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高征低扣:气吞万里—刘裕评传(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6:28:41
初生磨难
晋哀帝兴宁元年（公元363年）三月，在东晋帝国的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京口为其治所，在今江苏镇江），有一位名叫刘翘的小文秘（功曹）心情很郁闷。郁闷的原因和在下差不多，就是本山大叔说过的那句话：人还没死，钱已经花完了！
根据东晋帝国人事部门的相关规定，在晋陵郡象刘翘这一级别的低级公务员，编制共有一百零八人，正好与水泊梁山鼎盛时的干部总数相当。虽然东晋帝国政府在给官员们发工资时并不特别吝啬，但这样小的芝麻小吏，薪水也实在不可能丰厚。当然了，刘翘虽然工资不高，比上固然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较之体制外的大部份小老百姓，他不能算拮据。
但人对贫富的感觉，并不仅仅来自于绝对收入，更来自于对比。看看自己的老爹吧，刘靖，东安太守！再瞧瞧岳父赵裔，平原太守！夫妻俩都是从市长家里出来的公子、千金啊！目前这日子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太苦了，《宋书》直接用两个字概括：“家贫”。特别是现在，妻子赵氏已怀胎十月，刘家马上就要添丁进口了……
其实在东晋帝国，这一年原本应该是隆和二年。但就在新年过后不久，晋哀帝司马丕的生母周太妃突生重病，为了给母亲祈福消灾，司马丕便不顾改元当在岁首的惯例，于当年二月宣布改年号为“兴宁”，大赦天下，想求一个兴和安宁。
虽然《文献通考》上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但那讲的是天下一统的太平岁月，如今这年景可大不相同：在这一年的华夏大地上，即使不算那些草头王，光提得上号的国家就有五个（东晋、前燕、前秦、前凉、代），年号有七个（隆和二年、兴宁元年、建熙四年、甘露五年、太始九年、太清元年、建国二十六年）！而且这种状态自从当初司马家的一群王爷们为了争权夺利，不要命的自相残杀以来，已经保持了几十年了。因此也害得老天爷对改元这档子事都产生了审美疲劳，就象一个天天受贿的贪官老爷，已不大记得起有多少人行贿一样。结果，老天爷对司马丕的讨好顶多打了个不耐烦的哈欠，什么福也没有降下，周太妃只撑到这年三月十七日（公历为公元363年4月16日）便病死了，距改元才一个月。
司马丕很伤心，但朝中大臣如仆射江虨（bīn，读音：“宾”）等一班老学究说了：只允许他表现出适度的伤痛。因为司马丕是从小宗入继大宗当上的皇帝，所以从礼法上讲，他的母亲已经变成了当朝太后褚蒜子，而不是周太妃。既然只是死了个“婶娘”，不许太难过！和东晋的其他大多数皇帝一样，司马丕只是被世族豪门们推出的门面，既无魄力，也无实力，不敢象明世宗朱厚熜那样和大臣们玩一次“大礼仪”事件，只好妥协了。他原想服丧三年，不准！服丧一年，不准！最后定为服丧三个月。
假如他知道司马皇家的终结者也在此刻诞生了，会不会更难过一点？
大人物的伤痛，会有史书给他们记录下来，广大的芸芸众生则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尽管他们心中感受到的哀伤，一点也不会比大人物小。就在司马丕望着母亲周太妃无奈辞世的这一天，小公务员刘翘的妻子赵安宗正在承受着分娩的阵痛。很不幸，是难产，急坏了屋内的接生婆和屋外的刘翘。天色渐晚，当屋内终于响起婴儿的啼哭声时，母亲的呻呤和气息却渐渐消失了。（关于刘裕的出生日期，在史书上有两处不同记载，《宋书·武帝纪》为“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即为三月十七日，与周太妃的死在同一天，本文采用此说；《宋书·后妃传》记为“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公历为公元363年5月1日。）
刘翘走进屋，眼前的景象让他不得不接受了这样冷酷的现实：二十一岁的妻子，已经香消玉殒了！小公务员又把他的视线移向还在啼哭的男婴，目光里充满无奈与愤恨：要怎么养活他呢？那个时候京口可没有超市，连“三鹿”都买不到。雇一个奶妈？光办理妻子的丧事已不是一笔小开支，这是不能省的，如再加这样一笔长期开销，对于早已入不敷出的刘翘来说无法承受。而且这个孩子，简直是个灾星，一出世就克死了娘，留下恐怕不吉利！想到此，刘翘心一横，牙一咬，抱起孩子走出了屋子……
过了片刻之后，一个正在哺乳期的少妇——刘翘的一个亲戚，急匆匆走进这个因刚刚死了女主人而显得有些阴郁的小屋。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脸上怒形于色：“再难也不能扔掉孩子啊！那样对得起我刚走的妹妹吗？”刘翘低着头，无言以对。见此情形，少妇道：“好吧，你不养，这个孩子交给我来养好了！”
于是，这个刚出生便死了娘，又被爹抛弃的孩子便被寄养到了这位少妇家。也因此这个孩子得到一个小名：寄奴。他后来的大名，是刘裕。按《宋书·刘怀肃传》的说法，这位少妇是刘裕的从母。从母，是母亲的姐妹，通俗一点可以叫姨妈，那么她应该也姓赵。但如今网上的一些文章中又称：此人是刘裕的从叔刘万之妻杜氏，此说与《刘怀肃传》记载相差很大，也与《宋书·符瑞志》中“皇妣既殂，养于舅氏，改为寄奴焉。”的记载相矛盾。虽然她的丈夫肯定姓刘，但是否叫刘万，以及是否是刘裕的从叔，均有疑问。这种说法的原始出处在下没有查到，即使有，应该也不会比《宋书》更权威，姑且立此存疑。
不论她是赵氏还是杜氏，刘裕的这位从母待刘裕极好。她当时刚生下第二个孩子刘怀敬不久，为了保证小寄奴有充足的营养，甚至给自己的儿子刘怀敬断了奶。很多年之后，刘裕已成为极有权势的大人物，特别照顾这位因自己而被亏待的表哥刘怀敬，授与他会稽太守之职（就是绍兴市长）。因为刘怀敬资质愚钝，能力低下，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但刘裕不为所动，说：“故去的姨妈对我有再生的大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见《南史·列传七》）刘怀敬终因母亲的善举而频得好运，刘宋代晋之后又升任尚书（大致相当于国务院的部长），金紫光禄大夫（荣誉加官，无实职）。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曾说过：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见到不少轻拍翅膀的蝴蝶：假如在那个晚上，刘裕的从母想得是“唉，我家也不富裕…”的话，南朝的历史将失去它最高亢豪迈的一章！我们将见不到辛稼轩词中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今天也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当年在京口曾有一个叫刘翘的小吏和他薄命的妻子赵安宗……
虽然刘裕的出身只是低微的寒门，但据说就和阿Q一样，刘家“先前也阔过”。按《宋书》的记载，他是汉室宗亲，楚元王刘交之后。
话说当年在沛县（今属江苏）丰邑中阳里有个刘太公，生有四个儿子。其中的刘老三乘秦末天下大乱的机会，斩蛇起义，由亭长升级成沛公。而后他率军攻入咸阳，升级为汉王。又花了四年功夫，摆平了对头项羽，终于又升级为汉高祖。得天下之后，刘老三虽然对功臣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但对自家兄弟还是有春天般的温暖。公元前201年，他诈游云梦泽，诱捕了大功臣楚王韩信。十几天后，他将韩信贬为淮阴侯，同时将楚国封地一分为二，让弟弟刘老四继任楚王。这位刘老四，便是刘交。因为楚国都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所以作为刘交之后刘裕便把祖籍算在彭城。
为显示记载的权威性，《宋书》还不厌其繁地记下了一大段长长的家谱：“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
关于这份家谱，现今的很多写这段历史的文章都不大当真，觉得他是刘裕发达后乱认祖宗的产物，那么它究竟有几成可信度呢？
《宋书》中的记载有几处常被人忽略的地方，那就是，按其记载，当时出身为汉室宗亲的重要人物，并不只有一个刘裕。另外如刘裕的老领导刘牢之（楚元王刘交之后），刘裕的头号心腹谋臣刘穆之（齐悼王刘肥之后）也都和当年的沛县刘季沾亲。刘牢之算是与刘裕同宗，就不说了，刘穆之的祖先刘肥，是高祖刘邦的庶长子。
那么，这些记录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刘穆之的出身稍高于刘裕！虽然同属汉室宗亲，但刘穆之的祖上出过一位皇帝刘邦，而刘裕的祖上一位皇帝也没有！我们姑且不论刘穆之这份家谱是否可靠，单看刘裕的家谱世系，假如它是编造出来的话，编它的人怎么能让主君的出身还低于臣下呢？因此，刘裕这份家谱虽然很长，也不易察考，但它很可能是真的。至少，它不应是刘裕或其心腹伪造的。
也许会有朋友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多汉室宗亲出来扎堆呢？这大概和古代交配权分布太不均衡有一定关系。大自然给人类定下的男女出生比例，大致是1:1，但人类在自行分配的时候，常常不按这个比例行事。
早在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同志制定周礼时，给天子定下的配额就已经相当可观：“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比例是1:121！一个健康的成年男子，即使别的什么事都不干，把全部精力投入“造人”工作，也不可能让这么多“设备”都充分运转。然而，后世的君王们，大多数仍不在困难面前止步，具有勇于攀登的精神，认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于是这个数字继续扶摇直上，最多的如司马炎、石虎、杨广、李隆基等皇帝拥有的嫔妃宫女数量都超过了万人（虽然绝大多数并不使用，只是摆来看的）！而且拥有大量妻妾的并不只是君主，名门世家、达官显贵们也在这方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例如唐末的吕用之，不过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也有小老婆一百多个，足以和周天子比肩！
虽然上层社会对美女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但上天并不会因此而增加女孩的出生率，供求之间的巨大缺口必然要有人承担。所以每当皇宫内院多增加一个苦命宫人或大宅豪门中多出一位如夫人时，就意味着贫苦的乡间又多出一个终身光棍。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再考虑抚养能力的差异，无疑豪门贵族后代的人口增长率要远大于贫苦百姓。
为了更直观的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明朝为例：明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人口总数为约7270万，到两百多年后的崇祯年间达到1.5亿（以上两个数字均出自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史》，假如按明朝政府的官方统计数字，则明朝人口始终在六千万上下，一直没有增加），约增长为原来的二倍。而明朝宗室的数量在洪武十五年为58人，到崇祯年间已超过20万，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内，增长为原来的三千四百多倍，可见它比人口平均增长率高出了多少！
从刘邦到刘裕的时间跨度，约是从洪武到崇祯的两倍，虽然不象朱明宗室有明确的统计数字，但刘氏宗族在各地繁衍的数量，必然也已经是非常可观。所以我们在看史书时，见某某是某大人物之后的记载，虽然不排除确有冒认的可能性，但如不经分析，简单地一概认之为非，也是不够客观的。
楚元王刘交陵，和小山似的。
京口古惑仔
年幼的刘裕在从母家住下之后，他的父亲刘翘又重新娶了妻，新娘是洮阳县令萧卓的女儿萧文寿，很快刘裕就有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道规和刘道怜。几年之后，刘翘去世，继母萧文寿把刘裕接回了家（究竟是刘翘先去世，还是刘裕先回家，在史料中并不明确）。
虽然在文学作品中，继母常常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但刘裕的继母肯定不属于这种类型。因刘翘已死，刘家的经济状况更加窘迫，萧文寿一人拖着三个孩子坚难渡日，刘裕也在这种日子中渐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身长七尺六寸（约1.86米），风骨奇特”的健壮青年。总的来说，萧文寿待刘裕很好，而刘裕对这位继母也非常孝顺。不知是不是因为名字中带个“寿”字，老太太福寿双全，一直活到八十一岁高龄，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做皇帝时才去世。
不过除了孝顺之外，青少年时代的刘裕身上，基本也就看不出什么优点了。他不好读书，仅粗识文字，整日间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靠卖履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似乎还不如他当小吏的父亲。挣不到钱也罢了，他偏偏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赌技又很低微，到处欠帐，很被乡邻们瞧不起。于是，京口世家的家长们在教育下一代时，就不用到远处去找反面典型了：“你要再不努力上进，将来和刘寄奴一起编草鞋去！”
中国历史上的创业之主，其青少年时代的表现常走两个极端。一般说来，其中出身豪门者往往是模范青年，如王莽、司马懿、慕容垂、李世民等；而出身社会下层者常常是问题少年，如刘邦、刘裕、朱温、王建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出身豪门的人，对他们来说仕途的大门一出生便是敞开的，不用费力去挤，但同时也身处舆论的监督之下，名声良好与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影响很大；而对下层人来说，在“礼不下庶人”的时代，是不会有人去关注一个穷孩子是否好学上进，是否德行出众的。出身低微的人中，只有那些蔑视规矩，敢想敢干，带有赌鬼性质的亡命之徒才更有机会抓住命运的赐予，来实现鲤鱼跳龙门。
有一天，刘裕赌博输大发了，欠下了当地大土豪骠骑谘议刁逵三万钱的赌债！这笔钱大概相当于当时一位县太爷大半年的工资，对于此时身无长物的刘裕来说，是一笔巨款，当然赔不起。赔不起的结果，是他让刁逵的下人给抓住绑了起来，一顿好打。此时幸亏他有一位阔朋友——骠骑长史王谧帮他代还了赌债，才算勉强过关。后来的历史证明：刘裕有惊人的天赋，奈何术业有专攻，他的才华并不在赌博上，但他的赌徒性格却伴随了他终身。
王谧（mì，读音“密”），字稚远，琅邪临沂人，乃东晋名臣王导的孙子。这个如假包换的高干子弟，大士族出身，如何会与此时的小混混刘裕认识呢？
这就有点说来话长了，据说，刘裕早先有一次去京都建康，回京口时在途中一个小客栈休息。小客栈的老板娘对他说：“里边有酒，要喝自己拿。”刘裕好酒，进去就喝了个醉，倒地便睡。过了一会儿，王谧一个家住京口的门生正好也途经这个小客栈。因为都是熟人，老板娘招呼他：“刘寄奴正在里边，你们一起喝一杯吧。”不料这门生才一进里屋，便吓得跑出来，惊问老板娘：“里边是什么东西？”老板娘进去一瞧，还是刘裕在睡觉，便出来悄悄问这门生：“刚才你看见什么了？”门生答：“刚才看见一怪物，生得五彩斑斓，好象蛟龙，不是刘裕。”后来，门生又把这则奇闻告诉了王谧，王谧忙吩咐他别乱说。但此后，王谧开始结交上这个不起眼的刘寄奴，时时厚礼相待。（见《宋书·符瑞志》）
如果这件事不是虚构的话，很可能这个门生是刘裕的铁哥们，两人合作演一出双簧，来诈王谧的钱财。从后来刘裕不论是在战场还是在政坛，出老千时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心理素质来看，这种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王谧与刘裕交上了朋友，并为他还了赌债。多年后王谧将惊喜地发现：这是他一生中回报率最高的一笔投资！
不过这只潜力股现在还看不出有增值的迹象，不管在制鞋业还是博彩业都不象大有前途的样子，他的机会究竟在哪儿呢？
其实机会已经悄悄降临到他身边。刘裕十四岁那年，一个能干的三十四岁贵公子到与京口仅一江之隔的广陵走马上任，就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开始招兵买马，编练新军，他的名字叫谢玄。两年后，谢玄移镇京口，因当时京口又有“北府”的叫法，这支新建的精锐之师，便有了一个在后来威名远扬的名字：北府军！ 刘裕像，和传统的岳飞像挺相似。
另一篇刘裕像，更有帝王气一些。
京口往事京口是个好地方！就象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京口能够产生刘寄奴这样军政强人并不是偶然的。
它的位置在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地处江南运河北口，江北则正对广陵（今江苏扬州），地扼江淮运河的出口（尽管大运河是隋炀帝时才挖掘贯通的，但它其中连接淮河与长江和长江至钱塘江的部份，即邗沟与江南河，早在春秋末期便已由吴国建成），是江南水运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是经济发达的重要贸易中心。而且其地北临大江，南靠峻岭，依山傍水，地势易守难攻。东控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富庶之地（即所谓的“三吴”之地），西距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不过一百余里，朝发而夕可至，实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早在汉末建安年间，割据江东的孙策、孙权兄弟就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当称作“京城”，后来孙权迁往建业，“京城”改为“京口”。
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北方再没有了安宁，陷入一轮接一轮的征战杀戮之中，短短数十年间，大大小小的一个个“国家”和势力勃然而兴，又骤然而亡，让人目不瑕接。象查尔斯·达尔文爵士在《物种起源》中总结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此持续不断的外力冲击下，华北原有的城镇乡村的自然结构完全瓦解，能够活下来的百姓要不是集结成一座座坞堡自卫，便是组成一个个武装流民集团，从北方涌入南方，另寻侨居之地。而地处交通咽喉，又富裕的京口自然首当其冲。
大量流民的到来，改变了东晋初年京口、广陵一带的人口结构，北方来的幽、冀、青、徐、并、兖诸州侨民的数量大大超过本地土著。处在北方战乱不休的大背景下（其实南方也没好到哪儿去，也就是逃五十步与逃一百步的区别），能够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从淮北冲到江南的武装流民们都不简单，早见惯了流血，刀把子握得远比锄头把子熟练，所以千万别把他们想象成是只会脸朝黄土背朝天，憨厚朴实的种田老汉。这些武装流民的首领们，即当时所称的流民帅，因手中握有或粗或细的枪杆子，也往往成为当时政坛和军界的风云人物，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流击楫”的北伐英雄祖逖，两度勤王的忠臣郗鉴和被逼造反的苏峻等。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京口一带，民风强悍好斗，随便在街头拉个卖烧饼的，军事素质可能都要超过承平年代的正规军，绝不象如今那一带给人的感觉：是吴哝软语的温柔乡。这对于当时控制了京口的实力派人物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价钱便宜量又足的高素质兵源！当初权倾一时的大司马桓温，就因为一度不能把京口控制到自己手中，而醋意绵绵地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么好的地方，怎么就落到郗愔手里了？——他想说但没说出来的潜台词）。”
得了，京口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如同一个养份丰富的“军阀培养基”，所以它后来成为了与荆州并列的东晋两大地方势力集团中心，也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下面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谢玄之前京口的历任老大们：
头一个，要算郗鉴，他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据说是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的玄孙。他幼时孤贫，但好学不倦，以儒雅著名。曾作过“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秘书（掾），后来发觉司马伦不自量力地想过皇帝瘾之后，决定不陪着他送死，泡了个长期病假，辞官归家。之后他又拒绝了东海王司马越和征东大将军苟晞的征召。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政治眼光敏锐：这几位大人物后来没一个有好下场的。永嘉五年 （公元311年），刘聪的汉军攻陷洛阳，郗鉴历尽艰辛，辗转逃出，回到家乡高平。当地乡人推他为首，集合一千多户人家组成了一个流民集团，到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逃避战乱，因他统驭有方，部众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七月，郗鉴在石虎所率领的后赵军队压力下，被迫放弃邹山，从山东退到安徽，进驻合肥。该年正逢东晋发生第一次王敦之乱，晋元帝司马睿气病而死，新登基的晋明帝司马绍素闻郗鉴忠义，手中又握有一支不弱的武力，便乘机拉他为外援对抗王敦。在东晋君臣配合之下，最终于太宁二年 （公元324年）平定第二次王敦之乱，郗鉴因功受封为高平侯。咸和二年到咸和三年（公元327-328年），郗鉴又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中立下大功，升任司空，加侍中，封南昌县公，并乘机入据京口这块风水宝地，在东晋王朝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京口集团正式形成。此后郗鉴在京口经营十一年，直到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以七十岁高龄去世。郗鉴为人，忠诚正直，顾全大局，对东晋政局的稳定贡献良多；
第二任蔡谟、第三任何充、第四任褚裒，郗鉴死后，京口集团的声势一度转弱，经他推荐，河南兰考人蔡谟接掌京口。蔡谟也是平定苏峻之乱的功臣，执掌京口后成为朝中反大权臣桓温派的领袖，曾阻止桓温迁都回洛阳的动议，后来因为向朝廷拿架子时闪了手，被革去职务。蔡谟之后，何充、褚裒相继坐镇京口，但这两位都属于中央派来的空降部队，在京口当地没有根基，能力又不足，特别是褚裒北伐大败之后，东晋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京口扫地，只得在褚裒之后代之以郗愔；
第五任郗愔，字方回，郗鉴之子，晋成帝时袭父爵为南昌县公。凭借郗鉴在京口的威望，到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郗家人再次入主京口。可惜郗愔虽然忠心不亚其父，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号称仅次于他的姐夫王羲之，但若论起军政两方面的才干，比起他那位千锤百炼的父亲，差得就太远了，最终使郗家丧失了对京口的影响力。当时东晋的头号权臣，荆州集团的首领桓温对京口之地垂涎欲滴，费尽心力必欲得之。正巧郗愔又有个极聪明的儿子郗超，是桓温铁杆死党，于是他们里应外合，将郗愔转任冠军将军、会稽内史，桓温自领徐、兗二州刺史，京口落入桓大司马的掌控中；
第六任桓温，字元子，晋宣城内史桓彝的长子，东晋史上威名赫赫的铁腕人物，荆州集团的代表。他十八岁时便手刃仇人之子，三十三岁掌控荆州，三十五岁征灭成汉，而后又两度北伐，胜多负少，其武功之盛，为东晋开国所未有！在挤走郗愔之后，荆州、京口两大重镇都落入他的手中，成为东晋前所未有的实力派大臣（在东晋历史上，只有刘裕超过他）。因而他自信心暴满，且正好赶上前燕慕容恪病死，便尽挥荆扬劲旅大举三度北伐，以期灭燕，立下不世之功。奈何天不遂人愿，偏偏在枋头遇上慕容垂，如同碰上一家不负责任的快递公司：原先预购的洗具被送成了杯具！五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害得桓大马回来后只好废个皇帝来冲冲晦气。于是哀帝司马丕的弟弟司马奕虽然当了七年皇帝，死后的称号也只能是可怜的海西县公，位子由他爷爷辈的司马昱继承，即晋简文帝。桓温原希望简文帝临终能很识时务的禅位给他，但又被谢安、王坦之等人阻挠，太子司马曜成功接班，即晋孝武帝。桓温最终只得在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以晋臣的身份无奈辞世；
第七任桓冲，字幼子，他也的确是桓彝的小儿子，在桓温的四个弟弟中，号称最有见识才干。他从很早起就追随大哥桓温南征北战，屡有战功，故深得兄长器重。桓温在临终前，舍弃世子桓熙，让桓冲接替桓氏家督，同时把两大基地中的荆州托付给三弟征西将军桓豁，京口托付给了这位五弟，中军将军桓冲。虽然在谯国桓氏的头面人物中，桓冲是最遵奉朝廷，顾全大局的一位，但建康上下注游都控制在桓氏手中的现实，还是让东晋朝廷和执政大臣谢安有如芒刺在背。四年后，即太元三年（公元377年）七月，征西将军桓豁去世，谢安乘机施展他拿手的政治柔道，以朝廷的名义调桓冲回镇荆州，让王蕴代替他镇京口，将桓家势力软软地挤了出去；
