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缘之空第四集:[讨论]《中午的黑暗》与《日戈瓦医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3:56:26
[讨论]《中午的黑暗》与《日戈瓦医生》
書摘：中午的黑暗~~~~~~~~~~~~~~~~~~~~~~~~~~~~~~~~~~~~~~~~~~~~~~~~~~
廿世紀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極度精彩。作者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匈牙利人，曾是德共黨員。1938年因對蘇聯大整肅失望而退黨。後來反對佛朗哥法西斯政權，參加西班牙內戰被俘。1940年移居英國。英譯本Darkness at Noon於1941年初版。
我建議你也讀俄國歷史學家Roy Medvedev描寫史達林時代莫斯科大審的 ”Let History Judge”。真是令人觸目驚心。狂熱的信仰者，因為迷信集體價值，放棄了懷疑的能力，終使其信仰一步一步背離真理，不但犧牲了自己，也犧牲了社會主義運動。 Koestler 以小說的形式描寫狂熱者的心靈，張力更強。但請不要把這本書看成什麼反共小說﹐這本書描寫一個被整肅的革命者在監獄中苦思自己的矛盾﹐深度足以穿透膚淺的意識形態﹐直達人性的底層。
台灣有本很老的翻譯：「獄中記」（自由中國社，李誥，1950，台大、師大圖書館有）。中國也有個譯本：「中午的黑暗」（譯林，1999）,但我沒看過。
李誥的翻譯很不錯。我以它為基礎重新摘譯﹐將十五萬字裁剪成幾千字﹐以方便各位感受這本書的美妙。最後一段﹐我改譯後仍然不滿意﹐只好將英文附上。看看最後一句：a shrug of eternity﹐英譯本有味道多了。 C.J.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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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建立獨裁政權而不殺布魯圖者…
或建立共和國而不殺布魯圖之子者
都只能統治很短的時候
－馬基維里(1469-1527)
沒有一個人能毫無內疚地統治
－聖·約斯特（1767-1794）
逮捕
一小時前﹐人民內政委員會的兩名官員猛敲盧巴索夫居所的大門時﹐他正作著自己業已被捕的夢。
（一如往昔他夢到一陣猛擊聲﹐門外站著三個奉命逮捕他的人…穿著警衛隊的制服﹐握著手槍站在他的床邊﹐腰帶發出生革的氣味… 他想穿上睡衣﹐壓在枕下的手臂想去抓睡衣的袖管﹐但一陣痹麻﹐無法轉動…忽然槍柄猛打在耳朵上﹐使他猛然清醒…醒後他還發抖片刻﹐壓在枕下的手仍極力想抓睡衣袖口）
敲門聲越來越響﹐逼著他醒來。同往常一樣﹐他醒後繼續發呆了幾秒鐘…伸手摸著床旁的開關﹐燈亮了﹐迷霧逐漸消失﹐他深深地呼吸了幾口氣…仰望牆上掛著的黨魁肖像…他完全清醒了。
可是門上的敲擊聲依舊沒有停止。
402號
他轉聲細聽﹐分不出那低微不斷的滴答聲是從那一塊牆傳來。他先扣便桶那邊連著406號獄室的牆﹐但得不到回音。再試試床邊那面連著402號的牆。回音有了。
402號獄犯顯然是個熟手﹐清晰不急的扣出三個字母：「誰」。
他把「尼古拉?薩爾瑪諾維區?盧巴索夫」連名帶姓都發出去﹐靜待對方回答?
很久都沒有回音﹐他微笑了。這個名字一定使鄰居大吃一驚﹐他一定是個沒有政治背景的醫生或工程師﹐一想到有危險姓的鄰居就發抖了吧！
忽然牆上傳來滴答聲：「你罪有應得」。402號一定是個順從主義﹐信仰領袖﹐相信自己的被捕是個誤會…
聲音又來了：「沙皇萬歲」。原來是個反革命…
「你為什麼被關進來」？「因為政見不同」﹐盧巴索夫回答。
「好極了！狼犬自相殘殺」。盧巴索夫不理他。
聲音又來了：「你最近一次同女人睡覺是什麼時候」？「三週以前」。
「告訴我是怎樣情形」。盧巴索夫本不想回答﹐又怕失去這唯一對外的聯絡。他嘆了口氣﹐發出一句：「雪白的乳房像香檳酒杯﹐她的大腿像野馬」…
「繼續﹐請告訴我多些」。
畸形的聖徒
盧巴索夫凝視獄室內牆上一塊塊發潮的痕跡…眼前出現一幅畫…出席第一屆黨代表大會的人物﹐沿著長木桌坐著…盧巴索夫在主席右首的第二位…他們是喜好鬥爭的哲學家﹐正準備發動革命。
他們熟悉歐洲各大監獄﹐就像商旅熟悉旅店。他們夢想能透過掌握權力來廢除權力，夢想能透過統治來使人民擺脫被統治的習性。一切夢想都已如願達成﹐但這些改變世界的腦袋竟然都被鉛彈穿射﹐有的射穿前額﹐有的射穿頸後﹐除了領袖與他之外﹐倖存者無幾。
盧巴索夫的牙齒發痛﹐渾身發抖…記憶在他的耳邊幌﹐許多臉孔與聲音出現後又消失。他想起年輕的李查紅著眼的哀喊：「你不能把我丟給狼群﹐同志…」。他想起後來自縊的小羅威的話：「還有誰想講話」？革命的腳步毫不躊躇地奔向目標。革命的河流有許多彎道﹐轉角處總會遺下溺斃者的屍體…黨只知道一種罪惡：脫離既定的路線。黨只知道一種懲罰：處死。在革命運動中﹐死亡只是解決政治歧見的合理法則。
他一想到它們就感到傷痛…就是這個過去今天發生了問題…黨的溫暖而有呼吸的實體在他今天看來都充滿了創痛－潰爛的傷口﹐流血的斑痕。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糟糕的善意﹐如此畸形的聖徒。假若黨蘊含了歷史的意志﹐那麼歷史本身一定有問題。「這是一個有病的世紀。我們曾以顯微鏡的準確方式分析弊病及其起因。但每次施行手術﹐新的病痛又發生了。我們的意志堅定而純潔﹐理應獲得人民的愛護﹐但他們卻憎恨我們。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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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存在遭到威脅時，就可不受道德戒律的約束
為了一統教會，任何手段均可使用
包括詭計、背信、暴力、僧職買賣、監禁、死亡
各級教會乃因群體而存在
個人必須為共同的利益而犧牲
－凡爾登主教 馮?尼海姆（1411）
推理的先知
初審時﹐盧巴索夫被指控參加反對派及計畫暗殺領袖。他否認了。以下是他的一段日記：
「誰才是正確的？日後才能揭曉。將來再論功過﹐現在必須先作﹐向魔鬼出賣靈魂﹐期望能得到歷史的赦免。
「我們以二十世紀的革命倫理來取代十九世紀所謂「公正」的自由倫理。要按照球賽規則來進行革命﹐乃荒謬可笑。在歷史的喘息期間﹐政治或許可以較公正；但在歷史的危急轉捩點﹐除了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法則外﹐實無他途可循。我們基於普遍真理而成為新馬基維里主義者﹐而反革命的獨裁者則只笨拙地模仿﹐成為國家浪漫主義者。這就是我們－而不是他們－終將得到歷史的赦免的原因。
「我們既已拋棄了類似球賽規則的道德規範﹐唯一可遵循的就是必然性的邏輯。我們不得不信奉主義到底﹐並據以實踐。我們宛如航行大海﹐卻無壓艙物的船；因此舵輪的任何轉動﹐都關乎生死存亡。
「不久前﹐領袖主張用碳酸鉀肥料﹐而農業學者Ｂ卻堅持硝酸鹽較優。對於國家的集體農業﹐兩者之取捨﹐關係之重大甚至足以影響即將發生的大戰﹐所以Ｂ及其他三十人以破壞罪被處死。
「假使領袖正確﹐歷史終將赦免他﹐而三十一人的處死﹐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假若他錯誤…
「客觀上正確與否才是問題核心。道德主義者往往掉入主觀上善意與否的陷阱﹐好像只要是基於善意﹐Ｂ就應該無罪﹐而且應獲准繼續宣傳硝酸鹽﹐即使國家的農業因而毀滅亦無妨。這當然是沒道理的…主觀上主觀上善意與否並不重要﹐犯錯的人必須付出代價；正確的人將獲赦免。這才是歷史功過的法則。
「可是我們如何得知﹐將來什麼將被判明是真理？我們沒有先知天賦的通靈﹐卻必須作先知的預言。我們以演繹代替啟示﹐卻往往得到不一致的結論﹐最後只好回到對自己推論的信念－像公理般無法證明的信念。
「這就是關鍵所在。我們已將壓艙物拋棄了﹐只剩下一個錨：對自己的信念。幾何學雖是人類理性的最高表現﹐但歐基里德公理其實是無法證明的信念。可是誰不相信誰就將目睹大廈傾覆。
「領袖充滿自信﹐他有最堅牢的錨索…但我卻無法再堅信自己絕對無誤。這正是我敗亡的原因」。
緘默的夥伴
盧巴索夫的獄室思索﹐有了意外的發現。
他發現所謂的「獨白」﹐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對話」…對話的一方是緘默的﹐另一方則違反文法的規則﹐稱對方為「我」而非「你」﹐目的在取得對方的信任以探察其意向。緘默的一方卻一直保持沈默。
緘默的一方有時也會突如其然地開口…盧巴索夫只看到見自己嘴唇在動﹐很訝異地細聽那個完全陌生的聲音… 他開始相信在「第一人稱單數」中﹐隱藏著另一個實體﹐長期來保持沈默﹐現在才開始講話。
盧巴索夫仔細研究這個新發現個體的稱之為「文法上的虛構」。它的思想﹐似乎由一些範疇凌亂而毫無聯繫的部份組成﹐譬如聖母像上交叉的手、小羅威的貓、教堂詩歌的音調、女秘書阿洛瓦說過的一句話、作回想過去的白日夢時所引發的昏眩狀態等。它顯然是人的重要的一部份﹐但又非其邏輯思考所能觸及﹐而且往往趁人不備時發動襲擊﹐使之牙痛﹐或陷入白日夢。盧巴索夫就因此回想起已被處死的阿洛瓦…
他那時因口述疲倦而在室內徘徊…室內靜靜地充滿她可親的香味…盧巴索夫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停在她的椅後﹐把雙手輕放在她肩上﹐問她是否願意晚上同他出遊。她並未表示驚異﹐兩肩仍然不動由他倚靠﹐靜靜地點頭﹐甚至沒有回首。
當晚盧巴索夫笑著跟她說﹐「我那時以為你還在速記呢」。她那大而線條分明的胸部輪廓在黑暗中浮現﹐服貼柔和宛如一向就在那裏。「你永遠可以要怎樣對我就怎樣對我」…這句話就像聖母像上那交叉的手﹐一直留在盧巴索夫的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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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的慈悲
審訊官伊凡諾夫來到獄室﹐試圖說服盧巴索夫認罪。
黑暗中的天光
盧巴索夫望著窗外﹐融化的雪已經凝結﹐從機關槍碉堡那邊往上看是一片銀色的天。他開口說：「人道主義與政治無法相容﹐尊重個人與社會進步無法相容。甘地是印度的禍害﹐追求手段的純潔只會造成政治的無能﹐這些我都承認。可是﹐另一條道路又引導我們走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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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有時必須用來掩飾真相。但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萬一被知道了﹐就必須趕快找個藉口
－馬基維里
相對性成熟律
盧巴索夫入獄後第廿日的日記：
理性代替正派
他恬靜無夢地睡了一小時﹐醒後感到一陣爽快。402號已敲扣多時。
安眠的誘惑
審訊官換成格勒金。他告訴盧巴索夫：「伊凡諾夫同志被捕了」。
「從歷史上看﹐人類不能沒有『替罪羔羊』﹐我相信那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伊凡諾夫告訴我那是源自宗教﹐他說希伯來人每年用一頭羊祭神﹐羊的身上負滿人的罪惡」。格勒金停了一下。「耶穌甚至自願為羔羊﹐擔負人間的一切罪惡…我一直無法瞭解自稱願為人類犧牲﹐對於人類究竟有什麼好處﹐但兩千年來人類顯然已經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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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任務
盧巴索夫被押到格勒金辦公室：「讓我們談談你反革命行動的動機問題﹐等你簽了字﹐我們彼此間的事情就可了結」燈光突然加強﹐「那時你就可以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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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談目的﹐不談手段
目的與手段無法分離
一個改變﹐另一個也跟著變
不同的手段導向不同的目的
－拉薩爾的《錫金根騎士》
相對性成熟律
盧巴索夫入獄後第廿日的日記：
有缺點的羅盤針
盧巴索夫曉得自己在午夜之前將不復生存。
鼓聲若響
402號傳來：「他們正在抓缺唇。他向你致意」
永恆的波浪 走廊的鼓聲又響起來。鼓聲隨著他走過每一扇鐵門﹐走過通往地窖的螺旋形台階﹐他的夾鼻眼鏡不慎掉下來﹐玻璃裂碎﹐鏡框滾到下面。盧巴索夫聽到後面的人彎身拾起眼鏡放入口袋﹐但他始終沒有回頭看。
四周漆黑﹐海水把他衝到唱著夜曲的水面。記憶在他面前轉﹐像是細濛的水花。
大門外有人敲門﹐他正做著他們來逮捕他的夢…他竭力想把手臂伸入睡衣的袖管…一個無形的影子像他彎下身子﹐他嗅到槍帶上發出的生革味…
耳上又受了猛烈的一擊。一切安靜下來﹐只剩下海洋的聲音。
遠方打過來一個波浪，將他慢慢抬起﹐又緩緩的離去
－永恆不過如此。
~~~~~~~~~~~~~~~~~~英文版的最後一段~~~~~~~~~~~~~~~~~~
A second, smashing blow hit him on the ear. Then all became quiet.
There was the sea again with its sounds. A wave slowly lifted him up.
It came from afar and traveled sedately on, a shrug of eternity.
