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追逃需要什么条件:宗教对自杀行为的影响

　　现代经济发展包含了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人们的幸福指数并不一定会提高。高度的竞争压力和较多的社会矛盾，逐渐引发了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自杀行为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它直接毁灭了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它通常会给自杀者的亲友留下无尽的伤痛，给社会造成深远的冲击。宗教作为一种满足人类终极追求，直面生命与死亡难题的重要资源，不仅对自杀行为有着鲜明的态度，也在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约束作用。

　　影响自杀行为的现实因素多种多样，其中除了包含个人的痛苦、烦恼和绝望外，还隐藏着社会、文化等因素。各大宗教一方面能够在教义上对自杀行为做出规范和评判，另一方面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有效采取对自杀危机的干预活动。

　　具体来看，各大宗教对自杀的经典论述有所差别。对于自杀行为，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基本上持反对态度。按照《圣经》对生命的观念，人类应该极力地保护上帝所赐的生命，而不能轻易地毁坏它。人类也应该完全尊重上帝拥有人类生死的主权。在实践中，基督教的教义和教规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多的有罪恶感的基督徒选择了通过向上帝赎罪的方式以得到宽恕，而非采取自杀行为得以解脱。

　　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明确认为自杀是大罪。因为人的生命是由真主创造的，生命的期限是由真主决定的，自杀行为违背了伊斯兰的信仰，违背了《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向穆斯林讲述了自杀者的下场：“如果有人跳崖自杀，那么，他在火狱永远跳崖不止;如果有人服毒自杀，那么他将在火狱永远服毒;如果有人用铁器自杀，那么，他将在火狱中手拿着同样的铁器永远在身上扎。”

　　佛教对于自杀的态度较为独特。在佛教中，“死”又被称为“往生”，意即离开尘世，到另一个世界再生，因此，生与死就如车轮一样。有了这种对死的观念，就可以使人面对死这一巨大的痛苦。同时佛教由死而肯定生的人生观，认为自杀是毫无意义的，生命才是值得珍惜的。

　　宗教禁忌影响自杀行为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统计显示,在多数伊斯兰教、天主教影响大的国家，自杀率都是比较低的，只有在信仰佛教的人中相对高一些。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和拜恩布里奇1997年在一部题为《宗教、行为异常和社会控制》的着作中研究显示，美国8%的保守派基督教新教徒认为一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天主教徒中持这一看法的也有8%;自由派的基督教新教徒中有16%持这一看法;非基督教新教的人群则有37%持这一看法。而在1979年到2000年间的荷兰，赞同一个人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保守派基督教新教徒为12%，天主教徒中持这一看法的也为17%;自由派的基督教新教徒中有17%持这一看法;非基督教新教的人群则有38%持这一看法。这些数据显示，在这些国家，宗教团体比世俗团体更为明确地反对自杀行为，同时，对于宗教团体的规范对自杀行为的影响作用，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宗教性。在中国，于2008年对广州某所高校大学生自杀态度的调查分析则表明，具有佛教信仰的大学生对自杀行为抱有宽容、同情甚至理解的态度。

　　三大宗教虽然对世界和人生的解释不尽相同，但都共同地认为，这个世界和人生只是每个人必走的路程，而不是最终归宿。人到最后都不得不抛弃自己的肉体和世界。人的最终归宿乃在彼岸——而唯一能携带的只是自己的灵魂。所以，三大宗教，都把人生的意义和最终归宿放在“灵魂”之上，在三大宗教里，“灵魂”才是唯一的“语义场”，才是唯一有意义的单元。

　　但，令人费解的是，三大宗教无一例外的禁止“自杀”禁止损害自己的“身体”，甚至都特别注重保健和养生。原因只能是，“灵魂”只所以甘愿屈就附着于肉体，乃是要借助肉体完成自己走向永恒、不朽和升高的任务，“灵魂”必须借助于肉体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自己应有的锻炼，除此别无他途。而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前，肉体决不能死去，否则“灵魂”所有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而“灵魂”什么时候会完成任务，什么时候才强大到不需要肉体做载体，什么时候才算借助肉体完成了“永恒”的历练——这一切都是人类有限的理性所不能发现和把握——唯一的做法，只能是尽可能地延长这个“锻炼”、“历练”的机会和时间，从而尽可能的加大实现“灵魂”走向永恒的概率，而肉体存活时间的长短决定了这个“锻炼”时间的长短和“历练”机会的多少。这就是三大宗教明令禁止自杀和损害身体的原因。

