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化简介:中国古代的游学：以日后作官为目的的长时间远行

核心提示：宋代游士們主要是通過學習知識，為以後做官顯達創造條件。宋代各地教育發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區的教育程度遠高於其他地區，所以各學生都願意遊學於教育發達地區。同時，在宋代相對穩定的社會條件和交通條件下，儒士們通過遊學可以學到在本地學不到的知識，結識一些本地見不到的名師碩儒，為以後的援引提攜創造有利條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帶，成為眾多遊學之士匯聚的中心，官學和民間私學的遊學都普遍流行。

本文摘自：貴州民族學院民族文化學院，作者：李荔萃，原題：《試析宋代遊學的文化影響》

一、前言

宋朝建國於公元960年，於公元1279年被元朝所滅亡，分為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前後兩個階段。其長達300餘年的歷史時期，實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變革階段。從宋代王朝的國力上看，雖然缺乏像漢、唐王朝那樣強盛、恢宏、開拓的盛世氣派，而以守內虛外「積貧積弱」的國勢讓世人非議。但其較為穩定的政治統治，甚為繁榮的經濟狀況，以及深厚而豐富的文化積累和成就，使宋代在中國歷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無怪乎一些日本學者把宋代文化稱之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期」〔1〕。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評價是建立在對中國封建時代文化整體性把握的基礎之上的。宋代的教育事業在唐代高度發展的基礎上不少方面都有進一步發展和新的提高：官學教育進一步完善，除了中央官學外，地方官學更普遍地建立；私學教育始終不衰，名師碩儒講學於民間，成績卓著；書院制度勃興，形成中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兩宋時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變革，同時又出現了胡瑗、二程、張載、王安石、朱熹、陸九淵等一大批有影響的教育家和實踐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教育寶庫，在中國古代教育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遊學〔2〕是中國古代比較常見的一種教學方式，遊學可分為教師周遊講學和學生出外遊學兩種。縱觀歷史，儘管歷代對遊學的政策不同，但遊學現象在先秦到清朝的歷代史料中均有所記載。孔子、孟子、荀子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遊列國中教育學生。戰國時期的權臣養士，士人遊學以結黨盛行一時。西漢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3〕。西漢經學家鄭玄也是「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地」〔4〕。對一些教育家或各大學派的教育家來說，周遊講學是他們傳播其教育目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的方式之一。對於一般百姓之家來說，遊學成為他們使子弟做官顯達的重要途徑之一。如西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5〕。從史料來看，遊學在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就開始盛行，此後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遊學的現象。

宋代是一個重文的時代，遊學則是當時比較流行的一種講學和求學方式。北宋在部分時期對遊學是禁止的，但並未杜絕遊學現象，南宋時期，遊學又大量出現。〔6〕宋朝統治者雖然對遊學在部分時期有所限制，但是其「重文」的總方針，吸引庶族地主參政，提高讀書士子的地位，又使得遊學這種教育形式普遍存在並廣為流行。到了南宋，對於遊學活動，官學一般不加以限制。同時，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民間收徒的學者，條件較好的書院、義塾等也公開接納遊學之士，形成了學者周遊講學和游士出外求學的教育良性大互動。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宋代遊學較為流行，同時，宋代遊學對宋代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正如申萬里所說，目前有關遊學的研究還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7〕關於宋代遊學的研究之人甚少，顧宏義僅提出了宋朝對遊學的政策〔8〕，沒有深入探討。本文對宋代有關的政策、官學和私學的遊學情況以及宋代遊學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進行初步探討，最後，簡單分析宋代遊學現象對宋代文化的影響。