第八任王蕴，字叔仁，晋孝武帝皇后王法慧的父亲。他是一位个性温和，能耐不大，但人品不错的忠厚长者。王蕴在年青时担任过吴兴太守，正好赶上吴兴地面遭灾，饥民遍地，他立即下令打开吴兴的粮库救济灾民。他手下具体办事的主簿是一位遵章守纪的模范公务员，善意地提醒他说：太守是没有权力擅自动用国家储备粮的，应该按程序办事。先写一份详细的灾情调查报告递上去，郡报州，州报中央，然后等中央开会，发下红头文件，一级级再传到郡里，到时候我按文件精神办事，就不会在工作中犯错误了。王蕴反驳说：“如今百姓嗷嗷待哺，沿路都是饥民，如果还要走那一套繁琐的官方程序，猴年马月才能批下来，是想等着看他们饿死吗？而且擅自放粮，过错只在太守一人，不关你们的事。如果因为行仁义而获罪的话，受处罚也是值得的！”仍然拒不改正他的违纪错误，吴兴的很多百姓因此而获救。后来，东晋政府果然以“违科”的罪名准备将他革职，因吴兴的士绅百姓上京为他鸣冤，才从轻给了个降职调动的处分。之后他又担任过几任地方官，都有不错的官声。
因为王蕴地位高，名声好，谢安把他当作另类糖衣炮弹砸向桓家帮，好让桓冲无话可说地让出京口。王蕴最初也不想给人当枪使，所以一再推辞。谢安便使出了必杀技“温柔一刀”：“你是皇后的父亲，地位尊崇，岂可妄自菲薄，辜负朝廷的恩遇！”话说到这份上，王蕴只好接受任命，但对自己只是一个装饰性的过渡人物这一点，他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等到第二年谢玄的北府军在与前秦军的交战中大获全胜后，便很知趣地辞职，将京口让给了谢安真正拟定的人选：建武将军谢玄.北府建军
谢玄，字幼度，出身属于顶级士族的陈郡谢家，父亲是安西将军谢奕，叔父更是大名鼎鼎的名相谢安。他幼年时曾随叔父谢安在一起东山隐居，因为聪明颖悟，深得谢安的喜爱。据说有一次可能是谢家的家庭聚会，谢安向众位子侄发问：“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在场多数谢家子弟都答不出这个问题，只有谢玄能回答：“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听后非常高兴。（这对谢家叔侄实在是高人，这一问一答既深奥又晦涩，实在难懂，在下不敢假装会翻译，只好原样照搬。）
大约在谢玄十九岁时，他进入桓温的幕府为司马，被阅人无数的桓温认为有大将才，年至四十，必成大器。而在当时东晋第一名将桓温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想来也使他受益非浅。桓温死后，他又入了桓豁的幕府，直到太元三年桓豁去世。谢玄一共在幕僚的位置上锻炼了十五年，在独当一面创建北府军之前，他已是一个既有过人天份，又有丰富阅历的干材了！
最初，郗愔那个因长了一付漂亮胡须而被人称为“髯参军”儿子郗超，对谢安的上台主政大为不满。他认为自己的父亲郗愔论资历，论名望都在谢安之上，凭什么连谢安都可以在南京国务院的办公桌上画圆圈了，自己的父亲郗愔还得呆在绍兴衙门里喝黄酒？而且就算桓家放弃京口，也该还给郗家，怎能交给有名无实的王国丈？所以，他大叹朝廷不公，对谢总理埋怨不断。
等到朝廷下诏访求良将抵御前秦进犯时，谢安推荐了自己的侄儿谢玄，这种明目张胆的用人唯亲顿时激起朝中的舆论大哗，很多对谢家不满的人都想来看看，“牢骚郗大王”对此事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评论。谁知郗超竟叹服说：“谢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啊！竟然能够不顾众人的非议，举贤不避亲，谢玄一定会不负所托的！”他看众人都是一脸不以为然的表情，便解释道：“我和谢玄曾一同在桓公（桓温）府里做过事，对他是很了解的。谢玄这个人用人很有一套，哪怕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常人，他都能够找到人家的长处，并将其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才干。”对于谢玄，大概没有比郗超这句话更客观的评价了，谢玄就是一个顶级的职业经理人！
有些文章把谢玄称为天才名将，这种说法似嫌过誉。从谢玄所经历的一系列会战经过来看，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过人的指挥才能，不过这并无损于他的光辉，就象比尔•盖茨用不着自己去编写Windows的原代码，但提到视窗操作系统，人们仍然只会想到他一样。若要作比的话，比起东晋的岳飞，谢玄更象东晋的曾国藩，用兵能力并不一流（不过还是要比曾国藩强），但带兵的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说到郗超，不妨再插两句：这位桓温的首席智囊虽然怂恿桓温废了皇帝，并让郗家失去了京口，但他其实是一位大孝子，这事实证明儒家关于“取忠臣于孝子之门”的理论，并经不起实践考验。他知道父亲郗愔是晋朝的忠臣，所以自己替桓温出谋划策的事都瞒着父亲。等郗超病重将死，而郗愔还活得挺精神，便拿出一个箱子交给他的门生说：“我死以后，假如老太爷因为过份伤心而生病，就把这个东西呈给他看；如果他不是太难过，就把它烧掉。”后来郗超去世，郗愔果然因为丧子之痛难过得病倒了，门生便按照吩咐将这个箱子呈献给郗愔。郗愔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密谋如何对付朝廷以及怎样篡权夺位的往来书信。郗愔看罢大怒：“这个臭小子！死得太晚了！”便不再伤心，病竟不治而愈。
言归正传，正因为有京口、广陵一带大量武装流民作为高素质兵源，配上谢玄这个第一流的CEO，强强结合，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缔造出一支两晋时代最强的职业化雇佣军。假如有一个极具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的总经理；有一个关心爱护下属，理解信任下属，善于发现人才价值，挖掘人才潜能总经理；有一个赏罚分明，与部下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总经理。那么这个公司同行之中怎能不出类拔萃？公司的业绩岂能不蒸蒸日上？又怎能不成为人材的汇集中心？于是，一大批人材被发掘了出来，著名的有：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晋陵孙无终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出身寒门，但都被谢玄以不计贵贱的态度委以重任（这在东晋帝国的其他政府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刘裕的老乡和未来的老领导刘牢之。
北府军成立不到两年，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笔大业务。
晋太元三年（378年）八月，前秦主苻坚命兗州刺史彭超、后将军俱难、洛州剌史邵保等率七万大军攻晋，直指刘裕的祖籍地彭城（今江苏徐州），太元四年二月，前秦军攻占彭城、淮阴，乘胜南下进攻盱眙。五月十四日，前秦军攻克盱眙，生擒晋高密内史毛噪之，进而包围三阿（今江苏金湖县）。三阿距离此时谢玄的驻地广陵只有一百余里了，东晋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沿江戒严。接着，前秦军又在堂邑（今江苏六合）大败晋军。危难关头，方显英雄本色，谢玄、刘牢之等指挥的北府军终于集结停当，从广陵出发，救援三阿。只用了短短半个月时间，经过三阿、盱眙、淮阴、君川四次会战，谢玄统率下的北府将士连败秦军，取得了全歼前秦彭超、俱难部七万余人辉煌战绩！彭、俱二将仅逃一命。这是晋军获得的继桓温首次北伐之后，对前秦作战的最大胜利（虽然比起几年后将要发生的战争来，这次胜利仍然只能算小巫）。
这次战争发生的时候，刘裕还只有十六岁，他肯定还没有投军。但不知不远处金戈铁马的回响是否曾激荡起少年不平静的心？当他带着崇敬心理，挤在人群中，看着凯旋的北府军勇士列队入城时，有谁能想到，宿命中他将成为这支英雄军队的主宰？兄弟君臣
尽管在排挤桓家和提拔谢玄的事情上，谢安使用了不少小动作，但他其实并非是一个醉心权势名利之人，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恢复各大士族间的力量平衡，防止桓氏一家独大，并非要开创一个谢家独大的局面。
所以，当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由谢家掌控下的北府军在淝水取得了对前秦作战的空前大胜，谢安的声望空前高涨，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达到顶锋之时，他反而做出了很多谦让的举动。当时朝廷论功，加封谢安为太保、都督十五州诸军事，正好桓冲病逝，又加谢玄荆、江两州刺史。谢安认为谢家名位已经过盛，如果再把手伸到桓氏的老家荆州，会招来桓家怨恨和其他士族的嫉妒，便让谢玄辞掉荆、江二州的职务，建议让桓石民任荆州刺史、桓石虔任豫州刺史（这两位皆桓豁之子，当初因为秦主叫苻坚，正好又有一民谣说：“谁谓尔坚石打碎。”桓豁就给他的儿子取名时全部以“石”字排行。）、桓伊任江州刺史，以便“彼此无怨”。
虽然在东晋的执政大臣中，谢安算得上是比较高风亮节的一位，但要真让别人“无怨”，那也不是这么容易做到的。随着声望功绩的上升，朝廷中对他的非议声还是渐渐响了起来，从润物无声的春雨，转化为淅淅沥沥的夏雨。因为人这种动物，吃碗里看锅里，大多数都具备贪心不足的特点，而且这样的人用不着到外边去找，他的亲戚中就有。
谢安有一位宝贝女婿，大名亡国宝，哦，不好意思，笔误，应该是王国宝。这位王姑爷是谢安老友，中书令王坦之的儿子，因为王、谢两家都是高干，门当户对，王坦之又是和谢安一同对付桓温的战友，为了保证老一辈有产阶级革命家们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能够代代相传，两家就结了这门亲。可结亲之后，谢安就后悔了。
王国宝是一位信奉“好好捞钱，天天向上”的上进步青年，和他老爹的为人大不相同，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少无士操，不修廉隅”。在谢安眼中，王国宝不学无术，品行恶劣，一身都是缺点，不知当初王坦之是怎么把他推销出去，等谢安发现王国宝属于水货，为时已晚，女儿已经赔出去了。谢安有没有去打听哪儿有后悔药卖不知道，但同样的错误总不能犯两次吧？所以就有意压制王姑爷的欲望，也就是不让他当大官。实在抵不过王坦之的面子，才给了他一个尚书郎（相当于国务院的行政助理）。按说这个职务也不能算太小了，可王国宝同志是太原王氏的名门子弟啊！何况人家还积极追求进步？于是大发牢骚说：“象我这样的出身，做官起码要到中央组织部（因为那里跑官的同志多，油水大。），怎么能到其他部门受委屈呢？”TMD，都怪那个姓谢的，自家人还下如此黑手！既然你岳父不仁，也就别怪我女婿不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不信：在大晋朝的天空底下，只有你谢安那朵云彩会下雨！
于是，追求进步的的王姑爷背弃了岳父，攀上了东晋政坛新崛起的另一棵大树--他的堂妹夫会稽王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虽然听起来象个日本女孩的名字，但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国产大老爷们，乃当朝皇帝司马曜的亲弟弟。当初他们的父亲简文帝司马昱还在当会稽王时，直到四十多岁，没有儿子。其实也不是他没有生过，只是命运总和他开些残酷的小玩笑，生一个，死一个，让司马昱还没有当上白发人，就一次又一次地送黑发人，当他送走第五个孩子之后，上天好象也厌倦了这个游戏，让他的妻妾们一连十年，再没人怀孕。
孟子曰：不孝有三，没儿子为大！眼看着自已授粉那方面的功能逐渐衰退，不甘愿等到花儿也谢了的司马昱那个急啊，求神拜佛很一番折腾，也顾不得什么受授不亲了，找了一个据说看相奇准的相士来给自己的妻妾们相面，看看还有哪朵花能结果？这是难得一见的事，司马昱的妻妾们按照观赏度排序，从高到低，一一接受相士的检阅。从最得宠的到最不得宠的，一遍轮完，相士一直把脑袋摇得象拔郎鼓。于是，在妻妾方阵之后，继之以壮观的婢女方阵。终于，在婢女方阵的末尾，相士发现了新大陆，指着一名粗手大脚，又黑又壮，疑似菲佣的婢女惊呼：“就是这个人了！”这名婢女名唤李陵容，是王府里织房的下等宫人，王府里人送外号“昆仑”。
昆仑这个词在古代除了代表昆仑山外，还指黑色和皮肤黑的人，《旧唐书•南蛮列传》中记载：“自林邑（今越南中部）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当时有很多东南亚一带的土著被贩卖到中国，因为这些人卷头发、黑皮肤，被称为昆仑奴。现在知道陈凯歌的大片--“馒头惨案”中张东健的国籍了吧？不管李陵容是否确系外籍人士，至少我们知道那位相面的半仙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司马昱对与新侧室李陵容行房的感觉虽然不受用，却很受惠，连得了二子一女，即晋孝武帝司马曜、会稽王司马道子和鄱阳公主，而且一个也没有夭折。
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传说李陵容在怀他的时候，梦见有神仙指示：你将生一个男孩，以“昌明”为字。神仙的指示如同领导的批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男孩的名字便定下了。后来司马昱突然想起自已早年曾看到过一条谶语：“晋祚尽昌明！”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但仍不敢违备神仙的意志，只得流泪叹息说：“天意！天意啊！”不过这条谶语并不准确，晋祚在昌明之后还有两帝。李陵容在生下司马曜两年后，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就是司马道子。《晋书•简文三子传》中说：“会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晕，司马昱也太偷懒了吧？给儿子取名字也玩复制粘贴，就不会另起一个？或许他的名已失载，但这样高级别，记载这样明确的大人物，似乎也不应该啊。而且假如道子只是字的话，史书一般会加一句以字行世的话，可也没有，姑且还是认为他名是道子，字也是道子吧。
这两兄弟都是小时了了的类型。司马曜早年聪慧，谢安曾赞叹他“精理不减先帝”，等到亲政，“威权己出，雅有人主之量”。司马道子少年时也很聪明，“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再联系嫁女王国宝那件事，不得不说，谢安识人的能力，有时候真不怎么样。
简文帝司马昱死后，孝武帝司马曜在内忧外患中即位，不想好运连连，有不臣之心的桓温还没来得及“遗臭万年”就死了，解决了内忧；前秦在淝水出乎意料的一败涂地，清除了外患。已介成年的孝武帝不由得踌躇满志，极力想恢复司马皇家曾经有过的权威。面对满朝权贵皆士族的局面，司马曜觉得打虎还得靠亲兄弟，要扩张皇权，别人是靠不住的，所以他见缝插针地极力提拔这个唯一的弟弟，任命他为录尚书事参与中枢决策，以分谢氏之权。假如东晋此时执政的还是桓温，那么司马曜这么做多半要被桓大司马送到吴郡去和废帝司马奕作伴，东晋的皇帝世系表上又会多一位“某某县公”，不过幸好现在执政的个性谦退是谢安，使得司马曜竟然成功了。不仅如此，司马道子与帮凶王国宝同心协力，得权之后极力抵毁谢安，谢安仍然坚持退让的方针，自请出镇广陵。
意想不到的事继续发生：太元九年（公元384年）二月二十七日，丰城宣穆公桓冲病逝；八月二十七日，南昌文穆公郗愔去世；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八月二十二日，建昌文靖公谢安逝世；太元十三年（公元388年）正月，康乐献武公谢玄去世；同年，冠军将军猛将桓石虔去世。淝水之战后的短短四年间，原先在东晋政坛斥叱风云的士家大老们相继离世，并且一时后继无人，各要地和要害部门的职位陆续被朝廷收回，司马道子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东晋第一个皇族出身的执政大臣。总之，机缘的凑合，竟使原本平庸的孝武帝实现了东晋诸帝一直未能实现的夙愿：继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高门士族轮流坐庄之后，大权重回司马皇室手中！东晋皇朝似乎得到了中兴，俨然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大厦。
如同五岁男孩路过玩具店，原先哭着、吵着、闹着一定要到手的东西，等真正到手之后却又不爱惜了。昌明同志终于当上了名符其实的董事长之后，当起了甩手掌柜，将大部份业务交给了总经理道子同志，把精力投入到喝酒、拜佛、泡美眉的工作中去。总经理道子同志的工作比昌明同志更加繁重，除了喝酒、拜佛、泡美眉之外，还得干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等业务。工作太辛苦怎么办？没关系，因为又有任劳任怨的经理助理王国宝同志，对道子经理的工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配合与帮助。东晋帝国的政坛在这几位同志的“英明”领导下，迎来了一个群小乱舞的侏儒时代，《晋书》云：“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
看到这样的情况，有时也会有些不知趣的人跳出来唱反调。如尚书令陆纳就对当时的“大好形势”认识不清，望着建康的宫阙叹息说：“多好的一个家室啊，竟要被这些小孩子们给折腾坏吗？”
东晋世系，红色为死于非命者。
君相党争因为孝武帝长期不管事，把权柄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得势之后狐假虎威，自我膨胀，渐渐让孝武帝感到不满。更重要的是，两兄弟已经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按照政治力学的原理，也该向着兄弟反目的长远目标进发了。因此，司马曜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从无发展到有，从小发展到大，孝武帝也不再完全放手，开始设法打压司马道子的势力。如此一来，逐渐在东晋政坛形成了孝武帝为首和与会稽王为首的两大派系，对东晋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唐朝有“牛党”和“李党”互斗，明朝有“阉党”和“东林党”竞争，为叙述方便，在下姑且将这两派称为“昌明党”和“道子党”。
两大阵营形成后，昌明党与道子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十一月，道子党大老王国宝发动朝中大臣联名上表，推荐司马道子功高，应该升为丞相，加扬州牧，并赐黄钺（以黄金装饰的一种武器，形似斧，特赐给专主征伐的重臣，功能近似于后来的尚方宝剑），加殊礼。属于昌明党的护军将军车胤反对，称这套礼仪是当年幼年的周成王敬奉摄政大臣周公是用的，当今皇上又不是幼主，相王岂可为周公？便称病拒绝联署。奏表递上去后，孝武帝很生气，但又不好处罚如此多的大臣，只是下诏褒扬车胤。
王国宝发现这一巴掌的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急寻补救措施。他了解到著名辩士袁悦之和孝武帝很崇信的尼姑妙音有交情，便通过袁悦之打通妙音的关节，请妙音写信给太子的母亲陈淑媛，让她在孝武帝耳朵旁边吹吹枕头风，声称王国宝此人忠诚谨慎，应该重用！孝武帝闻知此事后大怒，但他不动声色，过些日子后找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罪名处死了袁悦之。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司马道子与王国宝也成功地将昌明党一边的中书侍郎范宁挤出中央，双方一胜一负。这些事件表明，双方的矛盾已难以调和，但道子党已在朝廷中占稳了大多数，孝武帝虽握有最高决定权，但也投鼠忌器，只能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对道子党加以限制。
既然正面攻击难以奏效，孝武帝便采取了迂回攻势，以地方包围中央。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二月，孝武帝乘京口出缺的机会，任命昌明党骨干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青、兖二州刺史，在要地京口布下了一枚重重的棋子。接着，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十月，属于道子党的荆州刺史王忱病死，经过一番幕后较量，孝武帝将昌明党的另一骨干殷仲堪任命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这样，东晋的京口和荆州两大地方集团，起码在表面上都被昌明党所控制。
王恭，字孝伯，名门之后，乃老好人王蕴之子，皇后王法慧的兄长。妹妹能当上皇后，想来长相不会寒碜，王恭则更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时人赞美他称“濯濯如春月柳”。刘裕的京口老乡，后来一同反桓玄的孟昶曾见过王恭冬日出游，惊叹于他的风度气质，说：“大概神仙也不过如此吧？”魏晋时代选官，有如今日之选美，如果长相对不起观众，可能在第一关就把你拿下了，只有过了第一关，才能轮到才艺比拼、综合素质比拼之类的项目。当然，如果你不是士族的话，意味着你连入场券都得不到，长得帅也没用。王恭出身又高，长得又帅，虽然学问一般，仍然“少有美誉，清操过人。”按当时的用人制度，生下来便是天然的半成品高官，只须混两年资历，就是无可争议的成品高官了。而且这个天然高官还是忠于孝武帝的，杀袁悦之一事便主要出自他的谋划，因而深得孝武帝器重。
殷仲堪，故吏部尚书殷融的孙子，清谈家殷浩的堂侄。与王恭不同，殷仲堪出身只能算中下级士族，长得也不帅（他在给老父治病时，挥泪熬药，烟熏过久，导致一目失明），但他学问出众，著有文集十二卷，清廉俭朴，以道德文章知名。孝武帝认为他忠诚正直，倚为心腹，提拔入宫任黄门侍郎，后委以荆州重任。因为他的条件不符合当时的高官标准，很多豪门士族大为不满，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荆州刺史的王珣大发牢骚说：“哪里有让小小的黄门侍郎担当如此重任的？对殷仲堪这种骇人听闻的提拔，简直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对于这两个人，昌明党的智囊太子左卫率王雅曾有过客观评价，认为王恭的风度气质过人，志气方正，殷仲堪谨慎检点，文章道义著称于世。但两人都偏狭苛刻，缺乏办实事的才干，太平无事之时可能是好干部，一旦有事，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后来王恭受制于刘牢之，殷仲堪受制于桓玄，果然都不出王雅所料。不过这一点现在还看不出来。
眼看昌明党渐渐趋于上风，局势却突然又发生了让人意外的重大变化。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晋孝武帝司马曜突然遭谋杀身亡！
按史书的记载，孝武帝的被害是一个十分八卦的故事：此时皇后王法慧已死多年，张贵人在后宫笑傲群雌。九月二十日这一天孝武帝与张贵人在后宫饮酒，喝得醉熏熏的时候对她开玩笑说：“你已经快三十岁了，也该到被废的年纪了，比你年轻貌美的佳丽多得是！”可惜孝武帝常在花丛中走，竟不知道美女的年龄和断了把的水壶一样，都是不能提的。张贵人听罢妒火中烧，越想越气，竟乘着孝武帝睡着，让贴身的宫女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活活憋死。作案后，心理素质极嘉的张贵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重贿左右，让大家统一口径，宣称皇帝“因魇暴崩”！更让人想不到的事，这么大件事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张贵人也未受追究，杀皇帝的风险竟然不比杀猪大！
这个故事如果不是史书明文记录，简直都让人怀疑这是港台戏说剧的剧本，有太多的匪夷所思和莫名其妙，在下一真怀疑它的真实性。按照刑侦学中可以用案件受益人推导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在下有一个不负责任的大胆猜想：也许司马道子或他的同党才是此事的幕后策划！
不管孝武帝被杀的真相如何，他的继承人是明确的，九月二十一日，十五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史称晋安帝。
很多人都知道西晋出了个白痴皇帝司马衷，曾经对吃不上饭的饥民为何不吃肉而大感困惑，但假如对中国古代的历代皇帝进行一次IQ测试的话，司马衷也只能无奈地屈居倒数第二，倒数第一的宝座，是留给我们司马德宗陛下的，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蠢人头上有蠢人！
司马衷至少还能问蛤蟆是为公家叫还是为私人叫（证明他产权意识很明确），而司马德宗直接就没学会说话；司马衷至少还知道吃肉也能填饱肚子，而司马德宗连冷热饥饱不能区分，喝水、吃饭、睡觉、起床这些幼儿园小朋友都掌握的技能也靠别人服侍才能完成，否则就得饿死、冻死。毫无疑问，对权臣来说，再找不到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橡皮图章了！九月二十三日，司马道子升任太傅、扬州牧，赐黄钺（总算拿到这把斧子了），朝政尽归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双方对弈至此，我们总结一下战况，可以说：在中央，道子党大获全胜；但在地方，昌明党独领风骚，正在酝酿着反攻。
数日后，昌明党大老王恭从京口入朝，参加孝武帝的葬礼。入朝前，有人劝他乘机率军入京，诛杀王国宝。但因孝武帝的死事出突然，且豫州刺史庾楷也有一支军队尚站在道子党一方，在没有与另一昌明党巨头殷仲堪协调的情况下，王恭担心事情不成，独自承担造反的罪名，因而没有答应。在道子党一方，王绪也劝王国宝乘王恭入朝的机会，伏兵将他杀死，结果也未等到批准。毕竟现在东晋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掌握在昌明党手中，司马道子等人也不敢轻易摊牌。孝武帝的葬礼仍然平静地完成了，双方并未擦枪走火。
