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韩国七乐网址:丁守海：未来中国工资差距扩大趋势或将缓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6:52:48
丁守海：未来中国工资差距扩大趋势或将缓解2011年11月14日10: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丁守海：未来中国工资差距扩大趋势或将缓解--中国共产党新闻
长期以来，困扰劳动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是，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缩小，相反，它们经历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扩大过程。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经典解释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间品生产环节的转移。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对经典解释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判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工资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会缓解甚至收缩。
发展中国家两类工人工资差距扩大之谜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国际分工与贸易将提升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从而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提高，工资差距扩大；并且提升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使其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下降，工资差距缩小。
传统理论对发达国家工资差距的预测得到了多数研究的验证。很多人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确实出现了扩大趋势，技术工人工资快速上涨，非技术工人工资上涨则要慢得多，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贝尔曼等人的研究表明，80—90年代OECD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降低了26%，而同期技术工人的工资却出现了大幅上涨。类似地，卡兹发现1979—1995年美国高中以下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0.2%，高中学历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3.4%，本科学历的上涨了3.4%，本科以上学历的涨幅达到14%。托贝尔更是宣称，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本科学历的工资溢价从45%猛增至80%。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以英国为例，格斯林发现，90年代，本科学历对高中学历的工资溢价增加了14%。
令人困惑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传统理论预测的那样出现工资差距收缩的趋势，而是与发达国家一样见证了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历程。比如，20世纪80年代，智利技术型工人与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了56.4%，哥伦比亚则提高了67%，墨西哥要相对平和一些，但也扩大了15%。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至少在进入21世纪前工资差距也是不断扩大的。根据潘士远等人的研究，1995年，中国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比为1.17，到2000年上升至1.64。一直以来，人们试图解释上述悖论，这构成了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
经典解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生产环节转移
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现象只可能源于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一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掀起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浪潮，这类技术进步刺激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造成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并不专属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推动之。首先，后发优势和贸易自由化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推动技术创新的条件。皮萨里德斯认为，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学习效应，后者试图通过研制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而技术生产是知识密集型的，它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其次，不同资本设备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相匹配，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由于源自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富余的发达国家，这些设备大多是与高技能劳动力相匹配的。比如，富恩特斯发现智利在贸易自由化之后，进口的设备确实更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这等于为发展中国家推行更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技术创造了便利。
二是中间品生产环节的转移。以费因斯塔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不足以解释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事实。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只能进行最终产品贸易，但实际上二者之间还会进行中间品的贸易。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发达国家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得廉价的中间品供给。亨里克森发现，很多美国企业在低成本的驱使下寻求外包，而交通、通信等新型技术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外包的扩散。生产转移的另一个渠道则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不管是外包还是投资设厂，中间品生产的转移都会冲击两类国家的技术构成。对发达国家来说，中间品往往是低技术产品，生产转移会进一步减少本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使本国生产更集中于高技术环节，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因此会进一步加剧工资差距。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间品又往往是高技术产品，它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结果也会导致工资差距的扩大。费因斯塔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推论，他发现中间品外包可以解释美国80年代高技能工人相对需求增加的30%以上，而墨西哥熟练工人相对工资上升的50%以上也可以从美国对墨西哥外包的角度得到解释。
中国化修正：低技能劳动力绝对富余与适用型技术
即便同时考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间品生产环节转移，也可能难以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现象，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来说，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更复杂。对于经典解释，至少要作两点修正。
首先，传统理论没有考虑到低技能劳动力无限剩余的特殊情形。不管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秉承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假设，认为要素都是稀缺的，只有相对富余，没有绝对富余。在这种情况下，要素需求的变化很容易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要素价格的变化。对小国经济来说，这一假设是适用的，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来说就不一定适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部门滞留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供给潜力，低技能劳动力绝对富余。这时，即便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也难以逆转供求关系的原有格局，无法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改革开放后近30年时间内，农民工工资停滞不前就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不仅相对稀缺，甚至是绝对稀缺，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变化就更容易通过供求关系传导到相对工资上。简言之，传统理论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而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只不过鉴于无限剩余的特殊格局，其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来。如果今后无限剩余格局发生变化，就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影响。
