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摩登时代》有感
文_楼兰浮华（人文学院）
——卓别林电影中的现实警醒与人文关怀
“谈论查利·卓别林也就是谈论电影。美国电影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像查利·卓别林那样，成为全世界这样珍爱的人物。”
——美国电影史学家路易斯·约可布斯
记得小时候中央电视台常常播放卓别林的影片，虽说那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清楚其电影的深刻含义，但印象中却深刻地留下了一组鲜明的图像，挥之不去：一个贫穷破落的流浪汉，头戴一顶大礼帽，脚登一双尖头鞋，鼻子下留着一撮乌黑的小胡子，紧绷绷的上衣与鼓鼓囊囊的裤子别扭地挂在身上，手拄一根拐杖，撇大的八字步，鸭子般摇晃在银幕上，滑稽的表演引出层出不穷的噱头，逗得我捧腹大笑，难以自己。
然而现在，当我重拾记忆，再一次面对《摩登时代》的时候，却发现无数欢笑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人生无尽的凄凉，是现实无止的残酷，是时代难去的伤疤，是伤疤上人们痛苦的辗转反侧，——好比椒盐无止境地洒向本已模糊的血肉之躯，一阵阵的抽搐与那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人的灵魂逐渐被抽干，只剩下机械的肉体，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与给予人们欢笑相比，现在的我觉得，那更深一层次的现实警醒与人文关怀更能打动我的心。卓别林的喜剧，极度关注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卓别林的喜剧，诙谐中融入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批判；因此，卓别林的喜剧，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世界喜剧的“珠穆朗玛”。
卓别林（1889--1977），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演员家庭，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舞演员。他的童年动荡不安，10岁时他就进了一个滑稽剧团充当演员，开始独立谋生。如此早地进入社会，如此早地体验生活的心酸，必定在他的脑海里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犹如藤鞭鞭笞后，血风干殆尽，留下根根裸露的疤痕，永恒地折磨着神经，即使肉体上的痛早已灰飞烟灭，但那精神上的痛楚，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心理——当记忆无休止地回淌到过去。
当回忆将一切占尽，电影迸发出生命无穷的张力。
1936年2月5日，《摩登时代》在美国纽约首映。影片《摩登时代》(Charles Chaplin in Modern Times)以一句“《摩登时代》是有关工业和个人奋斗的故事——人类为追求幸福而奋斗”拉开序幕。影片开始时，男主人公夏尔洛在不断加快的传送带上被弄得完全的机械化，导致精神上的失常，以至于看到所有的圆形物都忍不住想用钳子拧一下。之后，他被卷入巨大的机器齿轮中、被出了毛病的“吃饭机器”不住地抽打、被送进疯人院……接下来，他失业了，意外地加入了游行的洪流中而被误认为群众运动的领袖，因此被关进监狱。而渐渐地，他发现唯一不用为生活所迫的最好的地方竟然就是监狱；重获新生后，一切又循环往复，命运捉弄着可怜的夏洛尔，及与之意外相遇、意外结识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当然，这也为后来展开的人文关怀情节埋下了伏笔。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一个备受压迫的劳工形象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脑海，什么是“剥削的本质”、什么是“剥削劳工的休息时间”、什么是“不以人为本，以利益为本”、什么是“一切以机械化为前提”、什么是“职业病”……以往只在书中片面理解的名词，此时，强烈地挤压着我的敏感神经，只有当我真正地理解了这些名词，才发现那是怎样的一种可怕与恐怖。然而，最可怕与恐怖的不是过去，而是那过去将无休止地折磨着你的现在与将来，——一种断代却持续的痛，难以名状，也更难以抹去。
因此，现在与将来都需要警醒。而这应该就是卓别林给予当时的人们现实警醒的地方吧（当然，现在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养分）。《摩登时代》所表现的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时代，那是场深刻而残酷的社会变革——机械工业化高速发展，资本聚集到少数垄断财团手中，而且随着这场社会变革洪流的到来，大量无产阶级沦为工业文明的附庸，他们在技术革命与机器生产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顿时变成了工业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如此的微不足道，甚至随时都可以被无情地抛弃，因为一切都被“利益”所主导，而无产阶级只是财团的踏脚石，用尽则弃，弃尽再找，如此的简单。《摩登时代》中的夏洛尔正是被卷进了这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他在工厂机械化的生产线前化身为机器，他在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单调而机械地滑行。他悲楚的生活浸透了无尽的苦涩，他无尽的苦涩衍生出了酸楚的笑料，而这一切也就成了那个时代无比真实的写照。留给人们的是不断的思考——思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所应追寻的目标与真正的价值所在。
《摩登时代》是一部喜剧，却充满了令人泪流的痛楚。幽默和搞笑的最大区别在于，笑声的背后是否含有令人心碎的泪水。卓别林用无声的世界描摹了有声世界无尽的悲惨与凄凉，“此时无声胜有声”，恰是那份无语的摹状、有为的无为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永恒的祭奠，不仅可以借此回望那个“奔腾”的年代，而且可以“以影像为鉴”，用此剥离人们脆弱的过去，也可为当下的现实世界敲响警钟，遗留下一份无声的警醒。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难道不该及时地回想一下当下的生活，及时地挽救一下当下的生活，及时地改善一下当下的生活？其实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机械化”，都有不可避免的“困境”，只是当我们面对他们时，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是机械地逆来顺受，还是斗争地去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一缕曙光？不要让“摩登时代”再持久地“摩登”下去，怕是卓别林最想表达的意思吧。
警醒过后，更值得回味的是那份独特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人文关怀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更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因此，文明建设的根本是精神建设。人文精神倡导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要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需求，避免人在物欲横流境况下发生精神上的异化。哪怕是在黑暗的现实中，人类依旧要留有那份人情与希望，而这正是人类克服艰险，不断进步的阶梯。
“——‘What’s the use of trying?’
