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火车会临时停车:对比新旧《朱德年谱》

  　　《朱德年谱》新编本是在1986年出版的《朱德年谱》基础上编写的，汲取并体现了朱德研究的新成果，比原年谱增加了110多万字。新编本有六个特点：一、对朱德早期革命活动作了较详细的纪录；二、更全面地记录了朱德参加领导武装斗争、革命战争以及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程；三、注意把朱德在历史关头的活动作为主线，突出重点；四、注意记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动中带思想性的内容；五、根据档案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六、订正了原年谱的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
　　在纪念朱德诞辰120年周年之际，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新编本出版发行。全书分上卷（1886年12月—1937年7月）、中卷（1937年7月—1949年9月）、下卷（1949年10月—1976年7月），共3册，约150万字。新编本是在1986年出版的《朱德年谱》基础上编写的，那部年谱有41万字，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第一部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主线突出，叙事清楚，文字简洁，高度概括，为编写领袖年谱积累了经验。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来陆续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领袖年谱，在学术性、资料性上更进了一步，文字量也增加了许多。比较起来，原《朱德年谱》就显得过于简略，特别是随着中共党史、军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历史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公布，随着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涌现出一批新成果，《朱德年谱》很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和做一些必要的订正。于是这项工作从1999年正式启动。新编本的编撰方针是：注重思想性、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的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尽量使用档案材料；注意汲取近年来的中共党史、军史和国史的研究成果；突出主线，并尽可能为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编写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评论；全书总体上采用编年体，按时间顺序纪事，但个别条目根据需要采用纪事本末体写法。同时注意处理好与原《朱德年谱》的关系，尽量使用原年谱的成果，保持原年谱的条目和表述，并注意纠正它在当时条件下的疏漏和不足之处。对原年谱的条目表述太概括者，则征引资料具体化；原条目太简略者，则补充内容；原条目有错讹者，则作认真的订正。本此方针，在原年谱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补充和必要的改写与订正，增加了110多万字，因此而成《朱德年谱》新编本。概括地说，《朱德年谱》新编本主要有以下六个特点：
　　一、对朱德早期革命活动作了较详细的纪录
　　朱德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勇战士，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军校之一云南讲武堂的高材生，1911年毕业不久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云南的起义，接着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成为滇川军界赫赫有名的将领。他是在这个基础上为了救国抛弃高官厚禄而找到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能实现这个转变是极为艰难、极为可贵的，从中可以看到朱德伟大的人格。如果没有对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高度责任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和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执著追求，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勇气，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编本对朱德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转变前后的情况尽可能地以历史资料记录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一代爱国者对救国道路的不屈不挠的探索追求。正如周恩来所说，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页。】。这是党的其他领袖人物的早期经历里所没有或不能充分体现的。原年谱记述这个时期仅有不到一万字，新编本增到四万多字。
　　二、更全面地记录了朱德参加领导武装斗争、革命战争以及人民军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历程