十月十四日，王恭返回京口，临行前警告司马道子说：“当今主上暗弱，执政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这是连伊尹、周公这样的大才都不易做好的事。希望王爷好自为知，亲自处理国务，多采纳忠正的言论，疏远奸佞的小人！”旁边的王国宝听到这话，对王恭又恨又惧（看来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王恭回京口后，王国宝、王绪等人都向司马道子指出，应该设法削去王恭、殷仲堪的兵权。这个建议虽然理由很充分，道理很正确，但实际操作谈何容易？没等他们制定出削藩的实施方案，王、殷二人已采取联合行动，上疏要出兵北伐，同时开始整兵备战。司马道子当然知道他们两位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便以白痴皇帝的名义下诏，用夏天出兵妨碍农时的理由令他们解严，不准北伐！
然而一纸诏书岂能阻止王恭、殷仲堪两位的“爱国激情”？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七日，王恭正式上表，列举王国宝的罪状，请求清君侧，连北伐的幌子都不用了。而荆州的殷仲堪也在桓玄的鼓动支持下，宣布响应。
事到临头，王国宝露出了草包本色。同党王绪劝他杀掉朝中的昌明党分子王珣、车胤二人，然后挟持安帝与司马道子出兵讨伐京口。王国宝先已同意，可等王珣、车胤二人到了以后却又不敢动手了，还傻呼呼地向二人问计：现在怎么办啊？
王珣说：“王恭、殷仲堪和你又没有深仇大恨，所争得不过是权位罢了。你放弃权位不就没事了？”王国宝有点不自信：“你该不是把我当成曹爽了吧？”王珣“诚恳”地说：“这叫什么话？你哪有曹爽的罪大啊？王恭又岂是宣帝（司马懿）？”车胤在一旁继续吓唬他：“当初桓温何等英武，攻一个寿阳尚且久攻不下。如今你若出兵讨伐王恭，他一定收兵守城，京口岂是容易攻下的？到时候京口攻不下，而上游的荆州军又到，唉，我都替你担心！”
注：公元369年，桓温北伐后燕，大败而归，将战败责任推卸给豫州剌史袁真，袁真又惧又怒，便据寿阳造反，叛降后燕。桓温亲自出兵讨伐，于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八月围寿阳，至咸安元年（公元371年）正月克城，擒袁瑾（袁真之子，袁真此时已病死），历时六个月。
王国宝吓坏了，惊慌之下辞去官职待罪，但随即又后悔了，让人去弄一份诏书，让自己官复原职。但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因为害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司马道子不敢对抗两路大军，又见王恭的矛头指向的是王国宝而不自己，决定丢车保帅，派谯王司马尚之逮捕王国宝、王绪，移送廷尉审判。四月十七日，即王恭声讨王国宝十天后，朝廷下诏赐王国宝自杀，王绪斩首。同时，司马道子派人去见王恭赔礼道歉，王恭也不乘机来个一劳永逸，便收兵回京口。另一方面，荆州刺史殷仲堪虽然响应王恭，但他胆小怕事，一直干打雷不下雨，并不敢真正出兵，等听说王国宝被杀了，才威风凛凛地挥师东下，司马道子连忙又写信道歉劝阻，殷仲堪赚足了面子，班师！
这一轮的斗争以道子党的大败告终，不过细察经过，可发现双方的水平也就和意大利打仗、中国队踢球一个档次（国足最近好象有所进步，希望不再是昙花一现），只是在一群笨蛋之中比较谁更笨而已。此时的东晋领导层，可以说是自东晋建立以来水平最低的，不过这种状态已经不会维持太久了。
战事再起
低头服软总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司马道子的妥协退让，激起了道子党内一位新秀的愤慨，他便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比起只在喝酒、睡觉方面比较有心得的父亲，实岁只有十五岁的司马元显聪明机警，英锐果敢，虽然只是初三学生的年纪，但因为是皇族，已经官居侍中。他向父亲司马道子进言，认为王恭与殷仲堪二人一定会成为大患，这次我们虽然借王国宝的脑袋躲过了初一，还能躲过十五去？所以不可不在暗中加强戒备。
司马道子是个没什么主意的饭桶，又刚刚损失了最得力的二把手，一见司马元显说得好象很有道理，那么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四月，也就是王国宝丧命的同月，司马道子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中央的警卫部队和徐州的文武官员都配属给了他。好好干吧，你办事，我放心！
除了司马元显之外，王国宝死后司马道子最信任的人，是负责逮捕王国宝的司马尚之和他的兄弟。谯王司马尚之，是晋元帝司马睿叔父司马承的曾孙（司马承在第一次王敦之乱时，任湘州刺史，忠于朝廷与王敦军队作战，不敌被杀，是晋帝国的“革命先烈”），与弟弟司马休之都是当时司马宗室中比较提得起的人物。他向司马道子建议说：“如今各地藩镇强大，而中央弱小，宰相权轻，相王应该挑选最亲近的人，在外边建立起忠于自己的藩镇。”道子深以为然，经过一番筹划，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措施：任命王国宝的哥哥王愉为江州刺史，防备荆州的殷仲堪。
江州的治所在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是一个大州，辖区根据时间段的不同一般在十到十一个郡，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福建两省，不过较之地广兵强的荆州，还是比不上。为了加强王愉的力量，司马道子又自作聪明地调整了东晋的行政区划，将豫州的四个郡划给江州。
早在战国时的楚国几位门客就已证明，给蛇画上脚，并不能让它变成龙，如今司马道子又把这个实验重做了一次。他这一举动，很快引起了豫州方面的强烈反弹，豫州刺史庾楷勃然大怒：你要提拨王愉是你的事，可凭什么从我的盘子里切蛋糕？上疏抗辩说：“江州不过是内地，不用太多防卫，而西府（指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当时是豫州的治所，此处代指豫州）北临后燕、北魏，与强大的敌寇相联，不能被削弱！”因为庾楷本也是属于道子党一派，所以司马道子才放心大胆地削减他的地盘，现在看到他的上疏，不觉一楞：老庾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江州需不需要防备你还不懂吗？于是不答应庾楷的请求，该割的还是得割。中央决定你也不服从吗？我们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到哪儿去了？
可让司马道子没想到的是，庾楷是一位拥有斗争精神，维权意识很强的刺史！在他看来，道子党的集体利益那算个鸟，既然你司马道子这么不仗义，我庾楷何必要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于是，庾楷改换门庭投靠了昌明党，到旁边的树上多试几次。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七月，庾楷派他的儿子庾鸿为使去见王恭，游说他说：“如今的司马尚之兄弟，专权为祸超过了王国宝！现在就开始假借朝廷的权威削藩，先是豫州，今后还指不定轮到谁呢。趁他们现在的阴谋还没有蕴酿成熟，我们应该早做打算。”因为昌明党的力量主要在地方，如果今后削藩扩大化，受损的自然主要是本党同志，所以王恭对庾楷的看法深表赞同，立即派人去通知殷仲堪和桓玄。殷、桓二人也表示同意，并公推王恭为盟主，约定一同发兵进逼京城。但因为殷仲堪给王恭的回信在传递过程中字迹模糊，使王恭不能断定是否确系殷仲堪手笔，而且去年殷仲堪失期迟到，也没妨碍王恭轻松得手，于是王恭决定不管殷仲堪，先行起兵。
王恭的决定遭到了手下大将，北府军此时的实际领袖刘牢之的反对：“将军您是朝廷的国舅，会稽王是天子的叔父，本是一家人。而且会稽王秉政以来，并没有得罪将军，前不久还为了将军杀掉了他所宠爱的王国宝，对将军您的尊敬礼上，已经不少了！最近这次人事调动，虽然不能说十分恰当，可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而且他割得是庾楷的地，于将军您又有什么损失？晋阳之师（据《公羊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大夫赵鞅调动晋阳的甲兵，以清君侧为名，驱逐了荀寅、士吉射。后便将以清君侧名义起兵称为“晋阳之师”或“晋阳之甲”）岂可一而再地发动？”王恭不听，上表指责王愉和司马尚之兄弟的罪行，请求朝廷准许他出兵讨伐！
王恭之所以不听，是因为他有十二分充足的理由看不起刘牢之：一、刘牢之的出身不过低下的寒门，和自己太原王氏的高第没法比；二、这家伙长得又不帅，紫红色的大脸庞活象终日劳作的屯田户，和自己出去巡视，如春月柳旁边站棵歪脖子松；三、兵头一个，粗俗无知，对于清谈这种时尚的高雅艺术一窍不通。可见，当官的几个必要条件，刘牢之全都违章了！要不是看他确有几分蛮力，很能打仗，可充鹰犬，大晋朝的干部编制中怎么也不会多出这么一号人。象自己这样的杰出人材（王恭曾言：“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意思就是说，让我当官如果不当国务院总理，那就是浪费国家的人材资源！），用得着这个老粗来指手划脚么？我要是听了他的，岂不是很掉价？
再说司马道子听说庾楷倒戈，非常惊慌，忙派人寄信去劝他回心转意，其言词哀婉，活象被负心郎抛弃的痴情女：“当初你我之间，恩同骨肉，曾一起在帐中喝过酒，一起结下互不背叛的誓言，彼此间何其亲密！而如今你舍弃故友，另结新援，难道忘记了王恭当初对你的欺压凌辱？纵然你肯屈身事他，一旦他大权在握，肯定把你当作反复无常的小人，又怎会对你亲近信任？只怕将来你连首级都难保，更不用说荣华富贵了。”
庾楷回信说：“当初王恭要带兵入京参加先帝（孝武帝）的葬礼，相王你可是无计可施，几乎要坐以待毙。幸得我发现情况紧急，率军抵达京师，王恭才不敢发动作乱。去年的事变发生时，我也早有准备，一直整兵待命，自问侍奉相王以来，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相王你呢？因为害怕王恭，就杀掉了王国宝和王绪，象这样对待自己人，还有谁敢为相王你效力？我庾楷可不想学王国宝，把全家一百多口人送给别人去屠杀！”
司马道子接到回信后，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正式下令全国戒严。司马元显对父亲说：“这就是上次您姑息纵容的好结果了！如果这次再称了他们的心意，那么他们的目标绝不可能只到司马尚之兄弟为止，太宰（即司马道子）的大祸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索性把全部军国事务全都交给司马元显去处理，自已则一头扎进王府，拼命地饮酒消愁，扮演缩头乌龟的角色。
荆州刺史，昌明党的西方面军主将殷仲堪，因为上次迟到，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再加上他意外地发现，中央原来很好欺负，所以这次行动非常积极。七月底，殷刺史以南郡相杨佺期为先锋，桓玄为副，率水师五千沿长江东下，自己率军二万，随后跟进，昌明党与道子党的第二次内战爆发。八月初，前锋突至湓口（今江西九江市西北湓水入长江处），刚上任不久的江州刺史王愉毫无防备（司马道子安排他到这里是干什么的，竟然毫无防备），慌忙弃城而逃，结果让桓玄军逮了个正着（瞧瞧司马道子这用人的水平，就算添上四只脚也不过是蜥蜴级的）。
王恭陨命九月二日，朝廷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统一指挥中央军。他将中央军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指挥，抵御王恭，西路由司马尚之指挥，讨伐豫州刺史庾楷。九月十日，司马尚之在牛渚（今安徽当涂县采石矶）大败庾楷，庾楷只身西逃，投奔正在顺江东下的桓玄，司马尚之随即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十六日，东下的杨佺期、桓玄军西上的司马尚之大战于白石（今安徽巢县东南），司马尚之大败而逃，弟弟司马恢之所率的水军全军覆没，杨佺期与桓玄乘胜推进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至此，从表面上看，中央军已陷入强大的荆州军与京口军的东西夹击之中，且数战不利，局势已岌岌可危，要想摆脱危机，除非发生奇迹！
现在让我们先让目光离开战场，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司马元显的部署，可发现它并不是很合理的。西线主将司马尚之，是道子党的铁杆，比较可靠，这个倒也罢了；东线的主将王珣，却属于昌明党的人物，去年正是他与车胤一唱一和，忽悠掉了王国宝的脑袋，这样一位主将，能指望与王恭作战时不生二心吗？但司马元显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真正下注的地方，并不在王珣，而在刘牢之。
司马元显此生中最聪明的时刻，就是看穿了此刻王恭大军强大表象背后的致命内伤：道子党控制的中央政府为何害怕王恭和殷仲堪，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人有什么雄才大略。比如说王恭吧，若他手下没有北府军这样的劲旅和刘牢之这样的猛将，那他还有何可惧？因此时的刘牢之就是北府军的灵魂，策反了刘牢之也就等于策反了北府军。而王恭与刘牢之会是铁板一块吗？
就象王恭看不起刘牢之一样，刘牢之对自己这位顶头上司，也是颇不服气的。刘牢之的官位，是靠为国家立下百战功勋得来的，其间的每一步升迁，都对应着一段流血流汗、搏命厮杀的历史。放眼咱们大晋，现在还有谁论战功兵略比得了我刘牢之？不象某些人的高高在上，只是因为他的老爸，或者老爸的老爸是中央领导；只是因为虚有其表，形象有如包了草的绣花枕头；只是因为口中雌黄，善于夸夸其谈！
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听良言，一再生事，且只把自己当作小小部将，因而刘牢之的内心，对此极为不平。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曾为北府旧将现任庐江太守的高素悄悄来见他。高素带来了司马元显的秘信，劝他背叛王恭，倒向朝廷，只要事成，就将王恭现在的职位授予刘牢之。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须知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非士族出身的人担任过王恭这一级的封疆大吏，属于大大超过了东晋帝国高层人事制度的行为，大大的破例。刘牢之不由得怦然心动，便与儿子刘敬宣商议此事，刘敬宣也表示赞同，而且听命于中央总比听命于王恭更名正言顺。
不料此事被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探听到风声，连忙来向王恭报告。王恭虽然看不起刘牢之，但那是他身上自高自大的贵族习气使然，他并不讨厌刘牢之。过于自信的王恭认为何澹之与刘牢之平日有矛盾，并不相信这位何参军说的话。而且现在正要打仗呢，如果除掉刘牢之，难道你何澹之有本事指挥北府军？
于是王恭并不防备刘牢之，反而决定以诚相待。为了抚慰刘牢之，王恭特地设宴招待他。席间，王恭当着众人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对于士族观念极强的王恭来说，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许下了和司马元显相同的重诺：“等这件事办成，我一入朝，就让卿接掌北府！”不知道如果王恭早这样做，能否让刘牢之为他尽死力，但现在显然已经晚了，不管刘牢之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他倒向司马元显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
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噢，他比你先到！
数日后，刘牢之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县北）发动兵变，杀掉王恭的心腹将领顔延，率前方大军投降朝廷，同时派儿子刘敬宣与女婿高雅之回师京口，进攻王恭。此时一无所知的王恭正在城外阅兵，刘敬宣率领的骑兵突然杀到，王恭的部下立即崩溃！王恭想退回京口，但城池已经被高雅之抢占了，只好独自一人骑马逃生。
因为当初上帝造马的时候，马背可能没有参考过人体工程学的设计，长时间骑乘的舒适度比乘坐卡迪拉克差远了，再加上王恭平日里养尊处优，很少骑马，因此等他逃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县）时，两腿都被马背磨得皮破血流，痛得实在不能再骑。于是改乘小船，准备投奔桓玄，结果在长塘湖被抓获，随后被送往建康斩首。王恭虽然没多大本事，处变不惊的名士风度还是有的，临刑前他仍很镇定，从容不迫地整理自己的须发，把帅坚持到死。并对监斩官说：“都怪我自己湖涂，轻信了不该信的人，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但追究我的本心，仍是忠于国家的，但愿百世之后的人们，知道有过我王恭这样一个人，我便知足了！”事后，抄没王恭的家产，并无余财，只有一些书籍而已。
总的来说，王恭的人品不能算坏，他起兵的本意也许真的出于公心，但他的能力太平庸不说，还眼高手低，刚愎自用。王恭如果真的成功掌权，恐怕也不会比司马道子强到哪儿去。
三头同盟
刘牢之反正，王恭被杀，使战局发生了惊天大逆转。原本昌明党的西路军已经打到了建康城下，志在必得，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原本强大的东路友军变成敌军。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主帅殷仲堪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不用说了，就连杨佺期和桓玄这两个自命豪雄的人物也给吓住了：刘牢之！北府军！这是好对付的么？两人不敢再进逼，回师蔡洲（长江中的沙洲）。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殷仲堪的这两位副手：
桓玄，字敬道，桓温的幼子。传说他的母亲马氏有一次和闺中密友们在夜里纳凉赏月，天上突然掉下一颗陨石来，落在旁边装水的铜盆里。凑近一看，是一枚直径两寸大的珠子，晶莹剔透，十分漂亮。马氏见了十分喜欢，就把它一口吞了下去（瞧这记录编的水平，你会没事把枚大钻戒吞下肚吗？就算马氏活得不耐烦了，她又有多大的喉咙，能吞下直径两寸的珠子？），然后按既定程序：怀孕、生贵子、生之时有光照室，故又得小名灵宝，总之是一则老套的政治神话。据说桓温非常喜欢这个小儿子，故临终立他为嗣子，承袭南郡公。桓玄七岁时，一次荆州的文武官员来拜别桓冲，桓冲摸着桓玄的头对他说：“这些人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因为桓温的丧期刚刚结束，桓玄触景生情，失声痛哭，涕泪满面，场面感人，也给桓温的旧部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桓冲对这个侄儿也很宠爱，超过了自已的儿子，常指着自己的座位对众人说：“等到灵宝长大，我要把这个座位还给他。”
但没等桓玄成年，桓冲就病逝了，没能兑现承诺，桓家在东晋朝中的地位大降。因为桓温在晚年把朝廷欺负得够呛，所以司马道子掌权后，把桓玄也当作重点防范打压的对象，尽管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总之，风度不凡，多才多艺，而且又门第高贵，但一直未得任用，直到二十三岁，才当了个太子洗马。太子洗马，并不是太子马厩的清洁工，“洗”是“先”的通假字，表示在太子的马前驱驰，即太子的侍从，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小官。后来又拜他为义兴太守，相较于桓玄的出身名望来说，这仍是个太小的官。因此桓玄觉得很掉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心里极为不满，干脆就炒了公家的鱿鱼，弃官回荆州。因为桓温的威名业绩，桓家在荆州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所以桓玄尽管没什么官方职务，但在荆州的实际影响力，还在刺史殷仲堪之上。
杨佺期，弘农华阴人，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从杨震开始连续七代都有名德，是牌子很老的古典大士族。如果按照杨佺期自制的《全国士族排行榜》算，那么杨家的门第尚在江南两大顶级豪门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之上！可惜杨家因为过江太晚，又曾出仕伪朝，东晋各大士族都不买杨家的帐：肥差美缺就这么多，我们都还不够分哩，你这个新来的还想插前边吗？到后边老实排队去！因此出版社的人也就说了：你的这个东西嘛，太不河蟹了，不利于宏扬主旋律啊，也有损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呢，不能出版！结果“杨家第一”这个观念就只能存在于杨家人的脑海中，上不了政府的红头文件。象桓玄这样的人，甚至就认为杨家属于寒门！
对此杨佺期感到极为愤慨，他沉勇果敢，素以善战闻名，与哥哥杨广，弟弟杨思平都是强犷粗暴之辈。当他每一次感到受其他豪门的白眼时，都慷慨切齿，成为他前进的动力，为了找机会光大门楣，他参与了淝水之战后东晋的北伐，在其中屡建战功，虽然没能让别人认可杨家的门第，但也让很多人认为：杨佺期同志，还是比较能战斗的。
由此可见，这两个人彼此并不团结，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都对现状极为不满，想要找机会往上爬，官位都在殷仲堪之下，能力都在殷仲堪之上。殷仲堪则一面利用杨佺期来牵制桓玄，另一面又用桓玄牵制杨佺期，勉强维持仲裁人的位置。
有了王恭的先例，这一点也很快被人看出来了。桓冲的儿子桓修正在朝中担任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献计说：“西路的叛军可以不征而定。殷仲堪、桓玄等人之所以敢兴兵东下，完全是仰仗着王恭的北府军，现在王恭已经失败，他们的惊慌沮丧自然不用说了，这个时候如果以重利诱惑桓玄和杨佺期，仅靠他们两人就可以摆平殷仲堪。”
于是，朝廷下诏，发布了一系列人事任免令：一、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代替已当了俘虏的王愉；二、任命杨佺期为雍州刺史，原雍州刺史郗恢调回中央任尚书；三、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由刘牢之派军一千，护送他上任；四、原荆州刺史殷仲堪降为广州刺史。（今天广东比湖北富多了，但在东晋时恰恰相反。而且当时的广州刺史是刁逵，就是当初把欠债的刘裕抓起来吊打的那位大债主，此次的人事命令中却没有说殷仲堪如到任，刁逵怎么安排？可见司马道子父子其实压根没打算让殷仲堪就任。）
殷仲堪得到诏书后，又惊又怒，催促桓玄、杨佺期二人赶快进兵。但桓、杨二人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才出来玩命的，并不是什么昌明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党员，此时都生了二心，殷仲堪的命令已经指挥不动他们了。殷刺史发现势头不对，也不通知桓、杨二人一声，就带着自己的直属部队撤走。殷仲堪一边撤，一边还放出风声警告驻扎在蔡洲的桓玄、杨佺期部众，让他们尽快解散回荆州，如果不回来，自己回到江陵就要杀他们的家属！桓玄、杨佺期的军队顿时人心浮动，两人大惊，也只好狼狈西撤，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把他给追上。此时，三个人都重新冷静下来：大家已经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了！
一千多年后，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大名鼎鼎的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反清，接着，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建，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二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幽禁老父尚可喜，反于广东，这就是清初著名的“三藩之乱”。当时清帝玄烨为了孤立三藩之首的吴三桂，就采用了与司马道子父子类似的手法：停撤靖南、平南两藩，宣布除吴三桂外，包括耿精忠、尚之信在内的其他人只要反正，全部给予赦免。这一招很成功，耿精忠和尚之信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有“圣祖仁皇帝”亲口许的诺，这回该没事了吧？谁知等吴军一失势，清廷就杀了尚之信全家（尚可喜先已病死）！等清军攻克昆明，耿精忠和几个心腹便在北京享受了凌迟这种高规格死刑，其余子孙部下皆斩！
这个典故，殷仲堪等三人虽然不知道，但这个道理，三人是明白的：现在万万不可以自相残杀！于是，尽管三人之间已无信任可言，但还是达成了合作协议，互送子弟为人质，结成三方同盟，并推桓玄为盟主（王恭一死，殷仲堪也不能当头了）。盟约签订以后，三人发表了《寻阳联合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替王恭鸣冤，要求严厉惩办刘牢之和司马尚之；二、上疏强调殷仲堪无罪，不该被降职；三、部份接受中央的人事命令，即桓玄任江州刺史、杨佺期任雍州刺史这两项。
虽然战局已经逆转，但司马元显觉得此时兴兵西讨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就算成功，除掉已经削弱的昌明党，却养大一个刘牢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朝廷与三方同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互做了一些让步，三方同盟放弃第一条要求，而朝廷也不再降殷仲堪的官，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第二次“昌道内战”结束。
