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舌底有疙瘩:高连奎著《中国大形势》——（网友认为最好的经济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8:08:59
中国大形势 高连奎 著 
作者高连奎
《中国大形势》精华版 http://wenku.baidu.com/view/906b2f1b964bcf84b9d57b2f.html 《中国大形势》——（网友认为最好的经济书） ——中国的时代、目标与道路 本书简介：
当前最火的财经时政类图书，天涯论坛当天点击过万，近千人索要书稿，上传一个月内总下载量已经直逼《货币战争》以及《金融的逻辑》，多家出版社争夺版权，全国近百家平面及网络媒体给予报道，《环球财经》、《中国财富》等国家级财经杂志根据《中国大形势》中的观点策划了相关专题，《中国大形势》经典语录早已在网上流传。 作者简介：
高连奎，笔名翰啸，财经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河北人，曾对西方政治学思想史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进入过系统深入研究，擅长对经济大势进行分析，已经发表财经及历史类评论近百万字，文章曾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环球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凤凰网、新民网、金羊网、中国经济网、中国证券网、和讯网等知名网站广泛转载，2006年，在联合早报网发表的《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2009年初开始专心写作《中国大形势》一书。 作者在21世纪网、中国经营网、草根智库网、金融界等网站设有个人专栏，并担任等多家财经媒体特约评论员。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为什么在中国资产百万仍不能算作富裕？为什么中国的白领不能成长为中产阶级？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本书创造性的以国际视野为基础，跨越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对当前的中国形势进行了系统而又透彻，全面而又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对中国的现实发展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主张，作者知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思想之高远、逻辑之严谨都是其他学者很难做到的。 本书是华尔街金融危机预言者的重磅新作，是一本展现中华民族从辉煌到衰落以及如何实现复兴的全景式著作，你最关心，最想了解的中国问题在本书中都能找到答案！名家推荐： 1、本书我读了八遍！书中无不浸透着炽热的爱国情怀，氤氲着深究细研、脚踏实地的科学学风，激荡着为祖国前途而忧虑的民族正气！本书可谓暗夜星火、惊蛰春雷、久旱甘霖，她可使彷徨者驻足沉思，使茫然者豁然开朗。愿广大的同胞兄弟姐妹广阅之，深研之，广推之。
——澳洲知名侨领、学者、澳华电视传媒创办人 任传功 2、人生有几个层次，开始的是求生存，然后是求发展，最后是追求自由。而中国的经历似乎相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追求自由，九十年代追求发展，本世纪解决生存危机却成了最重要的课题，本书作为生存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很值得读者去品味思考。 ——旅日学者 《刷盘子，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作者 钟庆 3、作者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全新、全景式的解读与剖析，给再度复兴的中华民族描绘了一个“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的远景。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把对中国模式的争论、研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法国华人学者 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 宋鲁郑 4、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很少有人将之串联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就是发现了这四者的联动关系。执其四极而细究其中因缘，从工业革命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经济败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商业灾难，最后用经济的方法巧妙破解中国民生难题，观点大胆新颖，具有很强的创见性，读起来引人入胜，是罕见的上乘佳作。 ——《中国经营报》副社长 中国经营网总编辑 张健 5、我们中国传统上说的经济学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是一门政治经济学，更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目前充斥大学经济系的那些美国人写的教材。《中国大形势》就是这样一本以经世济民为目的的书，也希望中国能有越来越多翰啸这样的经济学家涌现出来。 ——知名学者 《三井帝国在行动》作者 白益民 6、依靠投资的外延式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中国大形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指出了两个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两个办法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切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带来希望。 ——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侯若石 7、在这里，看懂中国大势！ ——《环球财经》副主编 林鹰 8、其他经济学家的书唯恐人家看得懂，而作者的文笔和理论很通俗,但又一语道破天机，希望本书能够翰动国人，啸傲学界。
——湖北卫视 深圳演播室负责人 吕宏睿 9、《中国大形势》不但揭秘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更对世界格局做了剖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书中的许多素材、案例和思考问题的视角是我们很难见到的，这也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本书深刻但不尖锐，更像是一个普通民众的呼吁或者忠告，事实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建议！ ——知名财经媒体老钱庄创始人兼CEO 苏典章 早期读者评价： 1、今天的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相信市场，又绝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但是又不想就此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作者在本书中提供的思路无疑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知名财经学者 2、读高连奎的“经济那些事”，能感到青年学者少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为国人能够拥有健康、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而研究，甚是可佩。 ——中国软装饰协会秘书长 3、我极力推荐这本书，这是每个人身边悄然发生的经济学。这本书的读者，无论是媒体记者、政府官员、公司白领，或普通工人 ………我们周围每一个为生活苦苦奋斗的身影，都会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之处。我们相信，作者的清醒认识，是推动中国今后三十年发展进程的一股动力。 ——某报 读书版总编 4、本书充分体现作者作为理论研究者的灵秀和大局观。最为值得赞赏的是本书作者与主流经济学者相异的“中国流”观点。可以说这是现在“崇洋媚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本书的很多观点清新有见地，看这种有自主观点的书本，总是能带来不少启迪或感悟。 ——知名学者 5、对于一个茫茫众生中，无名的一员，我们或许有理由不去理会那么多的“中国之问”，大可不必自寻烦恼的去旁征博引，而本书作者能盛世危言，以醒众生，可谓先知先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描述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愿本书的观念，能传到更多的人心中。 6、这本书，不会让你一口气读下去，因为它会带领你放下书本，深深思考。你无法相信它出自于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它的深度绝不亚于当今主流的60后研究者！
——北京 投行从业者 7、本书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如“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都是非常正确的观点，是我很多年以来难得看到的一本好书。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没有哗众取宠迎合煽动读者情绪，书里更多的是对政府的建议、少的是指责。这是很多作者难以做到的。目前的中国我们需要与政府更多的沟通、合作，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改革，而不是在混乱中改革。 ——山西 民营企业家 8、这本书才是真正的做学问，看完这本书感觉又给自己被扫盲了一次。 ——广东 媒体人 9、这本书写的很现实，作者是真正的士。希望你的书能早日出版，触及更多人的思考，改良中国的社会，惠及更多的百姓。 ——北京 媒体人 前言 中国之问 为什么17世纪的西方可以让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着研究中国哲人的经典教义？为什么他们的农奴社会里也出现了国家一统的集权皇帝？为什么当时的思想领袖那么崇拜老子的“自然秩序”？而又是如何将其发展成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放任主义？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只是政党分赃的无边贪欲？为什么英国会凭空出现那么多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为什么伏尔泰等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奠基时期的思想家如此的崇拜中国，甚至将自己看做是孔子的徒弟？这些都与“中学西渐”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保持皇权制度的日本可以抓住工业革命的时机？而实现共和的中国却一直吃洋务运动的老底？为什么抗战时日本有了自己的坦克、飞机，而我们的军队还要使用“汉阳造”这些老式武器？为什么文革结束那么多年，民众对毛泽东还是如此痴迷？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 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为什么威权统治下的亚洲四小龙会出现经济奇迹，为什么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纷纷折戟于金融袭击？为什么一党执政的中国能够成功崛起？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和比较优势理论会遭人唾弃？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如此的缺乏解释力？ 为什么美国模式造成了那么多国家分崩离析？为什么启蒙先贤和美国的国父们都与政党分赃势不两立？为什么说只有建立“公意型政府”才符合民主的真谛？ 为什么最早的资本主义出现在威尼斯而非英吉利？为什么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都诞生于高纬度地区？为什么印度的贫民窟多数在孟买，而不是新德里？为什么西方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粮食危机？为什么预测中国何时超过美国不能只当成个数学问题？ 为什么亚当斯密要向魁奈学习重农主义？为什么李斯特要帮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为什么庇古主张实行社会福利？为什么凯恩斯支持罗斯福进行政府干预？为什么弗里德曼建议沃克紧缩货币？为什么说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不是玩数字游戏，而是从来没有脱离过实际？ 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总有分歧？为什么要引入“边际分析”？为什么宏观经济总是摇摆于需求与供给？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争论自由还是干预？为什么经济学也像江湖一样门派林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是不是真理？难道经济思想也要靠“和稀泥”才能实现统一？经济学还有没有尚未开垦的荒地？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哪里？ 为什么何新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左膀右臂？为什么张五常总是向“北京的朋友”提出建议？为什么郎咸平要放弃自己熟悉的公司治理，转而致力于公开华尔街的秘密？为什么钟庆要揭穿比较优势的“皇帝新衣”？为什么宋鸿兵一直关注着美联储的印币机器？为什么白益民总是谆谆告诫我们日本的投资动机？为什么说经济学家不靠骇人之语也能出人头地？ 司马迁的货殖理论是如何变成了西方的供求关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讲了什么经济道理？康有为为什么要将“以商灭国，民亡国随”的道理讲给清帝？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是不是洞察到了企业“大到不能倒”的先机？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思想只是用来“压箱底”？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致世界经济崩溃论”，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只能充当人家的传播工具？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学界会形成被二道贩子统治的格局？中国的“有识之士”到在何处隐居？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思想领袖？谁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学术界的新势力何时才能崛起？ 为什么人类还不能消除经济危机？为什么不能等着经济自己恢复元气？难道金融创新注定就是毁灭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奥地利学派能否埋葬凯恩斯主义？政府应该从哪里对经济进行干预？什么才是经济的“发动机”和“减震器”？ 为什么日本人痛恨“广场协议”？为什么俄罗斯的碳排放量比苏联时期还低？为什么“亚洲四小虎”经济至今低迷？为什么香港民众对中央政府心存感激？为什么拉美政权重回左翼？为什么人们担心金融海啸第二波会发生在东欧地区？为什么以服务业为主的冰岛和希腊会陷入债务危机？为什么说金融战争都毫无声息，而它的危害却超过原子武器？ 为什么中国抗震救灾井然有序？为什么一场飓风就让美国一片狼藉？在金融海啸面前，为什么美国信贷几乎冻结，而中国信贷却放量决堤？为什么美国对高失业率只是干着急，而中国却出现了“高增长，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社会主义？ 为什么克林顿发展网络信息，而布什却忙着打仗卖武器？为什么高盛可以呼风唤雨，而政府没救雷曼兄弟？ 为什么说里根减税就已经为中产阶级消失埋下伏笔？为什么说是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为什么说政客眼里永远是短期利益？堡垒往往从内部崩溃，为什么美国人不敢承认这个道理？ 为什么普洱茶被人高高供起？为什么中国人突然喜欢上了红木家具？为什么当代油画的价值超过了青花瓷器？为什么郎咸平建议中钢协要与高盛、大摩搞好关系？是什么让商品价格的变动如此离奇？即远离成本价值，又不受制于供求关系？ 为什么国家在提到发展服务业时都加上了“生存性”这个定语？为什么政府否决了“利用外汇进行组合投资”的提议？为什么中国银行对向西方学习突然失去了兴趣？为什么沃克说华尔街的贡献只限于发明自动提款机？为什么说金融监管不仅要审查创新是否存在意义，更要打击投机？ 为什么日本家电一蹶不起，而日本汽车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福特能够提前布局，而通用破产倒闭？为什么硅谷产生奇迹，而华尔街制造垃圾？为什么说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迟早没戏，哪怕这个CEO被吹嘘为“全球第一”？ 为什么民众要求国企上交红利？为什么任志强、王石能够薪酬第一？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要求员工薪酬保密？为什么平安处处向“国际标准”看齐？为什么美欧急着制定“限薪”法律？为什么公众企业总是沦为职业经理人的“一亩三分地”？ 为什么华为要保持神秘？为什么格力总宣传自己品牌第一，而近期又突然更改了广告创意？为什么海尔“讲着故事”就能够畅销全球，为什么科龙被折腾的一败涂地？为什么研祥实行“非经典管理”成为世界三甲？为什么国际化的联想还不能盈利，而又放出风来说两年内将有大手笔？为什么麦肯锡水土不服？为什么奥美鲜有成功案例？我国企业何时才能将“自主创新”当成第一生产力？ 为什么我们中国经历了6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仍然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处于同一阶梯？而与日本、亚洲四小龙比起来还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短短三十年中国就从“万元户”时代进入了“百万不算富”的时期？为什么中国股市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提款机？而巨大的楼市泡沫是否会酿成一场人间惨剧？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改革后坏账率越来越低，而中小企业融资反而成为了难题？他们之间有何因果联系？民间高利借贷究竟是应该合法化还是坚决取缔？ 为什么转轨后的中国营商成本反而越来越高？为什么现在短缺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为什么说资源短缺也能使劳动报酬占GDP比例降低？，为什么说“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扩大我们的贫富差距？ 为什么社会上冒出了那么多的暴富群体？为什么政府对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置之不理？缺乏法制的市场经济发生着怎样的非正常财富转移？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蠹虫到底藏在哪里？ 为什么CPI与真实的通货膨胀总有距离？为什么中国没有劳动生产率数据？为什么我们还在用二十年前制定的统计体系？为什么外贸大量顺差我们却不敢升值自己的货币？为什么说高科技企业比低附加值产业更不能经受风雨？ 为什么我们的投资赶不上我们的储蓄？为什么说扩大内需不能单靠“破解消费难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永续增长，还是竭泽而渔？“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局？ 为什么GDP高速增长，而民众却对改革不断质疑？为什么通钢工人不肯放过他们的总经理？为什么有人认为张五常是奸细？为什么克鲁格曼和索罗斯都惊叹于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正在推行的 “要素价格改革”会不会又是一场悲剧？ 为什么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和残酷的二战后，贫富没有趋向两极，反而迅速壮大了象征繁荣与稳定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中产阶级社会又迅速解体？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否应该为重塑中产阶级社会而努力？ 为什么北欧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人民消费起来还是那么小气？为什么高福利英法两国充满抗议？为什么美国不是福利国家但却很少面临民众的不满？而同样学着实行低福利政策的东亚各经济体却民生不易？ 为什么我们的白领不能成长为中产阶级，反而成为了生活的奴隶？为什么重点大学的高才生也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的荣誉？ 社保制度能否解决现在的民生难题？为什么说只有实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有意义？走向城市化的中国，如何才能制止国外金融大鳄的攻击？如何才能保障我们的资源供给？如何才能将生活的成本降低？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如何让民众的生活更有尊严？如何才能让民族的力量更加凝聚？十字路口的中国出路在哪里？
目 录 第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形势 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中国人为什么对“启蒙”没有兴趣？
第四节 “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第五节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第六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一：人文社会的形成
第七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二：民族国家的建立
第八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三：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第九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四：文官制度的建立
第十节 中国大崛起时代面临的挑战
第十一节：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二章 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看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洋务运动时代（1）
第三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洋务运动时代（2）
第四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革命与战乱时代（1）
第五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革命与战乱时代（2）
第六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赶超战略时代（1）
第七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赶超战略时代（2）
第八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比较优势战略时代（1）
第九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比较优势战略时代（2）
第十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自主创新战略时代（1）
第十一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自主创新战略时代（2）
第十二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二部分 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形势 第三章 华尔街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一：商业根源
第三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二：政治根源
第四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三：学术根源
第五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四：技术根源
第六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五：公司治理根源
第七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六：社会根源
第八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七：产业根源
第九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八：社会治理根源
第十节 小布什为什么不能成为里根？
第十一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四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一：美国经济败局
第三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二：阿根廷经济败局
第四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三：俄罗斯经济败局
第五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四：日本经济败局
第六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五：东南亚经济败局
第七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原因之经济原因
第八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原因之政治原因
第九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原因之文化原因
第八节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第九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五章 金融危机下的“藏富于民”建议与政府应对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一：谢国忠建议
第三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二：张维迎建议
第四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三：陈志武建议
第五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四：郎咸平建议
第六节 大危机的中国式应对：中国经济的“V”反转
第七节 中国轻松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
第八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出路 第六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势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一：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
第三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二：中国真的投资率过高吗？
第四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三：谁说中国人不消费？
第五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四：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低工资？
第六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五：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
第七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六：中国离权贵资本还有多远？
第八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七：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第九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八：人民币升值的根源于危害到底是什么？
第九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九： 区域竞争的优势从何而来？
第十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十： 中国产业如此崛起？
第十一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七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变靠什么？
第三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在哪里？
第四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什么？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是什么？
第七节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
第八节 中国自动化现状与未来
第九节 国民收入的“多倍增”计划
第十节 中国经济即将步入高速增长时代
第十一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八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一：论金融经济时代的特征
第三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二：论金融经济时代的货币政策
第四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三：论金融资产主义时代的经济调控
第五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四：论金融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第六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五：论金融时代的内忧外患
第七节 中国成“国际金融游戏”的最大受害国
第八节 中国巨额外汇难题该如何破解？
第九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郑观应、孙中山、康有为的经济学思想
第三节 莫干山会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第四节 西山会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狼狈出局
第五节 当代中国的四大思想领袖
第六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一：何新
第七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二：张五常
第八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三：郎咸平
第九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四：刘军洛
第十节 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势力
第十一节 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第十二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四部分 中国的民生形势与出路 第十章：探索中国民生困境的根源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民生艰难
第三节：六问民生困境之一：国富民穷是否是民生困境的根源？
第四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二：藏富于民能否解决当前中国的民生困境？
第五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三 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民生困境？
第六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四： 民生困境继续加剧的后果是什么？
第七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五： 影响民生困境的风险还有哪些？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六 ：应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第九节：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十一章：民生改善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美国模式
第三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二：日本模式
第四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三：新加坡模式
第五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四：北欧模式
第六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十二章 中国的民生出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人类早期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第三节 生存环境与国家制度的微妙关系
第四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一：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何在？
第五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第六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三：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第七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第八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五：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否适合中国？
第十一节 中国如何才能居者有其屋？
第十二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五部分 中国形势总结 第十三章 当前中国形势的分析
第一节 对中国大形势的总体判断
第二节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十大风险
第三节 保障中国经济安全运行的三个层次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政策性陷阱”
第五节 中国学者的三大思想误区
第六节 中国民生三大难题
第七节 中国学者的强国之策分析
第八节 社会乱相的学术逻辑及解决方案
第九节 笔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与建议综述
第十节 本书杂谈
第十一节 本书提出的新概念
第十二节 本书观点集萃 本书后记
附文一： 就本书内容答读者问：《要相信生产力决定论》
附文二： 就本书问题答记者问：《学者解读中国大形势》
附文三： 就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答记者问：《低生存成本社会才会有好生活》 序言一：为中国把脉，为时代呐喊，为未来引航 ——向同胞朋友强烈推介《中国大形势》 没有人怀疑祖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英明正确以及由此所取得的令世界震惊的骄人成绩！然而，也没有人否认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 为了实现祖国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对外开放经济改革发展战略以来，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祖国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从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直至祖国现任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需要稳定持续发展决不能再折腾的科学发展观之具体内涵。
“中国不需要暴力革命，需要学术革命”，在此本书作者的观点可谓难能可贵，意味深长！稳定与发展，或稳定发展，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我们须倾全力而为之之事。凯恩斯主义之于罗斯福新政，供给学派之于里根繁荣无不是学术革命推动国家发展进程的经典案例，时代呼唤着我们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家的诞生。 《中国大形势》之于今年付梓出版，便是我们祖国当今发展形势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产物。 黑夜闪电，提示迷茫者在泥泞的坎坷中踏入星光斑斓的坦途奔向阳光明媚的通衢；苦口良药，催生病患者在焦躁的呻吟中开启安然镇定的历程迈向充满希望的征途。
《中国大形势》可谓暗夜星火、惊蛰春雷、久旱甘霖，至少她可使彷徨者驻足沉思，彷徨茫然者开朗豁达。
接到高连奎先生为其著述《中国大形势》作序之盛邀至今，我仔细对其草稿翻阅了8遍。具体时间应为本年度6月25日星期五，悉尼时间上午11时59分06秒。当时我正在日夜不停紧张而有序地准备着回国前的一切。
对于一位久居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来说，对自己祖国有一种天然的深厚情感。高连奎是祖国的年轻一代。阅毕他的《中国大形势》，我仿佛看到了祖国光明而灿烂的希望。其实这种希望，在澳大利亚我也就领略过！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传递时，无数中国在澳留学生及华人华侨挺身而出护卫火炬的英勇壮举，笔者曾经一气呵成写就《谁是最可爱的人？》。阅毕高连奎的《中国大形势》，我仿佛再一次看到了三万多名祖国在澳大利亚各地留学生星夜兼程连夜奔赴堪培拉(Canbera)捍卫2008北京奥运火炬顺利传送的身影；仿佛又一次置身于悉尼地区6千多中国留学生冒雨齐聚海德公园(Hyde Park)集体抗议西方媒体对“3.14西藏暴力事件”不实报道的场景；仿佛又回到无数祖国留学生齐集悉尼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 ）附近的中央广场公园（Central Square Park）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同胞举行烛光晚会的现场……
这些来自祖国的海外学子基本上都是年轻一代，而《中国大形势》的作者高连奎，与他们有着差不多一样的年华，一样的情怀。他的书饱蘸着对祖国发展的关注。这种关注无不浸透着炽热的爱国情怀，闪耀着勇于探求追索的智慧光芒，氤氲着深究细研脚踏实地的科学学风，激荡着为祖国前途命运而忧虑之振聋发聩的民族正气！
书中引经据典，说理有据，逻辑思维缜密，不失为一本集中外古今历史知识，以史为鉴，以事实论据为依托，以世界诸国经济发展史实来分析论证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佳作，我们所面对的隐忧，应该采取的策略，本书都给予了富有理性的解答，而对中国发展未来大势具有前瞻性的推理及对未来发展之“陷阱”的提示，更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功力。
没有想到这么一本值得读、应该读、必须读的一本书竟出自年青一代手里！作为一位曾经的老师与即将走马上任的教育工作者，我为祖国能够培养出这样优秀的青年而感到自豪！祖国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必将崛起振兴的缘由也就在这里!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高连奎虽未留洋出国，书中却真实体现了与众多在海外为祖国稳定发展、中华民族崛起振兴而孜孜以求努力探索的莘莘学子相同的理解以及具有与他们差不多相似的世界眼光，这一点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传媒人，一位社会工作者及研究者，一位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积本人在西方制度下近15年的经验观察，我感触良多。而作者在《中国大形势》中阐述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我们并不需要去一味效仿的观点，与本人长期的观察，思索不谋而合。作者还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世界的深远影响。诚然，中国不仅影响了还必将继续影响着世界！
作者提出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的理念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诉求，为本书之最引人入胜部分。作者试图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解套，为国人能够用最低成本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贡献自己的聪明智慧，是本书作者为国分忧解忧之爱国思想的具体展现。
“我思故我在”，“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愿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包括经济金融工作部门的领导以及诸多学者专家，能够高度重视来自民间的智慧与思想，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践一而再三地反复证明：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是无穷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本书作者之所以成就《中国大形势》之根本所在！ 愿广大的同胞兄弟姐妹广阅之，深研之，广推之…… 任传功 8月5日于祖国大连 作者系澳洲知名华人学者、传媒人，“澳华电视传媒”（AUS-CHINA TV MEDIA）创办人，悉尼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现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吉林大学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 序言二：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 ——《中国大形势》必将掀起一场大波 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地缘事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网络调查表明，“中国崛起”高居第一，远超美国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为全球最受关注事件。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这种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古老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有何缺陷？这仿佛如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引无数学者共折腰。 在这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中，却出现了一位冷静的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高连奎先生。这位早年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年轻经济学人，经过几年的沉淀，再推三十万字力作《中国大形势》。 令人震撼的是开篇即起、力透纸背的天问：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这种直面现实、浓浓的道德关怀、终极关怀，也同样吸引、拷问着每一位读者，沉浸其中共同寻找答案。 虽然是中国大形势，却脱离不开西方主导的五百年全球化进程这一宏观背景。这也是为什么高连奎先生此书的首章即为《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崛起对东方的影响，更注意到了当今主流话语所忽略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甚至是推动西方崛起的动力之一。“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学中渐是历史的回流”、 “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些震撼性、颠覆性的结论既是价值判断，更是事实判断。如果从因果论来看，没有东方文化的作用，也就没有今日西方文明的成功崛起。 这种建立在事实、逻辑基础上的震撼性、颠覆性的创新纵贯全书，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堪称对中国模式全新、全景式解读与剖析。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的宏观游刃有余的把握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问题”，融理论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我长期生活在法国，最被此书的两个部分所打动，所吸引和共鸣。一是作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评。毫无疑问，多党政治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宗教、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各方面因素互动进而不断演变的产物，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当性。然而，在当今世界，其弊端日益显露，警讯不断。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随后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直到今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令人目不暇接。高连奎先生将之称为“西方政党分赃制”，其造成的“政客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大败局的根源，“甚至把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其犀利、切中肯綮令人拍掌而和。其次，就是他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现在法国虽然人均GDP早已超过三万美元，进入福利社会，然而百姓却普遍没有富裕感。全国人均月工资不到两千欧元，还有一半的受薪者低于一千五百欧元。但是法国的房价全国平均每平米在两千欧元之上，拥有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巴黎最低达六千欧元！在这种情况下，仅有50%的法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生活中甚至大学的教授、校长都吝于打一次出租车。这种富裕国家却普遍存在贫穷的奇特现象，竟然被“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所破解。这对于已经整体上摆脱贫困、正向富裕迈进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及时的理论参照。 当然任何理论都需要广泛的实践才能成为社会现实，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努力、创新的勇气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而且我也相信此书的问世注定要掀起一场“大波”，从而把中国模式的争论、研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今日的中国也恰似“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在迈向成功的彼岸。此书的出版，也可谓正当逢时，给再度复兴的中华民族描绘了“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的远景。 宋鲁郑 8月15日于法国巴黎 作者为知名旅法学者，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政治，曾多次受邀观摩台湾大选。 序言三：带你认识一个本该认识的世界 —— 一部能给中国带来思想启迪的力作 学贵有疑，问是知之始。新闻发布会上，各路记者云集，一问见高低。无关痛痒的发问，人人皆会。但要一针见血，直抵问题核心，这需要相当的功底。本书的前言，作者高屋建瓴地连用了162个问号追问中国之形势，跨度之大、视角之广、层次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能够系统而深入地回答这162个问题的人，相信不多。能够从这162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确实，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需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去分析。否则，只是盲人摸象。 可惜的是，在当代社会，能够这样静下心来，深入、综合而且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现状的人少之又少，以致各种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汗牛充栋，看似热闹的学术界在种种快餐式的理论中越辨越迷茫。原因何在？苏轼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书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因为站得高，所以能拔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 《中国大形势》作者首先从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与中方思想的碰撞、交织与影响谈起，指出学习中国是促其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外在力量，彻底改变了近代社会西方是中国老师的主流观点，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紧接着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种阶层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有益探索，剖析了各阶层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以及对现实中国的启示，观点鲜明独特，让人耳目一新，值得深思。 《中国大形势》中作者比较了不同国家发展经济所采用的模式，这些曾经被我们迷恋的所谓成功模式，经过作者独到的解读，身上的五彩光环随之而去，让我们读懂了其模式丑陋的一面。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吗？作者也给了我们准确的回答。 《中国大形势》中通过对美国社会形态各个方面的解剖，从不同角度演绎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的分析消费型经济模式、金融服务业主导经济、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说的利弊。 《中国大形势》难能可贵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一一进行了点评，这在以往的著作中鲜有。当前的大形势催生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其中一部分出国喝过洋墨水，回国后又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经济问题；后面这部分人一直以西方人的思维考量中国，他们自以为懂经济，实际上并不真懂，本书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对这部分人进行了精彩点评，观点可谓深入骨髓，值得一读。 《中国大形势》紧接着过渡到民生问题，作者比较了西方几个国家中产阶级产生的过程，回答了中国能不能产生中产阶级的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决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主张，即建立“低成本生存型社会”，可算是作者为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 最后作者针对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层次，也是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上策、中策和下策，指出在贸易战和金融战等领域与美国斗智斗勇这是下策，也是最浅层次的问题，而最根本层次的问题在于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大形势》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读本，而是作者对当前中国所有问题一次系统的梳理，从历时的角度、思想的角度、西方的角度进行解析，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阅读本书时，不时感觉到智慧火花给人带来的惊喜。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此纷繁复杂的课题，由作者娓娓说来，不但丝毫没有艰涩难懂之感，丰富生动的案例，更是给人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令人每每不由自主在心中暗想：哦，原来如此。。 初次拜读书稿后，我就深知这是一本能给当下中国，特别是青年人带来思想启迪的力作。就向不同的朋友推介本书。理由是：看看前言的162个问题，如果你全能回答，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一个知音，一个跟你有着共同思维的作者，值得交流切磋；如果你能回答部分，那么，你应该去了解其他部分，或者，去学习站在多角度、高视野追问事实本质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只能回答小部分，那么，你应该将此书当作一个充电器，它会带你认识一个，你本该认识的世界 。 贾海峰于广东 2010年8月20日 作者为知名企划人，也曾痴迷于经济学研究，现就职于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企业。
第二部分 从世界发展大趋势看中国 第三章 华尔街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如何全面认知当代的中国，从宏大的背景下分析是很理智的选择。高连奎带着我们从世界发展大趋势下看当今中国，视野宏大，思想深远。 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经济学家大多泛泛之谈，深入细察者少见，世人仍是如坐云端。在此，高连奎从八个角度究其根源，发人深省。危机并非一蹴而就，乃是积怨深重的结果，各种力量错中交织在一起，共同酿成了大危机。 中国经济如何健康、快速发展，如何避免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学习其他国家失败的原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高消费并不可取，贸易自由也非灵丹妙药，经济快速转型无疑是拔苗助长，资产泡沫尤其值得国人警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高连奎已经为我们找来其他国家经济失败的原因，希望悲剧不要轮回。 失败中总结的经验，弥足珍贵，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政府应该做的还很多。到底该做如何做，高连奎的建议是个不错的选择。 ——财经媒体人王晓哲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这样几个坏人，首先是小布什，其次是格林斯潘，再就是伯南克和鲍尔森，最后是美国的金融高管们。 格林斯潘是错的 小布什为了战争，大幅削减公共住房投资，将大量穷人推向了贷款买房的市场，格林斯潘长期实行低利率，放纵了过度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伯南克又快速提高利率，成为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华尔街的高管们让投资者损失了那么多的钱，自己却拿着高额年薪。 有个人几乎被媒体吹嘘成了“完人”，他就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代表，然而一场大危机让人们发现原来这人是错的。格林斯潘的错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大溃败。 美国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9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让美国又重新繁荣了一下，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而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又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实际上是用更大的泡沫还掩饰之前较小的泡沫。 现代，任何一种社会模式的失败，必然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次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美国经济模式的失败、笔者本章用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讲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实际是想通过对华尔街危机的解剖来研究美国模式。 我认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前的美国经济模式主要由四个主要方面，那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消费型经济模式、金融服务业主导经济、和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这些特色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实践证明美国这套做法都是失败的，而且照搬美国做法的国家也都以失败告终，相反德国、北欧这些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国家反而取得了成功。 现在美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这套做法的失误，而开始转向，比如开始鼓励居民储蓄、提出“出口战略”、加强金融监管等，可惜在我国，仍然有部分的经济学家还对美国模式抱有幻想，本章就结合华尔街危机来谈美国模式的失败。 第二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一 商业模式根源 ——高利贷的不可持续性导致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往往以一种商业模式的溃败为导火索，而导致美国本次经济危机的商业模式就是“高利贷”这一最古老的商业模式。 次债的本质就是高利贷 好的金融工具让穷人与富人一起分享利润，股票就是这种；次一点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民众间的互助，保险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而最坏的金融工具几乎对人类没有什么帮助，纯粹是为了骗钱，而高利贷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放高利贷的人将钱高利息贷给那些还不起债的人，更可恶的是在放高利贷时，一般还会用到暴力和欺骗等手段，而美国的“次债”实质就是高利贷，只是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变换了些花样而已。 穷人赚富人的钱，可以长久，因为富人有钱。富人赚穷人的钱是很难的，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钱，这个游戏早晚玩不下去。美国的次级贷款就是富人利用高利贷，来赚穷人钱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 美国是个信用社会，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2）近似优级，（3）次级。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的贷款就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穷人经常失业，收入低，不稳定，且交不起首付，信用都非常的低，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 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且以浮动利率为主。在2001年，这种浮动利率贷款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到2006年，被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因此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而美国的总体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因此到还款的时候，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 大约从10年前，贷款公司的广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或在你的信箱里：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贷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 次级贷款的推动者 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买房人和贷款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必须通过“经纪商”办理贷款，经纪商不仅认识多家贷款机构，还了解上百种贷款产品，信用不好的人能通过经纪商得到更多的贷款，但必须付出高利息，经纪商业是次级贷款的主要推动力量。 另外，次级贷款利息越高，经纪商的利润也就越高，因此经纪商更愿意把高利息的次贷产品推荐给借款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贪婪的经纪商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无需提供任何与偿还能力有关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通过篡改信用记录、隐瞒债务数据等各种欺诈手段，不负责任地帮助更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到款、买了房。 放贷机构间的竞争也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贷产品。如只付利息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 美国某咨询机构曾对100笔此类“零文件”贷款进行了一项调研，发现60%借款人虚报收入。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 那些借款人高高兴兴地陷入了这场金钱骗局，但几年之后，高额的还款利率才显现出来，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埋下了借款人日无力还款的隐患，一旦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故，没有钱还月供，就面临被收回房产、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然穷人的侥幸心理也是借高利贷的重要原因，因为穷人相信自己虽然借了高利贷，但如果房价总涨，最终还是有可能还上的。 此高利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区别 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穷人还不起钱，就动用暴利手段进行讨债，而美国的大银行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于是创新出现了，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将高利贷转让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还不起钱，这些债属于“烂债”，因此他们必须将这些债转让出去，才可以将风险转嫁出去，自己还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可观的利润。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 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银行从市场拿回现金后，再发放贷款，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房贷的风险已经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节制地发放房贷，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够不够。 而对购买按揭证券的人来说，证券的收益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来支持，而且还有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的投资工具。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但投资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贷款都是高利息贷款，而还款人都是穷人，因此他们的利益从现实上看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风险被放大 随后，华尔街在抵押证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无限制地创新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创新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为了让全世界购买美国的次贷证券，美国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访问中国，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房贷事宜。 另一个欺骗环节 为了让投资者了解这些次贷证券的风险，评级机构给这些证券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评级的费用却由次贷销售机构提供，它们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关系，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房价下跌，先是普通民众无力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巨额亏损，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次债危机爆发。 借高利贷买房的人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这种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在2008年上半年，美国343159个人失掉住房，让穷人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情况不够贷款资格，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这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这一切好像是市场自发做到的，实际是被一只黑手操纵着，这只黑手就在华盛顿。 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美国的穷人白住了两年房；美国的金融公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最后一破产，所有债务都不用再偿还。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这些投资者才是这次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1 传统的高利贷损害的是借贷人，当然如果借贷人实在还不起，放贷者也会受到损失，而这种创新过的高利贷模式，则放贷人的风险转嫁到了全世界的投资者身上，而那些投资者的损失则永远没有人替他们弥补。 第三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二 政治根源 ——战争、减税与金融危机 大家都知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有一个终身遗憾，那就是赢得了战争，输掉了大选，而上任后的小布什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不像他父亲那样留下遗憾，就必须在对外战争的同时，也要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而小布什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和制造房地产泡沫来实现的。 减税导致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下降，到1999年实现首次财政盈余。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小布什任内，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耗资巨大，再加上减税，导致收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第二年财政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财政赤字无法承担公共住房减税 高企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因此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共住房投入是大幅削减。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希望六号计划”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而小布什从2003年起，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项目的资助，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展开，其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可谓一落千丈。 在任何国家，住房都是个大问题。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由公共财政来解决。在社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这是一个常识。 如果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是一个常识。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住房拥有率“当作政府的施政重点。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非常经典的概括。 全世界买单 小布什也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但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一直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到了小布什时代，得到了“巧妙”的解决，其后果就是全世界都在饱受金融危机的折磨。 那么，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如何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并且不需要政府付费呢？这种看来异想天开的事情，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了现实：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 美国借助资产证券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不仅房屋数量快速增长，房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年的约142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的约204平方米。 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一场金融行动及其不可预料后果 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美国穷人贷款买房人欠下了那么多的债务，英雄的小布什还想在自己下台前再为美国人民做一件大事，那就是帮助美国人将债务赖掉。希特勒为了赖掉债务，不得不发动一场战争。而美国则简单的多，于是一场新的布局开始了，布什请来了鲍尔森和伯南克这对黄金搭档，此二人一个是光头，一个是大胡子。首先伯南克急速提高利率，导致出现还不起房贷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的情况下，美国就大肆炒作次债危机概念，导致美国债券贬值，投资者损失巨大，这就是美国的次债危机。 本来美国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但是小布什没有想到的是，华尔街的内讧开始了，华尔街现在最有实力的当属高盛，而且高盛还掌握着政治权利。这时高盛另一个阴谋开始了，那就是利用次债危机将自己的竞争对手消灭，于是大家看到的结果出现了，雷曼兄弟倒掉了。雷曼兄弟破产后，其CEO曾经大声质问，为什么雷曼兄弟是美国唯一没有救助的公司，其实原因他自己最清楚，那就是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是鲍尔森，这个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干了点私活。 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玩火自焚，美国受的是内伤 美国本来设计的天衣无缝，但百密一疏，一场金融大鳄之间的内讧毁掉了美国，这场内讧虽然在小布什的预料之外，但绝对在情理之中。很多忧国人士说美国是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美国受的是内伤，美国只想搞出个次债危机，次债危机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美国预料之外的，属于玩火自焚，如果只是发生次债危机，那美国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事态的性质就不同了，主要表现为美国的支柱产业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美国救市加大了财政赤字，另外最大的在于美国国家形象的受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模式及美国信誉的受损，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很难用金钱弥补过来的，美国二战以来积累的信誉可能被彻底挥霍掉。 附文： 《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节选 注：笔者本文在美国财长鲍尔森上台的第二天即2006年6月8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网的读者来信栏目，文章编号：【1275】 长久以来，布什一直在寻找"鲁宾"式的财政部长，在经过小布什的三顾茅庐之后，亨利．鲍尔森，这位华尔街金融高手，这位“掌管着华尔街”、“华尔街最著名和最诡秘的公司”——高盛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终于同意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也是布什政府的第三位美国财政部长，小布什总统终偿所愿。 鲍尔森在许多方面是与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是相得益彰的完美人选，被认为是克林顿时期财政部长鲁宾和格林斯潘组合的“翻版”，鲍尔森现在面临的局面与当年鲁宾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邀担任美国财长时类似，当时美国也是债台高筑、金融市场动荡。 鲍尔森，在过去15年里，访问中国不下70次，被认为是华尔街与中国最有缘的高层人士的“中国通”，他所供职的高盛集团曾协助多家中国公司在海外成功上市，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平安保险和中国银行等大型IPO等。在中国金融即将开放的时刻，这位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金融大师加入布什内阁担任财长，是否意味著白宫对中国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大国在战略上会有什么变化。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此同时我们亚洲却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美国直接导演了这场危机，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鲁宾，格林斯潘与索罗斯都与这场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深重的国家更是深信这一观点。 中国有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金融也正逐步开放，此时布什邀请熟悉中国金融的人士出任财政部长，这是否意味着狼来了，东南亚经济危机那悲惨的一幕，是否会在中国上演，全球都在屏息注视，中国更应该高度戒备。 新注：笔者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次债危机爆发，两年后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损失数千亿美元。世界上准确预测到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并非笔者一人，但他们都是从技术角度预测本次危机。与他们不同的是，笔者是从小布什的“人事布局”来预测此次危机，这也是笔者预测本次大危机的独到之处。因为任何一场伟大的政治行动都是从人事布局来开始的，人事的变化往往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前奏，而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经济行为，实际上被“幕后之手”操纵着，美国的政治人物都脱不了干系，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不作为”的放任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本次危机，中国也损失不小，最直接的是大型国企的套期保值损失，这些企业中一部分都是高盛将他们送到资本市场的，另外美国两房退市，中国债券失去了流动性，这在商业上看，似乎还不能定性为损失，但是如果从战略上看，中国则属了一阵，因为中国从此已经失去了中美战略对抗的主动权。中国的债权不能通过二级市场规避风险，中国债权能否收回来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人道德水平。 第四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三 学术根源 ——新自由主义、政府放任与金融危机 一些学者，他们不关心政治，凡事总喜欢从学术角度分析问题。如果这样的话，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可以勉强算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自由主义为理想，以减少政府干预为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等。 里根总统开始的改革的确取得过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别的是，新自由主义包含很多派别，里根采纳的是新自由主义中供给学派的主张，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大多偏离了供给学派的主张，甚至演化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早期的供给学派重视投资，里根时期美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造运动；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这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点；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鼓励储蓄，后期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借贷。很多人认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是自由主义的成功，而笔者则认为里根繁荣是国家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在2001年美国遭遇“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增长，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将银行利息降至1%，无限量向金融机构放贷。而当2002年美国经济开始强劲复苏时，格林斯潘却迟迟不加息，直到2004年才逐渐加息。 与利息率相对应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储蓄率不断下降。上世纪70年代国民储蓄率的平均水平为10.3%，80年代降至7.6%，1990年降为5.5%。2005、2006年居然为负数，2007年为0.5%。 在利率政策的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进入到一个超前消费的时代。住宅面积不断扩大，汽车不断换新，孩子要上私立学校，购物讲究名牌，娱乐休闲支出大增等等。但是，这些是建立在未来经济持续繁荣，收入会继续增加和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的幻觉之上。 在上述经济政策之下，虽然短期来看实现了经济繁荣，民众却背上了难以想象的债务包袱。 近三四十年来，美国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据统计，在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的小时工资仅与35年前持平，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流入富人的腰包，这几十年来美国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开放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例如，1982年，美国国会立法给予储蓄机构与银行相似的业务，却不受美联储的管制。储蓄机构可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1999年，美国政府又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政府放任经济导致危机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华尔街的投机气氛日益浓厚，华尔街的投行们在贪婪的驱使下追逐最大利润。金融的过度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日益证券化，放大了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比如，雷曼作为华尔街最大房屋贷款的持有者，杠杆比率竟然高达40倍。华尔街的多数金融机构越来越倚重在金融衍生品上牟利。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为消除泡沫带来的影响，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房地产经济，从而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当然，其间累积了越来越大的风险泡沫。而格林斯潘掌管下的美联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 有报告说，2007年全球实物经济10万多亿美元，GDP为近5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全球GDP与全球金融衍生品相比则为1：13，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为1：68；美国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91还多。而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货币循环全靠投机和高杠杆运作，虚拟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一旦泡沫破裂，就必然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给全球各国经济造成极大灾难。 截至2009年9月底，美国国债高达11.9万亿美元。另外，美国在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上的负债高达59.1万亿美元。美国现在的总负债已经超过69万亿美元。如果从2001年算起，截止到2009年11月，美元兑西方一篮子货币比价贬值了约31%。这已经给其它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和美国的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是不牢固的。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只是稍稍趋于下降，但是，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先是次贷危机，然后是金融危机，再到可能发生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它不是一场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美国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是对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导致问题的一次总清算。 第五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四 技术根源 ——经济学数学化与金融危机 在分析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政治根源、学术根源外，很多人还想了解，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华尔街能够创造出那么多的金融衍生品？本节我们就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一个数学公式摧毁美国 一年前，人们总认为，像李祥林这样的数学天才可能会得到诺贝尔奖，因为金融学家的确获得过诺贝尔奖。李祥林的成果与以前获诺贝尔奖的学者的贡献相比，更有广泛影响力。 李祥林的研究是确定资产间的相关性，也就是将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用数学模型来量化。这是金融领域中的一大难题。李祥林的公式能以数学手段衡量风险。基于这一公式，金融机构能够大胆地出售金融衍生品，将金融市场扩张至几乎不可思议的水平。 从债券投资者、银行，评级机构、监管机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李祥林的公式。很快，利用这一公式来衡量风险的方法已经在金融领域深入人心，并且帮人们赚到了大量金钱，使得任何对此公式局限性的警告都被人们忽视了。 然而，突然间，使用这一公式的人们发现，金融市场开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变化。小小的裂缝在2008年演变成了巨大的峡谷，瞬间吞噬了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将全球银行体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的经济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李祥林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一个数学公式怎会给金融界带来如此毁灭性的结果？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快速扩张，数以万亿计美元要进入市场，若投资者能够找到确定资产间相关关系的方法，这些资金便能顺利进入市场。这个问题谁解决了，华尔街都会非常感谢他。 李祥林，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中国农村，成绩优异，获得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MBA学位。在此之后他继续深造，先后获得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精算学硕士学位和统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开始了他的金融职业生涯，后来就职于巴克莱资本，并在2004年负责重建其数量分析小组。 李祥林在《固定收益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名为《论违约相关性：相依函数方法》的论文。该论文以相对简单的数学方法判断违约相关性的依据。这是对一个对复杂问题巧妙简单化。只用一个最终的相关性数据，一个简单明了的数据就代表所有需要考虑的东西。 有了这一风险定价公式，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到了新的无限可能。他们马上着手创造大量新的3A证券。而像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再也不用管这些证券背后所代表资产的各种风险，他们只需要考虑这个简单的相关性数据，然后就出来了一个评级，告知人们这些资产的风险到底多高。 后来，已经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的产品包含了什么基础资产，一切只需要李祥林的函数公式就可以了。这一公式几乎是普遍适用，于是，无论是银行打包新的债券，还是交易员、对冲基金对这些债券进行复杂的交易时，大家都会用到这一公式。 读者可能很想了解这个公式的内容，对不起，李祥林的论文及公式目前还没有汉化的版本，在中国也没有应用。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公式，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就是个数学公式就可以了，这个公式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能从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房价一直在上涨，因此住房贷款之间违约的相关性就相对比较小。一旦房市的繁荣时代结束，整个国家的房价都下降，房贷违约的相关性就会骤然飙升。其实对房贷进行资产证券化的银行也明白，这一公式对房价的上涨非常敏感。一旦房价下跌，所有被评为3A的无风险债券都会瞬间崩塌，没有退路可寻。但面对眼前巨额利润的诱惑，没有人能抵抗得住，他们要做的就是一边享受暴利一边祈求房价继续上涨，然而不幸必然会到来。 金融危机中，李祥林不应该被指责。2005年秋，李祥林也曾在《华尔街日报》表示，很少人真正理解这一公式的核心。毕竟，他只是发明了这一数学模型。应该指责的是那些滥用模型的金融机构，是他们的贪欲导致整个金融界盲目地逐利，对这一模型的局限型忽略不计，对外界的警告充耳不闻，这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这就象爱因斯坦的公式被用来制造原子弹,但应该受谴责的是爆炸原子弹的人。 2008年，李祥林回到北京，现任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风险官。2 谈到这里，我们实际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华尔街为什么那么偏爱数学公式，这还要从经济学的数学化说起。 深层次根源 数学公式在金融上的应用，只是数学公式在经济学应用的冰山一角，现在的经济学到处充斥着数学工具的身影。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例，书中满是各种函数曲线的应用和函数表达式的推导。而这只是经济学的入门课本。而在整个经济学领域里，边际分析、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以及随机数学、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这些与一般人认为的“经济学是文科”的概念大相径庭。数学模型与经济现实难以吻合。经济理论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也就偏离了现实，经济理论若符合现实，则无法数学化，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目前经济学的选择是：宁肯不符合现实也要做数学模型。现实世界太复杂了，数学工具根本无法驾驭，数学模型，大都对现实进行了简化。 数学模型的结论只适用于一种假设情况。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数学模型的参考价值不大。最差的情况就是模型完全曲解了现实，经济学做了一堆模型，但现实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因此，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的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产生这种问题的大背景及最根本原因。 第六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五 公司治理根源 ——职业经理人制度、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在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让人们印象深刻，而这些人不是金融资本家，他们只是职业经理人。华尔街金融危机中，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全面暴露,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失灵。 近几年来，华尔街丑闻不断。2002年年底,华尔街十大投资银行因以虚假报告误导投资者遭到美国司法调查,被处支付超过14亿美元的罚款，然而,时隔不到5年,华尔街再次集体挑战了道德底线。在利润面前，道德约束是多么的软弱无力,由个体行为演变到群体行为的华尔街“骗局”,认人们看到了华尔街投行公司治理的缺陷。华尔街的投行实际被职业经理人控制，由于股权非常分散，股东们不可能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只能通过买卖股票对职业经理人进行约束。 合伙制到上市公司:华尔街的约束力嬗变 合伙制是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华尔街投行的前身都是合伙制企业。1971年,拥有85年合伙制历史的美林成为上市公司,1985年,贝尔斯登上市,摩根斯坦利紧随其后,1994年雷曼兄弟上市。随着高盛于1999年5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华尔街一百多年的合伙人制度彻底告别,步入了上市公司时代。从此,华尔街投行公司治理机制发生了巨大改变。 股份公司作为企业制度的创新,将公司风险从股东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这助长了股东和经理人进行风险投机，投行的经理们在华尔街改制后就是利用风险转移,不断地表演高杠杆动作。华尔街危机告诉我们,美国的信托责任机制也不靠谱，当然这不仅表现在投行身上，即使是实体经济也是一样。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陷 第一，职业经理人只愿意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模仿并通过降低成本来扩大销售量，以获取显著的短期效益，产品创新往往不受重视，因为创新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且创新要花费巨额投资，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然而，不重视创新，只重视模仿，就不可能开辟新的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是不利于大公司的巩固与发展的。 第二，职业经理人热衷于外购新设备而不愿意自己开发和研制新设备。为了获得短期收益，美国企业的经理只关心能够降低成本的小改小革，而不愿在研制和开发新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上进行大量投资。他们宁愿让别的厂商去研制和生产新设备，自己再去购买。在他们看来，通过购买设备而不是自己设计和制造，同样可以获得新技术。但这种只注重短期成功而忽视长期设备投入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第三，职业经理人以通晓金融法律者为主，他们关心和热衷的是企业经营的融资和法律等事务，而非生产事务。随着美国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企业的经理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拥有财务金融及法律知识的人比只拥有在企业各职能部门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跻身于高级经理的行列。但他们专业知识的单一性，并不利于公司做出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这种经理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必然导致企业本身缺乏长远发展的动力和目标，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七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六 社会制度根源 ——公共权力私有化、政府失灵与金融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国家经济命脉由私人控制带来的恶果。企业大到不能倒，政府必须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毫无价值的企业，而金融高管们又利用拯救资金给自己高薪用于吃喝玩乐，少数人绑架了整个国家。 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1929的大萧条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在市政、能源、交通、邮政等基础产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使得类似30年代的大危机在20世纪没有重现。但是，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新自由主义抬头，在其影响下，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方。这也使得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做大成势 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领域，如金融、信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房地产、能源、零售等行业，都高度垄断，多数行业的控制权都集中于3—5家私营大公司手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逐渐萎缩，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从198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0.7%，而制造业的比重则从20.0%下降到11.9%。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金融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手续费、中介费、保费、管理费等，实际上是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而来的。