她竟然使用起诸如“马马虎虎”之类的字眼来了。
奋斗了三年之后，她终于对艺术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有了切身的体会。于是，她笑了笑，挥手告别了梦寐以求的桂冠。
告别文学家的梦固然不易，但更难的却是告别那迷人的青春的梦。
杨芸长得不算漂亮，但她结实、健康，身材匀称，而且有着一双不无动人之处的眼睛。事实上这位南国姑娘并不缺乏崇拜者。在大学里，很有几位—其中包括系里的一位助教—煞费了一番苦心，给她塞了几封热烈的情书。杨芸却一概漠然之。她不是嫌人家缺乏文采。其实呢，一句话：她在等待着她理想中的爱情。哎唷，天哪，假如我轻率从事，将来遇见他，那可怎么办呢！—她经常不自觉地这样想。
什么是杨芸理想中的爱情？—文学作品就是她的蓝本。大凡做过艺术家之梦的人，都不免沾染浪漫主义倾向。客观地说，杨芸梦想的既不是漂亮，也不是地位，更不是金钱与舒适。她梦想的究竟是什么？她本人也不完全清楚，然而，我们确信，有过类似经历的读者一定心中有数。杨芸愿意献身，而且渴望献身，但这仅仅是为了他，而不是为了那些乱投帖子的芸芸众生！
可是，不幸，那些碰壁的崇拜者们却不想去理解她的心情。他们一致把她的拒绝看作是妄自尊大与不识抬举—慢慢地，她的门庭冷落了。
大学毕业后，她返回故里，一眼就有二个意外的发现：第一，她中学时代的女同学几乎都已结婚成家，有的已是孩子的妈妈，第二，所有的姻婚都经过所谓“介绍”，无一例外。更有甚者，她一回到福州，旋既有人上门说亲，给她“介绍”对象。
杨芸愤怒了。
象所有沾染过浪漫主义倾向的人一样，她对“介绍”怀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杨芸想爱情又不是买卖！什么介绍！简直岂有此理！，她愤怒地拒绝了，而且拒绝了不止一次。妈妈见女儿这样直叹气。周围的亲友见她这样，从此退避三舍，不敢问津。
去年“五一”，她一个高中的女同学经过介绍结婚了。她应邀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上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寂寞。国庆节，她的妹妹结婚了—当然也是通过“介绍”—她看着喜气洋洋的妹妹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妹妹已经出阁，姐姐还待字阁中，妈妈看着着急，老人家好几次试探女儿的口气，都被杨芸顶了回去。
今年春节那天，杨芸照照镜子，对自己说：“二十六岁了。”说完，嘴角浮现一丝苦笑。
又是春天了。
明媚的春风惹人心烦意乱。正在这当儿，同事们跟她开玩笑，起哄要给她介绍对象。当时，杨芸真可谓“啼笑皆非”。她万万没有料到：朱芬果然借此东风出面作合。
假若事情发生在一年、甚至半年前，杨芸肯定会断然回绝。可是不知为什么 ，这次她却保持沉默，聪明的朱芬当即意识到：她接受了。
杨芸自己也莫明其妙，怎么会一反常态，接爱了朱芬的好意。但是不管怎样，她接受了。
星期五那天，吃中饭的时候，杨芸神态异常。妈妈关切地问长问短，她却只觉得厌烦，而且—怎么说呢—对母亲的唠叨，她似乎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厌烦过。下午上班，见到教研组里的同事，她忽然很不好意思，仿佛人人都已看透了她的心事。晚上她久久不能成眠。
她暗自承认，朱芬为她物色的对象，从通常所谓的“条件”来说，很合适。当然五七年犯过错误是个缺陷，一个大缺陷。但是陈毅副总理不久前说过“一视同仁”。而且......而且这个人在苏联科学院一九六一年的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呵，《理论物理》！单单杂志的名称就给了她深刻的印象！简直难以置信！......可是最最要紧的是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她特别希望知道，这个可能成为她终身伴侣的人，是怎样一副模样！她捉摸来，捉摸去，越想越糊涂。末了，思路一转，她回忆起少女时代遥远的梦。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不无忧伤地对自己说：
“我还是象大家一样，走上了“介绍”这条路。”
出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心，星期六下午，她溜到省图书馆去翻阅了六一年的《理论物理》。在第八期上她果然发现了那篇长达九页的论文。她俄文不好，读不懂论文内容。再说，那些稀奇古怪的数学符号，她也一窍不通。她小声的拼着作者的姓名，突然想起，就是这个人可能永远和她生活在一起，她感到一阵莫明的激动—呵，天呐，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星期天终于到了。
早晨，她故意久久地懒在床上不起。起床后，又故意慢条斯理地梳洗。妈妈叫她吃早饭，她推说不饿，不想吃。她自觉或不自觉地穿上了她最喜爱的衣服。刚穿上，又觉得不对劲，想换上班时穿的那一套。刚脱了一半，她对自己说：“算了，不麻烦了。”又重新穿上。穿完，她坐在一旁发愣。妈妈见了，问她：
“依芸，你今天上哪儿去？”
“朱老师请我去玩。”杨芸心不在焉地回答。
妈妈会意地瞥了女儿一眼，没有深究。她只是小心翼翼地劝女儿改穿那件红色的衬衫为好。
“妈妈！我到朱老师家去玩，穿哪一件都一样！”杨芸不耐烦地喊道。
尽管昨天朱芬一再叮咛：十点半，无论如何准时到。可是十点三刻，杨芸才出门。
半路上，杨芸和朱芬几乎撞了个满怀。
那天，朱芬忙的不亦乐乎，一清早就去市场采购。她丈夫老张则奉命打扫房间。采购回来，朱芬张罗菜肴，老张则奉命帮忙。不帮倒好，越帮越忙。十点，周冰准时到达。夫妻俩又忙着招待。到了十点三刻，杨芸还不见影子，这可急坏了朱芬。她扔下锅铲，嘱咐了老张几句，直奔杨芸家而来。
“人家可早来了！”朱芬见面就说。“快，快，快去！”
“芬姐，杨芸犹豫地说，多难为情呀......”
“你真是！有我在，怕什么！”
朱芬不容分辨，拉起杨芸就走。
一进门，老张就起身相迎：“小杨，你可让我们等坏啦！—牛牛，你看谁来了？”
“杨阿姨！”一个三周岁的小男孩亲热了叫了一声，跑到杨芸跟前。
“牛牛乖！”
说着，摸出一块巧克力糖，塞在他手中。
“牛牛，快谢谢杨阿姨！”朱芬一面说，一面接过孩子。
杨芸这才发现，屋里还站着一个穿了一套不大合身的崭新中山装，形容消瘦的陌生人。
老张转身对陌生人说：
“来我给你介绍：这是我爱人的好朋友杨芸同志。”
陌生人拘谨地伸出了手：
“周冰。”
“我们物理系的才子！”老张洋洋得意地说。“等一会儿我让你参观他发表在《理论物理》上的大作。”
这对周冰似乎十分意外。他显得有点儿惊慌失措。杨芸也觉得有些尴尬。
“你这个人！还不快请客人坐下！”
“对，对，先请坐，先请坐。”老张连声应诺。
趁着沏茶的机会，朱芬在丈夫耳边叮嘱道：
“别老谈那篇东西，我看周冰怪窘的。”
老张不以为然，张口要反驳。朱芬瞪了他一眼—这一眼把他反驳的勇气打掉了。
朱芬一回厨房，可难坏了老张。他本来打算先出那张王牌，再搬出他准备已久的长篇大论，如今夫人的禁令在此，不敢违抗。怎么办呢？只好借助经典式的开场白：“今天的天气，哈，哈，哈。”
但是，杨芸却搂着牛牛，一面偷觑着周冰，一面饶有兴味地在等待。那位周冰似乎也在等待，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老张“哈哈”了一通之后，黔驴技穷。他拼命地向周冰递眼色，让他说话。不幸的是，周冰无法理解他的意图。
“要命，真要命！”老张想。
无可奈何，只得再“哈、哈”一通。
杨芸对这一再重复的“哈、哈”，开始有点纳闷。但她是姑娘，她腼腆，她只能一再亲牛牛的小脸。
“周冰这家伙真成问题！他到反成了观众！从来没见过这号人！”
老张心里叫屈，脸上在笑。他只好请杨芸吃糖。
“杨阿姨！你吃糖！”小牛牛从盘子里抓起一块高价糖，使劲往杨芸的嘴里塞。
“阿姨吃，阿姨吃。”杨芸微笑着说，又亲了亲牛牛胖乎乎的小脸。
杨芸至少化了十秒种，才剥掉糖纸。
“小周，你别客气。”老张剥了一块，送到周冰面前。
周冰慌张地站起来，又坐下了。
“唉！”老张不由得喟然长叹。
说实在的，他对自己的高论得不到发挥，深感遗憾。他原本打算在高论的结尾，预先享受一番他和周冰合作的那篇论文有朝一日发表时的乐趣。
“朱芬这个人真是多管闲事！”他想，讲讲有什么关系！”
他毅然决然地起身去取那本《理论物理》，走到书架跟前，他胆怯了！
“天啊，真比当年我跟牛牛的妈妈认识还别扭，他暗自喊道，陡然转了个九十度，几步就冲进了厨房。
“你还有什么事情？我来干。你去招待，我吃不消了！”
“真是白活了三十几年，招待客人都不会，算了，算了，开饭吧！”朱芬回答道
饭后，朱芬宣布已买好西湖剧场两点二十分的电影票—进了剧场，杨芸才知道，朱芬一家的座位跟她和周冰的不在一起。
散场后，朱芬一家无影无踪。周冰彬彬有礼建议送杨芸回家。杨芸微微点了点头。
一路上，杨芸目不斜视。周冰走在一旁，中间至少相矩一尺。周冰说话不多。他没有按照常规，调查她的履历。他只是问了问她的工作与爱好。
周冰一直送到她家附近。分手的时候，周冰说：
“假若你下星期有空，早上九点我在西湖公园门口等你。”
“好。”杨芸的声音轻得几乎难以察觉。
回到房里，杨芸不知为什么，不仅关上了房门，而且别住了弹簧锁上的制动闩。
她脱掉外衣，掠了掠头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谁知道，也许上楼时太急了一些，她有点心跳。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似乎有点儿发烧。
“原来他就是周冰！”她对自己说，她还是没有看清。
四
三个月的印象，杨芸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她不得不向自己承认，这种类型的人，她从来没有遇见过。
周冰给她的突出印象是：诚实而又坦率。
第二次见面，周冰就主动向她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最难启口的、五七年犯错误的经过。他的家庭情况很简单：母亲解放初去世；父亲开过一家旧书店，五五年公私合营后，每季度将近有八十元定息，五六年父亲去世后，这笔定息就成了他弟弟的生活费，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负担。当他谈到五七年的时候，他的心情与其说是沉痛，不如说悒郁，仿佛连他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一切竟然、平淡无奇，他讲得很具体，很详细，内容无非是朱芬早介绍过的那些。末了，他说：
“真没有想到，几句话，后果如此严重。”
作为五七年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杨芸毫不怀疑周冰的诚实。她宽慰他道：
“过去了，算了，别想它了！”
“我总觉得，我应该向你说清楚。”周冰说，忧郁地笑了笑。
但是，假如说，周冰主动谈起自己的家庭与过去，那么，相反地，他却从来不主动询问杨芸这方面的情况，除非杨芸主动告诉他。奇怪的是：他所谈的过去，也仅止于五七年。他从来不涉及他在青海三年的生活，而对那篇论文，更是讳莫如深，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回事。
有一次，杨芸问他，他轻描淡写地说：
“那几年很苦，饿得厉害。”
“在那样的条件下，你还写论文，真不容易呀！”杨芸由衷地赞扬道。
“全靠朋友帮忙。”
“帮忙？”
“嗯，问题不单是生活困难 ......”周冰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我俄文不象人家形容的那样好，我只能看，不能写。是朋友帮我翻译的。—你不信吗？”
“你太谦虚了。”
“我说的是实话。”
“你的朋友是谁？”
“厂里的同事。”
杨芸想进一步打听，周冰却已回到了原题。
“那几年确实不太容易。”周冰想了想，重复了一遍。“不过，总算熬过来了。”
“那时候，你认识我就好了！我在学校里，定量还吃不完呢！”杨芸天真地说。
周冰忧郁地笑了笑。
呵，这个周冰，他老是忧郁地微笑！朱芬说得不错，他不爱说话。非但不爱说话，简直是沉默寡言！他完全不象虚岁二十八的人，看上去至少三十开外。未老先衰？也许。但是，偶尔心血来潮，他也能滔滔不绝，谈笑风生......在这样的场合，杨芸觉得他突然年轻了，甚至有点儿孩子气。
有一次，不知怎么搞的，话题扯到了文学。杨芸原以为：周冰这种人，跟朱芬的丈夫一样，对文学肯定一窍不通。不料，周冰好象很内行。他不仅对杨芸读过的书大部分都很熟悉，而且还读过一些杨芸没有读过的名著。更意外的是，他们的好恶也十分接近。杨芸高兴极了。他们从李白谈到李煜，从曹雪芹谈到巴金，从普希金谈到高尔基，从雨果谈到罗曼·罗兰，又从莎士比亚谈到哈代。周冰越谈越兴奋。最后，他毛遂自荐，用英文朗诵了几首拜伦与雪莱的短诗，还背了一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杨芸听得入迷了。她简直难以想象，一个装满了数学符号的脑袋居然还容纳得下这么多美妙的东西。她钦佩之余，不禁连声赞叹：
“不一样，你跟老张完全不一样！”
“你忘了我爸爸是开旧书店的了。”周冰风趣地回答。
不言而喻，艺术从此成了他们精神上的纽带。可惜，人不能一天到晚谈艺术，况且即便谈艺术，周冰依然还有沉默寡言的时候。
他不仅沉默寡言，有时甚至神思恍惚，心不在焉。对此，老实说，杨芸是不满意的。有一次，杨芸说着，说着，顿住了。
“你怎么不说了？”周冰诧异地问。
杨芸满腹委屈，低头不语。
“唔，我明白了！......你大概见我心不在焉，生气了吧？”
“亏你还有自知之明！”杨芸想，多少有了些安慰。
“你别生我的气。”周冰诚恳地说，“我有一个毛病：有时候，脑袋里会无缘无故地冒出一些想法，譬如一个方程式，一条曲线，一个符号，或者诸如此类跟眼前毫无关系的东西，克制也克制不了。这种毛病讨厌得很，往往容易引起误会。你别见怪，我不是故意的。”
杨芸笑了：
“灵感？”
“这是文雅的说法。”周冰说，忧郁地笑了笑。
对于周冰的解释，杨芸是满意的，因为，事实证明，尽管周冰有时心不在焉，但他对杨芸的照顾却无微不至，考虑得极其周到。这体现在许多琐碎的，往往容易疏忽的生活小事上。譬如，一同走路，他总是让杨芸走比较平坦的地方；坐长椅，他总是让杨芸坐比较干净的地方；杨芸丢了手帕，他就不声不响地买了送给她；每星期见面，他总是带一些杨芸喜爱的零食来；天气突然变凉，他总是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外衣，无论如何让杨芸披上，等等，等等。杨芸二十六岁了，但她第一次接近男性。这一切对她来说既新鲜，又亲切。她感到温暖。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杨芸在他心不在焉的时候所说过的话，他往往也记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周冰带来一双皮鞋。
“投给《物理学报》的文章发表了，这是我用稿费买的。”周冰说。“你穿穿看，是否合适。”
在一般情况下，杨芸是决不肯接受这样的礼物的。可是，这是他用稿费买的，她破例接受了。杨芸打开盒子一看，心花怒放：正是她喜欢的式样。她一试，正合适。她奇怪极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这种式样的？”
“上次你自己说的。—你说，新街口的皮鞋店新来了一批上海皮鞋，式样很好。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这一种。”
杨芸一想，确有其事。但是，她仍然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她穿鞋的尺码的。
“也是你自己说的。你想想，那一次......”周冰指出了确切的时间与地点。
杨芸好不容易才回忆起来：确实有一次，杨芸提到朱芬买了一双三十六码的皮鞋，穿不下，她穿正合适，转让给她了......她说话的当时，周冰正若有所思，心不在焉。
“你的记忆力太好了！我当时还以为你根本没有听见呢！”
“也许，过分好了一些。”周冰说，忧郁地笑了笑。
“我祝贺你的论文发表，也谢谢你的礼物。”
“谢谢你的祝贺。不过，礼物可算不上—在我看来，皮鞋这种东西是算不上礼物的，你不要认真。”
“那么，在你看来，什么东西才能算是礼物呢？”杨芸好奇地问。
“有意义的东西。”
“完全同意！”杨芸说。“如果你今天把《物理学报》带来，我更高兴。”
周冰犹豫了一下，说：
“我下星期天带来。”
“不，不要下星期天。下星期四，我生日，你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好吗？”杨芸红着脸说。“你四点钟在老地方等我，我上完课，请假出来。”
“好的。我三点半准到。”
谁知道，也许，老天爷过分习惯于在银幕上成全表现丰收场面的编剧与导演了，以致这一次看错了对象。星期四那天，从早到晚，又是刮风，又是下雨，天气糟透了。杨芸估计周冰不会赴约了，所以下课后没有请假。五点钟下班，径自回家了，到了家里，她看看窗外连绵不绝的阴雨，总觉得有一件心事放不下。六点左右，她坐不住了。她不顾妈妈的阻拦，找了个借口，穿上雨衣出门，虽然她对遇见周冰，完全不抱希望。
周冰呢，居然等在那儿。他在狂风中吃力地撑着一把旧雨伞，孤零零地在西湖公园的拐角上踯躅。裤褪、鞋子，全湿透了，连上衣也湿润了一大片。
杨芸远远地发现了他的背影，惊喜交加，她喊了一声：
“周—冰！”
风太大，他没有听见。
杨芸顶着狂风，连奔带跑地走到他跟前—由于激动，她已说不出话来。她碰了一下他的手臂。
周冰转过身来—他的嘴唇已冻得发青。
周冰似乎很高兴。他没有半句责备。没有半点抱怨，只是亲切地说：
“我祝贺你的生日。”
假如在银幕上，到这里，他们应该拥抱了，但是，他们不在银幕上，所以他们没有拥抱—唯一的相似之处是，杨芸确确实实冒出了眼泪，因为这个结实的南国姑娘有着一颗温柔的心。
“快，快走，到我家去！”杨芸偷偷地拭拭去了泪水，拉着他的手就走。
周冰并不反对找个屋顶避避风雨。事实上，风雨交加的人行道，在电影的画面上，可能是有趣的，但在现实中，毕竟算不上谈情说爱的好地方。然而，上她家去......
“我这副样子......第一次......”周冰为难地说，“我看还是到新街口新开张的茶室里去坐坐吧。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那儿有生日蛋糕。”
杨芸想想也对，可是......