在这次内战进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目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有一位名叫孙泰的宗教界人士当时正在新安（今安徽歙县）当太守，以为国赴难、讨伐王恭的名义，并利用他是五斗米道教主的有利条件，聚集起私兵数千，欲图大事。司马元显怕他尾大不掉，派人将孙泰和他的六个儿子诱杀，只有一个侄儿侥幸逃脱，率一百多名铁杆教徒逃入海岛，发誓报仇！这个侄儿的名字，叫作孙恩。
第二次昌道内战后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15 07:
成功战胜了昌明党的东西夹攻之后，十七岁的司马元显洋洋自得，身边很快聚起了一帮马屁高手，对着他一个劲地摇尾巴，把他捧成古今少有的超天才少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明统帅。司马元显也自认为舍我其谁，干脆乘老爹司马道子在府内醉生梦死的机会，让晋安帝下诏，免去他的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由自己接替，正式取代了老爹，成为道子党的第二代党首。司马道子好容易酒醒，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用去上班了（虽然他早就没上班了），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
从某些角度来说，司马元显与朱由检颇有几分相似：两个人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突然骤掌大权，而且在掌权之后不久都成功地做成了一件大事（司马元显摆平了王恭，朱由检摆平了魏忠贤），这使得两个人的自信心都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为天下大事，不过尔尔，开始雄心勃勃、雷厉风行地胡来。
作为道子党的后起之秀，司马元显认为：这次危机虽然借刘牢之之手杀掉王恭而得以化解，但他也不相信刘牢之对朝廷会有什么忠心，藩镇强过中央的危机根源并没有改变，要摆脱地方武力对中央的威胁，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加强中央直辖武装力量的建设，如果拿不到别人的枪杆子，就得自己打造一把枪杆子。这个想法并不算错，但为了实现这个重大的战略目标，他采取的具体对策是让三吴一带的“免奴为客”者“自愿”到建康充当军户，增加中央政府控制的军户数量。因为是“自愿”，所以号称“乐属”。所谓免奴为客者，是指曾为奴隶，得到部份解放，上升为半自耕农的人，他们虽然已有一定人身自由，但仍依附于原主。之所以选择三吴，是因为此时东晋虽然不小，但强藩林立，中央号令真正有效的地方，除掉国都建康，也就剩下三吴之地了。
这道命令一下，司马元显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遭到三吴民众上下一致的反对，他这么做得不旦没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军，反而引发了东南的大乱，也使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童”光茫丧失贻尽，露出了镀金的本色。
当地地主的反对很正常，夺走他们的依附民，就如同直接割他们的肉。那免奴为客者为何也不愿意呢？难道他们不喜欢自由？要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好先回顾一下古代的士兵究竟是用怎样的方法从老百姓中挑选出来的。
中国古代的兵制，经历了非常复杂和漫长的演变过程，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征兵、世兵、募兵三大基本制度之间，做着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肯定与否定。
西汉实行的征兵，与今天有几分类似，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凡年满二十三岁的成年男子，都要服两年的兵役。这两年兵役也有区分的，第一年担任郡国的地方部队，这一年任务除了客串警察，维持地方治安外，还相当于干一年的实习兵，象今天的大学一样，实习军校也是分专业的，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兵）三种，每年到秋天的时候，进行毕业考试，称作“都试”。第二年从地方毕业，转为中央军，或卫戍京师，或驻守边境。不过这个顺序并不是固定的，假如遇上大规模战争，国家也会临时大批征召士兵，不受两年服役期的限制。显然，这一套制度要能够有效实行，中央政府必须强而有力，统有完善的地方各级政府，国家能够有效的掌握户口。
后来王莽篡位，光武中兴，天下经过十多年的混战后重归一统，东汉王朝建立。因为在王莽当政期间，有不少地方武官利用秋天“都试”的机会起兵（如西汉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与郡都尉刘宁等借地方兵集中都试之机起兵反莽），必须防患于未然。与此同时，由于经历了战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也需要休养生息，在以上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光武帝刘秀对原来的兵制进行了调整，其目标：大力压缩地方部队，只保留中央军，强干弱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撤销了各地的武装部，“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取消了地方的实习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既然没了考生，考试自然就变得不必要了，因此“都试”也就跟着一起取消，地方武官挟兵造反的可能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被消除了。
没有地方部队，地方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发生骚乱怎么办？刘秀采取的方案是，对豪强地主发展自己的私人武装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让他们来顶替地方军。今天西方各国政府，倘若感到钱不够花，想要削减政府开支时，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刘秀也正是这样干的。大概在光武帝看来，豪强地主与东汉帝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他们从自己的依附农民中组织部曲私兵，不但可以代替地方部队，为国家省一大笔钱，而且因为他们每支的规模都很小，毛毛虫掀不起大浪，也比原来的地方部队安全。
但从长远来看，刘秀的改制给将来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一方面，因为取消了实习期，中央军士兵未经培训就上岗，职业技能没法不下降。这一点在刘秀时代还看不出来，因为那时的汉军将士都是追随光武打天下的百战劲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军的虚弱将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因不受服役期的限制，其经验技能的积累往往胜过正规军，又由于在冷兵器时代，武器的作战效能和价格的落差都是比较小的，导致政府军的装备通常也不优于私人武装，官兵对私兵的优势逐渐丧失，为即将到来的军阀割据奠定了物质基础。
元显扩军下
到了东汉末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声中，东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与军力一起扫地，中央军的无能让私人武装获得了急剧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熟悉的曹操、刘备、孙坚等人的初始军力都是私人组建的，非国家的编制军队。当这些私人武装升级为军阀集团后，尽管他们往往已拥有了合法的官爵职位，控制着大片的州郡土地，但已无法按照原有的征兵制度为自己征募兵员了。这是因为天下分崩，兵连祸结，导致人口锐减不说，剩余的百姓也往往不入坞堡，便成流民，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先合法的基层政府机构，什么乡镇村社居委会之类的，全都消失无踪，你想这兵还怎么征？
我们假想一下，比如说某一天，兖州牧要征兵，他先去市政府调查户籍资料，查得XX村还有XX名男丁今年该服役了，好，发份通知下去，让他们赶快来报到。
什么，通知发给谁？这么笨啊，不会发给乡官吗？
什么，那疙瘩没乡官？发给亭长吧。
那疙瘩没亭长？那发给里正吧。
那疙瘩也没里正？这…这…（头风犯了，晕倒中…）
算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不了下一次基层，为征兵处的干部做做表率。可当苏醒过来的曹州牧亲自到XX村一看，得，从村头到村尾，站着喘气的一个没见着，躺着不喘气的倒是有不少。曹领导郁闷到了家，心中慨叹，几句传颂千古的诗句脱口而出：“…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上边这一段是虾扯蛋，不用当真，不过在下怀疑，曹公难过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局面害得他征兵征税太困难，因为这种惨状的形成，他自己也“功不可没”）
但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何况还是孟德公这样的聪明人。资源不足，就要加强对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一项重大改革，世兵制的一种，军户制便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军户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原先私兵的放大与规范化。当年豪强地主们在组建私兵的时候，不可能象政府那样去按户籍抽丁，都是从亲戚、家仆、依附佃户中招人手，彼此之间一般有较亲密的关系，比较容易上下一心。士兵是由依附民、家仆等组成，往往全家都附属于兵主，他们一般不容易叛降或逃亡。对于乱世军阀来说，这些优点都是非常可贵的，而且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是军阀们的宝贵财富，也不容流失。于是，以曹操为代表的军阀先进分子，便纷纷执行了“兵农分离”政策，将士兵及其家属的户籍专门提出来，组成军户，实行军事化的集中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解除了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负担，专职当兵。平民一旦加入军户，除非有最高领导的特批，永远不能脱籍，任职终身，父死子继。
出于保持军户战斗力的考虑，军阀们对军户的个人问题都非常关心，总会想方设法给他们找个老婆成个家，这样做有三大好处：一、体现领导对军户士兵的关怀，有助于提升士气；二、让军户生下小军户，保持军户的人数稳定，也就是保证了稳定的兵源；三、军户士兵有了妻儿，领导手中也就有了人质，可以防止士兵叛逃，反正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平民加入军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战乱时代，军队作为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生存下去的机率远高于没有自卫能力的自耕农，衣食可以维持温饱，还可以有个家，虽然不得自由，但对于灾难深重的乱世民来说，这些条件已经够优越的了。
要在乱世称雄，光“足兵”是不够的，还得“足食”，屯田政策因此出台。战乱时代，自耕农为了躲避战祸而大量逃亡成为流民，使得大片良田化为荒地无人耕种，而大批流民却无地可耕。以曹操为代表的一些军阀开始将控制的荒地改建成大型的国有农场，吸引流民前来耕种。管理部门为流民们提供安全保障和基本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且不用服役，只要安心种田，但要按50%--60%的高税率交租纳粮。这样屯田户就出现了，它与军户相辅相成，如同双臂，共同支撑起曹、孙等成功集团的天下。
经过这样的改革，在国家的户籍资料上，平民被划分成了三大部份，各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一、军户，世袭军队，不用交税和服徭役；二、屯田户，国有农奴，不用服兵役和徭役，但要承担极重的租税；三、郡县民，即原有的自耕农与手工业者，他们需承担徭役和交纳较轻的税（10%左右），在紧急状态下也要服兵役，补充军户的不足。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工越细，则总的生产效率一般也就越高，故而这个制度在创立之初是行之有效的，军户的社会地位在三者之中还有些偏上，其士兵也是比较有战斗力的。
然而，世间的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五九年一顿饭能吃上两窝头的人是旁人的羡慕对象，零九年一顿饭只能吃上两窝头的人是政府的救济对象。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战争烈度的下降，军户处境由优转劣。首先，是因为战争渐渐变少了，国家继续养着这些军户就觉得有点亏了，于是一些地方就开始试点，把没有作战任务的军户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只是部份军户屯田，但随后官员们发现这样做可以创收出政绩，增加GDP，很快推广开来，而且其税率比照屯田户，甚至更高，如《晋书•傅玄传》载：“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这还让人活吗？当其他平民享受到战事减少带来的利益时，军户的处境却反而恶化了，他们不单仍要服兵役，而且还要充当国有农奴，逐渐变成平民中的下等人。
为什么在三部份平民中，就军户这么倒霉？这主要是因为军户的身份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它对国家的依附性比屯田户和郡县民都要强，处在国家的严密管控之下，这使得政府也罢，各级领导也罢，要从军户身上刮油水比从其他平民身上刮更加容易方便。要想忍住不欺负欺负，不敲诈敲诈，那得有多大的定力啊？总之，不是我们嘴馋，要怪就怪这块肉太嫩！
随着军户经济地位的恶化，自然不可避免带来社会地位的低下。到曹魏末期时，政府打击犯罪分子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把他们降为军户！而表彰军方英模时，又常常将解除军户身份当作奖励！到了这个时候，套用哈姆雷特的话已经可以这么说：军户，你的名字叫贱民！
在这个世界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国家的螺丝钉，祖国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人，虽然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从来比例都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人在一个多劳少得，且遭人歧视的行当中，是不可能长久保持敬业精神的，必然会想尽办法跳槽。而且随着战争的减少和繁重劳役对训练时间的挤占，军户们的作战经验与军事技能也不可避免得会衰退。等到天下再次大乱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原先支撑帝国大厦的武力基石——军户，早已变得千疮百孔，士气低落，技艺荒疏。这样的危楼怎还经得起八级地震的洗礼？西晋帝国便理所当然地，忽啦啦倒了下来。
东晋建立后，原先西晋控制的军户绝大部份都已丧失，帝国面临着无兵可用的窘境，为了应对危机，东晋统治当局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募兵来代替军户世兵，募兵有较高的待遇，择优取兵，军功与赏爵直接挂钩，因而斗志高昂，战斗力很强，但缺点是成本也很高，管理不易，容易脱离中央控制，向军阀化发展，比较典型的如北府军。另一种是重建军户，用调发奴客、谪补罪人家属、隐实户口、料简速亡等手段将社会的弱势群体大批塞进军户。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低廉，操作简便，而且还可以为军方领导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只是提到战斗力嘛，那就不好恭维了。同时，经过这样的重建，军户的社会地位跌到谷底，其处境接近劳改农场的劳改犯，而且刑期比无期还无期（无期徒刑至少不用连累子孙）。
这回我重新来看司马元显的新政策，就可以多一点感性认识了。比如说，你是浙江乡下一名半自耕农，日子虽然不宽裕，但也还能维持，交完了主人的租（一般是50%，而依附民的税是由主人代交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了，也不用担惊受怕，闲时还可以对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享享天伦之乐。平日老实本份，没招谁没惹谁。
突然，这天来了一位官差老爷，通知你说：你已经“自愿”到建康的“劳改农场”服刑，限期去报到！今后你将不知被派到什么地方去打仗，而你的妻儿将留在建康，一面作苦力，一面充当人质。而且你的子孙也将永远过这种永无出头之日的劳改犯生活，你愿意吗？于是，你带着几分疑惑地问：我好象没同意自愿吧？官差老爷说：什么，你不自愿，看来你的政治觉悟还不够高啊，应该加强学习。那就到学习班去“学习”几天。到时候饿你三天不管饭，看你自愿不自愿！
至此，三吴地区民怨沸腾，官逼民反的条件基本上已酝酿成熟，只差一个划出火星的带头人了。
孙恩起事
点火星的人就在离大陆不远的舟山群岛上，他便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的那个侄子孙恩。
孙恩，字灵秀，按《晋书》的说法，他是孙秀的族人。这又是一条让人头痛的记录，因为在晋朝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叫孙秀的大人物：
孙秀一号，系著名的小霸王孙策幼弟孙匡之孙，三国时吴国孙氏皇族，曾任吴国的前将军兼夏口督，后来吴主孙皓对他猜忌，他为了避祸而投奔西晋，得到了司马氏的厚待，被任命为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在这点上稍稍有点象慕容垂）。在吴国灭亡时，已身为晋臣的他悲从中来，面向南方大哭说：“昔讨逆（孙策）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后于晋惠帝永宁年间（公元301--302年）病逝；
孙秀二号，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狗头军师，曾给司马伦出主意，借皇后贾南风之手杀太子司马遹，再借给太子报仇之名，除掉贾南风，成功地让大草包司马伦执掌了西晋大权。因为司马伦无能，基本上是孙秀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孙秀趁机玩弄权术，巧取豪夺，排斥异已，诛杀名臣，弄得天怒人怨。齐王司马冏等人起兵反司马伦，孙秀被杀于中书省。
那么孙恩究竟是这两位孙秀中哪一位的亲戚呢？在维基百科中认为他是孙秀一号的亲戚，但没有给出论证，很可能有误。因为《晋书•孙恩传》还提到，孙恩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南），虽然两位孙秀在《晋书》中均无传，但我们知道孙秀一号的曾祖父孙坚，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富阳）人，而《晋书•司马伦传》中提到孙秀二号原为琅琊小吏，由此看来，孙恩更可能是第二位孙秀的亲戚。
孙恩家祖上世奉五斗米道，到叔父孙泰时，成为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五斗米道的首领，宗教界的巨头。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始创于东汉顺帝年间的张道陵，是道教最早的流派，论资格，比张角的太平道还要古老，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的会费，故而得名。太平道后来因为发动黄巾起义，之后迅速消亡，五斗米道却乘机发扬光大。在东汉末年，还由教主张鲁建立了汉中政权。到东晋时，五斗米道继续走宏运，信徒遍及东南，上至王、谢豪门，下到贩夫走卒，其宗教首领也自然成为具有极大潜在实力的人物。孙泰被杀后，他的很多信徒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蜕登仙，所以继续给孙恩支持（难道是等下一波成仙名额？），偷偷给他送粮送水，输送消息。
如今，在海岛上卧薪尝胆了快一年的孙恩发现，报仇的机会来了，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率领他那支小小的队伍从舟山岛出发，一场波及东晋大部份州郡，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乱爆发，历史上一般称为孙恩、卢循起义。不过这种定义尚存争议，因主要首领孙恩、卢循等人都属于中、下级士族，视为士族间的内斗似乎更合理些。也有说因孙恩之乱的参加者多是贫苦的下层百姓，所以它是农民起义，可政府军的士兵难道出身多数也不会是贵族啊。
让我们先撇开复杂的定义问题，接着叙事。孙恩军出发后，在上虞县（今属浙江）登陆，出其不意，一举攻克了上虞县城，处死县令。三吴一带郡县那些眼看要“被自愿”充当军户的百姓和在新政策中受到损失的下层士族们如遇救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孙恩的军队迅速扩大。接着，孙恩进军下一个目标，重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城内此时的最高军政长官，是会稽内史王凝之，一位比孙恩还要虔诚的五斗米道信徒。
注：自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郡的长官为太守，亲王的封国则设置内史管理民政，后来亲王的封国大多变成遥领，内史也就成为封国的最高长官了。所以太守、内史都可以翻译为市长。
王凝之，出身名门，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王献之的哥哥，他的妻子是著名的才女，谢玄之妹谢道韫。按说王凝之和这么多人精一起扎堆，多少也该沾点儿灵气才对，可他仍旧是傻得可爱。谢道韫一次回家省亲时，叔父谢安问她王凝之如何，谢道韫叹气说：“过去在家中，叔父辈有阿大（谢安）、中郎（谢万），兄弟辈中有封（谢韶）、胡（谢朗）、羯（谢玄）、末（谢川），还以为世间男子多是俊材，没想到天地之大，也能产生王郎这号人！”
王凝之不愧是一位好丈夫，为了不让爱妻对自己的鉴定结果落空，他就很努力地向那个鉴定标准看齐。等孙恩的军队逼近会稽时，他不做任何常规防备，只是在道观里磕拜念咒，学着林正英的样子大作法事。忐忑不安的属下向他请示方略，王内史很镇静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请了神仙，借来鬼兵把守各处要道，每处都有数万，何惧盗贼！”所以说王大内史的虔诚不是盖的，连孙恩都只敢给自己的属下注册一个“长生人”的商标，想像力还没丰富到可以驱使“鬼兵”作战的境界。
不多时，孙恩的军队攻到会稽城下，王凝之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孙恩的道术比自己还要“精湛”，如此强大的鬼兵都没把他挡住！没奈何，王凝之只好落荒而逃，但为时已晚，很快被孙恩的人抓住。而孙恩也不念他是同门道友，立即就把他给杀掉了。王凝之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妻子的见识。谢道韫得知消息后，镇定自若，带领家仆婢女，提刀在手，试图突围而出，亲手砍杀数名孙恩军士后，终于寡不敌众，被抓住。孙恩因为久仰谢道韫的才华和佩服她的胆识，也对她以礼相待，将其送回故乡。
攻下会稽后，孙恩军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股牌，接下来的发展，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了。很短的时间内，三吴地区的民众群起响应，孙恩的部众仿佛吹泡泡一样，“长生人”迅速膨胀到几十万（很可能是把男女老幼都算上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真是人类医学史上的空前进步啊！因为三吴一带太平已久，官军兵力微弱，又士不习战，几乎是望风崩溃，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等都弃城逃走，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等则被杀死。十几天后，会稽、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温州）、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八个郡都被孙恩的军队所控制。