美国金融业产值占比的大幅度增加，表明金融资本把大量利润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过来，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 以灾难收场 金融资本通过创新欺诈，攫取普通民众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将要创造的价值。从2003年到2007年，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的金额从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有10万多亿美元。 美国金融资本之所以敢把泡沫越吹越大？因为它们清楚：扩张的风险却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担，因为他们的企业已经“大到不能倒”，一旦他们出事，美国政府必须拯救，否则将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这使得金融泡沫越来越严重，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 公共权力私有化 企业监管本来是政府的责任，美国却将对企业监管交给企业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他们的评级成为投资者的重要依据。但美国的评级机构本身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美国的大银行、大企业是它们的重要客户，指望这些评级机构为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会放弃高额利润，显然是一种幻想。事实上，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不是金融危机的防火墙，而是金融危机的帮凶。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社会指责这三大评级机构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实际上，它们不是“没发现”，而是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穆迪一位高管就坦承：“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美国将金融监管的公共权力，交给了评级机构这样的私人公司，而美国评级神话的破灭，不仅使美国受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受到全世界的拷问。 我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成功。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0%和8.7%，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这些都与我国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关。 以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保持稳定，是我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金融稳定直接关系经济的稳定。在我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导，银行不会为了利润而放弃公众责任，另一方面银行具有很强的国家信用作支撑，人们不会怀疑银行的支付能力，防止了挤兑现象的发生。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对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就是他们的政府想在金融危机时刺激经济，银行也不会听政府的。 另外，国有企业也很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许多国有企业注重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主动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抱团发展、共渡难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不裁员，领导班子带头减薪；等等。4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重要措施是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急需加强的领域。政府通过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不仅有力地实现了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目标，而且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 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 现在市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市场经济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要想介入经济必须拥有介入经济的渠道，在中国有国有企业，而西方政府只能“干着急”，比如美国政府对金融没有控制权，美联储将联邦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但是市场上仍然流动性紧缺，通货紧缩。对于实业经济更是无可奈何，只能放任失业率高企，这就是政府失灵，也就是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也不具备调控经济的能力。这种失灵是非常可怕的，幸亏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福利救济措施，不然必定国家大乱。世界上市场失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还没有失灵，而这点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第八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七 产业根源 ——制造业空心化与金融危机 制造业不仅是用来赚钱的，他还承担着其他的社会责任，比如稳定的就业，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等，缺乏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就失去了支撑，没有了意义，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那这个国家离衰败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制造业资本大量、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使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造成产业比例失衡。美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本次金融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年来，美国不断地宣扬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以服务业为主。虚拟经济决定着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确，美国确实通过金融市场赚了不少的钱，但那些钱都进入了美国富人的腰包，在制造业的空心化让美国的穷人更加贫困。 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生产财富的能力，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对财富的消耗量超出了他的财富生产能力，他会越来越穷；如果他的财富生产能力的超过了他对财富的消费量，他会越来越富。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占有财富更加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来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长期繁荣。但在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空心化 木桶定律高速我们，木桶的储水能力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当重要部门的功能缺失时，整体经济将崩溃。历史上比较富有的国家都有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和相关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能生产机械的国家将会走向全面的衰退，美国正在途中。 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其实只是完整经济体的小部分，美国已经抛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部门，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诸如华尔街的金融漩涡中。 曾经，美国是靠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但现在，美国需要不断地进口诸如农机、纺织品、造纸、发动机、印刷和产品处理等机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诸如农业、服装等部门，也会因为得不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机械，最终失去技术优势。美国经济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反过来会损害本国的装备制造部门，最终伤害美国整体经济。美国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就极大地弱化了美国未来的国家竞争能力。 产业空洞化导致了美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随着其他工业国家货币走强，美元开始走弱。这造成进口的产品更加昂贵，并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让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简单而言：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美元走弱-通货膨胀-更低的生活水平。 在1970年代，美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绝大部分需求。但如今产业空洞化导致相关产业竞争力变弱。美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产品，比如汽车、电脑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当进口超过出口时，美国又得承受巨额的财政赤字。 200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近7000亿美元。如果要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出口创汇，但是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能够制造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不太现实。另外一条路就是减少进口产品量，弱势的美元则是减少进口的有效方式。这是以牺牲必须以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在1980年代，美国人很为美国的竞争力而担忧，但1990年代股市泡沫让人们开始出现了幻觉，认为美国又获得了主动权；传统制造业不再重要，互联网将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传统制造业不重要，那么没有产业真正重要，包括金融和互联网。 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是从汽车制造业衍生出来、为消费者购车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企业，到后来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业，最终把通用汽车的主业――制造业拖入了“毒资产”泥潭。从一个侧面可以说，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度”正是栽倒在“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投机问题上。通用只是一个典型。危机发生前，美国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80%。然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导致泡沫膨胀、破裂。5 从西班牙和英国的衰落看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风险 自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以来，曾经诞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国、美国。而此前两大霸主，都已经日落西山，其衰亡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以西班牙为例，其16世纪鼎盛时期，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但是在西班牙本土，各种奢侈品消费兴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英国、法国、荷兰的加工业占领了西班牙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由于母体经济的残缺，西班牙国内经济缺少自我调整能力，其海外殖民地或独立建国，或被新起帝国侵吞，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英国取代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衰落过程与此类似，持续两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霸主之后，英国本土的工业，也日益空心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才是本土商人热衷的事情，在一战和二战之后，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此前依靠海外资源掠夺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英国也由此衰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一直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新能源、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美国仍然走在世界前面，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美国与当年的衰落时期的霸主西班牙、英国有巨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还不能判断美国也会像前面两个帝国一样衰落下去。6 当金融服务业超越实体经济边界，金融资本必然反噬实体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危机让人认清了经济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理虽如此，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企业的获利冲动常常会被短期利润所诱惑而忽视风险。在此情形下，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实不可少。 第九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八大根源之八 社会治理根源 ——政府社会脱节与经济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我国的毒奶粉事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事件，如果单纯的从商业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或解决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们暴露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缺陷，这样缺陷也只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社会治理危机。 当企业所在的行业，有一家企业由于不道德竞争获得了巨大收益的时候，这种不道德竞争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制止，那么全行业的大部分企业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入到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当中，大家在道德败坏的道路上开始赛跑，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比如中国的奶粉行业，美国的投资银行业都是这种情况，而那些没有酿成社会灾难的行业，也还在侵害着社会的利益。 频繁的社会灾难源于全球性社会治理危机 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社会治理理论是小政府主义，这种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滥觞。这种小政府主义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年实行小政府主义的国家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重的现象，小政府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也并不明显。 其实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基本上是经济学家唱主角，而社会学研究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延伸，比如二战后社会学界最火的两个理论，一个是中产阶级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最火；第二个就是小政府理论，小政府理论在八十年代及以后最火。中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基础是罗斯福改革，其经济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小政府主义的诞生基础是上世纪的里根-撒切尔改革，而里根改革的其经济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供给学派的理论。 因此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而诞生，而必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消亡而消亡。 小政不是无政府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进一步可能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均是如此。 笔者认为现在不是小政府与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世界不能在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进行摇摆，而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这才是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商业灾难才可以避免。 为了弥补政府退出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脱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 灾难本可避免 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存在着不专业的情况，现在社会上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政府对这些问题又不可能了如指掌，而行业组织则不同，他们经常与企业进行接触，对行业情况相当了解，可以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出现的问题，比如三聚氰胺问题，这些问题如此之严重，相关企业的人肯定对这些行业潜规则心知肚明，但政府就不一定知道。 其次，很多时候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因为政府不宜过度的介入社会领域，因为商业行为在没有发展到危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如果有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存在，就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的形式将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就可以将行业内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像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第十节 为什么布什不能成为里根？ ——“投资强国”和“消费败国”的两个典型 谈到美国经济，有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罗斯福、里根和小布什。罗斯福新政缔造了美国繁荣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里根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美国的繁荣，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消失了；到了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繁荣也没有了，中产阶级社会也没有了，可以说小布什彻底败坏了美国。 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在经济上一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民生上实行高税收以保障社会福利。美国在大萧条以前，民众的消费能力被严重透支，因此再依靠民众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恩斯主义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加大政府的需求以拉升经济，在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美国踉踉跄跄的走出了经济危机，二战后美国实现了经济繁荣，这时美国的高税收制度保证了民众的收入差距也不可能拉的很大，因此这段时间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中产阶级社会”时期。 但是凯恩斯主义在有力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重大隐患，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触发了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即滞胀。在长达7~8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资本严重过剩并在慢性危机中被销蚀；到80年代初，美国工业有25%开工不足，通货膨胀率高居两位数，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在对付滞胀方面，凯恩斯追随者不断进行修改完善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受到了普遍的抱怨。 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三届政府，都没能使经济走出滞胀，里根上台后，认为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供给的不足、供给的竞争力不足，因而它将政策的重心从需求转向供给，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主要内容为：①，提高利率以鼓励储蓄与投资，推动经济发展。②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率。③紧缩社会公共开支以平衡财政预算。④重振军备，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用军事实力补充或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 供给学派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供给学派还主张实行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使劳动者,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税后收人以此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里根上任的第二个年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此时大量资金的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扩大企业规模上,而是加快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实现生产的高度现代化.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1984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高达5.7%,大大高于以往任何一年,这些投资的大部分是用于老厂改造的.在纺织业投资了3亿美元更新设备,达到使用计算机及其它高度精密技术设备的高技术水平,使原来以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为其特征的纺织业,一举跨入高技术行列.里根的供给改革就是美国官方主导下的一场全社会企业技改运动。里根改革可以看做是政府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投资的增加,一方面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需求,进而促使对消费资料需求的扩大,促进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最新技术和设备的采用,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 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从根本上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里根所开创的经济政策新理念并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的政策框架，为经济增长，甚至为电脑、网络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的经济局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这个名词.克林顿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少有的幸运儿。“冷战”的结束，在军备竞赛方面的支出大为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缩小成了自然之势。 里根成功与小布什失败的区别何在 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少的“里根迷”，当然他们崇拜里根，并非因为里根是演艺明星出身，而是因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里根经济成功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里根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利率，刺激储蓄，以提高投资水平，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减税政策却导致了财政赤字，社会保障水平下降、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几乎对经济刺激作用不大，现在人们总喜欢强调其“减税”，而忽略了其促进企业投资的一面。 小布什上台后，他好像是翻版里根的经济政策，比如在减税和加大军事开支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布什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甚至提出了废除遗产税这一极端措施，在军事方面，里根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而布什则搞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但此二人的经济政策有着根本区别的。小布什上台后，实行降息政策，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贷款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以低息贷款鼓励美国人消费，众所周知，小布什任内美国人的信贷消费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此时制造业的空心化却更加严重！ 布什与里根最大的区别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信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在政策上，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而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带领美国重新开启繁荣，一个人将美国引入深渊。 低利率陷阱 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刺激投资取得了成功，而小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取得了失败，笔者认为低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这样银行的储蓄规模就会减小，银行储蓄规模减小，也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因此低利率政策会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减少； 其次，低利率导致消费资金挤占企业的投资资金。 当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同时受益，但银行更偏好于具有稳定收益的居民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比投资信贷安全的多，这必然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银行储蓄又被消费信贷分去了一大部分，这样能够用于企业投资的信贷就更少了。因此实行低利率的结果一般都是刺激了消费，而对投资刺激并不大。 第三，低利率也造成短期投机行为，在银行低利率下，富人会将将自己的资本投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会将造成资产泡沫，间接伤害到实体经济。 可见低利率政策会从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实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而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不但达不到，反而由于储蓄资金被用于了消费和资产投机，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从实质上不是刺激了企业投资，而是伤害了企业投资。 第十一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指出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2、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笔者提出“高利贷”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 3、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政治根源，笔者指出是华尔街高盛与雷曼兄弟之间的内讧导致次债危机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4、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笔者提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重视生产，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鼓吹信贷消费和资产投机，这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 5、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技术根源，笔者指出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最根本原因。 6、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笔者指出私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是导致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 7、对于里根经济模式，笔者指出，里根经济政策中的提高利率，刺激企业投资政策导致了经济恢复繁荣，而其减税政策则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消失，对刺激经济作用不大。而后人总是看到了其减税政策而忽略了其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的一面。 8、针对里根的成功与小布什的失败，笔者指出二人经济政策最大的区别就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借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 9、针对低利率政策的危害，笔者指出，低利率政策一般只会导致过度消费与资产投机，而不会刺激到企业投资。 本章参考资料 1、时寒冰中国怎么办机械工业出版社 2、摧毁华尔街的秘密公式易富网2009年3月12日 3、常清公司治理机制失灵导致华尔街危机上海证券报， 4、郎咸平彻底否定神化的韦尔奇：是他制造了GE泡沫搜狐财经，2009年5月28日 5、通用：一个老板一场革命财富杂志，2004年6月30日 6、美股评论：伊梅尔特是GE的灾难新浪财经，2010年3月09日 7、家族继承人与职业经理人的两难选择新财富杂志，2010年4月8日 8、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央视网论坛，2010年4月2日 9、美国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崩溃商业周刊网，2009年6月5日 10、张朝聘金融危机悬疑20问人民论坛，2008年11月18日 第四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的形势与道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讲到国际形势，读者您可能会想到军事战争、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这些都不重要，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国际形势就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做，世界在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八十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九十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初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我们在吸取他们的教训的同时，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0年-2020年）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 研究大国崛起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拍的确实挺好，但大国崛起都是至少100年前的事情，世界形势早就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研究大国崛起，还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这比研究大国崛起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而在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败局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败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败局、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亚洲四小虎经济败局和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这些经济败局，首先败的特别惨，这些经济体在发生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其次这些国家都败得特别窝囊，比如阿根廷资源及其丰富，这个国家仅仅靠卖资源就可以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可自己的资源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国外资本家的。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是那么的强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以碳排放量为例子，俄罗斯现在的碳排放量到现在还不如苏联时期。我们再看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刚刚上路，就被国际金融大鳄打劫了一下子，至少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日本也是长期经济低迷，因此研究世界经济败局非常有意义。 本章就从这些内容展开。 第二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美国经济败局 ——高消费与美国经济败局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而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到大萧条来临时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信贷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透支家庭消费能力 首先，在于他大大透支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的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减低，因此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虚假的消费能力可能带来企业产能过剩 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但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因此上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 信贷消费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 再就是，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因此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而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做了很多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经济措施，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而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政府消费需求，这时美国经济也就走进了滞涨。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先后经历了消费凯恩斯主义、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只有投资凯恩斯主义才对经济发展有利，而消费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经济都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实际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没有实践的，那就是福利凯恩斯主义，福利开支也属于政府开支，北欧经济就是典型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北欧欧洲经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他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开支直接用于民众福利，因此政府开支越大说明民众享受到的福利越多，这与那些非福利性质的纯政府消费是截然不同的。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又可以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福利化经济政策，而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的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了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也应该适度的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秘诀 樊纲先生在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创造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而他所指的“凯恩斯主义世界”是指中国政府对经济繁荣的成功管理，诚然樊纲说的中国政府成功管理繁荣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不沾边，中国政府管理繁荣根据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原理，是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和原材料紧缺引起通胀，这才是根本，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因此樊纲或者是在错用，或是根本就不懂凯恩斯主义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成功确实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但是这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不是体现在管理繁荣上，而是体现在“投资凯恩斯主义”上，中国不遗余力的改善基础设施都对改善经济效率功不可没，这才是中国正确运用凯恩斯主义之所在。 近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也更多的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政府要继续实行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由投资凯恩斯主义过度到“投资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凯恩斯主义”并重，这两样都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三、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就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比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学者预计2104年美国国债将达到美国GDP的140%，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也是天文数字，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信贷消费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1 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所致，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信贷消费又占用了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而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消费性社会，不知居心何在。 第三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阿根廷经济败局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经济败局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至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终因不敌英国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阿根廷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美地区传播、扩散开来，并由此主导了整个拉美地区经济界、政治界的思潮。在20世纪的90年代，阿根廷政府进行了新的经济改革计划，实行了以对外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包括： （1）解除众多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出口业务中，谷物、牛肉、皮革、羊毛、油脂等农牧产品及制成品历来是阿的主要出日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化肥、机器设备、运输工具、铁矿砂、煤炭、精密仪器等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从1989年以后，政府解除了许多进口限制。除药品、食物、国防材料及其他特殊商品须先征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外，其他产品可通过特殊的进口统计系统登记。 （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梅内姆政府上台后，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造，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吸引外国资本。政府先是拍卖大批中小企业，接着把所有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出租。 （3）完全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除中央银行外，阿根廷国民银行是惟一的全国性官方商业银行。大批外资商业银行都在阿根廷设有分行。政府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润出入自由。各国投资者可以在各经济领域，包括敏感的部门如石油、交通、通讯、广播、报纸、杂志等，外资无论数量大小，无论投入任何部门，都可随时抽出；外国公司有权将其资本及其所得利润随时汇出国外，无须任何批准手续；对进入外汇市场的外资无任何限制；外资不受歧视地参与阿根廷的私有化项目，包括电讯、石油、电力、天然气、运输、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部门，并与阿本国公司处于平等地位。 （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的制度。 梅内姆政府在1991年采取了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的制度，这使阿根廷实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增长。但比索与美元挂钩，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的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 阿根廷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1）国民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不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导致经济在多方面丧失了独立性，当前阿根廷的经济基本上被外资所控制，不但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就连属于战略部门的金融、通讯、军工、能源也被外资掌握。在阿根廷100家最大企业中，绝大部分已被外资所控制，利润大量汇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2）贸易自由化也带来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和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70年代以后，阿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工业产品在出日商品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90年代实行贸易自由化后，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回归。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结果是外贸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几年国际收支出现资本净流出现象，使阿丧失了偿还外债的能力。 （3）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 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4) 僵硬的货币局制度使本币价值被严重高估,削弱了阿经济竞争力。 阿根廷之所以在1991年选择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即货币发行量以国际储备为基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使得比索也随之被逐步高估,商品进口便宜,出口较贵,进而逐步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常性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国际储备逐步减少，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 (5) 国内政局不稳是果也是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党派之争也日趋激烈,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执政党欲推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受到很大掣肘,难以落实,不仅中央政府债务管理失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失控。由于国内问题的累积,政府高层也产生了矛盾,过于简单化、行政化应对危机的措施使民众对政府大为不满,导致政权频繁更迭,12天之内换了五位总统,炙手可热的总统宝座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政治危机又使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加重。2 笔者认为阿根廷政治不稳定，政党争斗是产生以上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执政权是政党的生命，因为如果政党连执政权都保不住，怎么可能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呢。 第四节 世界经济大五败局之俄罗斯经济败局 ——经济快速转型与经济败局 1991年底，苏联解体。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他们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始终不占主流。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放开物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物价放开没过多久，物价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货币紧缩压垮企业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私有化变成了权贵化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俄罗斯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4%，物价飞涨5000多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0%，失业率更是高达30%。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3 俄罗斯的问题到底出在哪？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方面： 短缺经济而放开物价必然导致物价飙升 首先，计划经济本身是一种短缺经济，也就是人们有钱买不到东西，而市场经济本身是过剩经济，也就是东西很多，而人们没钱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贸然放开商品价格，必然导致抢购风潮，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我国在1989年的价格闯关引发的悲剧也是因为这方面原因造成的。 产能不足而紧缩货币必然导致企业破产 其次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通货膨胀也不靠谱，只有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才适用于货币紧缩政策，其他情况下都不宜轻易的紧缩货币。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消费旺盛，企业的产能不足，这时紧缩货币不能抑制到旺盛的消费力，反而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产能下降，进而导致供求关系更加紧张，引发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就属于这种情况。 市场机制不健全而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化 物价可以一下子放开，财富可以全部私有化，但是市场机制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供求关系也不能马上理顺，企业家不是一天可以培育出来的。一人一份的私有化证券，相当于货币的增发，本来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而那些有权势的人在急速私有化过程中聚集了亿万的财富，而这些人本身不是企业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聚敛财富，而非经营企业。 为什么会选择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只要对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赞成采用这种方法，俄罗斯的各种经济措施都表现出来的那么急功近利，归根结底还是由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叶利钦的执政时间是有限的，如果用十年或者更长是时间来实现经济的转型，他根本就等不急，因此他采取这种极端的激进措施最终还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俄罗斯转型失败既是经济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 俄罗斯领导人在结束了一个自认为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及时的建立起一个新的可以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俄罗斯的改革成为了国际笑话，其结果是使人民受难，国家崩溃，民族受辱。 美国战胜苏联不过是“蛮族”的胜利 美国战胜苏联，与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是一样的，苏联属于内生增长型的经济，美国属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体通过产业转移，自己只做附加值最高的高端产业，虽然可以短期内领先，但是一旦失去了外生条件，经济必然停滞，甚至是崩溃，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这种外生型经济失去了外生动力导致的经济危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失败，受害的确是两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更多国家的人民。缺少了苏联的制衡，资本主义的本性再次暴露无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不断拉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再次拉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如果一个制度不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或是其结果没有改善民生，那这种制度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多么的自由文明，这个制度也是野蛮的。 第五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日本经济败局 ——政治动荡、资产泡沫与经济败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开始了外汇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逐步放松外汇和金融管制。 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升值 放松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自由化的后果是日元币值的迅速升高，在3个月内，日元从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美元兑200日元，到1988年竟攀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1988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结果导致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使得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开始趋缓。同时日本经济悲剧的序幕也由此慢慢拉起。 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 而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金融机构自由化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格局，这为日本股市，房地产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资产泡沫将民众、企业、银行纷纷卷入资本市场 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得日本企业越来越重视资本运营，根据日本开发银行的分析，1986年左右，日本大企业的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8%，而同期的权益融资的资金筹措成本只有2%，因此日本企业只要把资金从右手转移到左手，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益，日本企业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品市场中，结果推动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资产品价格的乐观预期，结果资金继续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越吹越大，普通民众，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纷纷卷入其中。 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另一方面，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1990年高峰期时，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与此同时，由于日元巨幅升值，也严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购与海外投资热情。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得意地大量接收美国国内资产。日本企业买下好莱坞和洛克菲勒公司大楼，成了那时日本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象征。有的日本人甚至扬言，因资产飙升，卖掉日本列岛，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货币紧缩导致泡沫破裂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泡沫经济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限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为此日本当局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3.25%，可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不佳，于是日本政府只好在1989年末将贴现率进一步提高到4.25%，同时大藏省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土地投机行为。可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依然不尽人意，股票、房地产价格依旧在上涨，为了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问题及可能的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力度更大的“预防性紧缩政策”，大力收缩银根，减少货币供给量，并且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6%，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固然解决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可是也把日本经济推入了长期衰退的泥潭中。突然而剧烈的金融紧缩使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1990年底，东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 公共投资欠下巨额国债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日本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从扩大政府开支，举办大型公共工程，连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到金融机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等等，但是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却让人极度沮丧。从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十多次追加公共事业费预算，仅1995年度就投入9万亿日元。其次是官定贴现率不断降低，从1995年9月以来一直保持在小数点后的历史最低水平和世界最低水平。还有，政府、地方行政为振兴经济增发的国债累计达666万亿日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政府为救济衰败的农业，也投入了近50万亿日元。然而，政府的这些举措收效都不大。实际经济增长率1997年为-0.1%,1998年为-0.9%，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日本人常称为：“失去的十年”，认为它是日本的又一次战败。3 日元升值对日本高科技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 80年代中期,日本除了航天技术和化学工业以外,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都与美国不相上下,有些领域(包括光导纤维、智能机器人、生化材料等)还超过了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十大微型芯片公司六家是日本公司；世界十大电子公司中，五家是日本公司。五家发展最快的计算机公司全部都是日本公司,(那时苹果公司还没有落败),直到1993年INTEL公司取代日本东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1988年，日本的芯片产值占全球的比重曾高达53%，高峰时期雇用员工多19万名，附加价值达2.8万亿日元。到了1989年世界半导体产业是什么格局呢？日本6大半导体巨头在世界市场攫取了52%的份额时，美国只占有35%的份额，欧洲占据了12%的市场分额，南朝鲜占据了1%，世界其它地区1%。1990年，当日本人在世界半导体产业占据了57%的产值的时候，美国的企业严重亏损，硅谷陷入一片混乱。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半导体芯片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还差点被日立制作所（Hitachi）收购，就是这样才有了“《硅海武士》——日本称雄信息产业的故事”一书的出版。 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日本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企业大幅破产，很多高科技产业也未能幸免于难，伴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的信息产业革命和韩国，台湾的崛起，日本的庞大市场被不断蚕食，尽管日本仍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日本产品占据的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小，日本不仅在电脑方面，而且在手机方面都是节节败退。 日本的几个幼稚性错误 日本经济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以后后，在经济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首先是放任经济泡沫的形成，泡沫经济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日本放任泡沫的形成绝对是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误；其次是大举借债搞公共工程，而日本在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实行的是平衡预算；三是长期低利率，日本企图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但是低利率从根本上说很难刺激到实体经济，而要刺激实体经济，必须采取有利于企业扩大产能的产业政策，仅靠货币政策是绝对不行的。 很多人说，日本在本土经历失去的二十年的时候，却有一个海外日本正在崛起，但是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本土衰落的同时实现了海外的崛起，如国本土经济不振，那么海外的崛起也不会持续很久的，日本近年在高科技方面已经出现颓势，面临着韩国及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赶超，这才是大趋势。 日本为什么会犯这些低级错误？ 冷战时期，日本在政治上长期是一党独大制，这个大党就是依附于美国的自民党，在自民党之外还有比较稳定的社民党作为反对党，但是冷战结束后，长期亲苏、亲中的社民党垮台，随之日本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动荡，日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一党极大后，进入了政党井喷期，日本也就由比较稳定的一党独大制政体，变成了极不稳定的极端多党制政体，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就是日本首相更换频繁。现在的日本首相能在任上干满一年就非常的不错，而这些人也并非都是平庸之辈，而是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使然。政治上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政策上的愚蠢、偷懒与短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解释，日本的一切问题也就有答案了。因此从一党独大制向极端多党制的转变才是日本这一切经济问题背后的答案。 第六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东南亚经济败局 ——举债发展与经济败局 现在国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印象大抵止于索罗斯如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金融劫掠，但是大家不清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多年经济矛盾累积的结果，这些国家倾全国之力都对付不了一个金融投机分子，连我国的香港都不如，可见这些国家的虚弱到什么地步，这才是索罗斯敢于对这些国家下手的真正原因。从1997年7月到10月短短的三个月当中，泰铢跌幅达40％，菲律宾比索跌幅近30％，印尼盾跌50％。这使得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所积累的财富大量蒸发，并且货币危机全球蔓延，这场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及东亚一些国家以沉重打击，宣告了高速发展阶段结束。 这次危机，表现出来的是外汇不足，打起仗来弹药不够多，背后原因是外贸逆差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自身宏观经济运行不良，比如投资过热，出口放缓，经常项目赤字扩大，银行不良外债等。 举债进行投资导致泡沫经济 8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飞速发展。政府、企业、个人大量举债进行投资，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过热，形成了泡沫经济。 银行信贷的持续扩张，与外国资本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低，投资者纷纷到国外寻求机会，而这一时期，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有很高的回报率。并且由于国内储蓄不足，急需引进大量外资。据统计，1989年外国私人资本面向泰国的流入量在1000亿泰铢上下，而到1994年其流入量已达15000亿泰铢左右，4年间增加了10多倍。流入的外资经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进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疯狂使泰国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27．9％上升到1995年的85．4％。在房地产方面，危机发生前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的写字楼、高档公寓已出现大面积过剩，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泡沫开始破裂。 投资过热，引起进口过度增长，国内工资上涨过快，生产成本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单一，危机前东南亚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高估，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加大，从而形成庞大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造成汇率不稳。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产品的带动。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山口比重很大：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总额的65％。1996年受世界性电子产品的需求萎缩的影响，亚洲各国出口人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增长和国内工资增长过快，亚洲各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这样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1996年泰国逆差达16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菲律宾为4．3％，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5％。大量的贸易逆差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信心的减弱，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下，容易造成外国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引起恐慌。 外债使用不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至1997年底，印尼政府及私人企业所欠的外债数目估计为1400亿美元。其中，60％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其余是政府的借款。印尼每年要偿还的贷款利息超过1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本金，1997年须还大约300亿美元的债款。自从发生货币危机后，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因此印尼以美元计算的所欠的外债也增加了。借入如此高的外债，但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却不高，据世界银行对1990一1995年期间的16个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排在倒数第五。低效率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外债的偿还自然发生困难。 这些国家的外债都达其外汇储备的2—5倍之高，外债累积数额大，还本付息的负担沉重。而这些国家又常年贸易赤字，外汇收入少，只能靠巨额资本项目顺差弥补。一有风吹草动，大量短期资本撤出，外汇供求就会存在比较大的缺口，外汇供不应求，使本币大幅贬值。 钉住汇率制的风险累积作用 钉住汇率制不利于使用利率对经济进行调节。泰国原来实施的主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对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却限制了使用利率杠杆对经济进行调节的范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时，为使本币汇率仍固定在较高水平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从而使本币银根紧缩，不利于国内经济回升，同时增加套利外资流入，不利于币值稳定。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更为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经济初具规模之后，要尽快实现生产向效益型的转变，发展多元化经济，防上亡国际市场的变动给经济带来过人冲击。 同时要健全宏观调控机制，注意国际收支平衡，防止过大逆差造成币值不稳。钉住汇率制度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从而减少了其经常项目收入，助长了巨额外国资本的流入，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泡沫化，扩大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轻率地开放资本项目 在金融改革中，资本项目的放开是有很大风险的，泰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放开资本项目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管，泰国银行以低利率从国际市场上筹集短期资本，再以高利率在国内市场上贷出。一旦形势逆转，银行无法从国际市场借新债还旧债，而国内的长期信贷又无法迅速收回时，这些银行就会面临支付危机。开放资本项目也直接方便了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 国际投机商冲击泰国货币的重要途径有以下两条：(1)投机商以外币资产作抵押从泰国国内银行贷取大量泰铢，然后在即期市场抛售。为维持固定汇率，泰国央行必须入市干预，买进泰铢，卖外汇。当外汇储备耗尽时，汇率贬值就不可避免的。这样投机商可再以低成本购入泰铢，归还贷款，并从中渔利。(2)投机商通过银行在远期市场上卖泰铢，为了避免货币风险，银行则会在即期市场上卖出泰铢。这种对冲交易的对象显然只能是泰央行。 为它负有稳定汇率的责任。一旦汇率贬值，空头期货合同价格上涨，投机商即可盈利。上述两条投机途径都要求投机商最终必须能够在泰国筹到资金，而这一要求只能在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 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它伴之以经常项目的持续赤字、外债的迅速累积、银行业不良资产膨胀的时候，投机性冲击就发生。开放的资本项目不仅便利了初始的投机商，而且使国内居民可以迅速将其国内金融资产兑换成外币资本。当投资者信心崩溃、资本大量外逃，汇率一落千丈，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时，金融危机就最终爆发了。 由于金融管理当局没有有效的“防火墙”，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市场投机行为中去，具体表现为直接从事证券交易和无限制地向不动产业贷款。 金融深化过度会加剧市场投机为，导致银行业行为失控 游资冲击 国际游资具有规模巨大、停留时间短、反应灵敏、脆弱性高和破坏性强等特点。有意发动对某一货币冲击的国际基金往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跟踪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由一些经验丰富的经济家依据一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目标国进出口等经常项目的数据，评估该国外汇储备应付冲击力的均衡点，选取该国中央银行无力反击之机发起攻击。但决定其冲击与否及冲击力度强弱的主要依据仍是目标国家的实际经济表现。在这次尔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游资选取泰国作为发动汇率制度冲击的突破口与泰国经济内部出现的内在问题密切相关。4 因此，从游资活动的历史看，无论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风波，还是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但凡投机者经过充分准备，积累足够资金，选准突破环节，游资冲击钉住汇率制度不乏成功的范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钉住汇率制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形式在90年代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七节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经济根源 ——怎么看待经济的开放？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虽然其形式及原因各异，但还是有些共同点，比如在经济思想上都直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政客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国家长远发展；在学术上，缺乏独立的学术体系都是非常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的经济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比如美国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中心，拉美经济改革是在“芝加哥教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本身就是由美国教授设计，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是在美国的半推半就下完成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型国家面临理论真空，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都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有人说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就是半吊子经济学家，而转轨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种半吊子经济学家；其次是美国的政府的推波助澜，新自由主义从最开始的理论化、学术化，进而发展到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三，新自由主义大师急于验证自己的理论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直接来源于美国哈佛教授的杰作。5 关于经济波动、经济危机、萧条问题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新自由主义就无法提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有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更是完全肯定自由市场的稳定性和自动调节功能，对于这些市场经济的缺陷完全是视而不见，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实践中败绩累累，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但现在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代替它。任何经济理论都诞生于经济危机时期，比如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滞涨诞生了新自由主义，现在世界又进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可以预见本次经济危机中，也将会诞生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而本次经济危机中国是表现最好的，我国的学者也应该抓住本次机遇。 国家是开放好还是封闭好？ 开放好还是封闭好，这个话题似乎不该讨论，好像肯定是开放好，但是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是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泡沫、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无不与国家过度开放有关，而回顾德国、美国的崛起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在崛起时也是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甚至到现在，美国以及欧洲的核心市场仍然是不开放的，那这些问题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最常见的“和稀泥”解释就是“开放是把双刃剑”，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的答案就是“思想上要开放，但是市场绝对不能盲目的开放”，思想上开放是抱着一颗向全世界学习的心，学习全世界最优秀的地方，以保持自己的领先，但是具体到市场是绝对不能开放的，思想上封闭的民族必然落后，而将市场拱手让人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是吃亏的。 因此在开放与封闭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把握“思想上开放，市场有限开放”的原则，而我们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我家大门常打开”式开放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政府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舆论界也要转过弯来，不要无意中作了别人的帮凶。 第八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政治根源 ——西方政党分赃制度对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其实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自己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而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 1、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而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算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就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荒谬之极。 以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的不是那么明显，而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先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这些都是政客最喜欢的。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而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吧，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的一发不可收拾。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左右，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的难，比如近年的日本，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的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而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各国政客为了刺激经济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要掩盖小泡沫，总之这一一个及其不复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而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改革要好的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改革。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因此只是点到为止的进行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就是“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一个蒙代尔学术功底再深厚他也左右不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的思想再有前瞻性，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放任经济的本性。 政治制度阻碍经济发展 现在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很粗浅的看法，在政治学家眼里，西方模式仍然是政党分赃，变化不大。目前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改善经济的主要阻碍，比如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好的经济理论，但是政府在却滥用凯恩斯主义，甚至发展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怪相，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失败，纯粹是凯恩斯主义运用上的失败。而在欧洲欧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处理不好财政政策，任何投资财政，导致欧元险些崩盘。 第九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学术根源 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成功了，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据笔者进一步观察，世界经济败局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东南亚、拉美等地区，都缺少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这也是产生这些经济败局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在学术思想上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德国有历史学派、弗莱堡学派，北欧有瑞典学派。这些都是与美国相对独立的学派。 “二战”之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而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北欧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 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现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比如出现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提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的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经济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老一点的学者言必称经济学原理或是市场经济原理，好像是他们的话都是根据市场原理来的，如果否定了他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原理。我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由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而这些不自信更多是基础理论不扎实所致，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就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只有敢说自己的话了，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才可以创新。 中国要学术革命不要暴力革命 只有学术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福利社会理论等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世界每一才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也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 第十节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世界经济大败局确实可怕，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因为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在发生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非常的稳健，不会追求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优势。 中国人不用担心的问题 首先，不用担心政府过度举债，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基本上都是由于负债过度造成的，而我国中国在发展中虽然也经常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比较稳健，债务水平完全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而且中国的国债全部是内债，没有任何外债，这样中国经济的风险就非常的低，其次中国的国债很多都是银行持有，而非经过债券市场融资，因此中国的国债安全水平非常高，出事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无疑都与高汇率有关，在中国我们不用担心，第一，中国舆论界思想比较一致，大家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危害要远远大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中国外汇储备非常丰富，而且有稳定的外贸盈余，因此中国不可能通过高汇率来吸收外资，而这一点正是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导致经济危机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仍需注意的问题 现在中国有一种理论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主张这个理论，而主张此理论的人，只是将美国看做是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的成功案例，并且将日本看做成功转型的案例，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确实是消费型国家，但是美国的高消费并没有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停歇，美国经济立马就出现危机，高消费只能对经济产生危害，再说日本的转型也不是成功的，而且应该算是失败的。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道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高增长时期都是走的这条道路，比如十九世纪前二十年的美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另一条道路是低储蓄、高消费、低增长的发展道路，而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经济的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选择前者。 第十一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美国的经济败局，笔者指出，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从根本上都是由于过度消费所致，只不过是大萧条和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是有名民众的过度消费造成的，而经济滞涨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政府消费过度造成的。 2、针对俄罗斯转型失败的问题，笔者指出，叶利钦选择休克疗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政治决定，叶利钦执行时间有限，他必须在自己任期内完成改革，因此选择休克疗法是必然的。 3、针对日本的经济败局，笔者指出，日本政治制度从“一党独大制”过度到“极端多党制”是导致日本采取一系列愚蠢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政治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 4、针对拉美及东南亚的经济败局，笔者指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败局，基本上非常类似，那就是实行高汇率、大举外债、外贸逆差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归根到底也是由于政治的短视造成的。 5、针对政党分赃制度对经济的危害，笔者列出了几个方面，分别是：①、欢举债发展经济、②、喜欢高汇率，③、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④、喜欢低利率甚至是直接印刷钞票，⑤、喜欢激进改革，⑥、不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考资料 1、向松祚：为什么说美国是债务帝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2、江时学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其教训社科院网站，2003年5月6日 3、田春生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免费论文网 4、彭志敏亚洲金融危机简析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2002年 5、陈休静新自由主义理论批判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27日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出路 第五章 金融危机下的“藏富于民”建议与政府应对 如何“藏富于民”，如何战胜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各出奇招，但似乎大多是损招。他们真应该再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世界经济史，失败的国家已经叫苦不迭；偏有人哭着喊着要追随他们。