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杯 上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

                                                                                         徐崇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继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之后，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又一场伟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世界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志。自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这种开化状态以后，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三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的演进，一方面标志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它们都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的，因而事情就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从15世纪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剥削和掠夺上面的，它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对内靠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对外通过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来实现的。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是一条新路，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和国家战略。在国际上它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意味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损害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现代化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当代世界其它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曾经在《中国，世界经济的灵丹妙药》一文中说：“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使整个世界而不仅中国自身受益”，“中国与全世界共同分享其进步，这与过去截然不同。欧洲以往向全球扩张，导致产生了几十个殖民地，并让欧洲以外成千上万的人民痛苦不堪。过去，日本和德国的兴起，引起了血腥战争，但发展中的中国却为全世界提供了机遇”。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把中国传统上倡导的“和而不同”，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就使中国在与经济全球化接轨、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中国在对待现代文明方面的态度、实施社会政策方面的经验，客观上成为‘历史末日’及‘文明冲突’等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替代者，从而推动历史发展，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其转向建设性对话，实现全球的共同发展”。（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载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这种和平发展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作为追求目标，因而就正如德国的贝特霍尔德所说：它“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的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 。（罗尔夫·贝特霍尔德：《中国2003——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载2003年4月25日德国《我们的时代》）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终将被共产主义文明时代所代替，在这种共产主义文明时代，取代那作为阶级社会基础的剥削和压迫的，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战略所践行的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正是一条以此为最终目标的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上，给第三世界指出了奋斗方向

    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20世纪60－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高潮，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地；西亚、北非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曾进行过武装斗争，但除极少数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之外，大都以失败告终。邓小平在1988年10月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它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4页）

    什么条件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于，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和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难以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需要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进一步巩固政治独立，早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历史任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则在这个方面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指出了奋斗方向。

    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2.1亿元发展到超过30万亿元，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8％上升到6％以上，由名列世界第11位上升到第3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206亿美元发展为2.56万亿美元；使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1479万，30年内我国的减贫人数所占全球减贫人数的比重超过了70％，第一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中国在消除贫困落后方面的成就，得到各个方面的称赞：

    2005年3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有必要从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在2015年以前将贫困人口减半方面加以评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相继实施了4个发展十年规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进入新千年之际，联合国在2000年9月又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2015年将每日私人消费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从2000年到200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时间已过去了1/3，但形势却不乐观，人类发展在一些关键领域正蹒跚不前，总人口达4.6亿的18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在2003年比1990年还低，这是前所未有的倒退。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却使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在扶贫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中国还注重人的发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世界许多国家认为中国是消除贫困和落后的典范。

    世界银行的帕迪克·巴塔萨利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帮助2亿多人摆脱贫困，看作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而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自1981年到2005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如果将中国的减贫成果排除在外，那么在此期间，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还增加了1亿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就，特别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推崇。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一文中说：“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大部分非洲地区处于同样的经济落后局面，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非洲可以从中国这个经济巨头身上学到很多经验，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相信万事皆有可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奇迹。它展示出一个拥有自信、决心和远见的民族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可以借鉴的另一个经验是，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2006年6月号英国《新非洲人》月刊）

    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则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同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相结合的高度，来强调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这个报告的总协调官德特勒夫·科特对比了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的不同情况，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20到25年以前的人均收入水平比中国高得多，然而后来它们的经济却被严重的债务危机所困扰，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当时的政府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贷款过多，采取了依靠外国资本来促进进口、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随着利率的急剧升高，贷款的成本也跟着升高，最终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债务，所以出现了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严重滑坡。相比之下，虽然许多外国私人资本流入中国，但这并不是中国的核心政策。中国设法保持利率和汇率的稳定，从而使国内出口商保持竞争力，而高出口也带动了进口的增长，如今许多拉美国家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1987年4月,邓小平展望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年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时，曾经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在1988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又进一步阐述说：“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5页）

    中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100多位，离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成就，已从发展的趋势和速度上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就经济规模来说，在1999年，中国还位于美、日、德、英、法、意六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位居第七，但在2002年超越意大利而位居第六，2004年超越法国而位居第五，2005年超越英国而位居第四，2007年超越德国而位居第三。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以后，由于经济衰退正在加速经济力量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有些人估计，中国将在2009－2010年间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规模和所占全球比重上还有较大差距，但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例如，在知识经济的规模方面，“在2000年，美国的计算机销量相当于中国的3倍，网民数量相当于中国的5倍，宽带接入量相当于中国的40倍。但是，到了2008年，从整体看来，中国在以上每个方面都赶上或几乎赶上了美国人”。（罗伯特·佩普：《帝国的衰落》，载2009年1－2月号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国家，将领导21世纪的全球经济”。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也走在美国前面：由于经济疲软导致了美国倒退，“中国已经成为太阳能和风能设备制造中心”，“中国现在的汽车销量位居全球之首，而且已经涉足电动汽车发动机领域”，“今年第一季度，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在美国骤减了84％，而在中国却继续增加”，虽然“要成为真正的胜利者之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德华·西尔弗：《中国挤进高效能源产业》，载2009年5月19日美国《洛杉矶时报》）