二、宋代關於遊學的政策

在悠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教育的發展形成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統一的傳統文化，又呈現出各階級的不同特徵。宋代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發展和深刻變革，使其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並成為古代教育政策最為多變的時期之一。宋代在「重文」方針的指導下，培養和選拔的目標和標準以文行為貴，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受到普遍重視，讀書學文也受到特殊的重視。宋真宗一首《勸學詩》就是宋代統治者大力宣揚讀書學文極端重要和好處無比的典型材料。他這樣說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粱，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愁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逐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外讀」〔9〕。宋代的「重文」方針成為了整個文化教育政策的基礎和核心，對宋代的文化教育有著重要的影響。王安石也曾經說過：「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10〕，足以見教育的重要性和統治階級對教育的重視程度。特別是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由范仲淹發起的「慶歷興學」；宋神宗熙寧四年（公元1077年）由王安石發起的「熙寧、元豐興學」；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由蔡京發起的「崇寧興學」。三次興學推動了社會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中央到州、縣各級學校迅速得到普及，無論朝中皇帝大臣，還是民間黎民百姓，讀書求學、講學蔚然成風。而且對傳統的教育體制、教育觀念、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都有較大的改革，適應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客觀要求，在中國教育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大力興學的要求下，宋朝政府給了教育許多特殊而實際的優惠，但又在政策上對遊學現象有部分的干涉。在宋代興學的熱潮中，有的人貪好虛名，盲目增建校舍，濫招學生，甚至借興學以科斂民財。《文獻通考。學校七》就記載有宋慶歷五年曾下詔對這一行為加以限制：「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間，浸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聽習。若吏以繕修為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此詔令不僅是對當時貪功興學斂財者的限制，也是對遊學在政策上的一次限制。從某種程度上說，在興學的教育大背景下，遊學的現象是極為普遍的，表明了當時在具體政策上尚不完善。因為官學生徒享受免稅、免納丁稅的特權，故為維護地方利益，州縣學主要接受本土士子入學。如：「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詔天下見有州縣學，自今只許本土聽習，若遊學在外者皆勒歸原籍」〔11〕。慶歷興學失敗後，此令不再遵守，如蘇州州學於慶歷中「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12〕。此後於熙寧、元豐興學、崇寧興學以及南宋時期，對此規定又多次予以申飭與細化，但因各種原因，尤其是隨著教育的發展和擴大，教師和學生的流動性增加，多有不遠萬里訪求名師者，因而寄居就學者所在多數，故遊學難以禁絕。可見，宋代對遊學的禁絕只是在部分時期，沒有能杜絕遊學現象，南宋時期，遊學又普遍流行起來。

宋代對遊學的禁止政策，是從學生定額上規定的。兩宋州縣學生定額，據《宋會要．崇儒二》，宋初並無對生源定額的限制，此後曾有過四次簡單的規定。第一次是在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規定「學者二百人以上，許置縣學」；第二次是在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因「士無定額，經費拮据，乃定學校養士額，即以前一舉應試者的半數（或三分之一）為準，若前一舉應試者超過兩百人，則准置生徒一百人，不及兩百人則置三分之二」；第三次是在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取消科舉制，取士全由學校升貢，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後乃以三歲應舉者數多寡計之」，即以學校生徒考試成績來定生額，如常州無錫縣因此「宜增給百人，以百五十人為率」〔13〕。第四次是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因天下學生數多，而「有司拘以定額，士遊學校不被教養於學者多有之」〔14〕，故諸路學校及一百人以上者增生額三分之一，以百人以下者增生額二分之一。但此只是一個規定，州縣學校大都依據其所在縣經費多寡而定學生人數，故各地學校生額多少不一，而且同一學校也前後有別。如大觀時規定學生須滿一百人朝廷方可委派教授，至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降至八十人〔15〕，又規定生員及五百人以上的州學許置教授兩人〔16〕。州縣學除系籍生徒外，還接受聽讀生徒，聽讀者人數往往超過正式學生的人數。總之，州縣學生額的變化也與太學生生額相似，即北宋前期少，後期增多，徽宗時養士人數達到頂峰；南宋初期少，以後又逐漸增加，遊學人數的增減幅度與此相同。如杭州州學於仁宗景祐年間（公元1034-1037年）有諸生二十餘人，日課藝業〔17〕，至元祐年間（公元1086-1093年）「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18〕；徽宗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常州學行三舍法，廩士至千人〔19〕；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建州學共養士一千三百二十八人，為現在所知兩宋學校養士最多者〔20〕；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樂清縣縣學買田五傾，計其入可食百人〔21〕。從宋代州縣學生生額的變化來看，遊學在宋代並不會被杜絕，它隨著對學校生額的規定變化而變化，總體上隨著國家對學校生額政策的寬鬆而增加。