　　朱德曾任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是有人民军队以来唯一的全军总司令。从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他就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部队，一直率领这支党和人民的武装南征北战，经历了从南昌起义后的艰苦转战，到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会师，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接连五次反“围剿”，再到两年长征的全过程，红军重大的战略战役行动以及军队建设的诸多方面，多是他以红四军军长，或红一军团总指挥，或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或红军总司令，或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命令、作出部署的，因此，这些经历和经历中形成的历史资料就构成朱德红军时期的生平。纪录朱德这段生平，就等于记录红军的历史，特别是记录红军高层的活动。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前三年，朱德按中共中央部署，率八路军三个师挺进华北前线，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迅速在敌后战略展开，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创建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主力。以历史资料记述他的这段经历，也是记录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的历史，同时也记录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历史。新年谱记录了朱德在人民军队中的独有历史地位和经历。
　　三、注意把朱德在历史关头的活动作为主线，突出重点
　　毛泽东曾评价朱德在长征时同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临大节而不辱”。事实正是这样，朱德愈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在最危急、最艰难的时刻，愈是意志坚定，愈是有能力、有办法挑起重担，力挽狂澜，扭转危局。中国革命有两个最困难的关口，一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被投入腥风血雨之中。朱德按照党的部署潜回南昌，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情况下，他毫不退缩，力撑危局，率领起义军余部两千多人，在白色恐怖中转战湘粤赣边境，最困难时只剩下700多人，部队情绪极端低落。这时他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他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大家，稳定了队伍。他还设法保存并发展了党的这支革命武装——宝贵的革命火种，后来成为红四军也是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基干力量。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夹金山下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野心膨胀，对抗党中央北上方针，导致红军草地分离，毛泽东和党中央仅带走红一、三军团6000多人，张国焘则控制八万之师，朱德又面临严重的考验。朱德以大智大勇，坚忍负重，既讲原则又讲策略，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他先是促进红四方面军同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然后率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途中又一再同张国焘主张西进、拖延会师作斗争，最终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完成震惊世界的长征。这两段历史，可以说是朱德生平中最闪光的地方，年谱新编本把这些作为重点记录下来。如征引1937年6月19日陈云在新疆写给王明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对朱德的评价：他不管在一、四军分裂初时，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在领导者影响之下，如何地当众污辱他，仍以诚恳的光明正大的态度来应付这些事情……他始终是谆谆地以全党、红军团结一致，去劝导同志、影响同志，他一天到晚地在部队的下层去教育军队，进行政治解释，进行作战教训，以他这样的经验之多，以及团结全党的劝导，四军的军队干部竟没有一个不拥护朱德同志的，就是以前当面辱骂他的，后来也变成了对朱德同志最尊敬的人。但是朱德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和事佬”（他在问题闹僵时总会设法转圜），他对于党的中央是非常尊敬的，他坚决反对组织第二中央，坚决反对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他说：“我是革命军人，军人反党我是不干的！”他一方面公然坚持这些原则立场，同时却尽量与四军党政军领导者不分裂，以便取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的可能。如果他要分裂的话，他就不能在以后一时期争取四军与中央红军再会合了。【陈云致王明并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信，1937年6月19日。】陈云当时在党内通信中的这个表述，没有受后来历史影响的痕迹，很有史料价值，充分肯定了朱德坚定地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历史功绩。
　　四、注意记录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活动中带思想性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年事日高，多数时间没有担负具体工作，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林彪的排斥打击，到“文革”前党内生活已出现不正常的局面的情况下，他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时甚至连政治局扩大会议都不能参加。但他仍时时关心党和人民的事业，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他每年都用两三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到各地视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走遍除了西藏、宁夏和台湾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每次外出视察都及时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出报告，这些报告或信函现在成了编写年谱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了解到他对党和国家一些大政方针的思考，对经济建设全局乃至各方面、各地工作的一些建议。