鲁吧肖夫的悲剧到金庸的破绽
http://www.sina.com.cn 2001/10/25 10:19
新浪文化 新浪网友：lxw0493
瑟-库斯勒的原著名叫《中午的黑暗》，写的是苏联斯大林统治时代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历史，学者董乐山翻译成中文出版时写了一篇序：《艳阳天下的阴影》。这看似差不多的名字如果细品的话，那差别就大了，“中午的黑暗”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独裁最无人性的一段岁月，而“艳阳天下的阴影”却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常用的判断语：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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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1.1 src="http://ad.cn.doubleclick.net/adj/minisite.sina.com.cn/edu;sz=1x1;num=04722323288 4615452?"><script> 定的缺点。我对这篇序文的名字很不满意，尽管我能体谅翻译家现实的困难。仅仅是艳阳天下的阴影吗？回答是NO！ 这是一篇理念小说，就是号称“要沿可沿地还原生活”的王朔看不上的那种概念先行的作品，他认为“那不是文学”，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不是就不是吧，反正库斯乐通过他虚构的苏共中央委员鲁吧肖夫的悲惨经历，给懵懂的人们狠狠地上了一课。主题来源于意大利学者马积压福利那个臭名昭著的“为了正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原理。其实这话首先可以把“正义”二字去掉，每个有目标的人都会认为它是正义的，这根本就是多余。以此为基本的出发点，政党要求党员在执行任务时铁石心肠，果断杀伐。但鲁吧肖夫在任务和良心几翻碰撞后，他奉命把一个仅仅是不愿说假话印发传单的青年弃置不管，使其丧生，他奉命让码头工人给运往侵略者控制区的油轮放行，工人领袖无法接受这嘴上一套，手下一套的做法，被逼悬梁自尽，他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继续工作”的权利，违心地不去为自己心爱的秘书说话，任由她被处决。最后轮到他自己，由于人道主义和理性的种子不断在他心里生长，他背离领袖的离心力越来越大，终于被“第一号”的特务机构抓起来。开始他是强硬的，经过三次提审，他重新接纳了党的行事原则，并自圆其说地创造了“阶段性成熟理论”，他认可了加在他头上的一切顶多是有个思想萌芽绝无半点行动的罪名，并怀着扫除一切虚荣为党最后一次奉献的“伟大”情怀，被带到地下室一颗子弹了结一生。 我得说，鲁吧肖夫前两次提审时遭到的劝说是有蛊惑力的，为了亿万人美好的前景，牺牲个别人或者成百上千人的个人利益甚至性命，到底值不值得？不做事情，任现有弊端缓慢杀人不断累积，和做事情但因为急转直下当场把很多人甩掉，但今后有可能走进人间仙境，哪个更合理？只要积极做事就会有代价，而且不一定能成功，可是不作为任凭落后体制为非作歹就对吗？鲁吧肖夫陷入这个挠头的问题中难以自拔，最后他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其实，只有独裁者才能保证“不择手段”的教义在党内整齐划一地推行，如果这个政权的组织形式从根儿上或说高层就是民主的，它就断然不会这样肆无忌惮不折不扣地“不择手段”，它就不可能这么抄小路，一刀切，它只能选择公开公正和缓的站得住的政策。而独裁者能整出什么美好的前景来呢？不能。这个公理就无须再证明了吧。这么说，由不择手段可以推出政权的独裁性，由独裁性可知其非正义性，那么不择手段就意味着通向错谬。只有在极少数的非常状态下，不择手段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谓事急从权，但要作为整体的组织原则，那就只能导向灾难。 事实也是这样，凡是手段上就带有邪恶残忍的东西，无论它的执行者怎么花言巧语，最后结出的果子总是枯涩不堪难以下咽的。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被证明是这样的，我们的“反右”、“文革”又何尝不是这样。书中一凡懦夫和克列金代表着两种逼供方式，前者用劝诱，是为文斗，后者用体罚，是为武斗，而红卫兵小将们比他们搞“逼供信”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有多少独立思考说真话的人，思想上被反复洗脑，生理上被无情摧残，最后唯唯诺诺，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可悲的是，有不少过来人，在饱经忧患历尽艰辛后，还是不能窥破自己的人生悲剧人民的社会悲剧，其根源究竟是什么，当他们作为重放的鲜花获得话语权后，写的那些不疼不痒不彻底的狗屁文章，简直让人看不下去。 不择手段从来不乏崇信者，它既不是苏联人的专利，也不是20世纪的稀罕物，一切没有遭到正常监督的党派帮派都是这样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昨晚上重翻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发现开始是反面人物后来变得侠义道起来的魔教，做事也是一样。为了救助被困万安寺的六派高手，魔教光明右使设计去盗取解药，为了投守药人所好，竟派轻功出众的韦一笑象个采花贼一样偷来一绝色女子，后来这一女子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中，被双方来回用作筹码，几次面临生死关头，从无一人想过：要救的所谓武林人士是人，这一可怜的弱女子就不是人？最后她还是难逃一死，摔得粉碎。这不是一典型的不择手段的例子吗？所以，金庸固然改造了旧武侠小说的一部分不合人性的伦理观，但终究没法做得彻底。 我已有3年没看老金的东西了，所留的美好印象全然是以前的。这回翻我原先最为钟爱的《倚天》，感觉也跟前翻大为不同。首先我发现，王朔谴责的老金的语言是套话连篇，是一点没错，除了少数的插科打诨的人象什么桃谷六仙说话有个性外，其余的人全是一副端方先生的味儿，也不掉书袋，就是场面上寒暄的话，来回说。叙述修饰的语言也一样，看来看去就那几句话，只有武打场面，这是金庸的强项了，构思奇特诡谲多端，冲淡了语言的平实无味。但这已属于想象力的范畴了，老金的天马行空堪称才大如海，他能在现代作家中排在前面，我看主要靠的也就是这个绝招。如果说王蒙的创作是以思想驭气，放纵语言的奔突，那老金是以情节为链条，驰骋想象的翅膀，语言只是起个记录的作用，实在不值得有太高的口碑。不过，老金不是写短篇，也不是写中篇，他写的是洋洋百万言的大部头，象“天龙”“笑傲”“鹿鼎记”一部就长过《红楼梦》，要他去字字雕琢，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曹雪芹一辈子就写了半部红楼，老金可是煌煌15部作品，还办出《明报》这样的现代报业集团，还写了那么多的社评，纵然他的生命如此多能，贪多必然是嚼不烂的。所以，具体到写作上，他没有时间去锤炼文笔也属正常。到后来虽然花了十年工夫修订小说，也只能使文笔趋于雅驯，要想变换话语方式，那就是重新创作而非修订了。 老金写韦小宝时曾说到他编谎话的诀窍：十句真话里夹一句假话，而那句假话是最关键的，敌人一定上当。细节要不厌其真，整体构思却不妨有假。韦小宝凭此绝学，果然纵横江湖无敌手。这其实也是金庸自己编故事的常用手法，他的小说的真实感几乎完全来自他的细节营造，他总是把一些人之常情的东西夹杂在刀光剑影的缝隙中，比如说父子之情，情人关情，等等。当张无忌要被困在塔上的人往下跳自己在下面接着时，宋远图关心儿子让宋青书先跳，这一下就给人以强烈的代入感，可是你倒忘了这13级宝塔上跳下来怎么可能有人接得住呢？比如说赵敏骗张无忌去找谢逊看屠龙刀时，编的理由是“好玩”“好奇心”，这简直如同儿戏，可是张无忌就信了，并因此一去引出以下大段的故事，这样的起承转合完全经不起推敲，可是等到了灵蛇岛上，赵敏咬了张一口以求永志不忘，这样的细节又分明十分的浪漫而切实。这样的例子多啦，大关节上漏洞百出，小细节却精彩纷呈，在恩怨情仇上都很弱智看不开，在大政方针上想起哪出是哪出，但偏偏在具体战例中又时时表现出智计百出，应对如神。这就是为什么得名成人童话的原因吧。 让我看，老金的过人之处有二：一是编织武林风物的想象力(人，兵器，武功，门派)，二是对少男少女心理特征的精彩把握和细节表现，再加上一点掉书袋以显学问和格调，一点幽默作为刀箭拳脚大餐的作料，便成就了武林至尊的霸业。 闲－－－－我喜欢的一种闲适生活方式筝－－－－我喜欢的一种悠扬婉转乐器如－－－－我欣赏的一种收放自如个性水－－－－我最欣赏的上善若水的品性我的网络家园－－秋色文学社区www.qiuse.com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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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六月份的《读者文摘》上开篇有一段话讲：至少要经过数十年才会明白你学过
和看到的东西。一次真正的教育就象一枚会在将来引爆的炸弹。五十年的跨度对于这个教
育的“导线”也不算异常。由此我琢磨着一本好的小说或是一部好的电影也会属于“将来
引爆的炸弹”一类。或类似于投掷于心湖中央的一颗石子，其涟漪会永远在你看似宁静的
心底荡漾。既然有一根导火线，一枚将来引爆的炸弹，其爆炸的场面定然巍为壮观，惊世
骇俗。可谁又会猜想到在你身边的“意料之外”和那些个令人心动的故事最初的缘起呢？
《日瓦格医生》(《DOCTOR ZHIVAGO》)，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一部被称
为当代苏俄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刻画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
沮丧和失望种种。更重要的是描述了一份在动荡年代中史诗般的爱情。小说作者俄罗斯著
名诗人，翻译家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迫于被驱逐出境的威胁而拒
绝领奖，不久郁郁而死，和日瓦格一样，他不愿意离开俄罗斯。同样让人惋惜的是，帕氏
和他的红颜知己伊文思卡亚(拉拉的原型)传奇的爱情故事也以悲剧结尾。
被称为美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莫希干人，两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第三代，第四代青
年的精神教父的爱德蒙.威尔逊”赞扬《日瓦格医生》兼备了《战争与和平》与《芬尼根
守灵》的双重经典特色。威尔逊表示自己同帕氏一样，继承了介于改革与传统之间的精神
矛盾，有一种“艺术家气质同哲理素养的冲突”----仿佛是水泥盖的心房上长出一颗生机
盎然的小树。
我接触《日瓦格医生》首先是听到那清澈如流冰春水，伴着弦琴叮咚，象绵延到天涯的白
桦树林那样忧郁深情的“日瓦格旋律”。著名的美国乡村歌手肯尼.罗杰斯曾唱过填词后
的日瓦格旋律----《somewhere my love》，亦是教人如痴如醉.一九六五年好莱坞请
“电影诗人”大卫.里恩(David Lean)将小说搬上银幕，使我能够再一次靠近她。该片
被提名为当年度的“最佳影片奖”但最终输给了《音乐之声》。卓别林的女儿杰拉尔丁因
为扮演日瓦格的妻子冬尼娅而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至今，我还记得影片中开头的一部分----送葬的人群唱着凄婉的哀悼之歌，合上棺盖，将
这个黑沉沉的盒子中不幸被遗弃的西伯利亚富商的妻子放入墓穴。镜头从泥土雨点似地填
入墓坑摇到坟丘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失神地望着萧瑟森冷的树丫，风在呼啸着，哀嚎
着......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青灰色的天上茫茫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
来，有如一件件尸衣冰冰冷，漠漠然的覆盖在黑色的大地上。
临终阴影将合上我的双眼，
把我从白昼带走，
曾给熊熊烈火带来燃料的血脉，
曾辉煌燃烧的骨髓：
它们终将离开这个躯体，
它们终将成灰。
银幕下的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坐在那里无声地感受着小男孩的恐惧和伤痛。鲍利斯.帕
斯捷尔纳克让我情感的热火游过冰冷的理智的大水，还能继续熊熊燃烧。
小男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长大了.他看病，思考，研究，写作，成了外科医生日瓦格，
并且诗名远扬。他和拉拉的爱情是乱世中的爱情。爱情的敌人太多了，可以是名誉世俗，
可以是硬通货，也可以是政治。然而，恋人总是能找到逃避的时刻。当外面的世界处于一
片厮杀一片混乱时，这对恋人在冰天雪地的荒野小屋里缠绵厮守。拉拉烧水洗衣，尤里打
水劈柴，为心爱的女人写诗，甜蜜的宁静，就好像是一对生活多年的幸福夫妻。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你为我阻拦了绝望之路，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微微发蓝的洁净的冬夜，远方沉寂的廖廓雪地里传来一声声凄厉的狼嗥。这是一种敌对的
力量，这种力量还包括面临被捕，被冻死，草料和粮食的无法补给，他们陷入了绝境，等
待着他们的不是逃脱就是死亡。医生和拉拉分手的时刻一天天的临近，他知道必将失掉
她，随之也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
命运的洪流终于，终于又一次的分开了这对恋人，永远的。那一刻，绛紫色的太阳落入了
雪堆的蓝色线条里；那一刻，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霭中。冬天的夜晚，充满前
所未有的同情，医生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
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却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
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有时，医生会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便涌起
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是童年的时候，在夏天鸟儿的啼啭中他仿佛
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电影在安静地放着，我几乎记得起每一幅画面所对应的小说中诗一样的文字，又一次有想
哭的冲动。这就是我百读不厌的《日瓦格医生》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这一章
和第九章《瓦雷金诺》具有同样迷人的诗意。记得这本书的译者之一，蓝英年先生也最心
动于《重返瓦雷金诺》，说他译这一章节时，“激动地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难道不
是吗----动荡的时代与苦难的境遇不会磨灭反而激发了人的灵感和写作热情，而和命运相
比显得那样渺小的爱情却自然的发生，坚韧得成长于命运的戏弄里，且常常矛盾地游离于
婚姻之外。
电影《日瓦格医生》的编剧罗伯特.波尔特(ROBERT BOLT)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细
腻而大胆地把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主题搬上银幕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才能。罗伯特将
小说的结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老年日瓦格回到莫斯科，准备到波特金医院就职，
和影片开头的伏笔一样，他又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噼噼啪
啪冒火花。所不同的是，影片的开头，还互不认识的尤里和拉拉座前后排，影片的结尾，
心脏薄弱的象纸一样的尤里在车里看到街上，一个头戴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的
女人，她几次超过停停开开的电车。医生看到了她，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以超人的毅
力挤到车门口，踏到长街的石板上，想要叫住那位步履轻盈的女士，却发不出任何的声
音，一阵锥心的痉挛，日瓦格医生走了一步，两步，三步，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和
小说中那个走得气喘吁吁的不相干的女人不同，电影中的金发女子被暗示成拉拉，于是故
事的结局变成尤里又一次错过了拉拉，在蜡烛的尽头，在生命的最后。
日瓦格医生神秘的保护者和崇拜者，每当在危急时刻就会悄然出现的医生的同父异母的兄
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格将军同志在电影被添加了不少戏份。电影《日瓦格医生》用将
军同志寻找尤里和拉拉的孩子来贯穿头尾，给湍急险恶，黑色无情的命运的河流带来了几
许金色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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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十月革命，从根本上瓦解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著名的诗人勃洛克曾预言：革命将会把整个知识界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他的预言在革命后应验了，托洛茨基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的铁扫帚将把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残渣余孽一起扫掉。”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知识分子发现，他们所热爱珍视的一切——温文尔雅、高尚情操、温和的人道主义、悔悟、矫饰，还有对美或对朦胧的自由主义的崇尚——突然间都变得分文不值，在军事共产主义和内战的岁月里，这些品质与现实生活更加显得格格不入。残酷的现实和象征主义的诗人们的预言、满脑子神秘观念的激进分子那种“革命就是福音书”的预言毫无共同之处：现实就是传染病、饥饿、监狱、流放——从肉体到精神的毁灭，从思想到感情的奴役。作家和诗人们觉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为突然降临的灾难举行葬礼：从雷米佐夫的散文《俄罗斯大地毁灭曲》到爱仑堡的诗《为俄罗斯祈祷》，从舒米廖夫的《死者的太阳》到普宁的《罪恶的岁月》，都表达了这种极度绝望的心情。
1957年，在十月革命四十年后，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在意大利以译文（英文）的方式出版，之后又出版了俄文原版。1958年，《日瓦格医生》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格医生》是对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进行“另类”描述的作品，也是一部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把十月革命后四十年的思考，都凝聚在了日瓦格这个人物身上。从日瓦格的经历中，似乎能看到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真实的思想历程。
小说的主人公日瓦格，是西伯利亚一个富裕的工业家的儿子，十岁就成了孤儿。他是在莫斯科知识分子和艺术资助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在沙俄时代，他的成长环境属于“上流社会”。但是，作为人，他却有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怀疑主义的、对事物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因此很难成为某种信仰的追随者。日瓦格是一个优秀的医生，也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似乎是旧俄知识分子教养的体现），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日瓦格也写诗歌——这一点，似乎是作者自己的写照，帕斯捷尔纳克就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在日瓦格看来，人的价值就在于保持思想的独立。他虽然间接地卷入了战争和十月革命，却始终和战争与革命保持距离，拒绝直接“参与”进去。在他看来，战争和革命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为实现功利主义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与符合大多数人的人道主义目标不相容的。但是，不能因此把日瓦格看成是加缪笔下的那种“局外人”。加缪笔下的默尔索是生活的“局外人”，他对工作、亲情、爱情，都表现出极端的冷漠，信奉“他（别人）就是我的地狱”的存在主义哲学，默尔索的“局外人”角色恰恰是加缪存在主义“局内人”角色的体现；而日瓦格仅仅是战争与革命的“局外人”，他并没有把对他人的“敌视”作为存在的依据，他热爱生活、忘我工作，并不感到自己远离了大自然、亲情、友情和爱情，对这一切他都是珍视的，但他不愿意受到思想的束缚、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日瓦格在开始阶段也欢迎十月革命，革命对他来说似乎就是浪漫主义的“个性凸显”、无政府主义的“盛大庆典”，这都体现在革命的虚假形式上：它的横扫一切的气势，它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和《国际歌》所表现出的悲壮气氛。然而，当布尔什维克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教告诉他应该怎么生活和怎么思考时，他反抗了，举家离开了莫斯科，避居到乌拉尔山区的一个冷避的小村庄里。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逃避“普遍真理”，日瓦格走遍了整个俄罗斯：穿越燃烧的城市和动乱的村庄，经过了许多受饥荒、内战蹂躏的地区，似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独立思考”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已经荡然无存，生活在剧烈的动荡中好象回到了中世纪愚昧无知的岁月中。