其次，经典解释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关联性。人们通常认为技术进步只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并排斥低技能劳动力，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正如阿吉翁所指出的，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比如，通用型技术进步完全可能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蒸汽机和发电机所引起的二次技术创新就曾使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消减。在20世纪80年代前，通用型技术革新并没有引起高技能工人工资溢价上升，就可以证明上述可能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技术革新导致技能工资溢价上升，那么按拉坦—速水佑次郎的诱致型技术变迁理论，企业完全有动力将技术变迁引向对高技能劳动力依赖程度低的模式，并使低技能劳动力与资本设备的互补性提高，两类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变化会由此得到矫正，进一步，工资溢价的上升趋势会得到缓解。在像中国这样低技能劳动力大量富余的国家，这是极可能发生的，这种技术被称为与低技能劳动力相容的适用型技术。可见，单用技术进步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现象的观点是片面的。
部分工资差距收缩趋势已初露端倪
对照以上两点，未来中国工资差距的扩大趋势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收缩。
第一，传统的劳动无限供给格局正在面临挑战。尽管中国农业部门还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决定劳动供给的不仅是要素禀赋，还有劳动力的供给意愿。正如欧洲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低造成大量选择性失业一样，中国农业部门正面临类似的问题。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典型的是，在中国当前特殊的城乡二元制度体系下，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推进，留守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家庭分工对劳动供给的制约会不断凸显。据报道，目前至少有4700万妇女无奈地蛰伏于农村，5800万留守儿童是她们最大的牵挂。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富余程度会下降，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
第二，产业转移会缓冲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排斥速度。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中国有条件在国内推行雁阵式产业发展模式。从实际情况看，产业转移也确实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产业转移拉长了工业部门的技术链条，它在提升东部地区产业技术水平的同时，也适当保留了传统制造技术，并将其转向中西部地区，而不是直接淘汰，这会在相当程度上维系工业部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容量。所以，中国对两类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逆转。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两类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收缩趋势已初现端倪，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正在加速上涨。据调查，2005年中国农民工工资平均上涨了6.5%，2006年涨幅为11.5%，2007年达到20%，即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农民工工资涨幅仍不低于10%，2010年在新一轮涨薪潮下，农民工工资涨幅再度超过20%，甚至直逼30%。由于在中国统计数据中城镇单位职工不包括农民工，而近年来在城镇单位中，国有单位工资又居于最高水平，我们可以用农民工工资与国有单位职工工资的对比关系来模拟工资差距的演进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5—2009年，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涨幅分别为15.4%、14.4%、20.2%、16.0%、12.7%，由此可以看出，从2007年起，农民工工资上涨速度逼近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工资上涨速度，如果考虑到2010年农民工工资的强劲上涨势头，它在涨幅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反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长期以来，困扰劳动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是，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差距缩小，相反，它们经历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扩大过程。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经典解释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间品生产环节的转移。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对经典解释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判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工资差距扩大的趋势可能会缓解甚至收缩。
发展中国家两类工人工资差距扩大之谜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国际分工与贸易将提升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从而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提高，工资差距扩大；并且提升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使其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下降，工资差距缩小。
传统理论对发达国家工资差距的预测得到了多数研究的验证。很多人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确实出现了扩大趋势，技术工人工资快速上涨，非技术工人工资上涨则要慢得多，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贝尔曼等人的研究表明，80—90年代OECD国家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降低了26%，而同期技术工人的工资却出现了大幅上涨。类似地，卡兹发现1979—1995年美国高中以下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0.2%，高中学历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3.4%，本科学历的上涨了3.4%，本科以上学历的涨幅达到14%。托贝尔更是宣称，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本科学历的工资溢价从45%猛增至80%。这种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以英国为例，格斯林发现，90年代，本科学历对高中学历的工资溢价增加了14%。
令人困惑的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传统理论预测的那样出现工资差距收缩的趋势，而是与发达国家一样见证了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历程。比如，20世纪80年代，智利技术型工人与非技术型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了56.4%，哥伦比亚则提高了67%，墨西哥要相对平和一些，但也扩大了15%。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至少在进入21世纪前工资差距也是不断扩大的。根据潘士远等人的研究，1995年，中国熟练劳动力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比为1.17，到2000年上升至1.64。一直以来，人们试图解释上述悖论，这构成了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
经典解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生产环节转移
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现象只可能源于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一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掀起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浪潮，这类技术进步刺激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造成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并不专属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推动之。首先，后发优势和贸易自由化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推动技术创新的条件。皮萨里德斯认为，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学习效应，后者试图通过研制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而技术生产是知识密集型的，它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其次，不同资本设备与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相匹配，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由于源自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富余的发达国家，这些设备大多是与高技能劳动力相匹配的。比如，富恩特斯发现智利在贸易自由化之后，进口的设备确实更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这等于为发展中国家推行更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技术创造了便利。