他提出过许多宝贵的建议，如，早在1950年新解放区开展土改时就提出要注意保护农村生产力、保护手工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和实施时又多次提出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和发展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他早在1952年3月就提出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种一天树，特别是种果树，认为这既可增加财富，换取外汇，又可美化环境，防风防旱。再如，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要及时把一部分军工生产转向民用生产，把一部分军工工业和民用生产结合起来；要重视发展山区经济（包括今天所说的老少边穷地区），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应组织力量从速开发海南岛，不仅把海南岛作为海防基地，也发展成对外贸易出口的基地；提出加紧西藏铁路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意义，并提出组织施工的具体意见；提出把我国棉花生产基地放到新疆；特别是，他多次提出要重视对外贸易，要和资本主义国家作买卖，不能关门搞建设，他还到各地寻找出口资源，动员组织出口，主张大出大进、换取外汇进口先进设备，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办法等等。1958年出现“大跃进”后，他不赞成吃“大锅饭”，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提出要让农民致富，要保护家庭生活资料，“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提出“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提出不能搞盲目的积极性、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客观规律不能违背”。【《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391页。】然而，他的这些宝贵的意见，后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年代，反而被视为“右倾”，他本人也被诬蔑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民主派”，因而备受排挤和责难，以至在十年动乱时受到批判和迫害。年谱新编本不仅根据档案资料，还根据朱德生前保留下来的100多个笔记本，全面记录了朱德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和活动，为研究朱德建国后以至晚年的情况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五、根据档案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重要内容
　　例一，1935年12月30日晚，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于困境中的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并通报所掌握的敌情。这是一、四方面军9月草地分离后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两天后，即新年元旦，亲复长电给朱德，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介绍了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电报还详细介绍了许多情况。从来往电报中可见朱毛之间的依重和信任。这段长征史、革命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过去却鲜为人知。
　　例二，朱德对红四方面军同红二、六军团的甘孜会师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情况是，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络。而朱德和张国焘则以红军总部名义同二、六军团保持着联系。1936年3月下旬，朱德和张国焘联名致电要转战在云贵边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共同北上。不料，4月1日林育英（张浩）从陕北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4月1日。】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迷惑不解，不知该怎么办，朱德却从未动摇。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页。】50天后，即5月20日，接到林育英等从陕北来电，表示对四方面军“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并表示：“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采用协商方式”【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5月20日。】。张国焘得到中央这个允诺，又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才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
　　新编本真实地记述了这段被忽略的历史，说明由于朱德坚决地争取了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会师，并促成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才有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会师。这是朱德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例三，1938年3月初，朱德和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东向太行山区挺进。2日，接到毛泽东来电，要他们调动部队西移，以加强（黄河）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队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说“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的部署致朱德等电，1938年3月3日。】。