日瓦格在乌拉尔山区度过了短时期的宁静生活。但好景不长，他的生活先被突如其来的对拉拉的爱情所打乱。拉拉是日瓦格在莫斯科的旧友，她的生活被柯马罗夫斯基所毁，之后在动荡的岁月中流离失所；如果说，日瓦格逃避莫斯科是为了寻找“思想自由的独立空间”，那么拉拉逃避莫斯科是为了在大自然中“净化心灵和感情”。所以，他们的爱情是在战争与革命之外的某个地方展开的，人不再是教条势力的虚假摆设，而是“异性相吸”的本真自然的男人和女人，所以心灵的默契超越了肉体占有的欲望，体现出俄罗斯普通人对生活真实、质朴的渴求……笔者认为，这是小说《日瓦格医生》写的最感人最深刻的部分，似乎暗示着：任何残暴的统治都无法奴役人类真实淳朴的感情——你可以消灭它，但永远无法奴役它！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开始，就始终坚信着这一点，所以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果，留下那么多动人的爱情篇章。之后，日瓦格开始在西伯利亚流浪，不久遭红军绑架，被迫给红军当医生。内战结束后，日瓦格已经孑然一身：他的家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俄罗斯，拉拉已经逃亡到哈尔滨。他回到莫斯科后，已经穷困潦倒，如同行尸走肉，不久心脏病发作，倒毙街头。
《日瓦格医生》是根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切身经历写成的，显然带有自传的性质。拉拉的原型，是帕斯捷尔纳克旅居乌拉尔山区时所爱上的一个女人。在《日瓦格医生》里，个人的生活与历史事件总是处于相互抵触之中，所以充满了带有偶然性的奇异的冒险性质，这种性质是人的知觉、本能、思想和精神在反抗现实的压迫中必然要发生的，思想与人格欲求独立的力量使人经常不得不做出与愿望相反的选择，当日瓦格和拉拉决心捍卫人的本质、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时，他们已经背弃了十月革命的戒律、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成为了自己时代的叛逆者和牺牲品：当人的本质、尊严和权利需要以叛逆来维护，需要以牺牲来抗争时，那“革命”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日瓦格并不想历史倒退，他接受了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他和那个时代的分歧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哲学和道德方面的。他没有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错觉，认为法令和枪毙就可以改造人、改造社会，取消言论自由就可以消灭“唯心主义”，限制公民权利就可以确保领袖的绝对“权威”。日瓦格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哲学与道德方面，他这样说：只有通过仁慈我们才能得到最高的仁慈，如果人类的兽行可以通过恐惧和暴力来克服，那我们理想中的人将不是耶稣基督，而是马戏团里手持鞭子的驯兽师了。日瓦格相信受到基督教伦理学称颂的人的美德，并宣称大自然、爱情和美是至高无上的。日瓦格反对公认的共产主义教条，主要是反对它无视人的个性的存在、忽视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日瓦格与那个时代分歧的核心在于：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的分歧。所以，日瓦格的悲剧命运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必然的，只不过这种必然性是通过个人遭遇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日瓦格与俄罗斯的矛盾似乎也消失了。但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是在专制独裁绝对统治俄罗斯的年代里，俄罗斯还有一个充满着激情、渴望、理想和创造性的世界；虽然独立的思想在电台报纸中消失了，完整的人格在强权下扭曲了，但普通俄罗斯人在心灵上永远是和普希金相通的，扭曲的人格下跳动的依燃是渴望真诚与爱情的心。帕斯捷尔纳克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这一切，这使他命中注定要成为普通俄罗斯民众的代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出身于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对欧洲文学艺术造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同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即所谓的同路人。但不知为何他受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树为诗人的榜样。自一九三五年起，斯大林用死了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代替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三八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圈子里便完全孤立。无产阶级作家不屑同他交往，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与他同属异己的作家也不敢同他交往。 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超过苏联国内许多走红的作家。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师多次荣获斯大林奖金，他们的作品选入中学文学课本，他们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可国外却没人听说过他们。但欧洲文化界都知道苏联有个帕斯捷尔纳克。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他十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必然招致作协领导人的嫉妒。他们想出种种压制帕斯捷尔纳克的办法，不发表他的作品，迫使他向他什1靠拢、低头。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见诗作无处发表，便译书维持生计。他所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威望反而增高。为制服帕斯捷尔纳克，一九四七年，苏联莎士比亚研究者斯米尔诺夫对他的译文横加挑剔，致使已经排版的两卷译文无法出版。同年三月，作协书记苏尔科夫在《文化与生活》杂志上发表《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文，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视野狭窄，内心空虚，孤芳自赏，未能反映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旋律。然而，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我行我素，不买作协的账，除继续译书外、潜心写小说《日瓦戈医生》，并把写好的章节读给邻居楚科夫斯基、伊万诺夫和伊文斯卡妞听。作协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阻止他写《日瓦戈医生》，想出一个狠毒的办法，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逮捕了伊文斯卡妞，罪名是她伙同《星火画报》副主编奥西波夫伪造委托书。帕斯捷尔纳克明白伊文斯卡妞与此事无关，逮捕她的目的是为了恫吓自己，迫使他放弃《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无力拯救自己心爱的人，除悲愤和思念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小说写作中。他被传唤到警察局，民警把从伊文斯卡妞家中抄出的他的诗集退还给他。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取，声明诗集是赠给伊文斯卡妞的，已不属于他，应归还原主。帕斯捷尔纳克的倔强态度使监狱里的伊文斯卡妞受罪更大。审讯员对她连轴审讯，让耀眼的灯通宵对着她眼睛，不让她睡觉，一直折磨她三天三夜，逼她交待“犹太佬”的反苏言行。帕斯捷尔纳克是犹太人，审讯员都管他叫“犹太佬”。为了压下她的“气焰”，审讯员把她关进太平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已死，她还顶什么？伊文斯卡妞一人在几十具蒙白布的尸体之间并不害怕，—一揭开白布，发现没有自己的爱人，反而增加了对抗的勇气。这时，审讯员发现她怀有身孕，不再审讯她，把她送入波季马劳改营。她同其他女劳改犯用铁镐刨地时流产了，这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伊文斯卡妞在劳改营里关了五年，一九五三年才被释放。伊文斯卡妞在劳改营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她联系，每次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情景便痛不欲生，写了不少思念她、赞美她的诗：
我们常无言对坐到夜深， 你理头女红我手捧书本， 直到天明我竟未发觉， 记不清河时才停止接吻。 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 你为我阻拦了绝望之路， 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 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
一九五六年，帕斯捷尔纳克写完《日瓦戈医生》，把稿子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编辑部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作者，还附了一封由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的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接着，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小说。一九五七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通过伊文斯卡如读到手稿，欣赏备至，把手稿带回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他同帕斯捷尔纳克洽商时，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妞又去找文学出版社商议，恳求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以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遭拒绝。这时，被称为“灰色主教”的苏斯洛夫出面了，要求帕斯捷尔纳克以修改手稿为名向赛尔特里内利索回原稿。帕斯捷尔纳克照苏斯洛夫的指示做了，但费尔特里内利拒绝退稿。苏斯洛夫亲自飞往罗马，请求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出面干预，因为费尔特里内利是意共党员。没料到赛尔特里内利抢先一步退党，并在一九五七年底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接着欧洲又出版了英、德、法等各种语言的译本，《日瓦戈医生》成为一九五八年西方最畅销的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
一九五八年，他因小说《日瓦戈医生》受到严厉谴责，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九六0年五月三十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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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的警告(1)连载：娱乐至死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无需别人提醒就能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如果你读一读他的《一九八四年》和《动物农庄》，以及亚瑟·科斯勒的《正午的黑暗》，你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清目前在数十个国家几百万人民身上发挥作用的控制思想的机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美国正进行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验，其目的是让人们投身于电源插头带来的各种娱乐消遣中。这个实验在19世纪中期进行得缓慢而谨慎，到了现在，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通过美国和电视之间产生的亲密关系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美国人已经明确地为缓慢发展的铅字时代画上了句号，并且赋予电视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权力。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那些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常常提高他们的嗓门才能引起注意，甚至达到声嘶力竭的程度，因此他们被人斥为“懦夫”、“社会公害”或“悲观主义者”。他们之所以遭人误解，是因为他们想要别人关注的东西看上去是丝毫无害的。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我的奋斗》或《共产党宣言》都没有宣告过它的到来，它的产生源自我们的大众会话模式发生的巨变。但它确实是一种思想体系，因为它带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系列新的关系和观点。对于这一切我们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们只能顺从。虽然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亲眼目睹技术改变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民众的意识中，技术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思想体系。1905年的人们不能预见汽车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变更，这无可厚非。那时的人们谁会料到汽车将决定他们怎样安排社会生活和性生活，将改变人们利用森林和城市的看法，将创造出表达我们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新方式？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你实在是太愚蠢了。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把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没有投票，没有辩证法，没有游击队的反抗，就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所以我想以下面的几个建议结束本书。
官季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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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2-10中华读书报
八年中，多少至亲好友，一个接一个谢世了。远一些的不说，前年六月，董乐山从北京寄来《汪曾祺悄然归去》的剪报。曾祺和我相知六十多年，1991年夏我离京前曾到他家去告别，本以为不过是又一次小别，相约重见时一醉方休，谁料到竟成永诀。
去年早些时候，他在纽约的哥哥鼎山在电话中告诉我，乐山的主治医师向他的家属透露，他已馀日无多了。我多么想再见到他，重温我俩一见如故的友情，尽管于事无补，也许可让久别的知己暂一忘却病痛。去年九月，我返京的行程确定后，就打电话告诉他，虽远隔重洋，我也能听出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十月六日抵京，安顿下来，安排好有关讲学的事宜后，十日就由老友、《英语世界》主编陈羽纶驱车陪我和怡楷一道去探望乐山。他还住在老地方，中国社科院在团结湖北里的公房。
八年不见，房子和主人都老了不少，但乐山还是那副温文尔雅的老样子，虽然面容清癯，却并无病入膏肓的迹象，说话仍是那么平和喜人，谈到自己的病情也无丝毫怨艾。我们没有久坐，因为事前听说他已经遵医嘱谢客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事前已签好名的两本译著， 《一九八四》和《奥威尔文集》，两本散文集，《文化的误读》和
《边缘人语》。
月底离京返美前，我打电话和他告别，说明年打算再回来看他，他听了很高兴。返美后，11月中去电话，听他说患了感冒，高烧不退。12月初，又去电话，听他说话很吃力，噪音嘶哑，他说周身疼痛，有腹水现象，我才感到事态严重。圣诞节和新年，我往常总打电话给他拜节，这一次我踌躇再三，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鼎山兄从电话中传来了噩耗：乐山已于北京时间当晚八时十分去世。一代翻译大师终于从肉体病痛的煎熬解脱了，但纵观他一生的追求、挫折和幻灭，乐山是虽死也难以暝目的。
董乐山1924年生，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向往“社会主义革命”，参加“民先”，后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6年毕业。在此期间，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充满憧憬。我不知道他是何时入党的，只知道解放后他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颇受重用，不料1957年上了“阴谋”的圈套，被戴上“右派份
子”棘冠，从此打入贱民的深渊。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夹着尾巴做人，又赶上“十年浩劫”，理所当然当上了“牛鬼蛇神”，批臭斗臭之余， 再次押送农村劳改。后来在劳动中摔断了胳膊，奉命回北京给一些干部补习英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竟然能在家里的劫灰中找到一本英文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久经劫难之后，重读这部纳粹极权主义灭绝人性的罪恶史，震聋发聩，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痛定思痛的反思。于是，他发挥当年参加地下工作的本领，秘密地夜以继日翻译起这部名副其实的近代史巨著来。“文革”过后，他的译稿终于付印，但仅限内部发行，供高干参考。八十年代初，这本翻译巨著终于公开发行，立即在全国不胫而走，给浩劫余生的人们上了似曾相识的一课。
接着，他出了《西行漫记》的一个新译本，销了160万册。这本当年名噪一时的书曾使他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现在却为人们三、四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强烈对照，也为他的译事提供了一个新的动力。他接二连三译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小说《正午的黑暗》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恐怖
预言小说《一九八四》，近年又出版了《奥威尔文集》。
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这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也不是甚么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划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
