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丽萨日娜对比照:8年，特立独行

　　■ 报道档案〖2010年〗

　　把农民赶上楼集中居住，政府以腾出的土地置换城市建设用地——2010年11月2日开始，新京报刊发《“消灭农村”背后土地财政之手》等系列报道，披露山东、河北、安徽等地“新圈地运动”对农村的掠夺。报道刊发后，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

　　2010年11月2日到5日，新京报推出“新圈地运动”系列专题报道，连续四天对全国各地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名，变相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进行了披露。

　　报道刊发第一天，便引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注意，他当天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

　　当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国土资源部也表态，要对“增减挂钩”政策进行修改。

　　据当天在会议现场的人士介绍，刊有“新圈地运动”报道的新京报，在会议上被讨论。

　　这组报道从采访到刊发历时两个多月。

　　农民“被上楼”

　　一场“农民上楼”运动正在展开。村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宅基地，也采取着行动

　　最先接触这个选题的，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涂重航。

　　2010年8月，山东诸城市宣称撤销辖区内所有的行政村编制，将原来一千多个行政村，合并为200多个社区。超过三分之二的村庄将被拆除，统一建设万人小区。

　　当地媒体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新农村模式来解读。

　　涂重航看到诸城的宣传时，注意到了他们“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契机”的字眼。

　　所谓“增减挂钩”，简言之，是将农村的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挂钩，若农村通过整理复垦增加了耕地，城市可获得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

　　各地拆村、并村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展开。

　　在诸城，他看到当地的农村多数是红墙红瓦，水泥路面，规划整齐。起初，他以为这里已是通过整治的新农村。而村民们说，这些50多年形成的棋盘式村庄，今后都要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高层住宅。

　　在诸城调查的同时，涂重航通过网络检索发现，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做法，老百姓怨声载道。

　　抱怨大多通过网络发出，河北是网民们反映比较多的省份。

　　河北省当时正在实施三年大变样（2008年-2010年）以及万村整治计划，河北计划在三年内改造15%的农村。这些要被改造的村庄，都将搬进高层小区，并且规模普及到偏远的山村。

　　而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有密切的关系。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上楼”运动正在展开。村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宅基地，也采取着行动，各地都有上访和发生冲突的例子。

　　看到这些例子，涂重航陷入思索。

　　血案引发的思考

　　这究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

　　在此之前，类似案例已引发涂重航对相关制度的思考。

　　2010年1月8日，江苏邳州200多名社会人员在一名村支书的带领下为企业征地，一青年男子被捅死在地头。

　　涂重航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调查，从征地乱象中，他第一次注意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字眼。

　　他通过查询资料发现，这项制度2006年便开始在山东、湖北、江苏、天津和四川试点。

　　邳州的做法则是钻了这项制度的空子。

　　为了获得更多建设用地指标，邳州为农民建起多层密集的“农民公寓”，强行让农民从宅基地上搬走，并由此引发暴力拆迁。

　　在那一次采访中，邳州当地滥用这项制度还不是稿件的重点方向。邳州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项制度拆迁的村庄还不多。当地违规征地多数还表现在其他违规行为方面。

　　不过那次采访结束后，涂重航一直在思考这个正在试点的制度。

　　通过整理村庄建设用地节约出来耕地，以此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这在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的形势下，会不会成为地方政府扩大城市的一种手段？这种制度是否算得上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休克疗法”，甚至是改革必然要经过的阵痛？

　　他的一个初步结论是：一方面农村个体经济已不适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需要向集中耕种、集约化生产的方式转变，这就需要农民集中居住，向城镇化的小区集中，让农民上楼或许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农民“一刀切”式的上楼居住，损失了农村固有的面貌，在这场“上楼”运动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失。

　　另外，农民的意见也不统一。农村房屋破旧或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愿意用宅基地换楼房。而那些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上楼居住对生产生活都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究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

　　一篇稿到一个系列

　　记者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深入调查，并以系列报道的形态展现，形成规模效应

　　接触到山东的“上楼”运动后，涂重航一开始感觉对稿件难以把握，找不准方向。

　　而后，通过大量阅读一些农业专家的观点，特别是看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此的言论，启发颇深。

　　他记得当时是在去往山东的火车上看到陈锡文的文章。陈锡文指出，应该警惕“让农民上楼”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实质上是看中“土地财政”的利益。陈锡文说，这场发生在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9月底，涂重航写完了诸城撤村并居事件的调查稿，并交给编辑宋喜燕。

　　对于各地的拆村并居，宋喜燕一开始就态度明确，她认为，这是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宅基地的一场赤裸掠夺。强迫农民上楼，违背农民意愿，侵犯了人身基本权利。即便城镇化是发展方向，也应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是城镇吸引农民离开土地的过程，而不是强迫农民离开。

　　看到稿件后，宋喜燕认为一篇稿件难以反映问题的全貌，也难以形成报道效果。实际上，她注意到此前已有其他媒体报道此事，也有过调查报道，但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宋喜燕与主编刘炳路对题目进行了探讨。刘炳路认为，可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深入调查，并以系列报道的形态展现，形成规模效应。他让宋喜燕尽快做一个专题方案，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2010年的国庆节，宋喜燕没有休息，她搜寻了所有能找到的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关的资料，做了操作方案，并与一些记者做了初步沟通。