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让孙恩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向部属们说：“天下大势已定，不用再打战了，你们就等着和我一起穿起朝服到建康当大官吧！”想到这样的美好前景，孙恩决定让自己先习惯一下，他自称东晋的征东将军，并上疏给白痴皇帝，指控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的罪行，请示将他们处死。这样做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处，但由此可以看出，孙恩压根就没把自个当外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他对待谢道韫的那件事来看，孙恩其实也不能算什么穷凶极恶之人，但一来，他突然间有了几十万部众，却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和后勤供应系统，不可能靠收税发饷来维持庞大集团的正常运转；二来，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一朝爆发，翻身斗地主，一般也不会有多崇高的理想追求，例如那位末庄的阿Q同志，他要去“革命”的动力不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外加“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而东晋时代下层平民的思想觉悟，多数也高不过阿Q，所以，孙恩的军队军纪要不败坏，那才让人奇怪。史载，孙恩军沿路抢劫财物，焚毁房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尤其是那些替司马元显征召“乐属”的基层官员们更是倒足了血霉，往往被愤怒的孙恩军队（原先他们很多是即将被逼上路的“乐属”）做成了肉制食品，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去吃丈夫或父亲的肉，而且不管你牙好不好，有没有胃口，用没用蓝天六必治，胆敢不吃的也被杀死，大卸八块！三吴地界，一片腥风血雨。
一鸣惊人
东晋中央政府就剩下这一亩三分自留地了，还让孙恩给搅了个底朝天，焉能不急？建康方面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出台了对策：首先给司马道子加黄钺，司马元显加授中军将军，强化对中央的控制。然后，任命现在中央最拿得出手的名将谢琰都督吴兴、义兴军事，讨伐孙恩。差不多与此同时，已经接替王恭，升任都督兖、冀、幽、并、徐、扬六州加晋陵之军事的刘牢之，也主动上疏，请求出兵讨伐孙恩，而且积极性特高，也不等司马元显批准，立即整兵出发。这样，已有两路晋军大举出动镇压孙恩部众，这回不再是不堪一击的地方守备，而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野战军，尤其是刘牢之和他麾下的北府军，更非孙恩的“长生人”所能敌。
孙恩再也等不到入京指标了。
不过他到也拿得起放得下，对左右说：“我割有浙东，也还可以做个越王句践。”
十二月，先到前线的谢琰部进攻义兴，击斩孙恩军的守将许允之，义兴收复。接着，谢琰又打败了孙恩军的吴兴守将丘尫（wāng，读音：“汪”），收复吴兴。随后，刘牢之军到达，谢琰可能既不屑也不敢与刘牢之争功，便停下来驻守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只派司马高素（老相识，劝刘牢之背叛王恭的那位说客）协助刘牢之继续进兵，刘牢之军进抵吴郡。
吴郡的守将，是孙恩任命的吴郡太守陆瓌（guī，读音：“规”）。陆太守得悉刘牢之即将到达，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是迎战、打探？或是外出劫粮？总之是派了几千人马出动。这几千人出动后不久，迎头撞上了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支几十人的北府军侦察小队。哈哈，什么叫地狱无门自来投，平常这些京口佬很难对付，可现在，差不多一百比一的绝对优势，要不把你们全部灭了，挫挫北府的锐气，怎显得出我道爷的手段？给我杀啊！
孙恩军扑了上来，这支小小的北府军竟也英勇地迎了上去，双方杀作一团。在这小队北府军中，有一名身高1米86的大汉，好象是小队的队长，他挥舞长刀，英勇无比，连连砍杀孙恩军士。但双方的人数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战不多时，除了那名队长以外，其余的几十名北府军士全部战死。三吴一带，河道纵横，这名队长背靠河岸，且战且退，结果一不留神，从一人多高的堤岸上摔了下去。孙恩的部众一乐，纷纷探出头向下看：死了没有？当他们正准备下去割取首级时，谁知道那名队长突然又站了起来，浑身是血，宛如丧尸！说时迟，那时快，他仰头几刀，前排几个好奇心重的孙恩军士立马“升仙”！接着，他发出一声分贝不亚于张益德在当阳桥的巨吼，竟然一跃又跳上了河岸！
孙恩的部众都惊呆了！殴买疙瘩！这家伙是人么？难道是鬼上身了！不用奇怪，鬼上身、神灵附体这类的事，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信，更不用说是在那科技还远不昌明的古代，这些本来就是靠神鬼之道为精神纽带组织起来的孙恩部众。因为对这名大汉的生物属性产生了疑问，孙恩的兵士对此人心生惧意，再没人敢踊跃上前，正在此时，突然有人看见大队的北府军出现在不远处，已成惊弓之鸟的孙恩部众误以为中伏，士气终于崩溃了。于是，一个奇迹般的画面出现了：一名大汉手持长刀，如下山猛虎般扑向敌人，在他的前面，几千人如同受惊的羊群，正在四散奔逃，以一破千！
而且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出现在真三国无双的游戏屏幕上，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于众多北府军将士的眼前。率领后到这批北府军的主将，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他因为听说，一个前不久刚从孙无终处调来的小军官刘裕带一小队人出去探视敌情，很久还不见回来，便带兵出来寻找，没想竟看到了奇迹。刘敬宣跟父亲刘牢之南征北战也有好多年了，早见过无数的大场面，但眼前这种事，莫说是见所未见，简直就闻所未闻，这是多么强悍的视觉刺激啊！惊叹之余，刘敬宣没有迟疑，立即挥军追击，孙恩军大败，一千多“长生人”成了短命鬼。
毋用质疑，这个创造奇迹的勇士，便是我们久违了的主角刘裕，那个京口的前赌徒兼鞋贩子刘寄奴了。在这之前，他已离开穷困潦倒的家，离开了他体贴的妻子臧爱亲和年幼的女儿刘兴弟，为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投入北府军中，并成为了一名小军官。
刘裕具体的投军时间是一个迷，《宋书》及《南史》对此皆语焉不详，《魏书•岛夷刘裕传》记载“天兴二年，僭晋司马德宗遣其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孙恩，裕应募，始为牢之参军。”，说他直到孙恩之乱爆发才投的军，只是此说不太可信，刘裕出身低微，又没有什么背景，怎么可能一来就当干部？且《魏书》对南朝的记录与《宋书》对北朝的记录一样，都是宣传战产物，很不可靠。但刘裕之前在北府军中的日子应该也不会很长，象不少小说中让刘裕在淝水之战就出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府军在东晋是一个不讲究门第，由功绩和才能来决定身份的特殊团体，以刘裕之能，不可能在身经百战，混了十几年之后才当上一个指挥几十人的小队长。
不管他之前在北府军中究竟干了多久，总之，三十六岁的刘裕终于出头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了北府军中一颗突然崛起的新星，从此开启了他叱咤风云的下半生。
孙恩第一次登陆
谢琰丧身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连战连胜的刘牢之挥师渡过了浙江（今钱塘江），迫近孙恩此时的所在地会稽。听到这个消息后，孙天师说了一句很有大将风度的话：“我不会因逃跑而害臊（孤不羞走）！”（这句话是曹孟德公在赤壁兵败后，开溜时曾说过的名言，因此很“大将”），然后，卷卷铺盖，带着男女共二十余万口，一起向东逃。他的任命几个部下：吴郡太守陆瓌、吴兴太守丘尫、余姚令沈穆夫等人，来不及跟上他，都在山阴（会稽郡治所在地，即今浙江绍兴市）战死，以身殉道。
再说一说刘牢之，他在孙恩之乱发生后，为何会如此积极主动地为国效力呢？从此人一生的表现来看，恐怕不是因为忠肝义胆，因为他身上估计就没长着这些玩意儿，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他又为了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来发财了！
北府军是为钱搏命的职业化雇佣军，战斗力固然强悍，战斗精神却大多不怎么高尚。早在谢玄还在执掌北府军时，这支劲旅就因为抢夺辎重财物，招致过五桥泽的惨败。等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谢玄死后，由勇略过人却没多少道德操守的刘牢之接替，北府的军纪就更不怎么样了。
同样是打劫，因工作场所和工作对象的不同，其成本收益率的差距是巨大的。平常的驻地京口、广陵是北府军的老家，多是军人家属，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当然免谈。淮河以北虽然原来比较发达，但久经战乱之后，一来民风强悍，二来民间也无多少财物可抢，三来靠近北方强敌，也并非抢掠的良好场地。三吴就大不一样，不但是富庶的江南水乡，且承平日久，民风柔弱。总之，钱多、人好欺，能不速来吗？
于是，北府军一路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军纪之败坏较孙恩军更有过之。郡县百姓纷纷逃走躲进山中，很多人直到北府军北归后一个多月才敢回家。知晓这一情况的孙恩，将许多金银财宝和被裹胁的女子扔在路旁。刘牢之的大军果然为了这些东西，争抢得不亦乐乎。就这样，在北府军卒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的同时，孙恩得以率余部从容撤往舟山群岛，其实力损失不大。北府军缺少足够的战船，没有渡海攻击，就回去了。
孙恩打跑了，刘牢之抢饱了，只给三吴八郡留下一地的狼藉，这个收拾烂摊子的光荣工作，就留给谢琰了。本月，谢琰被任命为会稽内史，都督扬州五郡诸军事，防备孙恩卷土重来。
谢琰，字瑗度，一代名相谢安的次子。年方弱冠，便以精明干练、风姿优美见称（好象谢家人大多有类似的美誉，也不知是当真基因优良，还是因门第高贵被捧出来的），眼界很高，性格孤傲，只与宗族中有才名的几个人交朋友，真正往来无白丁。谢安认为这个儿子有军国方面的才干，便让他担任辅国将军。在淝水之战中，他是晋军主将之一，正因为他坚决主张主动进攻，才有了刘牢之的洛涧大捷，而后他又与叔父谢石、堂兄谢玄一起，大破苻坚，为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谢琰并非徒有高贵出身的无能之辈，但缺点也很明显，智商高而情商低，带有目中无人的贵族习气。
想当年，淝水大胜时，谢瑗度是何等地春风得意啊！不论门第、风度还是才干、功绩，样样拿得起！象我这样杰出青年，要再不前程似锦，连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吧？谁知老天爷竟当真瞎了眼！淝水之战后不久，谢安与谢玄相继去世，谢家在中央的权势大减，夺过大权的司马皇家把谢家人当作了重点排挤对象，而谢琰又和孝武帝的心腹王珣（就是与车胤一起忽悠王国宝那位）结下了梁子，从此仕途蹉跌，屡屡不顺。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昔日那个出身低微的小将刘牢之已经高升了，已经当上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拜前将军，成为东晋最强大的藩镇之一。自己的职位却没多大提升，竟沦落到不如刘牢之的境地！不如别人到也罢了，竟不如那个不入法眼的昔日属下，真叫人情何以堪？而且本来该是“谢家军”的北府军也成了他的私产，当初堂兄谢玄和自己的千辛万苦，全给那个姓刘的寒人作了嫁衣！这次就更可恶了，姓刘的满载着金帛女子回去享受，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面对现实的失落，谢琰只能把自已沉浸在对往日荣光的回忆中，用当年的成就，来麻痹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因此他的口头禅就是“想当年如何如何……”，而对于现实事务，则越来越厌恶。到会稽上任后，他既不用心安抚民众，也不花点力气整修武备，并与下属离心离德（只要想想刘牢之，谢琰还会给属下们好脸色看吗？）。
有部将向他进言：“孙恩还有不少部众，就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日夜窥探我们的虚实，随时可能重新登陆。不如采取宽大政策招抚他们，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谢琰立即搬出口头禅来反驳：“当年苻坚有百万之众，我都没放在眼里，还不照样让他们到淮南来送死！孙恩不过一个小小的毛贼，败逃海岛，怎么敢回来？他要真敢回来，那也是上天嫌他命长，打发他来捐脑袋罢了！”
结果，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孙恩还有近二十万人，虽能得到沿海信徒的悄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不可能一直呆在小小的舟山岛上，就算为了吃口饭也非得回来不可。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孙恩第二次登陆，取道浃口（今浙江镇县东南甬江口），经余姚（今属浙江），攻克上虞县，随后进军邢浦（今浙江绍兴市东），谢琰派军迎战，先胜后败，五月三十日，孙恩军攻抵会稽城下。
得知这个消息时，谢琰正准备用餐，他勃然大怒，傲气不减，摆出关老爷温酒斩华雄的架式：“等消灭了这个毛贼再回来吃饭！”（华雄：冤枉啊！我何尝被关羽杀过？）
夸下海口后，谢琰立即跨马而出，指挥晋军迎战。大概他认为与小小的孙恩交战根本用不着什么战术，几乎是一拥而上。晋军先获小胜，孙恩军败退（更可能是孙恩诈败诱敌），谢琰挥军追击。因为当地河道多，塘路狭窄，谢琰的军队被迫拉成了一字长蛇阵，鱼贯前进，首尾难以接应。谢琰追到千秋亭时，设伏在各处的孙恩军突然出动，合击调动不灵的谢琰军，孙恩的军队利用战船的优势，从水中用箭猛射晋军薄弱的侧翼，将谢琰的军队切成几断，谢琰大败。败逃中，早已受够了谢长官傲慢与白眼的部下发生了叛变，帐下都督张猛从谢琰身后砍向主将的乘马，让谢琰跌落马下，与他的长子谢肇、次子谢峻一同战死，他只有一个第三子谢混因为没来而幸免于难。
谢琰死了，他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而细察他的经历，这种骄傲轻敌更像是他的刻意所为，因为不如此，无以显示他的优越，也无法弥补他对现实的失落。可见，有些时候，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远比他的智商更为重要。
谢琰的死，也使东晋中央赔掉了原本就不多的最后一点本钱，之后司马元显就算再不乐意，也非得仰仗刘牢之不可了。继王恭被杀后，这是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寒人进入高层，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已变成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这一点来说，谢琰也可算死得其所。
孙恩第一次登陆
孙恩起事点火星的人就在离大陆不远的舟山群岛上，他便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的那个侄子孙恩。
孙恩，字灵秀，按《晋书》的说法，他是孙秀的族人。这又是一条让人头痛的记录，因为在晋朝的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叫孙秀的大人物：
孙秀一号，系著名的小霸王孙策幼弟孙匡之孙，三国时吴国孙氏皇族，曾任吴国的前将军兼夏口督，后来吴主孙皓对他猜忌，他为了避祸而投奔西晋，得到了司马氏的厚待，被任命为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在这点上稍稍有点象慕容垂）。在吴国灭亡时，已身为晋臣的他悲从中来，面向南方大哭说：“昔讨逆（孙策）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后于晋惠帝永宁年间（公元301--302年）病逝；
孙秀二号，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的狗头军师，曾给司马伦出主意，借皇后贾南风之手杀太子司马遹，再借给太子报仇之名，除掉贾南风，成功地让大草包司马伦执掌了西晋大权。因为司马伦无能，基本上是孙秀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孙秀趁机玩弄权术，巧取豪夺，排斥异已，诛杀名臣，弄得天怒人怨。齐王司马冏等人起兵反司马伦，孙秀被杀于中书省。
那么孙恩究竟是这两位孙秀中哪一位的亲戚呢？在维基百科中认为他是孙秀一号的亲戚，但没有给出论证，很可能有误。因为《晋书•孙恩传》还提到，孙恩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南），虽然两位孙秀在《晋书》中均无传，但我们知道孙秀一号的曾祖父孙坚，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富阳）人，而《晋书•司马伦传》中提到孙秀二号原为琅琊小吏，由此看来，孙恩更可能是第二位孙秀的亲戚。
孙恩家祖上世奉五斗米道，到叔父孙泰时，成为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五斗米道的首领，宗教界的巨头。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始创于东汉顺帝年间的张道陵，是道教最早的流派，论资格，比张角的太平道还要古老，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的会费，故而得名。太平道后来因为发动黄巾起义，之后迅速消亡，五斗米道却乘机发扬光大。在东汉末年，还由教主张鲁建立了汉中政权。到东晋时，五斗米道继续走宏运，信徒遍及东南，上至王、谢豪门，下到贩夫走卒，其宗教首领也自然成为具有极大潜在实力的人物。孙泰被杀后，他的很多信徒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认为他是蝉蜕登仙，所以继续给孙恩支持（难道是等下一波成仙名额？），偷偷给他送粮送水，输送消息。
如今，在海岛上卧薪尝胆了快一年的孙恩发现，报仇的机会来了，于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月，率领他那支小小的队伍从舟山岛出发，一场波及东晋大部份州郡，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乱爆发，历史上一般称为孙恩、卢循起义。不过这种定义尚存争议，因主要首领孙恩、卢循等人都属于中、下级士族，视为士族间的内斗似乎更合理些。也有说因孙恩之乱的参加者多是贫苦的下层百姓，所以它是农民起义，可政府军的士兵难道出身多数也不会是贵族啊。
让我们先撇开复杂的定义问题，接着叙事。孙恩军出发后，在上虞县（今属浙江）登陆，出其不意，一举攻克了上虞县城，处死县令。三吴一带郡县那些眼看要“被自愿”充当军户的百姓和在新政策中受到损失的下层士族们如遇救星，纷纷加入他的队伍，孙恩的军队迅速扩大。接着，孙恩进军下一个目标，重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城内此时的最高军政长官，是会稽内史王凝之，一位比孙恩还要虔诚的五斗米道信徒。
注：自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郡的长官为太守，亲王的封国则设置内史管理民政，后来亲王的封国大多变成遥领，内史也就成为封国的最高长官了。所以太守、内史都可以翻译为市长。
王凝之，出身名门，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王献之的哥哥，他的妻子是著名的才女，谢玄之妹谢道韫。按说王凝之和这么多人精一起扎堆，多少也该沾点儿灵气才对，可他仍旧是傻得可爱。谢道韫一次回家省亲时，叔父谢安问她王凝之如何，谢道韫叹气说：“过去在家中，叔父辈有阿大（谢安）、中郎（谢万），兄弟辈中有封（谢韶）、胡（谢朗）、羯（谢玄）、末（谢川），还以为世间男子多是俊材，没想到天地之大，也能产生王郎这号人！”
王凝之不愧是一位好丈夫，为了不让爱妻对自己的鉴定结果落空，他就很努力地向那个鉴定标准看齐。等孙恩的军队逼近会稽时，他不做任何常规防备，只是在道观里磕拜念咒，学着林正英的样子大作法事。忐忑不安的属下向他请示方略，王内史很镇静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请了神仙，借来鬼兵把守各处要道，每处都有数万，何惧盗贼！”所以说王大内史的虔诚不是盖的，连孙恩都只敢给自己的属下注册一个“长生人”的商标，想像力还没丰富到可以驱使“鬼兵”作战的境界。
不多时，孙恩的军队攻到会稽城下，王凝之这才惊奇的发现：原来孙恩的道术比自己还要“精湛”，如此强大的鬼兵都没把他挡住！没奈何，王凝之只好落荒而逃，但为时已晚，很快被孙恩的人抓住。而孙恩也不念他是同门道友，立即就把他给杀掉了。王凝之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妻子的见识。谢道韫得知消息后，镇定自若，带领家仆婢女，提刀在手，试图突围而出，亲手砍杀数名孙恩军士后，终于寡不敌众，被抓住。孙恩因为久仰谢道韫的才华和佩服她的胆识，也对她以礼相待，将其送回故乡。
攻下会稽后，孙恩军如同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股牌，接下来的发展，可以用势如破竹来形容了。很短的时间内，三吴地区的民众群起响应，孙恩的部众仿佛吹泡泡一样，“长生人”迅速膨胀到几十万（很可能是把男女老幼都算上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真是人类医学史上的空前进步啊！因为三吴一带太平已久，官军兵力微弱，又士不习战，几乎是望风崩溃，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王崇、义兴太守魏隐等都弃城逃走，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等则被杀死。十几天后，会稽、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临海（今浙江临海）、永嘉（今浙江温州）、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八个郡都被孙恩的军队所控制。
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让孙恩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向部属们说：“天下大势已定，不用再打战了，你们就等着和我一起穿起朝服到建康当大官吧！”想到这样的美好前景，孙恩决定让自己先习惯一下，他自称东晋的征东将军，并上疏给白痴皇帝，指控司马道子与司马元显的罪行，请示将他们处死。这样做当然不会有什么用处，但由此可以看出，孙恩压根就没把自个当外人，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从他对待谢道韫的那件事来看，孙恩其实也不能算什么穷凶极恶之人，但一来，他突然间有了几十万部众，却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和后勤供应系统，不可能靠收税发饷来维持庞大集团的正常运转；二来，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一朝爆发，翻身斗地主，一般也不会有多崇高的理想追求，例如那位末庄的阿Q同志，他要去“革命”的动力不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外加“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而东晋时代下层平民的思想觉悟，多数也高不过阿Q，所以，孙恩的军队军纪要不败坏，那才让人奇怪。史载，孙恩军沿路抢劫财物，焚毁房屋，“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尤其是那些替司马元显征召“乐属”的基层官员们更是倒足了血霉，往往被愤怒的孙恩军队（原先他们很多是即将被逼上路的“乐属”）做成了肉制食品，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去吃丈夫或父亲的肉，而且不管你牙好不好，有没有胃口，用没用蓝天六必治，胆敢不吃的也被杀死，大卸八块！三吴地界，一片腥风血雨。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23 07:25:33
后期刘怎么那个下场啊，而且那个时候北府军似乎也不怎么听他的话了，唉，真可惜，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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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牢之的结局，后文会比较详细提到的。
作者：又见大漠孤烟直 回复日期：2010-03-23 22:15:47
作者：jlflyfox 回复日期：2010-03-25 19:59:06
从他对待谢道韫的那件事来看，孙恩其实也不能算什么穷凶极恶之人，但一来，他突然间有了几十万部众，却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和后勤供应系统，不可能靠收税发饷来维持庞大集团的正常运转；二来，久受压迫的下层民众，一朝爆发，翻身斗地主，一般也不会有多崇高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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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通病啊，包括后来最接近成功的李自成！
朱元璋那个算不算农民起义啊，如果算，他成功简直是一个例外，可能当时当局者是外族人......