　　那么，在人的一生中，人怎样做才能使得附着于肉体之上的“灵魂”得到更好的“锻炼”，从而实现其永恒的目标呢?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回答。但，从各民族文化和各种宗教当中我们约略可以看见一些相同的结论和方法，那就是：为善。所以三大宗教，都在千方百计地劝人为善，都是为善的组织形式，归根揭底目的都在于实现“灵魂”的永恒。善恶怎样分辨，为什么为善而不是为恶才能使“灵魂”得到锻炼并走向永恒。这个只有问“造物者”的律法了!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自杀率增加很快，自杀已经成为中国15岁至34岁人群的最主要死因之一。在应对这一社会问题上，可以利用宗教资源进行有效的危机干预。这主要包括：逐步确立起对自杀行为的宗教禁忌和规范;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照应、相互理解的友好氛围;发挥宗教团体在情感交流、慈悲关爱等方面的优势。

　　自杀——有徵兆可以预防

　　自杀的徵兆及其预防

　　根据消防大队勤务中心统计，一九八三年六、七两月份，台北地区共发生九十一件自杀案件，比率超过往年同月份。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注意家人的生活行为，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1)一般人的错误观念

　　马偕医院蔡守仁医师指出，一般人对“自杀”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例如：“说要自杀的人不会自杀”、“自杀没死就不会再自杀”、“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再自杀”、“真正想自杀的人不会让人知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在临床上往往并非如此。

　　蔡医师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个案显示：在采取自杀行为前，自杀者会预先表达出自杀的意念或有示警求援的徵象;而大多数自杀未遂者会再度尝试自杀行为。曾有一名年轻女性，历尽十八次各式各样的自杀方式，才得以如愿了却一生。

　　根据行政院卫生署统计，自杀在一九八○年国人主要死亡原因中名列第十位，其中男性一○一一人，女性七四八人。这个数字在一九八二年仍居高不下，平均每天将近有五个人因自杀死亡。

　　研究自杀行为的专家学者们公认，上述的统计数字，仅是最保守的估计。自杀死亡被列为意外死亡者不在少数，例如：车祸、失足跌死、游泳溺毙、药物中毒等致命原因。表面上似遭受意外事故，但其中导因于自杀意图，藉意外事故以达到求死目的者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实际自杀死亡人数远超过行政院卫生署的官方报导。

　　(2)自杀未遂女多于男

　　生命线协谈中心表示，在TW自杀死亡者之中，男女比例约为一点五比一。但是自杀未遂的案例，女性则超过男性。换言之，女性自杀者虽多于男性，但真正自杀死亡者，却是男性较多。

　　究其原因，男性的自杀方式通常较女性激烈，如服毒、自缢、跳楼、卧轨、请不要玩火等，往往立即毙命，救之不易。女性的自杀方式则较为温和，如吃安眠药、开瓦斯、割腕、跳水等，获救率相对的提高。

　　与外国比较，TW自杀死亡率低于德国、RB、丹麦、瑞士、匈牙利、奥地利及瑞典等国;但高于埃及、以色列、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国。

　　(3)自杀意念通常外显

　　据马偕医院协谈中心一九八二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依年龄划分，十五岁到廿九岁阶段，以感情纠纷及婚姻不谐为自杀主因;卅岁到四十四岁阶段，以家庭冲突及经济困难为主;至于四十五岁以上者的自杀原因，则主要是经济问题和身体残疾等困扰。

　　心理学者认为，自杀者的自杀意念通常是外显的。其亲友只要稍作观察，便可发现其情绪反应有自杀徵兆。最普遍的是忧郁。典型忧郁的症状是失眠、体重减轻、食欲不振、沮丧、社交退缩、凡事漠不关心失去兴趣、身体疲惫以及严重的无助感;自杀的可能性，随着这些徵兆的出现而增高。

　　另外有些个案，自杀者则呈现紧张、焦虑、罪恶感、羞愧等徵兆，以及难以控制的冲动、易怒、敌视等的激动情绪反应。

　　心理学专家林光灿指出，近年来的趋势是学历愈高，自杀率愈高;社会各阶层中以白领阶级自杀率最高，而工业国家的自杀率又高于农业国家。

　　经济学者们认为，社会经济的波动对于自杀率的影响愈见明显。只要社会经济变动，无论是成长或萧条都会提高自杀率;反之，在社会经济稳定时，自杀率则会下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自杀率随着通货膨胀而升高。

　　TW正值工商业突飞猛进，社会急剧变迁，自杀的严重性与日俱增。从传统社会走入现代社会，随着离婚率的提高也带动了自杀率的成长。

　　现代医学愈来愈发达，一般疾病死亡率锐减，寿命延长了，然而自杀问题却愈发不可收拾。当我们面对失业、婚姻困扰、经济不景气、知识分子的无力感、老人问题、残疾问题时，我们也同时感受到“自杀”带给我们的阴影。

