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编成三个大队和一个迫击炮队。

一大队辖1、2、3、4四个队，基本上都是炮兵干部和骨干，属于挑选保送来的，不用考试。一大队大队长是张子仪（老红军，曾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

二大队辖5、6、7三个队，家父编在二大队六队三区队九班，二大队大队长是宋承志（老红军，是炮二师首任师长，离休前任军委炮兵司令），政委是张英（离休前任吉林省军区政委）。六队队长是李占新（老红军，45年六月病逝），李队长病逝后将九队队长蒋有权（老红军，南下过江后任炮45团团长，抗美援朝时曾任志愿军3兵团炮兵主任，离休较早）调来任队长，副队长是晋察冀炮兵营来的甄秉信（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

三大队辖8、9、10三个队。迫击炮队的队长是赵章成（老红军，曾任军委炮兵副司令）。

每个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下设三到四个班。

我知道的延安炮校老人，有5队的：杜衡荣（离休前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 孙康（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路水印（离休前任哈尔滨军分区副司令）；6队的有：杜博（一区队三班的，离休前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石岩（2区队区队长，曾任炮7师师参谋长，63年转业到大连任局长）、周茂（转业后在北京一商局任局长）、李甦（离休前任二炮某基地司令）、武杰（离休前任电子部劳资司司长）、丁纪元（离休前任38军副军长）、李光（曾在炮1师任职）、赛风（3区队副区队长，后任职不详）、刘世和（九班班长，后任职不详）。7队的有：鲍敖（离休前任吉林军分区司令，吉林省军区顾问）、曹魁江（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刘通其（曾任炮5师师长）、王化东（曾任炮10师副师长）、张政德（离休前在新华社任职）、郝启珍（北京密云县委书记）。还有一大队2队的黄宇（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杨尉溪（离休前任炮11师副师长）、三队的袁守范（离休前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等。

炮校建校伊始正赶上春播，全校先开荒种黍子，种完黍子就再没搞过生产，原总部炮兵团留有现成的窑洞、黍子、木炭，所以我们吃住不愁，春播完就开始学习。

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尽快学会山炮的使用，能做到拉得动、打得上就行。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是根据实战需要，怎么适用就怎么来。教材是炮校自己改编的，三个大队通用，都学75毫米山炮。火炮用缴获的日本四一式75毫米山炮和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一三式75毫米山炮（仿日四一式），这可是学员们当时见过的最大的也是最先进的火炮了。全校只有五、六门炮，学习期间只有一队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其它队观摩。炮校学习条件很简陋，平时上大课全在露天地，每人一个小马扎；教义和笔记本都是边区土造纸装订的。那时纸笔都金贵，上课时都是先在地上写写画画，弄明白了再一笔一画的记在纸上。遇有听不懂的或搞不明白的问题，课后就找教员或明白的人请教。兵器操作的教学就更简单了，无论是操炮还是使用观测器材，都是跟着教员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有差错教员就当场纠正，虽然不很规范，却很实用。因炮少人多，很多人都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上炮多练习。当时准备大反攻，课程安排很紧，学习压力还是不小的，但因教学方法得当，实用性很强，所以效果还不错。

在炮校，学员们不仅学到了炮兵技术，更在学习中接受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潜移默化的熏陶。那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受条条框框限制，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这是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一个重要法宝。事实也证明，延安炮校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快速成长、功勋卓著；在人民炮兵的建设中，他们无疑是真正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抗战末期物资供应仍然紧张，炮校的生活也仍是比较艰苦的，虽然吃黍子能管饱，并且还养猪、养鸡、种菜，但就是缺油水。当时种菜的老吴（总部炮兵团老人）发牢骚：‘菜长不好，是肥不行，要怪就怪你们这些学员拉屎都没油水’。虽是玩笑话，却也是真实写照。当然，比起在敌后，三天两头吃不上饭、一晚上换两三个宿营地的游击生活，炮校的日子已经很舒服了。

炮校的管理是正规而严格的。从起床、早操、正课、吃饭、睡觉，到请示报告和请销假，一切都有章可循。犯了错，轻的领导批评、大伙教育，重的处分、关禁闭。别说入伍七八年的小老兵们不敢再散漫，就是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也顶多私底下发发牢骚，轻易不敢犯纪律。

当时学员们学习热情都很高。因多年来缺少大炮，无论进攻、防御都没少吃亏，还有就是遇上鬼子的炮楼和据点，常常干瞪眼没辙，只能是绕着走。跑冤枉路时牙根恨得痒痒的。那时部队官兵一直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有了大炮，一定好好出出这口恶气。进了炮校，看见这些75毫米山炮，学员们整天乐得合不上嘴。私下里大伙议论着：‘如今咱们有大家伙了，不要说92步兵炮不在话下，就是拔据点、攻县城那也是小菜一碟’。‘看见我们有这样的大炮，据点里的鬼子汉奸就得乖乖的挂白旗，否则就开炮把他们送天上去’。学员们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让小鬼子尝尝我们大炮的厉害。那时学习的劲头不用鼓也嗷嗷叫。在学习上，认真、刻苦、自觉，是当时学员们的共同写照。

炮校基本没有政治课和文化课（可能是因为学员都经过筛选，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基础），除了站岗也没有其他固定勤务。

对炮校的学习生活，可以用六个字概括：紧张、艰苦、快乐。

1945年8月1日，炮校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朱总司令、林彪等军委领导来陶宝峪参加了典礼。朱老总讲了话还特别介绍了随他来的新校长朱瑞。其实，典礼前这半年学员们已经学完了兵器操作、观测、计算等基础课程。已经能完成实弹射击了。原计划接下来要学习与分队指挥有关的炮兵战术和步、炮协同等科目。可世有不测风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天消息传到炮校，炮校立刻就沸腾了。在全校大会上，朱瑞校长宣布‘为庆祝胜利，全校放假三天’。可学员们全懵了，不知该咋庆祝。当时整个陕北都热闹非凡。到处是彩旗、标语、鞭炮、锣鼓。人们奔走相告，那些爱说话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认识不认识，更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捞住一个就喋喋不休，完后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啥；那些不爱说话的，不是拍着屁股满街蹦，就是见人就拉拉手、抱一抱；还有的见人就咧着嘴猛点头，乐得不知说啥好。还有许多人喜极而泣。那会儿人们真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几天过后，人们开始平静下来，大多数学员心里却又都感到有点不是滋味。说来也难怪，这好不容易有大炮了，都铆足了劲准备教训教训小鬼子；你这边憋着一包劲准备拉开架式拿他开练，他那边突然调屁股不跟你玩了，他认输了。你苦练了半年，忽然发现对手跑了，未免有点落寞。总之，用大炮教训小鬼子的夙愿泡了汤，让好多充满国恨家仇的学员都有些遗憾。

9月初，全国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炮校突然接到命令，立刻收拾行装，全校准备向东北进发。约一周后，除留了三十多学员给陕甘宁部队，其余的教职员工共一千多人，都在校长朱瑞的带领下，还按在学校的编制，于9月13日从陶宝峪启程，开始了向东北的进军。

延安炮校在陶宝峪历经了从春到夏的七个月，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