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吉他和弦:底层人群无背景无身份向上流动困难

底层人群无背景无身份向上流动困难

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1．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3．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

“不能绝对这么说，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及措施应当首先考虑弱势群体，而不是最后才照顾到这部分人群。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当尽可能一致，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今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公务员，不再实行加分等优惠政策。人社部还承诺，继公务员公开招考后，2012年，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也将做到公开招考。这些有助于公平公正的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把希望还给“老程们”

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70岁的河南农民老程原本过得挺惬意。千辛万苦，老程终于把小儿子供上了大学。孩子毕业留在北京，虽然只是小职员，可让老两口的养老有了着落，其他3个当农民的兄弟们盖房子、看病，他也搭把手。

老程说，村里年纪相仿的老哥儿们，也都是“沾”了进城子女的“光”，有钱花、有指望的日子挺好。

可最近几年，惬意的老程心里渐渐不安起来——孙子们小小年纪全都去城里打工了！他质问：“为啥不读下去，读大学！”

几个留在农村的儿子回答说，农家娃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好工作。“在街上发传单，挣钱还不够吃饭。白花了几万块供他！”儿子还说，邻县前年选了12名乡长，基本都是官员和老板的子弟。“这社会就是三六九等的，你还敢指望‘鲤鱼跳龙门’么？”

老程当然没话说。可眼见孙儿们在城里受累，“房子买不起、生病看不起、女人娶不起、麻烦惹不起”，日子过得拮据又憋屈，想想自己当年“改换门庭”的渴望与艰辛，老程脸上渐渐没了笑容。

老程的心路历程，也是当前许多人真实的困惑。

寒门子弟还能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吗？

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让人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擢升”。 “往前追三代，都是苦出身”——现在大多数的“金领”、“白领”，其实根儿都在农村。像老程家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人“上了一层”，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情感上，他都有能力反过来关照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向上的“奋斗”与向下的“反顾”，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谐共生。

然而，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如果社会成员一出生就被烙上“穷人”、“富人”的印记，如果全凭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来决定一生的成败，那么社会弱势群体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把希望还给“老程们”！

蚁族生存现状调查

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百万“蚁族”大军 《蚁族》主编廉思认为，“80后”已经分化为“富二代”、“海归”、名校精英和草根“蚁族”等多个层次，每个“80后”都应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作为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廉思带领着课题组和深访团队花费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有关这一群体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作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由廉思主编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一书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关注和持续探讨。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 廉思说，《蚁族》揭示了“80后”最真实的生活和奋斗状态，也让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认识“80后”的坚强与担当。

　　走进唐家岭：“80后”调查“80后”

　　《蚁族》一书出版后，“蚁族”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百度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甲流”之后。该书的主编廉思随之踏入了“公众人物”的行列，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叹“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火”。

　　谈到缘起，同为“80后”的廉思说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篇报道引发了廉思对聚居在北京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们生存状况的关注。

　　那是2007年的夏天，信手翻来一本杂志，杂志中有篇名为《向下的青春》的报道瞬间吸引了廉思的目光。报道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竞的大学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故事。“文中，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我想，怎么还能有大学生在北京过这样的生活？”震惊之下，廉思决定亲自去看看。

　　唐家岭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最边缘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以前也曾有人报道过唐家岭，但是仅限于那里的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但廉思却实地找到了另外的惊讶：“我觉得那里很不一样，房屋出租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是一定要有宽带。当时我就觉得，那绝不是一个农民村和民工村，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

　　2007年年底，廉思组织了一次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队员和深度采访队员们也进了村。在那里，他们和每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大学毕业生们同吃、同住、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也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

　　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他们获得了有关该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资料。

　　百万“蚁族”：读书改变命运？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他们概括出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郑章军，是最让廉思印象深刻的一位受访者，这个1982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自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郑章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他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的郑章军很淘气，成绩也不好，但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常常鼓励他。念五年级之前，村里没有通电，郑章军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高三时，学习很紧张，父母很早就上炕休息了，他却从不觉得困——无论多晚才睡，第二天一早起床，又立刻精神抖擞。

　　“我懂事以后，一直都想着要考出来，从来没有变过。”郑章军说。2002年夏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快递到了林西这个小县城，村长亲自敲锣打鼓，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了郑章军的家门口。