“湿一点儿，不要紧。我在青海久经考验！”周冰满不在乎地说。
他们跳上公共汽车，来到新街口。进了茶室，周冰让杨芸先就座，自己去要了一个生日大蛋糕和两杯咖啡。
“今天是你的生日，”周冰说，把服务员送来的餐刀递给杨芸，“我祝你生日愉快。”
杨芸接过餐刀，切开了蛋糕，叉了一块，放在周冰的碟子里，说：“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生日。”
她沉默少顷，又说：
“今天都怪我不好，你骂我一顿才对。”
“那儿的话！”周冰说，“我等一会儿是应该的。”
“那我赔礼道歉也是应该的。”杨芸说。“不过，假如我真的失约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我想我大概会等下去，一直等到—”
“天亮？”
“不，天黑。”
杨芸笑了。
“《物理学报》我带来了。”周冰说，从怀里掏出一本新杂志。“封面弄湿了，没藏好，别见怪。”
“有了水迹，更可贵。”杨芸接过杂志，感动地说：“谢谢你的礼物。”
周冰忧郁地笑了笑。
“你的微笑总是那么忧郁。”
“这是命运给我的礼物。”
“烙印。”杨芸想。她一往情深地凝视着周冰，一字一字地说：
“将来，这微笑会明朗的。”
呵，如果此刻，周冰象银幕上一样回答：“我相信，亲爱的！”并隔着桌子握住杨芸的手，杨芸就会完完全全地爱上他了。然而，不幸，周冰依然只是忧郁地笑了笑。
对于，周冰的淡漠，杨芸有点儿失望，正如他那篇论文右上角的题字—“杨芸同志：生日愉快。周冰。”多少有点儿使她失望一样。
“这个人简直不可捉摸！”—三个月来，杨芸经常这样想。有时候，她觉得，周冰似乎不是在恋爱，而是在一丝不苟地过完成一桩细致而困难的工作。凭女性的直观,她知道,他一定经历过巨大的痛苦,而这痛苦,对杨芸来说,正是一个无法揭开的谜。杨芸不止一次地想对他说：“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但她缺乏勇气。话说回来，即便她并不缺乏勇气，事情又将怎样？—忧郁的微笑，如此而已。
七月初的一个星期天，他们分手的时候，周冰说：
“我们认识三个多月了。你对我多少已有一些了解。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是否愿意和我共同生活。我一无所有，除了我那可悲的过去。此外，我想，我这个人大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丈夫，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丈夫。我希望，你和朱老师的友谊不致于影响你的决定；我同样希望，你的决定不致于影响你和朱老师的友谊。不管你的决定如何，我将始终感谢朱老师对我的一片心意。为了不使朱老师为难，你不妨把你的决定，直接写信告诉我。我等你二个星期。下星期天我不来了。”
就这样，杨芸面临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她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她问自己：我爱他吗？—她想了想，回答说：爱的，因为他跟她幻想中的他那么相象。她又问自己：他爱我吗？—她想了想，回答说：不知道，既然他缺乏热情。在这一点上，他跟她幻想中的他却又那么不同......
呵！假若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可是怎么说呢？幻想与现实的分野，也许就在这里。
她明白，在现实中，能遇见这样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幻想终究是幻想。她还能希求些什么呢？
她对自己说：“假若仅仅是创造掩盖了他的热情，我相信，他的微笑总有一天会明朗的。假若他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我应该知足：总算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一个也许会对人类作出贡献的人。”
想到这里，她提起笔来，给周冰写了一封谦卑的信：
亲爱的冰：
假若你不嫌我平庸，我愿意永远和你生活在一起。
芸 1962.7.7深夜
假如说,杨芸对周冰的感情,在她同意做他妻子的时候,尚不无保留的话,那么,如今这种保留已在人们的一片庆贺声中烟消云散了.
八月份,学校放暑假。他们几乎朝夕相处。不是周冰上杨芸家来,就是杨芸到周冰那儿去.一个月的相处,更加深了杨芸对周冰的了解。
平时，周冰跟杨芸在一起，手头很大方。实际上，他自己的生活很艰苦。这里，问题不在于吝啬，而在于他确确实实象他自己所说大话的那样：一无所有。看看他宿舍里的东西，实在寒酸。铺的，盖的，全都破旧不堪。他的全部积蓄，无非是收到的那点儿稿费：因为直至离开青海，他每月仅领取三十几元生活费。他不修边幅,一方面固然由于他懒散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确确实实没有衣服可穿。周冰向杨芸忏悔：初次见面时穿的中山装,还是承蒙朱芬的指点,临时添置的。这时杨芸才恍然大悟：难怪他穿来穿去只有一套衣服。周冰的克已待人,使杨芸的爱之心油然而生,感情自然而然深了一层。杨芸也向周冰忏悔:他是她的初恋。周冰听了,激动地良久说不出话来—这真情的流露，无疑使感情又深了一层。
在这一个月中，他们如此亲密无间，以致老张有一次当着周冰的面，向杨芸提出了抗议：
“小杨，你快结婚吧！否则，我和周冰合作的论文要流产了！”
其实，杨芸也何尝不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呢？......
署假结束了。学校开学了。婚期也终于临近了。
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周冰照例在杨芸家度过。当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杨芸觉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杨芸问他，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并振作了一下精神。一会儿他又故态复萌，神思恍忽。杨芸再次问他，他还是推托说没有什么。杨芸伤心了，撅起了嘴：
“直到今天，你还把我当成外人！”
“不，你别误会。”周冰无可奈何地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今天早上我接到一封信，我弟弟住院了。”
“什么病？”杨芸吃了一惊。
“可能是胆囊炎，要动手术。”
“危险吗？”
“大概不要紧。”
“那就好了！”杨芸松了一口气。“我真怕......不,不说了。”
“你怕什么？”周冰？问道。
“我怕出什么时候事，影响我们的婚期。”杨芸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太自私了吧？”
“不，哪儿的话！—你放心，不会出事的。”
“你给他寄予些钱去。有些东西我们别买了。你说呢？”
“我身边还有一些钱，本来打算婚后用，我给他寄些去。”周冰说。
事后，杨芸就忘了—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弟弟，毕竟无关痛痒。
离结婚只有一个星期了。按照予定计划，杨芸和周冰下星期去登记；星期六晚上借教研组办公室举行婚礼；星期日宴请宾客，宴会后正式洞房。—杨芸意识到，这是她姑娘时代最后一个星期天了，心情特别激动。她絮絮不休地谈论她的童年时代，她的少女时代，她过去的梦，她今天的梦和她身边无数细碎的琐事。周冰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
“哈，”杨中断了自己流水般的絮聒，笑着说，“你大概又在捉摸你那些方程式了吧？”
“没有，我在想—”周冰突然俯身捧着杨芸的双手，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告诉我，依芸，万一将来我有什么地方使你伤心的话，你肯原谅我吗？”
杨芸一怔。
周冰—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从来没有吻过杨芸，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比握手更亲切的举动，这样的矜持不能不使杨芸在内心深处隐隐约约地感觉失望，因为，归根结蒂，她是女人,而且她爱他。然而，今天，当周冰突然这样做的时候，她却反而感觉不安，甚至莫名的惊恐。她张惶失措地问：
“你怎么啦？怎么啦？......”
周冰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是那样地悲哀。
“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吗？”
周冰摸摸自己的前额，仿佛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
“不知为什么，”他说，“我突然想起，和我这样的人共同生活，你会受很多委屈，很多很多的委屈......”
“你想到哪儿去了！”杨芸喊到，一下子拥抱了他。“亲爱的，你为我考虑的太多了。我爱你，我是自愿跟你的。只要你不是故意刺伤我的心，我会原谅的，我什么都会原谅的......”
“谢谢你，依芸，谢谢你。我记住你的话，我也将记住你对我的这一片心意......”周冰在她的耳过喃喃地说。
星期三早晨，杨芸去学校上班。出门，遇见朱芬。
“你们今天去登记？”朱芬问。
“不，明天。”
“明天？唉，这个周冰也太性急了！”
杨芸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都一样，老张从前也一样。”朱芬宽容地笑着说。“老张说过了，周冰尽可以多休息几天，他代他上课。”
“谢谢老张。”
“别谢，我这个红娘不尽力，谁尽力？不过，最好还是让他打个电话—”
“什么电话？！”
“给教研组打电话—请一下假，总比不请好。”
“请假？为什么要请假？！”
“咦，周冰不是在你家吗？！”
“没有—昨天他没有来过。”
“他没有来？！那他哪儿去了？昨天下午，连上课都没有找到他......”
杨芸愣住了。
朱芬看杨芸的表情，完全不象是在开玩笑，连忙安慰道：“你别着急，丢不了！说不定，他昨天上街了，回校晚，老张没遇上。一会儿，我给老张去个电话。”
“芬姐，不......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的。这么大的人，又不是孩子......”
话虽这么说，朱芬的心却提了起来。
九点钟，朱芬下课回办公室。老张来了电话：“奇怪，昨天晚上周冰通宵未归。”杨芸在一旁听到这个消息，手脚都凉了。
“不要紧的，你别着急。老张说，他再找找看，九点半再来电话。”朱芬一再宽慰道。
杨芸勉强上完了一节课，回到办公室，一见朱芬的表情，两腿一软，几乎跌倒在地。
周冰失踪了！
办公室里，耳目众多。杨芸强作镇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思想上乱作一团。
坐在她对面的朱芬，匆匆写了一张条子，人不知鬼不觉地递给了她。杨芸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老张一会儿再来电话。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传达室通知朱芬接电话，杨芸跟了出去。
老张在电话里说，周冰没有找到，打听来，打听去，只有一条线索。据门房说，他昨天中午收到过一份电报，查阅收发簿，确实如此；有新情况，他再来电话。
电报？—杨芸顿开茅塞。
“芬姐：说不定他弟弟病情严重，他回上海去了。”杨芸猜测到，心里踏实了许多。
“你知道这件事？”朱芬问。
“前些日子，他说过，他弟弟患胆囊炎，住院了。”
“唉，这个周冰，真是天晓得！”朱芬抱怨道，再怎么紧急，也不能不辞而别呀！”
杨芸也这样想，可是她什么也没说。
快下班的时候，老张又来了电话—这次证实了杨芸的猜测，因为教研组已收到了周冰从火车站发出的信。
一场虚惊过去了。
杨芸精疲力竭，仿佛她刚刚跑完了马拉松。
冷静下来，杨芸不由得感到委屈。芬姐说的很对，无论怎么紧急，周冰也应该告诉她一声再走。说道底她是他的未婚妻，况且正是办喜事的时候。然而仔细一想，她又责备自己过于自私。事实上，这些日子，她一次也没有关心过他弟弟的病情。“我应该想到才对。”她对自己说。—如今，既已如此，她只能祈愿他弟弟早日转危为安......
杨芸满以为，她下午一定也能收到周冰的信的，但是，等了一下午，没有。
晚上，他从老张那儿打听到周冰在上海的地址，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她在责备自己的同时，亲呢地责备了他几句。她知道弟弟病危，周冰一定心烦意乱，她不愿再增添他的忧愁。她在信中再三叮嘱需要什么，马上来电。写完信，已深夜十二点了。
次日清晨，她亲手付邮。
婚礼被迫延期了—杨芸的父母虽然遗憾，亦无可奈何。
杨芸估计，至多五天，她就能收到回信。不料，六天过去了，音讯全无。她又给周冰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并嘱他立即回电。可是，发出去的电报如石沉大海。
这下子，杨芸可急坏了。在她的想象中，周冰的弟弟已有不测，周冰受此打击，一病不起。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上海，怎么办呢？—她越想，越害怕，她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听到了周冰孤苦无援的呻吟......
她决定去上海—父母反对：未过门的姑娘，只身前往，算什么名堂呢？
噢，如果周冰唤她一声，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这个勇敢的南国姑娘的决心！可是，没有，周冰始终保持着沉默。
仅仅十几天，杨芸明显地消瘦了，憔悴了，苍白了。她废寝忘食，神不守舍。无论父母或朱芬夫妇怎样宽慰她，她总是固执地重复着她幻想中的可怕景象。
见女儿这样，杨老太婆掉了不少眼泪。
国庆节前夕，杨芸对妈妈说：
“妈妈，我要到上海去。他需要我。我是他的未婚妻，生死同舟。万一他在上海有个三长两短，女儿这辈子......”
说到这儿,杨芸哽咽住了。
杨老太婆听了眼泪一大串。
老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只好依女儿的心愿。但是，有一条保留：母女同行。
母女同行，事情就复杂了，所以又拖了两天。
动身的前一天，正好是国庆节。下午，杨芸在收拾行李，杨老太婆拿了一封信，以老太婆所能允许的高速，慌慌张张地奔上楼来。
“信！依芸，来信了！”
高兴的程度，比她女儿，有过之，无不及。
杨芸扔下手中的东西，拆开就看。不看倒罢，一看之下，骤然变色，在杨老太婆来得及反应之前，杨芸已飞步下楼。
“依芸！依芸！依—芸！”
杨老太婆一面喊，一面 追出门外，杨芸已无影无踪。
杨芸发疯似的直奔朱芬家。
门虚掩着。杨芸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门而入。
屋里坐着两个人，犹如两尊塑像。
老张垂头丧气地坐在床上，一声不响。对面椅子上坐着朱芬，虎视眈眈地—假如可以这么形容的话—瞅着他，小牛牛则以惊异的目光，轮番地观察着他的父母。他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很新鲜，很有趣，很滑稽。
“这......这......这是什么意思!”杨芸喊道，已不似人声。
杨芸把信往桌子上一扔—她这才发现，桌子上摊着另一封信，同样是周冰的笔迹。
朱芬对杨芸的出现丝毫不觉惊诧。她只是用下巴指了指老张，无精打彩地说：
“你问他。”
“我......我......”老张霍地站了起来，瞠目结舌，不知何以为答。“我......我怎么知道他是这种货色！”
老张好不容易迸出了这句话。
朱芬拍了一下桌子，跳起来，冲着老张嚷道：
“你应该知道！什么有水平，什么天才，什么人老实，什么待人忠厚，不都是你说的吗？！事到临头，你就不知道了？！没有那么便宜！—”
“爸—爸 —坏—！”小牛牛感到自己应该表态了。
老张的忍耐，早已接近 极限。不料，这小家伙竟火上添油。他一气之下，挥手就是一巴掌。
幸而，打了个空。但是，小牛牛哇的一声，哭了。
“爸爸坏，爸爸打牛—牛！爸爸打牛—牛！—”小家伙过哭边叫。
朱芬一把把孩子拖到自己身边,厉声喝到:
“你做了这种好事,还打牛牛!你—你—你是人不是人?—”
“我就是要打！”老张也吼了起来。“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打？我就是要打！”
“呐，给你，你打，你把他打死吧！你把他打死，就算我白养！你—你不是人！”
小牛牛见妈妈把他往爸爸的巴掌底下推，吓得赶紧抱住妈妈大腿，大哭大叫起来。
于是，哭声，叫声，吼声，拍桌声，混成一片。
杨芸看不下去了。她拿起刚扔下的信，转身离开了朱芬的家。
杨芸的归来，正如她的出走一样突然。她走的时候，似痴似狂，来的时候，失魂落魄。
她倒在自己的床上，放声痛哭。
转瞬间，全家—父亲，母亲，还有前来探望父母的妹妹和妹夫—都挤进了杨芸小小的卧室。
“依芸！依芸！依芸！”几个声音同时惊慌地喊。
杨芸根本不予理睬—她只顾哭，她哭得伤心欲绝。
“依芸，你有话好说，别......别这样。”杨老头儿用颤抖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这时杨老太婆已老泪纵横。
“依芸......”老夫妻几乎同声哀求。
对于父母的哀求，杨芸没有答理。她只是在悲恸中，痉挛地摸出周冰的信，无声无息地丢在地上。
杨老头儿颤巍巍地捡了起来。他的手抖得那么厉害，加上他在激动中忘掉了他那副老花镜，以致久久不能明白信的内容。等他终于弄明白了的时候，他大喝一声，把信撕成两半，揉成一团，使劲往地上一扔，随即破口大骂：
“骗子！流氓！坏蛋！恶棍！畜生！拆白党！......他一口气把他所知道的这一类名词—过于粗俗的例外，因为在他的词汇中没有—全数骂了出来。他挥舞着双臂，太阳穴上青筋毕露，旁观者一见，几乎以为他马上就要中风了！
但是，此刻，杨老太婆已顾不得自己的老伴。她连忙捡起纸团，好不容易才把它摊平，边擦眼泪边读。出于关心，当然也出于好奇，她的小女儿和女婿的头也悄悄凑了过来。
信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杨芸同志：
由于的生活中发生了料想不到的重大变故，结婚已无可能，因此，我请求你同意解除我们之间的婚约。
我充分认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可是我在道义上不能不这样做—对此，我深感内疚。我希望，总有一天，我能向你解释这一切，但决不是今天。
我感谢你和你的家庭对我的情谊，我唯一引以自慰的是：分手了，别人将会带给你我永远无法带给你的幸福。
一小时后，我将离开上海。当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返抵福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烦恼，我想，我们还是不再见面的好。
周冰
1962.9.29上海“哎哟，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害了依芸！你害了你的亲生女儿！这......这......”杨老太婆拍手惊呼，小女儿和女婿面面相觑。
“我早就跟你说过，当过右派的，不合适，你不听！”老太婆把满腹苦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你说，你懂，我不懂！你说他年轻有为，你说，他有才华，有前途，还有什么国—国—际—水—平！都是你说的！你—你—呵，我早就知道，右派不会有好人！呵......死老头子,呵,老天爷,呵......呵......呵—依芸,我的心肝!......这......这......这可怎么办呢!?......”
杨老头儿向来以一家之主自居，这时被老太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当众数落，很是尴尬，尽管他自知理亏，他悲愤交集，恶狠狠地瞪了老太婆一眼，大声嚷到：
“我......我......我现在......我现在还说他是才子,你听见没有?才子!才子!才子!......才子加流氓!”显而易见，正当杨老头儿山穷水尽之际，鲁迅先生救了他。
杨老头儿喘了一口气，无意中看见站在一旁的小女儿。
“你，你笑什么？”他猝然厉声问道。
“爸爸，我没有笑......"
“噢，你在笑，我看见你在笑，你不要抵赖，你抵赖没有用！”杨老头儿莫名其妙地转而把怨气发泄在小女儿身上。“我知道，你看着高兴！我知道，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你看着开心！你在看戏！你觉得滑稽，噢，我知道，你心里在想，爸爸喜欢姐姐，如今活该！气死了活该！对吗？我问你！你别赖，我不许你赖！你老实承认，倒痛快一些！姐姐碰上了拆白党，你......你这个没有心肝的东西!”
可怜杨芸的妹妹，平白无故，被老子骂得狗血喷头，她进退维谷，不知继续等着挨骂，不是回避一下。
女婿比较机灵，一看形势不对，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之大吉。
于是，杨老头儿，骂劲勃发，一鼓足气，从周冰和天下所有的右派骂起，骂到自己心爱的依芸，又从朱芬骂起，骂到跟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杨老太婆，正相反。她从老头子骂起，骂到无事生非的朱芬，又从依芸骂起，骂到十恶不赦的周冰和天下所有的右派。
混杂在这一片咒骂声中的是，杨芸无休无止的悲泣。
那一天，杨芸的家里，正合中国的一句俗话：鸡犬不宁。据街坊邻居说，直到深更半夜，杨老头儿的吼声还历历在耳。
次日，杨老头儿的高血压病犯了，卧床不起。杨老太婆则基本上一夜未睡。她不住地照料着凌晨才迷迷糊糊入睡的女儿，唯恐女儿一时胸窄，寻了短见。此刻，她又精神抖擞地起了床，穿着拖鞋，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女儿的卧室。
杨芸已经醒来。她静静地躺着，失神的目光直愣愣地凝视着天花板。
杨老太婆悄悄地在床头坐下。杨芸抬起身子，唤了声：
“妈妈。”
她的语气异乎寻常地平静而安祥，犹如暴风雨后洁静的天空。
杨老太婆搂住女儿的头，又一次老泪纵横。
“妈妈，别哭，千错万错，我自己不好......”
“依芸......”
“妈妈，别哭。”杨芸坐起身来用枕巾替母亲擦掉了眼泪。
“依芸，你爸爸说......”
“妈妈，有什么，你直说吧，不要紧，我听着。”
“你爸爸说，是不是能设法挽回。一切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这可怎么办呢？天大的事情，说清楚，总好商量。依芸，我让朱老师陪你去找找他，好吗？”
“妈妈！”
“依芸，事情总要弄弄清楚，他不能不明不白地坑掉你的一生。就算他弟弟死了，也不能—”
“妈妈，不是这么回事，”杨芸打断了母亲的话，“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那究竟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杨芸痛苦地摇头说。
“依芸，让我去一趟。你爸爸要去，我不许。他那个脾气，去了可不得了......”