真是让人费解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国家，所以经济学家总倾向于相信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问题就在这里，国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是建立在全面、客观分析中国国情得出的严谨结论，还是有意误导中国、包藏阴谋的糖衣炮弹。美国真的很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现实难题吗？他们几十年前的行为就作了回答。谁会培养一个强大的对手来接自己的班？要解决问题，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高连奎能够做到不崇洋、不尚名人，只从中国实际进行判断，实在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一一驳斥关于中国形势的十大误判，并提出自己的解决策略。他能从工业经济视角审视中国问题，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理清事实真相，认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找到中国产业的真正危机，并且大胆预言中国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谁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谁就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引领时代。对于当今时代，作者的思想独树一帜，大胆立言现在是一个金融经济时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如房价问题等皆为金融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关于金融经济时代，翰啸的解读绝对值得一看。央行的最大的失误是应对经济周期，反对投机炒作要靠立法，央行做的是赔本买卖…… 拨开历史迷雾，重现真实场景。其实，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肤浅甚至错误的宣传，更有些只是无良学者的信口胡说，却被我们封为金科玉律；真正地还原现实，认识现实，，于国民有益，于国家大益。读了他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我相信你们对中国形势有一个全新而公正的看法，对自己也是一次奇妙的思想之旅。 ——财经媒体人王晓哲 第一节 本章前言 面对经济危机，保增长成为主题，中国部分学者也趁机提出了其“藏富于民”的主张，但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他们是在推行“藏富于民”的表象下，推行的是私有化，其结果不可能“藏富于民”，只能是“藏富于精英”。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年，不但没有出现大面积失业，反而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中国GDP增速也实现了V型反转，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本次经济危机再次显示了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巨大优势，本章就讲述这些内容，并为您揭示中国能够走出经济危机背后的秘密。 第二节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一 谢国忠建议——分股票与藏富于民 2009年1月20日，谢国忠做客财经栏目《百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时指出，刺激经济最好的办法是“将国企股票平分给老百姓。13亿人每年分红，每个百姓都会受益”。他还认为，“刺激经济的牌很多，这张牌是最有力的”，“股票分给老百姓后，中国的消费就会好很多”。他认为“此事在执行上不存技术难度。人人都有身份证号，银行分过去就行了。老百姓有了这个财富之后，消费的欲望就上升了，用这个钱买房子是有可能的，这对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刺激”。1 股改后的国企不能再平分 该论发出后，多位学者表示质疑，因为此方法忽略了一个根本常识，那就是经过“股改”后，多数国企已经都建立了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已经是独立法人，股份已经多元化，和改革之初的全民所有制已经不一样了。 可能重蹈俄罗斯覆辙 另外当年，俄罗斯也分过股票，结果这些股票迅速地落到了少数人手中，在中国，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情况，看似公平地分配了国有资产，事实上会形成更大的不公平，财富会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靠一次性的分股票或发放一次性消费券就能解决。 如果真发股票，很多人肯定会抛出股票，会对股市产生抛压。老百姓卖股套现后并不一定消费，许多老百姓也不会用这个钱买股，对股市反而是个大利空。 谢国忠这一理论提出后有网友认为他分股票的结果是"把中国的银行、优质央企拱手送给了外国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在利用讨好老百姓达到出卖中国主权的目的。 并且有网友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中国建设银行，总股本2336.9亿股，十大股东如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1321.5亿国家股，占56.55%；香港股市，293亿流通H股，占12.58%；美国银行公司，持有251亿股境外法人股，占10.75%；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07亿国有法人股，占8.85%；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持有132亿流通H股，占5.65%；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0亿流通H股，占1.28%。其余股东持股均无超过1%，即使目前持有A股的155万名建行股东的股票相加才90亿股，也只占总股本3.85%。 如果分股票，流通的H股、A股分不了，美国银行的境外法人股也分不了，能分的只有中央汇金的1321.5亿国家股和建银投资的207亿国有法人股，一共1528亿股。按照中国人口数量13亿人人平等，见者有份，每个人只能分117股！分完后美国银行公司将成为第一大股东！其占总股份10.75%!是每个“人民股东”的2.2亿倍！股票分完后，中国建设银行可立即更名为美国银行中国建设分行！董事长、行长不是詹姆斯，就是保尔森！ 同样，将中国工商银行分完，每个中国人分得股票181股，美国高盛银行将成为最大股东；中国银行分完，每个中国人分得股票131股，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成为最大股东；中国交通银行分完，每个中国人将得股票100股，英国汇丰银行将成为最大股东。同样的情形将会出现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远洋、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我们及后代子孙赖以生存的最核心资产将一夕易主!"中国的银行,央企,优质资产都变成了外国财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外国人全部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种后果比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后果还惨啊! 另有位网友用数字分析:假如真将以上四大行全分，每个“人民资本家”所分股票市值2092元，买不起一平方米的住房！假如“人民资本家”信仰证监会的“价值投资”，长期持仓等吃红利，那么按历史上最好的2007年分配方案计共分62元，不够请朋友吃一顿饭."刚好买一袋10kg的泰国米.由此可见,这样的主意只能达到把国家银行卖给美,英.老百姓并富不起耒.按这个建议:全国人民都来抛股票,抛了股票去买房,去消费.几十万亿份的股票在短时间抛向股市能不把中国股市摧毁吗?大小非的少量抛售,把中国股市从6240点跌到1640点,跌了73%.全国人民都来抛股票,股市不崩盘才怪呢?80%的农民兄弟肯定比大小非更急于抛掉手中成本为零的股票.到手才是财,急于套现，如果国家真听了这个主意,国也穷了,民也富不起耒.变成国穷民穷.让美,英财团得了个天大的便宜.2 第三节 大危机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二 张维迎建议——分外汇与藏富于民 常常语出惊人的张维迎在谢国忠建议基础上作了“发挥”，主张：“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两项加起来是13万亿人民币。每人发1万元。” 按照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带来的外汇必须结汇，由央行支付相应的人民币，外汇由央行统一管理，当企业需要进口或外商撤资时，再到央行换回外汇。也就是说，央行用这笔钱发行了相应的人民币，这笔钱留着，应对今后国内企业进口、外商撤资或普通公民的换汇需求。 央行为了保值增值，可以使用外汇进行投资，但无权送人，否则企业、外商或普通公民拿着人民币来换汇时，央行将无法支付。这个银行普通职员都知道的道理，张维迎竟然主张把国家外汇分掉。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3 自毁长城 均分外汇储备很可能是“自毁长城”。亚洲金融风暴并不遥远，中国香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其重要武器就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否则，香港很可能就要像泰国一样被无情洗劫。 而且外汇储备一旦分给老百姓，中国政府就不好对其进行集中管理。目前中国在与国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中国的力量太弱。将一万亿外汇储备交由个人自由买卖，从小的方面说，它将导致中美关系的紧张。从大的方面说，它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冲突和两败俱伤。看不到这一点，要么是故意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要么是不具备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素质。4 二次兑换 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总之，外汇储备在国内不能流通，如果外汇储备在国内流通，那么市场上凭空就会多出数不清的人民币，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是直接把美元发给国民，但是美元又不能直接在国内消费，国民又不能去美国消费美元，如果国民把手里的美元拿到中国银行再兑换成人民币，那么这和直接发人民币又没有了任何区别。 嫁祸于民 现在很多学者提出了“藏汇于民”，实际上人民币一直在升值，美元一直在贬值，民众将外汇及时的兑换成了人民币也就避免了美元升值的风险，这种风险由国家来承担是合适的，“藏汇于民”实际上是将风险由国家转移到了民众头上，这根本就不是在“藏富于民”，而是在嫁祸于民。 有网友认为张维迎对于分外汇储备这样缺乏常识的荒唐建议，是明知不可为而建议之，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事多半是在信口开河，忽悠一下大家，或者说为了挽回已经破产的声誉而为民众建言，反正随便说说也不要本钱的，大家听也罢，不听也罢。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说到底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大家对于其私有化主张的认同。这种私有化的主张现在是披着“藏富于民”或者“还富于民”的外衣服，大家很难认识到其险恶的用心。从根本上，私有化和“还富于民”是完全两码事。还富于民是在现有体制下，加大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要让权贵阶层和富人为此作出更大的牺牲，从而让社会更加公平。而私有化，看看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就可想而知，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而这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质。张维迎舞剑，意在私有化，而不是外汇储备。5 第四节 大危机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三： 陈志武建议——国有土地私有化与藏富于民 在谢国忠和张维迎的宏论发表后，陈志武又表示，“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人民币，而央企加上地方国企大概有11万多家，这11万多家国企总的资产价值差不多是29万亿。也就是说把土地50万亿再加上国企29万亿，总共有79万亿的国有财富。成立32个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做交易，然后把这些股份分到13亿老百姓的手里，分到13亿人身上的话，差不多每个人有六万元财富”。 从张维迎的每人1万元到陈志武的每人6万元，空头支票越开越大。 遭到冷遇 陈志武主张的79万亿国有财富彻底私有化的建议中，最主要的是50万亿土地财富，这比分股票、分外汇更彻底，一定要将中国土地也彻底私有化，但他的国民权益基金计划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太大的议论，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反弹，有人将此内容发到了中国的著名论坛天涯社区上，除了一个广告贴外，竟然无一人正式回帖，我认为这里面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陈志武在中国的知名度确实没有前面两位高；其次是他主张先成立国民权益基金，然后通过基金股份之间的买卖逐步实现私有化，还不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并且是打着“回归公有”的旗号进行私有化，而中国人对基金之类的东西不了解，兴趣也没有那么大，如果他直接提出将中国土地私有化，那肯定会激起非常大的议论。 国有土地50万亿财富的说法严重错误 陈志武关于中国政府掌管着价值50万亿土地财富的说法严重错误，首先土地只有执行转让才会变成现金，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农民无偿使用，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拍卖，因而也没有收益；而城市土地确实有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是每年进行，而不是一次性出让完毕。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如果按照房价的三分之一为土地出让金的话，那么中国的年土地出让金约为8千亿，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也就1万亿左右，这里面还要除去拆迁补偿费用，这离陈志武50万亿财富的说法差的太远。 政府经营土地和出售土地是两回事 政府经营土地和无偿拍卖土地两码事。中国土地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大部分土地在实质上是私有的。农民的耕地和城市的居民住宅用地，国家不可能随意的进行拍卖。国家从民众手里回收土地，也是要进行补偿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政府随意拍卖土地的可能性。而中国现在的土地财政是指政府在经营土地，通过城市开发，赚取土地增值的差价，而非简单的拍卖，这是个根本性的区别。 陈志武主张将中国所有土地进行出售，然后利用出售获得的50万亿资金，成立基金，然后民众再通过基金权益的转让变现，这套荒谬的说法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行，此论出台后，遭到冷遇也不奇怪。 其次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各类基础设施还相当不完善，而且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政府面临着公共设施建设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双重任务。现在土地出让收入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土地私有化后，那么如果再兴建公共设施怎么办？如果另外再加税，那对于民众不是更是一种负担吗？ 第五节 大危机的学者“藏富于民”建议之四 郎咸平建议——减税与藏富于民 金融危机时期，郎咸平提出给所有民营企业免税，笔者认为这在中国也行不通。 已经实现了自动减税 首先中国制造业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种都属于“比例税”，如果企业没订单，没收入也就不用交税，因此已经实现了自动减税，在2009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没有订单的时候即使减税，对企业帮助也不大，中国企业缺少的是订单而非资金。 我们虽然出口产品很多，但中国的产能过剩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其实中国经济还是内需为主，出口产能在在我国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而且中国出口的都是生活必需品，受经济危机影响比较小，在2009年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下降74.2%，对欧盟下降36.8%,，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下降了15.4%，说明中国商品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 在金融危机时，我国的内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针对全部民营减税，那内向型民营企业用不着减税，如果只给出口型企业减税也不现实，因此国家的结构性减税和提高出口退税的方式比一刀切的减税要好的多。 金融危机时，企业需要订单，民众需要就业，一刀切的给民营企业或是中小企业免税一年，既解决不了企业订单问题，也解决不了民众的就业问题。在平时，出口企业确实为我国解决了很大的就业问题，危机时即使减税，如果这些企业没有订单，也不会白养活工人。因此将工人转向投资领域和内向型企业才是正道。 为企业创造订单为工人创造就业岗位才是正道 而中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降低消费税等措施，就是为企业创造订单，为工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好措施。这些措施为中国的基础建设企业和内销型企业带来大量的订单，从而带来大量的就业。在2009年，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反而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用工荒奇迹，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反危机措施是正确的。 第六节大危机时的政府应对 2008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应对金融危机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一年之后，4万亿投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显著，中国经济成功触底反弹。6.8%、6.1%、7.9%、8.9%，伴随着2009年一系列“保增长”措施，2009年中国GDP增速实现了V型反转。 4万亿元投资用于各重点领域的情况是： ——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约4000亿元； ——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3700亿元； ——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投资约15000亿元；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投资约1500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投资约2100亿元； ——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约3700亿元； ——灾后恢复重建，投资约10000亿元。 财政政策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重视发挥税收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职能，实行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2009年，在继续执行2008年已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的同时，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预计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500亿元。为弥补财政减收增支形成的缺口，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拟扩增至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3%以内。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高额度的财政赤字。 货币政策 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转向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为支持经济回升，2009年，中国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达9.6万亿元，同比多增加4.7万亿元。 产业政策 2009年1月14日到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通过了汽车、钢铁、电子信息、物流、纺织、装备制造、有色金属、轻工、石化、船舶等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而随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中国又掀起了将地区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热潮。 为了弥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中国自2009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政策措施，例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 中国“一揽子计划”中处处可见“惠民生”的身影。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 可以明确的是，截至目前，中国推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内容和投入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范畴”。6 第七节中国轻松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 在城市生活，失业是最大的难题，经济危机时更是如此，而经济危机不能成为放任失业的理由，无论任何情况，政府都应该保证充分就业，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世界各国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记录，而中国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停滞，甚至为负增长，而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了8.7%，而奠定这一切的是一揽子反危机经济措施，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一言以蔽之：中国有钱，这里的中国有钱，不是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指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指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 国有银行体制是能够实行反周期放贷的原因 首先经济危机后，人们都奉行“现金为王”，这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储蓄变为现金，这也是每次经济危机时都会发生民众疯狂挤兑现金、银行倒闭情况的原因。而我国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制度，银行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民众不用担心银行发生倒闭，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 其次在经济危机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不确定，银行一般都惜贷，因此越是经济危机时，企业贷款越困难，而我国是国有银行，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在经济危机时加大信贷投放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银行制度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不但没有发生信贷紧缩或信贷冻结，反而加大了信贷投放量，这也是国家一直坚持国有银行制度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让信贷投放成为“有源之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炮就没法打仗，这些道理并不过时。干什么都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肯定是银行储蓄。如果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储蓄，那他就失去了任何抵御经济危险的能力，只有银行有了储蓄，国家才可以实施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放宽存贷比限制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银行放贷开闸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衡量银行放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的存贷比都维持在50%多。而去年底中行的存贷比达到了72%，接近75%的监管红线。比中行72%存贷比更刺眼的数据是，多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甚至已经超过75%，其中深发展85%、中信银行83.1%、华夏银行76%。2009年全国一季度增量存贷比已达到81.2%的水平，仅仅低于1997年的99.7%和1993年的107.5%。 不仅各大银行充分放贷，我国中央银行也多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银行放贷，从2008年9月份到2008年12月份共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主要标志，如果说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本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清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才可以抵御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智慧的较量，而纯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比拼的是谁能动用的资金更多，考验的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贸易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不足，甚至赶不上索罗斯所能调集到的资金量，因此他们并没有成功击退金融攻击者。而中国则利用自己的外汇拯救了香港，有人评论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实际上是想教训一下中国，然而他不但没有教训到中国，反而由于中国果断出手解救香港，让中央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因此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有储蓄才能抵御经济风险 本次经济危机人们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没有储蓄，不得不请求中国购买其债券，也就是向中国人民借钱。在希腊，因为没有储蓄，也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而这些援助都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都要承受非常高的利率，基本上相当于借高利贷，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自己的银行储蓄，何至于落到如此之地步。 第八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 针对大危机时期的张维迎、谢国忠、陈志武等人的反危机建议，笔者指出，他们提出建议的目的不是藏富于民，而是推销私有化主张，其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 2、 针对陈志武将价值50万亿土地财富私有化的建议，笔者指出，中国土地必须通过变卖，才能变成现金，而中国的土地，表明上是国有，世纪上是私有，国家根本没有权利将民众使用的土地回收变卖，国家征用土地必须是以公益为目标，因此他50亿土地财富的说法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现在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实际上是经营土地，赚取土地增值的差价，与变卖土地是两回事。 3、 针对中国战胜经济危机的问题，笔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有钱”，也就是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这才是中国实行反危机措施的最根本保证。 4、 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是保证我国能够实行反周期经济刺激计划的制度性优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反危机刺激措施。 5、 对于如何应对经济风险的问题，笔者指出：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参考资料 1、谢国忠：中国应该给老百姓发股票网易财经 2、让谢国忠的卖国策略现出原型全球金融风暴搜吧，2009年3月20日 3、外汇储备分给百姓刺激消费?专家:根本不可能国际金融报，2009年2月10日 4、张维迎教授想干啥？刘仰博客，2009年2月9日 5、张维迎舞剑意在私有化而非外汇储备乌有之乡网，2009年2月12日 6、王亚光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台州商报，2010年03月01日 第六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势 第一节本章前言 近年来，由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政策的频频失误，美国学者不仅将美国各种问题的根源赖到中国身上，而且越来越对中国经济政策指手划脚。 而我们国内部分学者也盲目跟风，不加任何思索的照抄、照搬外国的所谓“研究成果”，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散布，将本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良性趋势，却看作“问题”，就要进行改革或改变。 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论依据无非是与美国的对比，好像我们的经济结构只要与美国不一样，就是有问题。但他们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个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而且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最大的现实情况。 美国经济其实早就畸形发展，我们在探讨我国的经济结构时，一定要立足我们经济高增长的现状。在中国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内需问题、出口问题、投资率问题、储蓄率问题、消费率问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宏观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最难讲清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最多的问题。而每一个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只有理清了这些联系，才可以将这些数据分析清楚。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快慢也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不同；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资源短缺国家经济结构不一样；内生增长型的经济体和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不一样；金融发达的经济体和金融不发达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不一样；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和不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也不一样，因此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一定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正确解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才可以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就是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 而本章就从中国内需不足、中国储蓄率过高、中国投资率过高、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中国经济高增长等几个最热门的问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 第二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一 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 ——资源短缺、经济结构失衡与内需不足假象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成为国人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内需与消费的区别，总是将内需等同于消费，其实内需是指国内需求，既包含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包含国内的投资需求，这两者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内需的全部。 中国经济90%靠内需拉动 国民生产总值由三部分构成，即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在这三部分中，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目前在中国的GDP构成中，投资和消费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GDP的90%，也就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由内需拉动的，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由于净出口在我国GDP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也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拉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靠内需拉动的，即使在我们出口最迅猛的2007年，净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没有到过20%，也就是我国经济增长80%以上是靠内需拉动的，也就是靠我们的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的。 中国的出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在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内需不足的看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出口占GDP比例较大，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一般维持在40%左右。 围绕着中国的出口占比问题，长期存在着两种论调，一种是“产能过剩论”，此论调将中国所有出口的商品，都看作是国内产能的过剩，因此也就有了中国近半产能过剩的说法。 另一种流行的论调是“财富流失论”，此论调将中国出口商品看作是中国资源和财富的流失，认为中国每年有40%的财富流失到了国外，而换回的只是些花花绿绿的美元钞票，说白了，就是用真正的财富换回了一堆纸，持此论调的人往往喜欢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联系起来说事。 中国出口总值虚大 其实这两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我们看看出口占GDP的比例40%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中国出口计算的是“总值”，而GDP是计算的“增加值”，将总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将增加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但是在进入经济统计时，出口商品的增加值计算起来比较困难，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总值的数据则很容易得到，因此人们也就用出口产品的总值与GDP进行比较，这样虽然得到数据比较容易，但也容易造成误解。 这种比较早期有意义，因为当时世界经济尚未实现一体化，各国出口商品的全部产业链都在国内，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后，各国产业分工相当细致，对于一种产品，其全部产业链可能分布在几个国家，此时再采用这样的统计数据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误解，我国虽然有占国民生产总值40%的产品用于出口，但这些产品的增加值其实并不多，中国出口产品占我国总产品的比重其实并不大。上面两种论调，很大程度上就在这种误解下产生的。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并不掌握全部的产业链，我们只是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我们进口一批零部件组装后再出口，这时计算出口是按整个商品的价值计算，而计算增加值是按商品价格减去零部件的价值计算，比如中国贴牌生产苹果mp3，中国只赚取5美元的组装费，这也算中国的产能吗？中国产能过剩其实没那么多，也就20%左右，中国出口苹果mp3流失的也不是中国财富，因为中国只是进行了一些手工组装而已。 将外汇等同于财富流失站不住脚 持“财富流失论”的人还认为中国的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是用中国的财富换来的，其实这种说法更不靠谱。中国外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商投资，而另一部分为“热钱”，剩下的才是贸易顺差赚取的外汇。因此直接将外汇等同于财富流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出口是为了平衡进口 以前我们喜欢说中国地大物博，但现在放眼世界，才发现我们在能源、矿产等方面都非常贫乏，比如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4．4亿吨，占中国铁矿石需求的50%以上，而2009年我国对国外铁矿的依赖度已经达到75%左右，铁矿石是我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原材料，而国产矿埋藏深、品位低，基本上很难打破进口矿的垄断局面。 目前我国铁矿石，贫矿占总储量的98．4％，而巴西矿、澳矿的品位则普遍高达56％—67％。现实情况逼迫我们把贫矿当富矿用。铁矿石只是一个例子，此外，我国的石油进口也即将达到50%，天然气也需要大量进口，其余铜矿等也需要大量进口，而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这些进口都将大幅度增大，这些进口都需要加大出口才可以平衡掉，不然我国将会出现大幅的贸易逆差。 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不能用来反证内需不足 可以预见，在将来我国的出口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会加大。中国的产能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而非整体性过剩。比如中国在资源、能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方面都严重的产能不足，因此产能过剩这一笼统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实质，那么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中国的服装、玩具确实存在产生过剩，但是这些产能过剩靠内需能够解决吗？中国学者太喜欢依靠数据做决策，而这些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全貌，因此根据数据分析经济的学者，提出非常荒谬的逻辑也就不足为怪了。 扩大内需在中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将“扩大内需”作一个反经济危机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中国提出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消费税减半等措施，是完全符合时宜的。但要想靠这些措施来实现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是完全不可能的。 消费型国家倾向值得警惕 值得警惕的是，在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也有人趁机推销“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企图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高消费国家，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高消费实现高增长的，而高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却比比皆是。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过度消费所致。而2008年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过度消费导致的。 真正的扩大内需应该是建立在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上，这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而民众收入增长归根结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则需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各种非法及不道德收入，只有这些做好了，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的旺盛起来。 投资和消费对于民众区别不大 投资和消费从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往往高投资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高消费意味着经济的透支，但是这两样数据对普通民众意义不大，资金无论是用于投资还是用于消费，只要能给民众创造就业就行，特别是投资领域也能创造非常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从沿海到内地的用工荒，就是中国加大了投资所致。 第三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二 中国投资率真的过高吗？ ——高投资、营商环境、企业投资率与高增长的辩证关系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太高，甚至有一位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预言中国的高投资率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当然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判断投资率是高还是低，不能简单围绕投资率本身做同比或环比，也不能盲目的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而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建立自己的标准，笔者认为看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应该有两个标准： 首先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日本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现在，我国的学者，喜欢凡事与美国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也应该与上述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比，而不能与现在的他们对比。 其次要根据国家的储蓄率情况在储蓄内投资就是安全的 宏观经济均衡时“储蓄=投资”。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没有储蓄率做支撑，再低的投资率也不可取；相反，如果有储蓄率支持，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可怕。一个国家，投资率大于储蓄率，这就需要负债进行投资；而负债总是要偿还的，而且负债也不能超出偿债能力。因此，只有在本国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才不会因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引发债务危机，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可以避免经济主权的丧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关键就是这些国家储蓄率太低，或是投资率超出了储蓄率所致。 高投资才可以保证高增长 任何国家在高速发展期，投资率都比较高，我们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在高速发展期的投资率数据，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发展史，就可以大概了解到当时的投资率情况。美国在铁路建设高潮时，几乎以每年一万公里的速度推进，甚至创下过年铺2万多公里铁轨的记录。而当时的美国人口也只有几千万，很多铁路都靠外国劳工来修建。如果计算美国当年的投资率，当时的投资率肯定超过50%。而韩国在60年代修建京釜高速公路时，根本没有建设资金，全部由军队完成。由于韩国面积较小，他们只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也就实现了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化，如果计算韩国当时的投资率，肯定也超过50%。 现实中国也应该保持高投资率，特别是政府投资率，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不仅满足不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与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最终需求比起来，那就差的更多了，我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我们可以就铁路和高速公路两个指标，与美国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 到2020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才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中国现有铁路8.6万公里，美国现有铁路40万公里，我国目前的铁路总里程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一多一点，而人均铁路里程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到2020年，将达到10万公里，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才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30年后，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仍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目前美国拥有高速公路约1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到２００９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６．５万公里，比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按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中国计划用三十年建成8.5万公里高速公路，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不到五分之一。 另外我国在内河航运、城市地铁、农村公路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基础设施是最大的营商环境 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楼市、股市泡沫，根本在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而笔者认为对于工商业发展来说，最大的环境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能否满足经济的需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最关键的因素。目前中国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铁路运输一票难求，高速公路堵车严重，内河航运效率太低，城市交通拥挤，这些都是中国基础建设投资率过低所致，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世界上只有高消费才可以导致经济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此，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如此。而由于高投资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极少，即使导致了经济危机，那也是因为大举外债进行高投资所致，当年的亚洲四小虎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我国则不同，我们的巨额储蓄完全可以支撑我国进行高投资，这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任何国家，即使经济不增长，也需要一定的投资率，比如基础设施的维修、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等。如果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投资率高；同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期要比经济低速发展期投资率要高。 现在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论”，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消费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产能的扩张，而只有投资才可以做到，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供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基础环境，而企业生产设备及产品研发投资才可以保证企业产能的扩张，因此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取决于投资而非消费。 投资率过高并不一定造成产能过剩 投资分为三种，一类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基本上不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二是房地产投资，也不制造产能，第三类是企业投资，这类投资才可以导致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我们的铁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100年以上；高速公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40年以上；高速铁路建设也落后日本及欧洲30年以上，因此我们保持较高的投资率非常重要。 其实，在上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2003-2008）中的2004年，中国就出现了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当时国家进行了投资大检查，而检查结果是这些新开工项目都是急需的项目、都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压缩的空间，中国的投资都属于良性投资。 有批评家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不能建那么多的高速公路，老百姓中有“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本身就是由于交通不便所致，如果我们因为西部一时的落后就剥夺了他们修建高速公路的权利，那他们还怎么发展。 一条高速铁路导致英特尔落户中国西部 因特尔公司近年在重庆有巨大投资，而他们只所以将生产基地建在重庆，就是看到了重庆与兰州之间要修一条高速铁路。有了这条高速铁路，因特尔公司的电脑芯片就可以通过中国的高铁走陆路运到欧洲，与原先通过空运相比，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可见交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房地产投资造成了中国投资率数据虚高 目前房地产投资也是造成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在中国民众的认识中属于消费，而在经济统计中属于投资，民众将自己的收入用于住房消费，却造成了中国的高投资率，这主要统计失真造成的误解。如果只看企业投资，中国的投资率应该与发达国家相当。 发达国家投资率低的原因 现在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善，因此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少；其次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住房也足够用，因此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再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占大头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因此他们的企业投资也比较小，这三者就是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其中第三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些与我国的国情截然相反，因此我国部分经济学家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的投资率对比，就十分草率的得出中国投资率过高的结论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第四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三 中国人真的不消费吗？ ——统计数据失真、金融结构、贫富分化与中国的低消费假象 近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其原因并非如国外研究者所言的“中国家庭储蓄过快增长”，中国家庭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20%上下，波动不大。与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相比，并不算高，因为中国人还需要为其退休生活、子女教育、健康突发状况储备资金，而政府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设起来的。 导致中国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企业和政府存款的增加。中国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到20.9%。同期，政府储蓄占比从4.4%提高到了8.1%，这两项是导致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学者们将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人们喜欢将储蓄率和消费率混在一起讨论，好像是高储蓄必然导致低消费，或是低储蓄是因为高消费，并有人将中国消费率低的问题，解释为中国的高储蓄率的原因，而将美国的储蓄率低，解释为其高消费原因，而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金融不发达的时代，消费率和储蓄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为人们的剩余收入除了进行储蓄，别无选择。消费率与储蓄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消费率低，则储蓄率必然高，消费率高，则储蓄率必然低。 而今天，金融业如此发达，人们的剩余收入，除了储蓄，还可以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或是住房等实物资产。上面的理论早就不成立了。中国目前金融业还不够发达，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金融业极度发达。 美国储蓄率低但民众持有有价证券多 美国人虽然储蓄少，但拥有的证券资产多。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的股民人数也才占到中国总人口的7%，而美国股民人数一般维持在美国总人口的50%左右，而且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 比如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同时收入1万元，假设两人除了日常开支外都剩余了5000元，而中国人将这5000元存到银行，而美国人用这5000元买了股票，因此这个中国人的储蓄率为50%,而这个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美国人将自己的剩余收入购买了证券资产，而中国人将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这也就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美国人储蓄率低的最根本性原因。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时时，都忽略了这一点。 贫富分化也会导致高储蓄 还有一个中国学者们很少提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中国储蓄率升高的原因，贫富分化使社会财富向富人集中。如果这些钱财富握在穷人手里，则可以形成消费，而如果掌握在富人手里，那大部分形成储蓄和投机。 2001年到200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快，但是居民储蓄却大幅增长，关键就是那几年我国贫富分化加剧。而近几年居民储蓄一直比较平稳，也并不是我国的贫富分化没有加深，而是近几年中国资产泡沫化为很多富人提供了投资渠道，原来用于储蓄的钱变成了房子或股票。 储蓄永远是富人占大头，曾经有数据表明，中国20%客户的存款占到了中国存款总量的60%，真正工薪阶层的存款非常少，且以短期存款为主。同样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上升，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美国人学会了节俭，这种解释也是错误的，而是金融业不景气，美国富人将自己的收入从证券市场暂时转移到了银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中国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金融不发达，美国储蓄率低是因为美国金融太发达。 解释完了储蓄率，我们再开消费率的问题，我们首先看消费率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消费率低主要是指我国消费在GDP构成中占比较低，目前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各占GDP的45%，合起来占到GDP的90%，净出口占到GDP的10%，这是中国GDP在金融危机前的结构比例，金融危机时投资占比会有所增大。 因为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占比太小，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撇开净出口不谈，我们看投资和消费，投资和消费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如果要想提高消费占比就必须压低投资占比。 在分析投资率的章节中，我们讲到，中国的投资率高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中国的投资，如果单看企业投资这一部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而在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修建的非常完善，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房地产也早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投资率就非常的低，因而消费率也就显得高了。况且美国的净出口一直是负数，那么消费率就更显得高了。 而我国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投资总占比，而我们的净出口又是正值，这样我们的消费率就必然显得很低，因此只要我国的投资率和净出口是正常的，那么我国的消费就是正常的，而不应该太在意消费占比的高低。 统计数据造成中国民众不消费的假象 社会上存在着“破解消费难题”的提法，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消费难题能否破解，这个消费难题到底存不存在。 首先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 破解消费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中国房价越高，中国用于买房的钱就越多，中国的消费数据就越低，如果我国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时能够兼顾到国情，将民众的购房支出也当作消费进行统计，那中国的消费数据就会高出很多，也就不存在消费率低的问题了，中国的消费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 其次中国银行里的储蓄绝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民众中富人的储蓄，而非穷人的储蓄，而富人是没有消费倾向的，而穷人有消费欲望却没有钱进行消费，因此有人提出将中国人的储蓄变成消费的说法，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信贷消费只能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总体上提高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取决于工作收入，而工作收入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得到改善，居民消费才能真正的旺盛起来。 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意义与影响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高投资拉动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可持续性，甚至有极端的学者曾经预言中国这种高投资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结果中国的经济不仅走过了2005年，而且走到了2010年，而且越发充满着活力。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经济结构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中国国情，不仅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相反，这种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靠的是产能扩张 现在人们普遍受到“消费驱动增长理论”的误导，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靠投资。我们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是否抑制了企业的产能扩张，我们只需看一个指标，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企业有没有投资欲望，而判断一个国家企业的是否存在投资欲望，只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企业融资难，如果一个国家还存在融资难的现象，那就永远不要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来自于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这一理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凯恩斯说的是需求不足，而非消费不足，投资和消费都是需求。 只要存在融资难就不说产能过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企业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还是回到上面的观点，企业产能是否过剩，我们只要看企业的贷款需求即可。因为企业的贷款一般都用于投资，而中国企业的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也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欲望非常强烈，而企业的投资欲望很强烈，那就是说明中国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投资。 储蓄是经济增长最宝贵的资源 中国储蓄率为50%，国家规定的存贷比70%来计算，那么可以支撑的贷款规模为GDP的35%，那么中国的储蓄率可以为35%的投资率提供资金，剩下的只能靠自有资金。现在我们的居民储蓄并没有什么增长，而随着按揭购房人群的增加、贷款买车、贷款装修、教育贷款等信贷消费的推进和以信用卡这种小额贷款持有人的增加、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将变的更低，因此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的储蓄率从长期来看必然呈下降趋势。 第五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四 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低工资？ ——五大因素破解中国低工资之迷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降低，有人将这看作居民消费难以有提升的关键原因。 从1996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为53.4%，而到了2007年仅为39.74%。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消费难以有效提升也是必然结果。 中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导致中国工资低的根本原因 工资的高低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比如发达国家的工资比发展中国家高，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中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导致中国工资低的根本原因，比如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几乎很少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劳动生产率的漠视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中国工资除了低之外，还表现为增长慢以及工资占GDP比例在下降，笔者分析了一些导致中国工人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如下： 1、经济转轨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庞大的营销费用导致企业利润下降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由国家进行安排，企业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而现在生产性企业必须亲自跑市场，也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凭空出现了一笔庞大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营销机构的办公费、水电费、内勤人员工资等，还包含变动费用，如促销费用、市场建设费用、销售提成费用、广告宣传费用、工资奖金、赠品等，另外还有卖场的进场费以及给经销商、采购人员的回扣等，管理学上将其称为“营销费用黑洞”。这些费用都是导致经营成本增加，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费用控制不好，企业很容易出现亏损倒闭的情况，企业很大一部分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营销费用，必然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而企业利润下滑则直接影响到工人工资占比的下降。 企业主剥削导致工人收入下降 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公有，企业盈利主要用于企业建设，而现在企业归私人所有，企业主都要求利润，因此必然刻意压低工人工资，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公有体制下，工人的剩余价值归工人所有，私有体制下要被企业主剥削掉一部分，这也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观察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就可以印证笔者的观点，比如中国在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为53.4%，可以说是相当高。而从1996年后，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是因为中国从1996年开始了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从1996年开始逐年下降，与之伴随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头号原因。 2、国际产业链剥削导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我国有很多企业从事出口加工行业，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我国能够控制的是利润最微薄的制造环节，而其他高利润的环节都被外国企业掌控。这样在国际产业链的层层剥削下，我国企业利润微薄的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不会高。 3、高投资率导致劳动报酬占比低 众所周知，保持一定的高投资率是一个经济体不断成长的重要保证，国家的投资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企业投资来源于企业利润。不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企业收入，而如果这两部分大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必然会降低。 我们处于经济的高增长期，这种高投资率是良性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不可能大幅提高。 4、能源与资源不能自给也是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另一重要原因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投资的资金会通过价值链转化为劳动收入。但是中国投资的劳动价值链并不全部留在中国，而是有一部分在在国外，比如现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各种各样的机械完成，而机械作业需要消耗大量的油料，投资资金大部分都是用在了购买油料上，如果我国的石油可以自给的话，那劳动收入就留存在中国。但是我们的石油主要是进口来的，我们的投资大部分都转移给了国外的石油企业，这也就是我国投资率越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占GDP比例越低的原因。投资所处的行业大部分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产业，而我国在资源与能源方面均不能自给，我国的石油和铁矿石均大幅依赖进口。如果我们这些投资全部用到制鞋、玩具等行业，那不仅可以带动很多人就业，也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收入在GDP的比重，但这些企业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我们以在工程建设中最常见的挖掘机为例子，一台挖掘机每小时耗油约12升左右，以6元/升计算,则每小时耗油成本为72元，基本上相当于机械操操作人员一天的工资，如果以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来算，那么有八分之七的成本转化为了石油成本，八分之一为劳动收入，而这八分之七的用油成本，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国外石油企业的财富。 5、统计口径有问题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征税少，西方国家都是典型的高税收国家，在北欧税收高达民众收入的三分之二；西欧等国家税收占到劳动者收入的50%左右；即使在美国税收也占到劳动者收入的30%左右，因此他们劳动报酬占比虽高，但经过征税后也没有那么高，中国虽然低，但中国的税收也少。 总之，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给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五 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 ——劳动生产率、货币升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60多年，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使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国不能再满足于高增长的虚幻，其实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情况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高 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我们一定要选好参照国，我国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不能与那些政治混乱，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一定要与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是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期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比较大，如果单算工业经济增长率，应该在年均10%以上；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9.8%，这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如果采用美元计算，那么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这一数据要低的多。 日本的高增长时期是从1955年开始的，日本从1955年到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1%，而神武景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以上，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11.6%，可见日本一直是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在也10%以上，且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非常的多。比如台湾在1964年到1987年的23年高速经济增长期中，有12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8年在11%以上。而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非常的少，即使超过10%，也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货币购买力一直是负增长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关心CPI是多少，也不关心汇率是多少，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拥有的货币或存款的购买力。如果价格涨幅超过了工资涨幅、那明显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变小。如果我要买房子，那货币的购买力显然也要被房地产价格衡量。 在经济统计中货币购买力的升降，对内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对外则用汇率来衡量，然而这两项数据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 我们需要放到改革开放30年的大过程里去——从1978年开始。 那个年代有很多代表性的数字，1978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1.25元，年平均工资为615元，如果家庭某个成员达到这个职工工资水平，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CPI指数，到2009年11月，CPI在这30年零11个月里，累计增幅为5.7倍。按照这个指数，大家目前月平均工资292.1元就应该可以实现1978年51.25元工资的购买力了。但事实是，292.1元还达不到2008年北京市的低保水平（每月390元）。 从某个单一物品的价格对比上，更能说明问题。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我们再从中国价格信息网等地方查询到目前该单品的价格，就可以实现对比。 第一类：食品类。 1978年时，面粉价格为0.185～0.22元/斤，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2009年11月上海面粉价格为1.19元/斤～1.92元/斤，价格涨幅为5.4～10.38倍。 1978年，猪肉价格为0.85～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9.59、11.39元/斤，价格涨幅为9.59～13.4倍。 1978年，带鱼价格0.305～0.38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带鱼价格8.08元/斤，涨幅21.3～26.5倍。 第二类：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0.55元/盒，茅台酒8元/瓶；2009年价格分别为57元/盒、828元/瓶，价格涨幅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类：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2009年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0.1元，2009年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2009年90～500元，涨幅11.25～62.5倍。 第六类：居住类。1978年水费0.12元/吨，2009年7元/吨，涨幅30.8倍。 此外，由于当时的分配体制，1978年城市住宅为计划分配，目前需要自行购买。当时的教育、医疗价格也都非常低廉。这三类涨幅不好衡量。 从微观处见真实。如果综合进行这样的衡量，自1978年至今只有5.7倍的CPI涨幅，显然不能衡量前述六类价格的变动，如果再加上住宅、教育、医疗，那就更无法衡量了。1 货币贬值陷阱 由于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非常快，中国的有钱人非常注重货币的保值，而银行存款利率非常的低，显然不能达到保值的功能，因此中国有钱人都将自己的钱用于购买房地产，因为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房地产的保值功能是最好的。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是中国炒房严重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人民币总体贬值厉害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六、七倍，也就是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下降了六、七倍，而美元自身也处在不到贬值的状态，如果将美元自身的贬值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货币贬值的更加厉害。 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子，日本的货币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0：1，而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也是一致的。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导致货币贬值的根本因素 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人民币不能与世界主要货币保持同步升值是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国际主要货币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我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在国际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非常快。以美国为例子，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另一方面即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并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而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无法解释，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30年最高水平。 货币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 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第七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六 中国离权贵资本主义还有多远？ ——天然垄断行业、外资化、私有化与权贵资本主义 在中国，有少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为了“闯大关”，也就是达到他们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的最终目的，给我国的国有企业扣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懂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乱扣帽子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及发展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国家学术界也会闹笑话。 中国的国企从与权贵资本根本不沾边，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权贵资本的定义，权贵资本主义就是私人资本通过向权力阶层靠拢来获得利益，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大条件，首先必须是私人资本，其次是他向权力靠拢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什么样的土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在东南亚及拉美地区最为典型，它作为资本主义一种形态，既不同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日韩的财阀资本主义，它有着自己的特点，也有其容易滋生的土壤： 我们说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表明这个国家的所有经济都是权贵经济，而是说这些国家的权贵经济成分很大，比如东南亚、拉美等，权贵资本主义分布最广泛的两大领域就是天然垄断领域和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 天然垄断领域比如资源、能源领域、城市公共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等。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油田、铁矿等，这些矿藏都具有天然垄断性，从事这些经营的私人资本只要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个开采执照，就可以赚大钱。因此这些领域对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市场而是获得开采执照，比如伊拉克的石油开采招标为什么国际角力那么厉害，这都是资源行业的赢利特性特性决定的。因此天然垄断领域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 另一个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的就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这以军工行业为最典型，比如在美国的军工都是私人资本，他们如果在国内销售，政府就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他们必然要向政府靠拢，美国的军火企业向来都是美国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笔者研究发现，越是处于发达与最不发达中间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服务业、消费业是经济的主体，比如欧洲、美国。而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赢利来源主要靠市场竞争，而不是从从供给的角度进行垄断，因此这些行业不可能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而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还是农业为主，而农业也是不会权贵资本的领域，比如非洲就属于这种情况。 而在那些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地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国家消费业及服务业尚不发达，国家产业主要分布于资源、能源、基础建设等有关行业，因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财阀资本主义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看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密切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比如企业利用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补贴，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被人们称为财阀资本主义，而非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对于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决定他们企业业绩的是消费者，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决定企业业绩的最核心因素，这与以政府为客户的军工行业、和必须从政府那里获得执照的能源行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中国出现真正的权贵资本倾向 中国的国企并非全部是垄断行业，只有部分处于垄断行业，但是垄断分为天然垄断和人为垄断，天然垄断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只能让国有企业从事公益性经营。而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由国家垄断向私人垄断甚至是外资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很多城市将供水出售给外资水务公司就是典型的变国家垄断为外资垄断。城市通水系统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将这一行业交由外资经营，民众得到的只是一年一个台阶的水价上涨，其余没有从中得到其他任何好处，天然垄断领域无论是给外资经营，还是开放给国内的私人资本，都只会将问题变的更严重，只会让民众受到更高的价格，劳动受到更大的剥削，其余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垄断行业私营化其结果像东南亚就是，垄断行业外资化其结果就是和拉美一样，无论是东南亚化还是拉美化，都是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将城市供水开放给外资，将原煤开采开放给私人资本，都是彻头彻尾都的失败，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我们不需要国企以营利为目的，更不需要在中国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电信大鳄、军工大王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企赶紧回归公益。 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国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而忘记了其应该从事公益化经营的社会责任，国企上市，在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了“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想一想，他们是要为整个国家创造利益，还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如果是为国家服务，就必须让国企回归到公益性经营的道路上来。 垄断行业外资化及私营化，绝对不能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取向，东南亚及拉美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民众在痛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同时又再次掉入了他们新设的圈套。猛醒吧！朋友们。 第八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七 中国服务业比重真的很低吗？ ——印度模式不是中国榜样 以下是中国某学者对西藏经济结构的看法： “西藏的产业结构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这种产业结构使得西藏超越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所要走过的工业化阶段，让西藏人民在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同时避免现代化的代价，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人们带来的环境代价和现代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北京青年报，《专家解读西藏发展报告》） 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是否有想骂人的感觉呢，实际上中国个别学者就是因为说了太多这样缺乏常识的话，才使自己的形象不断受损。 另外常见的还有那些为印度经济唱赞歌的学者，他们的理由以上面基本相同，都是夸耀印度服务业占比较大，甚至说印度跳过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而反对中国发展高科技，反对中国的发展重化工业。 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主流经济学家提出这一主张当然也是为了提高GDP,他们的理由如下 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 因为中国GDP中服务业贡献小，所以要发展服务业，这一主张在前几年特别风行，这两年受到美国的外贸压力，主要提大力提升消费，发展服务业的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紧迫了。 服务业发展规律 服务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型服务业，另一类是消费型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比如当经济以中以小企业为主时，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很发达，只有经济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情况下，社会分工才会非常的细致，企业才会将生存环节的技术改造，营销环节的策划、广告，管理环节的人力资源服务、财务融资等专业事务外包出去，才会出现一大批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企业；而消费型服务业是国民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现象，是高国民收入的体现，比如民众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先保证生存性消费，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些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而消费型服务业，主要属于满足民众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的范畴。 总之服务业不是发展出来的，而是国民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自然形成的。 当然以上理论只是针对一般情况，随着世界一体化及服务外包，一国服务业的发展不再与本国企业经济的成长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并非为本国企业服务，而是为外国企业服务，这是地球变平后的一个特殊现象。而印度这种特殊情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印度具有两大优势，一是英语优势，可以承接来自美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二是时差优势，美国人休息的时候，正是印度人工作的时候。 中国西藏服务业占比高，是由于西藏旅游业收入比较大，但西藏经济总体上水平非常低，与中国其他省份根本没法比。正如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那样，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类似的生产关系，但是原始社会远非人类的黄金时代。这种不顾经济发展的实质，而只看经济结构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服务业发展政策先后经历了“发展服务业—发展金融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几个政策性变化，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生存性服务业”是抓到了点子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 中国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百姓收入的增加，而不是盲目的建设大型购物广场，那些抱着发展服务业的目的而大建购物或是娱乐场所，最终因为没有人气而不得不关张的例子还少吗？只有民众收入高了，就是士多店，民众也会大把的买东西。 总之，我们发展服务业的目的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发展服务业不是为了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更不是追求印度的经济结构，更不是为了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我们现阶段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的目的仍然是了提高生产效率，因为毕竟劳动生产率才是衡量经济的最根本指标。 印度模式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西藏的产业结构更不是中国其他省份学习的对象，中国学者应该弄清服务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盲目的盯住GDP公式做加减法。 第九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八 人民币升值的根源与危害到底是什么？ 人民汇率的问题，根本上还是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只要美中贸易逆差可以降下来，人民币汇率也就不再是个问题，在2009年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下降74.2％，降至202亿美元，对欧盟下降36.8％,降至605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总额为2268亿美元，下降15.4％，美国全年贸易逆差比2008年下降45％，降至3907亿美元，尽管贸易逆差短期内大幅下降，但由于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下降的更多，这样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显得更加突出，面临美国的压力，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并进行据理力争，也提出加大进口等措施，但笔者以为在国内尚存在着一些思想上的误区。 