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小城故事楼盘: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视野：内向性与外向性

城市史研究的两种视野：内向性与外向性

“中国城市史研究”专题讨论之二

《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戴一峰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虽然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一30年代，但其成绩斐然却是与80年代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骤然提速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走过的学术路径，综观林林总总的实证性和理论性论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史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野——内向性视野和外向性视野。①前者指的是研究者探索的目光朝向城市内部，聚焦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行政管理的建构、市政建设的展开、部门经济的发展变化、各种社会组织的产生与运作、社会空间的分异与变迁、医疗卫生事业的演化、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大众娱乐的普及、生活习俗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更替等等；后者则是指研究者探索的目光朝向城市外部，聚焦于城市与所处区域、关联区域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与制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构成的城市网络的形态与运作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约占九成的研究成果为单体城市研究②，而大多数单体城市研究都偏好内向性视野。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者侧重于对城市人口、组织、管理、社区、阶层、经济、教育、娱乐等某一城市局部或某些城市局部状况的描述，很少同时将视野外放，考量城市内部各部分或各要素的演化与城市周围地区人文生态以及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即便是一个单体城市历史的研究，也需要在以内向性视野关注城市内部的同时，运用外向性视野关注城市的外部关联性。因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恰恰相反，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关联性和开放性。以粮食为例，如果没有城市外部的农村为城市提供城市居民的基本食品，城市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③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产生、发展，及其个性特征，总是或多或少与城市所在周围地区或关联地区的自然禀赋、人文生态及其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有些城市的外部关联，可能覆盖～个跨国的地域空间。比如，厦门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地处的闽南居民建构的南中国海区域移民、商贸、侨汇等网络的发展变化紧密关联。是闽南移民以厦门为中心的常川流动，促进了厦门海洋轮船客运业的发展，并带动了近代厦门的航运业；是闽南移民形成的特殊消费市场，促进了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以及国内贸易，并带动了相关近代工业的发展；是闽南移民的投资促进了厦门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厦门近代公用事业、市政建设、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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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月之、张生在《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载《史林》，2008(1)]--文中指出：“90年代中期后，城市史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向内的取向，对城市内部区域、人口、功能、结构的深入剖析……；另一方面是向外的取向，编写城市通史。”前者所指与本文的内向性视野基本吻合；但后者仅指城市通史的编写，则和本文的外向性视野大异其趣。

②参见张利民编：《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见《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载《史林》，2008(1)。

③赵冈曾将城市发展规模的界限与城市外部粮食生产的余粮率相联系，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若干特征作了颇为独到的解读[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2)3。]

果仅仅将研究视野局限于厦门内部，我们将难以充分理解和解释厦门城市近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①

    从城市发育、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任何一个特定区域的城市都经历了从零星散布的单体城市到形成城市集合、城市体系的演化历程。城市史的研究似乎沿着同样的逻辑演进。20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城市史从单体城市史研究起步，其后逐渐进入对群体城市和区域城市史的关注。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区域城市史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定空间内一组性质、类型、规模各异但又相互密切联结的城市，即一个城市集合体。是故，区域城市史研究本应当具有总体史观的基本特征，具有表征区域研究特色的空间史观，应当在区域视野下对该区域城市群体做历时陛与共时性的探索：前者侧重于探究在这一特定空间人文、自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城市群体发育、演化的历史进程，各个发展阶段该区域的城市化程度及其基本特征，以及城市群各要素的阶段性演进；后者则侧重于探讨这一城市群体空间网络的结构与功能，该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透过城市网络的往返流动、运行机制和生成的效应等等，以凸显该区域城市体系的区域特征。换言之，区域城市史研究本应当最适合于交错运用内向性和外向性两种视野。但遗憾的是，研究者大多侧重于粗线条地叙述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内城市规模的扩展、城市体系的形成，而甚少深入探讨区域城市群体发展变化与该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变迁间的内在关联，也甚少细致入微地探讨区域城市群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的具像以及与城市群个体发展变化之间的关联。所以，在今后的城市史研究中，应当大力提倡内向眭视野与外向性视野的交叉并用。

    首先，尽管对城市化的定义和解读尚有分歧，但城市化是城市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已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城市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总是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集中进行的。这一空间并非由城墙所界定的地理空间，也不是为行政管理权力所覆盖的地理空间，而是与城市形成和演化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文生态系统，一个在地理空间上覆盖城市内外的特定区域。是故，单一的内向性视野显然无从令人满意地解释和揭示城市化进程及其阶段性结果。唯有借助内向性和外向性双重视野的交错考察，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城市化的准确认知。