“妈妈，不要去了。”杨芸斩钉截铁地说。“既然他信里说不愿意见我，去了也没有意思。”
事实上，杨芸最伤心的也莫过于此了。这个温柔的南国姑娘，什么都能原谅，但她不能原谅周冰如此冷酷无情地摒弃了她那颗谦卑地奉献给他的真诚的心。
“依芸......”
“妈妈，你听我说，有一件事情，我求妈妈成全我，否则，我死不瞑目。”
“依芸，你别......别这样说话！”
“妈妈，我要把他拿来结婚的钱还给他。妈妈，我知道，爸爸为了我，把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我知道，爸爸为了我......”杨芸咬紧牙关，忍住了眼泪，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妈妈，好妈妈，成全你的女儿，这是最后一次了......”
“依芸，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你在想什么！”
“妈妈，你成全我。”
“钱，钱总好想办法，可是你........”
“妈妈，好妈妈，”杨芸一头埋在母亲怀里，再也抑制不住汹涌的泪潮，“你别怕，我会活下去的！会活下去的！”
下午，朱芬硬着头皮来探望杨芸。杨芸在床上亲切地接待了她。
“小杨，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你。”朱芬沉痛地说。
“不，芬姐，你别难过。你看，我自己倒想通了。”杨芸安慰朱芬说。“有一件事情，我麻烦你。我想请老张—”
“他早晨已经去过了！”朱芬会意地说。“老张跟周冰说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拍了桌子，周冰就是不吭声，象死人一样。他这次回来，又瘦又黑，好象在上海生过一场大病—”
“芬姐，”杨芸打断了她的话，“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想请老张把......把钱和东西送还给他。”
“小杨，别这样。我下午和老张再去找周冰谈谈。”
“不，芬姐，谢谢你，不必了。我已经决定了。”杨芸说。“这里是四百元钱，你点一点。还有，台上那包东西。”
“小杨！”
“芬姐，我谢谢你，也谢谢老张，你们为我尽心了........”
“小杨！”
朱芬拥抱了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晚上，朱芬把钱与东西又带回到杨芸家里。
“他不收。”朱芬说。“他非但东西不收，而且我们怎么讲，他都不吭声。最后，老张气得又拍了桌子。老张叫他要么收下东西，要么把话说清楚，他这才不声不响地打开包裹。我和老张都以为他要选择前者了，心里正反感，不料，他取出他赠给你的那份《物理学报》，避开我们，又写了些什么，写完重新包好。他说：假如你读了他写的东西，还坚持要还他，他一定收下。东西都在这儿。”
杨芸打开那个小小的包裹，又看到了那本如此熟悉的、带着水渍的《物理学报》。她翻到他那篇论文的地方，上面多了一段话：
你曾经答应过我，只要我不是故意刺伤你的心，你一定原谅我。今天，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谅，但我想说：上帝作证，我决不是故意刺伤你的心。
1962.10.2
朱芬出于礼貌，在杨芸打开包裹的时候，故意退避在一旁。这时，她走上前来问：
“再送回去？”
“不，不必了，我接受这一份命运的礼物。”杨芸忧伤地用《物理学报》遮住了自己的脸。
八
事实上，某些迹象，早在周冰失踪的那天，第十七中学语文教研组里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假如说，一般人还掉以轻心的话，那么，至少，机警的王老师注意到了。
她偷偷地对赵老师说：
“你看杨老师。”
“看什么？”
“我看杨老师神色不对，朱老师也心神不安，好象出了什么事。”
赵老师远远地瞅了一眼，鄙夷不屑地说：
“人家好端端的，王老师，别疑神疑鬼！”
赵老师这几天正在悉心推敲他那首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据说，他已在好朋友中间秘密朗诵过一次，并博得了满堂彩。美中不足的是，个别地方，溜掉了韵脚。赵老师抱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宗旨，正为此搜索枯肠，因而，王老师扫兴的嘀咕，对他来说，根本不堪入耳。
王老师虽被抢白了一顿，但锐气不衰，她又兴冲冲地去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远距离观察了一番，老成持重地对她说：
“王老师，可别瞎猜，杨老师知道会不高兴的”
“当然，当然，我不过是关心她，随便说说而已，”王老师连连称是。
“吉日当前,还是少说为佳”。李老师说，心里也觉得有些蹊跷。等到婚礼延期的消息一宣布，赵老师失望了，李老师叹气了，大家愕然了，唯独王老师高兴了—她自诩有先见之明。
国庆节一过，杨芸接连请了几天病假，朱老师也整天整天垂头丧气。大家知道，大事不妙。杨芸上班那天，大家的好奇心上升到了极点。她一踏进教研组办公室，全体老师—除了朱芬—向她行了一次注目礼。只见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讲得难听一些—象泄了气的皮球。大家明白，婚事吹了！“可怜呐！”陈老师向李老师递了个眼色，喟然长叹道。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知怎么搞的，事实真相很快地透露了出来，并传遍了整个教研组，继而传遍了全校。不仅如此，象一般流言蜚语那样，越传越离奇。毫无疑问，大家同情的对象是杨芸，大家遣责的对象是周冰，而大家愤怒的对象是—谁？—朱芬。
朱芬一下子从劳苦功高的巅峰跌进罪魁祸首的深渊。
全校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热闹的程度不亚于当初的棒场，也许，正是由于当初的捧场过于起劲，如今的议论才如此热烈。奇怪的是，在议论中，大家至少联想起了一、二十个“痴心女子薄情郎”的故事，讲的人感动，听的人有趣，从而给单调平添了丰富的色彩。
在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中间，最气愤的是赵老师—这个朱芬，介绍人也当不来，害得他百般辛苦，付诸东流！最痛心的是李老师—这个周冰，忘恩负义，道德全无，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最同情是陈老师—这个姑娘，唉，看着也教人心酸......
周冰那儿的情况，也须向读者简单交待几句。老张的大吵大闹，不仅惊动了物理系，而且惊动了全校各教研组。大家津津乐道之余，对周冰的恶劣行径和顽固不化的态度义愤填膺；而对老张，则正相反—因为杨芸基本上无人知晓，所以老张比他夫人幸运得多—倍加同情。有人忽然想起，周冰戴过右派帽子，主张干脆把他拉出来，审查批斗，以求水落石出，大快人心。有一阵子，批斗的呼声如此之高，以致连当年主张调周冰来校任教的、物理系系主任的处境，都相当不妙。后来，系党总支考虑到，情况不明，大动干戈似乎不妥，也就不了了之。
出乎意料的是：六二年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通过上级机关指名调周冰，，因为他那两篇论文已在国际上引起重视。大家又是一番议论，一番不平。不平之中，也许还多少有点艳羡—假如不是妒嫉的话。系主任趁此机会，如释重负地下了台阶。
周冰要走了。
临走之前，他备了一分厚礼，专程上朱芬家辞行，结果却落得个自讨没趣。朱芬报以白眼，不理不睬，老张冷言冷语，讽刺挖苦。周冰坐了将近半个小时，被奚落了大约三十分钟。他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朱芬越看越恼火，最后下了逐客令。接到逐客令，周冰想把他突然和杨芸解除婚约的原因解释一下，但想了想，欲言又止。他毅然起身，默默地点了点头，离开了朱芬家。
“喂，把你的东西带走！”朱芬在他背后喊。
周冰没有回头。
朱芬命令丈夫追上去。老张说：
“算了，别太过分了。”
“什么过分？活该！朱芬恶狠狠地回答。
公平而论，朱芬的冷酷，完全有情可原—她在学校里的日子实在难过。
假如说，大家对杨芸同情怜悯，那么，对她，则一律侧目而视。尤其难堪的是：她与杨芸不知不觉地成了陌路人，尽管依旧朝夕相处。
不久，杨芸不堪怜悯的重负，打了请求调动的报告。朱芬闻讯，也动了心。一个星期后，朱芬的报告也送到了党支部。党支部鉴于实际情况，慨然同意：杨芸调第二十二中学，朱芬调第九中学—离家的路都远了，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宁可多走几步！
杨芸接到通知，马上办理调动手续。杨芸办完手续从人事科出来，朱芬正要进去。她们几乎在人事科门口撞了个满怀。
她们相顾无言。
良久，杨芸说：
“芬姐，这些日子为难你了，你别生我的气。”
“小杨，你别这么说，”朱芬感动地拉住了杨芸的手，“都怪我不好......”
“不，我自己不好......”
“小杨，说句真心话，我以为你恨我呢！”
“恨你？怎么可能！我以为你生我的气了。”
“我们都误会了。小杨，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你说呢？”
“好朋友，芬姐永远是好朋友！”杨芸不容置疑地说。
她们好朋友似的分了手，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人虽然分开了，但事情还留在心上。每当朱芬念及，就懊恼不已，老张自然而然地成了出气筒。
一天，朱芬情绪不佳，旧事重提。老张说：
“别老提这件事了，说到底，周冰还是不错的。”
“呵，你倒好，同情起他来了！”
“不是我同情他，”老张见夫人怒火上升，赶紧说，“我......我有一件事，不知怎么办才好。”
“什么事？”
老张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物理学报》的通知书，交给朱芬。朱芬一看，原来是通知老张他的论文已被采用。
“什么时候收到的？”朱芬问。
“前天。”
“你怎么不说？”
“怪为难的......”
“你要是为难，就写信去更正。”
“我也在考虑......”
夫妻俩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去信更正不妥，说不定会节外生枝。最后，朱芬说：
“算了，这是他的一点儿心意。”
朱芬说着，眼前浮现辞行那天周冰默默离去时的背影。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
“也许，我们谁也没有体谅他的苦衷......”
该分手的都分手了，该走的都走了，一场风波平息了。起初，人们在茶余饭后，还偶尔记起这段奇闻轶事，日子久了，大家也就淡忘了。
两年过去了。
转眼又是春节。春节一过，杨芸马上就要虚岁二十九了。
她已经不年轻了。这样的年龄，对一个姑娘来说，几乎已接近极限，假如她无意当老姑娘的话。实际上，有些嘴皮尖刻的人，背后已经这样在称呼她了。
对于杨芸的婚姻大事，她的父母真是有苦难言。他们眼看女儿的前额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皱纹。直发愁，但是，束手无策。他们急不可耐地希望这颗掌上明珠的终身有个着落，但又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唯恐触动女儿的心弦，勾引起她的伤心事—尤其是自知不无罪过的杨老头儿。
杨芸自己倒反而显得无所谓。
两年来，杨芸变了。她变得沉静而孤僻，她除了上班，几乎闭门不出。她极少说话，更难得一笑。有时候，即便笑了，眼神却依然抑郁与迷惘，怎么说呢？她仿佛在命运的打击下，变成了自己的衰老影子。
她知道，人家都认为她老了；她对自己也常说：“我老了。”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对自己的衰老总感觉意外而突然，甚至荒谬。有时候，她又觉得，一切都自然的、合理的。经历了那一切的一切之后，怎么可能不老呢？
她很少回忆过去。她不愿意想，也不允许自己去想她那如今显得如此遥远的、痛苦的初恋，她克制着自己，尽量忘记过去。她把自己的过去，连同周冰的礼物—假如还可以这么形容的话—一起锁进箱子里了，而这个箱子，她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打开的。
她听天由命，寂寞地过着平淡而单调的生活。没有幸福，也没有太多的悲哀。她把这平淡而单调的生活看作是上天对她背叛浪漫主义理想的惩罚。所以，当人们偶尔—两年中发生了一次—在她面前提起所谓“介绍”的时候，她几乎怀着恐惧与厌恶，婉言拒绝。她决心当一辈子老姑娘？—不是，既然如此，将来怎么办？—她不清楚。
她听凭命运的安排。
谁知道，也许，在她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她又重新开始在做那连她自己都加以嘲笑的，迷人的梦？
六四年八月间，她偶尔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周冰的名字。这是一则关于物理学会召开年会的消息，副题是：“青年理论物理工作者周冰对引力场的研究博得与会者和外国来宾的高度评价。”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莫名其妙地感到激动。当天，她又莫名其妙地去省图书馆去翻阅了近两年的《物理学报》。仅仅两年，周冰发表的论文达七篇之多，还不算送给朱芬丈夫的那一篇。
“他倒挺痛快！”杨芸对自己说，不无哀怨地想起了自己被断送了的一生。
夜晚，她第一次打开了存放着周冰礼物的小箱子，当她看到那本浸有水渍的《物理学报》的时候，她仿佛重新见到了他那忧郁的微笑。
“也许，他也很寂寞。”她支着头，默默地想。
说实在的，这个温柔的南国姑娘从来没有恨过周冰，她只是对他的无情感觉伤心。此刻，当她情不自禁地回顾以往的时候，她甚至有点儿责备自己......
“如果当时我当机立断，到上海去，跟他相会，弄清事实真相，一切可能不会这样。”她悄悄地对自己说。
她看着《物理学报》上周冰陈旧的字迹，思潮起伏，她想来想去，总感到周冰并不了解她，又何必说：“我希望，总有一天，我能向你解释这一切，但决不是今天？......”
总有一天？呵！空洞的字眼！—如今一切都结束了，就连她曾经那么渴望知道的，那隐藏在忧郁的微笑背后的迷，如今，也对她失去了意义。
何必呢？何必解释，既然一切已成为过去。
“现在，他出名了，他身边有的是比我年轻的姑娘，他未必还会记得自己的诺言。”她想。
她决不愿再见周冰，她也根本不相信他们还会再次见面。
“过去了—一个梦。”杨芸锁上箱子时，觉得把过去的梦也锁在里边了。 十
六五年初春，杨芸出差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中学语文观摩教学。
阔别五载，旧地重游，杨芸感触万端。熟悉的景色，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群—变化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徒然地寻觅着她当年留下的足迹，可是那个充满幻想的、生气勃勃的姑娘，如今在那儿呢？“物是人非事事休。”她记起了李清照《武陵春》中的这一句。
她知道，周冰也在上海。她知道，周冰在理论物理研究所，但她完全无意去见他。她知道，周冰住在南市，她故意避开人民路。—对此，她自己想想也好笑：
“真是多余！上海，这么大的地方......”
一个星期天，杨芸抱着怀旧的心情，特地到华东师范大学附近去周游了一番。完了，乘车来到华山路，在淮海路口下了车。见时近中午，吃了一点儿东西。吃完东西，她就沿着淮海路漫步，打算浏览一下街景，顺便采购一些东西。快到襄阳公园的时候，有一个左手抱了一个两周岁左右、打扮得挺漂亮的女孩的中年人,在杨芸前面相隔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杨芸定睛一看，几乎倒退了一步。
站在她前面的是周冰。
周冰还是老样子。她穿了一套旧中山装，形容依然消瘦，只是那眼神，似乎比以前柔和了一些。两年的光阴，仿佛在他身边滑过去了，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
“我刚带孩子出来，想上襄阳公园，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周冰高兴地说，迎上前来，友好地伸出了手。
杨芸没有任何反应，以致周冰的手又尴尬地缩了回去。
“我也没有想到。”杨芸冷冰冰地说。
我们知道，杨芸是一个温柔的姑娘。假如她此刻遇见的周冰，手上没有孩子，她无论如何不至于这样。可是，一见孩子，她脑际闪过的念头是：“原来如此！”—她感到，哑谜一下子揭开了。
她的心顿时化作顽石。
“两年不见，”周冰依旧面带笑容地说，“你好吗？”
“很好。”
“去年夏天，”周冰接着说，“我到福州一趟。本想去探望你，但不知你是否已成家，没有下得了决心。”
“我不值你劳驾。”杨芸说，心里却在想：“何必虚情假意地来这一套！”
周冰继续友好地说：
“你......你别见怪，你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不知为什么，杨芸面不改色地撒了个大谎。
“我为你高兴，真诚地为你高兴。”
“我应该为你高兴，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么讨人喜欢的孩子。”杨芸说。
周冰笑了笑—又是那么熟悉的忧郁的微笑。
“小忆，杨阿姨喜欢你，”周冰接过话头，对小女孩说，“快叫，杨阿姨好！”
“杨阿姨好—”
“快，快跟杨阿姨亲亲！”
小家伙蛮听话，也不陌生，张开了双臂，把身子伸向杨芸，周冰趁势把孩子送到她怀里。
“怎么亲，小忆？”
“搂得紧紧的！”小家伙一面喊，一面搂住杨芸的脖子。
杨芸的心弦一颤。
“她本来应该是我的孩子。”杨芸心酸地想。
“小忆，请杨阿姨到家里去玩，好吗？”
“好。”
“不，我有急事，我要走了。”杨芸把孩子交还给周冰。
周冰不接，却继续跟孩子说话：
“小忆，快说：‘杨阿姨，到我家去玩，一定去，小忆要你去！’”
“小—忆—要—你—去—”小家伙刚学会说话，嚷得特别卖力 。
周冰在一旁补充说：
“我家就在附近，去年年底搬的，很近，过两条马路就到。”
说完，径自开步走了。
杨芸无可奈何，只得抱着孩子，尾随而行。
“去就去！”杨芸边走边想，“去见见他的夫人！我倒要看看他在他夫人面前用什么眼睛看我！”
“她横下了一条心。
周冰讲得是实话，他的住所的确很近。不几分钟，他们就到了。
这是一幢相当别致的三层楼小洋房，门前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周冰按了按铁门旁的电铃，回头抱歉地对杨芸说：
“真对不起，让你抱着孩子走了那么多路。”
“你太客气了。”杨芸说，放下孩子，厌恶地想：“他倒挺得意！”
与预期的相反，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婆。她见了杨芸，似乎有点儿诧异。
“妈妈，”周冰说，“这里我福州的老同事，街上偶然遇见的。”
“丈母娘！”杨芸心中作了注解。
“ 请，请，请，快请进...... ”老太婆抱起孩子殷勤地说。
“请。”周冰略微闪开身子，让杨芸先走。
杨芸挑衅似地昂首跨进了大门。
“请上楼。”周冰说。“我住三楼。下面是我们所里两位教授住的。”
“打蜡地板，哼！”杨芸想。
上了楼，周冰对老太婆说：
“妈妈，你是不是烧点儿咖啡？”接着，又对杨芸说：“这边走。”
周冰没有把杨芸领进坐室，却领进了一间满是书籍杂志的屋子—看样子，这是他的书房。
家具相当讲究，基本上都是新的。角落里却摆了一张旧的单人床，铺的，盖的，杨芸都很熟悉。只是干净了一些—这张单人床和整个气氛很不协调。
“这儿真高级。”杨芸挖苦道。
“都是公家的。”周冰委婉地回答。“你请坐。”
杨芸大模大样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周冰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手上捧着饼干、点心、糖果、炼乳等一大堆东西。
“你别忙，我马上就要走的。”杨芸板着脸说。
“不，不，不，你坐一会儿，见面那么不容易。周冰说，忙着把饼干、糖果、点心倒在茶几上。
老太婆端来了咖啡。鉴于礼貌，杨芸站了起来。
“你请坐，请坐。”老太婆一面说，一面好奇地打量着她。
杨芸一阵反感。
“怕什么！我又不是来抢你女婿的！”她想。
周冰跟老太婆小声说了几句，老太婆连连应诺，转身走了出去，关上了门。
杨芸重新坐下，周冰则忙着替杨芸的咖啡添炼乳。
“你那么用功，天天睡在书房里吗？”杨芸问。
“睡在这里，天天用功可谈不上。”周冰不管他话中带刺，心平气和地回答。“请用咖啡，不甜这儿有糖。”
“谢谢。”杨芸慢慢地喝了一口，指着搁在写字台上的一张四时彩色照，又问：“你爱人？”
“......嗯。”
“不错，挺年轻，长得也漂亮！”杨芸大声地称赞道，仿佛唯恐别人听不到。
“旧照片。”周冰稍一迟疑，解释了一句。
沉默。
少倾，杨芸又问：
“我怎么老不见你的爱人呢？不方便？”
“不，不是。”
“上班去了？”
“也不是。”周冰摇了摇头说。“她—”
“在睡午觉？”
“不，她死了。”
“死了？！”杨芸脱口而出，暗暗一惊。
“六二年，她生小忆的时候，难产死了。”周冰重复地说。
六二年......杨芸恍然想起，那个小女孩看上去确实有两周岁多了—呵，明白了，现在她彻底明白了......
