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宜歌曲全集:许知远：中国知识分子的悖论

不建立自身的价值与使命，就会失去批判能力，在建国六十周年中迷失自己。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培瑞(Perry Link)来到北京。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受邀到中国进行一年的学术交流。迎接他的是一个炽热的夏天，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空前热烈，人们对于政府和文化传统的批评超出想像的尖锐。 

　　两种倾向让林培瑞印象深刻。普遍的悲观四处蔓延，人们觉得这个国家重病在身，非用猛药才可能有望。以十年前的伤痕文学为开端的思想解放，如今发展成一种深度的绝望。当毛泽东时代的灾难被越来越多的揭露出来时，当人们看到真实的外部世界时，既有的精神世界坍塌了。经过将近四十年的「解放」，人们反而觉得身陷囹圄。对现实政治的批评，都不足以能缓解这种焦虑，而有必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关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区分，恰似七十年前《新青年》一代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划下的边界线。 

　　另一种印象来自于普遍的忧患意识。林培瑞发现，在每次餐桌上、闲谈里，对中国的忧虑总是占据谈话的中心。人们谈论中国历史、未来的可能性，尽管言辞中透着幻灭，但人们还是偏执狂式的谈论。 

　　这些夜谈，在一年后的夏天彻底结束了，一场镇压终结一切。而林培瑞将这一年的经历写成了《北京夜话》，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达，来呈现他们对于社会、国家和自我的态度。 

　　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偶尔发现它。不过二十年的历史，书中的气氛却恍然隔世。一方面，知识分子早已沦为社会的边缘力量，没人再关心他们的谈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再没有兴趣谈论，当年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早已变成一种普遍的狂欢、冷感和嘲讽。 

　　整个国家的情绪也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二十年前，人们担心中国要被开除「球籍」，「黄土文明」抵不过「蓝色文明」，而现在谈论的则是中国拯救世界经济，中国文化输出世界。自我质疑的声音，成为公共生活的异类。一种新的选择已经形成，知识分子要么加入国家工程，领取大笔的津贴，对这个制度进行赞赏和沉默的合作;要么成为边缘分子，缺乏承认，让自己变得偏激愤怒。 

　　在这个政体迎来六十周年庆祝之时，你发现一种浅薄的自我庆祝的气氛大行其道。整个社会失去了对自身历史的哪怕是轻微的反思。难道四九年的胜利，不是建立在一场可怕的内战之上的吗?七八年的改革开放，不是因为之前三十年重重危机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吗?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不是建立在巨大的人道和生态灾难之上的吗? ……只有对代价和问题的漠视，自我庆祝才可能更加酣畅淋漓。只有对个人价值的极端忽略，才会对国家成就如此的著迷。 

　　而这种自满气氛，与整个社会的批评机制的消失关系密切。没有人在社会狂迷之时泼冷水，泼出的冷水又自动被?大的烘干机所蒸发。而在这背后，又缘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衰败。他们不再愿意充当社会冷静的审查者和大声的疾呼者。 

　　但是，这并非是要回到八八年的场景，知识分子二十年来改变是戏剧性的，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却是一致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找到自身的独特价值，没有建立起?大的自我。 

　　二十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令一个美国学者惊讶。是因为在一个学术如此细分的西方世界，知识分子间再难有如此一致的关注。但是在这种忧患意识背后，除去因为中国社会仍面临着一些根本的挑战，也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权力的习惯性迷恋。从科举年代到社会主义的国有体制，知识分子一直未能创造一个独立的思想与知识世界，也未能创造一种对纯粹的思想和知识信念。知识与思想，总是在寻求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倘若未能如愿，一代代人则陷入哀叹。 

　　正因如此，你可以理解在过去二十年的知识气氛缘何发生如此戏剧性的逆转。知识分子们似乎忧心忡忡，但迅速变成了自我消解。那些昨天还在为广场哭泣的人，明天就开始担心自己的绿卡是否能延期。公共的热情与私人焦虑之间，似乎毫无障碍。 

　　国家的暴力固然重要，但自我放纵则更为致命。这种放纵既有道德立场，也包括知识贡献。即使我们没有产生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式的巨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也本应酝酿出另一些成就。你不一定成为一个斗士，但你可以清晰而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你可以不提出政治主张，但可以透过更细致的研究和表达，来完成对中国社会更深入的理解;你可以不直接批评政治，却可以帮助塑造一种更丰富的文化土壤……但是，我们只看到道德与智力上的双重停滞与衰败。 

　　这一切似乎都与知识分子自我缺失关系密切，我们尚未建立起自身的价值与使命。所以在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是如何轻易的被错误的信念所吸引，然后在倍受折磨之后，只宣称自己是个受害者，而毫无自我反省的欲望与能力。我不能将之夸张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但的确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香港版是《镀金中国》(天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