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达到淘汰落后产业的目的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淘汰落后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禁不起推敲，也不能成立，因为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到中国的低端产品出口，而且对中国高端产品的出口影响会更大，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虽然润微薄，但在多年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经“树大根深”，抗风雨能力强，在国际上存在的竞争也小，短期内基本上没有国家可以取代我们，但是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制造业则刚刚起步，对外出口还面临着美、日、德等传统工业强国的激烈竞争，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禁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人民币贸然升值也许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可以继续生存，而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刚刚崭露头角，而且仍然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高端技术产品则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很可能不但达不到淘汰低端产业的目的，反而损害了尚处于幼稚阶段的高端技术产品出口，中美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调整出口结构的角度来改善贸易逆差问题，从而缓解中国面临的货币升值问题，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来自日本的教训 现在人们研究日本货币升值，只是局限于泡沫破裂的研究，而笔者认为日本货币升值对高科技的影响是最大的，比泡沫破裂影响更大，曾经的日本是世界半导体领域是世界冠军，全面领先世界，但是这些风光在日元升值后不在，市场份额不断被美国、韩国、中国等国家蚕食，现在日本颓势更加明显，始终没有得到扭转。 限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良策 在中国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也欠妥，中国多次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是由国际产业分工造成的，是由中国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出口强势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纺织、家具等所谓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另一类是完全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制造业，笔者将其称为“低增加值”产业，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我国从日本进口一批价值1万美元的零部件，然后中国工人将其组装为成品后价值为12000美元，其间增值2000美元，然后将这些成品出口到了美国，这样我国就对日本形成了10000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形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净出口和经济增加值均为2000美元，却形成了对美国的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就是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传统低附加值行业来说，比如纺织行业也出口了12000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而这12000美元从棉花种植到衣服的制造，我国拥掌控着大部分的产业链，也就是纺织业向美国出口12000美元，也就可以为我们创造12000美元的经济增加值，而加工制造业出口12000美元，给我国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只有2000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对于增加美国的逆差来说是一样的，都造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却截然不同，当然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按照人均产出1000美元计算，纺织业在贡献12000美元顺差的时候创造了12个就业岗位，而加工制造业在贡献12000美元贸易逆差时只贡献了2个就业岗位，因此加工制造业与那些在我国拥有完全产业链的传统低附加值产品比起来，经济贡献要小的多。 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才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之道 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曾制定过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的政策，我认为将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转向对“低增加值产品”出口的限制更为准确，这样对我国的经济更加有力，不仅可以减小我国在经济总量及就业岗位上的损失，对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也更有利，而且这些加工型制造业，表面上出口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但其实我国只处于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利用的只是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附加值最低的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贡献徒增贸易顺差，这些低增加值行业才是我们真正的取缔对象，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由于产业链长，经济贡献大，还不能轻易的进行限制，比如如果纺织业出口下降，那棉花价格必然会跟着走低，如果对其限制，经济必然从多方面受到伤害。 世界贸易失衡的根源不在中美之间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世界贸易能否平衡关键取决于中美贸易是否平衡，好像中国的舆论界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是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中国也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但中国进行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源、能源及部分原材料均来自于其他国家，中国出口确实很多，但进口也很大，我们的出口与中东这些出口国家比起来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中东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国与世界上所有资源、能源、原材料等国家的矛盾，这才是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总之，我们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除了保持可控性、渐进性等原则外，一定要回归到美中贸易逆差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上，而处理美中贸易逆差既不能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简单的升值我们的货币，因为这样受伤害最严重的将是中国尚处于幼稚时期的高技术出口企业，我国也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限制我国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因为这样会严重的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就业，而真正要限制的是加工制造业等“低增加值”产业，因为正是这些产业的存在才造成了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因此他们也应该成为出口调整的重点。 第十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九 区域竞争的优势从何而来？ 做事情要想成功，必须借助两种能量，一种是势能，一种是技能，而势能往往比技能更重要。本节就从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的大形势。 古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也可以表述为“近者为形,远者为势,势表示的是未来的趋向，“势”是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 古人对势的力量有着非常多的研究，老子认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商鞅在变法时也强调乘势的重要性，“飞蓬遇飘风而至千里，乘风之势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以上讲的都是势的重要性。 关于势的运用，古人也有描述，《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另外还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蓄势待发”“龙从云，虎从风，人乘势”等，可见势作为我国古代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 今天人们对势也很看重，清华大学教授韩秀云教授，在其演讲中就说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左右你的不是因为你没有读书，不是因为你没有读MBA,也不是你没有学会管理，而是你不会看宏观大势”。 中国的国家的发展和地方的发展与借势分不开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借助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因此从借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大势的同时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这一更大的趋势，也算是“智者之失”吧。 我国地方的发展也与“借势”有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广大的率先崛起和近年重庆的快速崛起也表明了这一点。 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不敢比，即便是四川，也望尘莫及。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后，广东有一大势可以借助，那就是，人们的创业热情，当年那些饱受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们都怀着一颗战天斗地的心，但是计划经济却让人无用武之地，广东开放后国内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掀动着创业的大潮。广东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因此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开放，但是轮到上海的时候，大势已去，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因此长三角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本世纪前十年，是天津大发展的时候，但是喜欢创业的人都去深圳，制造业工厂都去了配套比较齐全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而天津不得不以国家大项目为主。 在以上几大地区夺得发展的先机后，很多地区都想做中国的第四增长极，比如东北地区、比如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比如海西经济区、比如长株潭地区、武汉经济圈等，但这些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很好，关键就是这些地区走的仍然是大兴土木和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经济形成长时间的拉动，而招商引资又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重庆地区蜗居西南一隅，又面临着成都的竞争，与以上地区比起来，不具备任何的优势，起步也不早，但是只有重庆成为了中国公认的第四经济增长极。那么重庆的发展是从何处借势呢。 “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声情并茂的说出来，不知迷倒了多少的中国人。中国的区域经济争夺战中，重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四增长极，关键就是占到了人和的优势。 重庆的人和优势，并非自古就有，基本上属于“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毕竟成功了，重庆打造人和优势，主要是从大事上把握住了以下几点： 1、重庆地区论文化并没有什么优势，历史上川渝地区自古匪患横行，重庆码，袍哥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这一切都被突然崛起的红色文化给掩盖住了，人们提到重庆就会想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红色情结，红色意味着公平、和谐等，但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论文化民国文化比红色文化更多。重庆并没有打民国文化，而是打出了红色文化，可见很高明的。 2、重庆大搞国有企业，工人经历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对变身国企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如果这个时候，适当的扩大国企规模和国有经济的成分，那么因之而能够重新进入国企工作的工人，必将激发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的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亡。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是国有企业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仅仅经过十年时间的操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盈利能力，国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国有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与昔日的国有企业判若天壤。 3、低房价，重庆作为国家直辖市，其房价应该算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年轻人吃透了高房价的苦，房价因素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主要因素，重庆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以大力吸引人才，重庆在短期内对人才的吸引力虽然赶不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但是做得人才不外流是没有问题的。 可见城市发展，除了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外，还可以走其他路子。 广东二次革命应该走什么路？ 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后起地区的压力下，广东也开始了二次革命，也就是广东的“腾笼换鸟”战略，笔者认为广东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腾笼换鸟，而是要“让麻雀变凤凰”。 世界科技革命已经处于间歇期，广东哪里还有鸟可换，“腾笼换鸟”战略实际上还是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如果广东将现在的企业迁出后，而引不来鸟，那广东岂不是是鸡飞蛋打。 笔者对广东的建议是“麻雀变凤凰”，也就是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在现有的企业中培育高科技力量。 格兰仕公司的梁昭贤在央视的一个论坛中，提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终身雇佣制”，当时一片哄笑，在场的柳传志等人都表示反对，而笔者认为格兰仕是真正的抓住了中国的发展大势，要想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以前那种血汗工厂的管理模式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创新，要创新就必须让员工有归属感，日本打破终身雇佣制后，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下降，具体大家可以看看《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一文。当然中国不一定要实现终身雇佣制度，但是中国部分企业现在那种军事化管理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创新。 笔者认为在广东只有格兰仕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格兰仕才可以从麻雀变为凤凰，这才是广东企业应该走的路子，在广东企业圈里，企业家大都被人称为“某老板”、或“某总”，而只有格兰仕的老板被人尊称为“德叔”，这仅仅是个偶然现象吗？ 第十一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十 中国产业如何崛起？ 比高盛更诡秘：揭开产业大鳄的神秘面纱 产业大鳄潜伏中国！ 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说，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然而这背后还有另一家公司比中国汽车企业更高兴，因为这一年它也完成了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从2007年起到现在，中国的汽车业进入了第二轮合资高潮，而本次合资高潮的受益者竟然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美国江森自控公司。 江森自控是世界五百强公司，是上市公司，是世界自动化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但其他世界500强企业不同的是，它在中国比日本企业更低调，比华尔街投行更诡秘。这家企业不请明显代言人，不做广告，没有公共关系经理，不开新闻发布会，甚至中国公司连网站都没有，他们到中国来，就是一件事情,赚钱。这个每年在中国销售额可能在五六百亿元的企业，竟然很多媒体从业人士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家企业在中国布局之广，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我们以前经常嘲笑中国汽车业是万国牌汽车，但是这种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中国制定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因为中国开始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而中国的汽车企业除了比亚迪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新能源技术积累，但是中国车企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汽车不再万国牌，他们以后将会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那就是美国江森牌新能源汽车。 中国的汽车企业是典型的市场换技术的失败案例，而合资与自主创新从来就是势不两立，不幸的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一中国人憋了很久的一个赶超机遇面前，中国的企业再次选择了与外国企业合作或合资，而且几乎是选择了同一家美国公司，就是的江森自控，这家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电池、汽车驱动及控制系统等汽车核心零部件。 江森自控全面快速布局中国汽车业 2007年6月11日，北汽控股与江森自控签署了合资成立汽车电子公司的谅解备忘录。筹建中的合资公司将以生产车身电子部件为主，产品涉及仪表显示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载娱乐系统和蓝牙通讯系统等重要汽车部件。 2007年12月11日，一汽与江森合资成立长春一汽富维江森自控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双方各占50%股份。公司预计在2012年达到53万辆份座椅骨架总成的生产能力，同时达到4.7亿的销售总额。 2008年4月14日在安徽芜湖，江森自控（芜湖）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开业。该公司是奇瑞与江森自控共同组建的首家专业汽车内饰系统以及汽车零部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产品包括仪表板和副仪表板、立柱护板和门护板等；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研发服务。 2008年11月底，广汽与江森建立汽车合资公司，江森自控将控股合资企业52%，剩余48%归广汽部件所有。主要生产仪表板、副仪表板及其他汽车内饰产品。 至此，一汽、东风、北汽、广汽、奇瑞等几大汽车巨头均与江森自控建立合资公司，他们的产品范围基本都是以汽车电子为主的汽车核心零部件。 虽然其他汽车企业虽然没有与江森建立合资公司，但是他们使用的也是江森产品，比如： 2009年7月29日，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与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举行合资项目签约，组建南京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南京延锋江森汽车座椅合资项目将为上海大众南京分公司、南京名爵、南京依维柯及众泰公司提供汽车座椅总成配套，到2012年，合资公司将形成21.6万辆份座椅总成的总装能力，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2009年12月16日，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在北京与吉利集团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双方协定，江森自控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吉利汽车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汽车零部件，双方将在汽车配件、新能源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不知道为什么我国汽车业又掀起了一轮合作高潮，这次不仅是国有汽车企业，连吉利、奇瑞等也纷纷组建合资公司。 美国江森在布局完汽车零部件后，其另一个战场鸣锣进军了，那就是汽车电池领域。 连开五家工厂抢占中国汽车电池业 中国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之际，江森自控计划在2015年之前使中国工厂的铅酸汽车电池年产量达到3,000万块江森自控将在中国新建四家工厂，以满足生产需求。该公司已经在中国运营一家工厂，目前在兴建第二家工厂。第三家工厂的选址工作正在进行中。第四家和第五家工厂则处于规划阶段。 为中国汽车业提供电池 2008年1月15日，江森自控-帅福得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成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展示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的供应商。 2008年2月，底特律车展上说，江森自控表示将向奇瑞汽车公司供应镍氢电池，用于奇瑞今年第三季度投产的一款混合动力轿车，奇瑞新推出的A5ISG中型轿车使用江森电池。 2009年12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也和江森自控签署了内容广泛的全球合作协议，利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合作将涉及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座椅和新能源。 戏谑郎咸平并不能解决危机 郎咸平最近才指出可怕的不是危机是对危机的无知，作为学者最可恨的也是遭到一些无知者的揶揄与嘲弄。在最近一篇《郎咸平：新能源汽车要避免大跃进》的报道中充斥着“顽童”、“郎大炮”、“思想偏激”“狂妄的姿态”、“站着说话不腰疼”“天不怕地不怕”等带有诋毁性质的词汇，当然很多是假他人之口说出来的，我认为记者应该更多的是顺着学者的思路去探求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对学者的话进行一下简单的报道、评论甚至是揶揄嘲弄，这些都不是可取的，因此揶揄那些学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产业危机。 汽车业崛起功夫在诗外 在全国人民的批判声中，中国汽车行业再次走上了合资之路，而且很多合资企业都是外方控股，在惨烈的事实面前，毫无疑问，中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着缺失。 上海通用总经理丁磊说过“我不太相信这么多企业,都能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新能源车产品,新能源车的发展必须走联合开发的道路,散兵游勇遍地开花的新能源车发展局面,不会对中国的新能源车产生明显的帮助。”广汽总经理曾庆洪表示“我们一定要头脑冷静,说中国有些企业的新能源车走在世界前列,不负责任。” 电池，包括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是混合动力汽车主要的关键技术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发动机技术、电机控制技术、整车控制技术等,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表示:“在整车控制器、发动机电子控制器等一些关键技术方面,国内尚没有能够大规模生产的、质量可靠的产品。” 笔者认为我们不该指责汽车产业，而汽车产业的问题，也在汽车产业之外，比如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动机电子控制器都是博世开发的，而博世的则是一个主要生产电动工具的企业，中国需要的是像江森自控和博世这样的公司，这些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才是汽车产业执牛耳的公司，我们的产业政策补贴也应该补贴给这样公司。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了汽车业的整合重组，以及打造本土汽车品牌，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政策真正的抓住汽车业的发展本质了吗？整合重组所宣传的规模重要性，早就被人质疑，而我们打造本土品牌还不如打造本土技术，打造本土的自主研发能力，如果汽车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国的，何来本土品牌。因此笔者提出中国应该跳出汽车业来谈汽车业，中国汽车业的落后是关联行业的落后，应该从关联行业做起，培育与扶植像江森自控以及博世这样生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才应该成为挽救中国汽车业的发力点。 自主品牌并不代表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掌握了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才是真正的自主企业。 第十二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中国论需不足的论调，笔者指出目前中国投资和消费基本上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0%，也就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由内需拉动的，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2、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笔者指出中国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非整体过剩，比如中国在资源、能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方面都严重的产能不足，因此产能过剩这一笼统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实质，那么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 3、针对如何扩大内需问题，笔者指出真正的扩大内需应该是建立在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上，这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而民众收入增长归根结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则需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各种非法及不道德收入，只有这些做好了，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的旺盛起来。 4、针对经济对比问题，笔者指出我们应该以高速发展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结构，而不能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结构。美国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日本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的宏观经济结构应该与上述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比，而不能与现在的他们对比。 5、针对投资，笔者指出只要在本国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经济就是安全的，是可持续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关键就是这些国家储蓄率太低，或是投资率超出了储蓄率，大举外债进行投资所致。 6、针对发达国家投资率低的原因，笔者指出在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善，因此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少；其次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住房也足够用，因此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再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占大头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因此他们的企业投资也比较小，这三者就是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其中第三者是最重要的原因。 7、针对中国储蓄率高，美国储蓄率低的原因，笔者指出美国人将自己的剩余收入购买了证券资产，而中国人将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这也就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美国人储蓄率低的最根本性原因。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时时，都忽略了这一点。 8、针对中国储蓄率上升问题，笔者指出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贫富分化将财富向富人集中，如果这些钱掌握在穷人手里，则可以形成消费，而如果掌握在富人手里，那大部分形成储蓄和投机。 9、针对中国人不消费的说法，笔者指出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破解消费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10、针对有人提出将银行储蓄转变为消费的建议，笔者指出中国银行里的储蓄绝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民众中富人的储蓄，而非穷人的储蓄，而富人是没有消费倾向的，而穷人有消费欲望却没有钱进行消费，因此有人提出将中国人的储蓄变成消费的说法，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11、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笔者指出我国学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12、针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笔者提出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才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和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己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才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13、针对中国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问题，笔者指出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是中国炒房严重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14、针对中国货币贬值的问题，笔者指出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也是一致的。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15、对于提高中国货币购买力的问题，笔者指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16、对于权贵资本主义诞生的领域，笔者指出，天然垄断领域和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是最容易诞生权贵资本主义的领域。 17、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笔者指出天然垄断行业的外资化及私营化是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原因，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天然垄断行业外资化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东南亚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天然垄断行业私营化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 18、针对中国国企改革，笔者指出垄断行业外资化及私营化，绝对不能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取向，东南亚及拉美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民众在痛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同时又再次掉入了他们新设的圈套。 19、针对服务业，笔者指出生存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都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现象，为了提高服务业占比而反对中国中国发展重工业和为了提高服务业比重而大建消费娱乐场所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印度模式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西藏的产业结构更不是中国其他省份学习的对象，中国学者应该弄清服务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盲目的盯住GDP公式做加减法。 20、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笔者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归根到底是中美贸易问题，中国不应该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应该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 21、针对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笔者指出，人民币升值对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会更大，日本在新经济的发展方面不如美国及韩国就是教训。 参考资料： 1、徐以升：系统性质疑CPI第一财经日报2009-12-22 第七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上一章，我们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问题，而本章则主要从工业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问题，工业经济大家听起来肯定非常的陌生，因为现在研究工业经济的越来越少了。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工业经济的概念，工业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方向：工业化理论、工业发展与增长、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国际比较、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史。 当今世界，各种经济学派、各类经济学说，纷繁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当然那些官员们就更是如此了，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就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经济学说，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因为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而青史留名。 失败者如丘吉尔，人们认识他是从二战开始的，此人与罗斯福、斯大林合称为二战“三巨头”，但人们不熟悉的是，此人还曾经担任过英国的财政大臣，而丘吉尔能担任这一重要的经济职位，并非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而纯粹是政治分赃的结果，他从政前仅仅是个骑兵军官，他的从政更多的靠其父亲的荫庇及其母亲的多方奔走，但英雄不问出处，外行领导内行也并非意味着就必须以失败告终，而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现在，当经济不景气时，贬值货币扩大出口，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无不遵循此道，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争议的，当时作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不顾凯恩斯等大经济学家的反对，依然实行了让英镑升值的经济政策，结果让本来不景气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衰落非要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那绝对非丘吉尔莫属，当然在国家危难关头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其他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做赘述。 在美国的80年代初，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大幅涨价，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处于停滞，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全社会都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这种局面下，一个二流演员出身的总统开始登上前台，他就是后来创造“美国清晨”的里根，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什么经济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采用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让美国经济重新实现繁荣，因此里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人们常常将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再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热钱疯狂进入了楼市和股市，但在泡沫形成期，政府一直没有进行有效控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而泡沫破裂后，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又长期摇摆不定，干干停停，结果是日本经济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怪不得很多人提出广场协议虽说是美国的阴谋，日本的经济措施不当也是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都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就更惨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现实中，政府总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战略，但战略多了也就乱了，如果战略制定不准的话更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曾经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这样。而当政府向学者、专家们进行政策咨询时，又往往会分裂为至少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势均力敌，各有道理，也让政府难以定夺。 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既然经济如此的复杂和捉摸不定，那我们的政治家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有存在这样一个指标，只要抓住它，就永远错不了，只要对这个指标进行持续的改善，经济就一定健康快速的向前发展，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存在的，它就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个经济指标，而“持续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当作一个战略性原则进行把握，在各种指标中，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像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那样能够直达经济的本质。 社会的进步，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就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核心指标。列宁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那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更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 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很多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样：机械化和自动化，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威力人们早已经有了切身的感受，但自动化生产在中国应用还不是那么的广泛。 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中国非常的流行，那就是“国际产业链剥削论”，比如我们中国的玩具、纺织、消费电子等行业饱受国际产业链的剥削，中国不掌握采购、销售、物流、设计等环节，而中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大部分关键零部件都需要从日本、美国等地区进口。 而国际产业链的剥削是容易察觉的，因为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国家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另一类的企业他们已经攻进了我们的国家的内部，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外，别人对他们几乎是毫无了解，基本是“闷声发大财”。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国字号大工程，比如三峡水电站、青藏铁路、西电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场馆、世博场馆等，而这里面的大订单基本都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竟然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提供的，这类企业就是自动化企业，现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自动化，而我国的自动化企业还非常落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就犹如进入无人之境。 现在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西方的媒体和普通民众也开始对我们进行刮目相看，但西方的普通民众是很容易征服的，因为他们只看中国的数字漂不漂亮，但现在西方的精英并不重视中国，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日本的工程师等，这些人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精英，我们要征服的也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只关心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 第二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变”靠什么？ ——发展经济需要做乘法 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理论模型，使宏观经济的研究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依，降低了人们分析经济问题的难度。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我们总是按照宏观经济分析的固定套路来研究经济，就会忽略了经济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而是满足于玩弄一些小伎俩，这些东西在短期内也许可以奏效，如果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一些问题。 经济学家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 另外，宏观经济学是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危机，宏观经济学对付经济危机还可以，但不可能促进经济成长，我国的学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质的增长”与“量的增长”的结合，归根结底要靠质的增长，经济发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这种质的增长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用公式进行表示，那就是 “GDP=劳动生产率＊劳动人数”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真谛 由于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我们在考虑经济发展时，往往是考虑总量和速度多、考虑劳动生产率少，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短缺已经由大学生短缺、技工短缺过度到了普工短缺的经济阶段，如果再想靠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因此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对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上。 我们在制定经济战略时，先后有过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等提法，但我国就是很少提到劳动生产率，而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必须将提升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劳动生产率是经济之本，其余全是末，如果从其他的方面抓经济，都是舍本求末。 提高劳动生存率有两类方法，一类是靠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另一类是靠提高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目前中国采取的都是第一类方法，比如中国煤矿事故频发和富士康事件都是此原因。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存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制造业也需要大学生 笔者不赞同郎咸平的“产业链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的解释，郎咸平认为中国应该发展除制造外的其他产业环节才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笔者认为其他产业环节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多，比如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都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出路仍然在制造环节，制造环节不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是中国现在这种手工式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如果中国制造转向自动化制造、高科技制造也是需要大学生的，比如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都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才是中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劳动生存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9万美元，卢森堡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6万美元，比利时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2万美元，法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4万美元.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 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太低，所以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就低，而创造的价值低，收入就低，这就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本原因，现在人们只谈分配问题，而不谈这一根本问题，是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分配不是不重要，而是分配不均只能使收入在小范围内浮动，而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则可以使劳动者收入发生翻番式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相差几十倍，这些问题用分配根本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改善来实现，我们看问题一定要有大视野。 提高劳动生存率是“创富于民”之本 现在大家提的最多的是“藏富于民”，但是笔者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被“异化”，各色人等都在用这个词，但他们所指的都不一样，笔者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价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才是真正的“创富于民”，至于“均富于民”的问题，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进行详述。 尽快建立劳动生产率统计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在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平衡中寻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全面回归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思路上，而要做到这些，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并定期公布，而在美国这样的数据是定期公布的，中国目前连相应的统计体系都没有。 第三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二 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在哪里，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仍是一座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 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产品，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座可以进行充分挖掘的富矿，当我国提出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后，对新兴行业已经足够重视，而对传统行业改造升级的重视程度则略显不足。 技术改造四两拨千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总体规模跃居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强，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技术改造是工业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技术改造具有技术新、投资省、周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的特点，技术改造投资乘数效应大，杠杆作用显著，能快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美国里根时期对付经济滞涨就是用的技术改造这一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也用355亿元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引导企业技术改造，带动社会投资4400亿元，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我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产业是传统产业 在我国传统行业占比非常大，如果以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的1978年为对比时间点，中国至少有70%的GDP来自传统产业；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对比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我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的产值要占到我国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这样数据，即十年后传统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如果将能将这些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块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 实现国家发达很容易 GDP的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我们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人均GDP两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将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五倍，从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 我国大部分产业都存在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新兴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产品创新，而传统行业更多是靠技术改造，中国70%的企业没有创新活动，也不需要创新活动，其实真正需要创新的是少数企业，格力空调属于世界名牌，但更多的是组装，世界知名的联想电脑，配件大部分依赖外部供给，那些“螺丝刀工厂”横行的行业，是没有太多核心技术存在的。 在对传统行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很多行业的机械化水平都非常的欠缺，更不用说自动化了，比如我国的煤炭行业矿难不断，归根到底还是机械化采煤的水平太低，机械化采煤既可以大量减少用工量，也可以更好的保证安全。 另外我国在技术改造方面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国家仅安排技改资金200亿元，而用于中小企业改造的资金只有30亿元，这还差的太多，今后我国应该加大在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持续改善企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才可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四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三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什么？ ——发展自动化是产业振兴的最好手段 1946年，“自动化”一词最先由美国提出，过去，人们对自动化的理解是以机械代替人力，自动完成作业。随着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应用，自动化的概念已扩展为用机器代替脑力劳动，以自动完成特定的作业。 当年钱学森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动控制做的好，即使元器件差一点导弹也能打上天，钱老讲的就是自动化的重要性。 50年代，由于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使自动化进入以单变量自动化发展到了局部自动化阶段。60年代，自动化进入到生产过程最优控制的综合自动化阶段。70年代以后，自动化向系统控制和高级的智能控制发展，并广泛用到国防、科研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例如大型企业的综合自动化系统、全国铁路自动调度系统、国家电力网自动调度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城市交通控制系统、自动化指挥系统、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等。 自动化将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人的智能，机器人已在工业生产、海洋开发和宇宙探测等领域得到应用，专家系统在医疗诊断、地质勘探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和农业自动化将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并得到迅速发展。 自动化的应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将产生深远影响。生产过程自动化可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工作效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保证产品质量，改善劳动条件，改进生产工艺和管理体制，加速社会的产业结构的变革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 从整体上看，我国传统产业在技术装备、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产品品质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尤其是技术装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出路何在？大范围设备更新，国家承受不了，维持设备现状，后果不堪设想，唯有应用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才是提高企业素质、提高整体效益的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发展自动化可以撬动整个工业的提升 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1986年前，应该说美国对这项工作是不重视的，以至于十大传统行业中，有六大行业的优势地位完全丧失，后来美国急起直追，高度重视工业自动化技术，用工业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已完全恢复了在十大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所以我们说，这一项工作抓好了，对提高整体国力是重要的。 发展自动化是调整工业结构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自动化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仪器仪表的集成技术的综合运用，也就是自动化技术可以带动众多技术向前发展，带动整个工业调整。 工业自动化投资少、见效快，可大幅节约能源。所以我们电力、钢铁炼油、石化、造纸等工业部门，分别都拥有一百套以上的集散控制系统。如果能在集散控制系统的基础上，配上上位机，搞过程优化，我能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如宝钢冷轧厂，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改造，20人花了2年半时间投资了1300万元，项目完成投运后，整个冷轧厂产生的效益使产值增加6个亿，纯经济效益2380万元。 这样的计算机系统能广泛应用，对大中型企业可以起很大作用。另外发展自动化还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有效手段之一，他可以拉动一大批产业，如电子元器件、各类接插件产业、各类金属加工件产业、集成电路等。在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今天，其实传统行业仍然是一块富矿，而这块要将这块富矿充分的发掘好，就需要自动化技术。,中国各个行业的自动化现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没有强大、先进的自动化系统的支持，其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难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两个提到自动化 笔者发现，我国对自动化也开始有所重视，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这种殊荣是任何行业都没有得到的，因为自动化产业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自动化检测及控制设备的生产属于装备制造业，而自动技术本省属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一支，而将自动化技术用于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又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我们要问，哪个行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那绝对非自动化行业莫属。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提法已经过时 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30年前的一种提法，而当时自动化技术才刚刚起步，尚未大规模用于工业生产，而自动化技术应用之后，很多原先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已经被改造成了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粮食生产在三十年前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现在实现机械化后，已经完全没有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子，另比如修建公路在以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也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总成本中所占比重将越来越低，当劳动力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失去了产业转移的必要。 用工荒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而推行自动化制造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今后将是自动化行业大发展的时期，自动化行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笔者虽然为发展自动化产业鼓与呼，但笔者并不忌讳自动化产业的弊端，那就是会造成企业用工量的减少，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制定严格劳工休息制度来解决。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加班现象非常的严重，企业主往往将基本工资定的非常低，然后将加班费定的非常高，从而引诱工人“主动”加班，但是工人一加班也就落入了企业主的圈套，中国这种“低基本工资，高加班工资”的现象必须改变，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工人的权益，现在中国工人天天加班，但是综合工资并不高，都是这种制度惹的获，中国必须通过立法对工人加班进行规定。 要把机器当人使，而不是把人当机器使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07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劳动者劳动时间最长，年平均为1804小时，挪威为1407小时，法国为1564小时，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年工作时间均超过2200个小时。这只是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大部分都在3000个小时以上。国外工人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而中国工人只能是加班工作，这都是劳动生产率太低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是把机器当人使，而中国是把人当机器使。 因此中国必须在提高劳动生存率和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两方面进行努力。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 ——国外自动化企业闷声发大财 一谈到中国的纺织、玩具、电脑、手机等产业没有自主控制权，中国只是充当了人们的加工制造环节，很多人就开始哀叹中国产业经济的落后，并希望将产业链扩展到设计、物流、营销、零售等环节，但我们仔细想想，这可以成功吗？我国将商品销售到国外，设计、物流、营销、零售这些环节本来就是应该是外国人来做的；同样国外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后，物流、营销等环节也就由我们中国人掌控，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存在着产业危机，但是大家对产业危机的认识都不准确，我国连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还总是想占领别人的市场，我们可以将视野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看看吧，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闷声发大财 我们以ABB这家瑞士自动化公司为例子来看，三峡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在三峡工程中，ABB不仅为三峡右岸电站、左岸电站厂房、泄洪坝和永久船闸提供了全封闭组合电器、升压变压器和中压开关设备，还成功建造了三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将三峡电力输送到华东和华南地区。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是与三峡工程齐名的国家重点工程。在这两个战略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ABB的身影，它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传动系统；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了工业控制系统。此外，ABB还积极投身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ABB的产品与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多条地铁与轻轨线路建设中。ABB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工程项目的主要电力系统供应商，参与了30多个奥运项目建设，包括国家体育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奥运村220千伏变电站、城北500千伏变电站、为主要场馆供电的安慧变电站、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轻轨机场线、中央电视台新址等。2 世界自动化企业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新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全部都是由国外自动化企业来完成的，中国现在发展电动汽车，但中国的汽车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而奇怪是我国大部分车企都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其实这些汽车的电池都来自美国的自动化企业—江森自控，我国越推广电动汽车，美国的江森自控就越赚钱。 另外国外的自动化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都非常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大部分明星企业，比如2007年瑞士自动化企业ABB在华销售额已经超过280亿元人民币，德国自动化巨头西门子在中国2008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570亿元人民币，法国自动化巨头施奈德2009在中国的销售额为190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自动化巨头江森自控2009年仅在汽车行业的中国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亿元，而江森自控在楼宇自动化，能源领域都非常强势，其在中国的总体销售额应该与西门子差不多，至少也在500亿左右，这几个只是世界自动化的巨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企业，比如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个巨头中没有一家是日本企业，而日本是典型的世界自动化强国，日本机器人可以占到中国机器人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的企业已经瞄准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这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以上企业的销售数据多为他们在2008或是2009年的销售数据，他们这些企业一直处于高增长当中，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企业的在华销售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幅增长，已经翻番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明星企业的销售额，以2009年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数据为准，海信集团销售额为488亿，国美电器的销售额为458亿元，中兴通讯为442亿，格力电器为420亿元，万科为409元，中国核工业集团为377元，比亚迪汽车为267亿元，蒙牛乳业为237亿元，奇瑞汽车为184元。 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将连锁大卖场开遍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国美电器，超过了中国最有名的建筑企业万科，在上面四大巨头当中销售额最小的法国施奈德的在华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奇瑞汽车，这些企业只要接到一个大的订单就可以有数亿元的收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攻城略地绝对不可小觑。 真正的产业危机 我们再看看耐克、阿迪达斯这些知名企业，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这些企业请那么多的明星，做那么多的广告，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这些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当我国的经济学者谈到中国的产业危机时，不再总是拿耐克、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等做例子的时候，当我国中国的学者开始谈论ABB、西门子、施奈德、江森自控在中国的攻城掠地的时候，那中国的产业也就真正的看到希望了。 第六节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 ——自动化企业是衡量国家工业实力的标志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讲，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自动化企业在发达国家都处于“执工业之牛耳”的地位，而且这些企业销售额巨大，很多都是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笔者在就浪费一下篇幅，介绍几个自动化行业的巨头，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样企业才是工业的脊梁，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我们中国也需要这一类的企业，只有这类的企业才是国家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保障…… 瑞士ABB 首先，这家企业实际上是一家瑞典企业，由于瑞典税收太重，所以采取与瑞士企业合并的方式将总部搬到了避税天堂瑞士。 ABB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性企业，致力于为工业和电力行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ABB集团的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20,000名员工。 ABB集团位列全球500强企业,在世界500强排列第256位，2008年，营业收入30306百万美元。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并在苏黎世、斯德哥尔摩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ABB由两个历史100多年的国际性企业－瑞典的阿西亚公司(ASEA)，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公司(BBCBrownBoveri)在1988年合并而来的。 ABB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的1907年。当时ABB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蒸汽锅炉。1994年ABB将中国总部迁至北京，并在1995年正式注册了投资性控股公司－ABB（中国）有限公司。 ABB迄今在中国已拥有30家合资与独资企业、在38多个主要城市设有销售与服务分公司15,000名员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ABB全球第一大市场。ABB还在2006年初将其全球机器人业务总部移至中国上海。 ABB中国在输配电、自动化产品和系统等方面都建立起了强大的生产基地。业务包括完整系列的电力变压器和配电变压器；高、中、低压开关应用；电气传动系统和电机等。这些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和电力行业。 ABB在中国参与了众多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如三峡电站建设和输配电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北京奥运工程中的首都国际机场的改扩建项目、变电站项目、轻轨项目等。此外，ABB还为亚洲最大的石化项目－上海赛科、广州地铁、上海地铁、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通用汽车、宝钢等众多客户提供了可靠的电力或自动化技术解决方案。 如今，ABB自动化在中国下辖自动化产品、过程自动化、机器人三大业务部门，10个生产工厂，产品涉及高低压电机、低压电器、变频器、仪器仪表、电气成套设备、电力电子、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数十个大类，并设立多个业务单元为石油天然气、石化、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制浆造纸、矿山和水泥、汽车、船舶、起重机、涡轮增压等多个重点行业提供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 2006年，ABB机器人业务全球总部迁至上海；ABB过程自动化船舶及起重机业务全球总部迁到上海。 2007年，上海ABB过程自动化船舶业务单元顺利拓展海洋工程领域，为中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铺管起重船配套电力推进系统；自动化业务在ABB中国业务总量占比超过50%，中国超越美国成为ABB集团内最大单一国家市场。 2008年，ABB中国启动矿产业务；成立流程工业产品及系统单元；设立工程中心，并成立跨部门的服务中心；ABB自动化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广州地铁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得到了宝钢、上海通用、赛科等众多知名大型企业的认可。到２００８年，全球５００强企业ＡＢＢ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将翻番至４０亿美元，约280亿元。3 美国江森自控 江森自控公司是一家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的世界性跨国公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建筑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的生产商和工程承建商，可为建筑物提供节能、环境控制、防火、保安、自动化管理系统及工业控制设备，并可为各种建筑物提供从设计、产品制造、系统安装调试、维修到物业管理的全过程优质服务。 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是是世界最大的汽车部件的独立供应商，1885年创立，公司总部设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江森自控有限公司从一项发明起家，至今已经在汽车配件和建筑设施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有110年的控制业经验，对建筑设施的精通举世无比。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商业、机构和政府建筑设施的业主和经理们请江森自控有限公司为他们提供最舒适、最富成效、最安全和最节能的环境。 江森自控公司不断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公司，其下三百多间分公司及制造厂遍布美国,加拿大,西德,荷兰,意大利,日本,瑞士,新加坡,香港及世界各地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雇员总数达5万多人。 江森自控公司为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上市之公司;1999年,江森自控公司总营业额高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近年公布全美500家最大企业中,江森自控公司名次一直在100位以内，并且排名不断上升。美国每年的市场调查表明，江森自控多年来在建筑物自动化领域一直名列前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在建的智能建筑一半都在中国，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市场。率先将在中国承接智能建筑和弱电总承包项目是江森自控；承接中国智能建筑工程最多的，也是江森自控；目前楼宇自动化管理领域技术水平最高的，还是江森自控。江森自控已经逐步扩大中国市场。 江森自控在8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其代表工程有：北京发展大厦楼宇自控系统；华东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上海商城；中国弱电系统功能最全的上海证券大厦；华南地区最早的高层智能建筑广东国际大厦；华南地区最高建筑物广州中天广场；中国最大的智能建筑群北京恒基中心；湖南长沙平和堂商业广场。 目前，江森自控公司除了对已签约工程进行认真设计和施工外，也正积极参与中国多项工程的投标，并努力加强与中国的“智能建筑”等学术团体和建筑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协助设计院的设计。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已经在中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市场占有率和经营总额均居同行业榜首，现在江森自控正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展自己的市场。 奇瑞新能源汽车的混合电池系统就来自江森自控，江森自控还向上汽供应电池，目前江森自控与奇瑞汽车在芜湖建立合资公司，生产汽车电池，汽车仪表等产品，其年产能可以配套30万辆车，江森自控仅汽车一项在中国的销售额就是30亿美元，约210亿人民币，而汽车动力与控制领域只是江森自控的一个领域，其在楼宇控制，能源控制方面等非常的强大。4 法国施耐德 施耐德电气是法国的工业先锋之一，世界500强企业，全球顶级电工企业。 施耐德电气公司以其驰名全球的四大主要品牌、全系列的产品和元器件以及周到的服务，开发了五大市场：能源与基础设施、工业、建筑和民用住宅，数据中心和网络。这些全球领先品牌包括——梅兰日兰、美商实快电力、TE电器及奇胜开关，还有强有力的本地化品牌以及在各自领域广受认可、已成为领先品牌的专家品牌。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就曾在施耐德电气前身工厂工作过。80年代起，施耐德逐渐将战略重点重新聚焦于电气领域。施耐德电气2004年全球销售额超过103.65亿欧元，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拥有84,866名员工，197家工业公司、150个客户服务中心及9000多个销售点。 施耐德电气于1979年进入中国，已经超过20年了，目前在华已经拥有6000名员工，4个分公司，42个地区办事处，14家生产型企业，4个物流中心，2个培训中心和1个全球研发中心，400多家代理商和全国性的销售网络。自1995年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平均增长率高达35%，2007年，施耐德在中国区的销售额达到190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了25%。5 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是一家大型国际公司，其业务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全世界拥有大约600家工厂、研发中心和销售办事处。其80%的销售额来自德国境外，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于6大领域：信息和通讯、自动化和控制、电力、交通、医疗系统和照明。 西门子最早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可以追溯到1872年，当时西门子公司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至今，西门子已在中国建立了90多家公司，61个办事处。西门子遍及中国，在2008财年中，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收入达到570亿元人民币，新订单总额达到655亿元人民币。西门子在中国拥有超过43000名员工，是在华拥有员工数最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A&D)是全球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可在生产自动化、过程自动化、楼宇电气安装和电子装配系统领域提供多种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该集团的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钢铁、机械、金属、食品、饮料、包装、汽车、电力和化工行业。 西门子楼宇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BT)提供完整的楼宇解决方案，通过在整个建筑使用寿命期间确保安全环境下的安全和舒适性以及降低维护费用来提高效率。2005年，该公司签署合同为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北京地铁五号线提供火警预警系统。同年10月，公司又接到了一份为上海世博会指挥中心提供超低压解决方案的合同。 西门子的中国业务是西门子集团亚太地区业务的主要支柱，并且在西门子全球业务中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门子的全部业务集团都已经进入中国，活跃在中国的信息与通讯、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医疗、照明以及家用电器等各个行业中，其核心业务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解决方案。 2003财年，A&D签署了为中国重点工程"三峡工程"提供自动化设备的协议，而在冶金行业A&D也赢得了为鞍山钢铁公司提供空气分离发动机和鼓风炉的重要订单，西门子2009年中国订单额为655亿元。6 第七节 中国自动化的现状与未来 我国自动化系统自主创新能力低下，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具体表现在国产高端自动化产品奇缺，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国产高端成套专用控制系统或优化系统几乎为零。公用工程大型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十分落后。公用大型工程装备指的是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大型矿山机械装备、大型口岸工程装备、大型交通工程装备、大型城市工程装备等，长期以来，资金投入不足，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现代控制理论、方法、技术的融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挖掘机、大型摊铺机、大型装载机等重大装备，控制系统绝大部分由国外提供。 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看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 我们以工业机器人为例子，来看中国的自动化现状，自从20世纪60年代人类制造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来，机器人就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经过40年的飞速发展，在工业发达国家，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机械加工行业、电子电气行业、橡胶及塑料工业、食品工业、物流、制造业等诸多领域中。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工业机器人主要用于汽车工业及汽车零部件工业，占整个机器人市场的61%，金属制品业占8%、橡胶及塑料工业和电子电气行业分别占7%，食品工业占2%，其他工业占15%。 目前，我国进口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来自日本，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每年新增工业机器人的台数和总量都在快速增长。2006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台数达5770台、2007年为6581台，2008年则达到7500台。截止2008年年末，我国已有工业机器人31400台。随着我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机器人保有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少差距。仅从汽车工业每百万名生产工人占有的机器人数量来比较，日本1710台、意大利1600台、美国770台、英国610台、瑞典630台，而我国还不到90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面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每一个机器人供应商都有着非常大的用武之地。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建立了9个机器人产业化基地和7个科研基地。产业化基地的建设，为发展我国机器人产业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已经能够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平面关节型装配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弧焊机器人、点焊机器人、搬运码垛机器人等一系列产品，不少品种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生产。 尽管机器人产业化已呈星火燎原之势，但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除了众多历史原因造成制造业水平低下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对工业机器人产业的认识和定位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首先，我国基础零部件制造能力差。虽然我国在相关零部件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无论从质量、产品系列，还是批量化供给方面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造成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影响了我国机器人的价格竞争力。 其次，中国的机器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虽然已经拥有一批企业从事机器人的开发，但是都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缺乏市场的品牌认知度，在机器人市场方面一直面临国外机器人品牌的打压。国外机器人作为成熟的产业采用整机降价，吸引国内企业购买，而在后续的维护备件费用很高的策略，逐步占领中国市场。 再其次，认识不到位，鼓励工业机器人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少。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及应用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应从国家高度认识发展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据了解，日本战后对机器人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目前，日本已是世界上工业机器人的第一生产大国。工业机器人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应该比照新能源中的电动汽车，出台相应的扶植政策。7 工业机器人，只是我国向自动化强国迈进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自动化的应用太广泛了，大部分行业都可以用到，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自动化产业。 发展自动化是目前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快的方法，我国的自动化产业落后，但是中国自动化的运用方面也非常落后，经济发展归根结底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发展自动化可以从根本上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属于集约型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带来工人劳动收入的大幅提高，是我国一直提倡的良性发展。 重视自动化还来的及 中国十分重视自动化的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而其中的两大规划，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和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中都非常明确的将自动化产业列入了其规划内容，这在我国众多产业中式绝无仅有的，因为自动化产业在技术上属于电子信息产业，但在应用上又属于装备制造业，中国一直所提倡的“用信息化带动自动化”其实就是指的自动化，其实将自动化作为一个产业单独提列出来进行规划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太重要了。 自动化企业都是大企业，比如德国西门子、法国施奈德、瑞士ABB、美国江森自控等，他们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销售额每年都有几百亿元，我们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工业强国，而不是现在的“加工业强国”，就必须发展这类企业。 第八节 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五倍增”计划 ——中国经济的大目标及实现途径 我们现在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家只是从字眼上进行理解，好像只是收入的倍增，其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的意义何止是收入的倍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对国家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进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成功实行，我国就可以一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意义，都不可小觑。 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社会面临劳资关系紧张、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1960年12月宣布启动，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生产年增长率为10.5%，到1973年国民收入翻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采取了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等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 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为引导企业投向机器设备，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国投资的规模；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实行预算平衡，使政府开支不影响私人投资。 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收入倍增计划一定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即使一时能够实现，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产业升级，放弃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直接发展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升级特征，比如在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日本的“三大神器”，而在1965-1974年，汽车、彩电和空调，成为“新三大件”。