“原来如此！”杨芸冷笑道。
老太婆端来两碗水煮鸡蛋，杨芸又一次起立。老太婆又一次好奇地打量了好一番，并讲了一大堆客气话，杨芸听了只觉讨厌。老太婆一走，杨芸说“你完全不必这么客气，我刚吃过午饭，何况......”
她看着手表。
“不，不，你先请坐，随便吃一点儿。”周冰急忙说。“见面不容易，我们谈谈。”
“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杨芸执拗地站着说，“一切都清楚了，其实，你六二年给我讲明白，要比今天好得多。”
“不，其实，你不清楚，你先请坐。”
杨芸瞅了他一眼，周冰忧郁地笑了笑。
“你请坐。”周冰一再重复道。
杨芸勉强坐了下来。
“你大概误会了，”周冰说，“我说的爱人，并不是指妻子。”
“谢谢你的提醒，我不了解你的用词习惯，起初确实有点儿误会了。”杨芸似笑非笑地说。“那讨人喜欢的孩子，是你的女儿—这一点，大概不至于再有什么误会吧？”
“不，是她的女儿。”
“你说什么？！”杨芸猛然转过脸来。
“我说，小忆是她的女儿。”周冰清楚地重复了一遍。
他的目光深沉而悲哀。
“那......那她到底是你的什么人？”
“我的初恋。”周冰严肃地说。
“你的初恋......呵,天啊!我完全糊涂了!......”杨芸嗫嚅道。
周冰默默地起身，走到门边，用插在锁孔里的钥匙，锁上了门，又回到原地，默默地坐下。杨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样。
周冰托着下颐，沉思许久，才用缓慢的语调，真诚而又恳切地说：
“两年前，我出于无奈，刺伤了你的心。我记得，我曾经在那封信中说过：‘我希望，总有一天，我能向你解释这一切。’今天是我履行自己诺言的时候了。这不仅因为命运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终于高兴地知道，你已结婚成家—这解除了我启口的顾虑。我违背你的意愿，硬把你拖来，目的无非在此，请你别见怪。”
“也许，”周冰顿了顿，接着说，“解释是多余的。也许，它对你已完全失去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人，我有责任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你。我无意为自己辩解，更不敢祈求你的原谅，因为任何类似的企图，都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因而也是不现实的。我只是请求你耐心地听下去。听完了我的解释，你也许会同意两年前我最后对你说的那句话：上帝作证，我决不是故意刺伤你的心。”
“他将告诉我一些什么呢？”杨芸自问。
我曾经是天真的、幼稚的、单纯的、热情的人。象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我也曾沉溺于幻想，对未来怀着孩子般的信念。五七年的风暴使我突然面对现实—我跨入了人生。
五八年九月初，我作为我们校长所谓的“废品”处理到了青海。我在青海生活了整整三年零两个月。在这三年零两个月中，我经历了大跃进狂热的浪潮和接踵而至的、漫长的饥饿岁月；我经历了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时刻和我不幸的初恋的意外欢乐。现在，当我回顾以往的时候，我要说：那时，我毕竟还是年轻的，尽管在我踏上青海高原时，我曾感到，青春早已过去。
作为废品，我比一般同学少一样东西，也多一样东西：少一张文凭，因为据说我政治不及格；多一顶无形的帽子，因为我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我到青海，处境可想而知。
我在工业厅报到后，第二天我被分配在一个电机厂工作。
电机厂的技术科长是五五年西北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三十岁左右。初见时，他知道我清华出身，对我颇为友好，但不几天，态度骤变，因为他已摸清了我的底细。
我名义上是技术科的技术员，但我在青海三年，唯一没有正经地干过的恰恰是技术工作。道理很简单：我很快地被剥夺了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利。
从客观上说，我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从小就喜爱数学物理，高中毕业时，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才投考了电机系。进大学后，我依然把全部精力放在数学物理上，而对专业课程毫无兴趣，觉得煞费苦心太繁琐，太简单。有些教授劝我转到北大物理系去，我也有想法，打了几次报告，校方不同意。那次鸣放会上，我发牢骚，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这个人大概天生不擅于做工厂的具体工作。譬如，对技术人员至关重要的制图，我就不大在行。我画得既慢又吃力。画出来的图既难看，又不无粗枝大叶的错误。我刚到技术科，科长叫我搞两套冲模。搞完后，科长看了直摇头，他简直怀疑我拿不到文凭，是否另有原因。其实，如果他当时好好地跟我说，让我认真一些，我想，过些日子，我也不至于老是那副样子。可是，科长只是把我训斥了一顿，说这是我抗拒改造的表现。完了，命令我改而描图。我蹩了一肚子冤气，图当然描得更糟了，简直是墨团连篇。科长又把我训斥了一顿，提醒我：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训斥完毕，就剥夺了我从事技术工作的权利，把我安排在晒图组打杂。凡是厂里需要抽调劳动力干些杂务，我首当其冲。就这样，我上班不到两个星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搬运工、小工兼勤杂工。
诚然，话说回来，即使我在技术上相当能干，鉴于我的特殊身份，打杂也在所难免，只是不至于马上就落到这样可悲的地步罢了。这一点，不应有任何误解。
在青海的三年中，我修过马路，造过房子，挖过菜窖，种过蔬菜，打过井，当过漆匠，拉过板车，开过荒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五八年大跃进那一阵子，我基本上在车间当辅助工。大跃进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无休无止的加班。没完没了的苦战。有一次，苦战七昼夜。我记得，在第三天下午，我在车间推着小车运输毛坯，半路上，因挡道而稍停。我靠在车床上，就睡着了。
由于我的编制是技术员，所以无论我临时干什么，我吃的依然是所谓“干部定量”。这在大跃进期间，倒还不成问题—那时，粮食遍地—生活困难以后，就成了我痛苦的根源。
当小工是一方面，更不幸的是，我在技术科的表现传遍了全厂。大家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这个大学生。有些工人，出于好意，不止一次地问过我：是否真正读过大学？如果谎报，劝我及早交待，以免罪上加罪。—我当时的心情，不说，你也能体会。
不怕你见笑，我象许多年轻人一样，也曾经是自负的，甚至可以说是狂妄的。我对自己的处境并不甘心。我心里想“别把我周冰看扁了，我还有两下子呢！”
我决心要露一手给大家看看。
我在念书的时候，对物理学的场论，特别感兴趣，自以为还有不少心得和新的见解。我曾和学校里的教授讨论过几次，教授劝我写成论文在清华学报发表。后来，不巧，碰上五七年的反右，事情就搁下了。这时，在客观环境的刺激下，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十页稿纸。写完之后，重读一遍，我得意非凡。
“哼！现在谁再敢藐视我周冰？！不是我吹牛，技术科就没有一个人看得懂！”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寄给了《物理学报》。
稿件一寄出，我就开始打如意算盘，寄到北京，至多一个星期，审查两个星期，一个月后可听到回音，三个月，不，至迟四个月后可以发表，发表以后......呵,发表以后,大家就不敢藐视我了!......我忽然想起，处理右派的规定中有一条：有真才实学者可以从宽。我对自己说：
“发表了论文，我总可以算是有真才实学了吧。”
我热切地等待了一个月，天天象热锅上的蚂蚁。然而，我等来的不是《物理学报》的回音，而是饥饿的沉重的阴影。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稿子是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挂号付邮的。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临时召集了一个全厂大会。大会上，党委书记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宣布，食堂粮食亏空，明天不开饭，请大家上街去吃一天。我听了，并没有太在意，上街吃，就上街吃，算不了什么。次日我睡到十点钟才起床，到了城里，一进饭馆，才发现面目全非—吃饭的顾客那么拥挤。我走了几家，都是如此，没有办法，只好买些点心吃。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一进食品商店大门，发现柜台空空如也；货架上除了酒，一无所有。我跑遍了所有的食品商店，家家如此。时间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饿得实在难受，就买了一瓶葡萄酒。我本来有半瓶的酒量，我想喝半瓶耐耐饥，绝对不会出问题。我一口气喝了半瓶。喝完之后，我就按惯例上图书馆去。刚进图书馆大门，我就觉得自己不对头，又走了几步，我支持不住了。我明白了，我醉了。我找了一个幽静的角落，靠着一颗大树，坐了下来。一坐下来，就呕吐，我对自己说：“我不行了，快回家，再晚就回不去了......”我挣扎着起身，摇摇晃晃勉强支持到了公共汽车站。在公共汽车上，我已站立不住，只好蹲了下来。我知道，车上的乘客都在注意我。我一再告诫自己：“忍住，千万忍住，我是在公共汽车上！别呕吐！一定不能呕吐！”到了站头，我一下车，一阵恶心，仿佛五脏六腑都倒了出来。我在公共汽车站上蹲了很久，很久，才咬紧牙关，步履蹒跚地回了厂。一进宿舍，我倒在床上，就完全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才发现，剩下的半瓶酒也不知何时何地不翼而飞。
星期一，厂里宣布了严格按定量就餐的新规定。下星期天上街，商店里连酒都无影无踪。
就这样，饥饿的岁月揭开了帷幕。
现在，我继续讲我那篇得意杰作的命运。
我等了不是一个月，而是整整半年。半年后的一个中午，我吃完饭，走过传达室，门房叫住了我：
“周冰！挂号信！”
我好奇怪，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挂号信。我走进传达室，门房交给我一个特制的大信封，里面装了厚厚一叠东西。
“退稿！”我脑际一闪，倒抽了一口冷气。
“在这儿签字。—哎，我说周冰呐，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奔回宿舍，打开一看，果然是退稿。信封里还附了一封油印的退稿通知，在“不合使用”项上用红笔打了一个钩。没有审查意见。我翻了一下稿子，上面没有任何标记，似乎根本未曾审阅过。我冒火了，不禁骂道：
“这算什么意思！不合使用，也要把话说说清楚！简直混蛋！”
我一边骂，一边把退稿信撕得粉碎。
可是，无论怎样冒火，退稿却是冷酷的现实。我出完了胸中的怒气，感到沮丧。打了几个月的如意算盘，到头来，成了泡影。希望落空了！
我左思右想，觉得自己不应该灰心。我振作精神安慰自己道：
“不要紧，换个地方试试！《物理学报》不要，《物理通报》......
我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要求降了一级。
我当天就把稿件寄给了《物理通报》。
两个月后，原物奉还，情况几乎和上次一模一样。不过，这一次，退稿信是手写的。
我气极了，但还不甘心，我对自己说：
“《物理通报》不要还有的是门路。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发表的地方！”
我一下狠心，又抄了八份，到处乱投，《清华学报》，《北大学报》，《交大学报》......我甚至还莫名其妙地寄给了一些跟物理没有多大关系的单位，例如：哈尔滨电气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月后，这些寄出去的东西，又陆续物归原主了。除了我寄给母校的那一份，至今还石沉大海。
这时，已到了六0年。
每次退稿回来，门房就喊住我在收发簿上签字。每次，他都好奇地问：
“周冰，你经常收到厚厚的一叠，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每次都含糊其词，支吾搪塞。
于是，我在大家的心目中变成了笑话。
无论我走到哪儿，几乎都有人问我—善意或恶意地问我：
“喂，周冰，你到底写了多少论文？怎么一篇一篇又一篇？”
还有人说：
“周冰，你的大作到底什么时候发表？发表了，可别忘了请客！”
还有人劝我：
“算了，我看你别辛苦了，你连画图都困难，胡思乱想干啥？”
还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拿我开玩笑：
“周冰，门房叫你去签字，快去！这次可是薄薄的一张，我看见了！”
我上了当，满心欢喜，跑去一看，什么也没有。
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绰号也出现了：有人叫我“博士”，有人叫我“教授”，有人叫我“爱因斯坦第二”，还有人叫我“天鹅”，意思是我是吃不到天鹅肉的癞蛤蟆。我心里想：“天鹅也罢，癞蛤蟆也罢，我们走着瞧！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周冰是何许人物！”—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我寄给母校的那份至今杳无音信的稿子上。
六0年，三月间，一个下午，我正在临时帮忙修理菜窖，一个技术员十万火急地跑来找我。他老远一见，就喊：
“周—冰，科长找你！你快去！”
“什么事？”我问，放下铁锹。
“去了就知道！”技术员笑嘻嘻地说。“好事情！”
“好事情！好事情才不会轮到我呢！”我暗自嘀咕道。
“去，快去！”
我跟着那个技术员上了楼。走进办公室，科长正在审阅图纸。他见了我，头也不抬，继续干自己的事情。我站了好一会儿，问：
“科长，找我干啥？”
科长这才似乎发现了我的存在。他“唔”了一声，翻起图纸，露出给图纸遮住了的厚厚一叠纸张，纸张下面是一个特制的大信封。
“又是退稿！”我颓唐地想，叹了一口气。
我看看四周—周围都是揶揄的目光。
我脸上顿时热辣辣的。
“这是哈尔滨电气科学研究院的审查意见。”科长头也不抬，指着稿子上的退稿信说，“我看了，很有道理—我劝你还是多想自己的思想改造，有空多读读教科书来得好。去吧！”
我拿起稿子，一看，大信封上写的是“技术科负责同志收。”
我刚跨出办公室，听见刚才喊我的那个技术员大声地在屋里说：
“人家叫周冰是博士，教授，爱因斯坦第二，天鹅，我看都不合适。我看应该叫：偏执狂人！”
“什么意思？”有人问。
“偏执狂人！----或者，简称：周马！”
一阵哄笑．哄笑声中，还夹杂着科长压抑的笑声和断断续续的话语：
“小......小张......取......取绰号可......可不好......”
我咬住嘴唇，一口气奔回宿舍。
我拿出退稿信，急速地浏览了一遍，发觉上面有这样的话：“......作者基本概念错误......多读读教科书......”呵，难怪科长劝我......
“多读读教科书！叫—叫我多读教科书！教—科—书！”我神经发作了。
我把稿子死命一扔，弯腰拖出床下的书箱，把箱里的书全都倒了出来，然后，看见枕头旁边的书，又一齐扔在地上，我飞起一脚，书堆踢散了。我觉得不过瘾，又加了一脚。还不过瘾，我干脆狂踢了起来：
“......什么?斯米尔诺夫?----送你回老家!相对论引论?----回老家!朗道?好极了,回老家!还有你这个量子场论!狗屁!回老家!费米!费米更不是东西!回老家!回老家!统统送你们回—老—家!......”
刹那间，屋子里遍地狼籍，碎纸片比比皆是—这场风暴的遗迹，你今天在书架上还能找到。
“......最后，最后，还有你这个不成器的货色要你干什么！送你回老家！”我咬牙切齿地诅咒道，一脚把自己的退稿踢得满屋飞舞。
我安静下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面对这风暴袭击后的凌乱景象，茫然若失。我踏着我如此喜爱的书籍的残骸，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双手掩住了脸。
怎么办？以后怎么办？—不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喜剧结束了！......
到处碰壁的结果，我终于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甚至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我开始自暴自弃了。
客观上，生活的艰难，也加速了我的沉沦。
作为技术员，我最初的定量是三十二斤，以后逐渐减少，到了六0年四月间，我的定量骤降至二十二斤，扣掉半斤节约粮，只剩二十一斤半，没有任何副食，除了一些腌的卷心菜菜叶，每人还只准买五分钱。街上有了粮票，还必须有证明，有了证明，还必须排两小时队，才能在饭店吃上东西。食品店里空空如也，犹如废弃已久的仓库。西门口的自由市场上，青稞馒头二元五角一个。而我，你知道，由于戴了帽子，每月仅有三十七元零五分生活费，我一面无时无刻不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一面整天干着各式各样力不胜任的临时差事，再加上我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种种屈辱—这样的日子，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未必能够设想，无疑更难体会。
我沉沦了。生活对我失去了意义。我变得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不洗碗，不叠被子，衣著褴褛污秽，我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对什么都无所谓。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假如说，以前，我对绰号还有反感的话，那么，如今，当“周马”绰号，由于言简意赅，迅速地成为我的正式代号的时候，我反而处之泰然了......