　　国庆节之后的第一次部门例会上，刘炳路正式布置选题。

　　当时确定参与专题报道的记者，除了涂重航，还有黄玉浩、孙旭阳、钱昊平、朱柳笛。当时曾有一个设想，专题既要揭露问题，也要对一些地区村庄改造的样本经验进行报道。

　　毕竟各地侵占农民土地，大多都是打着村庄改造的名义进行的，那么村庄到底该怎么改造？有没有非常成功的例子？为体现报道的建设性，决定在专题中增加一个村庄改造的样本。不过，选取的村庄最终被发现不具有普遍借鉴意义，样本没能呈现，这是系列报道的一个缺憾。

　　同时，会上还决定采访相应领域的专家，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从根本上进行解析。后来记者采访了河北大学乡村研究中心李昌平、社科院于建嵘、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郑风田。郑风田对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进行探讨，于建嵘则是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进行解析。

　　当时设想的这样一组报道，有点有面，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最终的报道效果，达到了原先的预期。

　　意外的“猛料”

　　马鞍山和泗县预备交易指标。两名记者分赴两地采访。最终，两地的交易没有成功

　　确定该系列报道的分工后，当天的部门例会，记者报题目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案例。

　　会上，黄玉浩报了一个选题，他的老家安徽泗县将土地指标卖给了马鞍山市。

　　马鞍山是安徽较发达的城市，但空间有限，发展受到制约，泗县是一个有地没钱的县，于是这两个地方达成了一个交换协议，马鞍山花数亿元购买泗县的土地置换指标。

　　这是一个明显打擦边球的做法，是滥用政策。

　　例会上决定将这个选题也纳入专题报道中。为避免记者本人到自己老家采访的尴尬，刘炳路让另一名记者孙旭阳赶到泗县采访。黄玉浩则去了马鞍山。两人分工合作。

　　孙旭阳到达泗县的时候，当地正在大张旗鼓地搞拆迁。深入采访后他得知，正是在让农民为置换指标腾地。

　　泗县一名副县长认为，拆迁是地方发展的必须。据他讲，安徽省规定每户农民宅基地不能超过160平米，淮北平原则不能超过220平米，而泗县几乎所有村子都超标，如果严格按照省标准来，可以腾出大约20万亩地。在当时省里几乎不再批用地指标的情况下，这些地成了泗县唯一获取建设用地指标的来源。

　　地方政府究竟是在保护耕地，还是让耕地更快地被混凝土建筑占领？孙旭阳在心里打了问号。

　　泗县的这场拆迁，背后的交易数字有多大？虽然知道泗县有与马鞍山协议“买卖”之事，但孙旭阳一直不知道真实的数据。事情就这么怪，正规途径不能完成的事情，往往在偶然中完成。

　　就在这个副县长的办公室，孙旭阳见到了泗县的国土局长，一见记者与副县长相谈甚欢，局长要请记者吃饭。

　　饭桌上，孙旭阳知道了泗县已与马鞍山达成了4000亩的土地置换指标交易意向，价值4亿元。

　　后来他还得知，协议草案签好后，已经提交安徽省国土厅，等待批准。

　　据了解，新京报刊发报道后，这场土地指标的交易最终被叫停。

　　“凭稿子说话”

　　第一篇报道刊发后，陈锡文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并对报道进行了肯定

　　历经2个月，辗转5个省。

　　2010年10月底，记者们的稿件陆续完成。专题取个什么名字很重要，既要直指要害，又要响亮，吸引读者注意力，还不能故弄玄虚。

　　一开始宋喜燕想过叫“农民被上楼运动”，“关注土地增减挂钩”，总觉得有些平淡。

　　刘炳路说，既然这本质上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不如干脆就叫“新圈地运动”，直指要害。得到大家一致赞许。

　　这个系列报道分为三篇调查稿和三篇对话稿。深层披露各地政府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圈占农民土地以谋取城市利益的实质。并将运动实施的各种表现形式，各个环节的操作，深度剖析。

　　几篇调查稿都逻辑缜密，证据翔实。文章的核心直指相关制度本身的漏洞。

　　一系列文章，也对中央财政体制以及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保红线”双重压力进行了反思。

　　文章见报后，全国超过百家媒体发表相关评论，也同时掀起一轮对“新圈地运动”密集的报道热潮。一些专业杂志还以论文形式转载，在业界引起争鸣。

　　在之前稿件采写的过程中，涂重航一直想采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但没有成功。

　　11月2日，第一篇报道刊发之后，涂重航再次拨打陈锡文的电话，他接受了采访，并对新京报的报道给予肯定。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京报的报道将地方政府利用增减挂钩制度进行的错误做法基本全部阐述，这种局面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改正。

　　2010年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官员给刘炳路发短信，说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在研究你们报道的“新圈地”。

　　当晚，新华社播发通稿：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城乡增减挂钩”制度，严厉批评了一些地方政府伤害农民利益的做法。随后，国土资源部作出修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的决定。

　　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是整个报道推出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2010年11月11日，新华社通稿在新京报全文刊发。这一天正是新京报的7周年生日。

　　撰文 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