他在“1997年酷暑”抱病写的《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是对奥威尔的一生和这部二十世纪政治预言经典无比精辟的论述。作者首先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极权主义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译者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奥威尔的觉醒是从一九三六年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斗争开始的。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大敌当前，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极权主义霸主却忙于千方百计地消减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异己。他伤透了心，但却“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
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的觉醒较诸奥威尔是更加艰辛和来之不易的。历经“反右”和“文革”等等无止无休的血腥洗礼，他终于参透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在灵魂受难的“酷暑”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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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萨特诞生100周年，也许正是时候，回顾一下50年前萨特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激进政治立场和行为。萨特在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这两项问题上的政治参与，都集中体现了许多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接受暴力，并把暴力当作实现正义目标的不二手段。对这种左翼暴力观最直接提出质疑和反驳的是萨特的朋友，并于1952年与萨特决裂的加缪。萨特的这两项参与还都生动体现了激进知识分子与“组织”，尤其是“革命政党”和“进步事业”组织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在限制左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和价值判断能力。1952年以后，萨特由靠拢法共，为共产主义暴力正当性辩护，成为党的“同路人”，有4年的时间。1956年，萨特又因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事业暴力辩护，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代言人，时达10年之久。1968年萨特在5月运动中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的同盟者，支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70年出任毛派《人民事业报》的新主编。1974年，萨特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造反有理》发表，萨特赞同当时中国的“暴力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领袖。
在萨特的左派知识分子生涯中，1960年可以说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份。1960年的萨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激进政治大使，他是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等特邀的客人，是当时反帝反殖知识分子政治的代言人。不久后，他在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可怜的天下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仅支持阿尔及利亚人针对白种法国人的恐怖暴力，而且还提出比法农更为激进的革命暴力理论。就在同一年的年初，加缪在车祸中丧生，当时加缪46岁，萨特55岁。
加缪去世前的几年是孤独而痛苦的。从1952年起，加缪和萨特就已经不再交谈。这两位知识分子的公开对立的直接起源就是让松(Francis Jeanson)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上发表的《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一文。这是一篇针对加缪近作《反叛者》的批评文章，长达21页。加缪写了一篇17页的答复。随后，萨特和让松又各对加缪的答复写了分别为20页和30页的长篇答复。争论涉及许多个人恩怨，但却一直集中在暴力的合理性问题上。加缪坚持以反对暴力为基本人道价值的“形而上反抗”，不赞成以未来的名义实行暴力和“历史反抗”。加缪认为，代表后一种反抗的种种“革命”实际上只给这世界带来了恐怖、暴政和专制。让松和萨特指责加缪置身于历史之外，是一个空洞的、实际上不道德的道德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加缪和萨特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五十多年前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以黑白正邪两分对立划分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对决”把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经渭分明的阵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对之作出反应，并在其中形成知识分子政治定位的环境。萨特、加缪和他们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其他介入型知识分子一样，都不能不成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分子介入行为大多以参加党的工作、在政府 部门中担任职务、办报纸、写社论或时评、参加公共活动、签署声明或请愿、在社会和政治事件中表态为表现形式。这种知识分子行为往往面对的是一般公众，使用的是简洁明了的语言，表明的是清楚可辨的立场。当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时，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选择便是陷入沉默。这正是加缪在五十年代末的处境。就在加缪陷入沉默的同时，萨特越来越宏亮地发出他激进左派的声音，在这声音中最振荡不息的恰恰是对革命暴力的赞扬。
一.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
萨特和加缪在对待共产主义(尤其是法共和苏联)以及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立场上，都存在严重分歧。决定他们立场分歧、介入行为和结盟标准的首先是各自的道义原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看待“暴力”和“恐怖”，以及是否需要在现实参与中保持干净的道德之手。
早在1943年，加缪就在《致德国友人信》的第一和第二封中阐述了“干净的手”的道德含义。那就是，反暴力残害是道德政治必须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加缪坚持认为，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知识分子政治，都必须坚持不到绝对必要时，不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不得使用暴力。加缪在信中向他的德国朋友解释了法国因何最初战败，因何迟迟才进行抵抗，因何而能最终战胜德国的原因。加缪在信中说，法国参战的犹豫不决是因为“我们法国人痛恨战争，”并且始终在思考“我们是否有杀人的权利，是否可以增加这个世界可怕的灾难。”而就在法国人思考真理时，德国人得了战争的先机。法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法国人只是在被逼到“死亡之门”的时候，才奋起反抗。这时候法国人的良心是清白的，“手是干净”的。法国人的正义战争是“你们(德国人)必败的原因。”加缪还进一步把“本质非暴力”的德国民族和“爱夺他人之物”的德国民族作了对比，认为法国人最初的输是输在善不斗恶;最后的赢是赢在道义必胜。〔注1〕加缪的说法是一种道德理想，因为战争确实有相比之下的正义、非正义区别。但是，加缪坚持“净手”最后一定会战胜“脏手”，战胜者一定是因为净手的缘故，这在现实中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1946年11月19日至30日，加缪主办的《战斗报》首页的底部，都印有一个代表加缪道德立场的信条，“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加缪指出，“如果我们赞同‘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原则，那么我们就会视恐怖为合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才会被当作一种原则。”加缪拒绝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政治恐怖，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绝对哲学”。斯大林主义辩称，“为几亿人的幸福，几十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加缪强烈反对以历史规律为名施行“政治暴力”。他坚持认为，人类必须要有价值标准，否则不可能对以历史名义施行的暴政作出道德判断。加缪针对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暴力冲突危险，提出了他的道德乌托邦:“一个谋杀皆不合法的世界，”通向这个理想世界之路就是放弃一切革命。加缪还指出，不让革命发生，靠的是世界的统一和国际民主，“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中，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不可能有可以独立运作的政策。”将国内政治限制在“行政问题”的范围，而用和平运动来营造国际社会契约，这是“拒绝谎言和谋杀的当代政治思想”必然得出的共同结论。在反对冷战暴力冲突的同时，加缪力图在当时“亲共”和“反共”的知识分子对立立场之外寻找一条“第三道路”。〔注2〕加缪反对的不是共产政治本身，而是共产政治中的暴力和恐怖，这是他“干净之手”的一贯主张。
在加缪发表第一封致德国友人信之前不久，同样是在1943年，萨特的《苍蝇》一剧首度上演。在这个剧中，萨特也呈现了他对政治暴力的思考。剧中主角俄瑞斯忒斯接受并采用暴力，以不动摇的决心杀死篡位的君王(他的叔父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亲。俄瑞斯忒斯从一个对阿哥斯城邦的过客变为参与者。俄瑞斯忒斯弄脏了自己的手。他对生命意义的轻和重弃取分明，弃的是不思不行的轻，取的是自由选择的重。俄瑞斯忒斯的自由，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自由，而是自行选择、非做不可的自由。前一种自由是无后果承担的自由，后一种自由是因自行选择而必须负责后果的自由。前一种自由让人可以飘渺出世，固守清高;后一种自由使人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当下的现实选择和它的一切后果，也就是萨特的“人注定只能自由”。在萨特那里，不排斥暴力成为一种介入现实、承认现实没有明晰道义经纬的生活态度。
1948年，就在加缪提出“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谴责共产暴力后不到两年，萨特的《肮脏的手》上演了。这个剧再次把政治暴力(脏手)和现实介入放在一起作为知识分子政治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脏手》和《苍蝇》既有联系，又有极大的不同。《苍蝇》的故事发生在神话般的古代希腊，《脏手》则发生在一个与1944年的匈牙利极为相似的，叫做伊律里亚的东欧国家。1945年，德国军队在伊国节节败退，二次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不到一年，步步进逼的苏联军队就会占领伊国。伊国的三个政党正在展开角力，应付时局的变化。一个是亲王的法西斯政府，正在与轴心国合作。另一个是卡斯基的民族党，代表保守的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再一个就是由路易和贺德雷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
贺德雷提议，苏军一进入伊国，他们的党就应当与亲王和卡斯基共同执政。贺德雷认为，苏军占领伊国，必然在伊国引起民愤，所以，和莫斯科有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联合政府中仅为少数政党，便不至于成为众矢之的。路易的那一派认为，贺德雷的路线是妥协投降，出卖党的利益。
雨果是路易的追随者，他痛恨贺德雷阴谋破坏党的纯洁目标。雨果曾为这个纯洁的目标而背叛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对党诚实忠心，他表示:“我对(党)并不隐瞒我得过博士学位，但……我并不是知识分子，……我认为服从命令、遵守最严格的纪律是光荣的事。”〔注3〕路易交给雨果一个任务，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取得贺德雷的信任，然后找机会杀死贺德雷。雨果刺杀贺德雷的最大困难是他对贺德雷日益增进的理解和尊敬，但他最后还是杀死了贺德雷，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
雨果杀死贺德雷后，党的领导认为雨果长期接触贺德雷，思想受到腐蚀，在政治上已不可靠，必须将其消灭。雨果在革命同志奥尔加处藏身，党派来的杀手就埋伏在门外。奥尔加听了雨果的陈述，愿意向党证明雨果是一个“可以挽救”的同志。奥尔加还告诉雨果，党的路线已经变了，党已经在执行与亲王和卡斯基合作的路线。这一消息使雨果的革命理想破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他毅然打开大门，走向埋伏在外的杀手。
《脏手》受到法共的严厉指责。路易和贺德雷的无产阶级政党显然是一个极端强调绝对服从的列宁式政党。这个剧涉及许多共产党的政策行为特征。例如，暗杀贺德雷与斯大林暗杀托洛斯基十分相似。路易和雨果都认为，“贺德雷是一个叛徒。”这显然是在陈述斯大林式的敌我观:谁持不同意见，谁就是背叛革命，“象贺德雷这样的人，运气好的话可以成为铁托或葛穆尔卡，运气不好，就成了纳吉或托洛斯基。”〔注4〕
《脏手》尽管会引起种种共产党所作所为的联想，但它并不是一部以揭露共产党专制为目的的剧。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由或不自由的剧。其中关键在于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成为有社会作用的自由个人主体，不能不与“组织”发生密切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由行为因为与组织有染，不能不成为一种弄脏手的行为。
《脏手》一剧中，知识分子就是雨果。雨果自以为是为纯洁的道德理想而投奔革命，但是，他偏偏必须以执行一项肮脏的政治谋杀来证明自己的纯洁理想。无论雨果怎样努力争取表现，组织纪律严密的党都不可能信任他。在党组织领导路易的眼里，雨果是“一个最爱多嘴的人，”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光想表态的知识分子。”〔注5〕坚定的革命同志奥尔加认为，只要管好了，知识分子对党还是有用的，“对，他是知识分子，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是个走投无路的人，只要好好领导他，无论干什么，他总可以当个帮手吧?”〔注6〕
雨果自以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绝对忠诚。他真诚地规劝党的领导同志贺德雷:“我们党有一个纲领: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阶级斗争。可是您不得不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一次又一次地妥协。您将在我们同志面前为您参加的那个政府所采取的反动措施辩护。没有同志会理解您，激进的人将离开我们，其他的人会把刚学到的政治思想全都抛掉。我们将受到腐蚀，变得软弱无能、失去方向。我们将成为改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到最后，资产阶级只要以举手之劳就可把我们消灭干净。贺德雷!这个党是您的党，您不应该忘记您为了建立它所花的心血，为了它因做的牺牲，以及它所要求的纪律。我恳求您:不要用您自己的双手毁了这个党。”〔注7〕
贺德雷觉得雨果挺天真，他告诉雨果，干革命就是要不怕说假话、耍手段、玩权术，干革命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弄脏自己的手:“我的孩子，你多么洁身自好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用处呢?为什么你到我们中间来呢?纯洁，这是印度的出家人和僧侣的理想。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这些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你们不过是为了什么也不干，便找纯洁做个借口罢了。什么也不干，动也不动，两只手臂贴着身体，戴着手套。我呢?我有一双肮脏的手，一直脏到臂肘上。我把手伸到大粪里去，血污里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以为人们可以不干坏事就掌权吗?”〔注8〕
贺德雷是《脏手》中最正面的人物。他不仅对事业极为执着，而且为人热情，关心他人，率直诚实，灵活变通，有历史眼光。贺德雷不教条，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付出个人的道德代价。他知道，为社会主义奋斗，其实不是为了让人保持灵魂的纯洁高尚，而是一件必然会弄脏手的事情。贺德雷总是把别人当个人对待，凡事都能替别人设身处地。他是一个小写 “c”的党领导，并不伟大、光荣、正确。他最终被暗杀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那种能够久存于党内的人物。
贺德雷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反映在萨特和加缪两人对《脏手》一剧的不同看法上。萨特曾记叙道，“加缪有一次和我去看最后的彩排(他当时尚未读过剧本)。彩排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对我说，‘戏非常好，但有一个情节我不赞成。为什么雨果说，我爱人们，但我不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爱他们该是的那个样子?为什么贺德雷答道，我爱现在这个样子的人们?照我看，正应当相反才是。’也就是说，加缪真的是认为，雨果按人们现在是什么去爱他们，因为雨果不愿对他们撒谎，而贺德雷则正好相反。在加缪眼中，贺德雷是个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贺德雷以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来评价现实中的人，并以理想的名义去欺骗他们。这恰恰与我要表达的(人物)意义相反。”〔注9〕加缪同情雨果，萨特则同情贺德雷。但是，他们都不喜欢典型的“党内同志”路易。他们都不认同路易的革命逻辑，按照那种逻辑，为了最后的“善”，可以大胆作恶，采取冷酷无情的机会主义。萨特把贺德雷和雨果都写得相当复杂，有血有肉。这两个人物各自的道德和政治立场都相当有说服力，给观众的不同理解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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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手》是萨特从哲学政治转化到现实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共对待《脏手》的态度也同样成为萨特与法共紧张关系的标志。1948年4月2日，萨特在接受记者波罗.卡里索采访时指出了该剧的意义所在:“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我完全理解雨果的态度，但如果你认为我在他身上体现了我自己，那就错了，……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话，那么贺德雷倒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象雨果这样的人)面对的不是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的政党，而是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利用他们的弱点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或者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们处于难以忍受的处境。”〔注10〕萨特在谈到他和法共的关系时说，“我的真正意图是成为一个批判的‘同路人’。……处于批判与纪律之间的紧张状态正是知识分子‘同路人’的典型境况。我想这种人今后在党内应有他们的地位。”〔注11〕“批判”和“纪律”确实是知识分子能否与列宁式政党合作，能否在“集体意志”中保存独立意识的关键。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选择脱党或者入党，都与他们在批判或纪律之间不得不有所选择有关。
