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女生唱周杰伦的歌:官委议员的潜能还有待发挥

官委议员的潜能还有待发挥

　　欧元区几个国家的债务危机，连日来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焦点中的焦点是希腊和意大利两国的政治，也因债务危机发生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变局。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鞠躬下台，由前财政部长、欧洲央行前副行长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取而代之。被形容为战后以来丑闻最多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被迫下台，新总理的热门人选是前欧盟执委会竞争委员蒙蒂（Mario Monti），如果他当选，就会组织一个所谓的“技术官僚政府”，负责落实各项经济和政治整顿方案。

政党政治的弊病

　　值得注意的是，帕帕季莫斯从未涉足政治，是个无党派人士。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为什么会在这个危急时刻任命一位无党派人士出任总理，主持处理债务危机呢？此举固然可以解读为帕帕季莫斯的“中立”较能获得朝野政党的共同接受，但也未尝不可解读为朝野阵营的政客，无一有能力化解当前的危机。这也就是说，治国能人未必都在政党的网罗之中。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决定任命一个技术官僚政府，也颇有这样的意味。

　　希腊和意大利的政治乱局，大大凸显了政党政治的弊病。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即使在国家面对危机的时刻，也难以抛弃党派歧见，寻求共识，最后只能由党外人士来收拾残局，党争之害，莫此为甚。也许正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乱相丛生，最后都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致使像帕帕季莫斯这样的能人都决定不涉足政坛，不参与“肮脏”的政治，而国家的治理也因而每况愈下，经济萎靡不振，债台高筑，并最终陷入危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最近国内有关官委议员制去留的讨论。上个月新届国会开幕时，执政党议员潘丽萍便吁请政府检讨，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和民选总统制在新的政治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她认为，现在执政党已没必要再人为地在国会注入不同的声音。

官委议员的超党派作用

　　由于上一批官委议员的任期随大选终止，因此国会最近发出通知，重新提名官委议员人选，官委议员的有效性也再次成了讨论话题，有位报章读者甚至称官委议员不能代表选民发声，也剥夺了民选议员在国会发言的时间，议会里只应容纳民选议员。但也有较为中肯的观察，认为官委议员能提供不偏不倚的无党派视角，无需因顾虑选票而哗众取宠（play to the gallery），也不受政党党纪制约，能畅所欲言，直陈胸臆，对平衡党派政治能起积极的作用。  　　官委议员制始于1990年，由每届国会决定是否要委任，但上届国会已正式确立了这个制度，并载入宪法中，使之成为固定的制度，无需再经国会讨论和决定有无。这等于说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行后，官委议员的功能已经受到肯定。不过，官委议员的潜能显然还没有发挥到极致，因此，有些人至今仍对它持保留或反对意见。 　　如果我们参照诸如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政情，再反思官委议员可能发挥的作用，或许就会减少或消除对这一制度的负面看法。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多党议会制的弊端之一，是党同伐异，互为水火，很难做到理想中的集思广益，圆满妥协。政党政治最后往往沦为政客争权夺利的游戏，使贤人退避三舍。类似或继承自英国的制度，要进入政府内阁者，都得先参加大选成为国会议员，激烈和后果难料的选战，也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美国总统制的好处在于，所有内阁部长由总统委任，不必经过大选，总统也不必一定得委任党内人士入阁，在选才任人时因此也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新加坡的议会制承袭英国的制度，虽然行动党在选才上秉持唯才是用的原则，同时兼顾党内外的人选，但来自党外的人选最后仍然需要入党，并参加大选。随着政治新常态的降临，以及多位部长在上届大选中落选，政治风险加大，我们可以预料，执政党今后招揽治国人才的工作将会更加艰难，不愿从政和涉及党派政治的能人相信也会更多。

　　虽然我们目前的政党政治情况还远没有希腊和意大利那么糟糕，但没人敢说，朝野议员都不会因为选票的压力而在国会发言时逐渐倾向哗众取宠，吸引媒体的注意以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寄望在野党不揭政府的短，只提所谓的“建设性”的意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野党只提建设性意见，帮执政党制定完满的政策，那就只有永久在野的份了。政党政治的本质就是如此，反对党是不可能成为“建设党”的。有些人就认为，批评不必得附加建议，因为，反对党没有治国的任务。

　　因此，我觉得，官委议员的角色是不容轻视的。这个制度为那些不愿涉及政党政治的能人提供了一条参政和贡献真知灼见的通道，如果官委议员都是有识、敢言和爱国之士，他们在国会里将能发出嘹亮清澈的号角声，超越党派，没有政治矫情，形成“第三势力”。这一来，我们就能减少政客在国会鼓其如簧之舌，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空间，给容易升温的政党政治及时的浇冷水。有鉴于此，真诚期待，在这次的官委议员推举中，有更多的无党派有识之士能挺身而出，共同为发挥官委议员的效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