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情商培训机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1959年7月上庐山之前和上庐山之初，张闻天与彭德怀有过几次交谈，二人对到各地视察所发现的“大跃进”的恶果都忧心忡忡，并认为问题的产生涉及到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党内的个人崇拜等，他们的看法颇为接近，这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类似于1935年张、毛两人的“阴谋”，但张闻天与彭德怀两人肯定没有“变换中央领导”的意图。会议前期，张闻天内心想法颇多，并曾准备给毛泽东写信谈谈有关“大跃进”的问题以使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小组会上他却一直没有开口，“只是平静地倾听别人的发言”。7月16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公开印发后，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他的意见或者肯定他的做法，但也有少数“说话很有份量”的毛身边的重臣公开表示反对，到7月20日左右，有关毛泽东不能容忍彭德怀的信和对此信的支持的小道消息已经在庐山上传播开来。正在这形势渐趋紧张之际，张闻天下定决心开始准备发言提纲，公开表示对彭信的支持。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曾给他打电话“通风”，要他发言时不要提“大炼钢铁”的问题，因为“上面”（指毛泽东）“有不同看法”，胡乔木也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但张闻天毫不为之所动。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整整讲了3个钟头”。

　　如果说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感性成份更多一些的话，张闻天的发言则充满了理性的锋芒，更有说服力。他不光指出“大跃进”的种种“缺点错误”，还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指出“缺点错误”的产生主要在于“对于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评一段时间来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含混不清”，揭示“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的偏颇”的危害，并从“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方面来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张闻天的这篇发言简直就是一个理论报告，其矛头隐隐指向毛泽东。

　　显然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的信虽然不合心意，但还不算什么大问题，而张闻天的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则更具威胁性，不能不全力对付了。张闻天发言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就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毛的讲话疾言厉色，冷嘲热讽，强词夺理，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发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威胁。毛的霸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张闻天和彭德怀等人遭受猛烈打击，从此被排除出决策圈。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是想在关键时刻推动会议向反“左”的正确方向行进，也不排除条件成熟时在一定程度上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使之彻底“退休”的成份。从会议进程来看，彭德怀写信后一个多星期里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而张闻天发言后才两天毛就急不可待地发起“反击”，可见张的发言的确对庐山会议的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也许正因此，近年来有文章对张闻天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颇有微词，认为如果不是他们毛泽东就不会“反右”，对“大跃进”一定程度上的“纠偏”就不会中断，“大跃进”也就不会发展到两年后的大灾难。这种观点表面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是混淆是非。毛泽东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实际上是很浮浅的，他固然想扭转经济上的困境，但对“大跃进”却“还要坚持”，庐山会议的意图是要使高层领导干部“统一思想，鼓起气来”，继续沿着他指示的航向“大跃进”，所以，不管庐山上是不是闹那么一出“大转折”的戏，“大跃进”是不会停息的，大灾难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张闻天们在庐山上的抗争是避免灾难的最后努力，也是改变历史的最后机会。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具有拯救国家和民众的历史性意义，只可惜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张闻天评说

    建国以后，他似乎一直没安排在党政最高层领导班子之中。庐山会议上，他只是说了几句真心话，又被打成彭德怀一伙。文革中更是受尽折磨，直至郁郁以终。文革后，只是在杨尚昆说应该为张闻天拨乱反正之后，广大人民才逐渐知道，原先一直宣传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并不确切，1935年1月开的遵义会议选的党的最高领导——总书记实为张闻天。“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只是当选为政治的常委并分工“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直到同年3月12日，由于进攻不进攻打鼓新场的争论，事实证明了毛主张不打这一意见的正确，政治局才讨论决定成立由毛、周与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才位在周之前。由于这个小组是军事上的最高统帅部，毛在军事上的统帅地位才正式确立。而党的最高负责人仍是总书记张闻天。（见刘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由于张闻天作风民主，毛还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张是青天，并时或戏呼刘英为“娘娘”。（张培森《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平了反。张张的悼词中也写了张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一事，以后在拍摄纪念张的百年诞辰的文献记录片时，一开头就写了一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总书记”，可是在党史研究室审片时，一位负责人居然还说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由于刘英明确而又机智地表示“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终于保持了原样。（张培森《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张培森还曾在《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一文中谈到，张这个在解放前当过约四年的党中央总书记，由于作风民主被毛泽东誉为“明君”的人，在他掌大权或不掌大权的时候，都是提倡民主也实践民主的。更可贵的是他在反右之后全党全国万马齐喑的时候，在庐山会议上勇敢地作了一次批评大跃进错误的慷慨陈词。他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就是这一篇发言，使他蒙冤17年直到去世。