另一种是产业改造，既通过机械化的深度运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将低劳动生产率企业造成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产业升级必须以科技革命为依托，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产业升级很难，中国应该更多的是依靠产业改造，利用产业改造在中国兴起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实行了多个“GDP倍增计划”，改革开放初人均工资几十元，现在人均工资两千多元，虽然没有什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但实际上我们的收入早已增长了很多倍，按我国一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七年左右就可以实现收入的名义倍增。仅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远远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中国的国民收入应该实现的是从月均两千元向两万元的跨越，而非从两千元向四千元的跨越，中国需要是国民收入的“五倍增”、“十倍增”计划，而只有大幅度的改善劳动生产率，这种目标的实现才是指日可待的。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靠产业升级实行的，而中国应该产业升级和产业改造并重。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其实如果单从分配上做文章，对提高民众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一倍，那中国民众的收入也只能提高一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想大幅提高民众收入，只能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民众的收入具有倍增效果，中国现在应该制定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双五倍增计划，这才是中国应该实现的大目标，针对这个大目标中国应该有大的规划。现在中国制定这个经济大目标的时候到了。 第九节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分析 中国经济基数已经很大 首先看一下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有31个省级经济区，如果我们把每个经济区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名，然后把它们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做个比较，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国经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如果被当作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汇率换算的GDP总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后(相当于土耳其的67%)，超过波兰、印度尼西亚(世界第4大人口国)、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阿拉伯； ——排名第2和第3位的山东和江苏，经济规模都超过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经济规模超过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经济规模超过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 ——排名第6位的河北，经济规模超过捷克、香港、尼日利亚；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辽宁，经济规模都超过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 ——排名第9位的四川，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乌克兰、阿尔及利亚、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经济规模超过巴基斯坦、菲律宾；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经济规模超过阿联酋、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经济规模都超过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经济规模超过哈萨克、新西兰、秘鲁； ——排名第15位的黑龙江和第16位的内蒙古，经济规模都超过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广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陕西，经济规模都超过利比亚； ——排名第20位江西，经济规模超过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经济规模都超过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云南，经济规模超过安哥拉和孟加拉国； ——排名第24位的重庆，经济规模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经济规模超过白俄罗斯、苏丹、卢森堡、卡塔尔、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排名第26位贵州和27位的甘肃，经济规模超过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兰卡、乌拉圭、巴拿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经济规模超过塞浦路斯、坦桑尼亚、约旦、玻利维亚、冰岛； ——排名第29位的宁夏，经济规模超过加纳、牙买加、乌干达；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经济规模超过赞比亚、洪都拉斯、尼泊尔、缅甸； ——排在最后面的西藏，经济规模也超过蒙古等国家。8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人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经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优势 1、市场广大是中国发展经济最大的财富 同样一家企业，如果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做后盾，成长起来就非常容易，那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往往诞生于人口大国，而中国恰好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是世界上这个条件最好的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为我国诞生世界级大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纷纷投资中国，在看好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因素时，最大的吸引力也是这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才是他们的垂涎之处。 2、政治稳定没有内耗 中国政治稳定，没有内耗，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中没有政党争斗，没有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选举操弄，内耗少，政策连续性好，这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国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体制对发展经济相当有利，中国的政治集权可以保证中国实行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分权又极大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当前储蓄率高可以为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须的高投资率提供资金 储蓄是个宝，国家发展少了，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储蓄不足以支撑国家发展，不得不靠外债进行发展，储蓄可以大大提高经济的抗拒风险能力，国家可以利用储蓄实行反周期性经济政策，中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时能够实现经济的反转，关键是我们有着庞大的储蓄。 另外经过了6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规模，这都为我国下一步的高速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劣势 1、资源不能自给 纸币是靠不住的，在未来资源将是真正的财富。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谁就能富甲世界，经济发展，虽然技术因为非常重要，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源要素，目前中国在资源和能源方面都严重依赖进口，目前中国铁矿石、石油的自给率都将突破50%的平衡线，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劣势。当然在资源方面的劣势，中国早已注意到，并开始进行改善。 2、学术不能独立 中国的学术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现美国是世界的霸主，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和北欧成功了，现在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德国的学术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名的，自莱布尼茨这个“中国迷”开创了德国的学术之后，德国的学术一直非常强大，先后出现了康德、黑格尔李斯特等非常有名的大师人物；北欧在学术上也是自成一派，我们再看日本，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并且还美国《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还说过“人类应该焚毁所有书籍，只在《老子》中寻求智慧”的极端之语，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五四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贫富差距过大和低劳动生产率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中国大部分经济现象都可以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国情那里找到答案，贫富分化大家的体会都非常明显，这不用多说，但人们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则不够，比如中国煤矿事故那么多，关键就是劳动生产率低，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不够，发达国家十来个人就完成的工作，我们需要两三百人来完成，这样事故能不多吗，伤亡能不大吗？ 比如中国工资低的问题，中国一直是靠人口红利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创造的价值就不会提高，工人的工资也不可能有大幅的提高。工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现在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快，但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于劳动力非常丰富，城市里的工业部门反而缺乏了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动力，现在中国出现了用工荒，这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大好时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挑战 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经济扩张的非常快，社会需求增长的也非常快，如果我们还是像经济的低速增长期那样慢慢腾腾的来解决问题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如果对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一下汇总，笔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面临着的挑战最大。 1、社保问题 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还非常的滞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必然导致民众生活的不稳定，而民众生活的不稳定，必须由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弥补，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2、住房问题 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民众对住房的需求量是最大的，然而现在的住房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中国确实有太多的人买不起房，但买不起房并不代表没有住房需求，政府要满足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 3、生存成本过高问题 生存成本过高与缺乏保障不是一回事，比如北欧这些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但是人民的生存成本却非常的高，因为北欧的高税收侵蚀了工人的工资，而高物价又降低了工资的购买力，因此北欧地区属于典型的高生存成本地区。 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民众由农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因为在农村属于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城市则处处需要钱，针对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在后面的章节要讲到。 第十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对于如何看待传统产业问题，笔者指出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产品，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座可以进行充分挖掘的富矿，可以从提升劳动生存率的角度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2、针对劳动生存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笔者指出GDP的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我们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人均GDP两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针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笔者指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依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存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4、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笔者不赞同郎咸平的产业链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的解释，，郎咸平认为中国应该发展除制造外的其他产业环节才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笔者认为其他产业环节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多，比如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都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出路仍然在制造环节，制造不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是中国现在这种手工式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如果中国制造转向自动化制造、高科技制造也是需要大学生的，比如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都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才是中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 5、针对传统产业的比例问题，笔者指出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对比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我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所产生的GDP要占到总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即十年后传统产业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新兴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产品创新，而传统行业更多是靠技术改造。 6、针对自动化行业的重要性，笔者指出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国对自动化也开始有所重视，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因为自动化产业在我国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自动化检测及控制设备的生产属于装备制造业，而自动技术本省属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一支，而将自动化技术用于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又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7、针对自动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指出：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 8、针对自动化应有带来的就业人口减少问题，笔者主张应该通过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决。 9、针对中国的产业危机问题，笔者指出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他们属于“闷声发大财”。耐克、阿迪达斯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国际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参考资料 1、专家论坛：用工业自动化技术提升我国传统产业中华商务网 2、改革开放30年，ABB与中国共发展之业务篇中华科学仪器网2009年5月25日 3、ABB百度百科 4、江森自控百度百科 5、施奈德百度百科 6、西门子百度百科 7、工业机器人何时能有中国国籍中国设备网2010年3月23日 8、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9年12月3日… 第八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 第一节 本章前言 任何一个时代都其时代特征，了解了其特征，才可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以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 因此，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以金融经济时代”的视角来审视发生的问题，这个时代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也不同于垄断主义时代，如果还用前两个时代的经济学来指导经济政策，那必然会犯大错误，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经济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经济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已经讲的很清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也研究的非常透彻，但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还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物进行研究， 先锋学者的思想启蒙 这个时代，我国虽有郎咸平、何新、刘军洛等思想家不断的学者、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郎咸平甚至放弃了自己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公开媒体上给大家普及金融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刘军洛也一直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形势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绝大部分学者的思维并没有彻底转换过来，还是喜欢用一些过时的、没用的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我们铁矿石长期没有定价权等都是明显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不少专家，还在用“供求关系”进行解释，还在高唱“加大供给来平抑房价”的陈词老调。殊不知房价问题是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房子已经成为与股票、债券、基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金融产品，而且现在的购房者根本不用太多的自有资金，而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杠杆融资，如果房价问题不当成金融问题来解决，那就不可能控制的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破裂。 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商的“垄断”，而现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早已经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了以三大矿商为首的产业资本和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共同操作价格的局面，因为铁矿石的长期价格要参考现货价格，而现货价格又以期货价格为参考，而期货价格是受金融资本控制，根本上不受现实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铁矿石的定价问题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本质性问题，那铁矿石没有定价权的局面将很难被打破。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已经讲的很清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也研究的非常透彻，但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还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物进行研究，笔者在本章中就尝试着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进行一下简单的研究。 第二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一 金融经济的时代特征 价格是划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指标，根据价格的决定关系，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金融经济阶段，现在正处于金融经济阶段。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其成本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围绕着成本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不可能大幅度偏离成本价值。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价格已经完全偏离成本价值，由垄断资本家控制，由于垄断资本家在资源或技术上拥有垄断权，因此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他们决定，但是垄断资本家制定价格也不是漫天要价，而还是受到供求关系的束缚。 在金融经济时代，价格可以完全脱离成本价值，由于投机分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巨大的虚拟需求，因此这一时代的商品价格既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又摆脱了现实供求关系的束缚，完全由投机炒作决定。 自由资本主义由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经济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金融经济的时代特征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型特征更加明显。全球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断下降，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1 全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最主要原因。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另外信息革命也为普通的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性，如今的金融行业实际上就是信息革命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总结，那就是第一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从大视野上分析，就是这样。 第三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二 金融经济时代的货币政策 资产泡沫是由于低利率造成的，但是提高利率对抑制资产泡沫影响却不大，因为人们对资产泡沫的追逐是因为更大的赢利预期，这种预期中的赢利远远大于提高利率对其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并非控制资产泡沫良药，我国在经济调控中还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开始在经济学舞台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位置。该学派提倡的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解决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关键点，已经成为了经济学课本中的标准内容。 笔者恰恰对货币主义的这种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来对付资产泡沫问题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动与资产泡沫直接的关系远不如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强烈，而是要微弱的多，央行通过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发展和壮大。 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的关系 资产品泡沫的出现的原因在很多程度上可以归之为货币宽松的结果，宽松的货币条件确实为资产泡沫的兴起提高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但是在资产泡沫已经兴起的环境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抑制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因为资产泡沫一旦形成，其继续膨胀的动力已经不是来自于宽松的货币条件了，而是来源于大众的某种非理性情绪了，一种大众对短期内暴富的狂热。在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中央银行通过回收流动性和提高利息率怎么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呢？如果投资者确实相信资产短期内还可以继续上涨，那么央行提高年利率几个百分点又有什么用处呢?一笔同样数额的金钱放在银行里，投资者一年也不过多了几个百分点的利息收入，而投在资产品上，可能一两个月就有30，50%，乃是100%的利润，哪个投资者会受得了持续膨胀的资产市场带来的强烈诱惑！同样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来回收流动性，也是很难在短期内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的，原理同上，央行通过回收流动性，市场上的资金数量减少了，可是面对着资本市场的持续繁荣现象，面对着资产品价格节节攀升的局面，面对着不时耳闻某人通过投资资产品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又有几个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呢？又有几个人能够完全避免一夜暴富故事的吸引呢？即使央行已经持续回收流动性了，市场资金已经不太宽裕，但那些期望在资产品市场上乘机大捞一把的人，他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储蓄来投资资产品，也可以动用公司的流动资金来投资资产品，甚至可以抵押自己的住房、汽车、土地等资产来融资而继续投资资产品。因此央行回收流动性的结果反而可能是造成社会其他领域内资金严重不足，但是资产品市场上资金依然非常充裕的局面，资产泡沫继续膨胀，资产品价格依然节节攀升。2 2007年的经济困局郎咸平并没有说全 06、07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股市和楼市泡沫，央行一次次调高利率，反而导致股市楼市一再新高。郎咸平深入研究国内经济的发展困境，提出中国经济是同时存在过冷和过热的“二元经济，政府投资部门过热，民营经济很多领域出现萧条，而不是国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国内经济一片繁荣，不断加息只会加剧国内民营企业的困难，导致制造业全面衰退，国内营商环境全面恶化。这是国内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两股避险资金逃入股市楼市。 但笔者还要对郎咸平的理论进行一些修正与补充，那就是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吸收了相当一大部分的银行储蓄，而这些储蓄本来是应该成为贷款支持企业投资的，这样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出现，当年中国在股市、楼市大繁荣的时候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投机资金”挤压了“投资资金”，导致企业融资难所致，而破产企业又将自己的剩余资金投入资产市场，又进一步推高了泡沫，形成了恶性循环。 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危害 从理论上分析来看，政府试图通过简单依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资产泡沫问题的做法，是难以成功的，也是不可行的。而大量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试图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的做法，不仅成功少，失败多，而且负面作用极大，不容忽视，它往往更容易引发经济衰退，产生经济灾难，有时甚至使得一国陷入长达数年的经济大衰退之中，大量的国民财富随之蒸发，失业率剧升，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南亚经济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等都与货币突然紧缩有关系。 第四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三 金融资产主义时代的经济调控 中国的宏观调控一直为中国政府所津津乐道，但由于中国的经济思想及主流舆论长期被奉行“不干预”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派所把持，导致我国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出现了趋势把握不准，调控力度不够，出手时间不准等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近年巨大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我们放任股市涨到6000点，而中国的楼市更是5年翻5翻，这些都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失败的表现，而这一失败除了图利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外，对中国经济几乎是百害无一利。 应对资产泡沫更多的是金融监管而非货币政策问题 短期内，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联系的微弱性，这就说明了应对资产泡沫更多的是金融监管问题而非货币政策问题，而金融监管则可以应对某些具体的金融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或者股票泡沫问题。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 关于如何更有效地抑制投机行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曾声名显赫的托宾税。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先生曾提出，为了抑制短期投机性资金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有必要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托宾税的来源。 为了防止过度投机性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在快速运转的国际金融飞轮下面撒些沙子，对它们征收一定的托宾税，让飞轮转的慢一点，因为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对该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笔者以为，托宾税其本质却在于抑制短期投机行为，加大投机交易成本和减缓投机交易频率，因此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抑制资产泡沫和投机热问题，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因此面对资产泡沫问题，笔者强烈反对政府采用全局性的货币政策来加以应对，因为由于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关系的微弱性，这样做不仅无助于短期内控制住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反而因为会大大损害其他经济领域，导致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灾难，资产泡沫的破灭及金融信用体系短期内大幅震荡的后果也往往会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的严重衰退。相反为了更有效的解决资产泡沫问题，笔者建议更应该采取的是具有针对性的金融监管和政府直接干预等措施来及时阻止泡沫的继续膨胀，同时还可以借鉴托宾税的例子，对投机交易征收高额的交易税，这种做法不但可以避免对经济其他领域产生伤害，而且更有针对性和具体化，效果也更及时和有效。 2007年中国股市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政府通过上调印花税，抑制了股市泡沫的继续加大，这样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这样的措施出台的太晚了，其实当中国股市出现泡沫的苗头时就应该出台这样的措施，政府对股市泡沫的放纵实际是对股民的不负责任，当时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都在宣扬“股市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股市让老百姓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等极其荒唐的论调，自此中国也有了“财产性”收入等说法，但这些都是不成熟的意见。2 央行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周期 对于资产泡沫，其他部门能够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不能什么问题都仰仗央行出手，实践证明通过提高印花税就来抑制股市泡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笔者以为，央行最大的任务是应对经济周期，而非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现在各国的央行都将自己的任务放到了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上。首先，央行在控制资产泡沫方面的无效性，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其次在通货膨胀方面，现在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结构性通胀，而全面的通货膨胀只有在货币增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没有货币增发，也就不会出现全面性的通货膨胀，而在结构性通胀方面，央行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应该介入。 我们可以将经济周期分为危机、复苏、繁荣、泡沫四个阶段，根据这四个阶段来确定央行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将央行的货币政策分为“货币数量控制”和“货币价格控制”两种，“货币数量控制”包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价格控制”主要是指存贷款利率等。 经济周期各阶段的货币政策选择 1、第一阶段危机期数量与价格都不控制 在经济危机期，是经济最脆弱的时期，也是人们对经济前景最悲观的事情，这个时候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非常的萧条。这个时期，央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经济走出危机，因此在这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数量和价格双放开政策，首先货币使用价格的降低可以使房市、股市等投机性非常强的资产市场率先实现复苏，这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其次货币数量的放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环节企业融资难题，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复苏。 2、第二阶段复苏期在经济复苏期，经济尚不稳固，这时银行在货币数量应该坚持宽松政策，保证银行向实体经济进行充分的信贷投放，也就是这时根本就不需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在价格控制方面，应该有所控制，因为经济的低迷后的经济复苏，资产泡沫有可能抬头，这时提高货币使用价格，可以将资产泡沫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可以避免资产投机市场占用太多的资金。 3、第三阶段繁荣期在经济的繁荣期，货币数量和货币的价格都应该进行适度的控制，两者无所谓的孰轻孰重的问题。 4、第四阶段泡沫期经济泡沫期，是经济虽然呈现表面性的繁荣，但这时的经济是最脆弱的，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气球，不要看它身躯庞大，实际上一捅就破，因此这时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这时的央行可以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如果干预的话，可以适当的放松货币数量的投放，而决对不能提高货币使用价格，提高货币价格就像用针去扎气球，这时应该让其他相关部门出手，让气球中的空气慢慢释放。 在以上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中，经济复苏期和经济泡沫期是货币政策最重要，最谨慎的时期。 2007年中国经济硬着陆及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都事出有因 这两个时期一定要注意，比如在2007-2008年的经济泡沫期，中国又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又是提高利率，结构导致中国经济在2007年的经济硬着陆，六万多家企业破产。我国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没有大幅提高利率，这与笔者的理论正好相反，结果中国出现了房地产大泡沫。 货币政策杀鸡焉用宰牛刀 现在中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混乱的，更是严重错误的。首先，其混乱表现为目标太多，既要应付通货膨胀，又要应付资产泡沫，还要应付贸易顺差和货币升值，实际这些事情，央行也不应该管，也没有能力管，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国之利器”，不能轻易的动,杀鸡焉用宰牛刀！，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硬着陆，以及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负直接责任。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应该是多部门的工作，央行不应该起主要作用。 当然现在全世界的央行都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们的错误才导致了如此之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他们学会了宏观货币政策的应用，也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了。 笔者的观点与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他们也将经济危机看作是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但他们主张实行平性的货币政策，不对货币政策进行人为干预，而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干预，而且是进行正确的干预。 第五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四 金融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宋鸿兵写了一本《货币战争》，而陈志武写了一本《金融的逻辑》。在学科分类上，货币学和金融学是不同的两个学科，货币发行是经济学，而金融是商学，两者根本就不属于同一学科。 金融学是商学货币学是经济学 我们可以参照百度百科中的介绍：“陈志武教授是金融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陈教授在大量一流财经类学刊发表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从介绍中我们可见他的主要研究商业金融的专家，他的研究领域也主要是商业问题，与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关系。 货币发行属于经济学中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在中国也被称为货币银行学，基本属于经济学的问题，而陈志武所讲的国债、信贷、保险等属于商学的范围，两个按说没有什么冲突，而书商总喜欢将两本书放在一起，而金融的逻辑一书也是来势汹汹，号称要正本清源，痛击时弊，俨然将《货币战争》当成了假想敌。 并不是所有远来的和尚都会念经 陈志武的治学方法存在大问题，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只是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一个学科，而金融学更少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现在陈志武中想着用金融学来解释一切，这些问题乍一听很新鲜，但仔细考虑一下，基本上是错多对少。 笔者不赞同金融的逻辑，因为这样的逻辑不但不能强国，反而会误国、害国，下面是笔者对这本是的一些质疑。 1、关于中国钱多的问题 《金融的逻辑》一书，一上来就讲中国人“钱多”的问题，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我们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脱离货币发行原理来谈钱多钱少没有意义 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为什么多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有总量要多一点。 中国钱多是假象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人掀起奢侈品购买狂潮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重庆打黑暴露，文强和各个黑社会老大都拥有非常多的奢侈品，但这些都是贪污、受贿和从事黑恶行为所得，我们在看到富人“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黎强确实富了，但是其他司机却靠低保生活，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因此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更多的是下岗职工的贫困，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 投机严重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 第三，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因此中国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 第四，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这几年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当然是以信贷消费为主的钱也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与资本化关系不大。 2、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在提出中国“钱多”的论调后，开始论证“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陈志武认为“中国人钱多后，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 笔者认为中国人的“不安”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3、为什么不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沉浸在华盛顿共识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也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经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相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的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八十年代末才出国，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书中总是举大清朝的例子，而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4、为什么忽略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什么两样，而不幸的是陈志武不是文学家，而是金融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而王志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演绎出非常更多的续集，比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少。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可见陈志武讲故事的水平还是差了些，而他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这个工作在十年前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 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认为这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而其实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而洗碗机、吸尘器、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上世纪美国在二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其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一下对比，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都是付全款，而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实行强国，实在是可笑，而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倒不少。 5、为什么忽略金融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 书中将所有金融问题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其实很多都是科技因素，或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利，在西方的中世纪与我们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是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 举债发展经济是政党分赃制度弊端在经济上的体现 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作民主的保证，其实这根本就是资本主义政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每个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都拼命的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继任者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都非常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祖传秘方”。 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的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但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6、为什么歪曲世界经济败局的根源？ 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哪个不是因为过度负债造成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借的外债，他所列举的其他的国家即基本上都是借的内债，现在日本和美国相比，日本的债务水平比美国更高，但是担心日本发生债务危机的人非常少，而担心美国人债务危机的则非常多，这关键是日本主要是借的内债，而美国是外债。 7、为什么不敢对金融进行深入分析？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到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够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 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的可笑的。 8、对金融加大社会成本丝毫不提？ 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重讲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有意义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确是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他的作用无限的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而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十足缪论。他的金融逻辑国内知识界在1998年至2000年已经进行过普及，如果他的书在前几年与那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一起卖，肯定会更火一些，也就不用再搭《货币战争》的顺风车了。 也有网友看过后，认为但既然名之为“金融的逻辑”，却不知其逻辑何在？感觉到处处是漏洞。其一，先有结论再找论据，而且一眼可知是为了论证结论而赋予前因某种特性——这自然可以立于不败，却也是最大的硬伤；其二，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也有网友评论到：在《金融逻辑》若干哗众取宠的伟大标题下往往只是配以文不贴题的狭窄内容，所论便显得牵强附会、抓襟见肘、力不从心。全书所论总体上倾向于“金融至上逻辑”与“消费至上主义”，显露出“万般皆下品，唯有金融高”的执着。而这种倾向恰恰是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人类急需深刻反省纠正的偏激倾向。因未彻底开放金融市场而幸免于大难的中国更是应该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前车之鉴，对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及理论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清利弊正误，避免重蹈西方覆辙，此乃至关紧要的当务之急。正值此时发行的《逻辑》却颇多反其道而行之论，耐人寻味。有网友认为《金融逻辑》高喊“你可以没有逻辑但不可以没有金融的逻辑”以招揽读者，真可谓够噱头、够时尚的了！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荒谬逻辑令人读之不禁扼腕叹息：“你可以精通金融的逻辑但不可以无视常识的逻辑啊！”3 中国不需要美国套餐 我认为网友的这些看法都说到了点子上，陈志武强调学习美国是吃套餐，不能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学，要照搬，也就是他的比喻“吃套餐”，笔者认为这种“套餐论”就是当代的全盘美化论，美国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存在问题不小，美国自里根改革以来，中产阶级社会就不断解体，贫富差距再次拉大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民众过度消费，出口锐减，终于酿成这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而那些曾经学习过美国的经济体比如拉美、东南亚、日本无不以惨败告终，而那些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国家必然德国、北欧反而经济繁荣，民生问题不大，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要向德国学习，要北欧学习，而不是吃美国套餐。 第六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五 金融经济时代的内忧外患 现在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当前最严重的内忧与外患仍然在金融领域，在国内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各种投机活动风起云涌，对外，中国仍然面临着国际金融大鳄对我国的金融攻击。 金融市场不如赌场 金融市场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输钱清清楚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而在金融市场上，输了只能怨自己倒霉，因为金融时代，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通过操作石油价格就可以赚全世界车主的钱，通过操纵铁矿石价格，可以增加世界上所有钢铁企业的成本，而货车司机因高油价而无法生存时，谁又会将这笔账算到华尔街头上呢，这个时代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或是签上几个合约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巨大转移，东南亚金融危机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从此一蹶不振。 金融战的目的是实现财富的是跨国转移 无论是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争，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实现财富的跨国转移，但是金融战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转移，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不被察觉，金融战已经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又损失几千美元，而我们老百姓丝毫没有感觉，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人控制。在这些金融精英眼里，企业和老百姓都是为他们拼命挣钱的奴隶。4 金融转移民众财富相当可怕 对于居民来说，金融造成的财富转移也相当可怕，房价波动就关系到几十年的收入，房价居高不下，谁都知道这里面，炒房客是造成高房价的原因，但是我们的钱并没有直接进入炒房客的腰包，而是间接的。炒房是一种典型的金融行为，因为炒房客，自由资金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是利用银行的资金，但炒房目前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楼市的泡沫化。香港楼价在30年内平均价格上升了50倍——以前100万的房子现在要卖到5000万。通常在泡沫增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调整，美国和香港都经历了50%的调整，日本下调了70%，算是比较大的幅度了。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泡沫化的进程不会长久，更可能的结果是带来财富的缩水、消费的萎缩以及经济的倒退。中国现在最大的内忧和外患都与金融有关，这也是金融经济时代最大的特征。 政府经济管理的重点应该是反投机 世界各国都放任泡沫形成和泡沫破裂对经济及老百姓造成伤害，这不是没法方法，也不是政府没这个控制能力，主要还是意识的问题，而政府意识有问题的根源又在于理论界的落后，理论界对金融经济的性质理解不深刻。 发达国家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有两点做的非常好，一个是保护知识产权，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是反垄断，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起来了重要作用，这两样东西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常识性的东西，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总起来不过30多年的时间，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已经非常强了，而反垄断的意识也在确立。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投机”已经超越知识产权侵犯和垄断成为经济社会的头号危害，如果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反投机，投机行为非常的容易识别，当商品的价格已经远远偏离其成本、价值，且严重偏离供求关系时就可以看做投机，投机的识别不存在技术问题，在投机时期，人们都知道自己在投机，政府担心自己背上““干预市场”的骂名，而投机者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最后的接棒者，结果泡沫越滚越大。 反投机立法应提上日程 现在是法制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靠立法，同样反投机炒作也要靠立法，我国一直期待有一个引领世界风潮的机会，这实际是个好的机会，我们应该趁世界上尚未认识清楚的时候推出我国的政策。只要金融机构鼓励普通居民参与投机的合法性存在，只要普通居民参与金融投机的管道没有堵死，无论制定多么严格的监管措施都无济于事，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就不可避免，因此将反投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非常重要。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政府禁止投机，索罗斯也就不会进行投机，因为政府并没有禁止，所以他也就无所谓道德问题，同样如果中国政府立法禁止投机，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投机，我相信炒房客也就必然有所收敛，即使有极少数人投机，也不可能掀起太多的风浪。 信托责任与辩方举证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郎咸平教授一直主张，用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这两大法宝来解决中国的金融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样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在美国已经做的很好了吧，但是美国还是发生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灾难，这就足以说明仅仅靠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现在投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只有制定反投机法，才能解决。 第七节 中国成“国际金融游戏”的最大受害国 在大家印象中，中国的金融业尚未完全开放，因此中国的金融是安全的，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中国金融刚刚开了这么一个小的“门缝”就放进来了不好的强盗，中国已经成为金融劫掠的最大受害国。 1、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被指“贱卖” 中国四大银行海外上市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上市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上市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用6千亿去换1千亿，有学者们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根本无法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4 2、中国国企海外上市慷慨分红 9月26日《广州日报》财经版头版透露，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纽约等股市散掉600多亿元人币的真金白银。而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该篇报道的背景是，哀叹中国国内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极为吝啬，竟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十年没分红；中国股民在上市公司上获得的分红赶不上银行利息。四年1100亿美元（约7700亿人民币）海外派息额，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为美国人民贡献了约600元人民币，按每个家庭四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四年来为美国人民贡献2400元人民币。注意，以上数据尚不包括工行、中行、建行等各大国有银行和其它海外上市国企的海外派息额。7700亿人民币如果拿来建三峡工程，可以建三个半。 3、央企和地方国企衍生品亏损额大概有1000多亿元 中国的中央企业在与国际投行的过招中，被衍生品圈套轮番放倒，数百亿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亏损犹如一个无底洞般见不着底，据了解，央企和地方国企衍生品亏损额大概有1000多亿元。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爆出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罪魁祸首正是公司自2003年3月底开始的投机性期权交易。2009年3月，中信泰富惊爆总额高达159亿港元的巨额外汇损失。引爆中信泰富巨亏的“地雷”也是金融衍生品投机。而2009年4月爆出的国内几大航空公司上年度业绩巨亏，亏损总额高达305.79亿元，又一次把央企衍生品投资问题暴露在公众眼前。2008年，国航的油料套期保值业务损失达74.72亿元，竟然占到了总亏损额的82%，而东航在燃油套期保值业务的损失约64亿元，占比46%。中国远洋所持FFA(远期运费协议)约有50亿元浮亏，还有一些央企因为境外利率与汇率的衍生交易而损失惨重。央企衍生品合约明显存在误导嫌疑与可能的信息欺诈，据相关媒体报道称，央企衍生品投资亏损占80%。5 4、中投公司马失前蹄 谁也不会料到，国家投资背景的中投公司，第一笔投资就栽到了美国的黑石上。2007年5月，正在筹备中的中投公司下了第一单，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收购美国黑石集团1.01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相当于黑石总股本的约10%，投资锁定期为4年。黑石集团于2007年6月22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每股IPO价格为31美元。之后由于美国股市连续下跌，截至2008年10月9日，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的浮亏已达21.10395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44亿元，超过30亿美元投资额的70%。可谓是损失惨重，因此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批评。目前黑石集团正在美国金融风暴中艰难前行，根据黑石集团今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次贷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影响，黑石第二季度亏损1.56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则盈利7.744亿美元。黑石集团首席运营托尼?詹姆斯对外界表示，目前是他33年职业生涯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导致融资困难，目前超过50亿美元的杠杆收购就很难进行。黑石今后的日子怎么走，中国人还将密切关注。6 5、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被人炒“中国需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在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之际，这本是我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有利时机。然而，当我国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国际贸易商和供应商却刻意放大“中国需求”要素，不断推高大宗商品价格。2009年年初以来，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与进口价格不断走高，远远高于全球经济复苏的节奏。到去年年底，沪铜价格上涨2倍，沪锌价格上涨近1倍；铜进口价上涨50%左右。 2004年中美大豆交易的例子，普遍认为这是“中国需求”被国外炒作的典型案例。当年我国企业到美国收购大豆，就在这一敏感时刻，美国农业部发出了预测报告，表示今年美国大豆会减产。一边是中国大量的需求，一边是大豆的产量减少，这直接导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一路飙升，直至创下了30年内的最高。可当中国企业以高价拿下大批定单后，美国大豆却出现了丰收局面，大豆价格急剧下跌。国内大部分企业在价格高位进口了大量大豆，最终损失惨重，多数企业减产或停产。6 郎咸平研究的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 对于一个国家，观念的落后比技术的落后更可怕。当前，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刘军洛他们的研究不是战略学，更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是一个新兴学科，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我们要支持他们，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国防现实的需要。 迄今为止，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军事掠夺，对外贸易，跨国投资和金融交易，目前跨国投资是国家间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而金融交易则是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的最危险形式。经济国防学是以国防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国防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避免国家的财富损失。在现代社会，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发生传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经济战争则成为跨国财富转移的核心形式，因此经济国防学是比传统的军事国防学更现实，也更重要。 目前世界经济战呈现出贸易战、产业投资和金融交易混合出现的局面，如果国家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队伍”以及足够的“弹药”储备，在这些战争面前只能是被动挨打。而且这些战争很多都是由民间完成，政府并不直接出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实际历史上很多殖民地也是由东印度公司这些人完成的，也就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商战亡国”。 金融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1997年狙击东南亚各国货币，近年高盛狙击金砖四国和钻石十一国都非常明显的例子。 经济战其实早已打响，在这一战争中，中国已经输了好几阵，而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战主要来自美国的商业界，一个小小的高盛就已经把中国被打的落花流水，如果美国政府（国防部+美联储）想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话，那后果将不可想象。这并非危言耸听，比如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战沙盘推演，与战争推演不同，参与人员均为对冲基金经理、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一名高管来自瑞士银行。而这次是公开的推演，那些不公开的推演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美国是一个善于用战争摆脱危机的国家，本次金融危机时，兰德公司也发表报告怂恿美国政府通过战争救市。 如果我们要想在以后经济战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目前笔者查阅了中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国家目前还没有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学科，组织师资，编写教材，培训人员。可以说我们目前是具备这个条件的，首先世界经济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其次我们也有像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这些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的学者，可以说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不能也不应该再空白下去。 第八节 中国巨额外汇难题该如何破解？ 这是一封网友来信，代表着大多数人想法，我录在这里，是我对破解巨额外汇储备困局的看法。 翰啸先生： 从没有搞明白经济运行怎么是这么一个自残的恶性循环怪圈：我们辛辛苦苦卖资源、卖产品赚取的外汇，不用于反哺我们自己的产业，造福自己的人民，反倒大部用于购买一直视我为敌国、核打击国的美国国债（相当于穷人借钱给予富人，某种意义上可称敌人），而后他们又拿着我们借给他们的钱来我国购买资源、矿产、产业，并享有超国民待遇…到现在又去追捧抢占我钓鱼岛的日本国的国债，还美其名曰分散风险？我更加迷茫——究竟这是怎么了，我们的广大人民现在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捉襟见肘，痛苦不已，宝贵的外汇却去资助敌国反过来盘剥我国，并承担着难以估量的巨大风险！心痛！真的心痛！真心希望“蹊跷的事情不再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上演” 一个时刻心系民族安危、心系国家发展的人天空之星 2010年7月12日 你好： 我的书，主要讲中国的内忧，中国的外患我也很关心，你指出的问题我答复如下： 1、你可能不了解外汇的操作原理，中国的外汇在结汇的那一天，已经给到了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企业或个人，如果是企业赚取的外汇，那国家就将对应金额的人民币给了这家企业，也就是已经用来反哺了中国的产业。你说的中国外汇不用来反哺中国产业是对外汇操作不了解所致。 2、我也反对中国持有这么多外汇，但现在是无可奈何，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外汇储备必须降低，第二，中国外汇储备如何才能降低？第二个问题是重点。 我们谈中国外汇问题，中国的专家就喜欢扯到内需问题上，总是说，内需不振必须出口，这只是最低层次的认识，中国的外汇靠贸易积累起来的不多，中国之所以保有这么多的外汇，最根本的就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拥有很多资产，外国人在中国拥有多少资产，中国就必须拥有多少外汇，以防备外国投资者换汇，我们如果不想保有这样多的外汇，就必须变相的降低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外国投资少了，外国人在中国拥有的资产少了，中国也就没有必要拥有那么多的外汇，中国也就不用担心外汇的损失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然限制外资不仅对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外储损失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民族工业的崛起，任何国家在崛起的初期都是对自己国家的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中大豆产业的沦陷就是最惨痛的教训。其中与大豆类似的行业还有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经超过60万家，全球500强企业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设有分公司或者办事处。它们通过市场、股权、品牌和技术等方式把持着中国的工业安全。对于制造业，外资则是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其中，过去10年外资对制造业的均匀控制率在30%以上，2005～2007年高达35%。2008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30%。根据《2009年中国工业外资控制讲演》的数据，以汽车工业为例，外资股权控制率2006年已升至43.62%。不管是整车仍是零配件领域，外资企业股权控制率都在上升，对中国汽车产业安全造成一定危害。笔者在在《产业大鳄潜伏中国》一文中也指出过，中国的几乎所有汽车企业的电子系统都严重依赖于江森自控的合资，新能源汽车更是如此。 市场经济下，市场就是国土，市场的沦陷就是国家的沦陷，中国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到了作出适度改变的时候了！ 第九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世界所处的时代，笔者指出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2、对于各个经济时代的不同特点，笔者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是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资本主义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3、针对宏观调控，笔者指出央行最大的任务是应对经济周期，而非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4、针对金融时代的经济管理，笔者指出反投机炒作也要靠立法。 5、针对国进民退的问题，笔者指出金融改革才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提出中国不能太刻意追求坏账率的降低。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应该回归公益。 6、针对央行的商业角色，笔者指出，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 7、针对2007年的股市泡沫问题，现在大家都接受了郎咸平制造业恶化导致了股市泡沫，笔者认为是股市投机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从而大量破产，而破产企业的破产。 参考资料： 1、马丁?沃尔夫金融经济如何转型?英国《金融时报》 2、陈修静，资产泡沫、投机热与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网，2008年11月17日 3、《金融的逻辑》的荒谬逻辑（一）——阅读思考随笔，豆瓣网，2009年9月10日 4、张宏良不要欺人民太甚祖国网 5、国企套保巨亏逾千亿：衍生品条约仍在履行中国新闻网2009年10月16日 6、薛昭顺近年来中国投资海外三大败笔全景网2008年10月15日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这些年，学者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讲世界经济大败局时，笔者指出这些经济败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学术上不能独立，因此我们也非常有必要看看中国的学术现状。 财经学者具有工科背景 另外据笔者进一步观察，自2006年钟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首开中国财经畅销书之先河后，中国近几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的作者大都具有工科背景。比如钟庆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现在仍然从事自动化行业。《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是2006-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2008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学习的也是自动化专业；2009年最具有影响力财经书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白益民学习的是化工专业，；2010年新出版的财经畅销书《重燃中国梦想》的作者姚余栋学习的是机械专业。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节 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最完整的理论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大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 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据说，郑观应的爷爷，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家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郑观应17岁时，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只得去上海学做生意。从此，他的商业生涯扶摇直上，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直到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相当于总买办）。 买办应该向郑观应学习什么？ 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而现在中国的买办阶层，则直接充当着掠夺中国财富的急先锋，甚至有的已经加入外国国籍，比如胡士泰等，试想一下，如果今天高盛、摩根、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不幸的是，他遭受了太多官场的倾轧和挫折，一度因内部政治斗争被囚香港，此后退隐数年。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1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药。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以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笔者以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一个被康有为继承。 孙中山“强国四策”来源于郑观应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1894年，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该文完整表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四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康有为的商战思想来源于郑观应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他十九岁时拜南海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理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些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主要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读到这里时，笔者被这句话深深吸引，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的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学者们一直陷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沼不能自拔，也白白浪费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时机，如果我们抛弃其他一切理论，只是非常务实的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何至于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第三节“莫干山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为标志的，这是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的会议，而参加会议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很多人还是在校学生，比如华生、张维迎等，他们的思想与以前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莫干山会议”就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这次会议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上山”开过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很大。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从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当时上山的有总理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以上这些人的出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会议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当时还没人开过这样的会。会议的题目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会，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就完成并上报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七份专题报告。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莫干山会议的影响 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论文一旦被选中，他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认识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 莫干山会议之后，《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等文章。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会后不仅赵紫阳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2 第四节 西山会议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在政治上失势 莫干山会议20年后的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其极富煽动性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等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此文一经网上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无计其数的网民在网上就此现象大发议论，并且骂声一片。之后中国涌起了“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沸沸扬扬了近两年。 此次大争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九十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上两次大讨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这次争论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比较沉寂，知道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重点分析当前的改革形势，旨在深入研讨、交换意见，提出对策，会议没有记者参加，出席者几乎是来自研究机构、高等学府的精英。由于与会者的特殊身份及志同道合使会议的发言由放肆、露骨到肆无忌惮。 会上，改革派的学者们认为，“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中国经济私有化在国内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改革己经实际上结束了，下一步要为政治的宪政民主化”，他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3 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性。他：“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声称：“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律上”不具有“团体”的“资格”，“是严重的违法”。这就是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被他非法地定性为非法的组织。 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顿时引来了另一片大争论，特别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大揭露，大批判，并与当年国民党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 当年国民党的“精英”们开了个“西山会议”，成立了个“西山会议派”。其骨干分子后来成立了个“孙文主义学会”，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屠杀共产党，此次会议后来在网上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会议内容泄露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生在互联网上以研究会名义发表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纪要删除了过激发言。4 中国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006“新西山会议”暴露了中国的主流学者进行改革的终极目标，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对，这让他们既失去了改革以来所积累的群众基础，也失去了政府高层对他们的信任，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学者在政治上的失势。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总书记“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表态，给为本次大争论一锤定音。2009年，胡舒立从《财经》杂志离职则标志着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媒体领域的式微。随着新自由主义者的淡出，中国也就势诞生了一批“新势力”学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广泛遭到质疑？ 而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是转轨经济学家，笔者认为他们广遭质疑主要是因为存在三大原因，其一是不懂产业规律，经济的发展最终表现为产业的发展，如果不懂产业发展规律，其制定出的政策基本不靠谱，而广大工科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否定基本来源于此；其二是不懂金融经济，人类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但是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既没有专业的金融学训练，也缺乏金融实战的历练，因此在金融经济的大潮面前茫然失措，当中国出现燃眉之危时，竟然浑然不知；其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民生漠不关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但是如果置民生于不顾，盲目谈发展是没有意义的，福利经济学中有帕累托改进的概念，但是中国学者根本就不管这些，一味蛮干。 第五节当今中国的四大思想领袖 大师是由知识决定的，而领袖是由气质决定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站在社会科学大舞台最中央的无疑是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人中何新、张五常、郎咸平、刘军洛无疑是其中最熠熠生辉的四位。在中国，他们的“粉丝”也许不是最多，但忠诚度却非常的高，并且他们都非常勤奋，著作等身、敢爱敢恨从不掩饰自己的思想，不迎合社会潮流，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经济知识学习的如此通透，尽管他们也经常接触媒体，是媒体追逐的对象，但读他们的书读起来总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与那些在媒体上靠卖字为生的所谓财经评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这四位思想领袖中，张五常的书是才华的流溢，适合品味；郎咸平的书是实学的体现，适合阅读；何新的书是爱国的热忱，适合思考；刘军洛的书是智慧的结晶，适合收藏。 第六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何新 何新是我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何先生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他研究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 自从80年代以来，何新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和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迹。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1970年，他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何新以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他的思想主张为“新国家主义”。5 有其夫必有其妻 笔者上大学时曾将当时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在百度贴吧中的帖子数量做了对比，何新竟然高居榜首，而此时何新早已退出江湖，不再到处演讲，而百度贴吧是新兴产物，使用者多为80、90后的年轻人，在这样一个时尚的网络空间里，一个早已退出江湖的经济学家竟然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热度真是让人惊叹! 近年，国内拍历史剧大搞戏说之风，庸俗之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电视剧是少有的正说剧，是适合男人看的电视剧。后来当笔者知道这样大气磅礴的电视剧竟然出自一个女导演手中，当时猜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做到这些。后来该导演又决定摄《孔子》，此时一些海外评论早已未拍先热，人们纷纷将其与何新联系起来，原来这位文弱的女导演是何新之妻，有这样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做幕后指导，一切都不奇怪了。 目前中国部分高校开了《何新思想研究》的课程，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何新思想。 第七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张五常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张五常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国的代表人物。 张五常教授著作甚多，返港后，一系列用中文写的专栏文章在华文世界取得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其近年来完成的三卷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解释》，2005年末出版英文学术文集《张五常英语论文选》此两书，被认为是是张五常平生学术功力之大成、也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张五常是演讲大师，从欧美到中国，从大学的讲坛到法院的殿堂，从智囊会所到公众论坛，听者包括学生、教授、家庭妇女、小职员、企业家、总理、总书记，有人说是微言大义，有人说是危言耸听。张五常是公认的产权理论大师，他的朋友如科斯、弗里德曼、阿尔钦等学界泰斗说他是“百年来只此一人”。 张五常看不起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不明世事”。他自己，除了正儿八经的学生和教授生涯之外，逃过荒，做过生意，卖过古董，搞过艺术展，打过官司，当过分析员，自然是“读万里书，行万里路。”所以他的文章格外简单，却百读不厌，常读常新。6 身份之谜 何新一直怀疑张五常是英美两国安排在中国的特务，并进行过详细的考证，但笔者经常阅读张五常的文章，认为此人应该是被人利用，而非职业特务。不过他在中国所推动的“价格闯关”、“中国不应该实行最低工资制”等确实在中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张五常文笔非常好，其经济散文，古色古香，有着独特的美感，其经济分析也非常的透彻，既适用初学者，也适合专业研究者，喜欢经济学研究的人，可以多读读他的书。 第八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郎咸平 郎咸平1956年6月21日出生，祖籍山东潍坊。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近年主要在国内活动，他的思想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因为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出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的学者大多在这方面缺乏研究，因此郎咸平正好填补这方面的思想空白。 当代启蒙思想家 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认为在同样的国民经济环境之下，同样的法制、文化、市场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必然的民营企业的效率一定高于国营，反之也是。为此，郎咸平提出，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而不是盲目一拥而上仅仅改变企业的国有或民有的身份。 ０７年开始至今，郎咸平对于制造业的支招当然就是著名的“６＋１”理论,整合全产业链。他认为当今是产业链竞争时代，中国只负责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却只拿到一丁点利润，还导致环境污染，剥削劳工等问题，其他利润全被欧美国家拿走，所以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目前这些理论开始逐步在各地引起重视，并得到一些企业的实践。 此外，郎咸平大力批判盲目引进外资，导致中国企业在遭遇经营困难的时候，被外资外企大量收购，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内大食用油目前百分之90都被外资掌控，一次次提价剥削国内老百姓。城市的饮用水价格也受到国外的控制，现代国际经济有两大战争，一是产业链的战争，二是金融战争。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是用坚船利炮侵略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以金融为后盾，发起金融战争。全世界的大宗商品的物价，幕后的操纵者就是华尔街！包括能源价格，大豆价格等。 2009年6月开始在广东新闻频道和广东卫视频道《财经郎眼》节目担任主讲嘉宾，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档在上星的卫视中可以看到郎咸平的节目。国内上的经济热门事件，表面上很意外，层出不穷，但是都离不开郎咸平提出的一些本质原因。郎教授的很多新观点新思维，以及应对措施，值得重视。7 启蒙思想家的悲哀 做启蒙思想家是非常难的，但是郎咸平毕竟做到了。但是在中国最可悲的事情是老百姓都听懂了的问题，还有极个别的人却在那里装不懂。他们无法从学术上对郎咸平进行攻击，反而质疑他们郎咸平的动机，说是搞阴谋论，其实这是什么阴谋论，而是“危机论”，是让人民保持忧患意识，对此有网友评价到：“鼓吹无阴谋论的人无非就是为了搞阴谋！”鼓吹世界完全和谐美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没有坏人，地球上阳光普照的那些所谓砖家们，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脑子真的不好使，建议其迅速补充IQ；另外一种本身就是阴谋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某种重要的责任。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这些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第九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刘军洛 刘军洛是中国极少数能够理解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实质的经济学家，而在这极少数几个人中，他是唯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在上面几个经济学家都已经著作等身，仅稿费的丰厚收入就可以使他过上优越的生活，而刘军洛只有自己的粉丝帮着将其文章结集成册，像手抄本一样流传。 他是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伯坚的嫡孙，作为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军洛有着辉煌的过去，高干子弟的背景，数千万的家产，广博的学识，是一个十足的公子哥儿，不但会赚钱，也会享受，他是中国第一批股民，也是最早的大户之一，平时总是鲜衣怒马，以车代步，消遣也是邀些朋友打打高尔夫之类的，但是90年代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刘军洛跌到了谷底。 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亿美金中，其中4000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亿美元×8＝64000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的40%，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8 当今时代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及需要刘军洛这样的人才。 第十节 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势力” 爱国是每个人的权利，中国的文人自古就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广受批判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者，他们独到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他们将自己的认识写成了畅销书，启蒙了民众，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笔者将其称为中国学术界的新势力。 海归学者告诉我们真实的世界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海龟学者，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对所在国的经济情况有着切身的了解，这些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积累了常人所难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提出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政策，他们的书往往影响力最大，这些人也趁势崛起，比如鈡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和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就属于这类的书，此二人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一个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正的日本模式，一个为我们揭示了美国的游戏规则，他们对上述国家的了解远远超过了那些专业学术院所，他们的书往往能够提出真知灼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学术界的新势力中，还有一部分是媒体人，他们总是能接触到最新鲜的信息，因此他们对社会风向的把握也最精准，这类人以时寒冰和叶檀为代表，此两人号称中国财经界的“金童玉女”，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也非科班出身，比如时寒冰是记者出身，叶檀学习的是历史，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研究，反而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比如时寒冰擅长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而叶檀则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经济，这都是那些就经济而谈经济的学者所欠缺的，也是他们能够的财经界声名鹊起的原因所在。 中国经济学者的代际交替明显 中国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等现在都是50岁左右。比如林毅夫今年58岁，许小年今年53岁，张维迎今年51岁，陈志武今年48岁。而中国经济学界的这些“新势力”大多在40岁左右，比如钟庆今年40岁，宋鸿兵今年42岁，时寒冰今年38岁，叶檀年龄应该也不会超过40岁。中国学者实际上没有必要说谁“打败”了谁，因为两者可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已经从50岁左右的学者，慢慢向40岁左右的学者交接，这些现象的产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则。 现代社会不但需要渊博的知识，更需要洞察问题的能力，知识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而这种洞察问题的能力则需要一定的天赋和后天的不懈努力。中国最受欢迎，影响力最大的往往不是那些科班出身的学者，科班出身的学者由于自身观点的浅薄与幼稚，往往沦为被嘲笑的对象，而影响力最大的是自学成才者。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中国的主流学者接受的都是些过时的，二手甚至是三手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解释力本身就非常有限；其次他们又长期居于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与社会严重脱节，因此他们也不可能产生太多前瞻性的思想；再次，而网络的兴起又降低了学术研究的门槛，只要受过正规的本科教育或是研究生教育的人，学习能力都非常的强，遇到一个新的学科，他们只要进行很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对这个学科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因此所谓专家把持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要有心研究，谁都可能成为专家，这也为中国财经界新势力的崛起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信息革命让社会从精英时代走进了大众时代，而中国学界新势力的崛起，就是最鲜明的体现，并且这种体现会越来越明显。 第十一节 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谁都知道战略的制定与实行非常的重要，其实有建立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战略的机构也很重要。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功崛起、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的研究应用、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完成都脱离不了国家的力量、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是这样；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笔者主张成立一些高级委员会，负责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因为在政府的工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些事项，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1、这些事情关系到国家的长期利益，实施起来靠一个部门很难完，需要多个公权力部门的支持配合； 2、这些事项要做成需要长期的实验探索且不容易以固定政策的形式出现； 3、这些事项需要专人长时间付出非常大的心血，成功失败很难预测。 这些项目就适合交给国家战略委员会来做，这些项目的实行与修建基础设施不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甚至不需要花多少钱、主要靠人的心血的投入。 任何一个国家部委都可以提出一些关系国家战略的项目交给国家战略委员会来做。任何项目都必须由一些可靠的人来执行，笔者认为这些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担任，退休老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和人脉关系为这些项目的执行提供保证，效果比一些具体部门来执行效果更好。这个委员会应该比国家部委要高一个级别，因为他很多方面需要国家各部委的配合。这些项目设立的越细、越具体才好。 国家战略委员会解决的是战略与执行脱钩的问题，解决的是智库与政府脱钩的问题，中国的官方智库大多是执行层面的智库，而非战略方面的智库。 以下是笔者粗略梳理的一些战略项目： 1、沙漠治理与利用 2、新能源开发与应用 3、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研究与实践 4、用最少药量及最少费用治疗疾病研究 5、城市弱势群体扶助 6、国家最贫困地区脱贫 7、大飞机项目 8、龙芯项目 9、物联网项目 10、劳动生产率提高 11、如何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 12、电动汽车项目 13、打黑除恶 14、最新信息技术研究 15、最新生物技术研究 16、国际优秀经验的汇总与借鉴 …………………… 参考资料 1、范卫锋晚清明星CEO郑观应的书生议政梦华声在线2009年03月12日 2、柳红莫干山会议真相经济观察网2008-10-27 3、“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乌有之乡网，2007-11-4 4、三一九讲话是对西山会议的宣判乌有之乡乌有之乡网2008-3-20