记得有一次,科长见我,对我说:
“周......周冰(他大概在背后,象大家一样,习惯于称呼我为“周马”了），你把你的精神面貌整顿整顿不好吗？”
我听了，简直不知所云。愣了好久，才豁然开朗：精神面貌者，外表也。
“精神面貌要与物质面貌相适应呀，科长！”我随口回答。
科长皱了皱眉头。
事后，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
五、六月间，全厂大批人浮肿，我自然首当其冲，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我想到的既不是未来，也不是死，我想到的是今天的午饭，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
国庆节一过，厂里根据“自给自足”的方针，提出去青海湖畔的刚察开荒。为此，召开了全厂动员大会。会上，厂长和党委书记分别作了动员报告，向大家描绘了一幅明年、后年的美妙图画。按照计划，后年—后年将达到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一两油，半斤肉，三斤蔬菜等指标，到时候......厂长，书记，说着，说着，笑开了；大家听着，听着也都笑开了，我也跟大家一道笑了。
十月中旬，开荒大队整装出发。这次的声势确实浩大，全厂大约去了四分之一—由书记亲自挂帅—不光是我们这些跌过跟头的朋友们。为了鼓励士气，男的每人配给香烟六包。我不愿损失，也领了自己的份额。所以，在去刚察的路上，我学会了抽烟。
根据规定，开荒人员可向厂里借用老羊皮大衣和皮帽子，因为刚察草原天气寒冷。假如说，十月中旬，在福州，温暖如春；在上海，秋色宜人；在西宁，一片萧瑟；那么，在刚察已是严冬。早晚，气温可下降至零下一、二十度，虽然由于大陆性气候，中午一般回升至零上。我因身份特殊，借不到皮大衣，只借到了一顶帽子，而且，帽子太小，戴起来挺难受。不过，我想，有总比没有强。
我们厂和附近几个厂，在一个公社旁边，设立了一个开荒大本营。我们就住在那儿的帐篷里。一清早，我们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去工地。中午，在工地上吃饭。收工回来的路上，我们就捡一些牛粪，以便晚上取暖。所谓开荒，无非是放火把草原烧掉，然后用铁锹把土层翻了个身，撒上种子了事。至于这些种子如何生长，谁也不知道。
刚察的气候，瞬息万变。我们经常晴天出发，踏雪而归。有时，刮起风来，躲也无处躲，站也站不住。十月下旬，夜晚的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几度，白天也经常在零下。草原硬得象岩石，铁镐下去，常常只是几个白点。我冻得走投无路，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束上一根腰带。我找不到腰带，找了一根绳子，效果确实不错。从此，我就舍不得扔掉了。
我戴了一顶太小的皮帽子，穿了一件破棉袄，腰上系了一根绳子，手上戴了两副线手套。就在这样的—借用我们科长的说法—精神面貌下，我在一望无际的刚察草原上，认识了小忆的母亲、我初恋的爱人：梅雁。其实，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早就认识梅雁。她是我们技术科的同事。关于她的情况我也听说过一些：她是一九五四年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专修科毕业生，毕业后被选派到哈尔滨俄专读了两年俄文，以后在国家计委当翻译。五七年，由于受男朋友的牵连，被开除了团籍，并调来西宁。她比我大两岁。桌上这张照片是她在交通大学念书时拍摄的，已经十多年了。她跟我相反，十分擅长于工厂的具体工作。她在车间里的技术威信很高，人缘也挺好。人家说，她的女高音唱得不错，可是，我听见她的歌声，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她是五九年国庆节结婚的，丈夫在北京工作，是她大学的同学—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当我们在刚察草原相遇的时候，她已是有夫之妇。
这以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工作上的交道，我和她只讲过一次话。这是在我浮肿的日子里，五月底的一个傍晚，我路过传达室，她正巧站在门前，脚旁放着一个旅行包，看上去象出差。
“梅雁，你上哪儿去？”我心血来潮，不无羡慕地问。
“上海去。”
“啊，你进天堂了！”我脱口而出，开了句玩笑。
事后，我才知道，她是因父亲患肝硬化病故，利用探亲假回沪奔丧的。当时，我深感自己的玩笑开得很不对头。一个月后，我见她手臂上戴了一条黑纱返回西宁，也很想道歉，但再一考虑，何必多此一举，也就弃之脑后了。
回顾以往，我要说，我与梅雁的相识，纯粹出于偶然。我没有追求她，正如她没有追求我。我们相遇了，相识了，相爱了—一切都那么突然而意外。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否又是必然呢？事实上，促成我与梅雁在人生旅途上相遇的直接的机缘，不是别的，正是那折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令人绝望的饥饿。
事情发生在十月底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那天，我们休息（我们并不是每星期都休息）。不知为什么，那天，我肚子饿得特别难受。早晨醒来，我吃了一大盆杂面糊糊和洋芋，吃完之后，就象没有吃过一样。杂面糊糊和洋芋，是我们在刚察开荒时的主食。所谓“杂面糊糊”，就是杂面调成的稀浆糊—你别笑，我们当时吃的就是浆糊。洋芋可以顶替粮食，四斤顶一斤。蒸熟后，一斤洋芋给八两。在八两熟洋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烂的。我心里想，吃糊糊不顶事，决定下午改吃洋芋。我好不容易盼到了下午，并迫不急待地提前一刻钟去排队。开饭了，我买了自己的份额—八两熟洋芋。这八两熟洋芋，一眨眼，连同烂的都已下肚，然而，肚子还是咕噜咕噜地直叫。我看着周围吃洋芋或捧着盆子吃糊糊的人们，象饿狼一样，眼睛都红了。“再吃二两糊糊！”我对自己说，觉得如果不再吃二两糊糊，我活不下去了。可是，我的机动粮票早已精光。没有办法，我就厚着脸皮，开口向熟人借。第一个没有，第二个又没有······，我几乎向所有的熟人都借遍了，还陪了不少好话，但没有一个人信得过我，也没有一个人肯借给我。
噢！二两！老秤二两！数量并不多，然而，在粮食等于生命的日子里，这拒绝并不奇怪，何况我还有我的特殊身份！······
我羞愧交加，咽了一口唾沫，夹着饭盒往回走。
走过女帐篷，我看见梅雁正蹲在帐篷前的空地上剥洋芋皮。你别误会，并非梅雁在那种情况还讲究。其实，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吃法，先吃洋芋皮，再吃洋芋，以便延长咀嚼时间。—我见她盆子里的一个个洋芋，真恨不得一把抢过来塞嘴 里! “反正丢人”我想“丢人丢到底”！于是我挑衅似地大声嚷道：
“喂，梅雁！借二两粮票来！”
她抬起头来，瞧了瞧我，没有回答。
“不肯？—不肯算了！”
我转身就走。
走了不到二步，梅雁喊住了我：
“你别走。”
我收住脚步，惊异回过头来：
“你借给我？！”
“我还有半斤，你拿四两去。”她摸出小皮夹子。取出一张四两的机动粮票，伸手递给我。
我没有接。
“不”，我说，“四两我不要，我还不出，我只要二两。”
“不要紧，你拿去我送给你。”
“真的！？”
“真的。”
“那太好了！”我满心喜欢地从她手中接过粮票，根本未考虑表示感谢，拔腿就往灶上跑—去晚了，灶上就关门了！
我买了二两粮票的糊糊，二两粮票的洋芋，拣了一个角落，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只是到了最后，当我用手指津津有味地刮着盛糊糊的盆子的时候，我的心房膨胀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激，从胸中升起，浸透了我整个心灵......
是的，梅雁可怜了我。在没有一个人可怜我的时候，她可怜了我。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人们往往褒扬同情，而贬斥怜悯，实际上排除了怜悯这个先导，同情又从何而来？那些蔑视怜悯的骄傲的人们，可能是幸运儿，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生活中还有甚至连怜悯都求之而不可得的时候。
虽然梅雁出于怜悯，慷慨地把粮票送给了我，但我考虑到生活的实际情况勒紧裤带，几天后把粮票送了回去。梅雁执意不收。—就这样，我们相识了。
我们开荒的地方，离大本营有四十分种的路程。一天，收工后回营地的途中，梅雁和我走在一起。我们都疲倦了，走的很慢，最后，掉了队，远远地拉在后面。梅雁扛着铁锨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许久，梅雁忽然说：
“周冰......”
我由于久已习惯于“周马”的称呼，一时竟不知她在喊谁，她又喊了一声，我才扭过脸来。
“周冰，我讲一句话，你可别见怪。”
“不会的，你说。”
“周冰，”她迟疑了一下，“你变得普通一些，不好吗？”
“什么？你说什么？”我连连反问。
“我劝你变得普通一些。”
“普通一些！噢，原来你也和大家一样看法！”我嚷道，无名火顿冒三丈。
事实上，她的看法为什么不能和大家一样？我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她和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毫无道理，然而，凭着一厢情愿的心理，我总觉得她对我的看法应该和大家的不一样，因为她可怜过我。正唯如此，同样的话，出自他人之口，我可以满不在乎，出自她之口，我就无名火冒三丈了。
“你别生气嘛，我是好意！教授—好意！博士—好意！爱因斯坦第二—好意！天鹅—也是好意！周马—更是好意！老天爷，统统都是好意！”
“我没想到你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梅雁委屈地说。
“你要是真的好意，你就别这么劝我。我反正是这个样子了，变不了啦，算了，完了！”
“你可别这样想......哎，周冰，你到底写了多少文章？”
“一篇，告诉你，一百零一篇！假如还有第一百零二篇，我都不知道早已变成周什么了！”
“那......那你怎么退稿—”
“到处碰壁！”我打断了她的话，“我抄了八份，到处投，到处碰壁！你明白了吗？”
“怪不得......周冰，你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我满腹狐疑地睥睨着梅雁，唯恐她在存心揶揄，“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听说好象是磁场。”
“就是，非线性磁场。”
“非线性磁场？”梅雁似乎有点儿惊讶。
这惊讶，对我的自尊心，不啻是一种恭维。我高兴了：
“你不相信？哈，老实说，想当年我的数学、物理成绩全系名列第一！全校也有点儿小名气呢！”
“我相信。”
“可是，厂里就没有人肯相信，都把我周冰看得狗屁不如。”我说。“梅雁，要是你感兴趣，我找个时间讲给你听听。”
“好，不过我可不一定懂。”
“没关系，譬如聊天吹牛！有些地方，你要是不太清楚，我会给你解释的。”我兴致勃勃地说，对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听众，十分满意。
下一个休息日，我捡了一根树枝当粉笔，把大地当黑板，蹲在地上，滔滔不绝地给梅雁讲了两个半小时。
“怎么样？”我扔掉树枝，起身问。
“太抽象了，数学也太高深，我基本上不懂。”梅雁老实承认道。
“完全不懂？！”
“不，也不是。怎么说呢，我懂的那一小部分，我觉得是对的。”
“呵，我总算有一个支持者了！”我快活地说。“不胜荣幸之至！”
梅雁笑了：
“可惜我这个支持者无补于事。”
“那也比没有强！”我也笑着说。
梅雁似乎想起了什么，沉吟良久。我问：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好象听说,《物理学报》写信到厂里来了解过你的情况。”
“什么时候？！”
“去年年初。”梅雁犹豫地说。“我考虑，退稿是否跟你的处境有关......”
“有这种事情？！”我愤怒了。“戴了帽子连写文章的资格也没有了吗？！”
“你别嚷，人家听见不好。”梅雁急忙制止道。“我也仅仅是听说，是真是假......”
“我不嚷，随它便。反正这样了。”我压住怒火，听天由命地说。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国内对纯理论研究不感兴趣。”
“这也可能。”
“我看，周冰，你是否寄到国外去试一试？”
“国外？—梅雁，不瞒你说，这条路，我也考虑过。但是，不行，走不通。”
“为什么？”
“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行—”
“苏联？我记得苏联科学院有一个理论刊物，叫做《理论物理》，你到那儿去试试看。”
“不，也不行。”我摇头说。“梅雁，你知道，我的俄文比英文差得多。俄文我只能勉强读读科技文章，完全不能写......”
我记得，我在福州的时候，曾经跟你谈起过这一点，当时你不相信，但这是丝毫不假的真实情况。
“......还有，”我接着说，“我见过《理论物理》的稿约：它规定稿件必须打字，一式三份......”
“假如就是这些原因，那倒好办。将来回厂，你把底稿交给我，我替你翻译。打字之类的小事情，也包在我身上，我会想办法的。你只要订正一下术语就行了。”梅雁友好地表示。
我一阵激动，简直不知说什么好。
“怎么样，说定了？”
我想了想，又摇了摇头，真诚地说：
“不，谢谢你，梅雁，我想，还是算了。”
“为什么？”梅雁诧异地问。
“你总该记得那次哈尔滨电气研究所的审查意见吧？万一......万一我真的基本概念错误，我怎么对得起你呢？”
“即使错了，那也不要紧的。”梅雁说。“反正我下班闲着没事。有个明确的结果，总好一些，你说呢？”
“那当然！”
“我希望，”梅雁诚恳地说，“这一次，你能顺利。讲句不怕你见怪的话，那次，在科室里，大家在你背后哄笑大堂，我看着心里都难受......”
“谢谢你，梅雁，我从心底里谢谢你。我只希望，万一事实证明，我确实只不过是一个偏执狂人，请你多多原谅我。”
梅雁对我的友谊，使我在青海高原第一次感到了人间温暖。
十一月下旬，我怀着新的希望，回到了西宁。
我一进宿舍，就拖出了床底下的书箱，在一大堆被我踢得七零八落的书籍中，找出了那一堆被我踢得七零八落的稿纸。我化了将近三个星期彻底整理了一遍，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此外，还按照梅雁的意见，删去了可有可无的废话，把篇幅压缩了三分之一。梅雁接到稿子，仅仅三天，就拿来的译文。我们又化了二个晚上，订正了术语。
那时候，有个客观情况也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开荒回来，紧接着就是大批下放。厂里的宿舍空闲了。同宿舍的同事不屑于我为伍，另找了一间房子，搬了出去。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术语订正之后，过了不到二个星期，梅雁交给我一个牛皮糊的大信封。我抽出稿子一看，心花怒放，雪白的打字纸，一行行整齐的印刷符号，绘制精美的附图......
“天呐，这么漂亮的文章是我写的吗？！”我惊叹道，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晴。
“你能满意，我很高兴。”梅雁在一旁谦逊地说。
梅雁考虑的十分周到。信封里，还附写了几张有中文地址的纸片，以便编辑部回信。我翻阅了一下，只有一点不满意。
“梅雁，”我略带责备地说，你不应该把我写结尾感谢你的那段话删掉。”
“这些琐碎的具体工作，不值得感谢。”梅雁微笑着回答。
“不，梅雁，既使你删掉了这感谢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我感激地说。
为了郑重起见，我特地邀请梅雁和我一起去邮局投递
六一年元月八日，星期日，稿件航空挂号付邮。当我把梅雁亲手糊制的、装着厚厚一叠稿纸的牛皮大信封交给邮局办事员的时候，她似乎也抑制不住，有点儿激动。
“三个月？”她小声地问。
“不，半年，半年。”我凭借以往的经验，一本正经地纠正道。
梅雁微微一笑，用俄语亲切地说：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我也用俄语回答，接着又用中文说：“万一......万一我不成器，请你多多原谅。”
梅雁不以为然地瞧了我一眼，又微微一笑。
两个月后的一个中午，传达室的门房喊住了我：
“周马！签字！”
我怔了一怔。
“这么快？不，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我想大概是清华的那篇退回来了......”
“周马！你站着干啥？还不快来签字！”门房又喊。
我三步并作二步，跨进了传达室。
门房从抽屉里取出收发簿和......和一个浅蓝色的特大信封，封面上贴了一张白纸：梅雁的笔迹—我一见，正如西方谚语中所形容的那样，心沉到靴子里去了。
“这儿！签在这儿！—喂，我说周马，你到底搞什么名堂？怎么还不死心呐？......”门房用悲天悯人的口吻对我说。
“咦，外国字！周马，你这匹马了不起，居然跑到外国去了！”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我充耳不闻，一概不予回答。我拿起大信封，在打趣声中，走出了传达室。
两耳在作响，脑袋在轰鸣。我昏昏沉沉回到了宿舍，把手中的大信封往桌上一放，没精打彩地坐了下来，面对着梅雁的字迹发楞。
过了很久，很久，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有人在敲门，我有气无力地叫了声：“进来！”—虚掩着的门推开了，梅雁探进头来。
“怎么，有消息了？”梅雁不安地问。
“我苦笑了一下，又有气无力地重复了一遍：
“梅雁，你进来。”
梅雁踌躇不决地走了进来。
“梅雁，你请坐。东西在这里—退稿。”我说，声音有些发颤。
梅雁的脸也拉长了。
沉默许久，梅雁强作笑容说：
“你心放宽一些，退稿也不要紧。”
不知为什么，听她这么一说，我眼泪冒了出来，我挣扎着想讲些什么，但声音梗塞在喉咙里，说不出话。
“你别难过。”梅雁又说。—可是，我明白，她象我一样伤心。
“你......你拆开看了没有？”梅雁接着问。
“没有。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好不容易地逼出声音。
“你应该拆开看看！”
“不，梅雁，不必了，不必多此一举了......我哀求道。
“不,一定要拆开来看看!”梅雁坚决地说。
在这一瞬间,她的神情严肃,果断而勇敢—她的眼睛闪现了异样的光辉.
“你不拆,我拆!”梅雁见我还在迟疑,斩钉截铁地说.
“好的,你拆”我看看她,硬着头皮同意了。
我稍微转过了脸,闭上眼睛,并在眼缝中偷看即将宣布的、命运
的最后的判决。
梅雁一下子撕开了信封。厚厚的一叠—不—不过—好像比寄出去的时候薄—薄了一些—我的神经紧张得几乎要断裂了！
“这是信，这是审查意见—我看—信上说了些什么—希望作者充分考虑审查意见。下面是总编辑署名:Akauemmk (院士) Ejlntbnhcknn(叶、利特温斯基）—”
“充分考虑？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一连串疑问在我脑际掠过—我不上自主地屏住了气息。
“—审查意见。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对非线性磁场的研究—”梅雁一面看，一面翻译。
“空心汤糰!”我想。
“梅雁，我突然叫了起来，你看最后！最后说了些什么......”
“（结论）：假若作者能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此文可推......推荐......发表！—”
“发表—！”我一把把审查意见从梅雁手中抢了过来。“（可推荐发表）......真的，梅雁，真的，真的......”。
我擦了擦眼睛，又继续往下看：
“审稿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沃利杰马尔克教授）。”
“乌拉—！是大大的好人！”我把审查意见往空中一抛，狂喜地喊道，并情不自禁地拉住梅雁的手，在宿舍里转了起来！
我转着转着，猝然醒悟了过来：
我是她什么人，胆敢如此放肆？！......”
我刹住了脚步，抱歉地说：
“你别见怪，梅雁，我喜欢地糊涂了。”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梅雁喘着气说，“看到你成功，我很愉快。”
“谢谢你，梅雁，谢谢你。”我说，讲良心活，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最感欣慰的是，已不是成功本身，而是我终究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不，别这么说。能对你有所帮助，我很高兴—唔，你看，我们差一点把审查意见踩烂了！”
我赶紧小心翼翼地把踩了几个脚印的审查意见给拾了起来。
我们又重新坐下。
“快，梅雁，你快看，审查意见说了些什么......”我催促道。
审查意见共二页半。对文章的评价，占了大半页。在具体意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删去文章中的一个结论，因为同样的结果已由西德的福.霍尔茨巴赫教授于五九年获得。其余各条都无关紧要。
“我们趁热打铁！”梅雁兴高采烈地说。
“对，趁热打铁！”我也兴高采烈地附和，“只不过，梅雁，你又要辛苦了！”
“你—你不是也一样吗？”
我们相视而笑了。
“梅雁，不瞒你说，我好象又有了新的心得。下次，我们到《物理学报》去开张，你说好吗？”
“好，完全同意！说到底，我们是中国人呐！有了这篇文章作后盾，事情可能好办些......”
“一定的。假若《物理学报》再不买账，我们就再投到《理论物理》上去！”
“好的，就这样，说定了！”
我们喜欢地象孩子一样。象孩子一样，我们又再三相互叮嘱：保密！
不到三个星期，即四月初，修改稿付邮。我对梅雁说：
“梅雁，我该怎样感谢你呢？”
“感谢？—噢，看你的样子，大概想把稿费送给我了！”
“有这样的意思。”我老实承认。这是你应该得的—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我不要稿费，我可不是为了—”
“我明白，可是......”
“你送给我一件东西，留作纪念。”
“什么东西，你说，我一定答应。”
“校样。”梅雁回答。“这是最珍贵的纪念品”
“好的。将来，我一定把校样送给你。”我郑重其事地说。
“有这样的纪念品，我心满意足了。”梅雁说完微微一笑。
五月初，我收到编辑部采用的通知书与作者登记卡片。中旬，我收到期了校样，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必须在校阅后寄还给编辑部。
“现在，”梅雁对我说，“你可以把你的礼物送给我了。”
“不，再等些日子。”我说，还没有正式发表呢。哪一天我收到期杂志，哪一天我就送给你。”“那也好。—周冰，我有一个想法......”
梅雁悄悄地跟我说了几句，我听了哈哈大笑，连连称赞妙极。
于是，第二天，梅雁不露痕迹地放出了风声：周冰的论文快在苏联科学院理论刊物《理论物理》上发表了。风声一传开，大家忽然对我刮目相看了，我呢，按照梅雁的设计方案，在任何场合都一概矢口否认。我越是否认的起劲，大家越是好奇厉害，以致，有一天科长见了我，主动问起了这件事。
“没有的事情，科长。”我毕恭毕敬地回答：我正在努力地读教科书呢！”
科长觉得活中有剌，皱起了眉头。
“绝对没有的事情！”我为了使他放心，不容置疑地重复了一遍。
“我想也不可能。《理论物理》国际水平，谈何容易......”科长嘟囔道。
“科长讲得一点也不错！”我帮腔说。
这一帮腔，他的眉头似乎皱得更紧了。
但是， 皱眉头管皱眉头，科长不知不觉地对我宽宏大量起来了。
六月初，工业厅成立清仓核资办公室，从我们厂里抽调二名技术员临时协助工作。科长选定了梅雁，梅雁推荐了我。平时绝不会同意的科长，这次破例同意了。
工业厅离厂约摸三刻种路程。沿途没有直达公共汽车。加之困难时期，西宁公共汽车极少，一等就是个把小时。我和梅雁干脆天天步行上下班—这为我们进一步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产生一个误解，似乎我与梅雁相识半年以来，关系已十分密切，其实不然。尽管我单独住了一间宿舍，她却很少来，除非为了我那篇文章的事情。即使来了，她也一会儿就走。虽有订正术语的那二次，她待了整整两个晚上，直至搞定才回去。平时，见了面，我们象从前一样，不说话，至多点头笑笑。所以科里的一般同事几乎都不知道我与梅雁的友谊。只是等到我的外国文章来来去去，大家才猜测，可能梅雁在俄文方面帮了我的忙，因为她的俄文全厂赫赫有名。但是，我的英文不错，由此推论，俄文大概也可以，所以对梅雁的帮忙大家也只好将信将疑了。
生活依然很艰苦。去年开荒的结果，连撒下去的种子都没有收回。厂长、书记描绘过的美妙的远景，也只不过是远景而已。我依然天天挨饿，因为我的定量依然是二十一斤半。幸而六一年春天，国营商店开放了高价商品—自由市场的价格多少收敛了一些，日子多少比六0年好过了一些，虽然极其有限。
当我回顾以往的时候，我永远难忘的是梅雁在那饥饿的年代里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我们去工业厅的路上，有一家国营食堂。早晨供应高价的羊肉汤，一元一碗。第一天路过，她就拖我进去。第二天她又请我吃。第三天，我要付钱，她坚决不许。
“不，这样我不吃了。”我说。
“你这个人真是！我收入八十六元多，你才三十七元零五分，我怎么能让你付钱呢！”梅雁友好地责备道。
“你在上海还有妈妈。”
“这当然对，可是，无论如何，我比你富裕。”梅雁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们不天天吃就是了。” 结果，还是梅雁请的客。
每天中午，我们在工业厅一起吃饭，她总是设法把她的那一份分一些给我。每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总是谨慎地不触犯我那荒谬的自尊心。她关心我的衣着和外表的整洁。虽然半年来，由于希望的复苏，我已不象以前那样邋遢不堪，但有些已成积习，一时难改。梅雁总是柔和地规劝我，还不住地买些小东西送给我，譬如木梳、牙刷等等。有一次，她排队买了两管牙膏，坚持要送一管给我，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改掉不刷牙的习惯—凡此种种，都是细微末节。然而，事隔数年，我一想起这些，梅雁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眼前......