二是中间品生产环节的转移。以费因斯塔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不足以解释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事实。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只能进行最终产品贸易，但实际上二者之间还会进行中间品的贸易。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发达国家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获得廉价的中间品供给。亨里克森发现，很多美国企业在低成本的驱使下寻求外包，而交通、通信等新型技术的发展更是推动了外包的扩散。生产转移的另一个渠道则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不管是外包还是投资设厂，中间品生产的转移都会冲击两类国家的技术构成。对发达国家来说，中间品往往是低技术产品，生产转移会进一步减少本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使本国生产更集中于高技术环节，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因此会进一步加剧工资差距。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间品又往往是高技术产品，它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结果也会导致工资差距的扩大。费因斯塔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推论，他发现中间品外包可以解释美国80年代高技能工人相对需求增加的30%以上，而墨西哥熟练工人相对工资上升的50%以上也可以从美国对墨西哥外包的角度得到解释。
中国化修正：低技能劳动力绝对富余与适用型技术
即便同时考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间品生产环节转移，也可能难以完全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现象，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来说，工资差距扩大的原因更复杂。对于经典解释，至少要作两点修正。
首先，传统理论没有考虑到低技能劳动力无限剩余的特殊情形。不管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秉承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假设，认为要素都是稀缺的，只有相对富余，没有绝对富余。在这种情况下，要素需求的变化很容易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而引起要素价格的变化。对小国经济来说，这一假设是适用的，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来说就不一定适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部门滞留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提供了近乎无限的供给潜力，低技能劳动力绝对富余。这时，即便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也难以逆转供求关系的原有格局，无法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改革开放后近30年时间内，农民工工资停滞不前就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来说，高技能劳动力不仅相对稀缺，甚至是绝对稀缺，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变化就更容易通过供求关系传导到相对工资上。简言之，传统理论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可能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而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增加，只不过鉴于无限剩余的特殊格局，其影响并没有显示出来。如果今后无限剩余格局发生变化，就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所带来的影响。
其次，经典解释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关联性。人们通常认为技术进步只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并排斥低技能劳动力，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正如阿吉翁所指出的，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比如，通用型技术进步完全可能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蒸汽机和发电机所引起的二次技术创新就曾使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而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消减。在20世纪80年代前，通用型技术革新并没有引起高技能工人工资溢价上升，就可以证明上述可能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技术革新导致技能工资溢价上升，那么按拉坦—速水佑次郎的诱致型技术变迁理论，企业完全有动力将技术变迁引向对高技能劳动力依赖程度低的模式，并使低技能劳动力与资本设备的互补性提高，两类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变化会由此得到矫正，进一步，工资溢价的上升趋势会得到缓解。在像中国这样低技能劳动力大量富余的国家，这是极可能发生的，这种技术被称为与低技能劳动力相容的适用型技术。可见，单用技术进步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现象的观点是片面的。
部分工资差距收缩趋势已初露端倪
对照以上两点，未来中国工资差距的扩大趋势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收缩。
第一，传统的劳动无限供给格局正在面临挑战。尽管中国农业部门还滞留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决定劳动供给的不仅是要素禀赋，还有劳动力的供给意愿。正如欧洲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意愿低造成大量选择性失业一样，中国农业部门正面临类似的问题。劳动供给意愿下降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典型的是，在中国当前特殊的城乡二元制度体系下，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推进，留守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家庭分工对劳动供给的制约会不断凸显。据报道，目前至少有4700万妇女无奈地蛰伏于农村，5800万留守儿童是她们最大的牵挂。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富余程度会下降，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
第二，产业转移会缓冲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排斥速度。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中国有条件在国内推行雁阵式产业发展模式。从实际情况看，产业转移也确实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产业转移拉长了工业部门的技术链条，它在提升东部地区产业技术水平的同时，也适当保留了传统制造技术，并将其转向中西部地区，而不是直接淘汰，这会在相当程度上维系工业部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容量。所以，中国对两类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根本逆转。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两类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收缩趋势已初现端倪，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正在加速上涨。据调查，2005年中国农民工工资平均上涨了6.5%，2006年涨幅为11.5%，2007年达到20%，即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农民工工资涨幅仍不低于10%，2010年在新一轮涨薪潮下，农民工工资涨幅再度超过20%，甚至直逼30%。由于在中国统计数据中城镇单位职工不包括农民工，而近年来在城镇单位中，国有单位工资又居于最高水平，我们可以用农民工工资与国有单位职工工资的对比关系来模拟工资差距的演进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05—2009年，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涨幅分别为15.4%、14.4%、20.2%、16.0%、12.7%，由此可以看出，从2007年起，农民工工资上涨速度逼近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工资上涨速度，如果考虑到2010年农民工工资的强劲上涨势头，它在涨幅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反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未来什么将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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