萨特成为法共“同路人”的道路似乎并不顺畅。萨特有意识地按照法国共产党的“纪律”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是1952年12月他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和党的关系一直处在对立和冲突之中。二次大战以前，共产党对萨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萨特好友尼赞(Paul Nizan)曾两次加入共产党，而萨特对此却始终持保留态度。战争中，特别是战俘营的生活，多少使萨特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因此，从战俘营归来后，萨特“参加政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同共产党人合作。但是他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拒绝。法国解放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范围的扩大，共产党人开始严厉地批判存在主义，指责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消遣哲学。同时他们也指责萨特是纳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指责他唆使年轻人背弃马克思主义。针对这些指责，萨特在1944年12月写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几点说明》，发表在共产党人主办的《行动周刊》上。萨特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我试图指出，在什么限度内我自己的思想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或者起码，我自己的思想在什么限度内能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责备。”〔注12〕共产党对萨特的态度使他颇为失望。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继续了好几年。
1948年4月《脏手》上演后，法共很不喜欢，甚至动员党员同志在剧院设置纠察进行抗议，不让观众进入观看。法共不喜欢《脏手》自有它的理由。萨特在剧中虽然开始关注个人自由参与他人自由世界，但剧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贺德雷是萨特自己认同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注定要被党清洗掉的角色。贺德雷不能容身的那个政党是一部无情的绞肉机，这部机器吞下活生生的个人，吐出两种丧失了个人意识的成品党员。一种是是象路易那样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只会见风使舵、谋求权力的党员，他们往往可以历经极残酷的党内斗争，爬上高位。另一种则是象雨果那样单凭道德理想加入革命的党员，他们在党的左右摇摆和暴力行动中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最后落得极度失望，甚至错乱癫狂的下场。
《脏手》所传递的与其说是萨特对共产党的亲近，还不如说是他对“无产阶级”的兴趣。“无产阶级”是萨特式个人为实现个人自由所要寻求结合的“他人”。萨特当时的自由哲学需要这个“他人”。这个“他人”是萨特制造的神话，就象他在《苍蝇》中必须用神话来阐述他的自由哲学一样。萨特并不喜欢现实中的共产党。1948年6月11日，在革命民主同盟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萨特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不满，说它“自解放以来竭力以其最笨拙的内部独裁主义，以其最僵化、最不合时宜的外部行动而使最善良的人士感到泄气。”〔注13〕1951年6月，萨特就他的三幕剧《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接受采访时，提到共产党人是他最刻毒的中伤者，因为“他们的道德已变得因循守旧，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我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敌人。……这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化。”〔注14〕
1952年是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年份。那一年萨特参与由共产党员发起的营救亨利.马丁(因反对印支战争而被捕)的运动，他还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这时萨特已和加缪决裂。共产党刊物《法国文学》自1945年以后攻击萨特一向不遗余力，但在1952年9月18号上刊登了编辑莫根(Claude Morgan)对《共产党与和平》第一部分的评论:“我不喜欢萨特的文学作品或哲学，但是萨特揭露了那些反共人士在准备战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可以在保卫和平这一点上共同合作。”〔注15〕10月8号的《法国文学》接着对萨特的著作一反常态作了正面评价。评论者对萨特改写《恭顺的妓女》的电影剧本结尾大表赞赏，称这样的结尾使得白人妓女和黑人联合起来反抗种族主义的白人。评论还说，《恭顺的妓女》的“高尚见解”与《肮脏的手》的“可耻陋见”截然不同，和一年前萨特在和加缪的那场争论中的表现一样，这是萨特进步的表现。〔注16〕
1952年，萨特出席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并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广为接触。会议期间，维也纳本已计划上演《肮脏的手》一剧。萨特知道共产党不喜欢这个剧，没有等共产党提出要求，自己先行决定停演，并支付损失费用。他甚至提出，今后凡是上演此剧，都要得到当地共产党人的同意。1954年，维也纳在没有征得萨特同意的情况下上演了《肮脏的手》，萨特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的剧已成为一个政治战场，一件政治宣传工具。在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敏感城市上演此剧会不利于和平事业。”〔注17〕
从维也纳回到法国，萨特称参加维也纳大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进行“自由”而“公开”的交流。萨特闭口不提的是，就在和平会议开会前两个星期，捷克的思朗斯基(Rudolf Slansky)和一些其他共产党领袖因所谓的国际犹太阴谋罪被起诉判罪，12月3日在布拉格执行绞刑。《费加罗报》问萨特是否会致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要求赦免布拉格审判的被控者。萨特答道，“对《费加罗报》的一切问题拒绝回答。”〔注18〕在萨特称之为“自由”而“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谁也没有对发生在布拉格的事件有所表示。同样，萨特对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前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冤案，也是三缄其口。后来，萨特这样为自己的沉默辩解，“为了对斗争中的人有所影响，你就需要先加入他们的斗争，这就意味着，为了改变某些事情，你得先接受它们。”〔注19〕
1953年6月，萨特发表文章猛烈批评美国处死卢森堡夫妇。就在文章发表的前一天，东德政府对示威的工人开枪镇压，萨特对此保持沉默。加缪不指名地批评道，“那些左派报纸和它们的合作都(以关注卢森堡事件)来化解柏林的悲剧。”〔注20〕萨特的立场正好与加缪相反，他坚持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议对共产党政府毫无影响，这种抗议在冷战中只会变为一种“战争行为”。他要求法国知识分子把注视力放在他们可以影响的西方，不要和西方资产阶级势力联合反苏。正如他在《魔鬼与上帝》一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接受了“为改变恶而必须与恶共谋”的理念。在一篇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文章中，萨特解释道，一个身处于共产主义之外的个人必然会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袖(结成)非神圣同盟，”必然一事无成。〔注21〕与共产党在一起，一个人至少还有成就事业的稍许希望。这种心态在许多对党失望，但仍然想以留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人那里是有代表性的。那个可以成就正义事业的党，是萨特制造并在其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神话。
萨特靠拢法共的时候，法共的道德形象已经和三十年代加缪参加法共时完全不同。1952年的法共已经开除了莫林(Edgar Morin)、迪荣(Charles Tillon)和马蒂(Andre Marty)这些有道德清誉的人士，萨特的朋友梅洛庞蒂也已经对苏联幻灭。斯大林主义的残酷清洗、发生在东欧的“医生阴谋案”、罗织罪名和假案公审，苏联对铁托歇斯底里的攻击，东德对工人的镇压，桩桩件件都已经使共产主义的光环黯然失色。萨特在这个时候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种种阴暗的现实事件搁置到一边，否则无法制造共产党正义事业的神话。直到1956年，苏军二次入侵匈牙利，布达佩斯事件发生，萨特才舍弃了这一神话。
1956年，萨特不顾自己多年试图与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的努力，对苏联入侵匈牙利进行了谴责，但他却以其它方式维持了他对“进步事业”的神话。他和左派运动以及毛主义分子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神话的基础上。在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中萨特提到，“作为一个个人，我是很厌恶共产党人的。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友好，无情无义。他们有着必须服从的命令，而没有任何感情。”〔注22〕萨特还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有机地连在一起。”这很好地概括了他和共产党人的基本关系。萨特需要一个“进步事业”来供他结盟，同他一起反抗资本主义西方的“他者”。对萨特来说，不管这个神话盟友是否真如他所想象，只要他自己有反抗需要，他就必须制造一个神话盟友。
萨特从独立的旁观者转变为党的同路人，转变为“正义事业”的一分子，这个政治历程正好和加缪从党的一分子转变为独立反叛者相反。23岁的加缪于1935年秋天加入法共阿尔及利亚支部，他参加的是一个弱小但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共。当时，法共在阿尔及利亚的力量相当薄弱，“在首都，党员的总数仅为一百人;在市政选举时，共产党领导要费很大劲才能提出一份三十五人的候选人名单。”〔注23〕加缪是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入党的，“在三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热衷于彻底变革的左翼欧洲青年几乎不可能不参加法共。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加缪成了党员。”〔注24〕入党后，加缪先后组织过“劳工剧团”和“队友剧团”，到各地为劳动者演出，参加办报和办各种剧团，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形式。1937年，加缪因批评法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而被当作“托派”开除出党，“托派”指的是那些批判立场超越在党前面的人士。加缪明确批评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法共则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被开除以后，加缪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1944年，加缪已经形成了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受到党内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加缪在把《战斗报》传统与法共加以区分的同时，仍然以《战斗报》记者的身份保持着与法共党员的往来。当时的加缪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是共产党以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自居，不允许不同意见参与公开讨论。加缪与共产党的决裂是后来在他发表《反叛者》(1951)的时候。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象加缪那样与党既不完全一致，又不能全然脱离，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阿隆森指出，“三十年代加缪被马克思主义强调意义和一贯性所吸引，四十年代他发现这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一贯性。他经历过共产主义的那种人类进步之后，在西西弗斯(Sisyphus)徒劳无功的劳作中找到了这世界的缩影。在体验过党的那种社会正确之后，他才知道个人是思想和行动的主体所在。在体会过阶级斗争的环境气氛之后，他觉得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是应否选择继续活下去(自杀)。”〔注25〕这种痛苦的思想经历是一种从“党员”重新回到“独立思想者”转化的过程。有过了共产党员经历的加缪再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然而，他的新生活态度并不颓废消极。和西西弗斯一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他还是在做他自己的事，对加缪来说，“剥夺了希望并不就此等于绝望。”〔注26〕
加缪对党的幻灭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经历的缩影。纪德(Andre Gide)早在1932年就积极支持共产主义。1936年他发表了震动一时的《苏联归来》，对他在苏联十个星期的所见所闻表达了失望。他对苏联缔造新文明表示理解，但对于千人一面的思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镇压异己表示了极大的不认同，“我怀疑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国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还能比在苏联更不自由、更卑躬屈膝、更饱受恐怖、更象家奴俾女。”〔注27〕纪德那本写得很克制的小书很快销售了10万册之多，译成了15种文字。十年后，匈亚利作家柯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译成法文，又一次给人们带来思想的震撼。书中的拉巴斯科夫就象苏联真实生活中的布哈林一样，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想都没有想过的罪行。拉巴斯科夫完全按照极权统治的逻辑思想，认为无罪认罪是他应尽的责任，是为光明未来所值得作出的个人牺牲。拉巴斯科夫因此拒绝真理，以他的个人行为为极权制度的延续和再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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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尽管苏联的大清洗和政治恐怖已不再是秘密，但绝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还无法割舍与共产主义的精神联系。象萨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在这个时候成为党的同路人。这种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所造成的。二次大战以后，确定知识分子定位的世界政治版块是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黑白正邪对立二分来划定的。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盟友，因此获得民主包装的机会。苏联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卓著贡献，证明它强行集体化、工业化和残酷消除政治异己是有必要，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在二次大战中的一致英勇抵抗，也证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强迫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莫斯科审判的强行逼供，无数残酷的劳改集中营，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秘密警察统治，所有这些发生在苏联的政治恐怖和集体残害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企及的想象，一经报道，反倒象是编出来攻击苏联的谎言。
在许多人看来，即使有部分事实的证据，巨大的生命牺牲和严酷的斗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和伟大。象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都曾不断撰文(后收入他的《人道主义和恐怖》一书中)，辩称共产主义暴力是消灭资本主义暴力唯一有效的手段。他强调，对布哈林等人的“莫斯科审判”是革命政府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正当政治斗争手段，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注28〕当时许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把苏联当作他们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必须借用的，并具有现实替代意义的有效政治设计。为苏联辩护，看上去是大义凛然，但其实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考量，“法国(的需要)比苏联(的现实)来的重要，对萨特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苏联只不过是一道遥远的天际，并不是事情的关键。”〔注29〕如果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己成为暴力政治的受害者，如果他们自己每时每刻必须生活在不可预测、无以名状的恐怖之中，他们看待暴力的方式肯定就不会那么轻松。
加缪正是以一种不轻松的态度来看待暴力的。加缪反暴力所依据的是人的尊严原则。强调这个基本原则是为了对人性作一个基本的界定，是为了对现实公共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尤其是人类政治行为设置一个基本的规范界限，以避免人类沦为另一种野兽动物。寻求基本价值原则不只因为人类天生高尚，恰恰相反，是因为人并没有什么高尚的“本质”，因此才有不断向好的方向塑造自己的必要。
人的尊严原则充分表现在加缪所阐述的“反叛者”那里。加缪把“反叛者”和“革命者”作了区分。反叛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治和现实生活介入方式。它们是可以区分的，但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的。反叛者坚持的是人的尊严，他的介入和干预往往因变化中的问题而发生，不需要打出意识形态的旗号，也不需要成为组织的成员。革命者追求的则是彻底改变社会或世界，并为实现这个“正义事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革命者只能是革命组织的一员。加缪不同意萨特关于真正的反叛者必须成为革命者的想法。加缪拒绝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那种“绝对的”、“历史的”、或“凯撒式的”纯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把人变成不受任何价值限制，听凭权力意志驱使的动物野兽。〔注30〕
加缪不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投身暴力革命或保持沉默之间加以选择。在加缪看来，这二者都是“投降”行为，前者被动接受“革命破坏”的历史必然，后者则因厌弃非正义政治而全然退出政治。加缪指出，在极端的反叛和极端的革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只是在绝对意义上才存在。它们都先假定这个世界和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折衷变通之道。” 〔注31〕在道德上绝对自以为是和在道德上全无原则都会造成对世界的危害，“要想保持革命理想初衷的革命行动，应当体现对(真理)相对性的积极认同。”〔注32〕人类的未来并不能由革命信仰的绝对正确的主义来预测，“任何历史事业都只能是或多或少有理由的冒险。既然是冒险，也就不能拿来证明任何……绝对的立场必定完全正确。”〔注33〕