梅雁告诉我，她很想念她的妈妈。老人家只身在上海，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你是独养女儿？”我问。
“嗯。我妈妈只生了我一个。”梅雁回答。“哦，要是能调回上海工作，就好了。”
“恐怕困难。你把妈妈接来不行吗？”
“这怎么行呢？青海这么苦，我妈妈身体又不好，她要来，我也不许。”她顿了顿，又说，“假如能调到北京也行，我可以把妈妈接去。”
“恐怕也不容易。”
“不容易—当然啰！但是要争取。去年，我父亲去世后，我打了一个调动报告；今年年初，我又打了一个。整整一年了，还没有消息。”
“你要求调上海？”
“我是这样想。可是人家劝我，调上海，理由不充分，不如提出调北京—我爱人在北京工作—理由充分些。我就听从了大家的意见。”
“我看，希望不大。”
“为什么？”她惊奇地问。
“厂里那么多人，想调到内地去，批准的有几个？”
“照你这么说，我和我爱人就永远分开吗？她不满地说。
“我说的不过是实话。假如我是省委组织部部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梅雁笑了。
“我也知道你说得是实话，”她的口气缓和了，“但是，总是要想办法争取，你说呢？”
“祝你成功！”我实心实意地说。
梅雁喜爱文艺，读过许多俄罗斯名著和西欧的古典作品。而我，你知道，实际上也十分喜爱文艺。所以文学作品成了我们扯不完的题目，谈得十分投机。有一次，梅雁对我说：
“真没想到，我们的爱好如此接近！其实，按照我们所搞的专业，我们的性格应该干巴巴的才对。”
“这倒不一定。”我说。“依我看，文学系的学生干巴巴的反而不少。”
我举出了在工会搞宣传工作的一个文科毕业生为例。
“象这样的人，世界上也少有，不能算数。”梅雁笑着说。“周冰，人家都说我乐天达观，性情开朗，你说呢？”
我想了想，回答道：
“你要我说实话吗？”
“说实话。”
“我觉得你并不幸福，你的内心很孤独。”
梅雁稍微愣了愣。
“何以见得呢？”她问。
“不知为什么，我总感到，你的微笑里面含着悲哀。”
“有什么依据？”
“我是凭直观瞎猜----”
“所以大错特错了!”她接过话头说。“我要不是生性达观，早就愁死了！”
“我是在瞎猜，完全可能大错特错。不过，你也承认有忧愁，可见还有猜对的地方。”
“忧愁人人都有，这不能算数！”梅雁固执地说。
奇怪的是，这以后，她一路上再也没有吭声。
过了几天，梅雁对我说：
“周冰，我回去想过了。我讲真心话，你上次猜的有点道理。”
“很荣幸。”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在跟你说正经的，你别开玩笑！—周冰，告诉我，你怎么会猜到的？”
“我说过，我凭的是直观，就象你凭直观猜到了我的不幸一样。”
“我可什么也没有猜！我们的相识是偶然。”
“也是必然。”
“为什么？”
“因为，”我说，“我们好象并不缺乏共同的语言。”
“有点道理。”梅雁思索了一下，说。“周冰，你知道我对你的印象吗？”
“不知道。你从来没有说过。”
“今天，我告诉你。我有时觉得你是孩子，有时候，就象现在，又觉得你是大人。”
“这到新鲜！”
“说真的和你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象姊妹，有时候又觉得自己象妹妹，虽然我比你大两岁。你奇怪吗？”
“你一回讲：新鲜；一会儿又讲：不奇怪。到底怎么回事？”
“我考虑的结果，就是因为我老了，而老人又难免耍孩子脾气。”
“有意思，你的回答很有意思。—周冰你知道吗，我也老了。”
“不，你还年轻。”
“简直不合逻辑！梅雁笑着反驳道。“唉，怎么说呢，可惜我是独养女儿。如果我有一个能凭直观看透我的心事的哥哥，那该多好呀！”
她悠然神往了。
我呢，我也在想，可惜梅雁不是我的妹妹......
令人费解的是,这以后,梅雁接连沉默寡言了好几天。当她恢复常态的时候，她主动向我解释到：
“我是从小任性惯了的，你别在乎。”
“我怕自己无意中得罪了你呢！”
“没有的事情，根本没有的事情，你别瞎猜。我从小就有这个坏毛病，无缘无故地忧郁，一忧郁就不吭声。”
“下次你忧郁的时候，不妨预选通知一声，”我开了一句玩笑。
梅雁也高兴的笑了：
“你这个人真有趣，太有趣了！......”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次，梅雁忽然问我：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别见怪。”
“什么问题？”
“你有朋友吗？”
“没有。从前有几个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五七年犯错误后，都跟我断绝关系了。”我坦率地说。
“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我指的是女朋友……”
“没有，从来没有过。”我不好意思的摇头说。
“从来没有过？！”梅雁怀疑地追问，象你这样博学多才，当年在清华大学不无名气的高才生，从来没有过女朋友？”
“真的没有。我不骗你。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可闭塞了。从初中起，就整天钻在图书馆里；回家又是旧书店，十足的书呆子，象我这样的书呆子怎么会有人喜欢呢？”
“这到不一定。”梅雁说。“哪……哪你至少做过爱情的梦吧？”
“做过，可是说到底，没有一个人爱过我。”我不无遗憾地承认。
她对我投以同情的一瞥。
“世界上有些事情，确实太不公平了。”梅雁若有所思地说。“不瞒你说，我也做过许多梦—许多许多的梦。后来发现生活完全不象梦境……”
“那……那你爱过吗？”我胆怯地问。
“我？—怎么说呢，在严格意义上，好象……好象没有。”
“没有？！”
“没有。”梅雁悲哀地摇摇头，“真正的爱情也许从来只是诗人幻想中的花朵……你知道吗，周冰，你是我生平遇见的第一个或多或少猜透我的心事的人。所以我很愿意和你谈谈……”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诚实。”
“我相信，我完全相信。半年来，我有时觉得你诚实得几乎……”她没有说完，只是用微笑补足了没有说完的话。“你听说过我的事情吗，周冰？”
“听说过。”
“人家都说，我在北京，为了自己的男朋友，开除了团籍。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不怕你见笑的话，追求我的人，向来就不少。无论在大学里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那时我即年轻又活跃。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你懂吗？”
“我懂。”
“我总觉得，”梅雁继续说，“那些人跟我理想中的不一样，大家所谓的我的那个男朋友，只是当时追求我的人中间的一个，不过特别卖力气而已。我没有答应他，老实说，也不准备答应他。就在那时候，反右运动来了，他犯了错误。组织上动员我揭发他，我拒绝了。我说：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何况揭发不揭发是我的自由，不应该逼我—毛病就出在这句话上。”
“你为此开除了团籍？”
“一点不错，没有戴帽子已经万幸了。”
“你那位追求者呢？”
“劳教去了。”梅雁稍事沉默，又接着说，“我现在的爱人是我大学里的同学但不是同系。他学化工，本科。”
“你们很早就认识了？”
“很早，他在大学里就追求我。我去哈尔滨念俄文的时候，正式拒绝了他，以后又拒绝过几次。因为我觉得，我与他性格上合不来。但是，他执拗得很，不死心，一直给我写信。我不答覆，他也照写不误，真没有办法。”梅雁说，露出一丝苦笑。
“你在北京的时候，他也这样？”“也这样。他最初分配在上海，五九年才调到北京去的。”
“也许，他真的爱着你呢—以他自己的方式。”我说。“不幸的是：你们不是同一种人。”
“太对了！你说出了我一直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表达的思想！”梅雁高兴地说。“他这个人和我们工会的那位大学生差不多，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儿热情。干什么都一样。有机会，我给你看他的信，你就明白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不过，你的私信，我还是不看的好。”我说。
梅雁又微微一笑。
“我刚来青海的时候，”梅雁继续说，“心情苦闷极了。虽然谁都看我整天笑容满面，其实，我一回宿舍，就想哭。正在那当口，我爱人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我父母那儿打听到了我调动的真实原因。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跟他以前或以后写的信都不一样，不那么呆板，死气沉沉。以前，他老称我：敬爱的雁；这次，他简单地称呼我：雁—我感动了。”
“你就答应他了。”
“是的—你奇怪吗？”
“我能够理解。”
“当然，话说回来，我之所以答应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妈妈很喜欢他。结婚前夕，我后悔了，但事到临头，悔之已晚。再说，世界上又哪儿去找自己理想的爱人呢？—结婚了，一切也就完了。生活就是这样。”梅雁仿佛为自己的叙述作了总结。
我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会儿，梅雁又说：
“是的，生活就是这样。我看看我的那些女同学的家庭，有的还远不如我的家庭—这也可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令人失望的安慰。”
“也许，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命运—”
“不错，命运。”
“你也相信命运？”梅雁似乎有点儿诧异。
“当生活过于 令人失望的时候，这是难免的。”
“有道理。呵，命运—说真的，有时候，我是那样那样的寂寞，好象整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一旦—一旦我的生活中再发生什么变故，我身边连一个真正能够理解我的人都没有。想起来，可怕极了-—”
梅雁说着，说着，下意识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一阵战栗—向她表明我的心迹的时候到了！
“你不要怕，梅雁，”我庄严地说，“假如你在生活的道路上再次遭遇风暴的袭击，你不会是独孤的。我，周冰，永远是你忠实而可信赖的朋友，正如一句拉丁名言所说的那样：当所有人都背弃你的时候，我不！”
“谢谢你，朋友，衷心地谢谢你！在任何情况下，你同样可以信赖我对你的友谊！”梅雁紧握着我的手，喃喃地说。
“这已经有过一次证明了！”我满怀感激地回答，情不自禁地用另一只手牢牢地握住了她的手。
那天，在宿舍楼前分别的时候，我们之间出现了全新的、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
我回到宿舍，一无所思，只感觉两耳在发烧，心房在猛烈地搏动—我模糊地意识到：某种特殊的事情在我与梅雁之间发生了……
深夜，在失眠中，我向自己的良心忏悔：
“我爱上了她”
事实上，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前很久，我不幸的初恋已悄悄潜入了我的生活。
次日，我与梅雁见面时，双方都有点儿窘迫。她低着头，避开我的目光。她走得很快，仿佛故意在逃避我，或者更确切一些说，她在努力逃避她自己。我呢，虽然胸中炽烈地燃烧着与她亲近的欲望，但出于某种神圣的崇敬抑或神秘的畏怯，我强迫自己放慢脚步，远远地尾随着她的背影……一天过去了，两天，三天—这样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周，既幸福又痛苦的一周，既甜蜜又苦恼的一周，既明朗又阴郁的一周，既清醒又迷惘的一周，当时却又那么漫长……
一个星期后，梅雁温存地对我说：
“你别生我的气。有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和你在一起，很害怕人家说闲话。后来，我想，怕什么呢？既然我们问心无愧，既然命运使我们相遇了，相识了，给了我们世界上最难能可贵的、真正的友谊……”
“爱情”—我们的眼睛却说出了那没有说出、也不应该说出的字眼。
“有时候，我想，”梅雁接着说，“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既然生活中愉快的时刻并不多……呵，周冰，我的朋友！你真不知道，我多么多么希望我们永远这样走下去！上帝，永远这样下去，那该多好呵！……”
梅雁神往了。
“但愿我们能永远这样走下去！”我却悲哀地在心中默默祈祷。
从此，梅雁摆脱了一切拘束。她每天晚上都到我宿舍来坐一会儿—虽说是“一会儿”，但往往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她自告奋勇替我拆洗我那件破绒线衫，添了一点绒线，又替我重结，她说她的手闲不住。她也不许我闲者，硬逼着我着手写那篇准备去《物理学报》开张的论文，但是，假如说，我的论文进展缓慢的话，她的绒线衫就更是如此了。有一次，她假装生气了。
“再不许你瞎扯！再这么结下去，我看要结到下个世纪末了！”她嚷道。
“即便是二十一世纪！”我笑着回答。
其实，呵，上帝，写什么论文！结绒线衫！既然我们在爱情中！—有人说，青海高原，没有春天。然而，正是在这段没有春天的青海高原上，我度过了我一生最幸福的、春光明媚的瞬息！……
是的，瞬息，也只不过是瞬息。正当我们开始尽情地享受初恋的欢乐，命运已为我们敲响了别离的钟声。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突然得简置令人窒息。
我记得很清楚，七月十七日早晨；刚上班厂里给梅雁来了个电话。她接完电话，神情异常，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科长打电话通知她马上到三楼人事处去一次。
“去干什么？”我问。
“不知道。可能是……”
“可能是我的调动报告批准了.”
我一时目瞪口呆.
“呵,天呐,我怎么那么粗心竟然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我暗暗咒骂着自己.
“周冰,等一会儿,你倍我去好吗?我……我……我害怕……”
“好的,好的,”我满口答应。“我一定陪你去”
梅雁赖着不去，九点半左右，楼上人事处又来电话，梅雁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走吧，我们去一趟。”
我扔下手中掩人耳目的报表，起身就走。
人事处长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梅雁。
“好消息，该请我们吃糖罗！”处长笑呵呵地说，“你正巧在厅里，就省得来回折腾了！梅雁，你的调动报告批准了，可不容易呐。我们联系了好久，好久，电报少说也发了七、八个！”
梅雁低头不语。
“你已经知道了？天津—不太理想是吗？将来再想办法么，天津到北京总是好办的！呵，呵，呵……处长打趣道。
梅雁默不作答。
“怎么样？别不好意思说呀！……”
“梅雁，你说，你快说，同意啊！”我在一旁竭力怂恿。
“哎，还是这位同志说话有道理！”处长指着我说，“北京天津，直达车，两、三个小时，方便得很呐……”
我不怂恿倒罢，我一怂恿，梅雁干脆伏在办公桌上了。
“梅雁，你快说，快说啊！”我一再重复说，并推推她的手臂。
梅雁就是不响。她在办公桌上伏了足足有十分种。
“唉，不大理想，我也知道不大理想。”人事处长见梅雁久不作声，自言自语道。“这样吧，你回去考虑考虑，最迟明天早晨告诉你们人事科。今天，十七日，人家要求二十四小时前报到，不去也要及时给人家回话。”
梅雁抬起身子，低声说：
“麻烦陈处长。”
转身出了人事处。我也跟了出来。
“梅雁，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吱声呢？”我呐呐地说。
“你干嘛老怂恿我？！”梅雁怒气冲冲地喊道，把我顶了回去。
这一天糊里糊涂地挨过了。我的心情，只有我自己知道。
下班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这一天，我甚至忘掉了饥饿。我回到宿舍，心乱如麻，坐了一会儿，想起还没有吃晚饭。
“算了，不吃了。”我对自己说，实际上，也确实不想吃。
我脱掉衣服，拉开被子，就躺下了。
我躺在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天色渐晚，屋子里逐渐昏暗起来。
我没有开灯—我也无心开灯。
忽然，我听见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梅雁，”我大声问，随手拉开电灯。
梅雁习惯地推门而入—刚跨进门槛，她手握门把，站住了。
“你睡了吗？你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早？”梅雁问。
“我有点儿感冒，头痛。”我随口说。“我马上起来，你稍微在外面等一会儿。”
“我不看就是了。”梅雁说，转过身去，关上了门。
我十万火急地穿好衣服，光脚套上了球鞋。
“现在好了！梅雁，你请坐。”
梅雁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则坐在床沿上。
“怎么地上都是烟头？”梅雁又问。
“我抽的。抽抽烟，提提精神。”我说，又点上了一支，装作悠闲的样子，吸了几口。“啊，梅雁，真没想到，喜事临门！这位陈处长真的不错，看样子是一个厚道人……”
我的话题一起，就一泻千里而不可止。我又说又笑，心情似乎出奇地愉快，兴致也似乎出奇地好。
“……从前，我们学校也有一个陈处长，可不是人事处长，而是总务处长，外号叫陈八戒，因为他那对耳朵，哈，哈，讲出来真笑死人……还有说话，得儿，得儿，舌头老打滚，同学们都学他的样，哈，哈……”我插科打诨，嘻嘻哈哈，自己以为之愕然。
梅雁却一声不响。她默默地把我的香烟从烟盒里一根一根取了出来，在桌上搭起了各式各样的图案。她搭着搭着，摸出手帕，捂住了脸。
我却一个劲儿地又说又笑。慢慢地，梅雁的手帕湿透了。
“啊哟，梅雁，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我也有点感冒。”
“好极了，我高声叫好。真是无独有偶呐！不过，感冒小意思，二片a.p.c就解决问题,再不行,就来一针青霉素.我常感冒,我有经验……”
我也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并且越说越起劲。
梅雁却伏到在桌子上哭了。她哭得那么伤心，连背脊都不住地抽搐。
“你—”梅雁猛然抬起头来，神经质地对我嚷道，”你别再演戏了，好不好？！”
我一下了泄了气。
沉默。
良久，我心酸地说：
“梅雁，在这样的时刻，你不让我笑，叫我怎么办呢？”
梅雁听了我的话，一下子哭出声来。
我起身，扶住她的肩膀说：
“梅雁，别哭，你再哭，我心也要碎了！”
我闭上眼睛，忍住了眼泪。
梅雁抬起泪痕满面的脸，深情地凝视着我说：
“我决定不走了。”
“不，不，梅雁，不要这样。”
“我决定不走了，我明天去跟人事科说，将来有机会到北京……”
“不，梅雁，你走，我劝你走。”
“为什么？！你……你为什么要劝我走？为什么，天呐，为什么呢？”
“梅雁，你看着我 的眼睛，我告诉你。”
我们日光相遇。
“为了你，为了他。”我说。
梅雁扑倒身子，伏案痛哭。
我只感到惆怅。
良久，梅雁拭干眼泪，问：
“你一定要我走？”
“一定，”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你的幸福。”
“幸福？我会幸福吗？”
“我希望。”
“你……你将来不会后悔吗？”
“我更不愿意你将来后悔，”我说。“因为我爱你，你是我所爱的过的第一个人—我的初恋。”
“你也是。 ”梅雁用颤抖的声调说。
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夺眶而出的泪珠。
沉默。
“命运。”我们不约而同地想。
“我不怪你，我的朋友。”梅雁微微摇头，驯顺地说，“我尊重你的意志。”
“谢谢你，梅雁。”
“让我临走前，再为你做一件事：让我把你那条绒线裤也重结一下。”
“你绒线衫都没结好，来不及的。”
“来的及的。你不要拒绝我。”
“那也好。梅雁，我听说南北饭店开放了高价西餐，允许我在你临走前一天，在那儿为你践行，届时，我把校样赠给你，留作纪念。”
“我请你不好吗？”
“不，梅雁，我很穷，但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请你不要拒绝。”我说。
沉默。
再说什么呢？—就这样，我们相顾无言，默默对坐，直至深夜。
梅雁一走，我熄灯离开了宿舍。
我孤独地漫步在西宁僻静而又宽阔的马路上。我走着，走着，毫无目的，伴随着我的只有死亡的诱惑和满天的繁星。
呵，黑夜，只有黑夜才能掩盖我的忧愁—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第二天，我照旧去工业厅上班，不过，从此是由我一个人走那三刻钟寂寞的路途了。
下班回厂，梅雁早已替我买好了晚饭。她告诉我：她二十二日晚乘十点三十七分的快车离开西宁。我点了点头，简单地说
“二十一日下午四点半，你在南北饭店等我。”
之后，我们似乎根本忘掉了这件事。
离饯行还有三个昼夜。平静而温馨的日子。一种柔和而又柔和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心灵。只要我在厂里，梅雁就陪伴着我。她低着头，结着绒线，我则凝神着她的侧影出神—尽管她就在我眼前，但她对我已经是那么遥远而又不可企及......不止一次地,梅雁中断编结,抬头问我:
“你在看什么?”