    为什么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败下阵来乃至招致剧变解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能在30年这短短的历史瞬间，在发展趋势和速度上显示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苏联和我国“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三个方面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一）坚持社会主义

    在1985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本来都是讲的要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可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的情绪，却出现了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而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倾向，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荒谬口号，导致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差距拉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遭到质疑。

    所以，在理念层面上，坚持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教条主义地停留在原有论断上，而是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正是由于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这才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

    而在制度层面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弄清楚“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同上，第250页）在198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135页）所以，在制度层面上，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同坚持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坚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制。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同上，第370页)

    邓小平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提出的这种坚持社会主义观，在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得到高度的评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按照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历史机遇保留并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他选择了“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的目标，“制定了克服理论停滞和思想危机的方法”，“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历史末日’的模式”。（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俄罗斯《真理报》也发表文章指出，与原苏东国家的做法相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些举措，其“最重要的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打破以前的体制，也不是绞尽脑汁地要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溶进已成为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动力的一系列重要的成份”，“中国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可以进行改革，而且可以建立一种比震惊全世界的亚洲四小龙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强调，对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在资本主义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客观实际却遭到了忽视，出现了在某些方面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举措，超越阶段地盲目追逐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乃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象。影响所及，在二战以后，欧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争相仿效，以致不仅没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使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再三遭遇困难和挫折，而这些困难和挫折又使一些人对于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究竟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直到出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才解开了这个难题。

    198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根据这个理论，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产品经济不发达，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还不完善、不成熟，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理论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还为其它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所以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的丹藤佳纪曾发表《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将对第三世界产生影响》一文指出：“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对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直接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1987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1988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七个研究所的学者在讨论这个理论的时候，有的认为，它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放弃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过渡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则强调其现实的国际意义，因为“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以及大多数其它当前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新社会据以从旧社会产生出来的物质前提条件都还没有完全成熟，因此，应当先把物质前提条件提高到哪怕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水平。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理论可能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使社会主义就时间而言同它们大为‘接近’，从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低级阶段，在革命的社会改造领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1989年第1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拓展世界眼光，在吸取和借鉴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作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设想都没有能够得到预期的实现。正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遭到封锁和自我封闭、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决策，其中又以三项举措尤为典型：

    首先，是推进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从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加有效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它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的优点，又因为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而避免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和消极方面。原苏东国家的一些人在把他们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情况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说：“东欧国家、俄罗斯和独联体其它国家1989年之后发展市场经济的办法不是完善社会主义，结果不仅违背了本国国家利益，而且破坏了生产力，生产不断下降，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在全社会蔓延，把国家变成了依赖于别国的‘香蕉共和国’”。(1994年11月1日保加利亚《言论报》)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化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就这样在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产阶级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1994年9月4日《匈牙利新闻报》）

    另一个典型实例，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既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又带来诸如东南亚经济危机等负面效应的时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地权衡了利弊得失，毅然作出了以趋利避害的方针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中国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趋利避害的实践，被墨西哥一家报纸称作“中国严格按照自己的发展速度融入全球化进程，让各跨国企业服务于它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让全球化成为国家自身发展的威胁”，“中国依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特殊模式取得了经济上的稳定，并完全进入到全球化过程当中，囊括了纺织、制造业、家电、医药、汽车乃至电子和石油领域的国有企业成了中国政府占据国外市场的生力军，中国政府终将实现它的目标，那就是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劳拉·阿莉西亚·加林多：《21世纪是中国世纪》，载2005年7月31日墨西哥《每日报》）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更在《中国：全球化中的自主国家》一文中称，20年来，“中国是唯一在采取决定方面以有着重大意义的自主权行事的国家，也是在当前这个单极和不平衡的全球化时代唯一有条件这样做的国家”。

    又一个典型实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既面临发展机遇、又面对凸显矛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曾把加快经济增长奉为共识，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一切的发展观。有些国家因为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而爆发生态危机。经过深刻反思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出现了大致向三个方向推进的新的发展观：一是朝横向拓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是整体、内生、综合的，关心文化价值的新的发展理论；二是朝纵向拓展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是从内涵上拓展发展理念，主张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扩展自由的发展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结我国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科学发展观，借鉴了这些新的发展理念，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它们：如在朝横向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全面协调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个统筹”。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朝纵向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拓展发展理念方面，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国际上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这样，科学发展观就被人们称作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国际社会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如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内容，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经济发展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参见2009年5月9日《光明日报》）十分明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表明我们摸索出了一种将进一步预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