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简介视频: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

时间:2009年09月14日 14时01分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杨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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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60年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30年，后30年。仅从经济的视角看，前30年的功绩在于，建成了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建立，是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下实现的，与此同时，农业、轻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也可以说这种滞后是不得已的牺牲。
历史不可以从头再来。但即使重新再来，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决定了中国还是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扭曲生产生活资料价格以确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黑云压城城欲摧”这种国际环境下，不可能给予刚成立的新中国以足够的时间按照市场自发的模式来发展经济，即农业剩余的产生催生轻工业，轻工业的发展需求呼唤重工业的到来。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不可能让我们有充分的自信放手让市场自行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
我们的失误是，在工业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在核保护伞已经形成，已经不惧外来威胁会打断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状况下，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的模式。这种经济体制模式的顺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若是以一种盈利性非公益企业而存在，就必须生长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即必须依靠行政法令所赋予的垄断地位才能生存；二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而存在，甚至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经济体制不可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若要真正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必须等待时机，正如凤凰涅槃之浴火重生，中华民族也必须经历一场炼狱之火的洗礼，才能真正得以重新踏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这场炼狱之火，就是历经10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场大浩劫。这场大浩劫的直接后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恰在此时，中国农民以不怕坐牢杀头的胆略催生的农村承包制，这一在当时属于违宪的做法，及时地挽救了中国的经济。星星之火倏忽间燃遍华夏大地，农村活力的激发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为城市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闯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路子。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吹响了改革向城市进军的号角。换句话说，1984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但直到10年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明确了原来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成功，必须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使之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又过了10年，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终于确定了股份制作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地位。
可以这样说，从1984年算起，到如今的25年时间，中国经济的各方面改革，财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都是围绕着如何搞好国有企业而来。国有企业改革是继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环节。
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相继来自两个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继而为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开放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性保障，也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铺下了第一块石头；围绕国有企业启动的一系列全方位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由此，刺激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
以上是国内的因素。就外围的世界性因素而言，也有两大因素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梯度转移引致的产业转移。鉴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低价位优势，发达国家中下游产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二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更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外向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态更加明显，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各种矛盾凸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等等的不平衡，使得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窘境。正在此时，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国内矛盾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更加突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商业周期的自然表现。熊彼特认为，技术发明决定着商业周期，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2000年网络科技股泡沫的破灭，其实质是最新的一轮科技创新带给经济的刺激力量已成强弩之末，需要新的技术创新来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但美联储只是通过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科技的模仿，承接科技、产业的梯度转移等，于今已渐现颓势。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问题其实已经很明显地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呈现出来，那就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不足，或者说，动力将会来自哪里，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当前国内的投资方向并不能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一点。
其实，世界经济发展史已经很生动地告诉我们，在制度既定的前提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人类社会真正实现全球性跨越式的大发展，始于18世纪。从那时起，我们经历了纺织工业的创新周期，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时代以及电器、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是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时代。如上所述，以美国纳斯达克2000年网络股泡沫的破灭为标志，这一轮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发展仅仅表现为科技创新从发生国家向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这一事态给予我们的重大挑战，至今我们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到。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着手制定并立即启动了推进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国家发展战略，投巨资建设智能电网和超导电网，逐步实现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统一入网，并全面发展节能汽车和电动汽车产业，以期以新能源革命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奥巴马多次强调要加大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投资力度，并指出这是美国赢得未来经济竞争的必由之路。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远见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与此相配套的则是对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大改革、大投入。
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发展的后发优势日渐消隐，但由于国内区域之间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国内区域之间的科技、产业梯度转移仍能够在近期内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推进力。但就长远计，中国必须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所赐予的极其少见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的物质财富，充分发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建立的稳固的军事保障作用，在市场需求的培育和引领下，加大对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以期在未来大国竞争中居于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的前列。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主动地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发生中心，也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明内蕴的、必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第二次腾飞的、绵延五千年所积淀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