作者高连奎作品相关
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
第二章 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看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第三章 华尔街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第四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第五章 金融危机下的“藏富于民”建议与政府应对
第六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势
第七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
第八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
第十章：探索中国民生困境的根源
附录
『国际观察』 [经济博弈]华尔街金融危机预言者重磅新书：《中国大形势》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70553.shtml当前最火的财经时政类图书，天涯论坛当天点击过万，近千人索要书稿，上传一个月内总下载量已经直逼《货币战争》以及《金融的逻辑》，多家出版社争夺版权，全国近百家平面及网络媒体给予报道，《环球财经》、《中国财富》等国家级财经杂志根据《中国大形势》中的观点策划了相关专题，《中国大形势》经典语录早已在网上流传。 作者简介：
高连奎，笔名翰啸，财经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河北人，曾对西方政治学思想史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进入过系统深入研究，擅长对经济大势进行分析，已经发表财经及历史类评论近百万字，文章曾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中国日报网、环球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凤凰网、新民网、金羊网、中国经济网、中国证券网、和讯网等知名网站广泛转载，2006年，在联合早报网发表的《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2009年初开始专心写作《中国大形势》一书。 作者在21世纪网、中国经营网、草根智库网、金融界等网站设有个人专栏，并担任等多家财经媒体特约评论员。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为什么在中国资产百万仍不能算作富裕？为什么中国的白领不能成长为中产阶级？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本书创造性的以国际视野为基础，跨越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对当前的中国形势进行了系统而又透彻，全面而又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对中国的现实发展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并提出主张，作者知识之广博、视野之开阔、思想之高远、逻辑之严谨都是其他学者很难做到的。 本书是华尔街金融危机预言者的重磅新作，是一本展现中华民族从辉煌到衰落以及如何实现复兴的全景式著作，你最关心，最想了解的中国问题在本书中都能找到答案！名家推荐： 1、本书我读了八遍！书中无不浸透着炽热的爱国情怀，氤氲着深究细研、脚踏实地的科学学风，激荡着为祖国前途而忧虑的民族正气！本书可谓暗夜星火、惊蛰春雷、久旱甘霖，她可使彷徨者驻足沉思，使茫然者豁然开朗。愿广大的同胞兄弟姐妹广阅之，深研之，广推之。
——澳洲知名侨领、学者、澳华电视传媒创办人 任传功 2、人生有几个层次，开始的是求生存，然后是求发展，最后是追求自由。而中国的经历似乎相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追求自由，九十年代追求发展，本世纪解决生存危机却成了最重要的课题，本书作为生存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很值得读者去品味思考。 ——旅日学者 《刷盘子，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作者 钟庆 3、作者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全新、全景式的解读与剖析，给再度复兴的中华民族描绘了一个“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的远景。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把对中国模式的争论、研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法国华人学者 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 宋鲁郑 4、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然而很少有人将之串联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就是发现了这四者的联动关系。执其四极而细究其中因缘，从工业革命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用政治学理论解释经济败局，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分析商业灾难，最后用经济的方法巧妙破解中国民生难题，观点大胆新颖，具有很强的创见性，读起来引人入胜，是罕见的上乘佳作。 ——《中国经营报》副社长 中国经营网总编辑 张健 5、我们中国传统上说的经济学是指“经世济民”的意思，是一门政治经济学，更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目前充斥大学经济系的那些美国人写的教材。《中国大形势》就是这样一本以经世济民为目的的书，也希望中国能有越来越多翰啸这样的经济学家涌现出来。 ——知名学者 《三井帝国在行动》作者 白益民 6、依靠投资的外延式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中国大形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指出了两个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两个办法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切中中国经济发展的要害，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带来希望。 ——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侯若石 7、在这里，看懂中国大势！ ——《环球财经》副主编 林鹰 8、其他经济学家的书唯恐人家看得懂，而作者的文笔和理论很通俗,但又一语道破天机，希望本书能够翰动国人，啸傲学界。
——湖北卫视 深圳演播室负责人 吕宏睿 9、《中国大形势》不但揭秘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更对世界格局做了剖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书中的许多素材、案例和思考问题的视角是我们很难见到的，这也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本书深刻但不尖锐，更像是一个普通民众的呼吁或者忠告，事实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建议！ ——知名财经媒体老钱庄创始人兼CEO 苏典章 早期读者评价： 1、今天的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相信市场，又绝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但是又不想就此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作者在本书中提供的思路无疑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选择。
——知名财经学者 2、读高连奎的“经济那些事”，能感到青年学者少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者为国人能够拥有健康、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而研究，甚是可佩。 ——中国软装饰协会秘书长 3、我极力推荐这本书，这是每个人身边悄然发生的经济学。这本书的读者，无论是媒体记者、政府官员、公司白领，或普通工人 ………我们周围每一个为生活苦苦奋斗的身影，都会从这本书中找到共鸣之处。我们相信，作者的清醒认识，是推动中国今后三十年发展进程的一股动力。 ——某报 读书版总编 4、本书充分体现作者作为理论研究者的灵秀和大局观。最为值得赞赏的是本书作者与主流经济学者相异的“中国流”观点。可以说这是现在“崇洋媚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本书的很多观点清新有见地，看这种有自主观点的书本，总是能带来不少启迪或感悟。 ——知名学者 5、对于一个茫茫众生中，无名的一员，我们或许有理由不去理会那么多的“中国之问”，大可不必自寻烦恼的去旁征博引，而本书作者能盛世危言，以醒众生，可谓先知先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描述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之间的联系。愿本书的观念，能传到更多的人心中。 6、这本书，不会让你一口气读下去，因为它会带领你放下书本，深深思考。你无法相信它出自于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它的深度绝不亚于当今主流的60后研究者！
——北京 投行从业者 7、本书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如“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都是非常正确的观点，是我很多年以来难得看到的一本好书。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没有哗众取宠迎合煽动读者情绪，书里更多的是对政府的建议、少的是指责。这是很多作者难以做到的。目前的中国我们需要与政府更多的沟通、合作，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改革，而不是在混乱中改革。 ——山西 民营企业家 8、这本书才是真正的做学问，看完这本书感觉又给自己被扫盲了一次。 ——广东 媒体人 9、这本书写的很现实，作者是真正的士。希望你的书能早日出版，触及更多人的思考，改良中国的社会，惠及更多的百姓。 ——北京 媒体人 前言 中国之问 为什么17世纪的西方可以让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争着研究中国哲人的经典教义？为什么他们的农奴社会里也出现了国家一统的集权皇帝？为什么当时的思想领袖那么崇拜老子的“自然秩序”？而又是如何将其发展成了经济思想中的自由放任主义？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只是政党分赃的无边贪欲？为什么英国会凭空出现那么多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为什么伏尔泰等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奠基时期的思想家如此的崇拜中国，甚至将自己看做是孔子的徒弟？这些都与“中学西渐”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保持皇权制度的日本可以抓住工业革命的时机？而实现共和的中国却一直吃洋务运动的老底？为什么抗战时日本有了自己的坦克、飞机，而我们的军队还要使用“汉阳造”这些老式武器？为什么文革结束那么多年，民众对毛泽东还是如此痴迷？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只有自主创新才能扛起民族复兴的大旗？ 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为什么威权统治下的亚洲四小龙会出现经济奇迹，为什么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纷纷折戟于金融袭击？为什么一党执政的中国能够成功崛起？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和比较优势理论会遭人唾弃？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如此的缺乏解释力？ 为什么美国模式造成了那么多国家分崩离析？为什么启蒙先贤和美国的国父们都与政党分赃势不两立？为什么说只有建立“公意型政府”才符合民主的真谛？ 为什么最早的资本主义出现在威尼斯而非英吉利？为什么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都诞生于高纬度地区？为什么印度的贫民窟多数在孟买，而不是新德里？为什么西方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过粮食危机？为什么预测中国何时超过美国不能只当成个数学问题？ 为什么亚当斯密要向魁奈学习重农主义？为什么李斯特要帮俾斯麦实现德国统一？为什么庇古主张实行社会福利？为什么凯恩斯支持罗斯福进行政府干预？为什么弗里德曼建议沃克紧缩货币？为什么说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不是玩数字游戏，而是从来没有脱离过实际？ 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总有分歧？为什么要引入“边际分析”？为什么宏观经济总是摇摆于需求与供给？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热衷于争论自由还是干预？为什么经济学也像江湖一样门派林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是不是真理？难道经济思想也要靠“和稀泥”才能实现统一？经济学还有没有尚未开垦的荒地？经济学研究的出路在哪里？ 为什么何新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左膀右臂？为什么张五常总是向“北京的朋友”提出建议？为什么郎咸平要放弃自己熟悉的公司治理，转而致力于公开华尔街的秘密？为什么钟庆要揭穿比较优势的“皇帝新衣”？为什么宋鸿兵一直关注着美联储的印币机器？为什么白益民总是谆谆告诫我们日本的投资动机？为什么说经济学家不靠骇人之语也能出人头地？ 司马迁的货殖理论是如何变成了西方的供求关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讲了什么经济道理？康有为为什么要将“以商灭国，民亡国随”的道理讲给清帝？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是不是洞察到了企业“大到不能倒”的先机？为什么这些伟大的思想只是用来“压箱底”？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致世界经济崩溃论”，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只能充当人家的传播工具？为什么我国的经济学界会形成被二道贩子统治的格局？中国的“有识之士”到在何处隐居？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思想领袖？谁代表着中国学术界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学术界的新势力何时才能崛起？ 为什么人类还不能消除经济危机？为什么不能等着经济自己恢复元气？难道金融创新注定就是毁灭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奥地利学派能否埋葬凯恩斯主义？政府应该从哪里对经济进行干预？什么才是经济的“发动机”和“减震器”？ 为什么日本人痛恨“广场协议”？为什么俄罗斯的碳排放量比苏联时期还低？为什么“亚洲四小虎”经济至今低迷？为什么香港民众对中央政府心存感激？为什么拉美政权重回左翼？为什么人们担心金融海啸第二波会发生在东欧地区？为什么以服务业为主的冰岛和希腊会陷入债务危机？为什么说金融战争都毫无声息，而它的危害却超过原子武器？ 为什么中国抗震救灾井然有序？为什么一场飓风就让美国一片狼藉？在金融海啸面前，为什么美国信贷几乎冻结，而中国信贷却放量决堤？为什么美国对高失业率只是干着急，而中国却出现了“高增长，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社会主义？ 为什么克林顿发展网络信息，而布什却忙着打仗卖武器？为什么高盛可以呼风唤雨，而政府没救雷曼兄弟？ 为什么说里根减税就已经为中产阶级消失埋下伏笔？为什么说是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为什么说政客眼里永远是短期利益？堡垒往往从内部崩溃，为什么美国人不敢承认这个道理？ 为什么普洱茶被人高高供起？为什么中国人突然喜欢上了红木家具？为什么当代油画的价值超过了青花瓷器？为什么郎咸平建议中钢协要与高盛、大摩搞好关系？是什么让商品价格的变动如此离奇？即远离成本价值，又不受制于供求关系？ 为什么国家在提到发展服务业时都加上了“生存性”这个定语？为什么政府否决了“利用外汇进行组合投资”的提议？为什么中国银行对向西方学习突然失去了兴趣？为什么沃克说华尔街的贡献只限于发明自动提款机？为什么说金融监管不仅要审查创新是否存在意义，更要打击投机？ 为什么日本家电一蹶不起，而日本汽车成为世界第一？为什么福特能够提前布局，而通用破产倒闭？为什么硅谷产生奇迹，而华尔街制造垃圾？为什么说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迟早没戏，哪怕这个CEO被吹嘘为“全球第一”？ 为什么民众要求国企上交红利？为什么任志强、王石能够薪酬第一？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要求员工薪酬保密？为什么平安处处向“国际标准”看齐？为什么美欧急着制定“限薪”法律？为什么公众企业总是沦为职业经理人的“一亩三分地”？ 为什么华为要保持神秘？为什么格力总宣传自己品牌第一，而近期又突然更改了广告创意？为什么海尔“讲着故事”就能够畅销全球，为什么科龙被折腾的一败涂地？为什么研祥实行“非经典管理”成为世界三甲？为什么国际化的联想还不能盈利，而又放出风来说两年内将有大手笔？为什么麦肯锡水土不服？为什么奥美鲜有成功案例？我国企业何时才能将“自主创新”当成第一生产力？ 为什么我们中国经历了6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仍然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处于同一阶梯？而与日本、亚洲四小龙比起来还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短短三十年中国就从“万元户”时代进入了“百万不算富”的时期？为什么中国股市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提款机？而巨大的楼市泡沫是否会酿成一场人间惨剧？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改革后坏账率越来越低，而中小企业融资反而成为了难题？他们之间有何因果联系？民间高利借贷究竟是应该合法化还是坚决取缔？ 为什么转轨后的中国营商成本反而越来越高？为什么现在短缺的不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为什么说资源短缺也能使劳动报酬占GDP比例降低？，为什么说“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扩大我们的贫富差距？ 为什么社会上冒出了那么多的暴富群体？为什么政府对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置之不理？缺乏法制的市场经济发生着怎样的非正常财富转移？疯狂攫取社会财富的蠹虫到底藏在哪里？ 为什么CPI与真实的通货膨胀总有距离？为什么中国没有劳动生产率数据？为什么我们还在用二十年前制定的统计体系？为什么外贸大量顺差我们却不敢升值自己的货币？为什么说高科技企业比低附加值产业更不能经受风雨？ 为什么我们的投资赶不上我们的储蓄？为什么说扩大内需不能单靠“破解消费难题”，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永续增长，还是竭泽而渔？“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能否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局？ 为什么GDP高速增长，而民众却对改革不断质疑？为什么通钢工人不肯放过他们的总经理？为什么有人认为张五常是奸细？为什么克鲁格曼和索罗斯都惊叹于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正在推行的 “要素价格改革”会不会又是一场悲剧？ 为什么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和残酷的二战后，贫富没有趋向两极，反而迅速壮大了象征繁荣与稳定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中产阶级社会又迅速解体？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否应该为重塑中产阶级社会而努力？ 为什么北欧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人民消费起来还是那么小气？为什么高福利英法两国充满抗议？为什么美国不是福利国家但却很少面临民众的不满？而同样学着实行低福利政策的东亚各经济体却民生不易？ 为什么我们的白领不能成长为中产阶级，反而成为了生活的奴隶？为什么重点大学的高才生也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的荣誉？ 社保制度能否解决现在的民生难题？为什么说只有实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有意义？走向城市化的中国，如何才能制止国外金融大鳄的攻击？如何才能保障我们的资源供给？如何才能将生活的成本降低？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如何让民众的生活更有尊严？如何才能让民族的力量更加凝聚？十字路口的中国出路在哪里？
目 录 第一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形势 第一章：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潮”时期中国影响着欧洲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中国人为什么对“启蒙”没有兴趣？
第四节 “中学西渐”路线图：中国思想如何传到西方？
第五节 中华文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之源
第六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一：人文社会的形成
第七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二：民族国家的建立
第八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三：经济学思想的形成
第九节 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四大影响之四：文官制度的建立
第十节 中国大崛起时代面临的挑战
第十一节：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二章 从世界工业革命大潮流看中国的近现代强国之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洋务运动时代（1）
第三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洋务运动时代（2）
第四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革命与战乱时代（1）
第五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革命与战乱时代（2）
第六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赶超战略时代（1）
第七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赶超战略时代（2）
第八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比较优势战略时代（1）
第九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比较优势战略时代（2）
第十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自主创新战略时代（1）
第十一节 中国强国道路的五个阶段：自主创新战略时代（2）
第十二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二部分 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形势 第三章 华尔街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一：商业根源
第三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二：政治根源
第四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三：学术根源
第五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四：技术根源
第六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五：公司治理根源
第七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六：社会根源
第八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七：产业根源
第九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八：社会治理根源
第十节 小布什为什么不能成为里根？
第十一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四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一：美国经济败局
第三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二：阿根廷经济败局
第四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三：俄罗斯经济败局
第五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四：日本经济败局
第六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五：东南亚经济败局
第七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原因之经济原因
第八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原因之政治原因
第九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原因之文化原因
第八节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第九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五章 金融危机下的“藏富于民”建议与政府应对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一：谢国忠建议
第三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二：张维迎建议
第四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三：陈志武建议
第五节 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四：郎咸平建议
第六节 大危机的中国式应对：中国经济的“V”反转
第七节 中国轻松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
第八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出路 第六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势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一：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
第三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二：中国真的投资率过高吗？
第四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三：谁说中国人不消费？
第五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四：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低工资？
第六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五：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
第七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六：中国离权贵资本还有多远？
第八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七：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第九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八：人民币升值的根源于危害到底是什么？
第九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九： 区域竞争的优势从何而来？
第十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十： 中国产业如此崛起？
第十一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七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变靠什么？
第三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二：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在哪里？
第四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什么？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是什么？
第七节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
第八节 中国自动化现状与未来
第九节 国民收入的“多倍增”计划
第十节 中国经济即将步入高速增长时代
第十一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八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一：论金融经济时代的特征
第三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二：论金融经济时代的货币政策
第四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三：论金融资产主义时代的经济调控
第五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四：论金融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第六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五：论金融时代的内忧外患
第七节 中国成“国际金融游戏”的最大受害国
第八节 中国巨额外汇难题该如何破解？
第九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郑观应、孙中山、康有为的经济学思想
第三节 莫干山会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第四节 西山会议—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狼狈出局
第五节 当代中国的四大思想领袖
第六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一：何新
第七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二：张五常
第八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三：郎咸平
第九节 当代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四：刘军洛
第十节 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势力
第十一节 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第十二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四部分 中国的民生形势与出路 第十章：探索中国民生困境的根源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国民生艰难
第三节：六问民生困境之一：国富民穷是否是民生困境的根源？
第四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二：藏富于民能否解决当前中国的民生困境？
第五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三 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民生困境？
第六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四： 民生困境继续加剧的后果是什么？
第七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五： 影响民生困境的风险还有哪些？
第八节 六问民生困境之六 ：应如何改善中国的民生困境？
第九节：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十一章：民生改善与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一：美国模式
第三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二：日本模式
第四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三：新加坡模式
第五节 中产阶级社会的四大模式之四：北欧模式
第六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十二章 中国的民生出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第二节 人类早期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第三节 生存环境与国家制度的微妙关系
第四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一：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何在？
第五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第六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三：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第七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第八节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五问之五：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否适合中国？
第十一节 中国如何才能居者有其屋？
第十二节 本章主要观点总结 第五部分 中国形势总结 第十三章 当前中国形势的分析
第一节 对中国大形势的总体判断
第二节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十大风险
第三节 保障中国经济安全运行的三个层次
第四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政策性陷阱”
第五节 中国学者的三大思想误区
第六节 中国民生三大难题
第七节 中国学者的强国之策分析
第八节 社会乱相的学术逻辑及解决方案
第九节 笔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与建议综述
第十节 本书杂谈
第十一节 本书提出的新概念
第十二节 本书观点集萃 本书后记
附文一： 就本书内容答读者问：《要相信生产力决定论》
附文二： 就本书问题答记者问：《学者解读中国大形势》
附文三： 就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答记者问：《低生存成本社会才会有好生活》 序言一：为中国把脉，为时代呐喊，为未来引航 ——向同胞朋友强烈推介《中国大形势》 没有人怀疑祖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英明正确以及由此所取得的令世界震惊的骄人成绩！然而，也没有人否认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十字路口。 为了实现祖国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对外开放经济改革发展战略以来，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祖国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从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直至祖国现任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需要稳定持续发展决不能再折腾的科学发展观之具体内涵。
“中国不需要暴力革命，需要学术革命”，在此本书作者的观点可谓难能可贵，意味深长！稳定与发展，或稳定发展，乃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我们须倾全力而为之之事。凯恩斯主义之于罗斯福新政，供给学派之于里根繁荣无不是学术革命推动国家发展进程的经典案例，时代呼唤着我们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家的诞生。 《中国大形势》之于今年付梓出版，便是我们祖国当今发展形势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历史的产物。 黑夜闪电，提示迷茫者在泥泞的坎坷中踏入星光斑斓的坦途奔向阳光明媚的通衢；苦口良药，催生病患者在焦躁的呻吟中开启安然镇定的历程迈向充满希望的征途。
《中国大形势》可谓暗夜星火、惊蛰春雷、久旱甘霖，至少她可使彷徨者驻足沉思，彷徨茫然者开朗豁达。
接到高连奎先生为其著述《中国大形势》作序之盛邀至今，我仔细对其草稿翻阅了8遍。具体时间应为本年度6月25日星期五，悉尼时间上午11时59分06秒。当时我正在日夜不停紧张而有序地准备着回国前的一切。
对于一位久居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来说，对自己祖国有一种天然的深厚情感。高连奎是祖国的年轻一代。阅毕他的《中国大形势》，我仿佛看到了祖国光明而灿烂的希望。其实这种希望，在澳大利亚我也就领略过！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传递时，无数中国在澳留学生及华人华侨挺身而出护卫火炬的英勇壮举，笔者曾经一气呵成写就《谁是最可爱的人？》。阅毕高连奎的《中国大形势》，我仿佛再一次看到了三万多名祖国在澳大利亚各地留学生星夜兼程连夜奔赴堪培拉(Canbera)捍卫2008北京奥运火炬顺利传送的身影；仿佛又一次置身于悉尼地区6千多中国留学生冒雨齐聚海德公园(Hyde Park)集体抗议西方媒体对“3.14西藏暴力事件”不实报道的场景；仿佛又回到无数祖国留学生齐集悉尼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 ）附近的中央广场公园（Central Square Park）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同胞举行烛光晚会的现场……
这些来自祖国的海外学子基本上都是年轻一代，而《中国大形势》的作者高连奎，与他们有着差不多一样的年华，一样的情怀。他的书饱蘸着对祖国发展的关注。这种关注无不浸透着炽热的爱国情怀，闪耀着勇于探求追索的智慧光芒，氤氲着深究细研脚踏实地的科学学风，激荡着为祖国前途命运而忧虑之振聋发聩的民族正气！
书中引经据典，说理有据，逻辑思维缜密，不失为一本集中外古今历史知识，以史为鉴，以事实论据为依托，以世界诸国经济发展史实来分析论证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佳作，我们所面对的隐忧，应该采取的策略，本书都给予了富有理性的解答，而对中国发展未来大势具有前瞻性的推理及对未来发展之“陷阱”的提示，更是具有真知灼见的功力。
没有想到这么一本值得读、应该读、必须读的一本书竟出自年青一代手里！作为一位曾经的老师与即将走马上任的教育工作者，我为祖国能够培养出这样优秀的青年而感到自豪！祖国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必将崛起振兴的缘由也就在这里!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高连奎虽未留洋出国，书中却真实体现了与众多在海外为祖国稳定发展、中华民族崛起振兴而孜孜以求努力探索的莘莘学子相同的理解以及具有与他们差不多相似的世界眼光，这一点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传媒人，一位社会工作者及研究者，一位中西方文化的摆渡者，积本人在西方制度下近15年的经验观察，我感触良多。而作者在《中国大形势》中阐述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我们并不需要去一味效仿的观点，与本人长期的观察，思索不谋而合。作者还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对世界的深远影响。诚然，中国不仅影响了还必将继续影响着世界！
作者提出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的理念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诉求，为本书之最引人入胜部分。作者试图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解套，为国人能够用最低成本过上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贡献自己的聪明智慧，是本书作者为国分忧解忧之爱国思想的具体展现。
“我思故我在”，“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愿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包括经济金融工作部门的领导以及诸多学者专家，能够高度重视来自民间的智慧与思想，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践一而再三地反复证明：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是无穷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本书作者之所以成就《中国大形势》之根本所在！ 愿广大的同胞兄弟姐妹广阅之，深研之，广推之…… 任传功 8月5日于祖国大连 作者系澳洲知名华人学者、传媒人，“澳华电视传媒”（AUS-CHINA TV MEDIA）创办人，悉尼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现每年有半年时间在吉林大学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 序言二：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 ——《中国大形势》必将掀起一场大波 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全球地缘事件。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网络调查表明，“中国崛起”高居第一，远超美国的“9.11”和攻打伊拉克等，成为全球最受关注事件。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这种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古老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是否已经形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有何缺陷？这仿佛如数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引无数学者共折腰。 在这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中，却出现了一位冷静的学者、“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提出者高连奎先生。这位早年成功预测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年轻经济学人，经过几年的沉淀，再推三十万字力作《中国大形势》。 令人震撼的是开篇即起、力透纸背的天问：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60年，与发达国家还有那么大差距？为什么中国人工资那么低？中国未来是继续高速增长，还是进入低速增长期？如何才能破解民生难题？……这种直面现实、浓浓的道德关怀、终极关怀，也同样吸引、拷问着每一位读者，沉浸其中共同寻找答案。 虽然是中国大形势，却脱离不开西方主导的五百年全球化进程这一宏观背景。这也是为什么高连奎先生此书的首章即为《中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崛起》。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看到了西方崛起对东方的影响，更注意到了当今主流话语所忽略的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甚至是推动西方崛起的动力之一。“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学中渐是历史的回流”、 “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些震撼性、颠覆性的结论既是价值判断，更是事实判断。如果从因果论来看，没有东方文化的作用，也就没有今日西方文明的成功崛起。 这种建立在事实、逻辑基础上的震撼性、颠覆性的创新纵贯全书，在东西方对比的大历史视野下，堪称对中国模式全新、全景式解读与剖析。也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学科的宏观游刃有余的把握能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进行理论创新的同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问题”，融理论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我长期生活在法国，最被此书的两个部分所打动，所吸引和共鸣。一是作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评。毫无疑问，多党政治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宗教、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各方面因素互动进而不断演变的产物，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当性。然而，在当今世界，其弊端日益显露，警讯不断。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随后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直到今天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令人目不暇接。高连奎先生将之称为“西方政党分赃制”，其造成的“政客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大败局的根源，“甚至把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其犀利、切中肯綮令人拍掌而和。其次，就是他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现在法国虽然人均GDP早已超过三万美元，进入福利社会，然而百姓却普遍没有富裕感。全国人均月工资不到两千欧元，还有一半的受薪者低于一千五百欧元。但是法国的房价全国平均每平米在两千欧元之上，拥有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巴黎最低达六千欧元！在这种情况下，仅有50%的法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生活中甚至大学的教授、校长都吝于打一次出租车。这种富裕国家却普遍存在贫穷的奇特现象，竟然被“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理论所破解。这对于已经整体上摆脱贫困、正向富裕迈进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及时的理论参照。 当然任何理论都需要广泛的实践才能成为社会现实，然而我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努力、创新的勇气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而且我也相信此书的问世注定要掀起一场“大波”，从而把中国模式的争论、研究带上一个新的高度。今日的中国也恰似“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在迈向成功的彼岸。此书的出版，也可谓正当逢时，给再度复兴的中华民族描绘了“看世界，中国如何主沉浮”的远景。 宋鲁郑 8月15日于法国巴黎 作者为知名旅法学者，旅法山东同乡会副会长，巴黎文化沙龙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政治，曾多次受邀观摩台湾大选。 序言三：带你认识一个本该认识的世界 —— 一部能给中国带来思想启迪的力作 学贵有疑，问是知之始。新闻发布会上，各路记者云集，一问见高低。无关痛痒的发问，人人皆会。但要一针见血，直抵问题核心，这需要相当的功底。本书的前言，作者高屋建瓴地连用了162个问号追问中国之形势，跨度之大、视角之广、层次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能够系统而深入地回答这162个问题的人，相信不多。能够从这162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确实，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需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去分析。否则，只是盲人摸象。 可惜的是，在当代社会，能够这样静下心来，深入、综合而且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现状的人少之又少，以致各种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汗牛充栋，看似热闹的学术界在种种快餐式的理论中越辨越迷茫。原因何在？苏轼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书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因为站得高，所以能拔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 《中国大形势》作者首先从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与中方思想的碰撞、交织与影响谈起，指出学习中国是促其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外在力量，彻底改变了近代社会西方是中国老师的主流观点，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紧接着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种阶层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有益探索，剖析了各阶层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以及对现实中国的启示，观点鲜明独特，让人耳目一新，值得深思。 《中国大形势》中作者比较了不同国家发展经济所采用的模式，这些曾经被我们迷恋的所谓成功模式，经过作者独到的解读，身上的五彩光环随之而去，让我们读懂了其模式丑陋的一面。而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吗？作者也给了我们准确的回答。 《中国大形势》中通过对美国社会形态各个方面的解剖，从不同角度演绎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的分析消费型经济模式、金融服务业主导经济、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说的利弊。 《中国大形势》难能可贵的是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一一进行了点评，这在以往的著作中鲜有。当前的大形势催生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其中一部分出国喝过洋墨水，回国后又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经济问题；后面这部分人一直以西方人的思维考量中国，他们自以为懂经济，实际上并不真懂，本书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对这部分人进行了精彩点评，观点可谓深入骨髓，值得一读。 《中国大形势》紧接着过渡到民生问题，作者比较了西方几个国家中产阶级产生的过程，回答了中国能不能产生中产阶级的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用经济学的理论去解决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主张，即建立“低成本生存型社会”，可算是作者为当下中国民生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 最后作者针对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层次，也是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上策、中策和下策，指出在贸易战和金融战等领域与美国斗智斗勇这是下策，也是最浅层次的问题，而最根本层次的问题在于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大形势》不是一本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读本，而是作者对当前中国所有问题一次系统的梳理，从历时的角度、思想的角度、西方的角度进行解析，并相应的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阅读本书时，不时感觉到智慧火花给人带来的惊喜。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此纷繁复杂的课题，由作者娓娓说来，不但丝毫没有艰涩难懂之感，丰富生动的案例，更是给人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令人每每不由自主在心中暗想：哦，原来如此。。 初次拜读书稿后，我就深知这是一本能给当下中国，特别是青年人带来思想启迪的力作。就向不同的朋友推介本书。理由是：看看前言的162个问题，如果你全能回答，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一个知音，一个跟你有着共同思维的作者，值得交流切磋；如果你能回答部分，那么，你应该去了解其他部分，或者，去学习站在多角度、高视野追问事实本质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只能回答小部分，那么，你应该将此书当作一个充电器，它会带你认识一个，你本该认识的世界 。 贾海峰于广东 2010年8月20日 作者为知名企划人，也曾痴迷于经济学研究，现就职于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企业。
第二部分 从世界发展大趋势看中国 第三章 华尔街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如何全面认知当代的中国，从宏大的背景下分析是很理智的选择。高连奎带着我们从世界发展大趋势下看当今中国，视野宏大，思想深远。 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为什么会爆发？经济学家大多泛泛之谈，深入细察者少见，世人仍是如坐云端。在此，高连奎从八个角度究其根源，发人深省。危机并非一蹴而就，乃是积怨深重的结果，各种力量错中交织在一起，共同酿成了大危机。 中国经济如何健康、快速发展，如何避免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学习其他国家失败的原因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高消费并不可取，贸易自由也非灵丹妙药，经济快速转型无疑是拔苗助长，资产泡沫尤其值得国人警惕。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高连奎已经为我们找来其他国家经济失败的原因，希望悲剧不要轮回。 失败中总结的经验，弥足珍贵，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政府应该做的还很多。到底该做如何做，高连奎的建议是个不错的选择。 ——财经媒体人王晓哲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华尔街金融危机充分表明：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在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这样几个坏人，首先是小布什，其次是格林斯潘，再就是伯南克和鲍尔森，最后是美国的金融高管们。 格林斯潘是错的 小布什为了战争，大幅削减公共住房投资，将大量穷人推向了贷款买房的市场，格林斯潘长期实行低利率，放纵了过度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伯南克又快速提高利率，成为压倒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华尔街的高管们让投资者损失了那么多的钱，自己却拿着高额年薪。 有个人几乎被媒体吹嘘成了“完人”，他就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代表，然而一场大危机让人们发现原来这人是错的。格林斯潘的错误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大溃败。 美国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走下坡路，9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让美国又重新繁荣了一下，但也造成了巨大的泡沫。而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又创造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实际上是用更大的泡沫还掩饰之前较小的泡沫。 现代，任何一种社会模式的失败，必然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次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美国经济模式的失败、笔者本章用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讲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实际是想通过对华尔街危机的解剖来研究美国模式。 我认为华尔街金融危机前的美国经济模式主要由四个主要方面，那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消费型经济模式、金融服务业主导经济、和经济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美国的这些特色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实践证明美国这套做法都是失败的，而且照搬美国做法的国家也都以失败告终，相反德国、北欧这些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国家反而取得了成功。 现在美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这套做法的失误，而开始转向，比如开始鼓励居民储蓄、提出“出口战略”、加强金融监管等，可惜在我国，仍然有部分的经济学家还对美国模式抱有幻想，本章就结合华尔街危机来谈美国模式的失败。 第二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一 商业模式根源 ——高利贷的不可持续性导致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往往以一种商业模式的溃败为导火索，而导致美国本次经济危机的商业模式就是“高利贷”这一最古老的商业模式。 次债的本质就是高利贷 好的金融工具让穷人与富人一起分享利润，股票就是这种；次一点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民众间的互助，保险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而最坏的金融工具几乎对人类没有什么帮助，纯粹是为了骗钱，而高利贷就是这样的金融工具。放高利贷的人将钱高利息贷给那些还不起债的人，更可恶的是在放高利贷时，一般还会用到暴力和欺骗等手段，而美国的“次债”实质就是高利贷，只是在金融创新的幌子下变换了些花样而已。 穷人赚富人的钱，可以长久，因为富人有钱。富人赚穷人的钱是很难的，因为穷人根本没有钱，这个游戏早晚玩不下去。美国的次级贷款就是富人利用高利贷，来赚穷人钱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 美国是个信用社会，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分为五等：优（750～850分）、良（660～749分）、一般（620～659分）、差（350～619分）和不确定（350分以下）。 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1）优级，（2）近似优级，（3）次级。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的贷款就被称为次级贷款。由于穷人经常失业，收入低，不稳定，且交不起首付，信用都非常的低，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 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差别不大。而次级贷款，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且以浮动利率为主。在2001年，这种浮动利率贷款仅占10%，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到2006年，被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浮动利率贷款占40%，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因此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而美国的总体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因此到还款的时候，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 大约从10年前，贷款公司的广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或在你的信箱里：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贷款公司吧！” “首次付款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 次级贷款的推动者 与中国情况不同，美国买房人和贷款机构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必须通过“经纪商”办理贷款，经纪商不仅认识多家贷款机构，还了解上百种贷款产品，信用不好的人能通过经纪商得到更多的贷款，但必须付出高利息，经纪商业是次级贷款的主要推动力量。 另外，次级贷款利息越高，经纪商的利润也就越高，因此经纪商更愿意把高利息的次贷产品推荐给借款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贪婪的经纪商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无需提供任何与偿还能力有关的证明，如工资条、完税证明等。通过篡改信用记录、隐瞒债务数据等各种欺诈手段，不负责任地帮助更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到款、买了房。 放贷机构间的竞争也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贷产品。如只付利息贷款，允许借款人在借款的前几年中只付利息，不付本金，借款人的还贷负担远低于固定利率贷款，这使得一些中低收入者纷纷入市购房。 美国某咨询机构曾对100笔此类“零文件”贷款进行了一项调研，发现60%借款人虚报收入。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在2006年发放的全部次级房贷中，此类“骗子贷款”占到40%。 那些借款人高高兴兴地陷入了这场金钱骗局，但几年之后，高额的还款利率才显现出来，每月还款负担不断加重，从而埋下了借款人日无力还款的隐患，一旦他们的生活发生一点变故，没有钱还月供，就面临被收回房产、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然穷人的侥幸心理也是借高利贷的重要原因，因为穷人相信自己虽然借了高利贷，但如果房价总涨，最终还是有可能还上的。 此高利贷与传统高利贷的区别 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穷人还不起钱，就动用暴利手段进行讨债，而美国的大银行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于是创新出现了，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将高利贷转让出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还不起钱，这些债属于“烂债”，因此他们必须将这些债转让出去，才可以将风险转嫁出去，自己还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可观的利润。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 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按揭证券，向市场出售。银行从市场拿回现金后，再发放贷款，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房贷的风险已经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因此，商业银行可以无节制地发放房贷，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够不够。 而对购买按揭证券的人来说，证券的收益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来支持，而且还有物业作为抵押品，因此，视其为很安全的投资工具。由此，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但投资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贷款都是高利息贷款，而还款人都是穷人，因此他们的利益从现实上看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风险被放大 随后，华尔街在抵押证券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无限制地创新金融衍生品，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创新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一旦房价发生波动，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 为了让全世界购买美国的次贷证券，美国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比如，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访问中国，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同时，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商谈购买房贷事宜。 另一个欺骗环节 为了让投资者了解这些次贷证券的风险，评级机构给这些证券产品打分、评级。然而，评级的费用却由次贷销售机构提供，它们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关系，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房价下跌，先是普通民众无力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巨额亏损，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次债危机爆发。 借高利贷买房的人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这种拥有住房的快感时，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在2008年上半年，美国343159个人失掉住房，让穷人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穷人的信用情况不够贷款资格，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这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这一切好像是市场自发做到的，实际是被一只黑手操纵着，这只黑手就在华盛顿。 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美国的穷人白住了两年房；美国的金融公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最后一破产，所有债务都不用再偿还。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这些投资者才是这次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1 传统的高利贷损害的是借贷人，当然如果借贷人实在还不起，放贷者也会受到损失，而这种创新过的高利贷模式，则放贷人的风险转嫁到了全世界的投资者身上，而那些投资者的损失则永远没有人替他们弥补。 第三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二 政治根源 ——战争、减税与金融危机 大家都知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父亲老布什有一个终身遗憾，那就是赢得了战争，输掉了大选，而上任后的小布什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果他不像他父亲那样留下遗憾，就必须在对外战争的同时，也要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而小布什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和制造房地产泡沫来实现的。 减税导致财政赤字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下降，到1999年实现首次财政盈余。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小布什任内，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耗资巨大，再加上减税，导致收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第二年财政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财政赤字无法承担公共住房减税 高企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因此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公共住房投入是大幅削减。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希望六号计划”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而小布什从2003年起，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项目的资助，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展开，其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可谓一落千丈。 在任何国家，住房都是个大问题。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应该纳入社会保障，由公共财政来解决。在社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这是一个常识。 如果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责任，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是一个常识。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住房拥有率“当作政府的施政重点。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这是非常经典的概括。 全世界买单 小布什也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但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一直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到了小布什时代，得到了“巧妙”的解决，其后果就是全世界都在饱受金融危机的折磨。 那么，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如何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并且不需要政府付费呢？这种看来异想天开的事情，在小布什任期内，变成了现实：鼓励穷人贷款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 美国借助资产证券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不仅房屋数量快速增长，房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年的约142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的约204平方米。 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一场金融行动及其不可预料后果 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美国穷人贷款买房人欠下了那么多的债务，英雄的小布什还想在自己下台前再为美国人民做一件大事，那就是帮助美国人将债务赖掉。希特勒为了赖掉债务，不得不发动一场战争。而美国则简单的多，于是一场新的布局开始了，布什请来了鲍尔森和伯南克这对黄金搭档，此二人一个是光头，一个是大胡子。首先伯南克急速提高利率，导致出现还不起房贷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的情况下，美国就大肆炒作次债危机概念，导致美国债券贬值，投资者损失巨大，这就是美国的次债危机。 本来美国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但是小布什没有想到的是，华尔街的内讧开始了，华尔街现在最有实力的当属高盛，而且高盛还掌握着政治权利。这时高盛另一个阴谋开始了，那就是利用次债危机将自己的竞争对手消灭，于是大家看到的结果出现了，雷曼兄弟倒掉了。雷曼兄弟破产后，其CEO曾经大声质问，为什么雷曼兄弟是美国唯一没有救助的公司，其实原因他自己最清楚，那就是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是鲍尔森，这个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干了点私活。 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玩火自焚，美国受的是内伤 美国本来设计的天衣无缝，但百密一疏，一场金融大鳄之间的内讧毁掉了美国，这场内讧虽然在小布什的预料之外，但绝对在情理之中。很多忧国人士说美国是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但是大家看不到的是美国受的是内伤，美国只想搞出个次债危机，次债危机演变成华尔街金融危机是美国预料之外的，属于玩火自焚，如果只是发生次债危机，那美国绝对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发生了金融危机，事态的性质就不同了，主要表现为美国的支柱产业金融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美国救市加大了财政赤字，另外最大的在于美国国家形象的受损，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模式及美国信誉的受损，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很难用金钱弥补过来的，美国二战以来积累的信誉可能被彻底挥霍掉。 附文： 《美新财长上台，中国应高度关注》一文节选 注：笔者本文在美国财长鲍尔森上台的第二天即2006年6月8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网的读者来信栏目，文章编号：【1275】 长久以来，布什一直在寻找"鲁宾"式的财政部长，在经过小布什的三顾茅庐之后，亨利．鲍尔森，这位华尔街金融高手，这位“掌管着华尔街”、“华尔街最著名和最诡秘的公司”——高盛集团现任首席执行官终于同意出任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也是布什政府的第三位美国财政部长，小布什总统终偿所愿。 鲍尔森在许多方面是与美联储新任主席本．伯南克是相得益彰的完美人选，被认为是克林顿时期财政部长鲁宾和格林斯潘组合的“翻版”，鲍尔森现在面临的局面与当年鲁宾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邀担任美国财长时类似，当时美国也是债台高筑、金融市场动荡。 鲍尔森，在过去15年里，访问中国不下70次，被认为是华尔街与中国最有缘的高层人士的“中国通”，他所供职的高盛集团曾协助多家中国公司在海外成功上市，其中包括中国石油、平安保险和中国银行等大型IPO等。在中国金融即将开放的时刻，这位与中国有密切往来的金融大师加入布什内阁担任财长，是否意味著白宫对中国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大国在战略上会有什么变化。罗伯特．鲁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与此同时我们亚洲却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美国直接导演了这场危机，但种种迹象已经表明鲁宾，格林斯潘与索罗斯都与这场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影响最深重的国家更是深信这一观点。 中国有句老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金融也正逐步开放，此时布什邀请熟悉中国金融的人士出任财政部长，这是否意味着狼来了，东南亚经济危机那悲惨的一幕，是否会在中国上演，全球都在屏息注视，中国更应该高度戒备。 新注：笔者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次债危机爆发，两年后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损失数千亿美元。世界上准确预测到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并非笔者一人，但他们都是从技术角度预测本次危机。与他们不同的是，笔者是从小布什的“人事布局”来预测此次危机，这也是笔者预测本次大危机的独到之处。因为任何一场伟大的政治行动都是从人事布局来开始的，人事的变化往往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前奏，而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经济行为，实际上被“幕后之手”操纵着，美国的政治人物都脱不了干系，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不作为”的放任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本次危机，中国也损失不小，最直接的是大型国企的套期保值损失，这些企业中一部分都是高盛将他们送到资本市场的，另外美国两房退市，中国债券失去了流动性，这在商业上看，似乎还不能定性为损失，但是如果从战略上看，中国则属了一阵，因为中国从此已经失去了中美战略对抗的主动权。中国的债权不能通过二级市场规避风险，中国债权能否收回来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人道德水平。 第四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三 学术根源 ——新自由主义、政府放任与金融危机 一些学者，他们不关心政治，凡事总喜欢从学术角度分析问题。如果这样的话，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则可以勉强算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自由主义为理想，以减少政府干预为目标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内容主要包括：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等市场的干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等。 里根总统开始的改革的确取得过一定成效。例如，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回升，失业形势得到一定缓解等。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别的是，新自由主义包含很多派别，里根采纳的是新自由主义中供给学派的主张，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大多偏离了供给学派的主张，甚至演化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早期的供给学派重视投资，里根时期美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造运动；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这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点；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鼓励储蓄，后期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借贷。很多人认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是自由主义的成功，而笔者则认为里根繁荣是国家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在2001年美国遭遇“9?11”事件之后，为刺激经济增长，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将银行利息降至1%，无限量向金融机构放贷。而当2002年美国经济开始强劲复苏时，格林斯潘却迟迟不加息，直到2004年才逐渐加息。 与利息率相对应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储蓄率不断下降。上世纪70年代国民储蓄率的平均水平为10.3%，80年代降至7.6%，1990年降为5.5%。2005、2006年居然为负数，2007年为0.5%。 在利率政策的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进入到一个超前消费的时代。住宅面积不断扩大，汽车不断换新，孩子要上私立学校，购物讲究名牌，娱乐休闲支出大增等等。但是，这些是建立在未来经济持续繁荣，收入会继续增加和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的幻觉之上。 在上述经济政策之下，虽然短期来看实现了经济繁荣，民众却背上了难以想象的债务包袱。 近三四十年来，美国老百姓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据统计，在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的小时工资仅与35年前持平，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流入富人的腰包，这几十年来美国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美国后期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开放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例如，1982年，美国国会立法给予储蓄机构与银行相似的业务，却不受美联储的管制。储蓄机构可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发放商业抵押贷款和消费贷款，甚至购买垃圾债券。1999年，美国政府又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 政府放任经济导致危机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华尔街的投机气氛日益浓厚，华尔街的投行们在贪婪的驱使下追逐最大利润。金融的过度创新和金融市场的日益证券化，放大了衍生产品的杠杆效应。比如，雷曼作为华尔街最大房屋贷款的持有者，杠杆比率竟然高达40倍。华尔街的多数金融机构越来越倚重在金融衍生品上牟利。 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为消除泡沫带来的影响，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房地产经济，从而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当然，其间累积了越来越大的风险泡沫。而格林斯潘掌管下的美联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 有报告说，2007年全球实物经济10万多亿美元，GDP为近5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为681万亿美元；全球GDP与全球金融衍生品相比则为1：13，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为1：68；美国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91还多。而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货币循环全靠投机和高杠杆运作，虚拟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一旦泡沫破裂，就必然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给全球各国经济造成极大灾难。 截至2009年9月底，美国国债高达11.9万亿美元。另外，美国在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上的负债高达59.1万亿美元。美国现在的总负债已经超过69万亿美元。如果从2001年算起，截止到2009年11月，美元兑西方一篮子货币比价贬值了约31%。这已经给其它持有美国国债的国家和美国的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是不牢固的。从2006年底开始，虽然美国房地产价格只是稍稍趋于下降，但是，经过金融衍生产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剧烈放大作用，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危机就难以遏制地爆发出来。先是次贷危机，然后是金融危机，再到可能发生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当前遭遇的危机，根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它不是一场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危机。美国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是对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导致问题的一次总清算。 第五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四 技术根源 ——经济学数学化与金融危机 在分析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政治根源、学术根源外，很多人还想了解，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华尔街能够创造出那么多的金融衍生品？