三、宋代有關官學和私學的遊學情況

宋代儒士遊學，主要就是通過官學的遊學或私學的遊學。可以說，遊學現象在宋代的官學和私學中是普遍流行的。

（一）官學遊學情況

1、國子監（國子學）遊學情況

宋代官學中的國子學是最高學府。宋代國子學與唐代國子學相比有了很大進步，唐代國子學只供高級官僚子弟就讀，而宋代國子學逐漸消除一些入學資格限制，低級官僚子弟甚至寒素子弟亦可入學。《宋史。選舉制》中有載，宋初「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同時，宋代的一些名士碩儒也積極的投身到國子學的教學工作中去。宋代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程頤，「年十八，游太學，見胡瑗」，「因其才超群，同窗呂希哲首以師禮事之，既而四方學者，從游日益眾」〔23〕。程頤曾游至西京國子監任教授〔24〕，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25〕。胡瑗也曾經以直講的名義兼判東京國子監，主持太學教學管理，「士或不遠數千里來就師之，皆中心悅服。有司請下湖學，取其法以教太學」〔26〕。胡瑗在太學及國子監，專為學生教授《五經正義》。他在講學時，「音韻高朗，旨意明白」〔26〕很得學生信服，致使一些最初還懷疑胡瑗才幹的人，也紛紛來到國子監或太學，聆聽胡瑗的教誨。當時，全國各地的學子，找胡瑗求學問難的人很多，胡瑗不負眾望，他不僅教給學生知識，而且還注意培養和識別人才。

從名師講學於國子監和各地士子遊學於國子監的情況看，遊學在國子監中較為多見。國子監雖然較唐代放寬了等級限制，但憑「入學者的出身」這一條件還是高於一般官學，而這批貴遊子弟只為混出身，無心真正問學。所以，國子監一直辦理不善。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天章閣侍讀王洙說：「即隨秋試召集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歸散」〔27〕。南宋後期，更是「國子生員多偽濫」〔28〕。《文獻通考》中載：「國子監以國子為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可以說，國子監在宋代的地位最高，辦理效果較差，的確是徒具虛名。

2、太學遊學情況

太學是宋代官學制度中的主體，也是宋廷興學育人的重點，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太學從國子監中分出，成為士庶弟子受教育的處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太學接受從四面八方來京的「孤寒」之士，門戶更開放，學生人數不斷增加，遊學之士數額也不斷增加。太學生徒在神宗時只有千人，徽宗時增至三千八百人。太學生每月可領到一定的津貼，而且還有參加殿試的機會。太學的興盛，進一步說明宋代教育已不為少數高官所壟斷，這是宋代知識普及化的重要一步。

在宋代有許多名師碩儒游講於太學的情況，他們受聘於太學任教，對提高太學教學質量和聲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的許多大教育家，如：石介、孫復、胡瑗等都曾任教於太學。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曾說：「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真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29〕。孫復在太學講《春秋》時，遊學來者莫知其數，乃至堂上不容。〔30〕《宋史》卷四百三十二《胡瑗傳》中也有記載同樣的情況：「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

因為擁有強大的教師資源，使得太學負有較高的聲譽，受到四方遊學者的青睞，也是諸多遊學之士們實現自己學術理想的最高殿堂。諸學子到太學遊學的情況有關文獻記載甚多。如，陳東，字少陽，鎮江丹東人「以貢入太學」〔31〕；程頤，字正叔，「游太學，見胡瑗」〔32〕；周行己，字恭叔，北宋永嘉人，「少游太學」〔33〕。總的看來，太學成為許多名師一個重要的講學之地，同時亦有眾多學子不遠萬里求學於此，它成為宋代中央官學的主體，當時朝廷興學育才的重點。

3、地方官學遊學情況

與前代相比，宋代地方官學在建學數量和規模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整個宋代，不僅經濟發達地區縣縣有學，就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官學也比較興盛。《宋文鑑》就記載有「雖荒服郡縣，必有學」〔34〕的地方官學興盛情況。