　　(4)防治工作亟待重视

　　一般认为，“自杀防治”不是一项消极的治疗工作，而是社会病态的一句警语，更是社会问题的探测器;“自杀防治”的对象也非仅限于狭隘的个人，而应涵盖整个社会。

　　在大多数的自杀危机个案中，当事者寻求别人的协助通常分为几个阶段。首先，向当事者家人、亲戚或朋友发出求助之信号。第二阶段为向熟悉之专业者求助，例如：家庭医生、牧师、警察、律师、学校当局及公共卫生护士等。如果自杀之企图仍然持续时，则当事者需要社会服务机构自杀预防之专业者之协助。如果上述资源均无法阻止当事者时，则真正之自杀行为发生，此时当事者会被送入医院急救。在医院中协助自杀未遂个案之专业者有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精神病理社会工作者，及精神病理护士。

　　一般社区中能够协助有自杀企图者的机构有精神病院、综合医院、精神病诊所、社会工作机构，例如：家庭服务中心、复健中心、及职业介绍中心等。TW目前常设的自杀预防机构或中心有：张老师青年辅导中心、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生命线等。自杀预防中心的设置不论在国外国内，目前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工作者接到求助的电话时，脑中必须有一重要之概念：即当事者做了明智的选择——来电话求助。因此，工作者必须很友善、有耐性、有兴趣的来接听电话。无论当事者在电话中如何叙述他的困难，既然来电话，已显示当事者希望别人助一臂之力的动机。

　　首次电话会谈必须收集与当事者本身最有关系之资料。例如;当事者之姓名及电话号码;与当事者有密切关系者(家人、医师、雇主、朋友)之姓名及电话号码，以备万一无法与当事者取得联系，或紧急事件发生时之用。首次会谈之即刻目标是在收集资料，以做对自杀潜能评价之参考。为取得这方面之资料时，工作者多采直接之问句，以探求自杀之动机以及当事者对自杀此事之感觉。例如：“你计划如何自杀?”“你吃了安眠药吗?何时?多少?”等，有时候这些问句亦可使当事者卸下一些心中不安之感。

　　了解并辨认问题的核心

　　自杀企图者多呈现一种极度的混淆与解组的情境。因为当事者往往对自己之主要问题的核心不清楚。所以在电话中常有语无伦次、含混不清之情形。工作者最重要之协助为帮助当事者了解并辨认其所面对之首要及次要问题。例如：一位女性来电话，哭泣地述说她觉得自己无价值、失望、无用、不是一位好母亲，家庭没有了她也许更好……这些感触其实是一种对真正问题之反应。工作者发现这位妇女的真正问题乃是她与丈夫不合、婚姻不愉快而萌生了轻生之意念。当工作者指出她问题之核心之后，当事者便能够借此诊断而更清晰的了解自己之困境。

　　有些当事者往往对自己之问题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他来电话求助之主要原因乃因为能够用来解决问题之有效资源已用尽，或不知如何运用有效资源;此时协助之方针，即在对各种协助资源之选择与利用。　　

　　人类求生的欲望是强于求死的欲望。有自杀企图者的问题即在于求生与求死之间的挣扎。他们一方面想死，一方面亦想活，这种矛盾的心理带来了无限的痛苦。例如：当一个人受到爱情的束缚时，他也经验一种极端爱恨交加之矛盾感。因此，常有向爱人泼硫酸而后自杀之情形发生;亦有些企图自杀者在服下大量安眠药后，在药性未发作之前即喊出呼救之声;某些人则站于高楼窗外，踌躇是否要跳下一死了之。

　　每个人对求生与求死之欲望强度不同，但如上所述，前者多强于后者。也因为这个假设，而使自杀预防能有效的施行。协助企图自杀者时，必须对此二种欲望(动机)先做一评价，而后导引其走向求生之途。

　　人际关系是重要关键

　　不论是用那一种接触或治疗，防治中心需先发掘出自杀者自己的资料。首先要找出关系人——他的同伴、情人、父母、亲戚、朋友。薛耐德门　Shneidman　说：大多数的个案其所处自杀的情境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关联，处理时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效果就不会很完全。个案的家庭、朋友和辅导员的涉入，以及防治中心和其他专业性、社区内的资源构成强力的支柱，给予个案协助和支持，是很重要的。

　　施佩克太太表示，在洛杉矶地区，有不少心理上的帮助是低花费的，甚至免费的，但是民众总没注意到。例如城内心理卫生协会有十二个分会，每个分会都设有中心，其他的机构还有免费的诊所、城立医院等。

　　自杀防治中心处理个案是在实验计划下进行，所以处理的数量不多。他们希望发展出一套处理的模式，供各相关机构使用。

　　人们常视自杀防治中心为生命的守护者。法伯洛认为，如果有人快淹死了，迅速有效的急救，可以使他获救。但拯溺是一回事，防止跳水又是另一回事。也许为了防止溺水，可以把湖滨、海滩和游泳池围起来，只有合格的人才能进入。但是心灵是个广阔的私人池子，而且不欢迎外来的监视。

　　自杀既是对压力情境的反应，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地震爆发，将会继续发生。但是，只要自杀者面对死亡时感到犹疑、矛盾，自杀防治就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