　　两种前途：搬出“蚁族村”或回老家

　　2006年7月，郑章军大学毕业。踏出大学校门，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箱书和一箱衣服运到了位于二里庄小月河的亿展学生公寓，成为一名“蚁族”。

　　6人一间房，每人每半年付1350元房费，能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找到一个睡觉的铺位，三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某个夏日，下铺的室友一觉醒来，发现鼻子堵得慌——居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他们下决心杀蟑除害，周末关上门，狂喷一通杀虫剂，下午回来一开门，“满地都是蟑螂尸体，一两百只都不止。”

　　郑章军家收入水平在当地中等偏下，除了学费，他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要钱。因此，本科四年，他几乎做过所有的兼职，派传单、家教、节日促销。如今，郑章军是一家国企的软件工程师。工作稳定后，郑章军还常在网上找“私活”，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干。

　　郑章军曾有个女朋友，“这个女孩起初说她不爱逛街，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谁知她其实很爱逛街。”女友承认自己很现实，曾说：“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毕业后，女友回了江苏老家，郑章军留在北京闯荡，他们自然就分手了。

　　高中时，郑章军曾草拟了一份计划表，希望督促自己不断努力，“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份宏大的计划”，虽然不切实际，当时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目前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他的目标是开个小饭馆。他还计划5年内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到时，租间每月1000多元租金的房子，既能生活得更舒适，还可以作为办公场所。郑章军非常努力，对他而言，时间无比珍贵。

　　廉思介绍说，他们曾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

　　“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5年是个坎，三十而立，经过5年的打拼他们不可能再漂了。”廉思说，5年后，对“蚁族”来说只有两种前途：混得好些的，搬出聚居村，搬到北京北五环外回龙观、天通苑等地，七八人合租一间三居室，两人一间房；或者回老家。

　　“蚁族”心态

　　廉思认为，对“蚁族”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大不相同。“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会逐渐成长并进入社会的“准精英阶层”，而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在年轻常遭到冷遇，或自认为被社会鄙视、常遭到不公待遇，那么，当他进入四五十岁，事业获得成功后，他会如何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蚁族》一书出版后，廉思接到了很多“蚁爸”、“蚁妈”的电话。一位“蚁妈”说她流着泪读完了整本书，说她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里做“蚁族”。女友曾对郑章军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你今天买房，我今天就嫁给你”，也在网络上引来无数回帖。

　　电视剧《蜗居》的热播使一些重要问题得到了凸显，道德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成功？有车有房是否就是成功？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

　　有家难回

　　根据调查组的研究分析，“蚁族”产生的原因，既有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大城市吸引力强大、大学生择业观相对滞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有差异等宏观因素，也有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生活成本低廉、追求群体认同等主观因素。

　　尽管日子清苦，不到万不得已，“蚁族”从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回老家。

　　“有些人说让‘蚁族’回家。让他们怎么回去？”廉思说，据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他怎么能回去？”

　　在调研中，他们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这些大学生们“你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有什么？”“蚁族”们的选择包括：为了梦想，希望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父母，要把父母接来大城市一同生活；为了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爱人，大城市机会多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选择几乎都是在为别人着想，很少是为自己。所以说，‘80后’身上体现了一些特别传统的东西。”廉思说，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80后”最真实的想法和生存状态，他们既不是人们以前所说的是“自私的一代”、“不负责任的一代”、“最放纵的一代”；也不是光鲜亮丽的“鸟巢一代”、“奥运一代”，他们有彷徨、有迷茫，他们也坚强，同时又在为梦想打拼。

　　“很多蚁族对我说，他们的梦想是3年买车，5年买房。很多北京本地人都觉得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尽管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蚁族’们选择的道路，但是，如果3年以后没有车，5年以后没有房，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梦想破灭了，他们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蚁族”应提升自我实力

　　廉思指出，“蚁族”自身也要反思，是否应该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规划又在哪里？“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过高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做‘比尔·盖茨’，那么工作一年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离比尔·盖茨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你既要有远大的目标，不沉沦于世俗，同时也要有具体的目标，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时刻在进步，这样，才会进入一种正向循环。”

