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梦见自己汽车被盗: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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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之谜
张雄文
1949年，对华东军事统帅粟裕而言，可谓顺风顺水，风光无限。他个人的事业，也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
这年1月6日，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身份发出对淮海战场杜聿明集团的总攻令，干净利落解决了蒋介石南线最后的“命根”——44万余人的“黄埔系”精锐嫡系部队；
4月间，粟裕率三野65万人，横渡长江，直下南京、上海，不久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委以攻台战役总指挥、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重任；
9月间，粟裕当选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与第一野战军代表团团长贺龙、第二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第四野战军代表团团长罗荣桓一起，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并继毛泽东、朱德、贺龙之后，第四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
10月间，粟裕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排名居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之前（四野政委罗荣桓非军委委员，稍后成为总政治部主任。1954年6月元帅人选确定后，直接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
12月间，粟裕还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许多研究者对粟裕这一职务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为不过是一般性的副职。但如果横向比较，便会惊讶地发现，四大野战军征战之地相继建立起来的军政委委员会，不仅机构十分重要，其主席、副主席也位高权重，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非战略区的一般人所能担任。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之后，为了“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国实行大区一级的行政区域制度，相继建立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大行政区，并在各大行政区内设立军政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机关，实施对各大区的行政领导。
东北、华北是成熟的老解放区，故称人民政府；而一野、二野、三野、四野新解放或尚未完全解放的几个战略区，分别设立军政委员会。
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起义将领）。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刘伯承，副主席贺龙、邓小平、熊克武（民主人士）、龙云（起义将领）、刘文辉（起义将领）、王维舟。
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林彪，副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起义将领）、张难先（民主人士）。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饶漱石，副主席曾山、粟裕、马寅初（民主人士）、颜惠庆（民主人士）。
由以上可见，四个军政委员会中，粟裕与其他大区所对应的人，分别是西南的邓小平、中南的叶剑英。
四个军政委员会加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若依党内职务，刘伯承是唯一的例外；彭德怀、饶漱石、林彪、高岗分别为西北局、华东局、中南局、东北局第一书记，党内的一把手（刘伯承所在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是邓小平）；若依军内职务，饶漱石、刘伯承两人又比较特殊，彭德怀、林彪、高岗分别是西北军区、中南军区、东北军区司令员，军内的“老大”。（饶漱石是华东军区政委，司令员是陈毅；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区司令员为贺龙）。
后来有人认为，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上，饶漱石玩弄了政治手段。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担任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后，由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未能当选，成为“唯一非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军区司令员，“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参见张聿温《死亡联盟》一书）
这种“谣言”存在的真实性如何，已无从考证，主要依据是饶漱石在 “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被揭露后的检讨。1954年2月，饶漱石在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的“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说：“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同上）
关于政治压力下的检讨，其真实性的折扣程度恐怕非个中人所能体会。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回忆，他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中，迫于巨大压力，“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参加《彭德怀自述》）
毛泽东称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铁血英雄彭德怀如此，被刘伯承称为“最优秀将领”的粟裕也不例外。
他在1958年5月遭错误批判，突然被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莫须有罪名后，他回忆说：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参见《粟裕的申诉报告》）
而在彭德怀和粟裕不曾平反之前，他们的检讨内容便是错误的“有力证据”，四处传播，有些至今仍被广加引用，认为既然是他们自己说的，当然“铁证如山”。
因此，在分析他们的言行时，务必辩证地分析，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说的话，即使他们亲口所说，亲手所写，若非事实支撑，也不能过于当真。
彭德怀、粟裕两位血海中冲杀出来的军人尚如此，饶漱石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自是更加不免。
饶漱石所说的“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显然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当时未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军区司令员不只华东一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也未曾兼任，所谓的“谣言”没有产生的依据。
倒是邓小平是五个大区唯一非军政委员会主席（人民政府主席）的中央局书记，如果说“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却倒还着些边际。
至于这“谣言”是否将与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有关，历史上刘伯承没有饶漱石后来的遭遇，若有，恐怕亦难幸免。
不说陈毅并非唯一非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军区司令员，即便有这一特殊性，也与其本身在华东的地位与作用的独特有关。
陈毅1947年1月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在华东履行职责，华东军区由军区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代理，华东野战军则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
1947年11月至1948年5月，近6个月时间里，陈毅奔波于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中共中央驻地杨家沟的来回路上；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陈毅还被调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他的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参加《陈毅传》）。”
1949年2月后，陈毅回到华东，但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7月间由粟裕率领移驻南京，并主持总部实际工作，陈毅则留在上海担任市长，主要工作已转到地方。
显然，陈毅的华东军区司令员一职与林彪的中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的西北军区司令员乃至高岗的东北军区司令员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实际区别，后三者从未有过“人”“职”分离的现象。
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人选，任命权限在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则由主席、副主席推选。或许正因陈毅的“独特”，毛泽东对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存在犹豫，与明确指定其他大区人选的做法不一致。
因林彪正在前线，毛泽东便令邓子恢拟选军政委员会名单，电报说：
“现林彪已去衡阳指挥作战，请子恢考虑是否有必要召集王首道（或金明），陈正人，张玺，李先念四人在一起商量一下，开出一张不包括两广的四十人左右的名单电告中央考虑……。此项名单，希望能于两星期内电告，但不要向外面泄露。”
华东的安排时间要稍早，因当时华东局副书记陈毅与常委粟裕、刘晓正在北京，毛泽东便写信委托他召集粟裕等人拟定委员会人选。信中说：
请邀集刘晓粟裕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此信写给陈毅，是因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在北京，否则避开这位华东一把手确定如此重大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信中并未有任何提及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只言片语，与不久前给予华中局邓子恢的电令一样，也只是委托他拟选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至于毛泽东曾拟选陈毅的说法，来源于后来饶漱石的检讨：“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
因当时尚未公布，饶漱石即请中央重新考虑陈毅担任，即检讨中的“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却依然决定为饶漱石，即检讨中的“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
显然，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最终确定者是毛泽东，与饶漱石的检讨中的“活动”无关。建国初的毛泽东可谓“圣明英武”，并非昏聩的“阿斗”，他的决定必然有所考虑。
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不仅未让陈毅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与其他大区对应的副主席一职，他也给了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工作的三野前委书记、副司令员粟裕。陈毅后来仅仅被饶漱石、粟裕、刘晓、曾山等人推选为普通委员。这在五大区中，才是真正绝无仅有的例外。
这或许是毛泽东对粟裕的又一种肯定，他以这种方式再次彰显粟裕在华东野战军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与一个月前粟裕成为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是一致的。这一职务，也是后来的元帅罗荣桓所不曾拥有（按常理，他应该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华东军政委员会的主要委员如下：
陈毅、谭震林、刘晓、张鼎丞、叶飞、陈士榘、许世友、张爱萍、傅秋涛、宋时轮、康生、陈丕显、肖望东、曾希圣、舒同、郭化若、管文蔚、柯庆施、黎玉、方毅、张克侠、胡厥文、夏衍、陈望道、陈嘉庚、章蕴、冯雪峰、潘汉年、荣德生
粟裕作为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副主席，地位远在后来的一个元帅（陈毅）、一个政治局常委（康生）以及谭震林等数位政治局委员之上。如果不是不久后的“高饶事件”与军委扩大会议，粟裕在政坛便不会如此落寞。他的赫赫战功遭到淡化、转移等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不会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