    其次，由于法国年鉴学派的倡导，史学研究应当富含“问题意识”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研究者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可以产生各种问题。但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研究者面对任何研究对象都应当回应的。就城市史研究而言，无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单体城市还是群体城市，我们也总要问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研究的城市或城市群是什么样的？二是研究的城市或城市群为什么是这样的？就近二十多年国内的城市史研究观之，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偏重于描述和回应第一个问题，而忽视探索和回应第二个问题。究其原因，应与研究视野过于单一、狭窄有关。是故，唯有内外两种视野的有机结合，才有望完整地回应上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再次，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强调历史事物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观(或整体观)”，正是吸纳了这一原理之精髓。作为一种认识论，总体观的提出，原本就是针对此前史学研究在“专业化”的名义下，将研究对象不断割裂和细碎化的倾向。就城市史研究而言，单一的内向性视野易于引致就城市论城市，忽略城市作为一种复杂关系体的外部关联，甚至就城市的局部论城市的局部，忽略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而导致被学术界责难的研究“细碎化”。因此，唯有内向性视野与外向性视野的综合运用，才能避免陷入局部、片面的城市解读中。

最后，两种研究视野的交错并用，有望为城市史研究开拓出更为门润的领域，深化城市史研究理论，并使城市史研究更贴近现实。对此，国外学术界城市史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如在城市史研究发源地美国，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开始对以往美国城市史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内部问题的研究倾向提出质疑。著名美国城市史专家埃里克·兰帕德主张扩展研究视野，重视城市化动态过程的研究，由此形成其影响甚广的、包含四个层次十一种要素的城市化理论。其中第三层次即强调关注城市与外部的关联。90年代初，萨缪尔·海斯发表的《从城市史到城市化社会的历史》一文，更是融合内外视野，同时关注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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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l994(2)；《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38～53、297～372页，长沙，岳麓书社，2004。

的社会变迁及其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城市化理论。①而在加拿大，由于20世纪50年代J．M．S．凯尔莱斯提倡的都市主义理论的影响，其城市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内外视野结合的特征，并逐渐形成都市一区域理论。凯尔莱斯于70年代末发表的《都市与区域：l914年以前加拿大历史上城市与区域的相互作用》一文，就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80年代初，吉尔伯特·斯蒂尔特发表《城市史的区域结构》，主张应改变以往将城市作为一个实体来研究的习惯，而将城市视为一种复杂的关系来研究，由此进一步发展了都市一区域理论。②反观中国城市史研究，虽然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其宏观区域理论对中国区域城市化的研究已久为学术界所熟知，但国内学术界似乎更多关注施坚雅所建构的宏观区域体系理论与实体，而甚少体察他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视野与路径。施坚雅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书，堪称融合运用内外视野的典范。诚如他在导言中所言：“本书是围绕着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三个方面组织起来的。第—编论沭城市的建立与扩展，以及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诸种因素。第二编着重城市在各自的腹地和区域中扎根，论述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第三编论述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③我们由此可以透视他的研究思路与视野。该书所收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的《宁波及其腹地》—文，则可以成为我们如何在单体城市研究中综合交叉运用内外视野的范例。④另一位日本著名史学家滨下武志以亚洲网络的视野对香港的研究，也充分显示其融合运用内外视野的学术魅力。⑤

综上所述，在城市史研究中，研究视野的选择，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内向性视野与外向性视野各具其特点与功能，各有其优势和局限，并无高下之分。本文所提倡的，是研究者应当对此了然于胸，交错、综合运用，以求在内向陛视野和外向性视野的交集中，更全面、深入地解读城市，扩展和推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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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ric E Lampard，“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1．67(《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Samuel P．Hays，“From the Hist0—ry of the City to the History of the Urbanized Society”，in Joitrnal of Urban History，Vo1.19，No．4(《城市史杂志》，第l9卷，第4期)。

②参见姜芃：《城市史研究中的都市一地区理论》，载《史学理论研究》，l997(4)。姜芃将“region”译为地区，本文按国内学术界的通行译法，译为区域。

③[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7页。

④施坚雅在第二编导言中评述斯波义信的文章时称：“他的分析把城市内部结构与腹地结构联系起来，也愈加值得注意。他对宁波的地区和城市贸易体系的论述，为拙作中提出的光有骨架的模式加添了血肉；在强调地区经济所依的地方体系专业化时，他以理论上很重要的方式补充了我的叙述。”这是一段很值得细细体味的话。

⑤[日]滨下武志：《香港——亚洲的网络都市》，东京，筑摩书房，l996；《香港大视野：亚洲的网络中心》，香港，商务印书馆，l997。

[戴一峰(1949～)，男，福建省厦门市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