　　廉思建议，政府应该增加对“蚁族”的职业培训。“蚁族”们通常一年换两三份工作，工资永远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他们迫切需要知识技能和薪酬待遇上的晋升。而根据调查，绝大部分“蚁族”都认为自己缺少知识技能、人际沟通技能等能力。

　　此外，“蚁族”们之所以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二、三线城市和大城市差距太大。在二、三线城市，“人脉”更为重要，不少人即使回去了，也很难找到工作生存下去。国家应该加大对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缩小城乡差距，给“蚁族”回家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环境。此外，在廉租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应有所倾斜，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等等。

　　“蚁族”中九成以上为非重点大学、民办、专科学校毕业，学历对他们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蚁族”要发展，也应该努力放平心态、提高自身的实力。这也是很多“蚁族”目前正在做的。

　　廉思说，在北京唐家岭的“蚁族”中，不乏成功案例，一位连续5年报考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女孩，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地被一家瑞士企业录用，搬出了聚居村。

　　“80后”的层次分化

　　作为一名“80后”，廉思对于“80后”的未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后”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立”不起来，他们一定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在看来，他们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这个年纪的人承担的东西。同时，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也体现了很多迷茫、彷徨和无奈，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我相信，‘80后’这一群体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化。比如，‘富二代’、‘海归’、以北大、清华等为代表的重点高校毕业生以及从底层开始奋斗的‘蚁族’等。这些不同层次的‘80后’对社会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廉思说，对于“80后”而言，未来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把他们的心凝聚到一起，才能真正做好事情。

　　目前，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认识差异很大，比如，对“富二代”而言，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资源，更容易成功；而对于像“蚁族”这样从社会底层开始奋斗的“穷二代”而言，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但社会至少应该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人无法选择父母亲人、家世背景、聪明才智，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的工作机会，这些是应该被保障的。

　　廉思向记者透露，《蚁族》一书目前正在筹拍电视剧，“我希望能够拍摄出‘80后’真正的奋斗。”

“阶层固化”挑战中国

　　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读书者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既得者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盘点2010：“二代”标签与阶层固化

　　这是2010年诸多热点新闻的惯常模式:但凡新闻事件当事人被贴上“官二代”“富二代”或“穷二代”的标签,都会迅速招致大量网友围观。在我们印象中,似乎飙车撞人且蛮不讲理的一定是“富二代”,在公务员考试中玩猫腻走后门的一定是“官二代”,而被“富二代”和“官二代”欺负的自然是“穷二代”。

　　这种标签化的逻辑将当事人的身份冲突升级为阶层矛盾,很明显地预设了一个可能有失偏颇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但公众似乎对这种偏见并无太多异议。这足以表明,“二代”标签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身份属性,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野正在可怕地变得越来越明晰。

　　所有在今年出现的网络新词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语比“拼爹”更能直观地体现当前的阶层固化趋势。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年轻人能否走上成功之路,往往不在于你自身能力的强弱,而在于你是否拥有一个“好爸爸”——“富一代”和“官一代”们利用自己经济和政治优势,为后代铺设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关系网络,让这些锦衣玉食的年轻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占尽先机；而没有权贵后台和财富背景的“穷二代”们,在起跑时就已经被甩在后面,无论是教育、就业还是社会交往都屡屡遭遇身份壁垒,“奋斗了18年,还是不能和他们一起喝咖啡”。

　　2010年,网上那些被贴上了“官二代”标签的人一如既往地嚣张。作为“官二代”,保定市某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在河北大学校园飙车致人死亡之后,可以狂妄地喊出“我爸是李刚”；作为“官二代”,永嘉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侄儿在酒后暴打交警时,也可以大声说“我叔叔是金国友,跟老子作对的话非弄死你们不可”；作为“官二代”,涉嫌在宁夏公务员考试中作弊的马晶晶,能让举报人王鹏以诽谤罪的名义遭遇“跨省追捕”……

　　相形之下,“穷二代”们在2010年常有扼住命运喉咙的豪情,但每次喉咙却都似乎被命运扼住。一项调查显示,七成以上“蚁族”来自农村和县级市。这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最“悲催”之处还在于,当福建省屏南县财政局、浙江上虞市招商局为“官二代”们“量身订制”招录条件的时候,“穷二代”们只能喟叹“人家有背景,我只有背影”；当年仅十岁的南京“富二代”将豪华汽车作为生日宴抽奖礼物的时候,很多“穷二代”正蜗居在憋屈的“胶囊公寓”,为日常的衣食住行发愁……可以说,“官二代”和“富二代”在很多时候都严重侵蚀了其他社会阶层获得资源的机会。