加缪反对暴力，但并不接受绝对反暴力的立场。加缪指出，暴力“造成(人际)交流的破裂，”将人们陷入无以自拔的对立。暴力会伤及无辜，造成冤冤相报，把自己从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一种万世不易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加缪也看到，凡有社会制度存在，就会有制度性暴力，“制度性暴力是事物秩序的一部分。”看到制度暴力的存在，不是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合理性，而是要学会如何去限制它，尽量减少它对制度中人的伤害。在对待其它暴力时，加缪也持非常审慎，但不绝对反对的态度，“暴力只能是与别的暴力形式战斗的极端界限，例如在起义的时候。”〔注34〕。这种对待暴力的态度需要反叛者在政治实践中随时提醒自己是否到了非用暴力不可的极端界限，尤其是提醒自己，衡量这一极端界限的究竟是什么基本的价值原则。更重要的是，反叛者必须由自己，而不是某个革命组织来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加缪式的反叛者是深深介入，决不孤独的。然而，这样的反叛者是公民社会中‘自我造就’的成员，不是谋求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成员。”〔注35〕
三.阿尔及利亚:天真的人道和激进的正义
阿尔及利亚于19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不断有法国殖民地居民移居阿尔及利亚，形成被称为“黑脚”的法裔殖民地居民群体，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战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两个穆斯林运动。一个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其中包括1924年组织的“北非之星运动”，后改称“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继而又改称“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另一个穆斯林运动则主张与法国合并，并要求穆斯林和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这一运动后来也越来越强烈要求自治，并在五十年代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赛里夫(Selif)地区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杀死90名欧洲人。法国政府大肆镇压，屠杀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说受难者多达一万人)。1947年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地位法，虽然给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大部分却不能兑现。加缪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于1937年和1945年以记者的身份两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
1939年6月，加缪在《共和阿尔及利亚》上发表题为共为十一篇的一组文章，详细介绍了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的苦难，呼吁关于土地政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实现阿尔及利亚的正义要求。〔注36〕加缪强调这些改革有助于阿拉伯人和法国居民的同化，他的立场比当时最开明的法国政治家都更体现对阿尔及利亚的同情。〔注37〕加缪强烈批评法国殖民当局的高压手段，他认为，“消除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造成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法国)非正义。”加缪在战后再一次坚持了这一立场。1944年10月13日，加缪在给《战斗报》撰写的社论中提出应当给法属殖民地人民以政治权利。他指出，殖民地人民既然在二战时与法国人民同生共死，就理应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他强调，法国要想得到殖民地人民的支持，就不能在正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一方面给法国人以正义，另一方面又在法帝国中宽恕(对殖民地人民的)非正义。”〔注38〕加缪所坚持的是在同一正义原则下，法国居民和阿拉伯人的同化共处。
1945年，赛里夫事件以后，法国保守力量大肆鼓吹报复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加缪在《战斗报》上发表了题为“阿尔及利亚危机”的一组文章(6篇)，把阿拉伯极端暴力归咎于法国政策的失败。加缪坚持认为，法国的暴力镇压只会引起阿尔及利亚更为激烈的反抗。1954年，阿尔及利亚法裔居民和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全面爆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4年从“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裂出去而形成)拒绝一切改革计划，要求彻底独立，以伊斯兰原则“恢复阿尔及利亚主权、民主和社会国家。”〔注39〕加缪则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同时批评法国殖民政策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负责任的态度必须“思想去毒和平息狂热，”即使社会冲突在所难免，也必须以人道价值来说明和解释这种冲突。〔注40〕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武装阵线采取暴力起义，加缪的反暴力原则使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陷入了极其痛苦的道德困境。正如阿隆森(R. Aronson)所指出的，“说到底，(加缪)没有能弄懂从1954年11月1日起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什么性质的暴动，……加缪真的是落后于形势了。”〔注41〕
加缪把民族解放当作一场“冲突”，而非一场“革命”或“战争”。1954年，加缪给《快报》(L‘Express，先为周刊，后为日报)写过3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这是加缪第三次以记者的身份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1939年和1945年，加缪对“殖民征服”的讨论和对“保护被征服人民的人格尊严”的呼吁，表现出超前的道德勇气。1954年的加缪在民族解放暴力革命发生后，呼吁通过和平协商在不分裂法国的前提下解决“争端”，则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人道主义。说它不合时宜，是因为加缪所持的那种道德人道主义只对相信这种人道主义者才有价值。在那些相信暴力为“正义事业”必须手段的人看来，主张以不流血、不牺牲性命来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对革命的立场。
1956年，游击队已经从6千增加到2万，法军从18万增加到40万，双方暴力不断升级。1956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开始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者施以酷刑。加缪想要防止发生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1957年，法共和主流派知识分子，如阿隆，都已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不可避免，但加缪仍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事实上已经无话可说。他的沉默受到严厉批评。加缪对此的回答是，他以前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文章就是历史见证，无须再为自己辩护。他同时继续坚持以瑞士联邦方式解决殖民地问题，以保证所有的群体都享有高度自治。〔注42〕
1958年，加缪再次强调了冲突必须有人道合理性的想法。他也看到，自己这种温和的人道思想已经对日益加剧的暴力升级完全失去了影响，他宣布“不再介入这一无休无止的论战，这种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它只是使对立的观点越加顽固，使仇恨和派别毒化的分裂更加扩大。”〔注43〕他明确地表示对法帝国主义行径和阿拉伯暴力民族主义的厌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支持它的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包括萨特)都坚持，暴力手段是实现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合理手段。加缪认为，“恐怖当道”已经“完全改变了价值的尺度，”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么他把无辜受害者的生命，包括他母亲的生命看得比这种正义更为重要。〔注44〕
1958年，加缪打破了两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1958》一文中最后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赞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坚持的独立。在反帝反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势不可挡的正义事业的1958年，加缪的立场已经完全落伍了。他为自己立场提出的三点理由(阿尔及利亚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阿尔及利亚无法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受“新阿拉伯帝国主义”煽动)更是一些在绝望中勉强提出的理由。但是，在这些绝望的理由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并非徒然的思索。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思索的重要性反倒比在反帝反殖高潮的五十年代更为显现出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和许多前殖民地的独立一样，它成功地推翻了殖民统治，但却没能就此建立一个民主、富强和正义的新秩序。新独立国家常见的专制政治、经济落后、社会腐败、甚至种族残杀，都没有能随着“民族解放”而得到解决。殖民地人民从一种暴政中解放出来，几乎立即陷入另一种暴政之中。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革命的亢奋消散之后，现实的痛苦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加缪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和平协商、反暴力、反恐怖、保护生命和民主政治。
1956年，就在加缪最后一次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时候，萨特对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萨特对待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立场，成为他在以后十年间对“第三世界”解放事业激进左派立场的先声。萨特在1956年3、4月号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殖民主义是一种制度》，文中的观点几乎都是针对加缪在《快报》上那些文章的。萨特断然拒绝了冲突不应伤及平民，不同群属平民应休战协商的建议。他坚持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是殖民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百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这些(法国)定居者的子孙们，他们由殖民主义所塑造，按照殖民制度的原则思想、说话和行动。”种族主义渗透到他们心里，他们“把阿尔及利亚人当次等人。”法殖民地居民的法国人是少数，“他们要站住脚，唯有依靠武力。”因此，“殖民地居民(法国人)无谓好或坏，殖民地居民就是殖民地居民(全都一个样)。”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从残酷的现实学会了暴力斗争手段，“殖民地定居者造就了他们自己的对手。他们甚至让那些犹豫不定的阿尔及利亚人也看到，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注45〕
萨特嘲笑象加缪那样呼吁“改革”的人们，称他们为“软心肠的现实主义者”。〔注46〕“软心肠”指的是反对暴力，“现实主义”是大致维持现状。萨特指责他们“(至今)依然相信可以把殖民制度管理得更好一些。”〔注47〕加缪寻求改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萨特称这种“调解式”解决方案是“改良主义的神话”。加缪建议殖民主义制度不应伤害殖民地人民的人格。萨特主张阿尔及利亚只有在“反抗种族隔离和日常斗争中”才能培养自己的人格。〔注48〕加缪希望立即通过经济改革改善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萨特坚持应当立即先废止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谁真的同情阿尔及利亚，谁就不要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更人性化，谁就必须“帮助它迅速灭亡”。萨特认为，阿尔及利亚要改革，那也是阿尔及利亚人的事，法国人应当与阿尔及利亚人并肩战斗，“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从殖民暴政中解放出来。”〔注49〕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是全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萨特成为这一时期在西方为第三世界“解放事业”大声呐喊的知识分子领袖。
萨特所认识的那种“正义事业”暴力至今仍是影响我们现实生活的重要力量。暴力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的外在力量，暴力本身是这个世界的许多体制和结构的一部分。在他与加缪决裂前就开始写作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一书中，萨特就已经开始重视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问题。1956年当萨特关注殖民主义问题时，他更加强调暴力在建立殖民地和形成殖民地人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他和加缪看法分歧的关键之一。萨特对暴力最集中的阐述则是在给法农的《天下的可怜人》一书的前言中。这时候 加缪已经去世，但他仍然以萨特的对立面而活在当时法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萨特要求法农的读者进入一个加缪从来没有真正进入的他者世界，“欧洲人，你们必须打开这本书，走进去。在黑暗中走几步以后，你们就看到一群围火而坐的陌生人。再走近一些，侧耳倾听吧，他们正在讨论你们的命运，讨论如何对付你们的贸易中心和保护它们的雇佣兵。”〔注50〕
萨特要求所有的法国人不要象加缪那样撇清自己在殖民制度中的一份罪过，“不错，你不是殖民地定居者，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殖民地的开疆辟土者是属于你的，你把他们送去海外，是他们使你富有。”〔注51〕而这一切的关键则是暴力。萨特写道，“殖民地的暴力不只是把被奴役者拒之门外，而是要把他们变成非人。(殖民者)不遗余力地消除他们的传统，用我们的语言代替他们的语言，摧毁他们的文化，但不给他们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注52〕殖民把被殖民者陷入左右无法求生存的困境:“他若反抗就把他杀死，他若屈服，则自我羞辱，从此不再是人。耻辱和恐惧分裂了他的人格，使他的内心自我崩溃。”殖民移居者的暴力造就了反抗的暴力，“法农让我们看到，他们不可压抑的暴力并不是喧哗与骚动，野蛮人的起义并非出于本能，甚至也不是出于怨愤。这是人在造就他自己。我想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前知道，现在却已忘记的真理，那就是，文雅不能消除暴力的痕迹，只有暴力才可以消灭这些痕迹。”〔注53〕
萨特高度赞扬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暴力，称它的作用是在“折磨和死亡”之外发现人性，营造一种“更高品质的不同的人。”萨特对暴力的赞扬是针对十五年前加缪的“既不方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而发出。他说，“非暴力的信徒们也在说，他们既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很好。当你们投票选出的政府和你们的兄弟无怨无悔地参加军队，进行种族屠杀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你一定毫无疑问是一个刽子手。”〔注54〕在萨特眼里，那些反对暴力的人们不但不道德，而且还恰恰犯下了“种族人道主义”的罪行。这时候的萨特不只是言辞激烈，而且更是把暴力实实在在地融入了他的激进行动观中。在他那里，暴力不仅是被压迫者的解放手段，而且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弱者心理治疗方式。暴力的正当对象不仅包括使用暴力的压迫者，也包括任何不能认同暴力手段的无辜者。在萨特的暴力世界结构中，这些所谓的无辜者只能是压迫者暴力的帮凶。暴力不再只是介入社会变革不能不付出的代价，暴力更是一种斗争哲学，一种本身不容争议的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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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
五十年前，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对它们制度性压迫和专制，这些曾是集结左派的主要力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是作为否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改变目标而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单凭个人意志设计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规定自己政治立场的意义。知识分子是从他们现实世界政治文化中获得对政治世界的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的。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政治性的“时间”、“地点”、“人群类属”概念，如“历史”、“未来”、“苏联”、“延安”、“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基本的价值使得他们在选择政治立场时可以形成与之有关的好坏、善恶和优劣区别，如进步对反动，左翼对右翼，等等。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世界性的政治立场就是在黑白正邪的对立中区分出来的。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靠拢左翼政党，并不是因为全然信奉它的理念或赞同它的行为，而是因为绝对痛恨它的对立面。这在萨特和法共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注55〕对当时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从什么解放出来，远比解放到什么里面去来得重要。这种情况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增强了，不再那么迷信进步组织的力量，也更多地考虑解放到什么里去的问题。