本节我们就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 一个数学公式摧毁美国 一年前，人们总认为，像李祥林这样的数学天才可能会得到诺贝尔奖，因为金融学家的确获得过诺贝尔奖。李祥林的成果与以前获诺贝尔奖的学者的贡献相比，更有广泛影响力。 李祥林的研究是确定资产间的相关性，也就是将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用数学模型来量化。这是金融领域中的一大难题。李祥林的公式能以数学手段衡量风险。基于这一公式，金融机构能够大胆地出售金融衍生品，将金融市场扩张至几乎不可思议的水平。 从债券投资者、银行，评级机构、监管机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使用李祥林的公式。很快，利用这一公式来衡量风险的方法已经在金融领域深入人心，并且帮人们赚到了大量金钱，使得任何对此公式局限性的警告都被人们忽视了。 然而，突然间，使用这一公式的人们发现，金融市场开始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变化。小小的裂缝在2008年演变成了巨大的峡谷，瞬间吞噬了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将全球银行体系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引发了这场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的经济危机。 可以肯定地说，李祥林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一个数学公式怎会给金融界带来如此毁灭性的结果？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快速扩张，数以万亿计美元要进入市场，若投资者能够找到确定资产间相关关系的方法，这些资金便能顺利进入市场。这个问题谁解决了，华尔街都会非常感谢他。 李祥林，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中国农村，成绩优异，获得了南开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MBA学位。在此之后他继续深造，先后获得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精算学硕士学位和统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他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开始了他的金融职业生涯，后来就职于巴克莱资本，并在2004年负责重建其数量分析小组。 李祥林在《固定收益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名为《论违约相关性：相依函数方法》的论文。该论文以相对简单的数学方法判断违约相关性的依据。这是对一个对复杂问题巧妙简单化。只用一个最终的相关性数据，一个简单明了的数据就代表所有需要考虑的东西。 有了这一风险定价公式，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到了新的无限可能。他们马上着手创造大量新的3A证券。而像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再也不用管这些证券背后所代表资产的各种风险，他们只需要考虑这个简单的相关性数据，然后就出来了一个评级，告知人们这些资产的风险到底多高。 后来，已经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的产品包含了什么基础资产，一切只需要李祥林的函数公式就可以了。这一公式几乎是普遍适用，于是，无论是银行打包新的债券，还是交易员、对冲基金对这些债券进行复杂的交易时，大家都会用到这一公式。 读者可能很想了解这个公式的内容，对不起，李祥林的论文及公式目前还没有汉化的版本，在中国也没有应用。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公式，我们只需要知道它就是个数学公式就可以了，这个公式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能从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房价一直在上涨，因此住房贷款之间违约的相关性就相对比较小。一旦房市的繁荣时代结束，整个国家的房价都下降，房贷违约的相关性就会骤然飙升。其实对房贷进行资产证券化的银行也明白，这一公式对房价的上涨非常敏感。一旦房价下跌，所有被评为3A的无风险债券都会瞬间崩塌，没有退路可寻。但面对眼前巨额利润的诱惑，没有人能抵抗得住，他们要做的就是一边享受暴利一边祈求房价继续上涨，然而不幸必然会到来。 金融危机中，李祥林不应该被指责。2005年秋，李祥林也曾在《华尔街日报》表示，很少人真正理解这一公式的核心。毕竟，他只是发明了这一数学模型。应该指责的是那些滥用模型的金融机构，是他们的贪欲导致整个金融界盲目地逐利，对这一模型的局限型忽略不计，对外界的警告充耳不闻，这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这就象爱因斯坦的公式被用来制造原子弹,但应该受谴责的是爆炸原子弹的人。 2008年，李祥林回到北京，现任中金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风险官。2 谈到这里，我们实际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华尔街为什么那么偏爱数学公式，这还要从经济学的数学化说起。 深层次根源 数学公式在金融上的应用，只是数学公式在经济学应用的冰山一角，现在的经济学到处充斥着数学工具的身影。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例，书中满是各种函数曲线的应用和函数表达式的推导。而这只是经济学的入门课本。而在整个经济学领域里，边际分析、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以及随机数学、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这些与一般人认为的“经济学是文科”的概念大相径庭。数学模型与经济现实难以吻合。经济理论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也就偏离了现实，经济理论若符合现实，则无法数学化，即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目前经济学的选择是：宁肯不符合现实也要做数学模型。现实世界太复杂了，数学工具根本无法驾驭，数学模型，大都对现实进行了简化。 数学模型的结论只适用于一种假设情况。对于复杂的社会现实，数学模型的参考价值不大。最差的情况就是模型完全曲解了现实，经济学做了一堆模型，但现实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因此，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的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产生这种问题的大背景及最根本原因。 第六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五 公司治理根源 ——职业经理人制度、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在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金融高管的贪婪让人们印象深刻，而这些人不是金融资本家，他们只是职业经理人。华尔街金融危机中，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全面暴露,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失灵。 近几年来，华尔街丑闻不断。2002年年底,华尔街十大投资银行因以虚假报告误导投资者遭到美国司法调查,被处支付超过14亿美元的罚款，然而,时隔不到5年,华尔街再次集体挑战了道德底线。在利润面前，道德约束是多么的软弱无力,由个体行为演变到群体行为的华尔街“骗局”,认人们看到了华尔街投行公司治理的缺陷。华尔街的投行实际被职业经理人控制，由于股权非常分散，股东们不可能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只能通过买卖股票对职业经理人进行约束。 合伙制到上市公司:华尔街的约束力嬗变 合伙制是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华尔街投行的前身都是合伙制企业。1971年,拥有85年合伙制历史的美林成为上市公司,1985年,贝尔斯登上市,摩根斯坦利紧随其后,1994年雷曼兄弟上市。随着高盛于1999年5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华尔街一百多年的合伙人制度彻底告别,步入了上市公司时代。从此,华尔街投行公司治理机制发生了巨大改变。 股份公司作为企业制度的创新,将公司风险从股东转移到了债权人身上,这助长了股东和经理人进行风险投机，投行的经理们在华尔街改制后就是利用风险转移,不断地表演高杠杆动作。华尔街危机告诉我们,美国的信托责任机制也不靠谱，当然这不仅表现在投行身上，即使是实体经济也是一样。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缺陷 第一，职业经理人只愿意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模仿并通过降低成本来扩大销售量，以获取显著的短期效益，产品创新往往不受重视，因为创新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且创新要花费巨额投资，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然而，不重视创新，只重视模仿，就不可能开辟新的市场，增强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是不利于大公司的巩固与发展的。 第二，职业经理人热衷于外购新设备而不愿意自己开发和研制新设备。为了获得短期收益，美国企业的经理只关心能够降低成本的小改小革，而不愿在研制和开发新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上进行大量投资。他们宁愿让别的厂商去研制和生产新设备，自己再去购买。在他们看来，通过购买设备而不是自己设计和制造，同样可以获得新技术。但这种只注重短期成功而忽视长期设备投入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第三，职业经理人以通晓金融法律者为主，他们关心和热衷的是企业经营的融资和法律等事务，而非生产事务。随着美国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企业的经理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拥有财务金融及法律知识的人比只拥有在企业各职能部门工作经验的人更容易跻身于高级经理的行列。但他们专业知识的单一性，并不利于公司做出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这种经理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必然导致企业本身缺乏长远发展的动力和目标，经济竞争力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七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六 社会制度根源 ——公共权力私有化、政府失灵与金融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是国家经济命脉由私人控制带来的恶果。企业大到不能倒，政府必须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毫无价值的企业，而金融高管们又利用拯救资金给自己高薪用于吃喝玩乐，少数人绑架了整个国家。 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1929的大萧条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在市政、能源、交通、邮政等基础产业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使得类似30年代的大危机在20世纪没有重现。但是，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新自由主义抬头，在其影响下，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方。这也使得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做大成势 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领域，如金融、信息、汽车制造、飞机制造、房地产、能源、零售等行业，都高度垄断，多数行业的控制权都集中于3—5家私营大公司手中。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业逐渐萎缩，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从198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0.7%，而制造业的比重则从20.0%下降到11.9%。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金融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手续费、中介费、保费、管理费等，实际上是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而来的。美国金融业产值占比的大幅度增加，表明金融资本把大量利润从实体经济中转移过来，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 以灾难收场 金融资本通过创新欺诈，攫取普通民众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将要创造的价值。从2003年到2007年，华尔街信用类衍生产品的金额从不到3万亿美元增加到60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国五大银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万亿美元，美国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有10万多亿美元。 美国金融资本之所以敢把泡沫越吹越大？因为它们清楚：扩张的风险却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担，因为他们的企业已经“大到不能倒”，一旦他们出事，美国政府必须拯救，否则将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这使得金融泡沫越来越严重，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 公共权力私有化 企业监管本来是政府的责任，美国却将对企业监管交给企业评级机构等中介组织。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视为“金融市场看门人”，他们的评级成为投资者的重要依据。但美国的评级机构本身也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美国的大银行、大企业是它们的重要客户，指望这些评级机构为了职业道德、社会责任会放弃高额利润，显然是一种幻想。事实上，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不是金融危机的防火墙，而是金融危机的帮凶。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社会指责这三大评级机构未能发现“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线中的冰山”。实际上，它们不是“没发现”，而是在收取了高额评级费后，为“有毒债券”贴上“优质”的标记，与华尔街一起欺诈全世界。穆迪一位高管就坦承：“为了赚钱，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美国将金融监管的公共权力，交给了评级机构这样的私人公司，而美国评级神话的破灭，不仅使美国受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也受到全世界的拷问。 我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成功。2008年和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0%和8.7%，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这些都与我国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关。 以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保持稳定，是我国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金融稳定直接关系经济的稳定。在我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导，银行不会为了利润而放弃公众责任，另一方面银行具有很强的国家信用作支撑，人们不会怀疑银行的支付能力，防止了挤兑现象的发生。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对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就是他们的政府想在金融危机时刺激经济，银行也不会听政府的。 另外，国有企业也很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在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最大的2008、2009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7.9%和6.5%。我国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并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许多国有企业注重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主动与上下游配套企业包括非公有制企业抱团发展、共渡难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不裁员，领导班子带头减薪；等等。4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重要措施是通过国有经济实施的。例如，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占优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调整结构和技术改造等，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急需加强的领域。政府通过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资，带动民间资本投资，不仅有力地实现了保增长、扩内需、促就业的目标，而且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 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 现在市场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市场经济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政府要想介入经济必须拥有介入经济的渠道，在中国有国有企业，而西方政府只能“干着急”，比如美国政府对金融没有控制权，美联储将联邦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但是市场上仍然流动性紧缺，通货紧缩。对于实业经济更是无可奈何，只能放任失业率高企，这就是政府失灵，也就是当市场失灵时，政府也不具备调控经济的能力。这种失灵是非常可怕的，幸亏发达国家都有一定的福利救济措施，不然必定国家大乱。世界上市场失灵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还没有失灵，而这点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 第八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八大根源之七 产业根源 ——制造业空心化与金融危机 制造业不仅是用来赚钱的，他还承担着其他的社会责任，比如稳定的就业，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等，缺乏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也就失去了支撑，没有了意义，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那这个国家离衰败也就为时不远了。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制造业资本大量、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使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造成产业比例失衡。美国多年形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本次金融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近年来，美国不断地宣扬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以服务业为主。虚拟经济决定着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确，美国确实通过金融市场赚了不少的钱，但那些钱都进入了美国富人的腰包，在制造业的空心化让美国的穷人更加贫困。 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不是货币的数量，而是生产财富的能力，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对财富的消耗量超出了他的财富生产能力，他会越来越穷；如果他的财富生产能力的超过了他对财富的消费量，他会越来越富。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占有财富更加重要。 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来保证自己的经济独立和长期繁荣。但在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后工业时代的产业空心化 木桶定律高速我们，木桶的储水能力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当重要部门的功能缺失时，整体经济将崩溃。历史上比较富有的国家都有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和相关资本密集型产业。不能生产机械的国家将会走向全面的衰退，美国正在途中。 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其实只是完整经济体的小部分，美国已经抛弃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部门，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诸如华尔街的金融漩涡中。 曾经，美国是靠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成为超级大国，但现在，美国需要不断地进口诸如农机、纺织品、造纸、发动机、印刷和产品处理等机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诸如农业、服装等部门，也会因为得不到最能满足其需求的机械，最终失去技术优势。美国经济已经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反过来会损害本国的装备制造部门，最终伤害美国整体经济。美国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庞大的食利者阶层，这就极大地弱化了美国未来的国家竞争能力。 产业空洞化导致了美国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随着其他工业国家货币走强，美元开始走弱。这造成进口的产品更加昂贵，并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最终也会让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简单而言：产业空洞化-贸易赤字-美元走弱-通货膨胀-更低的生活水平。 在1970年代，美国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绝大部分需求。但如今产业空洞化导致相关产业竞争力变弱。美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产品，比如汽车、电脑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当进口超过出口时，美国又得承受巨额的财政赤字。 2008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近7000亿美元。如果要弥补巨额的贸易赤字，美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出口创汇，但是日本、德国等工业国家能够制造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不太现实。另外一条路就是减少进口产品量，弱势的美元则是减少进口的有效方式。这是以牺牲必须以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在1980年代，美国人很为美国的竞争力而担忧，但1990年代股市泡沫让人们开始出现了幻觉，认为美国又获得了主动权；传统制造业不再重要，互联网将取代传统的制造业。如果传统制造业不重要，那么没有产业真正重要，包括金融和互联网。 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是从汽车制造业衍生出来、为消费者购车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企业，到后来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业，最终把通用汽车的主业――制造业拖入了“毒资产”泥潭。从一个侧面可以说，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度”正是栽倒在“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投机问题上。通用只是一个典型。危机发生前，美国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80%。然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导致泡沫膨胀、破裂。5 从西班牙和英国的衰落看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风险 自世界进入近代和现代以来，曾经诞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国、美国。而此前两大霸主，都已经日落西山，其衰亡历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的美国。以西班牙为例，其16世纪鼎盛时期，殖民势力范围遍及欧、美、非、亚四大洲。但是在西班牙本土，各种奢侈品消费兴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日益萎缩，英国、法国、荷兰的加工业占领了西班牙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由于母体经济的残缺，西班牙国内经济缺少自我调整能力，其海外殖民地或独立建国，或被新起帝国侵吞，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被英国取代了霸主地位。 英国的衰落过程与此类似，持续两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霸主之后，英国本土的工业，也日益空心化，金融等高利润行业才是本土商人热衷的事情，在一战和二战之后，英国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此前依靠海外资源掠夺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英国也由此衰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一直是一个内生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新能源、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美国仍然走在世界前面，具有巨大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击风险的能力。美国与当年的衰落时期的霸主西班牙、英国有巨大的不同，因此我们还不能判断美国也会像前面两个帝国一样衰落下去。6 当金融服务业超越实体经济边界，金融资本必然反噬实体经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危机让人认清了经济过度脱离制造业实体的危险。理虽如此，但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企业的获利冲动常常会被短期利润所诱惑而忽视风险。在此情形下，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实不可少。 第九节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八大根源之八 社会治理根源 ——政府社会脱节与经济危机 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我国的毒奶粉事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事件，如果单纯的从商业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或解决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们暴露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缺陷，这样缺陷也只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社会治理危机。 当企业所在的行业，有一家企业由于不道德竞争获得了巨大收益的时候，这种不道德竞争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制止，那么全行业的大部分企业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入到这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当中，大家在道德败坏的道路上开始赛跑，最好以一场社会灾难收场，比如中国的奶粉行业，美国的投资银行业都是这种情况，而那些没有酿成社会灾难的行业，也还在侵害着社会的利益。 频繁的社会灾难源于全球性社会治理危机 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社会治理理论是小政府主义，这种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滥觞。这种小政府主义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年实行小政府主义的国家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重的现象，小政府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也并不明显。 其实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基本上是经济学家唱主角，而社会学研究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延伸，比如二战后社会学界最火的两个理论，一个是中产阶级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最火；第二个就是小政府理论，小政府理论在八十年代及以后最火。中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基础是罗斯福改革，其经济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小政府主义的诞生基础是上世纪的里根-撒切尔改革，而里根改革的其经济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特别是供给学派的理论。 因此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而诞生，而必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消亡而消亡。 小政不是无政府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进一步可能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房地产行业等，均是如此。 笔者认为现在不是小政府与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世界不能在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进行摇摆，而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这才是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商业灾难才可以避免。 为了弥补政府退出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脱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 灾难本可避免 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存在着不专业的情况，现在社会上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政府对这些问题又不可能了如指掌，而行业组织则不同，他们经常与企业进行接触，对行业情况相当了解，可以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出现的问题，比如三聚氰胺问题，这些问题如此之严重，相关企业的人肯定对这些行业潜规则心知肚明，但政府就不一定知道。 其次，很多时候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因为政府不宜过度的介入社会领域，因为商业行为在没有发展到危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如果有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存在，就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的形式将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就可以将行业内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像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第十节 为什么布什不能成为里根？ ——“投资强国”和“消费败国”的两个典型 谈到美国经济，有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罗斯福、里根和小布什。罗斯福新政缔造了美国繁荣稳定的中产阶级社会；里根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美国的繁荣，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消失了；到了小布什时期，美国的繁荣也没有了，中产阶级社会也没有了，可以说小布什彻底败坏了美国。 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在经济上一直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民生上实行高税收以保障社会福利。美国在大萧条以前，民众的消费能力被严重透支，因此再依靠民众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恩斯主义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加大政府的需求以拉升经济，在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美国踉踉跄跄的走出了经济危机，二战后美国实现了经济繁荣，这时美国的高税收制度保证了民众的收入差距也不可能拉的很大，因此这段时间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中产阶级社会”时期。 但是凯恩斯主义在有力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重大隐患，20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触发了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即滞胀。在长达7~8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资本严重过剩并在慢性危机中被销蚀；到80年代初，美国工业有25%开工不足，通货膨胀率高居两位数，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在对付滞胀方面，凯恩斯追随者不断进行修改完善的经济政策已经失灵，受到了普遍的抱怨。 从尼克松、福特到卡特三届政府，都没能使经济走出滞胀，里根上台后，认为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供给的不足、供给的竞争力不足，因而它将政策的重心从需求转向供给，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主要内容为：①，提高利率以鼓励储蓄与投资，推动经济发展。②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降低通货膨胀率。③紧缩社会公共开支以平衡财政预算。④重振军备，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用军事实力补充或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 供给学派注重经济运行的供给方.供给学派还主张实行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使劳动者,投资者和消费者有更多税后收人以此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里根上任的第二个年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此时大量资金的投资重点不是放在扩大企业规模上,而是加快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实现生产的高度现代化.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1984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高达5.7%,大大高于以往任何一年,这些投资的大部分是用于老厂改造的.在纺织业投资了3亿美元更新设备,达到使用计算机及其它高度精密技术设备的高技术水平,使原来以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为其特征的纺织业,一举跨入高技术行列.里根的供给改革就是美国官方主导下的一场全社会企业技改运动。里根改革可以看做是政府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 投资的增加,一方面必然引起对生产资料的大规模需求,进而促使对消费资料需求的扩大,促进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最新技术和设备的采用,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这种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 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从根本上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里根所开创的经济政策新理念并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的政策框架，为经济增长，甚至为电脑、网络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增长率的经济局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经济"这个名词.克林顿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少有的幸运儿。“冷战”的结束，在军备竞赛方面的支出大为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逐年缩小成了自然之势。 里根成功与小布什失败的区别何在 无论是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不少的“里根迷”，当然他们崇拜里根，并非因为里根是演艺明星出身，而是因为里根经济政策的成功，而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里根经济成功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里根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利率，刺激储蓄，以提高投资水平，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减税政策却导致了财政赤字，社会保障水平下降、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几乎对经济刺激作用不大，现在人们总喜欢强调其“减税”，而忽略了其促进企业投资的一面。 小布什上台后，他好像是翻版里根的经济政策，比如在减税和加大军事开支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布什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甚至提出了废除遗产税这一极端措施，在军事方面，里根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而布什则搞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但此二人的经济政策有着根本区别的。小布什上台后，实行降息政策，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贷款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以低息贷款鼓励美国人消费，众所周知，小布什任内美国人的信贷消费达到了历史的巅峰，而此时制造业的空心化却更加严重！ 布什与里根最大的区别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信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在政策上，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而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带领美国重新开启繁荣，一个人将美国引入深渊。 低利率陷阱 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刺激投资取得了成功，而小布什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取得了失败，笔者认为低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这样银行的储蓄规模就会减小，银行储蓄规模减小，也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因此低利率政策会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减少； 其次，低利率导致消费资金挤占企业的投资资金。 当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同时受益，但银行更偏好于具有稳定收益的居民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比投资信贷安全的多，这必然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银行储蓄又被消费信贷分去了一大部分，这样能够用于企业投资的信贷就更少了。因此实行低利率的结果一般都是刺激了消费，而对投资刺激并不大。 第三，低利率也造成短期投机行为，在银行低利率下，富人会将将自己的资本投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会将造成资产泡沫，间接伤害到实体经济。 可见低利率政策会从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实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而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不但达不到，反而由于储蓄资金被用于了消费和资产投机，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从实质上不是刺激了企业投资，而是伤害了企业投资。 第十一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笔者指出计划经济“养懒人”，市场经济“养坏人”，坏人对经济的危害比懒人要大的多，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2、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笔者提出“高利贷”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商业根源。 3、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政治根源，笔者指出是华尔街高盛与雷曼兄弟之间的内讧导致次债危机演变成了金融危机。 4、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笔者提出新自由主义是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学术根源，早期的新自由主义重视生产，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消费；鼓吹信贷消费和资产投机，这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 5、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技术根源，笔者指出表面上是李祥林的数学公示摧毁了华尔街，但经济学的数学化，经济学过度引入数学模型导致经济研究偏离现实才是最根本原因。 6、针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笔者指出私人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是导致导致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社会原因。 7、对于里根经济模式，笔者指出，里根经济政策中的提高利率，刺激企业投资政策导致了经济恢复繁荣，而其减税政策则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消失，对刺激经济作用不大。而后人总是看到了其减税政策而忽略了其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的一面。 8、针对里根的成功与小布什的失败，笔者指出二人经济政策最大的区别就是里根鼓励储蓄和投资，而布什鼓励信贷和消费，政府如果鼓励储蓄和投资，则国家发展后劲十足，而如果鼓励借贷和消费，则遗患无穷。 9、针对低利率政策的危害，笔者指出，低利率政策一般只会导致过度消费与资产投机，而不会刺激到企业投资。 本章参考资料 1、时寒冰中国怎么办机械工业出版社 2、摧毁华尔街的秘密公式易富网2009年3月12日 3、常清公司治理机制失灵导致华尔街危机上海证券报， 4、郎咸平彻底否定神化的韦尔奇：是他制造了GE泡沫搜狐财经，2009年5月28日 5、通用：一个老板一场革命财富杂志，2004年6月30日 6、美股评论：伊梅尔特是GE的灾难新浪财经，2010年3月09日 7、家族继承人与职业经理人的两难选择新财富杂志，2010年4月8日 8、从国际金融危机看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央视网论坛，2010年4月2日 9、美国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崩溃商业周刊网，2009年6月5日 10、张朝聘金融危机悬疑20问人民论坛，2008年11月18日 第四章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的形势与道路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讲到国际形势，读者您可能会想到军事战争、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这些都不重要，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国际形势就是中国能否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在做，世界在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我们照搬苏联；八十年代我们学习新加坡；九十年代我们羡慕阿根廷；本世纪初我们又模仿美国，偶像相继倒下，我们在吸取他们的教训的同时，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0年-2020年）一定要走出自己的模式。 研究大国崛起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拍的确实挺好，但大国崛起都是至少100年前的事情，世界形势早就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研究大国崛起，还不如研究世界经济败局，这比研究大国崛起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而在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败局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经济败局，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败局、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亚洲四小虎经济败局和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 这些经济败局，首先败的特别惨，这些经济体在发生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其次这些国家都败得特别窝囊，比如阿根廷资源及其丰富，这个国家仅仅靠卖资源就可以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可自己的资源却莫名其妙的成了国外资本家的。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是那么的强大，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道路，以碳排放量为例子，俄罗斯现在的碳排放量到现在还不如苏联时期。我们再看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刚刚上路，就被国际金融大鳄打劫了一下子，至少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日本也是长期经济低迷，因此研究世界经济败局非常有意义。 本章就从这些内容展开。 第二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美国经济败局 ——高消费与美国经济败局 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已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这块石头就是高消费。美国摔的这三跤分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这几次危机的形式虽然不太一样，但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1929年的经济危机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到1855年左右，一台缝纫机要65到150美元，而普通家庭的年收入才500美元左右。1856美国人推出了分销付款销售缝纫机的商业策略，这么简单的想法执行之后，大获成功！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在私人轿车面世的初期，从1899至1909年间，每辆车的价格从1559美元上升到1719美元，而当时一般工人的年收入才800美元左右。1913年，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第一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专门向普通大众提供汽车消费贷款，买车者只需付四分之一的预付款，剩下的分期付。这个行业此后快速发展，1917年美国有几十家汽车按揭贷款公司，到1922年时有近一千家，到1925年则上升到近1700家，1919年，通用专门为其汽车的销售服务成立自己的汽车按揭贷款公司，。 而美国社会对负债消费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变得普遍认可。主要原因是，这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版了两卷研究著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该著作为借贷消费正名。1927年后，分期付款消费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了，而是被社会广泛接受。 到1920年代末，借贷消费、“先买后付”已普及到美国各种耐用品、甚至非耐用品市场。像通用汽车那种靠“信贷促销”制胜的策略，在各个行业竞争中，被广泛使用，1910年，全美国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总额只有5亿美元。到1929年已上升到70亿美元。到大萧条来临时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 信贷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透支家庭消费能力 首先，在于他大大透支家庭的消费能力，很多家庭的负债累累，这样也就将全社会的消费能力置于非常脆弱的境地，经济稍微有些波动，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大幅减低，因此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虚假的消费能力可能带来企业产能过剩 其次信贷消费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时企业产能大幅扩张，但是这种消费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一但消费减少，企业的产能过剩就马上暴露出来，因此上世纪的大萧条期间产能过剩是明显特征； 信贷消费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 再就是，信贷消费将金融机构推向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经济出现波动后很容易发生金融机构的倒闭，最后信贷消费占有了大量的储蓄，而这些储蓄本可以用于企业的投资，导致企业后劲不足，因此信贷消费是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时期，美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需求不足理论，因此凯恩斯主义想方设法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政府的需求。而政府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投资需求，二是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罗斯福时代，政府做了很多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等工作，这些经济措施，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实际上是为了花钱而花钱，政府实际上是在扩大消费需求，因此罗斯福时代经济发展也不是太好，而二战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属于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7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将更多的钱用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这实际上是扩大政府消费需求，这时美国经济也就走进了滞涨。 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总结，那就是政府支出具有两面性，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则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支出用于消费则会对经济产生伤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先后经历了消费凯恩斯主义、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三个阶段，其中只有投资凯恩斯主义才对经济发展有利，而消费凯恩斯主义和军事凯恩斯主义对经济都是有害的。 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实际还有一种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没有实践的，那就是福利凯恩斯主义，福利开支也属于政府开支，北欧经济就是典型的福利凯恩斯主义，北欧欧洲经济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他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开支直接用于民众福利，因此政府开支越大说明民众享受到的福利越多，这与那些非福利性质的纯政府消费是截然不同的。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又可以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福利化经济政策，而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的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了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也应该适度的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中国经济的秘诀 樊纲先生在总结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时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创造了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而他所指的“凯恩斯主义世界”是指中国政府对经济繁荣的成功管理，诚然樊纲说的中国政府成功管理繁荣是非常正确的，但这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不沾边，中国政府管理繁荣根据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原理，是为了防止产能过剩和原材料紧缺引起通胀，这才是根本，与凯恩斯主义关系不大，因此樊纲或者是在错用，或是根本就不懂凯恩斯主义是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成功确实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但是这种真正的“凯恩斯主义世界”不是体现在管理繁荣上，而是体现在“投资凯恩斯主义”上，中国不遗余力的改善基础设施都对改善经济效率功不可没，这才是中国正确运用凯恩斯主义之所在。 近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是中国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的需求也更多的体现了出来，如果说政府要继续实行正确的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由投资凯恩斯主义过度到“投资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凯恩斯主义”并重，这两样都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三、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高消费就更加明显，房子越来越大，汽车越来越好。华尔街金融危机诱发因素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买房本来就属于消费。 现在的美国可以说是个债务帝国，联邦、各州、企业、居民等都是债务累累，这些债务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比如美国政府这些年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美国的福利支出也没有增加，反而削减了很多，可奇怪的是美国的联邦和州竟然欠了大量的债务，学者预计2104年美国国债将达到美国GDP的140%，除了政府外，民众也开始高消费，家庭和个人债也是天文数字，据政府经济学家的预测，仅仅是这些国家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再加上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所需要的开支，就将消耗美国政府截至2020年的联邦收入总额的80%。可见高消费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信贷消费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企业缺乏投资资金。1 美国的三次经济危机都是高消费所致，消费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首先，高消费可以导致居民储蓄下降，其次信贷消费又占用了银行中本来就不多的储蓄，这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就会使企业投资缺乏资金支持，而企业一旦缺乏了投资资金，经济增长必然产生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美国高消费失败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还在中国宣扬消费性社会，不知居心何在。 第三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阿根廷经济败局 ——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经济败局 阿根廷经济的百年兴衰 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至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3797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的80％，比同期的法国和德国都高。 然而一个世纪以后，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 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了许多不冻港。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 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了所谓"牛皮文明"。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终因不敌英国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 阿根廷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美地区传播、扩散开来，并由此主导了整个拉美地区经济界、政治界的思潮。在20世纪的90年代，阿根廷政府进行了新的经济改革计划，实行了以对外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包括： （1）解除众多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出口业务中，谷物、牛肉、皮革、羊毛、油脂等农牧产品及制成品历来是阿的主要出日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进口商品主要包括化肥、机器设备、运输工具、铁矿砂、煤炭、精密仪器等工业制成品和原材料。从1989年以后，政府解除了许多进口限制。除药品、食物、国防材料及其他特殊商品须先征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外，其他产品可通过特殊的进口统计系统登记。 （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 梅内姆政府上台后，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造，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吸引外国资本。政府先是拍卖大批中小企业，接着把所有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出租。 （3）完全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除中央银行外，阿根廷国民银行是惟一的全国性官方商业银行。大批外资商业银行都在阿根廷设有分行。政府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润出入自由。各国投资者可以在各经济领域，包括敏感的部门如石油、交通、通讯、广播、报纸、杂志等，外资无论数量大小，无论投入任何部门，都可随时抽出；外国公司有权将其资本及其所得利润随时汇出国外，无须任何批准手续；对进入外汇市场的外资无任何限制；外资不受歧视地参与阿根廷的私有化项目，包括电讯、石油、电力、天然气、运输、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部门，并与阿本国公司处于平等地位。 （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的制度。 梅内姆政府在1991年采取了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的制度，这使阿根廷实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增长。但比索与美元挂钩，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的产品很难与采取浮动汇率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 阿根廷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 （1）国民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不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导致经济在多方面丧失了独立性，当前阿根廷的经济基本上被外资所控制，不但制造业、商业、服务业，就连属于战略部门的金融、通讯、军工、能源也被外资掌握。在阿根廷100家最大企业中，绝大部分已被外资所控制，利润大量汇出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2）贸易自由化也带来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 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和外贸赤字等一系列问题。70年代以后，阿在工业化过程中，出口商品结构改善，工业产品在出日商品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在90年代实行贸易自由化后，不合理的出口商品结构回归。外国商品充斥国内消费市场。结果是外贸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几年国际收支出现资本净流出现象，使阿丧失了偿还外债的能力。 （3）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 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4) 僵硬的货币局制度使本币价值被严重高估,削弱了阿经济竞争力。 阿根廷之所以在1991年选择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局制度,即货币发行量以国际储备为基础。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使得比索也随之被逐步高估,商品进口便宜,出口较贵,进而逐步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经常性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国际储备逐步减少，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打击了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 (5) 国内政局不稳是果也是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民主化不断发展,党派之争也日趋激烈,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执政党欲推行的一些经济政策受到很大掣肘,难以落实,不仅中央政府债务管理失控,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失控。由于国内问题的累积,政府高层也产生了矛盾,过于简单化、行政化应对危机的措施使民众对政府大为不满,导致政权频繁更迭,12天之内换了五位总统,炙手可热的总统宝座一时成了烫手的山芋。政治危机又使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加重。2 笔者认为阿根廷政治不稳定，政党争斗是产生以上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执政权是政党的生命，因为如果政党连执政权都保不住，怎么可能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呢。 第四节 世界经济大五败局之俄罗斯经济败局 ——经济快速转型与经济败局 1991年底，苏联解体。当时，俄罗斯国内主要存在着两大派别。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政府派，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主张是：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俄罗斯转型，力主推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宣称：俄罗斯能够在若干个月内实现市场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 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他们主张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但认为应该采取让政府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走“特殊的俄罗斯式的转轨道路”，这一派的观点和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保守派，因而在俄罗斯始终不占主流。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放开物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休克疗法的第一步是放开物价。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物价放开没过多久，物价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货币紧缩压垮企业 休克疗法的第二步，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与物价改革几乎同步出台。财政紧缩主要是开源节流、增收节支。税收优惠统统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缴纳28%的增值税，同时加征进口商品消费税。与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减了公共投资、军费和办公费用，将预算外基金纳入联邦预算，限制地方政府用银行贷款弥补赤字。紧缩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贷款利率，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以此控制货币流量，从源头上抑制通货膨胀。可是，这一次政府再次失算。由于税负过重，企业生产进一步萎缩，失业人数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济补贴和直接投资，财政赤字不降反升。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货币18万亿卢布，是1991年发行量的20倍。在印钞机的轰鸣中，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流产了。 私有化变成了权贵化 休克疗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规模推行私有化。俄罗斯认为，改革之所以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主要在于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主体，竞争机制不起作用，为了加快私有化进程，政府最初采取的办法是无偿赠送。经有关专家评估，俄罗斯的国有财产总值的1/3约为1.5万亿卢布，刚好人口是1.5亿，以前财产是大家的，现在分到个人，人人有份。于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1992年12月，盖达尔政府解散。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 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4%，物价飞涨5000多倍，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0%，失业率更是高达30%。到2000年底俄罗斯人的货币收入总量不足美国人的10%，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也在恶化，有专家估计，俄罗斯人均GDP生产要达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水平，GDP每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也需要15年的时间。3 俄罗斯的问题到底出在哪？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方面： 短缺经济而放开物价必然导致物价飙升 首先，计划经济本身是一种短缺经济，也就是人们有钱买不到东西，而市场经济本身是过剩经济，也就是东西很多，而人们没钱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贸然放开商品价格，必然导致抢购风潮，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我国在1989年的价格闯关引发的悲剧也是因为这方面原因造成的。 产能不足而紧缩货币必然导致企业破产 其次通过货币紧缩来抑制通货膨胀也不靠谱，只有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才适用于货币紧缩政策，其他情况下都不宜轻易的紧缩货币。俄罗斯面临的问题是消费旺盛，企业的产能不足，这时紧缩货币不能抑制到旺盛的消费力，反而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产能下降，进而导致供求关系更加紧张，引发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俄罗斯就属于这种情况。 市场机制不健全而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化 物价可以一下子放开，财富可以全部私有化，但是市场机制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供求关系也不能马上理顺，企业家不是一天可以培育出来的。一人一份的私有化证券，相当于货币的增发，本来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而那些有权势的人在急速私有化过程中聚集了亿万的财富，而这些人本身不是企业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聚敛财富，而非经营企业。 为什么会选择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只要对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赞成采用这种方法，俄罗斯的各种经济措施都表现出来的那么急功近利，归根结底还是由俄罗斯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叶利钦的执政时间是有限的，如果用十年或者更长是时间来实现经济的转型，他根本就等不急，因此他采取这种极端的激进措施最终还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俄罗斯转型失败既是经济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 俄罗斯领导人在结束了一个自认为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及时的建立起一个新的可以使国家走向强盛的社会制度。俄罗斯的改革成为了国际笑话，其结果是使人民受难，国家崩溃，民族受辱。 美国战胜苏联不过是“蛮族”的胜利 美国战胜苏联，与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战胜农耕民族是一样的，苏联属于内生增长型的经济，美国属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外生增长型的经济体通过产业转移，自己只做附加值最高的高端产业，虽然可以短期内领先，但是一旦失去了外生条件，经济必然停滞，甚至是崩溃，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美国这种外生型经济失去了外生动力导致的经济危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失败，受害的确是两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是更多国家的人民。缺少了苏联的制衡，资本主义的本性再次暴露无疑，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不断拉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再次拉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如果一个制度不是以改善民生为目的，或是其结果没有改善民生，那这种制度无论如何标榜自己多么的自由文明，这个制度也是野蛮的。 第五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日本经济败局 ——政治动荡、资产泡沫与经济败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被世人称之为“日本经济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开始了外汇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逐步放松外汇和金融管制。 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升值 放松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自由化的后果是日元币值的迅速升高，在3个月内，日元从1美元兑240日元升至1美元兑200日元，到1988年竟攀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1988年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与1971年固定汇率制下的日元相比，升值了2倍。结果导致日本出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日本在全球贸易市场的竞争力，使得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开始趋缓。同时日本经济悲剧的序幕也由此慢慢拉起。 为了减轻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引擎的内需型增长策略。 而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金融机构自由化进程加快，1985年日本开始放开存款利率。随着利率自由化以及金融业务管制的放松，金融市场规模急剧膨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日元资金过剩，经济过热，形成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的格局，这为日本股市，房地产泡沫埋下了重大隐患。 资产泡沫将民众、企业、银行纷纷卷入资本市场 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得日本企业越来越重视资本运营，根据日本开发银行的分析，1986年左右，日本大企业的金融资产收益率高达8%，而同期的权益融资的资金筹措成本只有2%，因此日本企业只要把资金从右手转移到左手，就可以获得巨额的收益，日本企业开始把大量的资金投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品市场中，结果推动了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上升。而股票、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资产品价格的乐观预期，结果资金继续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越吹越大，普通民众，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纷纷卷入其中。 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值竟然占到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并赶超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989年底股票总市值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另一方面，当日本股市泡沫一路凯歌高奏之时，日本房地产价格也正在疯狂，不断上涨。1990年高峰期时，东京商业区的地价涨至1985年的2.7倍，住宅区地价则涨至1985年的2.3倍。 与此同时，由于日元巨幅升值，也严重刺激了日本人海外收购与海外投资热情。日元升值使海外企业和土地等资产价格以及金融资产相对比较便宜，于是日本企业和投资家得意地大量接收美国国内资产。日本企业买下好莱坞和洛克菲勒公司大楼，成了那时日本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象征。有的日本人甚至扬言，因资产飙升，卖掉日本列岛，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货币紧缩导致泡沫破裂 到了1989年，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泡沫经济的严重性，开始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限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为此日本当局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3.25%，可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不佳，于是日本政府只好在1989年末将贴现率进一步提高到4.25%，同时大藏省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限制土地投机行为。可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依然不尽人意，股票、房地产价格依旧在上涨，为了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问题及可能的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力度更大的“预防性紧缩政策”，大力收缩银根，减少货币供给量，并且将官方的贴现率提高到6%，但是这些政策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固然解决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可是也把日本经济推入了长期衰退的泥潭中。突然而剧烈的金融紧缩使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迅速下跌，1990年底，东京股市已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 公共投资欠下巨额国债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日本政府为了摆脱经济衰退的泥潭，从扩大政府开支，举办大型公共工程，连续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量到金融机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进一步自由化等等，但是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的效果却让人极度沮丧。从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十多次追加公共事业费预算，仅1995年度就投入9万亿日元。其次是官定贴现率不断降低，从1995年9月以来一直保持在小数点后的历史最低水平和世界最低水平。还有，政府、地方行政为振兴经济增发的国债累计达666万亿日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政府为救济衰败的农业，也投入了近50万亿日元。然而，政府的这些举措收效都不大。实际经济增长率1997年为-0.1%,1998年为-0.9%，因此20世纪90年代被日本人常称为：“失去的十年”，认为它是日本的又一次战败。3 日元升值对日本高科技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 80年代中期,日本除了航天技术和化学工业以外,几乎所有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水平都与美国不相上下,有些领域(包括光导纤维、智能机器人、生化材料等)还超过了美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十大微型芯片公司六家是日本公司；世界十大电子公司中，五家是日本公司。五家发展最快的计算机公司全部都是日本公司,(那时苹果公司还没有落败),直到1993年INTEL公司取代日本东芝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1988年，日本的芯片产值占全球的比重曾高达53%，高峰时期雇用员工多19万名，附加价值达2.8万亿日元。到了1989年世界半导体产业是什么格局呢？日本6大半导体巨头在世界市场攫取了52%的份额时，美国只占有35%的份额，欧洲占据了12%的市场分额，南朝鲜占据了1%，世界其它地区1%。1990年，当日本人在世界半导体产业占据了57%的产值的时候，美国的企业严重亏损，硅谷陷入一片混乱。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半导体芯片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还差点被日立制作所（Hitachi）收购，就是这样才有了“《硅海武士》——日本称雄信息产业的故事”一书的出版。 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日本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以来，企业大幅破产，很多高科技产业也未能幸免于难，伴随着美国克林顿政府的的信息产业革命和韩国，台湾的崛起，日本的庞大市场被不断蚕食，尽管日本仍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日本产品占据的市场份额却越来越小，日本不仅在电脑方面，而且在手机方面都是节节败退。 日本的几个幼稚性错误 日本经济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以后后，在经济制定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首先是放任经济泡沫的形成，泡沫经济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而日本放任泡沫的形成绝对是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误；其次是大举借债搞公共工程，而日本在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时候，实行的是平衡预算；三是长期低利率，日本企图用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但是低利率从根本上说很难刺激到实体经济，而要刺激实体经济，必须采取有利于企业扩大产能的产业政策，仅靠货币政策是绝对不行的。 很多人说，日本在本土经历失去的二十年的时候，却有一个海外日本正在崛起，但是我们看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在本土衰落的同时实现了海外的崛起，如国本土经济不振，那么海外的崛起也不会持续很久的，日本近年在高科技方面已经出现颓势，面临着韩国及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赶超，这才是大趋势。 日本为什么会犯这些低级错误？ 冷战时期，日本在政治上长期是一党独大制，这个大党就是依附于美国的自民党，在自民党之外还有比较稳定的社民党作为反对党，但是冷战结束后，长期亲苏、亲中的社民党垮台，随之日本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动荡，日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一党极大后，进入了政党井喷期，日本也就由比较稳定的一党独大制政体，变成了极不稳定的极端多党制政体，世界人民都看到的就是日本首相更换频繁。现在的日本首相能在任上干满一年就非常的不错，而这些人也并非都是平庸之辈，而是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使然。政治上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政策上的愚蠢、偷懒与短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解释，日本的一切问题也就有答案了。因此从一党独大制向极端多党制的转变才是日本这一切经济问题背后的答案。 第六节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之东南亚经济败局 ——举债发展与经济败局 现在国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印象大抵止于索罗斯如何对东南亚国家进行金融劫掠，但是大家不清楚的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多年经济矛盾累积的结果，这些国家倾全国之力都对付不了一个金融投机分子，连我国的香港都不如，可见这些国家的虚弱到什么地步，这才是索罗斯敢于对这些国家下手的真正原因。从1997年7月到10月短短的三个月当中，泰铢跌幅达40％，菲律宾比索跌幅近30％，印尼盾跌50％。这使得其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所积累的财富大量蒸发，并且货币危机全球蔓延，这场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及东亚一些国家以沉重打击，宣告了高速发展阶段结束。 这次危机，表现出来的是外汇不足，打起仗来弹药不够多，背后原因是外贸逆差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自身宏观经济运行不良，比如投资过热，出口放缓，经常项目赤字扩大，银行不良外债等。 举债进行投资导致泡沫经济 80年代以来，东南亚经济飞速发展。政府、企业、个人大量举债进行投资，造成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过热，形成了泡沫经济。 银行信贷的持续扩张，与外国资本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8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低，投资者纷纷到国外寻求机会，而这一时期，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有很高的回报率。并且由于国内储蓄不足，急需引进大量外资。据统计，1989年外国私人资本面向泰国的流入量在1000亿泰铢上下，而到1994年其流入量已达15000亿泰铢左右，4年间增加了10多倍。流入的外资经过各种渠道，大部分进入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疯狂使泰国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从1990年的27．9％上升到1995年的85．4％。在房地产方面，危机发生前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家的写字楼、高档公寓已出现大面积过剩，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泡沫开始破裂。 投资过热，引起进口过度增长，国内工资上涨过快，生产成本上升，再加上出口产品单一，危机前东南亚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高估，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加大，从而形成庞大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造成汇率不稳。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产品的带动。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山口比重很大：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总额的65％。1996年受世界性电子产品的需求萎缩的影响，亚洲各国出口人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增长和国内工资增长过快，亚洲各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这样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1996年泰国逆差达16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菲律宾为4．3％，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5％。大量的贸易逆差会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信心的减弱，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下，容易造成外国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引起恐慌。 外债使用不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至1997年底，印尼政府及私人企业所欠的外债数目估计为1400亿美元。其中，60％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其余是政府的借款。印尼每年要偿还的贷款利息超过1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本金，1997年须还大约300亿美元的债款。自从发生货币危机后，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因此印尼以美元计算的所欠的外债也增加了。借入如此高的外债，但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却不高，据世界银行对1990一1995年期间的16个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利用情况的调查报告，印尼的外债利用效率排在倒数第五。低效率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外债的偿还自然发生困难。 这些国家的外债都达其外汇储备的2—5倍之高，外债累积数额大，还本付息的负担沉重。而这些国家又常年贸易赤字，外汇收入少，只能靠巨额资本项目顺差弥补。一有风吹草动，大量短期资本撤出，外汇供求就会存在比较大的缺口，外汇供不应求，使本币大幅贬值。 钉住汇率制的风险累积作用 钉住汇率制不利于使用利率对经济进行调节。泰国原来实施的主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对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却限制了使用利率杠杆对经济进行调节的范围，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时，为使本币汇率仍固定在较高水平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从而使本币银根紧缩，不利于国内经济回升，同时增加套利外资流入，不利于币值稳定。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实行浮动汇率制更为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在经济初具规模之后，要尽快实现生产向效益型的转变，发展多元化经济，防上亡国际市场的变动给经济带来过人冲击。 同时要健全宏观调控机制，注意国际收支平衡，防止过大逆差造成币值不稳。钉住汇率制度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商品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从而减少了其经常项目收入，助长了巨额外国资本的流入，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泡沫化，扩大了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轻率地开放资本项目 在金融改革中，资本项目的放开是有很大风险的，泰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在放开资本项目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管，泰国银行以低利率从国际市场上筹集短期资本，再以高利率在国内市场上贷出。一旦形势逆转，银行无法从国际市场借新债还旧债，而国内的长期信贷又无法迅速收回时，这些银行就会面临支付危机。开放资本项目也直接方便了国际游资的投机行为。 国际投机商冲击泰国货币的重要途径有以下两条：(1)投机商以外币资产作抵押从泰国国内银行贷取大量泰铢，然后在即期市场抛售。为维持固定汇率，泰国央行必须入市干预，买进泰铢，卖外汇。当外汇储备耗尽时，汇率贬值就不可避免的。这样投机商可再以低成本购入泰铢，归还贷款，并从中渔利。(2)投机商通过银行在远期市场上卖泰铢，为了避免货币风险，银行则会在即期市场上卖出泰铢。这种对冲交易的对象显然只能是泰央行。 为它负有稳定汇率的责任。一旦汇率贬值，空头期货合同价格上涨，投机商即可盈利。上述两条投机途径都要求投机商最终必须能够在泰国筹到资金，而这一要求只能在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 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放慢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它伴之以经常项目的持续赤字、外债的迅速累积、银行业不良资产膨胀的时候，投机性冲击就发生。开放的资本项目不仅便利了初始的投机商，而且使国内居民可以迅速将其国内金融资产兑换成外币资本。当投资者信心崩溃、资本大量外逃，汇率一落千丈，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时，金融危机就最终爆发了。 由于金融管理当局没有有效的“防火墙”，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市场投机行为中去，具体表现为直接从事证券交易和无限制地向不动产业贷款。 金融深化过度会加剧市场投机为，导致银行业行为失控 游资冲击 国际游资具有规模巨大、停留时间短、反应灵敏、脆弱性高和破坏性强等特点。有意发动对某一货币冲击的国际基金往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跟踪目标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由一些经验丰富的经济家依据一定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目标国进出口等经常项目的数据，评估该国外汇储备应付冲击力的均衡点，选取该国中央银行无力反击之机发起攻击。但决定其冲击与否及冲击力度强弱的主要依据仍是目标国家的实际经济表现。在这次尔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游资选取泰国作为发动汇率制度冲击的突破口与泰国经济内部出现的内在问题密切相关。4 因此，从游资活动的历史看，无论是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风波，还是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但凡投机者经过充分准备，积累足够资金，选准突破环节，游资冲击钉住汇率制度不乏成功的范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钉住汇率制作为一种汇率制度形式在90年代新的国际金融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 第七节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经济根源 ——怎么看待经济的开放？ 