　　在一个健康而有序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在各个阶层之间实现自由流动,而不是在父母的身份和影子中定位终生。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凝滞倾向,造成“富二代”世袭财富、“官二代”世袭权位和“穷二代”世袭贫困的畸形格局有扩大之势。不同的身份标签代表不同的人生轨迹,让“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并且在代际之间传承,成为社会失衡的栓塞。

　　今年5月,新华社调研小分队在多个地市采访后得出结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红线”即是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但日益固化的阶层格局显然会让收入鸿沟不断加大,甚至造成“红线”失守——权贵阶层拿走社会财富蛋糕的绝大部分,而弱势阶层则难以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稍微令人欣慰的是,整个社会越来越关注阶层固化问题。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指出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实际上,中央也正在从制度上做出安排,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公务员招录制度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或稳步推进。不过,要让“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照耀到每一个人身上,让大家身上的“二代”标签不再像传家宝一样传给下一代人,我们已有些拖不起,这些改革还需加快。

消解“阶层固化”隐忧

如何才能通过制度安排，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从而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

　　近来，“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等热词蹿红网络。从被指“欺实马”的杭州飙车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刚”的河北大学撞人案，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学生举报“官二代”被宁夏吴忠警方跨省拘捕一个个公共事件不断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将“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的社会断裂与对立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份标签”成了不少民众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事实真相以及对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理背后，其实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尤其是对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日趋困难，而特权阶层权力代际传递不断增强的情绪宣泄。改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新背景、新课题。

　　“拼搏不如拼爹”？

　　合理、充分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1978年中国吹响的改革开放号角中，社会层面的最强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论”与“血统论”对人的桎梏。恢复高考，让无数青年有了改变命运的平等机会，实现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正是充分的阶层流动，为30多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持续动力和人才支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社会阶层的分化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社科院2001年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虽然引发争议，但是每个社会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国有没有一个底层群体存在，而在于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局面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缓解，近年来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从教育层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过去，平民或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路径是：家庭贫困——发奋读书——考上大学——顺利工作——改变家境。但现在这一传统的底层向上流动模式出了问题，教育产业化带来的教育费用攀升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

　　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年就读优质公立幼儿园的费用都已逼近重点中学，读大学本科普通专业仅4年的学费就达2万元左右，如果是艺术类专业四年的学费高达6万元。按现价计算，要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支出在20万元以上。应对这样的“高消费”，工薪阶层父母都压力很大，社会底层人群更是难以承受。近几年，本刊记者每次到下岗职工、无业居民等城市困难群体聚集区走访，大家抱怨最多的除“腐败和社会不公”外，就是“子女教育费用高，无力承担”。

　　同时，高考的公平性也在急剧恶化。一些地方不断曝出保送黑幕、加分泛滥等丑闻，权势、金钱击碎了老百姓心中高考是“中国相对最公平的竞争”形象。在2009年备受全国关注的重庆民族考生造假事件中，被公开点名的造假者父母都是重庆区县的党政领导干部，有的竟然是招办主任。而当年重庆共有6.5万人获得高考加分，加分人数超过考生总数的30%，名列全国榜首。

　　从就业角度看，公平性的恶化程度比教育界更糟。找个理想的职业——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是每一个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自我期许。但给人希望的《奋斗》只是电视剧，现实却比《蜗居》还残酷，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沦为“拼爹游戏”，父辈社会地位的高低，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成为子女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一句风行网络的“恨爹不成刚(李刚)”道出了多少年轻人的无奈与叹息。

　　2005年我和同事在采访时就发现，就业过程中的权力代际传递和阶层固化现象已凸显出来，扩招表象下的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三无”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当时获得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西部某省会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近年来更加突出了。从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考不断爆出的“老子招儿子”、“量身定做”等新闻可见一斑。比如，福建屏南县财政局招聘公务员的条件苛刻怪异，结果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报名，“恰好”是某副市长之女，被网民称为“史上最强政府招聘”。经媒体曝光后，县财政局局长和人事局局长遭停职检查。现在，官员之间互相安排子女就业似已成为“潜规则”，有的还通过姻亲关系进一步巩固联盟，这种“精英复制”、“权力世袭”的情况在县一级尤为突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也是县级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碍。