地方官學對四方周遊講學之師和遊學之士也較為重視。宋代當時的地方官學有較前代完善的師資力量和教學設施，有專門為遊學者設立的宿舍和休息之地。如，吉州之學「有堂筳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35〕。宋代的地方各級官學，特別是江南的一些學校，不僅規模大，教學水平高，而且教學設施完善，學校一般都有學田供應學校的日常開支。因此，到地方學校遊學不僅可以學到知識，還可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這對遊學之士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從各級學校來看，是否有遊學之士從四方負笈而來，是衡量一個學校辦學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當然也關係到學官和地方官的政績問題。因此，宋代一些學校對一些有聲望的周遊講學之師和遊學之士是持歡迎態度的。如范仲淹曾游於湖州取胡瑗教人之法以著為令。這是因為胡瑗「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36〕。胡瑗在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在他四十三歲時游至蘇州郡學講學，「英才雜遝，自遠而至」〔37〕。此外，據記載，在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胡瑗游至蘇州州學講學，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又游至湖州州學為教授。由於胡瑗的聲望，使得「四方之士，雲集受業」〔38〕。全祖望也曾這樣評價胡瑗的教學，她說：「安定方居師席，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39〕。南宋時期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朱熹，在任同安主簿間，對同安縣學進行了整頓。朱熹「秋七月至同安，……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40〕。可見，像這樣的名師游於地方學校講授，四方學子云集於此學習的情況是極為多見的，而且也非常受到宋代儒士們的歡迎。

（二）私學遊學情況

私學在宋代較為活躍。宋代私學教育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設，滿足各種不同的要求。特別適於遊學這一種教學形式，這也是私學教育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宋代私學包括私塾、義學、學塾、村塾、冬學、書院等各種學校，其流布範圍遍及全國各地。在兩宋，特別以私人創辦為主的書院為盛，其數量之多，遠非漢唐五代可比。雖然私學規模較官學為小，但因私學收費低廉，所以受貧寒士子青睞，更受各方遊學之士歡迎。宋代許多布衣寒門出身的名臣，如范仲淹、呂蒙正、馮京等，青少年時期都曾有遊學於私學讀書的經歷。宋代私學興盛，私學的開辦條件簡單，可因陋就簡，主要靠主講教師的聲望作號召，如王昭素、李覯、陳亮等人。他們或因不願入仕，或因在家侍奉老人，或因退休還鄉，或因四方遊歷講學，或因官職陞遷，慕名登門造訪的遊學之士絡繹不絕。

由於宋代私學的興盛，宋代私學中的遊學情況較為多見。如，孫奭，字宗古，山東博平人。據《宋史。孫奭傳》、《景文集。孫僕射行狀》中均記載有其講學的盛況，「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遊」。宋人戚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41〕。如所舉之例，宋代儒學名士在地方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有的在宋朝中央官學等機構任職，有的做了地方官，有的是在地方官學做官，有的曾被聘為書院、義塾的講師。有的卸任以後，大都以傳承道統為己任，開門講學，廣收門徒的，成為名師。不少宋代學子認為，從學於名師，不僅能夠學到學術的正傳，而且通過名人的關係，交遊到名人名士，可以為以後從學或從政創造條件。因此，宋代從名人遊學之風極盛。

四、宋代遊學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遊學是宋代比較流行的教育形式之一，宋代教育發展還不夠穩定，學官之選較為混亂，使得各地教學水平參差不齊，從而影響到教育的發展。遊學使求學者有機會自由選擇學校和教師，使講授者可以自由選擇講學地點和學生以及講授的內容和方式。遊學這種形式就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宋代教育的不足和部分缺陷，提高了宋代整體的教育水平，對教育的發展是有利的。從前面所述的宋代遊學情況看，我們又可歸結出宋代遊學的一些特點：（一）遊學具有選擇教學的自由性，教師通過周遊講學來自由的選擇講學地域、時間和學生，求學者可以通過遊學這一方式，尋求適合自己的教師；（二）教師講授內容的隨意性，因為教師開門授徒主要是為了傳其道授其學，故在講授的內容上，教師往往按自己的方式講授，學生也會根據自身的喜好選擇適於自己的教師遊學；（三）遊學具有學術交流的雙向性，前面講到，遊學是一種較為自由的教學方式，所以教師和學生的選擇具有雙向性，這使得他們在學術上能夠進行充分的互動，教師通過遊學傳播學術思想，學生通過遊學學習文化知識，同時他們又通過遊學進行學術的交流和討論，最終使雙方在學術上得到提升。（四）遊學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宋朝政府雖然對遊學行為有過一段時間的限制，但終不能夠杜絕，而遊學教育也因為宋代教育的向前發展而發展得更加普遍。