    张闻天特别可贵的是，身处逆境还坚持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如他在《人民群众是主人》一文中写道：“共产党的领导在执政的条件下容易犯脱离群众的错误，是因为把主仆关系颠倒了，……”在《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应该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模范”，“决不能因为他是党员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张培森《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曾景忠则提到，张闻天自己在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期间，就具体实践了苏维埃的德谟克拉面，反对以党代政，反对重党轻政。还主张政权向选民报告工作并揭发一切错误，重视舆论对苏维埃政权的监督。（曾景忠《张闻天在苏区建设中的民主主张》

从左至右：张闻天、陈毅、周恩来、毛泽东

庐山会议前，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一直在外交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就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党内民主作风以及彭德怀的信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鸣。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角度来说，张闻天的讲话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是党内民主政治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庐山会议发言让张闻天的政治生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成为整个命运的转折点。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遭受如此磨难？庐山会议讲话到底给他带来了哪些变化？到底该怎样看待他的庐山讲话？所有这些无不引起人们的兴趣。

庐山会议气氛紧张后，田家英、胡乔木纷纷劝说张闻天不要讲话，但他没有退缩……

1958年以来，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浪潮。由于缺乏充分理论准备，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的建设问题盲目多于科学，冲动超过冷静，致使正常经济生活被一次次狂热打乱。张闻天赴上海、杭州等地开展调查研究后，逐渐感觉到“大跃进”狂热下隐藏着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并对“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和根源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同年10月，他与夫人刘英到东北视察，当时东北各地土高炉已经遍地开花，张闻天严厉地对吉林省委负责人说，这样蛮干，得不偿失。与此同时，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看到了不少问题，遂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运动中“左”的错误倾向。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开幕，毛泽东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政策中的一些不足和教训。他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破坏了工业平衡，只抓钢铁工业，农村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瞎指挥，盲目追求产量搞浮夸等等。其实，毛泽东的讲话既是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态度，又为庐山会议的中心议题定下了基调。

7月3日至10日，与会人员编成6个小组开展讨论，张闻天在华东组，彭德怀在西北组。讨论过程中，张闻天发言说：“‘大跃进’运动给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相比之下，彭德怀的讲话则具有浓重的火药味。不仅如此，刘少奇、朱德、王任重、周小舟、谭震林等人都有分量颇重的批评发言。会议期间，张闻天曾经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

为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和建议，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约4000字的信。他首先肯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正确和成绩，然后着重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并初步提出了解决的主要办法。16日，毛泽东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一些与会者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周小舟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随后几天，黄克诚、张闻天分别表示支持。但是，责难者也大有人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最早指责“得不偿失”；还有人宣称“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随着这些论调的提出，庐山会议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面对种种压力，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张闻天下定决心必须发言。7月18日前后，他开始着手准备发言提纲，并广泛收集意见。他多次和周小舟、胡乔木、吴冷西、李锐等交换意见，交流看法，以便打开思路，丰富发言内容。7月20日，张闻天接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电话。田家英劝说道：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婉转地透露了“上面”有不同看法。张闻天表示不去管它。未久，胡乔木也来电话称，毛主席将要批判彭德怀，还是少说为好。不仅如此，张闻天的秘书也感觉到发言内容与对彭德怀批判逐步升温的气氛难以吻合，表示担心会遭到冷遇，还是不讲为好。但是，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决要讲，而且要系统讲一下。由此可见，张闻天对于发言问题是经过审慎思考的，准备也是非常充分的。