　　阶层固化的社会没有赢家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物质生活的丰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到来，使“中产阶层”成为了社会热门话题，似乎中国人很快就要过上“美式中产生活”。培育中产阶层，推动我国社会结构由“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当时成为社会共识。

　　但这样的愿望近年来无疑破灭了。由于正常的社会流动遭遇各种壁垒，被称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不仅没有壮大，社会的分化反而加剧了，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底层人群庞大的“倒丁字形”结构，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而阶层之间的误读和对立日渐走强。

　　一起普通的车祸，当事人双方的身份、地位，甚至肇事车辆的品牌都可能决定民众的态度，至于责任认定反而少有人关注。如果肇事车辆是宝马，撞的是普通老百姓，那就成了“宝马撞人案”，立即被民众贴上了“为富不仁”的标签。如果当事人是党政官员或政法干警，那舆论绝对一边倒，任何解释都会被视作“官官相护”。

　　这种阶层间的误读与对立，在2008年哈尔滨6名警察打人致死案中尤为典型。最初，网络民意普遍痛斥警察滥用公权，对学生施暴，要求“严惩警察凶手”。后来，有人散布谣言称“死者有高官亲属背景，为人嚣张”后，受害者身份变成“官二代”后，网络民意立即出现一个180度的转弯，反而为涉案民警鸣冤叫屈，不少网民甚至称“警察打死恶少是为民除害”。

　　当下的中国社会，官员与民众，富人与穷人，精英与草根，体制内与体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们”和“我们”，各自的话语体系犹如鸡同鸭讲。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各种社会资源，并固化利益；社会底层则抱怨社会不公，极端的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露出苗头。人人都认为自己“弱势”，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紧张状态。

　　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没有赢家，社会也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在，“无权势、无背景、无关系”的80后、90后年轻人一步入社会，面对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凭借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难度加大，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男人面对的可能是“富士康”式企业，女人面对的可能是“山木集团”式老总，不少人成为漂荡在城市的“蚁族”或“底层知识青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决定着国家未来的走向。如果强烈的不公平感、挫败感与被剥夺感始终左右着一代年轻人的情绪，那么培养出的就是“愤怒的一代”，当他们成为国家主人翁时，可能就是一个“愤怒国家”，在世界上“愤怒崛起”。

　　在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输家。阶层对立使社会缺乏理性、客观、公正、宽容的环境，精英阶层被预设为“坏人”与“恶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安全感的降低，使一些有权、有钱人不断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境外，并拼命为子女谋取更多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希望既得利益能千秋万代，世袭永享，永不变天。但这样就真的安全了吗？

以“法”弥合社会裂痕

　　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必须靠“法”。

　　60余年的共和国历史证明，一旦法治沉沦，往往就是人治横行，权力为所欲为，社会混乱的时期。因此，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

　　防止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法”就是规则，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对滥用公权的党政干部，破坏社会公平的人必须依法处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过对每一起公众事件的穷追猛打，一查到底，让践踏规则的人付出相应代价，才能树立法律的威信，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目前，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有一个错误的倾向，一些官员认为只要加大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提高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水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能实现社会和谐。但是，钱带不来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解决“权力通吃”、“潜规则”危害社会的问题，生活水平再高，财富积累再多，都只是缘木求鱼。

　　历史的经验表明，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对权力的驯服，把权力关进了笼子。只有实现了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保障公民权利才不会落空，公平正义才能“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此外，还要打破各种阻碍社会流动壁垒，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是今后的一个重点。当前，尤其要防止利益集团扭曲改革，导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尴尬。比如一些地方农民“被城市化”、“被上楼”等等，看起来是改革，其实瞄上了农民的土地。

　　在各地的户籍改革热潮中，四川成都的理念值得关注。即：尊重农民的选择权，户籍统一不以农民放弃原有利益为代价，到2012年实现城乡自由迁徙，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基本权利不平等。不管其改革能否成功，单就改革思路来看，抓住了推动社会流动的“权利均等”核心问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浩繁工程，应以此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