资治通鉴，只是不知道这些历史，对现在对以后到底有无被借鉴的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26 07:40:05
东晋中央政府就剩下这一亩三分自留地了，还让孙恩给搅了个底朝天，焉能不急？建康方面经过一番紧急磋商，出台了对策：首先给司马道子加黄钺，司马元显加授中军将军，强化对中央的控制。然后，任命现在中央最拿得出手的名将谢琰都督吴兴、义兴军事，讨伐孙恩。差不多与此同时，已经接替王恭，升任都督兖、冀、幽、并、徐、扬六州加晋陵之军事的刘牢之，也主动上疏，请求出兵讨伐孙恩，而且积极性特高，也不等司马元显批准，立即整兵出发。这样，已有两路晋军大举出动镇压孙恩部众，这回不再是不堪一击的地方守备，而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野战军，尤其是刘牢之和他麾下的北府军，更非孙恩的“长生人”所能敌。
孙恩再也等不到入京指标了。
不过他到也拿得起放得下，对左右说：“我割有浙东，也还可以做个越王句践。”
十二月，先到前线的谢琰部进攻义兴，击斩孙恩军的守将许允之，义兴收复。接着，谢琰又打败了孙恩军的吴兴守将丘尫（wāng，读音：“汪”），收复吴兴。随后，刘牢之军到达，谢琰可能既不屑也不敢与刘牢之争功，便停下来驻守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南），只派司马高素（老相识，劝刘牢之背叛王恭的那位说客）协助刘牢之继续进兵，刘牢之军进抵吴郡。
吴郡的守将，是孙恩任命的吴郡太守陆瓌（guī，读音：“规”）。陆太守得悉刘牢之即将到达，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是迎战、打探？或是外出劫粮？总之是派了几千人马出动。这几千人出动后不久，迎头撞上了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一支几十人的北府军侦察小队。哈哈，什么叫地狱无门自来投，平常这些京口佬很难对付，可现在，差不多一百比一的绝对优势，要不把你们全部灭了，挫挫北府的锐气，怎显得出我道爷的手段？给我杀啊！
孙恩军扑了上来，这支小小的北府军竟也英勇地迎了上去，双方杀作一团。在这小队北府军中，有一名身高1米86的大汉，好象是小队的队长，他挥舞长刀，英勇无比，连连砍杀孙恩军士。但双方的人数对比实在是太悬殊了，战不多时，除了那名队长以外，其余的几十名北府军士全部战死。三吴一带，河道纵横，这名队长背靠河岸，且战且退，结果一不留神，从一人多高的堤岸上摔了下去。孙恩的部众一乐，纷纷探出头向下看：死了没有？当他们正准备下去割取首级时，谁知道那名队长突然又站了起来，浑身是血，宛如丧尸！说时迟，那时快，他仰头几刀，前排几个好奇心重的孙恩军士立马“升仙”！接着，他发出一声分贝不亚于张益德在当阳桥的巨吼，竟然一跃又跳上了河岸！
孙恩的部众都惊呆了！殴买疙瘩！这家伙是人么？难道是鬼上身了！不用奇怪，鬼上身、神灵附体这类的事，直到今天都还有不少人信，更不用说是在那科技还远不昌明的古代，这些本来就是靠神鬼之道为精神纽带组织起来的孙恩部众。因为对这名大汉的生物属性产生了疑问，孙恩的兵士对此人心生惧意，再没人敢踊跃上前，正在此时，突然有人看见大队的北府军出现在不远处，已成惊弓之鸟的孙恩部众误以为中伏，士气终于崩溃了。于是，一个奇迹般的画面出现了：一名大汉手持长刀，如下山猛虎般扑向敌人，在他的前面，几千人如同受惊的羊群，正在四散奔逃，以一破千！
而且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出现在真三国无双的游戏屏幕上，而是实实在在发生于众多北府军将士的眼前。率领后到这批北府军的主将，正是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他因为听说，一个前不久刚从孙无终处调来的小军官刘裕带一小队人出去探视敌情，很久还不见回来，便带兵出来寻找，没想竟看到了奇迹。刘敬宣跟父亲刘牢之南征北战也有好多年了，早见过无数的大场面，但眼前这种事，莫说是见所未见，简直就闻所未闻，这是多么强悍的视觉刺激啊！惊叹之余，刘敬宣没有迟疑，立即挥军追击，孙恩军大败，一千多“长生人”成了短命鬼。
毋用质疑，这个创造奇迹的勇士，便是我们久违了的主角刘裕，那个京口的前赌徒兼鞋贩子刘寄奴了。在这之前，他已离开穷困潦倒的家，离开了他体贴的妻子臧爱亲和年幼的女儿刘兴弟，为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梦想，投入北府军中，并成为了一名小军官。
刘裕具体的投军时间是一个迷，《宋书》及《南史》对此皆语焉不详，《魏书•岛夷刘裕传》记载“天兴二年，僭晋司马德宗遣其辅国将军刘牢之东讨孙恩，裕应募，始为牢之参军。”，说他直到孙恩之乱爆发才投的军，只是此说不太可信，刘裕出身低微，又没有什么背景，怎么可能一来就当干部？且《魏书》对南朝的记录与《宋书》对北朝的记录一样，都是宣传战产物，很不可靠。但刘裕之前在北府军中的日子应该也不会很长，象不少小说中让刘裕在淝水之战就出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府军在东晋是一个不讲究门第，由功绩和才能来决定身份的特殊团体，以刘裕之能，不可能在身经百战，混了十几年之后才当上一个指挥几十人的小队长。
不管他之前在北府军中究竟干了多久，总之，三十六岁的刘裕终于出头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成为了北府军中一颗突然崛起的新星，从此开启了他叱咤风云的下半生。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26 07:42:24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26 07: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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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认为该算，朱元璋起义才是中国历史最大和最成功的一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规定了：农民起义不许成功，如果成功那一定是被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被失败”了。然后再来研究：农民起义为何失败？就是这么搞笑……
作者：Lunter2009 回复日期：2010-03-26 15:20:50
在冷兵器时代,一人对阵一千多人,除非骑在马上还有逃生的可能.步站的话,找个郭靖这样的大侠来,也要被剁了,且不说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失去反抗的意志了.从这一仗可以看出刘裕不仅武艺高超,而且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男人一般在20多岁的时候火气比较大,36岁还这么凶,有点不可思义.
作者：慢长之旅 回复日期：2010-03-26 20:35:18
作者：又见大漠孤烟直 回复日期：2010-03-27 09:40:58
作者：jlflyfox 回复日期：2010-03-27 12:47:16
在下认为该算，朱元璋起义才是中国历史最大和最成功的一次农民起义。只是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规定了：农民起义不许成功，如果成功那一定是被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被失败”了。然后再来研究：农民起义为何失败？就是这么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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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老师说得好，这个应该才符合历史，才唯物
作者：jlflyfox 回复日期：2010-03-27 12:52:52
哈哈,刘裕终于登场了.刘裕格斗还是很有技巧的,总是背靠着河岸或者大树之类的死角.他的拿手武器就是长刀吧?
在冷兵器时代,一人对阵一千多人,除非骑在马上还有逃生的可能.步站的话,找个郭靖这样的大侠来,也要被剁了,且不说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失去反抗的意志了.从这一仗可以看出刘裕不仅武艺高超,而且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男人一般在20多岁的时候火气比较大,36岁还这么凶,有点不可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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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ter2009兄，刘裕本身格斗能力很强，和后来大宋赵大都是本身就很能打的那种，巧合的是，两个都是宋啊
36岁还那么凶，那个是没办法啊，不拼命就是死啊
郭靖这样的大侠，只是武侠而已，不过我个人觉得冷兵器时代，武艺和好马的确太重要了，一身是胆的赵子龙也估计真的武艺高强，否则定军山那里打算硬抗曹军，那个只有胆大估计是不够的，肯定是近身格斗能力也超强才行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29 07:09:20
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连战连胜的刘牢之挥师渡过了浙江（今钱塘江），迫近孙恩此时的所在地会稽。听到这个消息后，孙天师说了一句很有大将风度的话：“我不会因逃跑而害臊（孤不羞走）！”（这句话是曹孟德公在赤壁兵败后，开溜时曾说过的名言，因此很“大将”），然后，卷卷铺盖，带着男女共二十余万口，一起向东逃。他的任命几个部下：吴郡太守陆瓌、吴兴太守丘尫、余姚令沈穆夫等人，来不及跟上他，都在山阴（会稽郡治所在地，即今浙江绍兴市）战死，以身殉道。
再说一说刘牢之，他在孙恩之乱发生后，为何会如此积极主动地为国效力呢？从此人一生的表现来看，恐怕不是因为忠肝义胆，因为他身上估计就没长着这些玩意儿，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他又为了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来发财了！
北府军是为钱搏命的职业化雇佣军，战斗力固然强悍，战斗精神却大多不怎么高尚。早在谢玄还在执掌北府军时，这支劲旅就因为抢夺辎重财物，招致过五桥泽的惨败。等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谢玄死后，由勇略过人却没多少道德操守的刘牢之接替，北府的军纪就更不怎么样了。
同样是打劫，因工作场所和工作对象的不同，其成本收益率的差距是巨大的。平常的驻地京口、广陵是北府军的老家，多是军人家属，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当然免谈。淮河以北虽然原来比较发达，但久经战乱之后，一来民风强悍，二来民间也无多少财物可抢，三来靠近北方强敌，也并非抢掠的良好场地。三吴就大不一样，不但是富庶的江南水乡，且承平日久，民风柔弱。总之，钱多、人好欺，能不速来吗？
于是，北府军一路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军纪之败坏较孙恩军更有过之。郡县百姓纷纷逃走躲进山中，很多人直到北府军北归后一个多月才敢回家。知晓这一情况的孙恩，将许多金银财宝和被裹胁的女子扔在路旁。刘牢之的大军果然为了这些东西，争抢得不亦乐乎。就这样，在北府军卒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丰收的同时，孙恩得以率余部从容撤往舟山群岛，其实力损失不大。北府军缺少足够的战船，没有渡海攻击，就回去了。
孙恩打跑了，刘牢之抢饱了，只给三吴八郡留下一地的狼藉，这个收拾烂摊子的光荣工作，就留给谢琰了。本月，谢琰被任命为会稽内史，都督扬州五郡诸军事，防备孙恩卷土重来。
谢琰，字瑗度，一代名相谢安的次子。年方弱冠，便以精明干练、风姿优美见称（好象谢家人大多有类似的美誉，也不知是当真基因优良，还是因门第高贵被捧出来的），眼界很高，性格孤傲，只与宗族中有才名的几个人交朋友，真正往来无白丁。谢安认为这个儿子有军国方面的才干，便让他担任辅国将军。在淝水之战中，他是晋军主将之一，正因为他坚决主张主动进攻，才有了刘牢之的洛涧大捷，而后他又与叔父谢石、堂兄谢玄一起，大破苻坚，为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谢琰并非徒有高贵出身的无能之辈，但缺点也很明显，智商高而情商低，带有目中无人的贵族习气。
想当年，淝水大胜时，谢瑗度是何等地春风得意啊！不论门第、风度还是才干、功绩，样样拿得起！象我这样杰出青年，要再不前程似锦，连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吧？谁知老天爷竟当真瞎了眼！淝水之战后不久，谢安与谢玄相继去世，谢家在中央的权势大减，夺过大权的司马皇家把谢家人当作了重点排挤对象，而谢琰又和孝武帝的心腹王珣（就是与车胤一起忽悠王国宝那位）结下了梁子，从此仕途蹉跌，屡屡不顺。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昔日那个出身低微的小将刘牢之已经高升了，已经当上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拜前将军，成为东晋最强大的藩镇之一。自己的职位却没多大提升，竟沦落到不如刘牢之的境地！不如别人到也罢了，竟不如那个不入法眼的昔日属下，真叫人情何以堪？而且本来该是“谢家军”的北府军也成了他的私产，当初堂兄谢玄和自己的千辛万苦，全给那个姓刘的寒人作了嫁衣！这次就更可恶了，姓刘的满载着金帛女子回去享受，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面对现实的失落，谢琰只能把自已沉浸在对往日荣光的回忆中，用当年的成就，来麻痹自己高傲的自尊心。因此他的口头禅就是“想当年如何如何……”，而对于现实事务，则越来越厌恶。到会稽上任后，他既不用心安抚民众，也不花点力气整修武备，并与下属离心离德（只要想想刘牢之，谢琰还会给属下们好脸色看吗？）。
有部将向他进言：“孙恩还有不少部众，就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日夜窥探我们的虚实，随时可能重新登陆。不如采取宽大政策招抚他们，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谢琰立即搬出口头禅来反驳：“当年苻坚有百万之众，我都没放在眼里，还不照样让他们到淮南来送死！孙恩不过一个小小的毛贼，败逃海岛，怎么敢回来？他要真敢回来，那也是上天嫌他命长，打发他来捐脑袋罢了！”
结果，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孙恩还有近二十万人，虽能得到沿海信徒的悄悄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不可能一直呆在小小的舟山岛上，就算为了吃口饭也非得回来不可。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五月，孙恩第二次登陆，取道浃口（今浙江镇县东南甬江口），经余姚（今属浙江），攻克上虞县，随后进军邢浦（今浙江绍兴市东），谢琰派军迎战，先胜后败，五月三十日，孙恩军攻抵会稽城下。
得知这个消息时，谢琰正准备用餐，他勃然大怒，傲气不减，摆出关老爷温酒斩华雄的架式：“等消灭了这个毛贼再回来吃饭！”（华雄：冤枉啊！我何尝被关羽杀过？）
夸下海口后，谢琰立即跨马而出，指挥晋军迎战。大概他认为与小小的孙恩交战根本用不着什么战术，几乎是一拥而上。晋军先获小胜，孙恩军败退（更可能是孙恩诈败诱敌），谢琰挥军追击。因为当地河道多，塘路狭窄，谢琰的军队被迫拉成了一字长蛇阵，鱼贯前进，首尾难以接应。谢琰追到千秋亭时，设伏在各处的孙恩军突然出动，合击调动不灵的谢琰军，孙恩的军队利用战船的优势，从水中用箭猛射晋军薄弱的侧翼，将谢琰的军队切成几断，谢琰大败。败逃中，早已受够了谢长官傲慢与白眼的部下发生了叛变，帐下都督张猛从谢琰身后砍向主将的乘马，让谢琰跌落马下，与他的长子谢肇、次子谢峻一同战死，他只有一个第三子谢混因为没来而幸免于难。
谢琰死了，他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而细察他的经历，这种骄傲轻敌更像是他的刻意所为，因为不如此，无以显示他的优越，也无法弥补他对现实的失落。可见，有些时候，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远比他的智商更为重要。
谢琰的死，也使东晋中央赔掉了原本就不多的最后一点本钱，之后司马元显就算再不乐意，也非得仰仗刘牢之不可了。继王恭被杀后，这是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寒人进入高层，打破士族对政权的垄断，已变成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这一点来说，谢琰也可算死得其所。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29 07:11:22
作者：又见大漠孤烟直 回复日期：2010-03-29 08:37:11
作者：Lunter2009 回复日期：2010-03-29 14: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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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老师的这句话我深有体会啊.