　　当天，朱、彭联名回电表示：现在留在晋东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归我们指挥，此时决不能离开此地。同时，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在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军渡、文水、交城一线的日军不超过一个旅；山西全省的日军也不过4万人，要想大规模进攻西北是不可能的。何况目前敌正集中主力在徐州会战，要想转移兵力到华北，扫清八路军，进攻西北，也得等到攻下徐州以后，至少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并说：到了真有必要的时候，八路军可以西渡，保卫陕北，目前仍希望去太行前线指挥作战。【朱德、彭德怀关于八路军在晋东南坚持和必要时一部西渡黄河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8年3月2日。】第二天，张闻天、毛泽东、任弼时联名来电：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张闻天、毛泽东等关于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应本之方针问题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3日。】4日，毛泽东又电朱、彭：“望考虑总部取何道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为便利，如临汾以南现尚无敌，是否迂道临汾以南回来。”【毛泽东为询问八路军总部取何道转至吕梁山脉事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4日。】
　　朱德和彭德怀经过慎重考虑，在3月7日再电中共中央，申诉他们东进太行的主张，指出：现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共有30万人，分东、南、北三路，东路由朱、彭指挥，在此时不宜过河。并提出：八路军总部准备转移到太行山区的沁县，在那里召开东路军少将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以求得友军同八路军的行动大体一致。要求中央重新考虑他们的意见。【朱德、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作战及作战方针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等电，1938年3月7日。】3月9日，毛泽东电复朱、彭，同意在目前阶段，八路军主力暂不过河，在不被敌人隔断的条件下，配合友军作战；但必须巩固吕梁山脉，布置好太岳山、王屋山地区工作，以保障将来转移便利。【毛泽东关于中央政治局战略决定的基本精神问题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20时。】同日，朱德等电一二九师领导人，重申：“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我们确定方针。”【朱德、彭德怀等致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电，1938年3月9日。】
　　从这组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之间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初，前后方基于对敌情的判断等考虑，曾有过不同意见。而朱德、彭德怀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执行中央指示，他们独立思考并能负责地向中央申诉意见，最后得到中央的同意。他们把八路军总部放在太行山，对不失时机地创建敌后根据地、迅速地发展华北抗战局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说明了党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制定是有个过程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不被重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本还注意补充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或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资料。朱德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记录朱德出席会议的情况和在会上的发言，说明朱德参与了党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制定以及许多工作事项、工作部署的研究讨论。新编年谱还注意简要记载一些重要会议（虽然其中有些会议朱德没有参加）的内容或主要精神，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朱德当时的思想、言论与党的中心工作、中央精神的关系。
　　六、订正了原年谱的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
　　主要是时间上的订正。
　　例一，原年谱第161页，1937年2月1日，朱德接见《红色中华》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红军愿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如蒋介石能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则红军愿和他的军队共上抗日战场。当时是根据《军事文献》（三）所载资料编写的。新编本根据后来看到的档案资料，把发表谈话的时间订正为1月1日。这个订正来自如下考证：一是分析谈话的历史背景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刚刚几天，还不明确蒋介石回南京后对他的承诺是否有变，所以要及时地进一步地表明红军的态度，推动蒋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从其他资料中得到佐证，在同年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周恩来、博古等的电报中，有“你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38页。】等语；三是根据《红色中华》在1月29日已改名为《新中华报》，在2月1日就不能仍称是对《红色中华》报社记者发表谈话。