我没有回答，只是忧郁地笑笑。
不止一次地，在一阵突发的冲动下，我拿起她那纤细却并不娇嫩的手，长久地抚摸着—但仅止于此。一种只有真正经历过初恋才能体会的怯弱的心里，排除了我任何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时刻，梅雁探询与期待的目光始终在我脸上徘徊，而她所渴望听到的某句简单的话语，也始终逗留在我的舌尖—但也仅止于此。
深夜，梅雁走了，接替她的是—
无眠。
三昼夜过去了。
二十一日清晨，我取出校样，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
我的朋友：
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把它送给你，以纪念我们的相识。我所喜爱的一位诗人说得好：“相见时难，别亦难。”—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许会忘记我，但我将永远对你怀着亲切的记忆。
1967.7.21.清晨5时47分
我没有署名，只留下了日期。
下午，我借口看病，请了两小时假。四点半，我准时到达南北饭店，梅雁比我早到了几分钟。我要了两客六元的西餐。
等服务员端上了这两客所谓的西餐之后，我说：
“梅雁，我为你饯行。”
梅雁把脸转向墙壁，摸出手帕，捂住了眼睛。
“梅雁，不要这样，。”我温柔地说。“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能为你饯行，我很高兴。”
梅雁用润湿的目光，注视着我，说：
“谢谢你，好朋友，我不会忘记你这一片心意的。这简单的晚餐，是你一个月三......三分之一的血汗......”
“不，梅雁，不要这么说。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力不从心。”我顿了一顿。“俗话讲：辛苦铜钿快活用—今天是我们最后的相聚，让我们快活起来才对。”
“你......你明天不去车站了？！”
“原凉我，不去了。我是个脆弱的人，受不了别离的局面。”
“那......那你明天什么时候来跟我告别？！”
“不，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
“不错。”
“为......为什么呢？”梅雁喃喃地说，又转脸捂住眼睛。
我没能回答。
良久，我取出用牛皮纸仔细包好并密封的校样，说：
“这是校样。你带回去看。”
“好......好的，我谢谢你的礼物。”
“不，这是我们友谊的结晶。”我更正道。“梅雁，我们吃吧？”
我们吃了一顿无言的晚餐。
晚餐后，我对梅雁说：
“你要走了，让我再陪你看看你生活过、而我也许还要长久地生活下去的西宁城。”
“我们相识的地方。”
“也是我们别离的地方。”
“我......我会回来看你的，一定会回来看你的，一定会的！”梅雁亲切地说，又一次转过脸去。
“谢谢你，梅雁，我相信你的话。”
夕阳早已隐去，浓重的暮色笼罩着城市。我们沿着一个多月来我们每天走过的那条僻静的马路回厂。
“梅雁，”我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走这条路了。在路的尽头，我们就要分手了。我刚来青海的时候，就听说，你歌唱得不错，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你的歌声。今天，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时候，你为我唱一支歌，好吗？”
“你要我唱什么呢？”
“你所喜爱的歌。”
梅雁略加思索，轻轻地唱起了我如此熟悉的、那忧伤的旋律：
往日美丽的春天------
歌声婉转而凄怆，在幽暗的天幕下，轻盈得象梦------
“你知道这首歌吗？”梅雁悄悄地问。
“我知道。”我回答。“这是马斯内的《悲歌》。”
沉默。
夜深了。
我们并肩走过那座熟悉的木桥。在夜空中，显露出我们工厂高高的烟囱。该分手了！—我收住脚步。
“梅雁，你抬起头来，让我再看看你，我要永远记住你的模样。”
梅雁驯顺地抬起了头。
“梅雁，吻我一下！”我捧住她的肩膀，突然说
“你先吻我------”她说，双眸在黑暗中闪光。
“梅雁！”—我绝望地喊了一声，倒退了两步，不知为什么，失去了勇气。
我转过身子，急速地向前走。走了几步，我猝然回头，大声喊道：
ＣＨＡＣＴＪＩＮＢＯＰＯ ＩＩＹＴＮ（祝你一路顺风）！”
喊完，我又快步向前，几乎奔了起来。在厂门附近，我骤然停住了。我摸出口袋里的香烟和火柴，可是，怎么也点不着。我划了又划，呵，老天爷，总算点着了。我猛吸几口，只觉满嘴苦涩。我扔掉香烟，又重新迈步向前......
我回到宿舍，摸黑倒在床上。
世界在我周围消失了。
很久很久，穿过黑夜，穿过那虚掩着的房门，我又听到走廊里传来的、马斯内《悲歌》那忧伤的旋律。
咫尺天涯......
次日，我照旧在工业厅挨过了那八个小时。下班回来，我象小偷一样，溜进了宿舍。我坐在桌子前，伏案瞑想。沉重的忧思，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久。当苍茫的雾色开始在屋里弥漫的时候，也许是一种生物电的相互感应，我下意思地觉得，身后有人注视着我。我猛然抬起身子，回过头去—站在我面前的是梅雁。
“你不愿意和我告别，”她说，“我跟你告别来了。”
“梅雁！”我失声喊道。
生死离别的痛苦......
深夜，我和衣躺在床上，双手衬在脑后，整个身子象烈火一样在燃烧。正当往事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重现的时候，恍惚间，我又听到了象是梅雁的声音：
“你睡着了吗？”
伴随着的是轻轻的敲门声。
我拉开电灯，跳下床来，冲上前去，一下子拉开了房门—原来是梅雁一个比较亲近的女同事。我无力地垂下了双手......
“这么晚，你还没有睡吗？”她同情地问。“梅雁有一包东西，上车时托我今晚无论如何交给你。”
“谢谢。”我说，接过东西，不客气地碰上了门。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件衬衫，两双袜子，一双新的球鞋，一把牙刷，两管牙膏，还有其它许多日用品。此外，还有十斤粮票和一封信。信里附了一张四寸的彩色照，就是搁在桌上的这一张。照片背面没有题词。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我亲爱的朋友：
我说不出什么来安慰你，我只希望你记住一句话：相识方恨相见晚。
附上照片一帧。我愿意你记住我年轻时候的模样。
你的雁 1961年.7.21夜1点24分
“梅雁......”
我紧紧地抱住这一切，放声痛哭......
梅雁走后不到一个月，我几乎同时收到了《理论物理》寄来的三本赠刊和几百元稿费。唉，当我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的时候，我却反而感到无限怅惘。梅雁走了，成功对我又有什么意义—
少了一个人。一切都是虚妄......
我又面临沉沦的深渊—幸而梅雁估计到了这一点。她用她的爱情支持了我。她第一封信，就督促我尽快完成我许诺过的论文。她说，她把这看成是我对她是否真诚的验证。她几乎每隔十天就给我写一封长信—这是我的安慰，我的希望。她劝我戒掉香烟。她说，她从前之所以没有劝我，仅仅因为她特别喜欢看我抽烟的姿势；现在，她看不见了，我也应该戒掉了—说到底，抽烟对健康不好，因为我那么瘦，瘦得令人心疼......”梅雁的劝告，对于我就是命令，我忠实地服从了。
但是，无论我自己的感受如何，客观上我的论文在《理论物理》上的发表，引起了轰动，我一时竟成了全厂的新闻人物，甚至连工业厅都传开了。我不无惊异地发现，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与其说是我的论文本身，不如说是苏联科学院的招牌和那几百元稿费。有那么几天，晚上，我的宿舍里人来人往的，川流不息，好象动物园一样—展览的动物无非是哪三本赠刊和我本人。尤其纳闷的是，我在厂里，无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夸奖我：
“周马！没想到你这匹马真是一匹千里马！”
顺便拉拉我的领子，拍拍我肩膀。我啼笑皆非，只好敬上高价的大前门或恒大香烟，作为脱身之计，尽管我自己已经戒掉了。
最也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科长居然登门拜访了我，实在使我惶恐到了极点。他一进门，就十分热烈地表示祝贺。但他在称呼我名字时，总是拗口，要顿一顿才能喊出来。我深知内情，善意地帮助他摆脱了困境。我说：
“科长，你叫我周马，就顺口了。”
科长笑了。这一笑，科长架子也放了下来，他也觉得轻松自在了。
“哈，看来，”他友好地说：“我也跟着大家叫惯了！可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
“哪儿的话！”
你这次真不简单呐！《理论物理》，单看杂志名字......唉，想当年，我也有点儿抱负，工作了，忙了，什么都完了......”他翻阅着赠刊，感触万端，以前......以前在些事情，周马，你别放在心上。我也有我的难处呀！......”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也软了。设身处地想想，我当科长，对周马又将怎样？——于是，我说：
“过去，大家都是好意，科长也是为我好，我明白。”
“当然，当然，我也有不够的地方。”科长谦虚地接着说：”现在，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党的政策规定，有真才实学的人要从宽处理。你正符合这一条。国际水平，开玩笑？！噢，周马，我一定要向党委反映，一定......”
“多谢科长。”
“不，不，不，别谢，这是应该的，这是贯彻党的政策......”他说，对赠刊爱不释手。“唉，天晓得，我怎么会轻信哈尔滨电气科学研究院的胡说八道的！......”
临走科长暗示我，能否送一本给他留作纪念。我被逼上梁山，只能从命。他叫我题字，我又只得涂上几笔充数。科长高兴了，出门时，一再跟我握手。
承蒙科长—他是党委成员—大力保举，党委欣然赞同，工业厅党委点头批准，国庆节前夕，我摘掉了帽子。摘帽子后，又多亏科长大力斡旋，十月份就调整了工资，享受了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十一月中旬，我还在工业厅协助工作，人事科突然通知我调往福州—到了福州，我才知道，我们的系主任原来是工业厅总工程师的老朋友。
就这样，在梅雁离开西宁仅仅四个月之后，我乘坐同一次列车，满怀着凄凉与惆怅，告别了这曾经带给我那么多痛苦与欢乐，而如今却沉浸在黑夜中的荒凉的青海高原。
我在上海逗留了三天。第二天下午，我按照我在信中告诉过梅雁的那样，以老同事的身份，拜访了梅雁的母亲—刚才我喊”妈妈”的那位老太太。由于梅雁写信预先通知了她，她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也许，正因为太亲切了，才引起了我新的烦恼。
交谈中，她以不胜爱怜的口吻，向我不厌其烦地介绍了梅雁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她的结婚经过和她的那位丈夫。她不仅给我看了许许多多梅雁早年的照片，而且还给我看了梅雁她丈夫结婚前后拍的照片—在照片上，梅雁象平时一样，笑容满面。最后，她甚至给我看了梅雁的结婚证书。我越看，心里越烦躁。我竭力克制自己，但是，越克越糟。末了，我借口有急事，起身告辞。梅雁的母亲一直把我送到弄堂口。
她一转身，我的脸色就阴郁得犹如暴风雨前乌云密布的天空。我赶紧回家，因为我知道，假如我继续在街上停留，说不定会干出什么胡闹的事情来。回到家里，我胡乱地吃了一些东西，蒙头就睡。我好象睡着了一小会儿，做了一大堆混杂而又惊扰的梦。夜半，我翻身起床，穿好衣服，在灯前沉思默想了足足一、二个小时之久，才提笔给梅雁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雁：
刚才我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起床给你写信。
此刻已是深夜。我弟弟在学校，没有回来，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四周万籁俱寂，静得出奇。这是我们交谈的极好机会。但是我犹豫再三，才逼迫自己提起笔来，而落笔又有千斤重，因为亲爱的，我在给你写最后一封信。今天下午，我探望了你的母亲。她老人家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她以不胜爱怜的口吻，谈到了你，还有他。从她的谈话中—原谅我的直率—我不幸地感到：我是你生活中多余的第三者—这就是我决定给你写这最后一封信的原因。
嫉妒吗？也许。说到底，我是一个男人。然而，问题不尽于此。
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在你的一生中，曾经有许多人追求你。我没有追求你，可是我们相爱了。这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你的过错—错在命运。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必然。
我们都快三十岁的人了。青春的幻想对我们基本一已属于过去。假若我们还不能断然与幻想告别，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很年轻，由于消磨了我们幻想的年华的，是一块毫无幻想的、冰冷的土地。
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之中。
我想，你一定明白，正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我违背自己的心愿，劝你走。我说过：“为了你，为了他。”—呵，雁，我亲爱的！当我这样对你说的时候，我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企图挣脱由世俗的偏见所铆合的婚姻的枷锁，并不容易；我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遭遇已使我失去了对明天的孩子般的信任，从而我怀疑自己能否给你带来你所期待的幸福；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在为我作出牺牲的同时，牺牲你母亲晚年的安宁；我还清醒地意识到：他爱着你，即便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良心不允许我成为你生活道路上的障碍。
我原以为自己尽到了责任，然而，今天，我痛苦地发现：我错了。生活暗示我：为了你的幸福，我必须跨出另一步，纵使以我自己的不幸作为代价。
记得上世纪的儿子（见缪塞：《世纪儿的忏悔》）说过：他感到幸福，因为在三个由于他的过错而不幸的人中间，如今只有他一个人不幸。既然上世纪的儿子有这样的勇气，为什么我，本世纪的儿子，没有同样的勇气呢？
考虑到这一点，我决定离开你，虽然作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是那么困难。但是，有一天，当你的孩子搂着你的脖子，唤你“妈妈”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同意，我今天的决定是正确的。
别了，我的朋友，爱夸张的俄国人往往喜欢说：至死不渝！我不说，我对你的感情将始终如一，我只想说我曾经对你说过的那句话：我将永远对你怀着亲切的记忆。
别了，亲爱的，原谅我。
冰1961、11、29、清晨5时35分
当我封上信封的时候，东方已经破晓。我想马上投寄，却又下不了决心。我一直拖到中午我的弟弟从学校赶来为我送行的时候，才托他代为邮寄。
说实在的，火车一启动，我弟弟的身影在我的视野中一消失，我就后悔了。抵达福州后，我开始经历地狱般的煎熬。我怀疑自己的行动的必要性，我责备自己硬充好汉。我一想到，梅雁可能会相信，我热昏的胡话，从此不再来信，就浑身发抖，我痛恨自己轻易地窒息了我生活中仅存的一线光明，我昼夜不眠，我闭门不出，我整天喊着梅雁的名字，我撕破自己的胸口，并抱着枕头号啕大哭，可正当人们以为我在利用正式上班前的闲暇充分休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我是人！我为什么要冒充圣人呢！......”
我用头撞着墙壁，一再痛苦地自问。
你也许不会相信，人的感情的火焰竟然会狂烈到如此地步，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一个人，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我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当一个人在爱情中，有什么时候能比由于他自己的轻率而失去他所爱的人，更可怕的呢？——人终究是人，不是诗人幻想的产物。说穿了，就连缪塞本人，又何尝象他笔下的主人公那样洒脱呢？......
她来信了！
梅雁的信很短：
亲爱的朋友：
我已经够痛苦的了，为什么还要剥夺我最后的慰藉呢？
雁 1961、12、1
我把这封信读了又读，亲了又亲，并立即含着眼泪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我骂自己是“疯子”，“嫉妒鬼”，“白痴”，等等等等。结尾，我表示：只要她肯原谅我的荒唐，让我永远做他的朋友，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料，十天以后，她回信责备自己自私，她劝我结婚，我愣住了。我反复考虑了很久很久，才意识到：她是对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
我回了一封信。我请她代为物色对象，只要她选中的，我无条件同意。梅雁拒绝了。她说，她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情，唯独这件事，她办不到。她又说，我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她劝我请同事代劳。我又考虑了很久很久，回答她说：我一定努力按照她的意志去做。过了些日子，我在老张面前偶而谈起——感谢他和他夫人的好意，你我认识了。现在，我想，你大概已经明白，当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是感情的废墟。
梅雁得知这个消息后，喜欢得什么似的。她一再嘱咐，我 要珍惜你的感情。她经常给我出各色各样的主意，提醒我一大堆我根本想不到的细节。她逼着我把每次见面的经过详尽地向她汇报，并敦促我，可能的话，无论如何在国庆节前结婚。
我忠实地履行了我对她许下的诺言。这一点，我想，你大概也会不同意。但是，无论我怎样克尽已责，我的心总怀念着梅雁。你应该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神思恍惚，心不在焉。你有一次问我，我给了你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你好像满意了。实际上，极大多数场合，是因为我想起了梅雁，而不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了灵感。试问，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的灵感？......
当我终于把婚期告诉梅雁的时候，她回信说，她高兴得“哭了一夜”。她说，她将来一定要到福州来，亲自把一切告诉你。她确信，你会谅解的，因为她始终感到你有一颗温柔的心。她还说，她会爱你的，象爱自己的亲妹妹一样，象爱我一样。将来，只要她活着，她还会爱你我的孩子的—她还以我弟弟的名义，给我寄了一百五十元钱，命令我必须收下，以备结婚之需。读了她的来信，我被字里行间隐隐约约流露出来的深沉的悲哀吓倒了。我左思右想，不是滋味。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婚礼是否需要延期。她马上回信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喜期在即，不该胡思乱想。她说，她还巴不得提前呢！因为她爱我，对她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我的幸福。她那故作快活的笔调，并不足以解除我的疑虑。
这时，已是八月中旬。
我的回信刚寄出，又接到梅雁的一封来信。她告诉我，她即将去上海出差，教我暂勿去信，她到上海后再给出我写信。但我等了半个多月，音讯全无。我不安了，我想给她发电报，但又不知她身在何方。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她来信了。一读之下，我大惊失色。
你应该记得，那个星期天，你曾因我心神不安而睹过气，后来，我撒了谎，才搪塞过去。其实我弟弟根本未患胆囊炎。也未住院—进医院的是梅雁。
信是在上海发出的。梅雁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我原谅，因为她撒了谎。她这次到上海，不是出差，而是为了生孩子。她说预产期是十月中旬，她本来打算在我结婚后再告诉我，但她有早产预兆，不能如愿了。她又说，原先她已下定决心不要孩子，可是自从她意识到，她有责任劝我结婚，她的想法改变了。她说，她需要精神上的依傍，因为她是那样的孤独，而我结了婚，毕竟不同了。她又说，当她刚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她是那么幸福。可是随着产期的临近，她越来越忧郁。她怀孕以来，身体一直不好。这次到上海后，又确诊是难产，因为孩子是横位。她说，她感到空虚与恐惧......