根據遊學的特點，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遊學在宋代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次，宋代教育發展的起伏性較大，特別在南宋時期，宋朝偏安江南，官學雖有發展，但多有名無實，科舉考試弊端縱生，引起許多學者不滿，於是大多數學者致力於遊學。一些生員和教師只好到其他地區包括私學、書院、義塾等學校遊學，而這些私學、書院、義塾對遊學是支持的，為遊學提供便利條件。一些年齡較長，程度較高的遊學青年學子設立的研究學問或準備科舉的書院和經館也普遍設立，著名的李侗、胡原仲、劉致忠、劉彥沖、朱熹、呂祖謙、陸九淵、陳傅良、陳亮、葉適等都曾長期積極從事私學教育，廣收四方遊學之士。這也就促進了遊學的發展，使得遊學在宋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再次，宋代儒士的處境比較艱難，讀書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他們不以貧困而棄學，不因飢寒而掩卷，也不因年老而放鬆對知識、理想的求索。「手不釋卷，時時展書看」〔42〕，這種契而不捨的讀書精神，是要付出許多代價的。因此也會有許多的宋儒「讀書寡見功，一飽不可營」〔43〕的情況。宋儒讀書，固然多以功名利祿為先念，很多人為了得到出仕的機會，遊歷天下，巴結權貴，形成了大規模的遊學之風，這種風氣對遊學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游仕的動機一樣，一些儒士希望通過遊學改變自身的處境，反映了儒士們對生活、理想的一種追求。

最後，宋代遊學現象普遍流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有眾多的名師碩儒在教育這一系統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有的人與當權者政治主張或學術見解不同，不願與當權者合作，或者遭受到排擠，不得為官，無法在官學任教，逐退而隱居或周遊四方收徒講學；有的素好以學行自尚，不慕仕途，不願捲入複雜的黨派政治鬥爭中，也隱居講學；有的因年老告退或父母有喪，歸里講學；也有一面做官或在官遊學任教，一面又從事私人授徒講學。這些人多為名師碩儒，其學識、品德都有相當高的社會影響，因此，很能夠吸引一大批士子遊學。如，石介，號徂徠，慶歷前任國子監直講，慶歷六年遭受到排擠，只得「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以《易》教授於家」〔44〕。孫復，字明復，慶歷五年，曾因蒙嫌疑，罷國子監直講，仍歸居泰山私人授徒講學。宋代理學的始創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等多從學於私學，又分別從事私人授徒講學，接納四方遊學之士。可見，這些名師碩儒講學對宋代學術、思想、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學術思想，大多是通過私學為基地，通過遊學的方式，發展自己的學術方向，形成不同學術上的師承關係。

五、宋代遊學對宋代文化的影響

遊學現象是當時社會環境造成的，反映了宋代儒士們對學術、生活、理想的一種追求，是一種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社會現象。從宋代及教育發展的角度看，遊學的普遍流行有利於全國範圍內文化、教育的交流和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宋代不同地區教育發展不平衡造成的弊端，對提高宋代官學，私學教學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動宋代教育、文化的發展和整個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之廣不可及，而人才之盛過之」〔45〕，這種文化盛況，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教育所成就的。遊學這種特殊而自由的教學形式，能夠為宋代教育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同時，遊學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手段，無疑在地域性文化空間的形成上有著與其他傳播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是人類的專利，人是文化最活躍的載體，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由人傳播，在文明社會的初期，文化只能通過人的直接接觸和實物來傳播。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文化傳播主要是通過人口流動，而我們這裡所說的遊學，這屬於這種人口流動的範疇，可以說，遊學是文化傳播的一種較為重要，也較為有效的途徑。

因此，宋代遊學對宋代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一）遊學對遊學者自身和學術文化的影響