张闻天侃侃而谈，讲了3个小时，涉及13个问题，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发言。虽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达不同意见，但他坚持毫不让步，按照拟好的提纲直抒己见，侃侃而谈。张闻天总共讲了3个小时，涉及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的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概括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大跃进”运动的后果及其原因。“大跃进”运动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是：其一，造成不少经济问题。由于指标过高、急于求成、加之比例失调，造成一系列失误，比如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造成的减损。其二，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信用。应该说，这一分析是比较中肯的。关于产生问题的原因，张闻天触及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毛泽东的预想。他首先肯定了缺乏经验，进而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并总结提出：一是将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程度，变成了主观主义，这是违反马列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二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混淆及错误，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领导经济工作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单靠提几句政治口号，那都是空的。三是对生产关系理论认识偏颇，为了急于过渡而否定集体所有制，否定按劳分配，大搞平均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看法。他指出，集体所有制还有积极性，应该确定下来，稳定下来，不要强行改变；小商品经济还不能废除，应该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按劳分配建立的是正确的国家、集体、个人关系，是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办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可以进行宣传，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或者先进分子，但是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社会主义不是要将富的拉平，而是要将穷的向富的提高，用平均主义来拉平是不正确的思想；搞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要有利于生产，而不能妨碍生产。实际上，他谈到的这些问题对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些提法与正在进行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现实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给人以非议大好经济形势之嫌。

第三，强调党内的民主作风问题。张闻天说，胜利容易让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乃至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所以说，发展党内民主作风是十分重要的。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第四，总体肯定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张闻天提出，彭德怀意见书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关于得失的看法，他说彭总讲的是局部问题，主要意思还是强调成绩。关于各方面关系紧张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张闻天说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应该引起我们的考虑。关于浮夸风问题，彭德怀强调的是普遍性，对某些地区、部门说来，他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关于纠“左”比纠右难的问题，张闻天说现在是局部问题，比过去纠正错误肯定容易，但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工作做得怎样，抓得紧就容易，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关于将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的问题，彭德怀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张闻天提出，“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以上言论看，张闻天为彭德怀所进行的辩解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在于，这些话和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处理原则大相径庭。

张闻天的讲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许多同志表示支持。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发言结束后，张闻天对秘书表示，希望这次发言能够引起会议讨论些问题。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时说，今天我讲了3个钟头，支持了你的观点。彭德怀将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随后告诉张闻天说：“你讲得很全面。”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是长时间思索的结果，为了更好解决发展中的不良倾向，他紧紧抓住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得比较透彻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也表达了一些与会同志的想法和意见。这个讲话应该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而，张闻天和彭德怀都没有料到，他们的行动会在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进一步改变了庐山会议的主题。

改变庐山会议主题后，张闻天百口难辩，违心的检查接二连三……

和彭德怀的信相比较，张闻天的讲话可谓进一步触及到了一些重大理论和党的基本制度，与毛泽东所定会议的基调就离得更远了。为此，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将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30公里了。当天，张闻天的发言被整理出来，在第20期的《庐山会议简报》上刊出。这件事对张闻天触动极大，他曾到“美庐”院外，请求和毛泽东见面。但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得已，张闻天于24日作了补充发言。他指出：我没有经验，从旁边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

不久，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记录全文，要求核对，他知道问题越发严重了。7月26日，毛泽东提出现在党内外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同时，各分组接到了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与此同时，张闻天在小组会上辩解和检讨说：由于对有些同志怕讲缺点，心中有些不满，觉得既然要总结经验，那就要讲缺点。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大吃一惊”。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不是那么深刻，总以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在上次发言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都讲了这一点。但是，现在反思一下为什么强调缺点和反面的经验？“实际上”确实是“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是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二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