这封信是八月二十五日写的，即她抵沪后的第四天。但她没有付邮。压了个把星期。付邮前，她又加了个附笔。她说，信写好后，她重读了一遍，决定不发了，以免影响我婚前的情绪。可是考虑再三，还是寄给我，因为完全有可能，这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她又说，明天，她要提前住院了，她害怕。她还说，她一直惦记着我的婚事，衷心祝愿我新婚愉快。假若她平安出院，她会给我来信的。
万一......万一三长两短，她恳求我照顾她未来的孩子和她举目无亲的年老的妈妈。最后，她告诉我，孩子不论男女，她都决定起名：忆—以纪念我们的相遇，我们的相识，我们的相爱......
我震惊之下，束手无策。我想扔掉一切，赶到梅雁的身边去，但碍着她母亲，没有可能，我想推迟婚期，却已骑虎难下。无可奈何，我只能听天由命。
梅雁住院后，杳无音讯。一种不祥的预感，时刻笼罩着我的心灵，而种种应急的考虑又无休无止地在我脑海里翻腾。我在极度的惊恐中，勉强挨过了一天又一天......
你应该记得，我们在福州相处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突然失去了自制力。真实的原因是：不知为什么，也许又是一种相互感应，刹那间，我眼前出现了可怕的幻觉：梅雁直挺挺地躺着，已奄奄一息......呵，仅仅过了几天，这一切都变成了可悲的现实！
星期二那天中午，我吃完午饭，习惯地上传达室看看是否有梅雁的来信。我发现，传达室外面墙上的小黑板上有我的名字。
“电报！”——我因恐惧而睁大了眼睛，两脚却在地上钉住了。
“周冰，你的电报！”门房在屋里喊道。
我猛醒过来，走进传达室，取了电报。在我签字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
我拿着电报，急步往宿舍走。我那么渴望知道电报的内容，却又没有勇气拆开。快到宿舍大楼的时候，渴望战胜了畏怯，我还是拆开了：
雁病危第七人民医院外科403室
“梅雁......”
我咬住嘴唇，定了定神，对自己说：“要镇静！要镇静！”两腿却狂奔起来。
我一进宿舍，拿起我早已准备好的小背包，返身就走。
“火车是一点四十七分，不知现在几点钟，几点钟......”我一面朝校外狂奔，一面不断地自问。
经过传达室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从窗外看了看传达室里的电钟时针正指着十二点三十分。我盘算了一下，到车站大约四十分钟，还赶得上！我在公共汽车等了又等，汽车就是不来，而这条路上，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我急得简直要哭了。还好，汽车总算来了，我跳上公共汽车，只恨它开得太慢。我到达火车站，已一点二十五分了。
火车票已售完。
“管它呢，买一张站台票，上车再说！”
我在小件寄存处买了一张站台票，正要进站，想起我的出走，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怕引起惊动，又急忙到车站邮电服务所写了一封简函。我挤上列车的时候，离开车只有六、七分钟了。
列车超员。我好不容易才挤到车长办公处补了一张车票。补完票，我寻了一个立足点，从福州站到了鹰潭。过了鹰潭，我才坐了下来。
我忧心如焚。我的全部思想集中在一点：
“再见一面，再见一面，无论如何，再见一面......”
整整二十几个小时，我只喝了几口水，我一吃东西，就呕吐。
星期三，傍晚，火车误点五个小时到达上海。
我一出车站，跳上三轮车，就喊：
“快！快！第七人民医院！要多少钱，随你便！”
“车钱是统一价格，多一分也不能要。”三轮车夫咕噜道，“快一点倒可以......”
“同志，我求求你，我......我爱人病危！我刚下火车......”我几乎含着眼泪对三轮车夫说。
他瞧瞧我，似乎相信了。
车轮飞快地转了起来，但我还嫌慢。
到了第七人民医院门口，车未停稳，我就跳了下来，差一点摔了一交。我把两块钱往三轮车夫手中一塞，就往医院里跑。
探院时间已过，门房不让我进去。我摸出电报，一面挥舞，一面狂怒地咆哮；
“我爱人快死了，你还不让我进去！......”
也许，经过一昼夜的旅途和一昼夜的焦虑，我的样子实在太可怕，门房没看电报，就将信将疑地放行了。
住院部静悄悄的。我找不到外科，更找不到403室。我见人就问，越问越糊涂。我在整个大楼里，到处乱跑。最后干脆狂奔了起来。幸好一位好心的护士，见我六神无主，给我引了路，否则，我真怀疑自己能否找到。
我推开病房的房门，“梅雁！梅雁！”地大声乱叫。
没有人回答。
我一看，灯光下，一张张吃惊而又陌生的面孔。
“梅雁！梅雁不在这儿吗？！”我喊道，已不似人声。
这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我一回头，梅雁的母亲。
“梅雁呢......”
她指指了门旁靠墙角的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个病人，正在打吊针。
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低头一看——
一张陌生的脸。
梅雁完全变了样！
她脸色蜡黄，眼窝深陷，脸颊也塌了下去，她合着眼皮，嘴唇微张，呼噜呼噜地喘着气。
“梅雁！梅雁!我是周冰，你睁开眼来，我是周—冰—周—冰—”我绝望地嚎叫，紧紧抓住了她的肩膀，
梅雁的脸微微转动了一下，缓慢而又困难地抬起了眼皮。刹那间，往日那遥远的记忆似乎在她滞钝的目光深处觉醒，但旋即又熄灭了......
“梅——雁——”
我觉得喉咙口一庠，一股温暖的、略带腥味的粘液泛上心头。我模糊地看见，梅雁雪白的被子上出现了几个鲜红的斑点。我抬起身子，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跌倒在地......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睡在病房里。我的左手动弹不得。我定睛一看，原来我自己也在打吊针。我转过脸来，看见了梅雁的母亲慈祥而又悲哀的眼睛—言语已成为多余。我喊了一声“妈妈。”心中却绝望地呼唤着那亲爱的名字：“梅雁......”
一切都过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昏迷了两天。医院从我的背包中，找到了我弟弟学校的地址，给他发去了病危通知单。两天来，梅雁的母亲和我弟弟轮流守护着我。我弟弟值班时，她老人家还得忙着料理女儿的后事并照应在烘箱里的她那不足月的外孙女—梅雁已予我抵泸次日凌晨，因剖腹产后流血过多，伤口感染而去世。也是后来，我才知道，梅雁的丈夫在关键时刻举棋不定，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梅雁的生命。因为当医院提出尽量保证母亲安全时，他不仅覆电迟缓，而且坚持两全其美。梅雁在病势垂危、但神智尚清醒之际，向母亲吐露了她内心的隐秘，恳求母亲给我去电，希望见最后一面。她母亲同时发出了两份电报。梅雁的丈夫闻讯后也赶来上海—他比我迟到了一天。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回家见到你的来信与电报，深受感动，但当时当地，我已顾不得了。我在家里又躺了将近一个星期。我弟弟一直请假服侍着我。我刚能勉强下床，就执意要上梅雁的墓地去。我弟弟劝说无效，只能陪同前往，因为，说实在的，我那么虚弱，连举步都十分艰难。
我们来到了相当荒芜的联义公墓。我弟弟扶着我，找到了梅雁的公墓。我一见那一堆埋葬着我的初恋的黄土，就对我弟弟说：
“你走开，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弟弟虽不放心，但依然知趣地回避了。等他一走远，我扶着低矮的、刻着梅雁名字的墓碑，跪了下来。我抱住墓碑，低声唤了一声：“梅雁—”泪如泉涌......
就在梅雁的墓前，对着我死去的初恋的爱人，我决定跨出那严重的一步。
我清醒地认识到：假若我结婚成家，照顾梅雁的老母与女儿，客观上，只是一句空话。对此，你别见怪，我不抱任何幻想。我觉得，你所期待的幸福，我本来就无法带给你。分手了，对你我都更好。
第二天，我探望了梅雁的母亲。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了襁褓中的小忆。当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一股暖流渗透了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呵，小忆，小忆，忆不尽的往事与岁月，忆不尽的痛苦与欢乐......
我着手劝说梅雁的母亲，我取出梅雁的最后来信为依据，但她怎么也不答应。最后，我抱着小忆，跪了下来，我说：
“妈妈，看在小忆的面上，着在梅雁在天之灵的面上，你答应我。你这么大年纪，举目无亲，又没有工作，守着小忆，怎么生活呢？我能力有限，我无法为你和孩子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我至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妈妈，我不说，我将来一定会使你满意，我只说，我将来一定不会使你遗憾。”
妈妈哭了，把我扶了起来—她答应了。
次日，我又着手跟梅雁的丈夫谈判。他是一个戴眼镜、老成持重的中年人。他一见我就表现了憎恶，把我当作是毁坏他幸福家庭的恶棍。我对他倒只有同情，因为他看来确实很悲痛，谈判了几个小时，他说来说去一句话：
“妈妈随她的便，小忆是我的女儿。”
末了，我冒火了。我说：
“我不是抢你的女儿！只要你不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领走!我不过是作为她母亲的朋友尽点儿照顾的责任......”这么一说，他的态度软了下来——实际上，我看得很清楚，他对女儿并不十分感兴趣......我们好歹了达成了协议。
之后，我把口袋里的钱，除了旅费，全部留给了梅雁的母亲，启程返榕。上车前，我给你和老张各发了一封信。以后的事情，你都已知道，我就不再重复了。
在我调来之前，我除了生活费，按月把所剩的工资全部寄给了妈妈。回上海后，我就和妈妈、小忆在一起生活。我对妈妈说：
“妈妈，我们艰苦一些，每月按我的工资开销。我把稿费积蓄起来，将来为梅雁修一个新墓。”
妈妈同意了。但是，最艰苦的不是我，而是她老人家自己。
不久前，我终于如愿以偿。我把梅雁的灵柩从联义公墓迁到了虹桥公墓。新墓上，立了一块大理石的新墓碑。我让石匠在墓碑上刻了两行字，
我将去你那儿，
你却不再回来。
新墓落成的那天，妈妈哭了，刚学会说话的小忆喊着“妈妈！”也哭了。我没有哭，因为我已没有眼泪......
至于梅雁的丈夫，我们很少得到他的消息。去年五一节前，他给妈妈来信说，他将于五一节结婚。我得知以后，就跟妈妈商量了一下，老实不客气地让小忆改姓“梅”了。
也许，否极泰来—这几年，一般地说，我是比较顺利的。六三年，我破例升了一级，因为戴过帽子的人，一般不属于调整工资的范围。去年八月，物理年会以后，不怕你见笑，我好象有了点小名气。好几位外国学者到所里来拜访过我，其中最著名的新当选的法国学士院院士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Paul Fictis（保尔·费克蒂斯）教授，他和我讨论了我那篇有关引力场的论文，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他说：
“Monsieur周（周先生），您居然不是教授，我深为惊讶。”
这句话把我弄得啼笑皆非。天真的老头儿，自己是不朽者（法国学士院院士的绰号），以为人人都应该是不朽的了。我没有办法，只能效法墨子，以退为攻。
“You don`t know enough about our country my dear professor。（教授先生，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用英语说。“象我这样的人，中国太多，所以，非但不够资格当教授，也不够资格当副教授,甚至不够资格当讲师，只能当助教—我就是助教。”
老头儿听了，瞠目结舌。他心血来潮，一定要到我家里去看看。我与翻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挡住了他的豪兴。
回国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这件事，并表示，既然中国人材济济，能否建议中国政府允许周冰先生到法国来与他共事云云。后来，他还通过法国学士院向我发出了访问法国的正式邀请。
这一切，直到党委书记找到我个别谈话时，我才知道，党委书记说,我的回答大致得体,但思想性较差,他把我勉励了一番，并要求我继续努力改造，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将功补过。他着重指出，必须认清苏修的反动本质，因为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苏修刊物上发表的，中毒在所难免。谈话快结束时，他突然宣布党委的决定，我已被破格提升相当于副教授的副研究员，并报请上级批准。工资也破例照升不误，虽然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升官不发财，几天后，总务处通知我搬家。据说，这是为了照顾国际影响，适当调整。就这们，我出乎意料地住进了这幢打蜡地板的小洋房。假如我们早几个月遇到，你会看到，我过着上海最一般的生活。
现在，人们提到我，往往给我加上“年轻的”这个头衔。我听了老纳闷。三十一岁的人了，又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早已老了。不是一般的老，而是—借用西洋谚语来形容—老得象世纪一样。还有些事情，我同样纳闷。譬如，从前，在福州，当我跨出那严重的一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把我当作恶魔式的坏蛋；现在，在上海，某些熟人又把我描绘得仿佛是天使般的圣人—两个极端，同样荒谬。我是人，或者更确切些说，一个现代有理性的中国人。作为人，我有人的弱点，也有人的优点。我本着自己良心的提示去做，如此而已。
梅雁去世以来，我一再反复思考，当初我固执 的劝梅雁走，是否错了，因为显而易见，如果梅雁不走，她不会这样悲惨地夭折。直至今天，我找不到答案，直至今天，怀疑还啮啮着我的心。那就是：如果一切和原来的样子重新开始，我肯定还会这样做。为什么？为了梅雁，为了我对她的爱。为了他—毕竟是次要的。作为一个现代有理性的中国人，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旧传统、旧道德的信奉者。我不会仅仅因为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梅雁，就决心在牺牲自己的同时，牺牲我与梅雁的爱情。困难在于，人无法预知未来。如果当时 我肯定知道会有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松开梅雁的手。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生活的遭遇早已使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孩子般的信任。事实上，即便今天，我坐在这里，明天 ，我又将如何—同样是一个疑问。我总感到，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时代，象我们的时代这样，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如此无能为力。
我再重复一遍，我只不过是人。假如我是圣人，当年你我就不会相识。假如说，在我决定跨出那严重的一步的时候，我在相当程度上出于对彼时彼地的现实处境的考虑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情况变了，我的道德观念原则上并不排斥结婚的可能性。近年来，尤其是我有幸搬进小洋房以来，许多人都热衷于劝我结婚。不怕你见笑的话，有些女孩子甚至主动向我表示好感。但我一概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已决定光棍到老。
很矛盾，不是吗？—实质不然。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然，是由于我对梅雁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我对小忆的未来所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次，是由于与人们的看法相反，所谓“成功”并没有带给我任何安慰。当我想到：有人肯嫁给我周冰，而又有谁肯嫁给周马呢？—我就心如死灰。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对你始终负疚在心。这一点，没有人知道，除了我自己。
你可能记得，有一次，当你告诉我，你我的相识是你的初恋的时候，我所受到的震动。我也没有忘记，在我们相处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你对我的那一番深情厚意。实际上，我既非无视你那颗真挚的心，也非对你的感情完全无动于衷—将近半年的相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正相反，当我对你比较了解的时候，我为命运 驱使你与我这样的感情的废墟相遇，深感不幸。当我决心跨出那严重的一步的时候，我也曾产生过向你解释一切后再分手的想法，但我缺乏勇气。因为种种原因那时你是一个姑娘，而且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我怀疑一个姑娘能够原谅自己未来的丈夫心里爱着另一个女人。退一步说，即便能够原谅，我也难以设想，一个姑娘会心甘情愿赞同我这种从世俗的观点看无疑是悖情逆理的行为。再退一步说，即便她本人赞同，社会也不会允许。而我说过，当时我不跨出这一步，履行梅雁的神圣遗嘱，客观上就没有可能。我出于无奈，保持了沉默。我充分意识到我在你心灵上所留下的创伤的可怕深度。你完全有理由、并且也完全有权利恨我。在你面前，我是有罪的。正唯如此，今天，当命运使你我重新相遇，当我得知你已结婚成家从而解除了我说明真相的任何顾虑的时候，我无论如何要向你作一番解释。我丝毫无意为自己辩白，更不敢祈求你的宽恕。恰恰相反，我谴责我自己。而我想，一个人所能受到的最严峻的谴责，莫过于自己良心的谴责了。我唯一引以自慰的是：别人终于带给了你我永远也无法带给你的幸福。我无以报答你曾经对我表示过的情谊，我只能以光棍到老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假如可能的话，我愿意通过艰苦的科学工作，把我寂寞的一生献给人类。
自从我的第一篇论文问世以来，不少人或真或假地把我吹捧为“天才”。事实上，世界上自认为天才的何止千百万，而真正的天才，为数极少。我不是天才。但是，假如我这一生或多或少能对人类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一切应该归功于梅雁。
是梅雁，在没有一个人可怜我的时候，可怜了我；是梅雁，在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的时候，理解了我；是梅雁，在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的时候，支持了我；是梅雁，在没有一个人肯爱我的时候，爱上了我。没有梅雁，我今天是什么呢？—一个受人嗤笑的、潦倒不堪的周马而已。
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幸运 的。我毫不迟疑，在和我同命运的人们中间，有的是比我更有才华的人，有的是比我更能为祖国、民族、人类作出贡献的人。可是，今天，他们在哪儿呢？而又有谁能想到他们呢？......
我感激梅雁。
记得罗曼·罗兰说过：“假如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那么梅深堡夫人创造了我。”在同样的意义上，我要说：—
梅雁创造了我。
幸福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在我们的时代，有许多混乱的概念，例如：自由、平等、民主、道德、真理等等，等等。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这些混乱的概念的认识必将渐趋一致。可是，只有对幸福的理解，将始终混乱下去。费尔巴哈写过《幸福论》，然而这位聪明的哲学家又向人们说明了一些什么呢？
就历史的进程而言，我们的时代应该是幸福的，而我们却在春天里经历了—也许，还在继续经历着—料峭的冬天。就我亲身的体验而言，爱情应该是幸福的，而我在爱情中却那么痛苦，欢乐只不过是瞬息。如今，当爱情已成为亲切的记忆时，我却开始感受到恬静的幸福的柔和的光辉，怎么说呢，也许，这就是幸福自身的命运。
我说，我已开始感受到恬静的幸福的柔和的光辉—这并不意味着：在我的生活中已没有忧愁。问题仅仅在此，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比较容易忍受了。有小忆，就有希望，不管这希望是怎样的渺茫。
我爱小忆，正如我自己的孩子，甚至胜于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小忆长大成人后，不会重复她母亲所走过的痛苦的道路。假如仍然出现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太阴郁了。
犹如四年前，在西宁，别离的前夕，我凝视着梅雁出神一样，如今，我常常搂着小忆，凝视着这个是梅雁又不是梅雁的幼小的生灵出神，在她明亮的双眸中，我仿佛看到了我与梅雁那无望而致命的爱情的纯洁的影子；在她天真的欢笑中，我仿佛见到了梅雁那含着悲哀的微笑；而在她稚气的儿语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不幸的初恋的回声......
周冰结束了他那过于冗长的解释，堕入深思。杨芸坐在沙发上，右手支撑着前额，一动不动，宛如依然在侧耳谛听；虽然周冰的声音早已消逝。
茶几上的咖啡凉了，水煮鸡蛋也凉了，室内幽暗朦胧了。
万簌俱寂。
很久，很久，周冰似大梦初醒，发觉天时也晚，起身开灯。杨芸也随着站起来。周冰以为她要告辞了，正想挽留，却不料跟两年前他们相处的那个最后的星期天一样，在他还来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杨芸已紧紧拥抱了他—汹涌的泪潮，沾湿了他的脸庞：
“亲爱的！我最亲最亲的亲人！你这样聪明，怎么会猜不到你的依芸还是你以前的依芸？她骗了你，她没有结婚！她为你流过眼泪，却从来没有恨过你。呵，命运！命运！为什么你的依芸不早一些在一往无际的刚察草原与你相见？为什么，亲爱的，为什么你偏偏要让你的依芸等待那么多痛苦的日日夜夜，才让她听到她那可怜的初恋的遥遥的回声？......”
1963.4.西宁—1965.4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