　　例二，原年谱第170页，1937年9月19日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张闻天并告周恩来、邓小平，建议在部队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条目，新编本把致电时间订正为10月19日。这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并参考《张闻天年谱》、《毛泽东年谱（1893—1949）》作出的订正。两本年谱都有张闻天和毛泽东10月22日对19日来电作出答复的条目，表示“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这个订正对研究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工作的历史很有必要。
　　例三，原年谱第174页至175页，关于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山南下战略转移的时间写的是：1937年10月22日，率八路军总部由南茹村南移，抵达盂县柏兰镇；23日抵达盂县上社；24日抵达盂县白水村；25日抵达寿阳县宗艾镇；26日跨正太路抵达寿阳县景尚村；27日抵达和顺县马坊镇。当时是根据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的日记编写的。后来发现这与一些史料有矛盾，判断王政柱的日记可能是总部南移时打前站或先行部队的移动时间，并非总部南移行动时间。新编本把朱德率总部南移时间订正为：10月28日，在娘子关失守、晋东战局危急的情况下，率八路军总部与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地区南下。当天，由南茹村抵柏兰镇；29日，抵盂县上社；30日，抵盂县白水村；31日，抵寿阳县宗艾镇。与任弼时在寿阳县城会见从娘子关方向撤退下来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NBD2E和孙连仲、唐淮源等友军将领；在寿阳县马首火车站会见邓锡侯、孙震等友军将领（原年谱也有同日与友军将领会见的记载，但是在26日跨正太路抵寿阳县景尚村，并于27日抵达和顺县马坊镇，已越过并远离了正太铁路又返回来会见，显然是不可能的）；11月1日，越过正太铁路，抵寿阳县景尚村；11月3日，抵和顺县马坊镇。与经定襄、忻县、榆次南下的彭德怀会合。同日，日军进占寿阳；11月7日，抵和顺县石拐镇。订正八路军总部南移的时间，不仅廓清了历史本来面貌，而且可以从历史事实中得出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这就是：八路军总部南移开始行动是在娘子关被日军10月26日攻陷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如原《年谱》所记10月22日）。这关系到当时八路军与友军的配合、八路军在山西战场的形象和影响问题。八路军总部是在完成对八路军各部在华北战略展开的全面部署后、在晋东战局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为防止被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隔断于正太路以北，才于28日离开五台南下的。几天后，正太路就被日军控制了。总部的战略转移是及时而必要的。
　　例四，原年谱第334页，1949年10月3日朱德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新编本订正为10月2日。原条目误把新华社或报纸发表消息的时间作为活动时间。这类订正还有多处
　　一位读者评价 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这是最新的领袖年谱了。原来在1996年出过一部，仅有30万字不到，放在书架上一点不起眼，所以没有借出来看。这次见这厚厚的三大本，以为一定是有点资料了，拿下来翻了一遍。可惜感觉不佳。前几年出年谱，大量摘引了一些档案，很有点意思。现在看来是做了统一的部署了：凡是7大以后的政治局会议记录都不让摘引了，凡是谈话记录也一律不摘引了，凡是1949年以后的内部文件、电报、指示也都不摘引了，凡是重大会议讲话也一律不摘引了。结果让读者读了没头没脑，只知道谱主某年某月某日到了哪里，为什么去、干了什么、讲了什么都付之厥如。却大段的摘引谱主的一些公开报道的讲话，明显给人以拼凑篇幅的感觉——难道现在这些编写的人也开始按字数拿稿费了？另外整个年谱的基调已不再是保留史料，而是演义现在的标准官方历史陈述。因此已被肯定者一概都是正确，已被否定者一概都是错误。值得关注的实在不多。稍微有点意思的，只是这些：
　　1、关于电报的署名。大量的文电署名都是架空的，开列的发电人常常并不在发出电文的地方，而且即使是在一起，也很难使人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因此朱德在红军时代的指挥权力很难得到说明。至少从现在的电文落款来看，打了胜仗的前4次反围剿和最后一次打了败仗的反围剿战役，都是朱德指挥的——由他领衔发出指令。而在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总部作战指挥，也都是他的，彭只排第二。但是当时的下级应该是知道究竟谁在实际指挥。可以猜想，实际上宁都会议后，朱是有实际指挥权的，遵义会议上没有遭批判，是毛为动员最大限度的缩小打击面所至。以后与毛指挥四渡赤水，绝大多数军事指挥电报还是朱领衔。但是否实际指挥，就难说。作为职业军人，在这一时期不断改变战役决心，指示行军路线混乱，好像太不应该，《陈伯钧日记》1935年4月9日言：“因行军路线错乱，掩护不力，以至野战军主力全部处于混乱状态，真是危险。”或许因此朱在当时的军团级干部中威信不高，会理会议前林提出由彭来指挥，正说明这一点。在彭的年谱里，把抗战初期的指挥权归到彭，也应该出于这一点。
　　2、军事原则。后来提出的几大军事原则，看来最早的总结者应该是朱。朱从红军时代起就经常写类似的总结战术原则。
　　3、有些电报摘引略详细一点。如1938年3月19日毛致陈光、罗荣桓转朱彭电报，115师3士兵在永和抢劫杀伤国军19军一位负伤到后方的连长，抢得100元晋票后脱队逃到河西被捕。毛指示陈、罗去19军长王靖国处道歉，以银元100与数十元慰问该连长。朱彭随即致电毛，建议115师枪毙此3士兵。1940年3月18日致电毛、王稼祥，言80%步兵武器使用过度，自动武器连均不足一挺，子弹枪均不足10粒。1944年3月21日毛、朱、彭、刘致电总部及各区：“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以后，我军公布战绩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令所属严格执行。”该电彭年谱亦引。4、朱自1949后，负责联系机械工业以及西南几个省区、贸易口，其每年出巡，每出必建言，大多为经济，决口不谈政治与军事，也是老臣之用心。但在1966年毛发动文革之初，讲了一句毛思想非顶峰，遭来3年的打击禁闭。该年谱绝口不谈66年中政治局奉命斗争朱之事，只言康生、林彪等人攻击朱，史笔全无。
　　对比一下自己评价 片面说林彪攻击朱德 不谈毛对朱德的看法 毛林相会是林彪说的吗 中央文献的年谱问题是单方便树立形象 受到家属的干预 所以只有自己赞扬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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