作者：周游不问家 回复日期：2010-03-29 22:03:56
作者：升翔龙道 回复日期：2010-03-30 00:29:48
作者：天之火 回复日期：2010-03-30 12:18:22
作者：总老师麦加 回复日期：2010-03-31 07:29:52
就在东晋中央忙于对付孙恩之乱时，西边的昌明党内部三巨头之间也发生了重大变故。
根据慕容垂的破瓦理论：一个联盟的牢固程度，和它所受外力的强弱成正比。当初桓玄、殷仲堪、杨佺期在寻阳缔结三头同盟的时候，正是王恭初亡，道子党与北府军的声势咄咄逼人，大家才不得不坚诚团结，彼此决无一点肝胆相照。不想才一年过去，孙恩登陆，三吴大乱，司马元显自顾不暇，刘牢之忙着打劫，来自东边的压力骤然减轻了，这样好的机会，如果不用来内斗，岂不是太浪费了？
在这三个人中，荆州刺史殷仲堪因为能力差，个性又懦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江州刺史桓玄和雍州刺史杨佺期都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了。司马元显也害怕此时西军东下无力招架，便使出离间之计：加授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挑拨桓、殷关系），任命桓玄的兄长桓伟代替杨佺期的兄长杨广做南蛮校尉（挑拨桓、杨关系）。杨广本打算拒绝桓伟到任，还是殷仲堪做了老好人，拨出自已的辖区，任命杨广为宜都（今重庆宜都）、建平（今重庆巫山）二郡太守，终于使大家暂时没有撕破脸皮。谁想桓玄得寸进尺，出兵袭击江夏郡（今湖北云梦），生擒太守，杨佺期的堂弟杨孜敬，把他任命为谘议参军（实为人质）。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殷仲堪与杨佺期逐渐靠拢，共抗桓玄。
再说就在这一年七月间，后秦帝姚兴曾命齐公姚崇、镇东将军姚佛嵩进攻东晋的重镇洛阳。本来此时的东晋强于后秦，如果倾力一战，后秦必然难以得手。但连昌明党三巨头都不能团结一致，更不用说整个东晋了，外战哪有内斗重要啊？因此当时管辖洛阳的雍州刺史杨佺期并不出兵救援，只是以“宁赠友邦”的态度派人游说拓跋珪来援，答应只要北魏救下洛阳就把洛阳让给北魏。结果因魏军行动迟缓，洛阳终于在这一年十月（孙恩起义爆发的同月）被后秦军攻克，守将河南太守辛恭靖被俘。
现在，杨佺期突然迸发出了“爱国激情”，宣称要去救援洛阳（丢都丢了，还说救援？难道战报还未到？）。在襄阳整军备战，同时秘密与殷仲堪联络，准备协调行动，一举荡平桓玄。殷仲堪原已同意，可事到临头又生出别的想法：倘若桓玄不在了，谁来对付杨佺期？于是又千方百计加以阻止。杨佺期搞不清楚殷仲堪究竟唱得是哪一出，如单独行动胜算又太小，只好中止。
殷仲堪前怕狼后怕虎的行为连他的属下都看不下去了。谘议参军罗企生对弟弟罗遵生说：“殷公仁爱但无决断，早晚招来大祸，但我受他知遇大恩，只能陪他一起死了。”同时，因为这一年荆州发生严重水灾，有爱民之心的殷刺史把仓库中的存粮都拿出来救济灾民，使得荆州的实力，一时变得非常窘迫。
眼见有机可乘，桓玄展现出来的“爱国心”也不下于杨佺期。他也声称要出兵救援洛阳， 当然了，江州距离洛阳挺远的，不得不非常合理地“路过”荆州。可能出于离间殷、杨同盟的考虑，桓玄让人送了一封信给殷仲堪，“大义凛然”地说：“杨佺期太不是个东西了！白白地身受国家厚恩，国家的故都，历代皇陵的所在地洛阳，遭到蛮族的侵犯时，他竟然不思抵抗，将大好江山送人！对这样的叛徒，我们应该共同出兵讨伐！我现在率军沿江而上，正驻军江口（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即今湖北武汉市），如果同意我的计划，请先杀掉杨广，不然我先进入长江，自己把他铲除。”殷仲堪就算再笨，也知道今个来给鸡拜年是黄鼠狼，当然不同意。
当时，荆州还有最后一部份存粮储存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桓玄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抢先袭占巴陵，给殷仲堪一个釜底抽薪。然后，桓玄以梁州刺史郭铨为主将，苻宏（就是那位前秦天王苻坚的太子，苻坚在五将山被俘后逃亡东晋）为副，指挥各军前进，同时送秘信给刚当上南蛮校尉的兄长桓伟，让他做内应。没想到桓伟却是个胆小鬼，收到这封信后，吓得不知所措，迟疑半天之后，竟拿着桓玄的秘信去面见殷仲堪，坦白从宽去了（也太给桓家丢人了）。
见此信后，殷仲堪立即将桓伟扣押作为人质，并命他写信给弟弟桓玄，求他罢兵。桓玄收到回信，对罢兵的请求嗤之以鼻，对左右说：“殷仲堪这个人优柔寡断，做事总是患得患失，总想给自己和儿女们留后路，不敢做强硬的举动，你们只管进兵，我那位老哥一点危险也不会有！”（桓玄的识人能力不错，后来果不出他所料。）
郭铨、苻宏继续西进，在西江口（今湖北监利县西南）大败缺粮少饷的荆州军七千余人。殷仲堪又派杨广和自己的侄儿殷道护出兵抵挡，又被桓玄打败，桓玄军推进到距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治所）只有二十里的零口，江陵城内人心惶惶。现在，殷仲堪除了指望杨佺期出兵来救他，再无别的对策了。
但杨佺期不想来，他劝殷仲堪说：“江陵没有粮食，怎么守得住？你不如放弃江陵，北上和我共守襄阳（此时雍州的治所）。”但殷仲堪想：去襄阳，那荆州不就丢了？自己岂不成了杨佺期的属下，还能当荆州刺史么？于是欺骗杨佺期说：“最近刚刚收上来一批粮食，已经不缺军饷了。”
杨佺期信以为真，便亲率八千精兵南下救江陵。可到了江陵，殷仲堪送来的犒军伙食不见酒肉，只有稀粥。知道上当的杨佺期气得大骂：“这次完蛋了！让姓殷的害死了！”也不与殷仲堪见面，直接向桓玄军进攻，想在军队还没饿肚子前打完这一仗。心里一急躁，用兵自然破绽百出，而桓玄也针对杨佺期急于求战的心理，以退为进，诱其入伏，在马头（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大败杨佺期，随后生擒杨佺期和杨广兄弟，将二人斩首，以首级向建康献捷（又不是司马元显让他杀人，与其说是献捷，不如说是向朝廷示威）。
殷仲堪得知杨佺期的死讯，知道这回完了，率数百人弃江陵而逃，打算投奔后秦。逃到冠军城（今河南邓县西北）被桓玄的追兵抓获。在押送回来的途中，殷仲堪被逼自杀，他的侄儿殷道护被斩首。对他忠心耿耿的罗企生不久也被桓玄所杀，实践了自己的承诺。
至此，桓玄踏着两位盟友的鲜血，完全控制了江、荆、雍三个大州，梁、广等州也依附于他。桓玄已握有东晋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疆域，成为最强大的地方势力。他上疏要求中央承认，履行一下让他合法占有的手续，正被孙恩弄得焦头烂额的司马元显当然不敢得罪他，特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兼豫、扬八郡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同时为了给在大牢里担惊受怕了几天的老哥桓伟压压惊，桓玄给了他个雍州刺史头衔。
海盐之战
谢琰战死的消息，让东晋朝廷大为震动，吴兴太守庾桓害怕孙恩首次登陆时，百姓群起响应的往事再次发生，便残忍地屠杀了几千名男女信徒，可见其惊慌失措的神态。稍后，司马元显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等人出兵讨伐。其中孙无终是刘裕最早的老上级，高雅之是刘牢之的女婿，均属于北府军系统。然而北府军的老大，刘牢之却没有动。因为去年底北府军才刚刚去三吴洗劫过一次，现在过去不到半年，新生的羊毛估计都还没长好，油水不会太多，所以刘牢之再次前往的动力不足，也就不会像上次那样自告奋勇了。
晋军没有出动真正有力的劲旅，战事便拖了下去。但到了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十一月，孙恩与高雅之大战于余姚，高雅之大败，士卒十折八九。东南局势再度恶化，司马元显只好加封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军事，请求他出兵对付孙恩。女婿让人欺负了，老丈人也不能不管啊，于是刘牢之终于出兵了。
孙恩一向畏刘牢之如虎，听到他要到来的消息便心生惧意，再加上已经登陆大半年，可能也抢掠积蓄了不少物资，便不与刘牢之交战，率领所部提前撤回舟山，基本没有损失。北府军兵不血刃，收复各郡县。
为了防备孙恩再来，刘牢之决定在沿海几个要点，筑城守备：一、刘牢之本人驻防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二、命参军刘裕，驻防句章（在今浙江宁波市南鄞江南岸）；三、命吴国内史袁崧在沪渎（今上海市西旧青浦镇附近古吴淞江）筑城设防。
在这三个要点中，句章的守兵最少，不足千人，距离孙恩最近，与舟山群岛几乎是隔海相望，驻守此处实在是一个危险性很高的苦差事。但对刘裕来说，这却是他难得的机会，他终于能够指挥一支军队，独挡一面，充分展示自己的将才了。
刘裕一到句章上任，就显出了他的与众不同。当时，因为刘牢之放纵士卒暴掠，北府军在三吴诸郡的名声极差，不想这位刘参军的人马却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当地百姓大喜。人在肚子饱胀时，满汉全席也没什么味道，快要渴死时，一杯自来水也会甘美无比，因此刘裕很快在久历兵灾的当地人中赢得了美名，也得到他们的积极配合，很快做好了迎击孙恩来犯的准备。
两个月后，即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二月一日，孙恩军在浃口第三次登陆，兵锋直取句章。原以为这么一个才几百兵镇守的小城，自然应该是手到擒来，谁知道这里的守将非常扎手。不但作战英勇，身先士卒，而且异常狡诈，诡计百出，孙恩数万大军的几次进攻全被打退，不能前进半步。这样糟糕的经历也让孙恩和他的属下们，第一次记住了刘裕这个名字。不过由于刘裕的兵力太少，孙恩军损失也不大。不久，刘牢之率军前来支援句章，孙恩不敢迎战，又连忙上船，逃回海岛。
孙恩第三次登陆
孙恩的第三次登陆一无所获，他的部众迫切需要解决的补给问题依然严峻，因此仅仅过了一个月，孙恩大军倾尽全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第四次登陆。这次再来，孙恩决定不再就近登陆，去碰句章那颗硬钉子，而挥师向北，在今杭州湾北岸的海盐（今浙江海盐）上岸。海盐，顾名思义，以“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制盐业在古代是一直油水极大的行业，所以这里还是很值得一抢的。不料驻守句章的刘裕情报工作干得也不错，事先探得消息，当机立断，率句章守军星夜北上，赶在孙恩军到达之前，抢先进驻海盐。孙恩刚到不明情况，以为海盐无备，没做什么准备便直接攻城。此时刘裕的兵力不满一千，虽然海盐县令鲍陋临时征召了民兵约千人，但与孙恩的十几万人相比，兵力仍十分悬殊，而且那些新召民兵是没多少战斗力的，情况不容乐观。
不过刘裕既然敢来，就不会被困难吓住。他组织数百名敢死队，由自己亲自带队，全都手持短兵，脱去甲胄（可能是为了行动迅捷，同时不易发出声响），潜伏在城门处，而城上只布置了稀稀落落几个人。孙恩军不知刘裕已到，见此情景，以为不会遇上像样的抵抗，便放心前进，正在他们的松懈当口，刘裕突然打开城门迎头痛击，击败孙恩军，斩其部将姚盛。
初战告负，损兵折将，让孙恩怒不可扼。从他打败谢琰和高雅之来看，孙恩也是有一定将才的，老被这样弱小的敌人欺负，面子也挂不住啊！于是，孙天师下令猛攻海盐，刘裕率部坚守，苦战数天，虽然连续打退孙恩军的进攻，但城内守军也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毕竟双方兵力太不对等了。
刘裕决定再出一次老千。数日后的一个清晨，早起准备接着攻城的孙恩部众发现今天的海盐城有点儿异样：城门竟然是开着的，原先飘扬的旗帜不见了踪影，平时戒备严密的城头上只有几个老头在当门卫。这种唾手可得的样子让孙恩的人有点疑惑，便向城头上那几个老头打听：“刘裕到哪儿去了？”
城头上的老头回答：“因为大军攻城太急，他兵少难以抵挡，所以昨天夜里偷偷开城逃走了。”孙恩的人大喜，总算把讨厌的刘裕打跑了，于是争相入城。倒霉的孙恩部众又没想到，刘裕早已经将海盐城内的街道小巷打造成了一个大陷阱，等他们入城，兵力被街道分割，丧失了有效指挥，而且又没有防备之时，刘裕突然率埋伏的精兵杀出，大败孙恩军，将他们再次赶出了海盐城！
又吃了一次败仗之后的孙恩服了，也清醒了，论打仗他怎么也玩不过刘裕，但他现在兵力雄厚，而刘裕兵少，暂时也不能给他致命打击。海盐打不下来，我可以去其他地方试试啊，大军岂能老耗在这儿等死？这么大的柿子林，就不信捏不到软柿子！于是，孙恩放弃攻打海盐，挥军北上，进攻沪渎。
嗣之争功
发现孙恩军将北攻沪渎之后，刘裕也放弃海盐，尾随追击。海盐县令鲍陋感激刘裕的救助之恩，特地派儿子鲍嗣之率一千民兵前来助战。但好心也会办坏事，事坏就坏在这一千援兵的主将鲍嗣之身上。
鲍嗣之是头不怕虎的初生牛犊，这几天参与刘裕指挥的海盐保卫战，见这位刘参军连连取胜，赢得好象很轻松，门道是一点儿没看出来，反而自觉恍然大悟：打仗原来这么容易啊！年轻人气盛，这回一见到刘裕就提出：自己要当先锋！
刘裕劝告他说：“孙恩的人打了这几年的仗，已经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不是好对付的。而吴地的民兵没见过真正的大战，不是他们的对手。而且先锋如果失利，会导致全军战败，所以你的人最好还是担任殿后，做我军的声援。”但鲍嗣之不干：我要当先锋，就要当先锋！难道你害怕我立功，或是分了战利品？
刘裕和刘牢之不同，比较重视“人和”，为了和当地人搞好关系，只好勉强同意了。为了不让鲍嗣之误事，刘裕也预作准备，在预设战场准备大量旗鼓，布下了多处埋伏，不过因为兵少，每处埋伏不过几人而已。第二天，交战开始，孙恩派一万人回击追兵，很快便与鲍嗣之的民兵交上了火，刘裕看准时机，布下的埋伏同时发动。于是，四面出现晋军的战旗，同时鼓声震天，以为中伏的孙恩军大惊，慌忙后撤。鲍嗣之莫名其妙地得胜，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刘参军果然是忽悠人的，孙恩的军队明明很好对付嘛！扬名立功的机会可不能放过，追！
真是不怕龙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鲍公子的追击命令下达的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后面的刘裕都来不及把他拦下。他率领的海盐民兵一冲出刘裕的设伏地域，立即把自己兵力微弱的真相暴露无遗。回过神来的孙恩军杀了一个回马枪，鲍嗣之和他的一千兵立即全军覆没，鲍公子阵亡了！不仅如此，败势还牵动了后面的刘裕军。刘裕不得不且战且退，部众损失不小，孙恩的大军步步进逼，眼看刘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败运了。
危机关头，刘裕的战术天才和极嘉的心理素质再次展现了出来。退到最初交战的地点时，刘裕命部众停下来，收集战死者身上的衣甲兵器，这些都是要钱买的，可别浪费了！看上去非常从容不迫。本已稳占上风的孙恩军队又怔住了，竟不敢进逼。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吃刘裕的亏，上刘裕的当，次数已经太多了，因此每见到他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都会在心里犯嘀咕，该不会又有什么诡计吧？
稍过片刻，刘裕突然大吼一声，挥军反攻。已经得了“恐刘症”的孙恩军士大惊，以为又中计了，慌忙撤退。刘裕当然不敢紧追，等孙恩军撤远，刘裕才率余部撤回海盐。此役因鲍嗣之误事，刘裕先胜后败，只是他临危不乱，处置得当，才避免了全败的恶果，但也一时无力再去支援沪渎了。
孙天师的选择果然是明智的，避开了刘裕的纠缠之后，孙恩军的战局大为改观。五月，孙恩攻克沪渎，大败晋军，斩守将吴国内史袁崧和属下晋军四千余人，一扫与刘裕作战以来的晦气，取得自余姚之战后的又一次大捷。乘着军威大振，孙恩于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六月一日乘胜率水陆大军攻入长江，逆流而上，兵锋所向，直指国都建康！此时他的部众号称有十余万人，乘坐在千余艘战船之上，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建康城里的大晋朝廷大为震动。
六月二日，京城建康及周边地区全部戒严，所有文武官员取消休假，在各自的衙门通宵值班。司马元显的急令一道道发出，显得手忙脚乱：一、冠军将军高素驻防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长江边）；二、辅国将军刘袭用木栅切断淮口（建康城西秦淮河入长江口），防止孙恩军战船突入秦淮河；三、丹阳尹（就是建康市长，当时建康属于丹阳郡）司马恢之在长江南岸、建康之北布防；四、桓冲的儿子，前吴国内史桓谦驻防白石（在今南京城西）；五、左卫将军王瑕等保卫皇宫；六、急调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从历阳调兵入卫京城；七、调远在会稽的刘牢之入援，北上阻截孙恩军西进之师。
在这一堆防御措施中，最有份量的内容当然是调刘牢之北上，但此时刘牢之所率的北府军主力尚远在山阴（会稽郡治所，今浙江绍兴），缓不济急（油水不多时，刘牢之真是磨佯工啊！海盐的恶战，沪渎被攻克，已发生这么多事，他居然还一直呆在会稽无动于衷。），于是刘牢之便命在海盐的刘裕急速北上，阻击孙恩军（刘裕虽然兵少，毕竟距离近多了）。
接到命令后，刘裕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离开海盐，率领他那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加快速度，不分昼夜地强行军，终于差不多与孙恩军同时抵达丹徒。
孙恩第四次登陆上
蒜山之战丹徒，是史书上的一般记述，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但细察其交战经过，说成京口其实更合适，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京口可以翻译成：丹徒市京口区。作为北府军的大本营，这里的守备原本是不弱的，但因为半年前刘牢之率北府军主力南下会稽，此时的兵力非常空虚，如此强大敌军突然迫近，守军个个人心惶惶，士气不高。当地的百姓更是早早准备，将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担子一挑，紧盯着军队的动向，作好时刻出逃的准备。直到刘裕赶到，守军的士气才稍有振作。
当时在京口之北，紧贴着长江南岸，有三座小山，由东到西，分别是北固山（辛弃疾的千古名作《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在这里写下的）、蒜山、金山（就是《白蛇传》中，那位情侣终结者—法海老和尚的出家地），其中以今天最没名气的蒜山最为重要。蒜山是个伸入长江中的小半岛，山下即是连接江北的重要渡口蒜山渡，此山虽然不是很高（这里的小山都不可能很高），面积也不大，但四周坡度很陡，山顶却较平坦，利于驻军，其形势险要。据此山之上，北可以监控长江，南可以俯瞰京口，实是兵家必争的要地。
早在孙策、孙权兄弟座镇京口（当时叫京城）时，蒜山就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传说在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与周瑜在蒜山驻地会晤，面商抗曹之策。两人各自把自己的想法写在手上，待写好一瞧，都是一个“火”字，就此定下了谋算曹军的计划，此地便因此得名“算山”，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变成“蒜山”了。不过这个传说的可信度不是太高。后来，由于蒜山的位置过于突出，所谓“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随着长江水流对南岸的不断侵蚀，大约在南宋年间，蒜山的绝大部份坍塌入江，只剩下了一块高十公尺左右的巨大石碛留在今天江苏省镇江市长江路边。
孙恩要取丹徒，蒜山这个制高点自然势在必夺！于是孙天师本人也身先士卒，率数万众下船，鼓噪而上，抢夺蒜山，北府危在旦夕！此时刚赶到京口的刘裕已来不及做任何布置，也顾不得手下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率几百部下和当地守军急登蒜山，与孙恩军发生奇迹般的蒜山之战。
从各种史书的记述来看，刘裕此时几乎把军事上所有可能的劣势都占全了：仓促应战（刘裕与孙恩是同时抵达战场的，他无法像在句章、海盐那样事先巧妙布置）、以弱敌强（刘裕援军兵不满千，京口原守军数目不详，也不可能很多，而孙恩出动了数万大军，兵力对比至少是十几比一，甚至几十比一）、以劳击逸（刘裕的人是用两条腿跑来的，孙恩的人是坐船来的）、士气低落、民心不稳（这两项前边提到了，总之不论质量、数量、准备，刘裕全落下风）。可一场交战下来，结果仍就是孙恩大败！史书记述的过程简短得就象尤里乌斯•凯撒的军报：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就胜利了！这还有天理吗？如果满足了这么充分的战败条件还不打败仗，那写兵书的人都找块豆腐撞死得了！
可历史不以兵书的意志为转移，蒜山之战仍这样发生了。这一仗之所以打得这样匪夷所思，以在下看，是因为史书为了神话刘裕使用了几处小小的曲笔。下面就让我们透过史书释放的烟雾弹，来简单解析一下蒜山之战：
首先，史书提到此仗发生的地方是丹徒，这虽然不能算错，但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让我们忘记这里更重要的一个地名—京口。京口是什么地方，是北府军的总部，北府将士的老家。这里的守兵并非海盐那些没什么战斗力的民兵，而是久经沙场的北府军士！这里的民众，也是有强悍好武传统的北方流民后代。这些军民，在孙恩大军即将到来之际，因得知强弱悬殊和缺乏主心骨，产生过畏惧和动摇，但等到刘裕到来，众人有了这员名将作为依靠，所谓士气低落、民心不稳的状态应该就结束了，而史书对此一句没提。
我们可以猜想，刘裕在临战前，很可能作了简短地战前鼓动：
“弟兄们，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因为在我们的身后，便是京口！那里有我们的房屋，住着我们慈爱的父母和盼望我们凯旋而归的妻儿，那里的郊外有着我们祖先的坟墓，那里田野里长着我们的庄稼，那里的每条街巷都流淌着我们的记忆，那里的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兄弟！能把他们都交给孙恩去蹂躏吗？我们要保卫的，已经不仅仅是大晋朝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家！为了这些，我们能不拼下去吗？
而且孙恩此次进犯，是江上登陆进攻的，如此一来，蒜山是他必争之战。但他一旦进攻蒜山，就犯下了以已之短击敌之长的兵家大忌！因为蒜山地域狭小，他的几万大军根本不可能展开，兵力优势就无从谈起，剩下的，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不会忘记洛涧、淝水的光荣！我们不会丧失勇气！孙恩的人虽然多，但我也和他打过几仗，那帮子假道士不堪一击，十个也抵不了你们一个！所以这一仗我们不但必须打，而且我们能打赢！”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宋书•武帝纪》上所记载的场面了：“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刘裕带着这批士气高昂（尽管不久前他们还打算逃跑）的敢死之士由南向北冲上蒜山，猛击正在由北向南抢登蒜山的孙恩大军。在保卫家乡的现实利益驱动与刘裕的激励下，原本就不弱的北府军士们此刻都是超水平发挥！刘裕从海盐带来的人可能比较疲惫，但当地的守兵只要恢复了勇气，都是生力军。而孙恩的人见到刘裕的旗号，先自软了三分，狭窄的山地又使孙恩的多数兵力派不上用场，使得他的前锋招架不住刘裕的猛攻，只得后退。山小人多，孙恩军后退的前锋把后边的大队人马压成了沙丁鱼罐头，多数人都动弹不得，很多人更被挤落山崖，慌乱之中孙恩军已兵无战心，只想尽快离开这鬼地方，终致大败！混乱中，差点连孙恩都不能幸免，多亏找到一个木筏，才得以狼狈逃回船上。
如果说在海盐，刘裕给孙恩的感觉还只是难缠，那么蒜山之战后，刘裕给他的感觉就是恐惧了！虽然这一战损失并不是很大，但差点当上“水仙”的经历让他丧胆了！他不敢再招惹这个杀星，全军上船，继续向建康前进。