在萨特的时代，意识形态立场越鲜明，知识分子活动越有效，越有公共影响。这种情况在今天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历史进步代表的宏大话语作用已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五十年前，人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反帝反殖正义事业会把人们带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继续保持这份信仰的纯真。加缪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天，萨特也只是看到了一部分。1980年萨特去世时，他曾经热烈支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中国已经变成“十年浩劫”。不少民族解放胜利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出现内战、压迫和种族残杀。历史进步的宏大话语是被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解构掉的。
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和五十年前一样关注正义问题，一样为此参与社会事务，但是参与的性质和方式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1935年加缪加入法共，1952年萨特成为法共的同路人，都是参与的个人试图从代表进步力量的集体行动找到价值定位和作用支点。加缪自1946年疏远法共到1951年与之决裂，萨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与法共渐行渐远，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了什么改变，而是因为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革命实践”有太多的伪善，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残害。以组织形式存在的进步事业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结构，它不能代表所有人，甚至不能代表组织中所有成员的利益，它的“纪律”永远在限制个人可能对这权力结构的质疑和批评。加缪入党后两年即被开除出党，萨特始终只是一个党外人士，他们都为我们留下不少至今仍有意义的独立思想，这是那些被“组织纪律”驯化的知识分子所无法相比的。今天，以参加或靠拢组织来为自己的知识分子活动寻找价值导向的人已经不多了。组织可以给知识分子职位、利益、学术权力、成名机会，等等，但这些实际好处未必与坚持知识政治的正义价值有关。价值妥协和人格屈服恰恰是获得名利权力必须付出的代价。
今天，独立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形式已不再是参加或支持某个革命政党，或者成为某某进步事业的代言者。独立思想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件和问题作出价值判断的反应。由于独立知识分子往往诉诸与平等、自由和权利有关的价值，他们常常被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标签，但与五十年前的“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概念毕竟有所不同。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在位的时候，坐在他右侧的贵族们为“右派”，坐在他左侧的“第三阶级”(平民)是“左派”。所有坐在国王对面的人看这种左、右都正好相反，左就是右，右就是左。今天，左、右的区别虽然看上去还有语汇作用，如“新左派”的左和“自由主义”的右，但事实已经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政治的定位意义。知识分子政治更多是用学术立场来作象征性的定位，如后殖民、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代表“批判”或“激进”立场;启蒙、人道和普遍价值论则相反。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定位是通过布迪厄过说的那种知识场域中的“区分”来确定的，并不具有实质的政治取向或价值。例如，“后殖民”知识立场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保守的，全看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起何种作用。
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更需要有个人的道德关怀。但这种道德关怀却又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行动的自我束缚。五十年前，加缪的“干净的手”和“非暴力”就曾变成为一种使他自己难以行动的、过于超然的道德真理。加缪在超然的道德真理和杂乱无序的现实选择中选择了前者，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可以避免面对后者。加缪明确谴责苏联入侵匈牙利的暴力，但却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暴力难以表态。加缪的“非暴力”可以是知识分子的伦理，但却难以成为知识分子政治的伦理。和其它形式的政治一样，知识分子政治是“伦理问题碰到实际问题”的灰色地带。〔注56〕知识分子政治指一种必须准备有时弄脏手的事情，幻想纯粹道德的知识分子政治只能让知识分子超然地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上。不怕弄脏手的萨特看来更了解知识分子政治的性质，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了解使萨特有时候太容易容忍和接受现实世界中那些“正义事业”的暴力。
五十年前，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所持的是针锋相对的非道德主义和道德完美主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政治需要有一种有别于这二者的立场，那就是道德非完美立场。非道德主义只考虑手段是否有效，而不考虑是否道德。它以“正当”目的证明一切手段的道德正当化。道德完美主义则认为，无论目的多么正当，多么高尚，都不能证明有悖道德原则的手段为正当。道德非完美论采取道德应变的立场，力求做到现实条件所允许的最道德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原则。
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和对现实问题表述立场，具有暂时、近似和非完美的特点。知识分子政治并不是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法，尤其不是寻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能解决方式。知识分子政治只是在介入具体问题时，不断接近实现正义的可能。知识分子政治因此必然具有妥协性，必然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分子政治的妥协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中反复自我调整，力求在现实提供的选择中永远选择次恶。选择次恶往往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形势下可能实现的最佳行为。与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暴力主义者都不同的是，以人道为原则的知识分子政治坚持手段在道义上必须与目的保持一致的同时，强调无法兼顾时必须遵循“次恶”原则，这也意味着在无法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次优。分别从反战或者以战克暴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种次恶或者次优。
萨特和加缪在暴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单单是关于暴力本身。他们对暴力的谴责或赞同并不单纯是一个如何定义暴力的问题。他们并不单单是从“暴力是什么”，或者“暴力做什么”来认识、判断和评价暴力，因为在他们那里，暴力并不只是涉及“伤害”，而更是涉及对伤害是否“正当”的判断。这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判断。当暴力与“无辜”联系在一起时，暴力是一种不当罪行。但是，当暴力与“罪过”联系在一起时，暴力则成为一种合理惩罚。罪行是不正当的，但惩罚则是正当的。无辜和罪过之间的区别有时会非常模糊。在加缪看来，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平民是无辜的，不该受到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暴力攻击。但在萨特看来，法国平民是法国殖民主义制度的合作者和受惠者，殖民地人民可以正当地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制度，当然也可以地把法国平民当作施行暴力的正当对象。加缪和萨特对无辜或罪过的判断与他们的个人处境有关。加缪本人就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萨特则不是。加缪有当事人的体验，萨特则没有。这就和对9.11恐怖事件，美国人必然会与许多旁观者的别国人有不同的当事人感觉一样。
今天，五十年前牵动萨特和加缪知识分子政治的暴力形式有的已不如先前那么严峻(如冷战可能引发的核战争、殖民主义的暴力镇压和酷刑、极权专制的劳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恐怖暴力，等等)，有的则变得更为严峻，甚至发展出新的形式(如以“自由市场”、“法律”名义施行的制度暴力、以“防止动乱”名义施行的政治暴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恐怖暴力、以“先发制人打击”名义进行的军事暴力，等等)。9.11事件后的今天，暴力和恐怖对全世界的威胁更严重了，也更复杂化了。暴力表现为加缪最为关注的直接暴力(杀害、肉体摧残、酷刑、监禁等等);也表现为萨特所特别强调的国家和制度暴力(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非人化”，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剥削造成的“异化”等等);还表现为后人所揭示的文化暴力(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西方文明、普遍人道主义和优劣文化区别论，等等)。暴力更表现为恐怖主义把残杀一切生命当作争取某种“事业”成功的不二手段。暴力对当今世界空前的危害正在要求知识分子对暴力有比萨特和加缪时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也更自觉地警惕自己，不要对任何一种暴力起到可能的推波助澜作用。
【注释】
1. Albert Camus， Letters to a German Friend.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pp. 8-9.
2.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New York: Contimuum， 1960， pp. 6-16.
3. 5. 6. 7. 8. 萨特: 《脏手》，林秀清译，《萨特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5卷， 第 290; 270;271; 367; 370页。
4. Dorothy McCall， The Theatre of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55.
9. 19. 20. 21. 24. 25. 26. 29. 41. 42. 43. 44. Ronold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106; 168; 169; 171; 73; 73; 73; 72; 187; 210; 111-112; 113-114.
10. 11. 12. 13. 14. 22 何林编著:《萨特:存在给自由带上镣铐》，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 103-104; 104; 100; 104; 105; 109-110页。
15. Claude Morgan， "Les intellectuels devant leurs responsabilites." Les Lettres francaise， September 18， 1952， p. 4.
16. Georges Sadoul， "Respectueuse? ... Ou irrespectueuse?" Les Lettres francaise， October 8， 1952， p. 9.
17. 18. Michel Contat and Michel Rybalka， eds.， 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vol. 1， pp. 191; 273.
23. Herbert R. Lottman， Albert Camu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9， p. 92.
27. Andre Gide， Retour de l‘U.R.S.S. Paris， Gallimard， 1993， p. 43.
28.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Boston: Beacon， 1969.
30. 31. 32. 33. 34. Albert Camus， Rebel: An Essay on Man in Revolt. Trans. Anthony B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p. 250; 288; 290; 289; 292.
35. 55. Jeffrey C. Isaac， Arendt， Camus， and Modern Rebell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7; 137-138.
36. Emmett Parker， Albert Camus: The Artist in the Are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5， pp. 3-24.
37. 39. David C. Gordon. The Passing of French Alger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98-99; 55.
38. Quoted in Parker， Albert Camus， pp. 98-99.
40. Albert Camus， "Preface to Algeria Reports." In 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Death. New York: Knopf， 1960 (1974)， p. 121.
45. 46. 47. 48. 49. Jean-Paul Sartre， "Colonialism est un system，" Situations， IV. Paris: Gallimard， 1964， pp. 27-47; 40; 48; 46; 47.
50. 51. 52. 53. 54. Jean-Paul Sartre， Preface to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p. 11; 11; 13; 18; 21.
55.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有许多类似例子。三十年代的鲁迅与进步力量相结合，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实践。这时的鲁迅已经认识到思想逻辑和社会现实是不一样的。思想永远要求彻底，实践的逻辑要求妥协。他自觉地在个人和组织、社团、党派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做了种种妥协。二十年代许广平想加入国民党，他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你自己决定，但你若想保持个体精神自由，一定不要加入任何政党，因为任何政党要求行动统一。如果你要达到社会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你可以加入。但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自己加入了左联，从他的怀疑主义眼光来看，一开始就对左联抱有怀疑，一再说到这个组织太复杂，不可靠。但他一方面心存保留，另一方面自己又加入了左联并逐渐把左联当作自己的组织，后来在他的语言中逐渐出现"我们"两个字。他为了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就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精神自由有所限制。这种清醒的妥协给鲁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他一再说不要把革命想的那么美好，革命充满污秽和血，不要用乌托邦空想看待革命。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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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日瓦戈医生》 30日17:16 作者： 出自[]
54.《日瓦戈医生》
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 一部不朽的史诗 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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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筝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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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日瓦戈医生》后记- -
——在那些专制的淫威像西伯利亚的寒流肆虐的日子里，在那些每天早上出门前向着妻儿重复一遍遗嘱的日子里，在那些将枕头下的手枪随时对准自己脑袋的日子里，在那些听到敲门声便心惊胆颤的日子里，那些苏醒着挣扎着的灵魂，我们谓之为民族的良心。
帕斯捷尔纳克凭着良心写了这本伟大的著作，可是令这个单纯的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赞颂的语言甚嚣尘上的年代，在那个谎言的肥皂泡在天空浮悬的年代，他的作品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先是没有途径发表，好不容易在国外面世，国内的批评与责难接踵而来，报刊上满载着恶毒的批判的文章，作家协会开除了他的会籍，莫斯科作家组织甚至要求政府取消他的苏联公民权，他不得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他不得不向最高统治者写信乞求宽恕，虽然在各界压力下苏联政府没有采取极端措施将他驱逐出境，但臭名昭著的诗人也因此而心神交瘁，不到两年，就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小村里孤独地去世了。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一边是对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他们歌颂，他们自豪，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基于此，他们容不得半点他类的声音，他们占领要津，就像占据了阿里巴巴背后的山洞，可一旦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陷入危机，首先脱逃的就是他们，很难相信痴迷于自己创造的神话中梦境中的人会将鲜血与生命真实地交给连他也不相信的谎言；而另一边，那些用良知武装起来的痛苦的心灵，则剥开迷雾，试图将真实呈现，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其中一位，当他提起笔来想客观地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他的悲惨命运。“被人称作诗人的人，他的命运是不幸的，”他用自己的血和泪再一次验证了这个至理。俄罗斯应该为有着这样的子女儿骄傲，不是一个，是多个，在专制的淫威下昂起头来，用良知筑成那个时代不倒的精神城堡，没有他们，被冰雪覆盖着的俄罗斯大地将是一片荒芜。对于这种精神没有比曼德尔施塔姆说得更贴切了，他说:“窒息之后，我的声音里传出了大地的声音，……这是最后的武器。”而帕斯捷尔捷克也借用上帝之子的嘴吐露出他的抗争：“我虽死去，但三日之后就要复活。仿佛那水流急湍，也像是络绎的商队不断，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受其舅舅的影响，日瓦戈医生从小就崇尚自由，属于知识分子的秉性早早地刻到他的骨子里，他爱思考，爱诗歌，也热爱平静的生活，对于暴风骤雨般的革命风暴，他从来没有真正反对过，恰恰相反，他发自内心的呼唤这场革腐除弊的变革，他热望着这场变革像一把利器，剔除旧社会旧制度下的一切肌瘤，即使在饥饿难耐，做出举家迁往乌拉尔的决定前，他也没动摇过这种信心。但是在路途上他看到什么呢？到处民生凋敝，到处哀鸿遍野，到处人遭践踏，就连他热爱的这片土地经过蹂躏也变得处处焦炭处处荒芜，如果革命仅仅带来的是人权的散失与生活的无着落，那么他的意义何在？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痛苦折磨着他敏感的心灵，使得他一刻也得不到安宁。这应该是全书最好的章节，却成了后来他被定为反动的最佳理由。书中还有一段最精彩的部分，那就是他被掠到游击队当医生的经历，在那儿，他目睹到暴力达到极致所导致的结果，这对一个趋向于善的心是难以接受的，权力在这儿使一些人高高在上，君临上界，掌握着生杀予夺之能，也使一些人在无可佑护下苦苦哀吟，暴力到底会将这个社会带向何方，是他时常深思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却注定没有答案，反而加剧了他的苦痛。于是，他逃走，躲进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躺在拉拉的怀抱里以求得到某种解脱，但暂时的麻醉并不能使一颗躁动的心永远沉静，他仍然焦灼，仍然怀疑，于是，在寒冷的风雪夜里，他一次次地点燃蜡烛，将自己的思想刻在那些诗句里。回到莫斯科，他依然坚持着这项工作，似乎只有写作才能成为他唯一的慰藉，然而就连这最后的依托也随着他的逝去化作虚无。他死了，这个对那个时代既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带来任何坏处的知识分子却迎来出乎意料的多的人们的尊敬，唯一的答案就是他的苦苦追索与思考印刻了那个群体的良心。