遊學是一種古老的，但又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是古人將書本知識和客觀實際相結合的一種良好的教學方式，古代許多教育家大多重視遊歷學習。如，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經過在教育實踐中摸索，並在繼承和發展古代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把遊學考察作為一項重要的教學方法。他認為，「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遊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46〕。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胡瑗教育方法開朗通明的一面，表現了胡瑗要通過遊學培養一批真正的「學者」的抱負，這對當時文化的影響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王安石講學也多結合遊學的形式，如陸佃《書王荊公游鐘山圖後》載：「荊公退居金陵，多騎驢游鐘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像王安石這樣騎驢遊山、提經負凳的遊學之舉，在宋代是極為普遍的。遊學不論是對教師、學生，還是學校都能產生一定的影響。遊學對學校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學校為適應遊學的需要，使之延續和擴大，往往會做出必要的調整和改變。遊學者在傳播某種文化的同時，本身會發生量或質的變化，這些都是經常存在的現象。一般說來，這兩者變化的過程是積極的，也是有利於學術文化進步和發展的。

宋代的大學者們通過遊學這種方式，在學術上進行學派間的交流和爭論，從而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學術文化氛圍，促進了宋代學術文化的大發展。如，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陸九淵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今江西南昌縣）主簿，這年他開始了仕宦生涯，也開始了他的遊學活動。同年他拜訪了呂祖謙。第二年春，呂祖謙拜訪了朱熹，朱熹陪送呂祖謙經江西鉛山縣，停留於鵝湖寺。這時，呂祖謙寫信給陸九淵、陸九齡兄弟，邀約來會，企圖調解朱陸之間的學術思想分歧。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呂祖謙擔任了「鵝湖之會」的主持人，朱陸雙方的許多朋友和門人弟子也雲遊於此參加會議，江浙方面的學者也列席了會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次盛大的遊學活動。朱陸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為學和道德修養的途徑和方法。他們的分歧和爭論，雖然向來被認為是朱陸學說差異的主要標誌，但是實際上也並非水火不相容，他們應該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鵝湖之會」雖未能解決分歧，但在當時學術界確實是一件難得的好事，它首開不同學派公開自由論辯之風，發展成為書院講學的優良傳統。清初學者黃宗羲認為這是一次學術上的自由討論。「鵝湖之會」使得學者遊學於一地，這種平等交流、自由論辯的態度和風氣是十分可貴的，在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發展史上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二）遊學對宋代地域文化的影響

遊學者一般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能夠形成、接受和保持一種地域文化的基礎和氛圍。重要的是，遊學者在接受和傳播一種文化的同時都會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在宋代，因為這種較為積極的遊學形式，社會上自然會形成一種文化上的良性大互動，使得宋代的「重文」之風更盛，這不但影響著宋代社會各階層對文化的重視，同時也對後世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宋代的許多具有優秀的文化素質的名師碩儒通過講學，往往能夠給遊學之地帶來地域文化上的飛躍。同時，遊學之士們會將所學到的優秀文化又帶到另一個地區，促使另一個地域文化的發展。遊學傳播文化是一種較高級、最直接的形式。宋儒們的衣食住行、詩畫琴棋、言談舉止、風俗習慣、思想信仰、文化素質等都會被他們帶到各地。遊學者尤其是高度聚居的遊學者帶來的文化與宋代各地本土文化旗鼓相當，或幾種外來文化勢均力敵時，經過碰撞、衝突，最終可能產生一種或多種新的文化，這是遊學文化的昇華，也是一種成功的遊學文化。

從古至今，凡「五方雜錯」〔47〕，遊學者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大都市，就如宋代的江南地區，都存在這樣的遊學文化。這種遊學文化往往能兼有各地遊學者所帶來的文化特徵，卻在互動的衝突中淘汰了各自各地的弱點，也包容了種種的缺點，總之，遊學對地域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三）遊學對宋代整個文化體系的影響

遊學在外的名師碩儒和求學之士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傳播自身的文化。遊學帶動了宋代的教育、文學、繪畫、科技、史學、哲學等方面的勃興。遊學對宋代整個思想意識領域和物質領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所以，宋代遊學數量多、時間延續較長、教學狀況相對穩定，使得宋代的學術思想能夠保持、延續和發展，對宋代整個文化體系的大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宋代，遊學現象是普遍存在的，遊學造就了一大批宋儒，這些宋儒的遊學活動又推動了文化教育的發展。遊學對宋代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不僅促進學術思想領域的發展，推動地域文化的進步，還影響著宋代的整個文化體系。可以說，宋代的遊學促進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良性大互動，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為整個宋代社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