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子e调指法表:张宏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默许官员腐败(2)

张宏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默许官员腐败(2)

发布时间:2011-11-14 09:19 作者:张宏杰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173次 　　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 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 而直隶总督汇报，他一年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才能勉强过活。大致说来，雍正时期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在雍正皇帝发放养廉银之前，一位总督的合法收入仅为一百五十五两的年薪。在养廉银改革之前，解决收入与支出之间这近万两至数万两的巨大差额，惟一的办法就是“陋规”。对一位总督来说，所谓“陋规”，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的“进贡”。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说其总数达到七万四千四百两。 　　“陋规”又称“规礼”。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陋规的五项内容：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或者盐商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上述的“漕规”、“盐规”、“关规”以及“钱粮平头银”即是。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说的“节礼”就是。 　　“规”和“礼”在地方官场上几乎都是公开的。综上所述，“陋规”实际上和它的来源即“附加税”一样，其用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即用于各级衙门的行政开支。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落入官员们的“私囊”。 　　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的军粮都停征了，然而“陋规”的致送却不能停止，陕西粮道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那么林这一年所得“陋规”多少呢，张集馨说，计“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 　　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都会旱涝保收。我们很难想像林则徐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这一事例只能解释成，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继续。 　　因为无法在全国建立细化的有效的财政体系，皇帝们只能寄希望于官员们的道德情操过硬，准确把握这个收取陋规的“度”。一般来说，官员收多少陋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这些钱花到哪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开支和必要的生活开支中，那么他们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过得更滋润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这在康熙皇帝对近侍所说的话中表现得很清楚：“身为大臣，寻常日用岂能一无所费？若必分毫取给于家中，势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洁，念念从爱百姓起见，便为良吏。” 只有过于贪婪，才会被人批评。 　　问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陋规”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而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只要一开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初年的陋规数目，一般都十分惊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抚衙门的陋规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而据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而河南巡抚则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一位巡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合理”限度多远。 　　所以雍正皇帝进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就显得无比英明。他以公开的“养廉银”来补足地方官员开支的需要。此后，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这首先是由于“养廉银”的数额远远少于“陋规”。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少半” ，官员们尽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而乾隆嘉庆等皇帝未能继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养廉银数额，导致官员们的收支又一次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通货膨胀对火耗归公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 　　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part06 曾国藩头脑中没有任何现代法制意识 　　凤凰网历史：太平天国兴起后，曾国藩回到长沙开设了“审案局”，但曾国藩的审案模式可谓“运动式”，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即结案，这不可避免的造成大量冤案，这种从重从快的模式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该如何评价曾国藩这样的举动？ 　　张宏杰：这是曾国藩在特殊的紧迫形势下，和狭窄的经验资源下的产物。“治乱世用重典”。如果让曾国藩在那个时代先去建议一个法制社会再来办理这些案件显然不现实。当然，曾国藩头脑中也没有任何现代法制意识。同时，曾国藩的这个做法，也体现他身上崇尚“申韩”的一面，或者说，暴露了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 　　凤凰网历史：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勋人物，曾国藩如何看待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对于清朝可能存在的制度上的缺陷曾国藩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办法？ 　　张宏杰：他的认识当然是官逼民反。百姓负担太重。 　　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整顿吏治最核心的举措动是挑战陋规问题。 　　陋规最大的害处还不是败坏了官风，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级官员直至办事人员的“陋规”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各地的“附加税”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比如江苏省在咸丰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钱。也就是说，如果给国家交一石米的漕粮，老百姓本来只需要交二千文钱就行了。但是官府却层层加码，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三倍至八倍不等。 当时就有人说：“江南必反于漕。” 果然，太平军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贫民纷纷随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兴名臣”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动减轻百姓负担的问题。 　　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参照湖南、湖北的做法，开始了本省的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的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间（收地丁银一两，或收银一两二三钱至六七钱，或收钱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则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银两，则每石米收银二三两至四五两不等。 　　曾国藩与沈葆桢商量之后，决定自同治元年起，将田赋附加税率定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银一两一钱，实收库平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改收二两白银。据布政使李桓估计，改革之后，每年可为老姓减负一百多万两：“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复可为民间节省银一百万余两，为军饷共筹银三十余万两。”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江西和其他省一样，“至于馈赠陋规，到任者则有上司各衙门之供应、门包，年例则有本管知府之节寿、月礼。收漕则有粮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绅士之陋规与大漕馆、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随时零星馈赠之款”，“皆百余年之积弊，习为固然者也”。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一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太平天国战争耗尽了曾国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对官场上的陋俗越持“浑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使得他不能下定决心，从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规，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财政体系。他认为陋规形成多年，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纠结难分，只能因势利导。他说：“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 　　不过在整顿盐务陋规方面，曾国藩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因为盐商们通过国家授予的专利权获利极丰，所以地方官场上对盐商们的剥削也极重。几乎每个衙门都想从盐商身上捞点钱，只要没有来源的支出，最后差不多都算到盐商们头上。 　　与各地一样，两江地区财政的重要支柱，也是盐规。根据两淮运司王凤生的统计，道光十年，两淮盐商负担的法定税额（即两淮纲盐正课）为二十一点七万两。但这只是盐商们负担的一小部。除了正税外，他们每年要负担两江地区的养廉银、兵饷，以及“水脚”、“部饭”等办公经费三十三万两，这算是国家的正项开销。此外，还有普济、育婴、书院、义学、务本堂、孝廉堂等地方公益事业，需要他们贡献二十余万两。这些还都不是大头，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以下之书役、辛工、纸饭及“乏商月折”等项，需要他们负担八十万两之巨。为了向盐商们要钱，官员们想尽花招。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抚各衙门，从未有缉捕犒赏等款，而各处仍以此名义每年向盐商征收开销三、四千两。 　　过于巨大的“陋规”导致盐商们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经营盐业的积极性大减，从而加剧了两淮盐务的衰败。从同治三年起，曾国藩着手大力整顿两淮盐务。他替盐商们计算成本、明确了正税及各税附加税的税额，保证他们有钱可赚。曾国藩说：“收课科则必须核定以昭信守。”为此他规定：例收的每引报部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外办经费银四钱，仓谷一分，河费一分，盐捕营一分，无可减免，仍照旧额征收。而团练、壩工、缉费、号项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至于从盐商身上所出的招商局费银、都营赏犒银、驳船、江船、商夥、辛工、栈租等处费银以及皖岸报效银等等数目，都要固定下来，不得任意多收。滥收者一经查出或商人禀明，给以严惩。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两淮盐业的重新兴旺。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part07 曾国藩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在于“实事求是” 　　凤凰网历史：作为体制内的改良者，曾国藩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牵绊，然而曾国藩似乎始终没有超越他的时代，那么，曾国藩的存在对于后世的改良者有何借鉴的意义？ 　　张宏杰：由于环境的关系，曾国藩没有超越传统的思想资料。但是，他的思维方式是建设性的。他有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曾国藩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这种思维原理是有生命力的，也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今天能对接的接口所在。 　　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 　　他举例说，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书，大多是骗人的。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儿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 　　他怀疑《史记》中一些战例的真实性： 　　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因此他告诉别人，读《史记》、《汉书》不可太拘泥当真：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淡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 　　他认为，司马迁所载尚不足凭，则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记载的战争，更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 　　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氏谦谨为人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part08 曾国藩最大的意义在于展现了“中国式力量” 　　凤凰网历史：今天我们重提曾国藩更大的价值何在？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该如何利用曾国藩留下来遗产，而不仅仅是作为成功学和厚黑学的范例？ 　　张宏杰：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