安季波夫是一个优秀的红军将领，他爱生活，爱着与拉拉共同的家，当革命的风暴席卷这片土地的时候，他毅然不顾拉拉的劝阻走向了战场，起始，他未尝没有将验证青春的浪漫想法在里面，但现实却比他预想得残酷得多，在一次战争中他被俘虏了，历尽艰险后他逃了回来，这时的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冷峻、严酷、刻板、干练，成了纪律的化身，作者有意安排他与日瓦戈在驶往乌拉尔的火车上相见，然后通过日瓦戈的眼光来写他，他做事是那样有板有眼，那样干脆利落，那样富于原则，但此时从他的身上，我们已很难看出那个胆怯的在车站上思考的孩子，那个羞涩的看着心爱的姑娘的少年，那个充满爱意的丈夫形象，革命冶炼了他，也使他至少从表面上失去了作为一个常人的所必有的温情。至到最后，他的这种积蓄已久、压抑已久的情感才剧烈地暴发出来，在乌拉尔那间小木屋里，他是那么热切，那么冲动，他急切地想知道有关拉拉与孩子的任何消息，仿佛就那么一点也足以弥补他过去数年清教徒似的生活的不足。为什么此时他才回复他的本性呢？他在战场上胜利了，却失败在清洗中，他在革命时是个英雄，在胜利后却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只配去争取胜利，却无权享用胜利带来的任何成果，自己筑就的城堡成了埋葬他的坟茔，他在绝望中自杀了，脑袋里溅出的血染红了凝冻的俄罗斯土地上的雪，然后在那个时代，他仅仅是一个代表。那个开启的大幕至到多年后才拉上，在幕后，众多的人们犹如一个个蟋蟀，只要有一棵微不足道像小草那样外物的撩拨，他们就互相撕咬，互相争斗，他们的总导演则戴着面具隐在历史的背后。
科马罗夫斯基，这个后来成为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的人是作品中唯一真正的反面人物，作为律师，他诱使日瓦戈的父亲走向绝路，它顽固地与苏维埃为敌，始终用仇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新生的事物，他像个幽灵总在不适宜的时候出现，而在作者所钟爱的女性拉拉身上，他更起到转变其命运的作用。在她还未完全成年的时候，他就卑鄙地占有了她，他给这个姑娘造成了深深的心灵上的伤害，以至于在舞会上她将枪口对准了他。后来，在日瓦戈与拉拉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又出现并将拉拉带向国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痛恨这一类人，但文学作品种如此的形象却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与享受，邪恶与卑劣自有它的审美价值，我们在有时甚至会感谢这样的形象，正是有了科马罗夫斯基这样的人，才有了拉拉这样的美丽女性，罪恶与奸骗使她从幼稚与无知走向成熟与丰腴，这样本来幼嫩的花只有经过寒冷的风雪的洗礼才会娇艳地挺立于世，痛苦给她注入了爱，注入了母性的温柔，只有在经历过苦难的女性的怀抱里，一个被不合时宜的思想折磨的灵魂才会找到真正的栖息地，她爱着她的作为红军将领的丈夫，也爱着倚在她怀里的日瓦戈，正是她，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给了他憔悴的心灵深广的唯一不用语言表达的安慰，她成了一艘安妥的船，载着日瓦戈行驶于风波浪尖上，她无疑是作者最喜欢的女性，在她身上，集中了俄罗斯妇女最优良的品质，在作者心目中，她宛然就是受苦受难的俄罗斯母亲。日瓦戈死后，她正好从国外回到了莫斯科，在他的灵柩着，她倾诉着感人肺腑的爱，那种爱是无瑕的，深切的，摒弃了肉欲的，在她自言自语的时候，陪伴她的是那个已逝去的灵魂和鲜花，逝者已矣，“鲜花不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那花就映射着她的命运——她走在大街上，被人逮捕，“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某一个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里面，或者不知去向。”那个监狱会因她而美丽，那也是她的最好结局！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是日瓦戈的朋友，这种珍贵的友情从少年时期一直延续到日瓦戈离世，他们与日瓦戈一样，也属于知识阶层，但他们的许多想法与他并不相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日瓦戈，但是他们能感觉到医生身上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与思考，故而他们尊敬他，并以与他的友情为傲。在对这两个人的描述上，应该说作者是有缺陷的，他耽溺于自己钟爱的人物而忽略了知识分子这个大的群体，如果他更深地挖掘这两个人物的内心，描述这两个人物的经历，揭示这两个人物的思想，那么他赖以表现当时知识命运的背景将会深广得多。小说的结尾，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坐在一起，他们期待的清醒与解放没有到来，“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并构成这些年代唯一的历史内容，”这很显然是作者的自我安慰，是为了避免引起当时专制制度忠实捍卫者的猜忌。于是，这两个暮年的朋友在心灵的自由中思念着逝去的朋友，望着作为主角的莫斯科找到内心的平静。那种神态，颇有点像中国戏剧《桃花扇》的结尾，那时江山易姓，红颜归隐，柳敬亭与苏昆生渔樵闲话，坐对秋山，旧事付于云烟。伟大的作品最后总会带上淡淡的宗教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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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日瓦戈医生》我的一些感想
2003-1-20 10:01:43 天涯 李丹
我是第三次读这本书了，第一次读还是两年前的五一长假。第一次读的时候，翻开书就被一些什么“尼古拉耶维奇”“阿玛利亚.卡尔洛夫娜”一些长长的拗口的人名给弄的得头昏脑涨的，最后还是报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勉强翻完了这本书，只是把情节了解一番。后来，在《南方周末》上看见李银河先生的文章，是写影响她最大的十本书，其中就提到了《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李银河先生是怎评价我现在都已经忘记了，只是看了她的文章以后，我又重新找出这本书，但是种种原因，第二次看只看了上半部分就没有继续了。 前几天，我整理书桌的时候，再看见了这本书，便把它抽出来，开始我的第三次阅读。由于这次时间比较充裕，而且以前也已经了解大概的情节，我这次读得很认真，也比较仔细。不知不觉中就给迷住了，常常是凌晨两点也不忍释手。 我常常被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所折服，也屡屡为一些片段而沉思而激动而悲伤。 一、革命 尤里.安德列耶维奇还是对十月革命应该是抱着很大的热情，充满了热情的。当他还在梅留泽耶沃镇的时候，就对拉拉说：“革命……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每件事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是发生了转化、转变。”后来当革命取得胜利，他更是高兴地说：“多高超的外科手术呀，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的非正义做批判！” 然而，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弊端很快就凸现出来，“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了几百年来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的手建立起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同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推翻的就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进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缝。” 革命把旧的体制瓦解摧毁了，但并没有建立起一套体制，或者说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次序体制，强加在人民的头上的东西和原来对付敌人的一样，这样给无辜的人民来带的只是伤痛，压迫结果必然也是反抗。在医生一家离开莫斯科到瓦雷金诺的途中，医生就目睹里了革命的后遗症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如为了打仗可以找一个小孩去凑足人数。在里面还有这么一段另人吃惊的对话： “整个是、村子都被烧了？”跳到站台上的列车长同情的问从废墟中走出来的站长。 “您好，祝贺您顺利到达。是烧了，不过情况要比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最好别多问。” “莫非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就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错啦？” “根本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邻居惹的事，把我们扯到了一起。看见下面的那个村子吧？他们是祸首。就是乌斯特涅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全部都是因为他们。” “他们怎么了？” “好几桩滔天大罪。赶跑了贫农委员会，这是一桩；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而且您知道，鞑靼人本来就是个个都骑马的，这是一桩；不服从动员令，这是第三桩。您看，就是这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所以就挨了炮轰？” “就是。” “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真惨，太掺了。不过这不是我们讨论的事。” 用震惊来形容我看到这段文字的心情不为过。杀人的理由原来就是这么简单。这可是人民的军队呀，人民的军队怎么能把炮口对准自己的人民呢？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枪口又毫不犹豫转过来，对准一直支持自己的人民。不过不要奇怪，当耐心看到后来，看到帕姆菲尔的时候，一切就想通了，帕姆菲尔是一个强壮的汉子，是那种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野蛮的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的本能典范。所以革命军队把这类人当作宝。当革命队伍是有这样的人，那视生命如草芥还有什么奇怪呢？这些人还有什么行为干不出来呢？ 日瓦戈医生被强行加入游击队的时候，看见的是没完没了的杀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白军和红军比赛残酷，你报复我我报复你，最后暴行成倍增加。医生所在的地方的村子，除了他家和米库利奇（游击队长的父亲）一家及时搬出以外，其他都被杀戮了。 暴力不仅仅是给老百姓带来伤害，在革命中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也是不例外。连暴力的施力者也是不例外。比如帕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红军的首领，和同一个院子长大的伙伴打仗，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最后也逃脱不了被迫害的命运，在大清洗中，他像一条丧家狗一样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饮弹自杀！ 对付暴力，不能软弱，不能屈服，但是暴力永远不是对付暴力的最好办法。暴力这把双刃刀，无论是对谁，带来的一定是伤害，把发脓的溃疡割掉的同时也避免不了伤了新鲜的肉。 二亲情 人类是因为有了亲才变得温暖。可是在这部小说中，亲情却被无情地抹杀掉。像日瓦戈医生恩爱的一家，最后也是各自流离，拉拉也是一样。 帕姆菲尔，后来在红军和白军打仗失利的时候，居然是因为害怕死以后妻儿被敌军抓走，受到折磨而用斧头把活生生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砍死！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仿佛一股血腥在向我涌来，让我几欲呕吐。人性呀！人性！人呀你怎么能这样残忍？ 我们可以指责帕姆菲尔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是的，他是残忍，可是仅仅是天性的残忍会导致这样的悲剧吗？不会！那是什么样的环境回让他丧失了最根本的理智最根本的人性，连人与人之间最伟大的感情——亲情也给抹掉！ 在前半部的一个片段，医生在一个院子遇见正在开会的加利乌林的母亲，（加利乌林是一个白军的首领）医生就问她话，这位母亲急忙把医生拉到门外，说：”小声点，上帝保佑别让别人听见。别坑害我。尤苏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说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学徒出身的，有手艺可是尤苏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当了兵，给打死了，连完整的尸首都没有留下。“ 读到这里的时候，心情同样是沉重的，我不相信加利乌林的母亲真的想这么说，天下哪有不疼自己儿子的母亲？可是又是什么让她说出这样的话？ 帕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这个可怜的人，本来是个十分害羞的大男孩，可是为了爱去革命，最后被俘虏，后来回来做了红军的首领，和同一个院子长大的伙伴打仗，明明知道妻子、女儿就是在自己所在的城镇，自己明明也是想着她们，可是就是不敢或者说不*去找他们，明明知道妻子女儿就在城里，可是照样炮轰不误！可我们从他最后和医生的谈话中知道，他是多么爱他的妻子。为什么这样，就是为了他一生中坚贞的革命、信念。也是他付出了一切的革命队伍，最后逼迫他走上绝路。 每当读到这些片段，我的心情总是很沉重，有时禁不住轻轻合上书本，望着窗外，思绪飞到前几十年的中国。前几十年，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浩劫。也许我不是一个有资格谈文革的人，我毕竟没有经过那段疯狂的岁月，而如今留下的一些文字也是那么隐晦，残缺。我只能这些残缺隐晦的文字来推测哪个时代的一些事情。那个年代？像加利乌林被自己母亲”划清界限“的人少吗？不少，像顾准。而像帕沙那样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作后却掺遭迫害的人少吗？不少。连国家元首也没有例外！历史惊人地相似，这是巧合还是什么？ 三、善 这部小说中一个刺眼的亮点应该是尤拉的“善” 蓝英年先生说因为医生是认为”只有善才能带来善，最终陷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我不这样认为，如果说因为善而与世隔绝也决不是”小天地“而是善的”大天地“被恶的小天地所独立所不容，也许因为被隔绝，更显出尤拉的伟大，更突出其他人的卑鄙和渺小。当他看见白军的伤员谢廖扎。兰采维奇，他脱下红军战士的服装给谢穿上，为他治疗，而当他知道有人要谋杀利韦里的时候，他忘记了对利韦里的仇恨，想的是什么警告利韦里有危险。 书中不止医生一个人，怀善的人也不少 人性的伟大在这里闪光，也只有这样的“善”我们的世界才有希望！ 四、爱情 说实在，这本书最令我心醉的就是日瓦戈医生和拉拉之间的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实在太高明了，居然能把爱情描写的那样的美丽，直白不失含蓄、甜而不腻。是那么的凄美。 医生在第一次向拉拉表白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是说愿意为拉拉那猜不透的郁寡欢的眼神付出一切，说得是那样的含蓄，可是我们却又分明感觉到其中奔放的热浪。着和我们今天一些文章动不动就是“我爱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等类白得另人倒胃的句子相比，多讨人欢喜。 对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的描写主要在第13、14章。不用太多的描写，更多是两颗赤裸裸的相对，没有一丝虚伪。两个相同的命运的人在困境中相互励，相互支持。特别是在第十四章。蓝英年先生说当翻译到这里的时候，激动地几次搁笔，无法翻译下去。同样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激动得几次合书，忍不住翻过来，再看，再看！就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就在风雪袭击的夜晚，被杀戮过后的山村已经没有别的人了。这时候，屋外是白牙深深的狼群，屋内是两个相爱的人和一个小女孩 。不走就是死亡，走，去那里？就在这样的困境中，两颗心相互温暖、相互支撑。这是一种怎样的诗境、一种怎样的凄美呀？一种怎样伟大的爱呀！我们在张翠山和殷素素的身上看见过这种爱的影子；我们在胡风和梅志的身上看见过这种爱的影子。人与人之间正视因为有这样的爱，才变得美丽！ 可惜的是，这种伟大的爱，在我们今天物资唯上的社会中已难寻踪迹了。爱情已经成为了一种工具、一种玩具。爱情的基础不是建立在两颗相爱的心上，而是建立在名利或者肉欲上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这种的所谓的爱情和尤拉和拉拉之间的爱情相比，用荧光皓月来形容不为过。 有时我真的愿意这本小说到此就停止，不过还是帕斯捷尔纳克高明，如果小说到这里结束了，可能和琼瑶阿姨就差不多了。两颗心在自然界的狼群中尚能相互温暖支撑，但在批着人皮的狼的面前呢？科马罗夫斯基来了，爱着的人被分开了！ 五、批判 第一次读《日瓦戈医生》的时候我没有读附录，这次，我还是比较认真看了附录，给我的同样是深思。蓝英年先生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中提到这本书成为西方国家畅销书以后”苏联领导人发怒了。大概不完全因小说内容，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读过这本书。而是由苏斯洛夫亲自出马也没有能阻止小说出版，丢了面子，就暴露程度而言，《日瓦戈医生》不如1964年国内出版的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只是面包》“蓝先生还说到，读过手稿的西蒙诺夫等人是因为无法理解现实社会主义以外的作品，还有嫉妒等情感因素，而群众是因为领导愤怒才愤怒！ ——悲哀！ 我想到另一本书，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老年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提出“全国每人占有一本书，在资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着荒唐的口号，而每天总有大字报批陈寅恪先生不懂马克思主义，可是这些说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几个人是读过马克思最伟大的巨著《资本论》？但是陈寅恪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研究过这本书了呀！究竟是谁不懂？ 愚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掌握了权利，然后愚昧运用权力推行愚昧的政策！ 第三次读《日瓦戈医生》，感触真是大，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上面所说的远非能解构这部伟大的作品，而所有的一些想法，也只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过一段时间，或许我又开始我的第四、第五……阅读的时候，想法有所不同，感觉有所不同，但我相信，这本书中，思想上的闪光和文字上的美感是不会便的。在这里顺便提到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就是索尔仁尼琴，这同样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位作家，他的《癌症楼》《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我都认真阅读过，从他的文字中，我同样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但是我总觉得，他的文字有点坚硬粗砺，不像帕斯捷尔纳克无论是思想的表达上还是文字的运用上，都达到一种高度！ （编辑：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