蒜山之役虽小，意义却超过了之前的句章、海盐诸战，它是导致孙恩最终失败的很关键一战。孙恩军在此战中的损失虽不严重，但它打乱了孙恩的战略部署，延误了他唯一可能得手的战机。孙恩的原计划，是准备乘守兵空虚之际，一举攻取丹徒，应该说，这本是挺高明的一招。一旦成功，可以收到两大利处：一、控制了京口，自然很容易将北府军大量家属扣为人质，将来北府军与他交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投鼠忌器，战不就好打多了？二、攻下了京口，可以此为依托，从陆路速攻建康，急行军的话，只需一昼夜即可到达，就有可能抢在刘牢之和司马尚之的援军到达之前拿下晋朝的京城，那样的话，晋朝说不定就要提前十九年GAME OVER了。
现在蒜山失利，两头落空，道爷们只能继续坐船去建康了，虽然比走路舒服，但太慢了。孙恩军的船支多是海船，船身高大，虽然抗风浪的能力不错，但在长江中开行，则显得过于笨重，行动本就迟缓。加之此时久吹西风，孙恩军是逆风逆水前进，速度更加缓慢。一千多年后，郑成功率水军攻入长江，进攻南京，行军路线几乎和孙恩一模一样，而且同样也是因为行动迟缓的原因，让清军援兵从容赶到，而最终功败垂成。
从这张地图上可以清楚看出，蒜山几乎是紧挨着京口，而距离丹徒县治较远。
屡败孙恩尽管此时孙天师的声势依然很浩大，司马元显亲自指挥水军迎击孙恩，连战连败，只得逃回建康，连老牌酒鬼司马道子都吓得暂时放弃了喝酒，跑进蒋侯庙整天祈神保祐。但在实际上，孙恩已错过了攻取建康的机会，等他慢吞吞地花了数天时间终于到达建康城西的白石垒时，司马尚之的军队已进驻建康，而刘牢之已到达新洲（建康北面长江中的小岛），孙恩一度占有的优势已一去不返。
面对形势的变化，孙恩知道攻取建康已不可能，只能乘晋军对他的合围完成之前，尽快突围东走。于是，孙恩未攻建康，而是穿过新洲附近的江面（不知为何刘牢之没有阻击），出长江，由海道向东北方前进，直奔郁洲（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当时是一个海岛，传说是西汉初年田横率五百壮士逃亡之地）。同时分偏师攻破广陵（今江苏扬州），歼灭晋军三千余人，牵制晋军追兵。
晋宁朔将军高雅之（就是刘牢之那位在余姚被孙恩打得稀哩哗啦的女婿），受命穷追孙恩，直至郁洲。孙天师也火了，我就算打不过刘裕，还摆平不了你么？回师一场恶战，再次大败晋军，生擒高雅之。
晋军在广陵、郁洲又连遭败绩的消息让当朝掌权的司马元显很上火，不过更让他着急的消息来自西边：已经控制了大半个晋朝的桓玄，不久前听说孙恩迫近建康，立即调兵调粮，“忠肝义胆”地表示：他对孙恩侵犯帝都的严重事态深表关切，将要亲率大军前来建康勤王！司马元显又不是傻瓜，自然清楚得很：桓玄要是进京，那还能有什么好事？两头都要命，会稽王世子那几天真是渡日如年啊！幸好孙恩行军缓慢，刘牢之等赶得及时，才算把他撵跑了。如蒙大赦的司马元显连忙以晋安帝的名义下诏，褒奖桓玄的忠心，但既然贼寇已经败退，就不用再兴师动众了！
虽然桓玄一时没了借口，只得暂时罢兵。但该来的终究会来，司马元显不能不早作准备。首先，目前这种危险的僵局必须打破，为了解除家门口的威胁，为了不给桓玄东下提供口实，一定得把孙恩从郁洲赶出去。而要完成这一任务，还有谁比冉冉升起的北府新星刘裕更合适的人选呢？于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司马元显下诏，屡建战功的刘裕终于被提拔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正式成为高级将领，并受命组织水军进攻郁洲，讨伐孙恩。
当初刘裕只能指挥几百兵的时候，孙恩已经不是对手，现在他终于能指挥一支象样的军队，孙天师当然更招架不住。两军在郁洲一番交战，孙恩战败，被迫弃郁洲南下（被俘虏的晋将高雅之，可能也在这时又被刘裕解救了出来）。十一月，孙恩退到沪渎，又被刘裕追上，于是第二次沪渎会战，孙恩军大败，继续南撤。接着在海盐再战，孙恩军又一次被刘裕打败，再无力支撑，只得再次逃往舟山群岛，结束了他最有野心的第四次登陆作战。
第二次郁洲会战、第二次沪渎会战、第二次海盐会战，三仗下来，孙恩军阵亡及被俘达数万人之多。他虽然号称有十几万部众，但那是所有手下教徒，男女老少拖家带口一起算的数字，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也就几万人，经此惨败之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从整个孙恩第四次登陆作战的经过来看，那种认为孙恩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只要去掉和刘裕交战的部份，孙恩与晋朝正规军的作战经历其实是胜多败少，打败过的晋将前有谢琰，后有袁崧、司马元显、高雅之等，不能简单的用无能之辈来看待我们孙天师。孙恩之所以给人留下无能的印象，只是因为他太倒霉了，偏偏遇上刘裕！
九年前，前秦君主苻登与后秦主姚苌在安定交战时，惊于姚苌的狡诈，曾叹息说：“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其实只要换换人名，孙恩更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刘裕因为在对付孙恩此次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名声和地位都迅速拨高，等孙恩逃回海岛时，刘裕已越过了众多的老将，威望在北府军中仅次于刘牢之了。而刘牢之表现却大失水准，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无复当年的英勇果敢，给人暮气深沉的感觉，也许这正意味着北府即将迎来新的时代吧？孙恩第四次登陆下
东晋的武将官职------------------------------------------------------------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即禁卫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平时驻守京城内外，有事出征。驻在城内的中军为宿卫兵，由左、右二卫负责宫殿宿卫，其他军、营担任宫门和京城宿卫。驻在京城外的中军称牙门军，无宿卫任务。中军力量强大，晋初多达36个军，总兵力不下10万人。
外军驻守重要州镇，由都督分领。晋武帝为加强王室对军队的控制，用宗室诸王充任都督，出镇四方，并允许诸王置兵，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成为外军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州郡兵是地方武装。晋武帝平吴以後，曾下令诸州取消州郡兵，仅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军队的最高长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下有中军将军(後改为北军中候)，总领宿卫兵；左、右卫将军，统宫殿宿卫兵；领护等将军、校尉，分统宫门和京城宿卫兵；四护军分统城外中军。又有都督各州诸军事和征、镇、安、平等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的军事制度，但有许多重要变化。由於皇权衰微，导致中军寡弱，宿卫军、营往往有名无实。而统率外军的都督、刺史却拥兵自重，跋扈一方。尤其是长江上游的州、镇，兵势之强往往超过中央。同时，东晋的兵员多用募兵制解决。如参加淝水之战的北府兵，多是由广陵(今扬州)一带招募的。此外，也征发民丁为兵户。
元显西讨由于刘裕等人的奋战，孙恩的威胁暂时是解除了，司马元显终于松了一口气。但这一番战乱，朝廷控制的地区几乎全被波及，经过孙恩军与大多数政府军的来回扫荡，各地均残破不堪，百姓逃亡，引发了从三吴到建康的全面饥荒！今年，建康已经不健康，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正常状态下，这样的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一方有难，不是还可以等着八方支援么？但幸灾乐祸的桓玄怎能忍心无所作为，放弃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他收拾司马元显的方法是今天老美最常用的一招——经济制裁：桓玄一声令下，长江航道被封锁，层层关卡被设立起来，禁止任何人将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从自己控制下的荆、江、雍等州运往建康及三吴。
有了桓玄的雪上加霜，晋朝中央政府更加困难，不论官府和民间，物资都极度匮乏。正常的工资已经发不下去了，连司徒以下的高级官员们都实行了配给制，每天都只能领到七升米充饥。政府军的普通士兵自然就更惨了，只能领到用糠皮和橡果充当的军饷，食不果腹。然而，再穷不能穷首长，再苦不能苦领袖。尽管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但司马元显依然不愿亏待了自己，仍旧挥金如土，奢侈放纵，他不论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超过了皇帝司马德宗的标准。反正那个白痴也鉴别不出生活品位，给他也浪费不是？至于这么做，别人会用什么眼色看他，他就不关心了。
司马元显，这个原本聪慧的二十岁少年，因为过早地被放置进了权力溶液的腐蚀之下，本就不是什么真金的他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在掌权之初获得的那一丁点儿声望早被孙恩之乱透支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少年得志，任用群小，瓜分肥缺，早已招来了同样贪婪的世家大族们多少嫉妒的目光；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不加节制的穷奢极欲正让忍饥挨饿的士民官吏对他滋长着越来越高的怨恨；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征招“乐属”，暴露了他政治的低能，迎战孙恩，暴露了他军事的低能，而这些都已被心怀叵测之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只是一头扎进身边的马屁军团们用谄媚建成的“盖世英才”的幻境中，继续自欺，且欺人。
见到这样的“喜人”景象，桓玄觉得自己赶超父亲成就的机会差不多到了，不过他很小心，先用笔杆子进行一下舆论攻势，试探一下再说，一封问责信就此送向建康：“此次盗匪进逼京都，社稷几乎不保，只是因为逆风阻挠，前进困难。后来又因为连绵大雨，粮食吃尽，他们才不得不退，并不是被朝廷打败的。当初，王国宝死的时候，王恭并没有乘机接管朝政，足以证明他对朝廷的忠心和对会稽王你的敬重，可你竟然指控他叛逆，加以杀害！到如今，窃据国家要津各级官员们，人望美誉堪比王恭的，还有谁？并不是这样的人再没有了，而是这样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造成此次大祸的根本原因了！朝中的官员们，统统敢怒而不敢言，我因为正好在外地任职，所以才敢实话实说！”
虽然收信人一栏写的是会稽王司马道子，但首先看到信的人当然是司马元显。不难想象，看过信后，年轻的会稽王世子那又惊又怒又怕的表情，他立即招来身边马屁军团中含金量最高的马屁精—庐江太守张法顺商议对策。
张法顺说：“桓玄继承父辈留下的资望，一向有雄豪之名，现在又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已独霸荆楚之地，殿下还能控制的地方，就只剩下三吴了。可偏偏又发生孙恩之乱，使得东边郡县残破，民众伤亡惨重，公私困乏。桓玄定然会利用这个机会作乱，这正是让我深感忧虑的事啊！”
司马元显给了他一个白眼：这还用得着你说？现在是问你该怎么办。
张法顺接着献计：“桓玄虽然以诈术夺取荆州，但为时还不久，当地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其人力物力还不能为其所用，他得花一段时间来安抚。如果乘此时机，以刘牢之做先锋，殿下再率大军跟进，挥师西征，一举荡平桓玄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司马元显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但毕竟事关重大，心中还有些迟疑。
谁知没过几天，一封密信送到司马元显手中，使他最终打消了疑惑，决计出兵。写这封密信的人，是第二次昌道内战的导火索，前豫州刺史庾楷。
当初庾楷因为不满朝廷削他的地，且觉得昌明党更加得势，便背叛了原老板司马道子，倒向王恭、殷仲堪一边。没想到一场豪赌下来，输了个底朝天，王恭竟然被干掉了！自已的豫州也丢了个干净，被迫投靠桓玄。桓玄对他还算是不错的，刺史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但还是给了他一个武昌太守职位。虽然从省长降为了市长，但作为大名还列在朝廷通缉要犯名单中的庾太守来说，能弄一个降职调动，异地为官，也该知足了。
但要能知恩图报，那就不是庾楷了。大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庾太守认为还是站在朝廷一边更把稳一点，眼见桓玄一步步走向和朝廷摊牌的架式，担心会连累到自己，决定秘密向司马元显靠拢。在密信中，庾楷大肆抵毁他现在的恩主桓玄，声称桓玄已经丧尽人心，部下都不肯听他的命令，建议朝廷出兵讨伐，自已愿意充当内应。只是庾太守此时可能没想到，这次，他又掷错鹘子了…
司马元显得信之后，自然大喜，立即命令张法顺前往京口，与刘牢之商议出兵西征的事。刘牢之对此事却不热心，他认为此时桓玄已经非常强大，不容易对付。尽管接到如此回报，司马元显也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让刘牢之听命于他，于是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不顾重重困难，在继续进行中，不知不觉中，隆安五年过去了。
公元402年，东晋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终于到来了。这年农历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不过刚刚被指控有罪的桓玄不在此例），改年号为元兴。同时加授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国所有军队（能不能指挥得动是另一回事），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为后卫，共同出兵征讨罪大恶极的前南郡公、荆州刺史桓玄！晋朝的新一轮内战爆发！从形式上看，此次内战是原来昌明、道子两党斗争的继续，姑且也可以把它称作第三次昌道内战，尽管双方的内部，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桓玄东进
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大祸临头。而骠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信一直在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我们身边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我们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得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其实分析一下也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
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都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用法：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在荆州桓家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想来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高明。
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你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把他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你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已经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了，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从另一方面来想，刘牢之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我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我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也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而投靠桓玄的理由啊！
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作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可往往一到关键时候就要掉链子（说起来，连桓温都多少有这毛病，想来是遗传的，到桓玄这里更加发扬光大了），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效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中央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他的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他：“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他们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他们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岂能反而让敌深入，自寻死路呢？”桓玄听罢大悟，于是改变了主意，发出檄文，声讨司马元显的罪行，同时集结大军，顺江东下。
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此次对决，正应了那句俗语：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司马元显得知桓玄主动东进迎敌，原本的万丈雄心化成了绕指柔：二月七日，晋安帝司马德宗与文武官员在西池设宴为即将出征的大将军司马元显饯行，等宴席结束后，司马元显登上战船，却不敢下令开船，结果朝廷的讨伐大军就一直呆在建康郊外无所事事；另一边，桓玄的大军沿江东下，行动也不迅速。桓玄总想着事若不成当如何，如果遇上朝廷的讨伐军是否应该撤退，谁知一路风平浪静，直到过了寻阳（今江西九江），仍然见不到朝廷军队的影子，大喜过望，士气方才振作，果然不出卞范之所料啊。
没过几天，司马元显又接到一个坏消息：原本答应做内应的庾楷阴谋暴露，被桓玄逮捕囚禁！得知此事的司马元显心更虚了，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深悔发动这次战争。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让晋安帝下诏，派宗室司马柔之带着“驺虞幡”前去阻止桓玄军西进，企图重新和解。
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仁兽，吃荦但不杀生，只吃自然死亡的动物（估计它经常饿肚子），其原形一说为白虎，即得了白化病的亚健康老虎，另一说为大熊猫。晋朝时，将这种“驺虞”的形像绣在长条形的旗帜上，叫作“驺虞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解象征，常用于阻止战争。（注：尽管驺虞的原形可能是白虎，但晋朝同时也有白虎幡，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玩意儿在晋朝初年还很有威力，如在公元291年，楚王司马玮起兵作乱，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少傅张华奏明晋惠帝，让人手持驺虞幡前往阻止，司马玮的部下兵士见到驺虞幡，竟放下武器，一哄逃散，司马玮遂束手就擒。
但时至今日，中央权威早已衰落，驺虞幡在大无畏的无神论者桓玄眼中，如同一块破布。不过这块破布的到来，也不是没有意义，这让他清楚地看出：司马元显已经胆怯了！因此，桓玄不但没对驺虞幡起过丝毫的敬畏，反而连司马柔之都被他下令斩首！杀人之后，桓玄军继续东进，没因为这件事稍有延滞。至于那块驺虞幡，后来究竟是当了地毯，还是做了铺盖，就不得而知了。
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大军抵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命他的部将冯该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此时豫州的治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命弟弟司马休之守城，自率九千精兵列阵于洞浦（在历阳之南），另命部将杨秋驻军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没想到桓玄军一到，杨秋就投降了西军。接着，桓玄派军切断历阳和洞浦之间的联系，纵火焚烧豫州军战船，司马尚之军心浮动，遂全军崩溃，司马尚之本人也在逃亡中被桓玄军队擒获。司马休之开城出战，再败，只得弃城逃走，比他哥幸运一点，没被抓住。这样，道子党阵营中忠诚度最铁杆的豫州军，轻而易举就被桓玄消灭了。
翻开地图册，按照比例尺简单量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历阳到建康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足五十公里，如果走今天的高速公路，只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连接两者的长江航道宽阔笔直。但尽管距离如此之尽，在历阳会战打响的时候，朝廷的讨伐大军不论是主帅司马元显还是前锋都督刘牢之，都在按兵不动，坐视司马尚之被消灭！
司马元显不去，是因为他不敢去，他自受命出征那一天起，就把战船当成了颐和园中的石枋，一直停在码头上一动不动。虽然身边的人把他吹捧成天纵英杰，但自去年与孙恩交手之后，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了自知之明。说实在的，他既缺少将才，手下也无精兵，真去救援历阳，只怕要早两天当桓玄的俘虏。本来嘛，大家都清楚：要对付桓玄，真正能指望只有刘牢之的军队。可那个该死的刘牢之怎么了？他怎么也不动弹呢？司马元显失眠了……
莫砺锋《杜甫评传》
人物评传书籍有哪些版本？何人所著？
谁有<余华评传>的电子书呢???
请问有没有关于《水浒传》的评传的著作
请问那里有燎原的《海子评传》在线阅读，或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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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裕兴FD691的液晶显示0 和1 情况是怎么样的毛病?
找规律 11。1。12。1。1——
1洋溢的意思是——————
（1）讨饭过年——？？ （2）提着醋瓶要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