7月31日、8月1日，毛泽东在“美庐”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怀“谈话”。毛泽东强调说：洛甫（张闻天）是理论家，这次犯有错误。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此后，庐山会议改变了方向，开始转变为对张闻天等人的大批判。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动员全党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指责张闻天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当天，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也公开印发。信中说张闻天陷入所谓“军事俱乐部”，和彭德怀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还批评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认定张闻天是“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面对压力，张闻天只得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并同时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期待“满天云雾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3日至10日，会议分成三个大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展开批判斗争。在批判过程中，柯庆施、康生、林彪、谢富治等最为积极。柯庆施批评张闻天的发言与彭德怀“有同样的情况”，涉及到“立场问题”、“路线问题”了。更有甚者提出，彭德怀是党内反对总路线的代表，张闻天的发言则是“一个反总路线的纲领”。尽管张闻天等人在讨论中，反省了自己看法的不当之处，甚至不得不违心地检讨对1958年工作失误的批评，但是与会者已经难以心平气和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8月11日，毛泽东作大会发言强调，张闻天是教条主义，彭德怀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精神准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13日至15日，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在大会上检讨。张闻天被迫承认犯了“反党的右倾路线错误”，自己的发言和彭德怀的信是“这条错误路线的纲领性的文件”，损害了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张闻天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等话，进行搪塞。检讨发言后，受到与会者对“斯大林晚年错误”这句话的追问，张闻天坦率承认这句话是在同彭德怀谈话中讲的，是从说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指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并宣布将张闻天调离外交部，但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这些决议，将党内正常的意见表达上升为路线斗争，体现了全党政治民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

8月18日，张闻天在巨大的群体压力面前不得不承认错误，下山的当天，他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从7月23日到8月18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处置过程，党中央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存在些许不足，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气氛。在全党内部，甚至高层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对待不同意见应该坚持团结的方法。但是，实际上采取的批判处理方式，直至发展到实行“围攻”，不许本人辩解，甚至不许别人发表同情支持的意见，都对张闻天等人造成了更大伤害。

调离外交部、调离社科院经济所、遣送广东肇庆、迁居无锡……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给他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随后，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庐山会议闭幕后不久，全国外事系统开会，集中火力批判斗争张闻天。随后，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内容根据统一布置集中在所谓“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两个问题。此时，尽管张闻天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已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虽然远离了权力中心，可张闻天却不肯赋闲在家，多次写信申请工作。1960年11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工作，遂潜心研究经济问题。1962年8月，张闻天写成了给中央的报告《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报告的中心意思是建议中央开放市场。在送交中央之前，他还郑重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送上去不出两个月，八届十中全会就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这篇报告又变成了新的“罪证”。1965年，经济所进行“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又成为新的批判对象，说它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要求，甚至说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发言。后来，科学院学部召开批判张闻天大会，这篇报告仍然是集中批判的重点，甚至闹到对南方调查中接触过的人也都要进行审查，凡是有过与张闻天相同观点的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自然难以摆脱厄运。批判过程中，有人指责说，他的庐山会议发言是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8000多字的发言，只有270个字讲了成绩，还使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分明是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此外，还有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讲这些话，说明其居心叵测。

1969年10月，张闻天、刘英夫妇离开北京，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张闻天化名“张普”，生活了6年。此间，他虽然已是垂垂暮年，但思维仍然清晰、敏锐。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深深思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国兴邦规律的孜孜探求。以仅有0.2的视力，艰辛写作，总共写下10多万字的文章和笔记。其实，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在反思庐山会议。他曾在1969年、1973年的“九大”、“十大”筹备期间，两次提出让张闻天进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康生、江青等人的阻挠才没有实现。

1974年10月，张闻天致信毛泽东，要求迁回北京居住。毛泽东不愿意让张闻天再次回到北京，授意张玉凤签批了意见:“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想回故乡上海，又不获准。最后他决定到临近上海的无锡。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背着毛主席实行法西斯手段，张闻天最后的处境很凄凉，于1976年7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8月，党中央召开追悼张闻天大会。大会充分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会议号召全党向张闻天学习：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1981年6月，张闻天正式得到平反。所有这些，或许是对张闻天最好的告慰吧。（《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