——‘Buck up,——never say die.we’ll get along.’”
《摩登时代》结尾，男女主人公相互鼓励，携手微笑地走向前方。此时，曙光初露，画面充满温馨。至此，影片的感召力发挥到了极致，给人以强烈的内心震撼，给人以继续奋斗的勇气，给人以生存下去的信念……“万水千山若等闲”是促使人类前行的重要源动力。
是否还记得影片中的另外一段：伊莎贝尔找到了一所废弃的小木屋，门是坏的，桌子是断腿的，没有床只能睡地板，而地板也是坏的……但她仍旧很兴奋地把夏洛尔带进了小木屋，和夏洛尔一起快乐地生活。物质上的艰苦不算什么，他们有着精神上的富足，因为这是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中国有句古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建立在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而这样乐观的态度才会创造出美好的未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海子的诗中也有这么一段：“我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埋葬半截/来到村口或山上/我盯住人们死看：/呀，生硬的黄土人丁兴旺。”再艰苦、再困难，我们都能创造出生命的奇迹，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之力。体现在电影中，正是那充满温馨的人文关怀——那是伊莎贝尔和夏洛尔携手前进时留在屏幕上的迷人微笑，那是微笑中绽露的未来与希望。
“无因的反叛”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冲击着人类的思想，不断地展现着人类的生存困境。在《猜火车》中，主人公Mark Renton一直是个不良的青年，酗酒、打架、吸毒、抢劫等等，无恶不作，但最后当他觉醒，想活回朴实的生活时，却发现这是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原来的狐朋狗友不断地来侵扰他，磨去他的真实存在，拉他回过去。他抗争、奋斗，极尽努力地去摆脱。最后，他卷走了同伙卖白粉赚来的钱，逃离了他们，他走在桥上，脸上逐渐地露出了微笑。他反叛了那个原本“叛逆”的社会，反叛了原来的朋友，从此走上了本该正常的生活大道。而在《摩登时代》中也不时地透露着“反叛”的意味，这是与命运相抗争、与时代相拼搏的反叛。伊莎贝尔和夏洛尔不是一味地去顺从时代、妥协命运，而是在不争的现实情况下，通过相互的扶持、鼓励，一步步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就算其间多么坎坷、多么艰苦，他们还是坚信而微笑地走下去，用爱呼应彼此，用余下的人生陪伴彼此，而这才是每个人真正该追求的幸福。卓别林正是用这种“反叛”凸显了那个时代的“伤痕”，而在暴露的同时又用人文主义的温情关怀着每一个受到摧残的生命，给遭受创伤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方法，正如《猜火车》中Mark Renton在结尾说的一样：“Going straight and choosing life”。
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标记，而《摩登时代》正是卓别林给予那个时代的鲜明坐标。虽然《摩登时代》作为世界上最后一部无声故事片，但在影片最后，卓别林还是让观众第一次听到了夏洛尔唱歌，一首国际闻名的流行曲《我在寻找蒂蒂纳》。当时各
国电台和报纸纷纷报道“夏洛尔终于开口！”“流浪汉第一次发出了声音”“卓别林以一首歌来告别他的无声时代”。这种无声时代最后的有声呐喊尽显卓别林的独具匠心之处，“万马齐喑究可哀”，因此在那个机器做主的时代，卓别林用无声世界的第一声宣示了未来，他并不是苟同于当时已经蓬勃发展的有声电影，而是想借此给予人们以内心的宽慰与关怀，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点燃人们内心的希望。因为人文关怀才是物质世界最缺乏、而且最应具备的疗伤药。
1977年12月25日凌晨4时，卓别林在瑞士洛桑莱蒙湖畔的别墅中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8岁。当时的法国《世界报》说：“卓别林是个天才，任何领域的艺术家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获得他这样的声望。别了，卓别林！流浪汉万岁！”
尘封的记忆再次惊起，世界将永远铭记。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心中永不曾离开的喜剧大师——卓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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