世界经济五大败局，虽然其形式及原因各异，但还是有些共同点，比如在经济思想上都直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政客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国家长远发展；在学术上，缺乏独立的学术体系都是非常重要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的经济原因 世界经济败局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比如美国本身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中心，拉美经济改革是在“芝加哥教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本身就是由美国教授设计，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是在美国的半推半就下完成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型国家面临理论真空，拉美国家和俄罗斯都是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有人说唯一比经济学家更危险的就是半吊子经济学家，而转轨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种半吊子经济学家；其次是美国的政府的推波助澜，新自由主义从最开始的理论化、学术化，进而发展到政治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比如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压迫下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三，新自由主义大师急于验证自己的理论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拉美的经济改革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大师及其弟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直接来源于美国哈佛教授的杰作。5 关于经济波动、经济危机、萧条问题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问题，新自由主义就无法提出让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有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更是完全肯定自由市场的稳定性和自动调节功能，对于这些市场经济的缺陷完全是视而不见，新自由主义虽然在实践中败绩累累，在道德上也已经破产，但现在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代替它。任何经济理论都诞生于经济危机时期，比如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滞涨诞生了新自由主义，现在世界又进入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可以预见本次经济危机中，也将会诞生出一些新的经济理论，而本次经济危机中国是表现最好的，我国的学者也应该抓住本次机遇。 国家是开放好还是封闭好？ 开放好还是封闭好，这个话题似乎不该讨论，好像肯定是开放好，但是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样的现象，是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泡沫、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无不与国家过度开放有关，而回顾德国、美国的崛起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在崛起时也是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甚至到现在，美国以及欧洲的核心市场仍然是不开放的，那这些问题该如何解释呢？当然最常见的“和稀泥”解释就是“开放是把双刃剑”，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笔者的答案就是“思想上要开放，但是市场绝对不能盲目的开放”，思想上开放是抱着一颗向全世界学习的心，学习全世界最优秀的地方，以保持自己的领先，但是具体到市场是绝对不能开放的，思想上封闭的民族必然落后，而将市场拱手让人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是吃亏的。 因此在开放与封闭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把握“思想上开放，市场有限开放”的原则，而我们某些学者所主张的“我家大门常打开”式开放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政府在这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舆论界也要转过弯来，不要无意中作了别人的帮凶。 第八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政治根源 ——西方政党分赃制度对经济的危害有多大？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政治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其实凯恩斯是太自信了，影响政治家决策的只有利益，经济学思想哪里来的那么大作用。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及自己政党的利益。 在西方政党制度中，没有纯粹的一党制，他们的政党制度可以分为一党独大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和极端多党制，而在这些政党制度中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就是极端多党制度。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 1、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 举债发展经济一定要掌握度，如果过度举债，到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的话，国家将成为债奴，将会破产。国际上有个标准，那就是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之所以设定这样的警戒线，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没超过GDP的60%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还本付息，如果超过了这个警戒线，这个国家说连利息都还不起，更不用说还本金了。 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因为过度举债造成的，而且是借外债造成的，华尔街经济危机也是因为过度举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而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在经济上必然倾向于靠借债来发展经济，因为政客需要短期政绩而无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而借债发展经济可以在短期内造成经济的繁荣，另外本届政府借了债，而还债的责任基本上落到了继任者身上，而继任者一般都是自己的政敌，因此靠举债发展经济成为政客顺理成章的选择。 为什么赤字财政不可取？ 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属于高盈利项目，而政府投资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项目，盈利性不强，而财政赤字必然意味着举债，举债必然需要支付利息，如果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年年增长，政府大量举债的结果最后就算是还不起，因此赤字财政根本就不可取，极个别学者将赤字财政当成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秘密，简直荒谬之极。 以前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经济增长不断增长的状态，因此赤字财政的弊端还暴露的不是那么明显，而自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期，这时赤字财政就更加的不可取。 2、喜欢高汇率 但凡一个对经济发展负责的政府，都喜欢低汇率，因为这样可以加大出口，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高汇率对进口有力，对出口却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实行政党分赃制的国家反而喜欢高汇率，因为他们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短期繁荣，而靠发展实体经济实现繁荣显然来的太慢，实行高汇率，首先可以造成账面上好看，可以使以国际货币标价的GDP处于高位；其次，货币升值还可以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涌入，造成经济的短期繁荣。这些都是政客最喜欢的。 拉美经济危机和东南亚经济危机都属于这种情况，将本国的汇率定的很高，造成了出口衰退，进口大增，贸易一直呈赤字状态，而只靠国际短期资本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样的经济必然发生危机。而很多学者都将其解释为技术性因素，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贸易赤字的危害性，这些国家的人不会不知道吧，只是每个政府都自顾短期利益，不为国家的长期利益着想，并且都存在着侥幸心理，总以为麻烦不会那么快来临，结果导致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多种矛盾同时爆发，危机大的一发不可收拾。 3、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 大家印象深刻的是，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的时候，国家都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国家一旦实行了“政党分赃制”，这个国家也就不再对经济进行有力的调控，因为经济过热时，经济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是政客最喜欢的，怎么可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控呢，政党分赃制下，政党的执政期限最长为五六年左右，很多时候干满一年都非常的难，比如近年的日本，等自己下了台，即使经济崩溃与自己也没有关系了。 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管理繁荣比处理危机要重要的多，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由经济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特别是经济繁荣期的盲目乐观特别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因此如果要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就必须从管理经济繁荣入手，而中国就是这样做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的原因，而在那些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如果幻想着那些政客对经济繁荣进行管理基本上的不可能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一旦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政党分赃制度，就只制定追求短期利益的经济政策，而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使国家处于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即使国家有短期的发展奇迹，这种经济奇迹也不会维持长久，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就是短视的，是短多长空的，是利近害远的。任何经济理论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4、喜欢低利率和印刷钞票 低利率对经济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各国政客为了刺激经济很喜欢使用这一招，经济学者将其称为用泡沫掩盖萧条，或是用大泡沫要掩盖小泡沫，总之这一一个及其不复责任的刺激经济的方法，日本当年为了刺激经济长期坚持零利率，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也长期实行低利率，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又将利率降到了最低，低利率不是万能的，低利率使用不当只会诞生经济泡沫，而不可能刺激到实体经济。 还有一招比实行最低的利率还狠，那就是直接印刷钞票，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失败后，为了刺激经济，就开动了印钞机，这些行为是用经济学解释不了的，其本身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背后都是政党分赃制度在作怪。 5、喜欢激进的改革 对于改革，大家都知道，渐进式改革比激进改革要好的多，但是在政党分赃制度下，政党的执政时间有限，实行渐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实行政党分赃制度下，政治没有连续性，上任政府的改革措施，下任政府就可能完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激进改革。比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6、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长期的投入，而东南亚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只追求短期利益，从不注重本国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劳动生存率的提高，这样的经济虽然可以享受短期的“改革红利”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的经济繁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实行政党分赃制度的国家除了以上缺陷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外外，实行政党纷争制度的国家还存在着另外难以克服的三大矛盾，比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政务官系统与事务官系统的矛盾。这些矛盾是西方政党分赃制度，难以克服的，都导致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缓慢，效率极低，都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走走停停，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上面所提到的部分问题。因为本书并非政治学著作，因此只是点到为止的进行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 知道又能怎么样？ 郎咸平教授有句名言，就是“你都能想到的问题，美国能想不到吗”？，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事情，想到又能怎样？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空心化产业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一个蒙代尔学术功底再深厚他也左右不了欧洲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克鲁格曼的思想再有前瞻性，也改变不了美国政府放任经济的本性。 政治制度阻碍经济发展 现在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是民主国家，这些都是很粗浅的看法，在政治学家眼里，西方模式仍然是政党分赃，变化不大。目前这种制度是西方国家以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改善经济的主要阻碍，比如凯恩斯主义是非常好的经济理论，但是政府在却滥用凯恩斯主义，甚至发展出军事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怪相，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不是凯恩斯主义本身的失败，纯粹是凯恩斯主义运用上的失败。而在欧洲欧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经济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政府处理不好财政政策，任何投资财政，导致欧元险些崩盘。 第九节 世界经济败局三大根源之学术根源 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成功了，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据笔者进一步观察，世界经济败局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日本、东南亚、拉美等地区，都缺少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这也是产生这些经济败局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在学术思想上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德国有历史学派、弗莱堡学派，北欧有瑞典学派。这些都是与美国相对独立的学派。 “二战”之后，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而弗莱堡学派则是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北欧瑞典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 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哈耶克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现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比如出现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提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的学者到现在一直是世界学术界的“二道贩”，世界上什么理论最热门就将什么理论引入中国，而很少进行独立的研究，北大、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林毅夫、张维迎、李稻葵等是这些学校最有名的教授，但是这些人几乎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仍然在照搬西方人的经济思想，中国学术独立实际上已经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经济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敢说自己的话，中国老一点的学者言必称经济学原理或是市场经济原理，好像是他们的话都是根据市场原理来的，如果否定了他也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原理。我国的中年学者大部分由留洋的经历，这些人言必称外国人，即使是自己的想法也要假外国学者之口说出来，这些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而这些不自信更多是基础理论不扎实所致，中国的学者现在是宁可当别人的信徒，也不敢走出自己的路，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必须改掉的毛病就是言必称外国学者的习惯，只有敢说自己的话了，才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才可以创新。 中国要学术革命不要暴力革命 只有学术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福利社会理论等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世界每一才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也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 第十节 从世界经济大败局看中国发展道路 世界经济大败局确实可怕，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因为很多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在发生中国，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非常的稳健，不会追求短期的经济繁荣，这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优势。 中国人不用担心的问题 首先，不用担心政府过度举债，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基本上都是由于负债过度造成的，而我国中国在发展中虽然也经常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但总体来说，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比较稳健，债务水平完全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而且中国的国债全部是内债，没有任何外债，这样中国经济的风险就非常的低，其次中国的国债很多都是银行持有，而非经过债券市场融资，因此中国的国债安全水平非常高，出事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无疑都与高汇率有关，在中国我们不用担心，第一，中国舆论界思想比较一致，大家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危害要远远大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第二，中国外汇储备非常丰富，而且有稳定的外贸盈余，因此中国不可能通过高汇率来吸收外资，而这一点正是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导致经济危机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仍需注意的问题 现在中国有一种理论是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在学术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主张这个理论，而主张此理论的人，只是将美国看做是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的成功案例，并且将日本看做成功转型的案例，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确实是消费型国家，但是美国的高消费并没有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停歇，美国经济立马就出现危机，高消费只能对经济产生危害，再说日本的转型也不是成功的，而且应该算是失败的。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道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高增长时期都是走的这条道路，比如十九世纪前二十年的美国，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另一条道路是低储蓄、高消费、低增长的发展道路，而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经济的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选择前者。 第十一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美国的经济败局，笔者指出，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从根本上都是由于过度消费所致，只不过是大萧条和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是有名民众的过度消费造成的，而经济滞涨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政府消费过度造成的。 2、针对俄罗斯转型失败的问题，笔者指出，叶利钦选择休克疗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政治决定，叶利钦执行时间有限，他必须在自己任期内完成改革，因此选择休克疗法是必然的。 3、针对日本的经济败局，笔者指出，日本政治制度从“一党独大制”过度到“极端多党制”是导致日本采取一系列愚蠢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政治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经济行为的短视。 4、针对拉美及东南亚的经济败局，笔者指出，这两个地方的经济败局，基本上非常类似，那就是实行高汇率、大举外债、外贸逆差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归根到底也是由于政治的短视造成的。 5、针对政党分赃制度对经济的危害，笔者列出了几个方面，分别是：①、欢举债发展经济、②、喜欢高汇率，③、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④、喜欢低利率甚至是直接印刷钞票，⑤、喜欢激进改革，⑥、不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考资料 1、向松祚：为什么说美国是债务帝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2、江时学阿根廷危机的由来及其教训社科院网站，2003年5月6日 3、田春生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政策在转型国家的失败免费论文网 4、彭志敏亚洲金融危机简析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2002年 5、陈休静新自由主义理论批判乌有之乡网2008年10月27日第三部分 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出路 第五章 金融危机下的“藏富于民”建议与政府应对 如何“藏富于民”，如何战胜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各出奇招，但似乎大多是损招。他们真应该再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世界经济史，失败的国家已经叫苦不迭；偏有人哭着喊着要追随他们。真是让人费解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国家，所以经济学家总倾向于相信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判断。问题就在这里，国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是建立在全面、客观分析中国国情得出的严谨结论，还是有意误导中国、包藏阴谋的糖衣炮弹。美国真的很愿意帮助中国解决现实难题吗？他们几十年前的行为就作了回答。谁会培养一个强大的对手来接自己的班？要解决问题，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高连奎能够做到不崇洋、不尚名人，只从中国实际进行判断，实在难能可贵。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够一一驳斥关于中国形势的十大误判，并提出自己的解决策略。他能从工业经济视角审视中国问题，在错综复杂的问题面前理清事实真相，认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找到中国产业的真正危机，并且大胆预言中国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谁能真正把握时代的脉搏，谁就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引领时代。对于当今时代，作者的思想独树一帜，大胆立言现在是一个金融经济时代，中国的许多问题如房价问题等皆为金融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关于金融经济时代，翰啸的解读绝对值得一看。央行的最大的失误是应对经济周期，反对投机炒作要靠立法，央行做的是赔本买卖…… 拨开历史迷雾，重现真实场景。其实，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肤浅甚至错误的宣传，更有些只是无良学者的信口胡说，却被我们封为金科玉律；真正地还原现实，认识现实，，于国民有益，于国家大益。读了他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我相信你们对中国形势有一个全新而公正的看法，对自己也是一次奇妙的思想之旅。 ——财经媒体人王晓哲 第一节 本章前言 面对经济危机，保增长成为主题，中国部分学者也趁机提出了其“藏富于民”的主张，但明眼人都能看的出来，他们是在推行“藏富于民”的表象下，推行的是私有化，其结果不可能“藏富于民”，只能是“藏富于精英”。 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年，不但没有出现大面积失业，反而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中国GDP增速也实现了V型反转，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本次经济危机再次显示了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巨大优势，本章就讲述这些内容，并为您揭示中国能够走出经济危机背后的秘密。 第二节大危机时代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一 谢国忠建议——分股票与藏富于民 2009年1月20日，谢国忠做客财经栏目《百名经济学家会诊中国经济》时指出，刺激经济最好的办法是“将国企股票平分给老百姓。13亿人每年分红，每个百姓都会受益”。他还认为，“刺激经济的牌很多，这张牌是最有力的”，“股票分给老百姓后，中国的消费就会好很多”。他认为“此事在执行上不存技术难度。人人都有身份证号，银行分过去就行了。老百姓有了这个财富之后，消费的欲望就上升了，用这个钱买房子是有可能的，这对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刺激”。1 股改后的国企不能再平分 该论发出后，多位学者表示质疑，因为此方法忽略了一个根本常识，那就是经过“股改”后，多数国企已经都建立了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已经是独立法人，股份已经多元化，和改革之初的全民所有制已经不一样了。 可能重蹈俄罗斯覆辙 另外当年，俄罗斯也分过股票，结果这些股票迅速地落到了少数人手中，在中国，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如果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情况，看似公平地分配了国有资产，事实上会形成更大的不公平，财富会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靠一次性的分股票或发放一次性消费券就能解决。 如果真发股票，很多人肯定会抛出股票，会对股市产生抛压。老百姓卖股套现后并不一定消费，许多老百姓也不会用这个钱买股，对股市反而是个大利空。 谢国忠这一理论提出后有网友认为他分股票的结果是"把中国的银行、优质央企拱手送给了外国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在利用讨好老百姓达到出卖中国主权的目的。 并且有网友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中国建设银行，总股本2336.9亿股，十大股东如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1321.5亿国家股，占56.55%；香港股市，293亿流通H股，占12.58%；美国银行公司，持有251亿股境外法人股，占10.75%；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207亿国有法人股，占8.85%；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持有132亿流通H股，占5.65%；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0亿流通H股，占1.28%。其余股东持股均无超过1%，即使目前持有A股的155万名建行股东的股票相加才90亿股，也只占总股本3.85%。 如果分股票，流通的H股、A股分不了，美国银行的境外法人股也分不了，能分的只有中央汇金的1321.5亿国家股和建银投资的207亿国有法人股，一共1528亿股。按照中国人口数量13亿人人平等，见者有份，每个人只能分117股！分完后美国银行公司将成为第一大股东！其占总股份10.75%!是每个“人民股东”的2.2亿倍！股票分完后，中国建设银行可立即更名为美国银行中国建设分行！董事长、行长不是詹姆斯，就是保尔森！ 同样，将中国工商银行分完，每个中国人分得股票181股，美国高盛银行将成为最大股东；中国银行分完，每个中国人分得股票131股，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成为最大股东；中国交通银行分完，每个中国人将得股票100股，英国汇丰银行将成为最大股东。同样的情形将会出现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远洋、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我们及后代子孙赖以生存的最核心资产将一夕易主!"中国的银行,央企,优质资产都变成了外国财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外国人全部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种后果比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后果还惨啊! 另有位网友用数字分析:假如真将以上四大行全分，每个“人民资本家”所分股票市值2092元，买不起一平方米的住房！假如“人民资本家”信仰证监会的“价值投资”，长期持仓等吃红利，那么按历史上最好的2007年分配方案计共分62元，不够请朋友吃一顿饭."刚好买一袋10kg的泰国米.由此可见,这样的主意只能达到把国家银行卖给美,英.老百姓并富不起耒.按这个建议:全国人民都来抛股票,抛了股票去买房,去消费.几十万亿份的股票在短时间抛向股市能不把中国股市摧毁吗?大小非的少量抛售,把中国股市从6240点跌到1640点,跌了73%.全国人民都来抛股票,股市不崩盘才怪呢?80%的农民兄弟肯定比大小非更急于抛掉手中成本为零的股票.到手才是财,急于套现，如果国家真听了这个主意,国也穷了,民也富不起耒.变成国穷民穷.让美,英财团得了个天大的便宜.2 第三节 大危机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二 张维迎建议——分外汇与藏富于民 常常语出惊人的张维迎在谢国忠建议基础上作了“发挥”，主张：“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两项加起来是13万亿人民币。每人发1万元。” 按照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带来的外汇必须结汇，由央行支付相应的人民币，外汇由央行统一管理，当企业需要进口或外商撤资时，再到央行换回外汇。也就是说，央行用这笔钱发行了相应的人民币，这笔钱留着，应对今后国内企业进口、外商撤资或普通公民的换汇需求。 央行为了保值增值，可以使用外汇进行投资，但无权送人，否则企业、外商或普通公民拿着人民币来换汇时，央行将无法支付。这个银行普通职员都知道的道理，张维迎竟然主张把国家外汇分掉。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3 自毁长城 均分外汇储备很可能是“自毁长城”。亚洲金融风暴并不遥远，中国香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其重要武器就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否则，香港很可能就要像泰国一样被无情洗劫。 而且外汇储备一旦分给老百姓，中国政府就不好对其进行集中管理。目前中国在与国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中国的力量太弱。将一万亿外汇储备交由个人自由买卖，从小的方面说，它将导致中美关系的紧张。从大的方面说，它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冲突和两败俱伤。看不到这一点，要么是故意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要么是不具备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素质。4 二次兑换 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总之，外汇储备在国内不能流通，如果外汇储备在国内流通，那么市场上凭空就会多出数不清的人民币，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是直接把美元发给国民，但是美元又不能直接在国内消费，国民又不能去美国消费美元，如果国民把手里的美元拿到中国银行再兑换成人民币，那么这和直接发人民币又没有了任何区别。 嫁祸于民 现在很多学者提出了“藏汇于民”，实际上人民币一直在升值，美元一直在贬值，民众将外汇及时的兑换成了人民币也就避免了美元升值的风险，这种风险由国家来承担是合适的，“藏汇于民”实际上是将风险由国家转移到了民众头上，这根本就不是在“藏富于民”，而是在嫁祸于民。 有网友认为张维迎对于分外汇储备这样缺乏常识的荒唐建议，是明知不可为而建议之，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事多半是在信口开河，忽悠一下大家，或者说为了挽回已经破产的声誉而为民众建言，反正随便说说也不要本钱的，大家听也罢，不听也罢。实际上，并非这么简单。说到底其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大家对于其私有化主张的认同。这种私有化的主张现在是披着“藏富于民”或者“还富于民”的外衣服，大家很难认识到其险恶的用心。从根本上，私有化和“还富于民”是完全两码事。还富于民是在现有体制下，加大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要让权贵阶层和富人为此作出更大的牺牲，从而让社会更加公平。而私有化，看看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就可想而知，足以让人不寒而栗，而这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质。张维迎舞剑，意在私有化，而不是外汇储备。5 第四节 大危机的“藏富于民”建议之三： 陈志武建议——国有土地私有化与藏富于民 在谢国忠和张维迎的宏论发表后，陈志武又表示，“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人民币，而央企加上地方国企大概有11万多家，这11万多家国企总的资产价值差不多是29万亿。也就是说把土地50万亿再加上国企29万亿，总共有79万亿的国有财富。成立32个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可以在不同人之间做交易，然后把这些股份分到13亿老百姓的手里，分到13亿人身上的话，差不多每个人有六万元财富”。 从张维迎的每人1万元到陈志武的每人6万元，空头支票越开越大。 遭到冷遇 陈志武主张的79万亿国有财富彻底私有化的建议中，最主要的是50万亿土地财富，这比分股票、分外汇更彻底，一定要将中国土地也彻底私有化，但他的国民权益基金计划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太大的议论，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反弹，有人将此内容发到了中国的著名论坛天涯社区上，除了一个广告贴外，竟然无一人正式回帖，我认为这里面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陈志武在中国的知名度确实没有前面两位高；其次是他主张先成立国民权益基金，然后通过基金股份之间的买卖逐步实现私有化，还不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并且是打着“回归公有”的旗号进行私有化，而中国人对基金之类的东西不了解，兴趣也没有那么大，如果他直接提出将中国土地私有化，那肯定会激起非常大的议论。 国有土地50万亿财富的说法严重错误 陈志武关于中国政府掌管着价值50万亿土地财富的说法严重错误，首先土地只有执行转让才会变成现金，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农民无偿使用，政府根本就不可能拍卖，因而也没有收益；而城市土地确实有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是每年进行，而不是一次性出让完毕。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如果按照房价的三分之一为土地出让金的话，那么中国的年土地出让金约为8千亿，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也就1万亿左右，这里面还要除去拆迁补偿费用，这离陈志武50万亿财富的说法差的太远。 政府经营土地和出售土地是两回事 政府经营土地和无偿拍卖土地两码事。中国土地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大部分土地在实质上是私有的。农民的耕地和城市的居民住宅用地，国家不可能随意的进行拍卖。国家从民众手里回收土地，也是要进行补偿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政府随意拍卖土地的可能性。而中国现在的土地财政是指政府在经营土地，通过城市开发，赚取土地增值的差价，而非简单的拍卖，这是个根本性的区别。 陈志武主张将中国所有土地进行出售，然后利用出售获得的50万亿资金，成立基金，然后民众再通过基金权益的转让变现，这套荒谬的说法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行，此论出台后，遭到冷遇也不奇怪。 其次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各类基础设施还相当不完善，而且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政府面临着公共设施建设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双重任务。现在土地出让收入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土地私有化后，那么如果再兴建公共设施怎么办？如果另外再加税，那对于民众不是更是一种负担吗？ 第五节 大危机的学者“藏富于民”建议之四 郎咸平建议——减税与藏富于民 金融危机时期，郎咸平提出给所有民营企业免税，笔者认为这在中国也行不通。 已经实现了自动减税 首先中国制造业的税收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种都属于“比例税”，如果企业没订单，没收入也就不用交税，因此已经实现了自动减税，在2009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一直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没有订单的时候即使减税，对企业帮助也不大，中国企业缺少的是订单而非资金。 我们虽然出口产品很多，但中国的产能过剩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其实中国经济还是内需为主，出口产能在在我国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而且中国出口的都是生活必需品，受经济危机影响比较小，在2009年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下降74.2%，对欧盟下降36.8%,，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下降了15.4%，说明中国商品受金融危机影响不大。 在金融危机时，我国的内需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如果针对全部民营减税，那内向型民营企业用不着减税，如果只给出口型企业减税也不现实，因此国家的结构性减税和提高出口退税的方式比一刀切的减税要好的多。 金融危机时，企业需要订单，民众需要就业，一刀切的给民营企业或是中小企业免税一年，既解决不了企业订单问题，也解决不了民众的就业问题。在平时，出口企业确实为我国解决了很大的就业问题，危机时即使减税，如果这些企业没有订单，也不会白养活工人。因此将工人转向投资领域和内向型企业才是正道。 为企业创造订单为工人创造就业岗位才是正道 而中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降低消费税等措施，就是为企业创造订单，为工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好措施。这些措施为中国的基础建设企业和内销型企业带来大量的订单，从而带来大量的就业。在2009年，中国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反而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用工荒奇迹，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反危机措施是正确的。 第六节大危机时的政府应对 2008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应对金融危机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一年之后，4万亿投资等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效果显著，中国经济成功触底反弹。6.8%、6.1%、7.9%、8.9%，伴随着2009年一系列“保增长”措施，2009年中国GDP增速实现了V型反转。 4万亿元投资用于各重点领域的情况是： ——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约4000亿元； ——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3700亿元； ——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投资约15000亿元；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投资约1500亿元； ——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投资约2100亿元； ——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约3700亿元； ——灾后恢复重建，投资约10000亿元。 财政政策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重视发挥税收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职能，实行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2009年，在继续执行2008年已实施的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的同时，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预计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500亿元。为弥补财政减收增支形成的缺口，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拟扩增至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3%以内。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高额度的财政赤字。 货币政策 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转向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明确取消对金融机构信贷规划的硬约束。为支持经济回升，2009年，中国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年人民币新增贷款达9.6万亿元，同比多增加4.7万亿元。 产业政策 2009年1月14日到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通过了汽车、钢铁、电子信息、物流、纺织、装备制造、有色金属、轻工、石化、船舶等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而随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中国又掀起了将地区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热潮。 为了弥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中国自2009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政策措施，例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 中国“一揽子计划”中处处可见“惠民生”的身影。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 可以明确的是，截至目前，中国推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内容和投入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范畴”。6 第七节中国轻松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 在城市生活，失业是最大的难题，经济危机时更是如此，而经济危机不能成为放任失业的理由，无论任何情况，政府都应该保证充分就业，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世界各国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记录，而中国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停滞，甚至为负增长，而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了8.7%，而奠定这一切的是一揽子反危机经济措施，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一言以蔽之：中国有钱，这里的中国有钱，不是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指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指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 国有银行体制是能够实行反周期放贷的原因 首先经济危机后，人们都奉行“现金为王”，这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储蓄变为现金，这也是每次经济危机时都会发生民众疯狂挤兑现金、银行倒闭情况的原因。而我国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制度，银行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民众不用担心银行发生倒闭，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 其次在经济危机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不确定，银行一般都惜贷，因此越是经济危机时，企业贷款越困难，而我国是国有银行，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在经济危机时加大信贷投放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银行制度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不但没有发生信贷紧缩或信贷冻结，反而加大了信贷投放量，这也是国家一直坚持国有银行制度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让信贷投放成为“有源之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炮就没法打仗，这些道理并不过时。干什么都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肯定是银行储蓄。如果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储蓄，那他就失去了任何抵御经济危险的能力，只有银行有了储蓄，国家才可以实施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放宽存贷比限制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银行放贷开闸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衡量银行放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的存贷比都维持在50%多。而去年底中行的存贷比达到了72%，接近75%的监管红线。比中行72%存贷比更刺眼的数据是，多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甚至已经超过75%，其中深发展85%、中信银行83.1%、华夏银行76%。2009年全国一季度增量存贷比已达到81.2%的水平，仅仅低于1997年的99.7%和1993年的107.5%。 不仅各大银行充分放贷，我国中央银行也多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银行放贷，从2008年9月份到2008年12月份共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主要标志，如果说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本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清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才可以抵御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智慧的较量，而纯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比拼的是谁能动用的资金更多，考验的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贸易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不足，甚至赶不上索罗斯所能调集到的资金量，因此他们并没有成功击退金融攻击者。而中国则利用自己的外汇拯救了香港，有人评论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实际上是想教训一下中国，然而他不但没有教训到中国，反而由于中国果断出手解救香港，让中央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因此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有储蓄才能抵御经济风险 本次经济危机人们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没有储蓄，不得不请求中国购买其债券，也就是向中国人民借钱。在希腊，因为没有储蓄，也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而这些援助都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都要承受非常高的利率，基本上相当于借高利贷，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自己的银行储蓄，何至于落到如此之地步。 第八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 针对大危机时期的张维迎、谢国忠、陈志武等人的反危机建议，笔者指出，他们提出建议的目的不是藏富于民，而是推销私有化主张，其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 2、 针对陈志武将价值50万亿土地财富私有化的建议，笔者指出，中国土地必须通过变卖，才能变成现金，而中国的土地，表明上是国有，世纪上是私有，国家根本没有权利将民众使用的土地回收变卖，国家征用土地必须是以公益为目标，因此他50亿土地财富的说法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现在城市政府的土地财政实际上是经营土地，赚取土地增值的差价，与变卖土地是两回事。 3、 针对中国战胜经济危机的问题，笔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有钱”，也就是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这才是中国实行反危机措施的最根本保证。 4、 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是保证我国能够实行反周期经济刺激计划的制度性优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反危机刺激措施。 5、 对于如何应对经济风险的问题，笔者指出：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而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参考资料 1、谢国忠：中国应该给老百姓发股票网易财经 2、让谢国忠的卖国策略现出原型全球金融风暴搜吧，2009年3月20日 3、外汇储备分给百姓刺激消费?专家:根本不可能国际金融报，2009年2月10日 4、张维迎教授想干啥？刘仰博客，2009年2月9日 5、张维迎舞剑意在私有化而非外汇储备乌有之乡网，2009年2月12日 6、王亚光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台州商报，2010年03月01日 第六章 被误判的中国经济形势 第一节本章前言 近年来，由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政策的频频失误，美国学者不仅将美国各种问题的根源赖到中国身上，而且越来越对中国经济政策指手划脚。 而我们国内部分学者也盲目跟风，不加任何思索的照抄、照搬外国的所谓“研究成果”，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散布，将本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良性趋势，却看作“问题”，就要进行改革或改变。 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论依据无非是与美国的对比，好像我们的经济结构只要与美国不一样，就是有问题。但他们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个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而且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最大的现实情况。 美国经济其实早就畸形发展，我们在探讨我国的经济结构时，一定要立足我们经济高增长的现状。在中国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内需问题、出口问题、投资率问题、储蓄率问题、消费率问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宏观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最难讲清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最多的问题。而每一个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只有理清了这些联系，才可以将这些数据分析清楚。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快慢也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不同；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资源短缺国家经济结构不一样；内生增长型的经济体和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不一样；金融发达的经济体和金融不发达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不一样；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和不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也不一样，因此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一定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正确解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才可以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就是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 而本章就从中国内需不足、中国储蓄率过高、中国投资率过高、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中国经济高增长等几个最热门的问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 第二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一 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 ——资源短缺、经济结构失衡与内需不足假象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成为国人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内需与消费的区别，总是将内需等同于消费，其实内需是指国内需求，既包含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包含国内的投资需求，这两者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内需的全部。 中国经济90%靠内需拉动 国民生产总值由三部分构成，即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在这三部分中，投资和消费都属于内需，目前在中国的GDP构成中，投资和消费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GDP的90%，也就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由内需拉动的，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由于净出口在我国GDP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也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拉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靠内需拉动的，即使在我们出口最迅猛的2007年，净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没有到过20%，也就是我国经济增长80%以上是靠内需拉动的，也就是靠我们的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的。 中国的出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在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内需不足的看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出口占GDP比例较大，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例一般维持在40%左右。 围绕着中国的出口占比问题，长期存在着两种论调，一种是“产能过剩论”，此论调将中国所有出口的商品，都看作是国内产能的过剩，因此也就有了中国近半产能过剩的说法。 另一种流行的论调是“财富流失论”，此论调将中国出口商品看作是中国资源和财富的流失，认为中国每年有40%的财富流失到了国外，而换回的只是些花花绿绿的美元钞票，说白了，就是用真正的财富换回了一堆纸，持此论调的人往往喜欢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联系起来说事。 中国出口总值虚大 其实这两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首先我们看看出口占GDP的比例40%的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中国出口计算的是“总值”，而GDP是计算的“增加值”，将总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将增加值与增加值进行比较。但是在进入经济统计时，出口商品的增加值计算起来比较困难，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总值的数据则很容易得到，因此人们也就用出口产品的总值与GDP进行比较，这样虽然得到数据比较容易，但也容易造成误解。 这种比较早期有意义，因为当时世界经济尚未实现一体化，各国出口商品的全部产业链都在国内，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后，各国产业分工相当细致，对于一种产品，其全部产业链可能分布在几个国家，此时再采用这样的统计数据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误解，我国虽然有占国民生产总值40%的产品用于出口，但这些产品的增加值其实并不多，中国出口产品占我国总产品的比重其实并不大。上面两种论调，很大程度上就在这种误解下产生的。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并不掌握全部的产业链，我们只是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我们进口一批零部件组装后再出口，这时计算出口是按整个商品的价值计算，而计算增加值是按商品价格减去零部件的价值计算，比如中国贴牌生产苹果mp3，中国只赚取5美元的组装费，这也算中国的产能吗？中国产能过剩其实没那么多，也就20%左右，中国出口苹果mp3流失的也不是中国财富，因为中国只是进行了一些手工组装而已。 将外汇等同于财富流失站不住脚 持“财富流失论”的人还认为中国的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是用中国的财富换来的，其实这种说法更不靠谱。中国外汇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商投资，而另一部分为“热钱”，剩下的才是贸易顺差赚取的外汇。因此直接将外汇等同于财富流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出口是为了平衡进口 以前我们喜欢说中国地大物博，但现在放眼世界，才发现我们在能源、矿产等方面都非常贫乏，比如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4．4亿吨，占中国铁矿石需求的50%以上，而2009年我国对国外铁矿的依赖度已经达到75%左右，铁矿石是我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的原材料，而国产矿埋藏深、品位低，基本上很难打破进口矿的垄断局面。 目前我国铁矿石，贫矿占总储量的98．4％，而巴西矿、澳矿的品位则普遍高达56％—67％。现实情况逼迫我们把贫矿当富矿用。铁矿石只是一个例子，此外，我国的石油进口也即将达到50%，天然气也需要大量进口，其余铜矿等也需要大量进口，而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这些进口都将大幅度增大，这些进口都需要加大出口才可以平衡掉，不然我国将会出现大幅的贸易逆差。 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不能用来反证内需不足 可以预见，在将来我国的出口不仅不能减少，而且还会加大。中国的产能过剩属于结构性过剩，而非整体性过剩。比如中国在资源、能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方面都严重的产能不足，因此产能过剩这一笼统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实质，那么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中国的服装、玩具确实存在产生过剩，但是这些产能过剩靠内需能够解决吗？中国学者太喜欢依靠数据做决策，而这些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的全貌，因此根据数据分析经济的学者，提出非常荒谬的逻辑也就不足为怪了。 扩大内需在中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将“扩大内需”作一个反经济危机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中国提出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消费税减半等措施，是完全符合时宜的。但要想靠这些措施来实现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是完全不可能的。 消费型国家倾向值得警惕 值得警惕的是，在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下，也有人趁机推销“消费驱动型”增长理论，企图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高消费国家，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高消费实现高增长的，而高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却比比皆是。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过度消费所致。而2008年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是过度消费导致的。 真正的扩大内需应该是建立在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上，这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而民众收入增长归根结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则需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各种非法及不道德收入，只有这些做好了，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的旺盛起来。 投资和消费对于民众区别不大 投资和消费从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往往高投资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高消费意味着经济的透支，但是这两样数据对普通民众意义不大，资金无论是用于投资还是用于消费，只要能给民众创造就业就行，特别是投资领域也能创造非常多的就业岗位，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从沿海到内地的用工荒，就是中国加大了投资所致。 第三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二 中国投资率真的过高吗？ ——高投资、营商环境、企业投资率与高增长的辩证关系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的投资率太高，甚至有一位经济学家很早之前，就预言中国的高投资率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当然他的预言没有实现。判断投资率是高还是低，不能简单围绕投资率本身做同比或环比，也不能盲目的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对比，而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建立自己的标准，笔者认为看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应该有两个标准： 首先根据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日本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现在，我国的学者，喜欢凡事与美国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也应该与上述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比，而不能与现在的他们对比。 其次要根据国家的储蓄率情况在储蓄内投资就是安全的 宏观经济均衡时“储蓄=投资”。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率的高低。没有储蓄率做支撑，再低的投资率也不可取；相反，如果有储蓄率支持，再高的投资率也不可怕。一个国家，投资率大于储蓄率，这就需要负债进行投资；而负债总是要偿还的，而且负债也不能超出偿债能力。因此，只有在本国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才不会因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引发债务危机，才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可以避免经济主权的丧失。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关键就是这些国家储蓄率太低，或是投资率超出了储蓄率所致。 高投资才可以保证高增长 任何国家在高速发展期，投资率都比较高，我们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在高速发展期的投资率数据，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发展史，就可以大概了解到当时的投资率情况。美国在铁路建设高潮时，几乎以每年一万公里的速度推进，甚至创下过年铺2万多公里铁轨的记录。而当时的美国人口也只有几千万，很多铁路都靠外国劳工来修建。如果计算美国当年的投资率，当时的投资率肯定超过50%。而韩国在60年代修建京釜高速公路时，根本没有建设资金，全部由军队完成。由于韩国面积较小，他们只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也就实现了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化，如果计算韩国当时的投资率，肯定也超过50%。 现实中国也应该保持高投资率，特别是政府投资率，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不仅满足不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与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最终需求比起来，那就差的更多了，我国国土面积与美国差不多，我们可以就铁路和高速公路两个指标，与美国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 到2020年，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才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中国现有铁路8.6万公里，美国现有铁路40万公里，我国目前的铁路总里程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一多一点，而人均铁路里程约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按照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到2020年，将达到10万公里，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铁路里程才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人均铁路里程也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30年后，中国高速公路里程仍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 目前美国拥有高速公路约1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到２００９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６．５万公里，比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人均高速公路里程约为美国的八分之一，按中国高速公路网的规划，中国计划用三十年建成8.5万公里高速公路，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中国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也只有美国的不到五分之一。 另外我国在内河航运、城市地铁、农村公路等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 基础设施是最大的营商环境 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楼市、股市泡沫，根本在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恶化。而笔者认为对于工商业发展来说，最大的环境就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否完善，能否满足经济的需求，是影响经济效率的最关键的因素。目前中国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铁路运输一票难求，高速公路堵车严重，内河航运效率太低，城市交通拥挤，这些都是中国基础建设投资率过低所致，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世界上只有高消费才可以导致经济危机，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此，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如此。而由于高投资导致经济危机的情况极少，即使导致了经济危机，那也是因为大举外债进行高投资所致，当年的亚洲四小虎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我国则不同，我们的巨额储蓄完全可以支撑我国进行高投资，这是中国最大的优势。 任何国家，即使经济不增长，也需要一定的投资率，比如基础设施的维修、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等。如果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大投资。一般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投资率高；同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期要比经济低速发展期投资率要高。 现在很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论”，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消费不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产能的扩张，而只有投资才可以做到，比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供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基础环境，而企业生产设备及产品研发投资才可以保证企业产能的扩张，因此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取决于投资而非消费。 投资率过高并不一定造成产能过剩 投资分为三种，一类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基本上不可能造成产能过剩，二是房地产投资，也不制造产能，第三类是企业投资，这类投资才可以导致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我们的铁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100年以上；高速公路建设落后发达国家40年以上；高速铁路建设也落后日本及欧洲30年以上，因此我们保持较高的投资率非常重要。 其实，在上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期（2003-2008）中的2004年，中国就出现了投资率过高的问题，当时国家进行了投资大检查，而检查结果是这些新开工项目都是急需的项目、都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本没有压缩的空间，中国的投资都属于良性投资。 有批评家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不能建那么多的高速公路，老百姓中有“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本身就是由于交通不便所致，如果我们因为西部一时的落后就剥夺了他们修建高速公路的权利，那他们还怎么发展。 一条高速铁路导致英特尔落户中国西部 因特尔公司近年在重庆有巨大投资，而他们只所以将生产基地建在重庆，就是看到了重庆与兰州之间要修一条高速铁路。有了这条高速铁路，因特尔公司的电脑芯片就可以通过中国的高铁走陆路运到欧洲，与原先通过空运相比，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可见交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房地产投资造成了中国投资率数据虚高 目前房地产投资也是造成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而房地产在中国民众的认识中属于消费，而在经济统计中属于投资，民众将自己的收入用于住房消费，却造成了中国的高投资率，这主要统计失真造成的误解。如果只看企业投资，中国的投资率应该与发达国家相当。 发达国家投资率低的原因 现在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善，因此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少；其次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住房也足够用，因此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再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占大头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因此他们的企业投资也比较小，这三者就是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其中第三者是最重要的原因。而这些与我国的国情截然相反，因此我国部分经济学家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的投资率对比，就十分草率的得出中国投资率过高的结论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第四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三 中国人真的不消费吗？ ——统计数据失真、金融结构、贫富分化与中国的低消费假象 近年中国储蓄率大幅上升,其原因并非如国外研究者所言的“中国家庭储蓄过快增长”，中国家庭储蓄占GDP比重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20%上下，波动不大。与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相比，并不算高，因为中国人还需要为其退休生活、子女教育、健康突发状况储备资金，而政府的社会保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设起来的。 导致中国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企业和政府存款的增加。中国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到20.9%。同期，政府储蓄占比从4.4%提高到了8.1%，这两项是导致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 学者们将储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想的太简单了 现在，人们喜欢将储蓄率和消费率混在一起讨论，好像是高储蓄必然导致低消费，或是低储蓄是因为高消费，并有人将中国消费率低的问题，解释为中国的高储蓄率的原因，而将美国的储蓄率低，解释为其高消费原因，而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金融不发达的时代，消费率和储蓄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为人们的剩余收入除了进行储蓄，别无选择。消费率与储蓄率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也就是消费率低，则储蓄率必然高，消费率高，则储蓄率必然低。 而今天，金融业如此发达，人们的剩余收入，除了储蓄，还可以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或是住房等实物资产。上面的理论早就不成立了。中国目前金融业还不够发达，而美国正好相反，属于金融业极度发达。 美国储蓄率低但民众持有有价证券多 美国人虽然储蓄少，但拥有的证券资产多。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的股民人数也才占到中国总人口的7%，而美国股民人数一般维持在美国总人口的50%左右，而且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 比如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同时收入1万元，假设两人除了日常开支外都剩余了5000元，而中国人将这5000元存到银行，而美国人用这5000元买了股票，因此这个中国人的储蓄率为50%,而这个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事情就是这样的简单。美国人将自己的剩余收入购买了证券资产，而中国人将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这也就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美国人储蓄率低的最根本性原因。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时时，都忽略了这一点。 贫富分化也会导致高储蓄 还有一个中国学者们很少提及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中国储蓄率升高的原因，贫富分化使社会财富向富人集中。如果这些钱财富握在穷人手里，则可以形成消费，而如果掌握在富人手里，那大部分形成储蓄和投机。 2001年到2003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快，但是居民储蓄却大幅增长，关键就是那几年我国贫富分化加剧。而近几年居民储蓄一直比较平稳，也并不是我国的贫富分化没有加深，而是近几年中国资产泡沫化为很多富人提供了投资渠道，原来用于储蓄的钱变成了房子或股票。 储蓄永远是富人占大头，曾经有数据表明，中国20%客户的存款占到了中国存款总量的60%，真正工薪阶层的存款非常少，且以短期存款为主。同样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上升，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美国人学会了节俭，这种解释也是错误的，而是金融业不景气，美国富人将自己的收入从证券市场暂时转移到了银行，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中国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金融不发达，美国储蓄率低是因为美国金融太发达。 解释完了储蓄率，我们再开消费率的问题，我们首先看消费率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 消费率低主要是指我国消费在GDP构成中占比较低，目前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各占GDP的45%，合起来占到GDP的90%，净出口占到GDP的10%，这是中国GDP在金融危机前的结构比例，金融危机时投资占比会有所增大。 因为净出口在中国经济中占比太小，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撇开净出口不谈，我们看投资和消费，投资和消费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如果要想提高消费占比就必须压低投资占比。 在分析投资率的章节中，我们讲到，中国的投资率高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中国的投资，如果单看企业投资这一部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而在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已经修建的非常完善，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房地产也早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此他们的投资率就非常的低，因而消费率也就显得高了。况且美国的净出口一直是负数，那么消费率就更显得高了。 而我国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高了投资总占比，而我们的净出口又是正值，这样我们的消费率就必然显得很低，因此只要我国的投资率和净出口是正常的，那么我国的消费就是正常的，而不应该太在意消费占比的高低。 统计数据造成中国民众不消费的假象 社会上存在着“破解消费难题”的提法，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消费难题能否破解，这个消费难题到底存不存在。 首先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 破解消费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中国房价越高，中国用于买房的钱就越多，中国的消费数据就越低，如果我国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时能够兼顾到国情，将民众的购房支出也当作消费进行统计，那中国的消费数据就会高出很多，也就不存在消费率低的问题了，中国的消费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 其次中国银行里的储蓄绝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民众中富人的储蓄，而非穷人的储蓄，而富人是没有消费倾向的，而穷人有消费欲望却没有钱进行消费，因此有人提出将中国人的储蓄变成消费的说法，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信贷消费只能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总体上提高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取决于工作收入，而工作收入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得到改善，居民消费才能真正的旺盛起来。 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意义与影响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高投资拉动的经济结构具有不可持续性，甚至有极端的学者曾经预言中国这种高投资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持续到2005年，结果中国的经济不仅走过了2005年，而且走到了2010年，而且越发充满着活力。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经济结构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中国国情，不仅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相反，这种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靠的是产能扩张 现在人们普遍受到“消费驱动增长理论”的误导，实际经济增长最终靠投资。我们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是否抑制了企业的产能扩张，我们只需看一个指标，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企业有没有投资欲望，而判断一个国家企业的是否存在投资欲望，只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企业融资难，如果一个国家还存在融资难的现象，那就永远不要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来自于凯恩斯的需求不足理论，这一理论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什么颠簸不破的真理。而且凯恩斯说的是需求不足，而非消费不足，投资和消费都是需求。 只要存在融资难就不说产能过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企业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产能过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还是回到上面的观点，企业产能是否过剩，我们只要看企业的贷款需求即可。因为企业的贷款一般都用于投资，而中国企业的贷款需求非常强烈，也就是中国企业的投资欲望非常强烈，而企业的投资欲望很强烈，那就是说明中国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投资。 储蓄是经济增长最宝贵的资源 中国储蓄率为50%，国家规定的存贷比70%来计算，那么可以支撑的贷款规模为GDP的35%，那么中国的储蓄率可以为35%的投资率提供资金，剩下的只能靠自有资金。现在我们的居民储蓄并没有什么增长，而随着按揭购房人群的增加、贷款买车、贷款装修、教育贷款等信贷消费的推进和以信用卡这种小额贷款持有人的增加、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将变的更低，因此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的储蓄率从长期来看必然呈下降趋势。 第五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四 什么导致了中国的低工资？ ——五大因素破解中国低工资之迷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降低，有人将这看作居民消费难以有提升的关键原因。 从1996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为53.4%，而到了2007年仅为39.74%。劳动者报酬份额的持续下降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能力，居民消费难以有效提升也是必然结果。 中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导致中国工资低的根本原因 工资的高低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比如发达国家的工资比发展中国家高，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发展中国家高。中国长期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导致中国工资低的根本原因，比如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言论中，几乎很少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劳动生产率的漠视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中国工资除了低之外，还表现为增长慢以及工资占GDP比例在下降，笔者分析了一些导致中国工人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如下： 1、经济转轨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庞大的营销费用导致企业利润下降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由国家进行安排，企业不用担心销售问题，而现在生产性企业必须亲自跑市场，也就是在原来基础上，凭空出现了一笔庞大的“营销费用”。这些费用不仅包括营销机构的办公费、水电费、内勤人员工资等，还包含变动费用，如促销费用、市场建设费用、销售提成费用、广告宣传费用、工资奖金、赠品等，另外还有卖场的进场费以及给经销商、采购人员的回扣等，管理学上将其称为“营销费用黑洞”。这些费用都是导致经营成本增加，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些费用控制不好，企业很容易出现亏损倒闭的情况，企业很大一部分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营销费用，必然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而企业利润下滑则直接影响到工人工资占比的下降。 企业主剥削导致工人收入下降 另外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公有，企业盈利主要用于企业建设，而现在企业归私人所有，企业主都要求利润，因此必然刻意压低工人工资，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公有体制下，工人的剩余价值归工人所有，私有体制下要被企业主剥削掉一部分，这也是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要观察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数据就可以印证笔者的观点，比如中国在1996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尚为53.4%，可以说是相当高。而从1996年后，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这是因为中国从1996年开始了国企改革，中国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从1996年开始逐年下降，与之伴随的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导致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头号原因。 2、国际产业链剥削导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 我国有很多企业从事出口加工行业，为国外企业贴牌生产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我国能够控制的是利润最微薄的制造环节，而其他高利润的环节都被外国企业掌控。这样在国际产业链的层层剥削下，我国企业利润微薄的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不会高。 3、高投资率导致劳动报酬占比低 众所周知，保持一定的高投资率是一个经济体不断成长的重要保证，国家的投资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企业投资来源于企业利润。不论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还是企业的利润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企业收入，而如果这两部分大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必然会降低。 我们处于经济的高增长期，这种高投资率是良性的，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不可能大幅提高。 4、能源与资源不能自给也是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另一重要原因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投资的资金会通过价值链转化为劳动收入。但是中国投资的劳动价值链并不全部留在中国，而是有一部分在在国外，比如现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各种各样的机械完成，而机械作业需要消耗大量的油料，投资资金大部分都是用在了购买油料上，如果我国的石油可以自给的话，那劳动收入就留存在中国。但是我们的石油主要是进口来的，我们的投资大部分都转移给了国外的石油企业，这也就是我国投资率越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占GDP比例越低的原因。投资所处的行业大部分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产业，而我国在资源与能源方面均不能自给，我国的石油和铁矿石均大幅依赖进口。如果我们这些投资全部用到制鞋、玩具等行业，那不仅可以带动很多人就业，也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收入在GDP的比重，但这些企业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我们以在工程建设中最常见的挖掘机为例子，一台挖掘机每小时耗油约12升左右，以6元/升计算,则每小时耗油成本为72元，基本上相当于机械操操作人员一天的工资，如果以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来算，那么有八分之七的成本转化为了石油成本，八分之一为劳动收入，而这八分之七的用油成本，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国外石油企业的财富。 5、统计口径有问题 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征税少，西方国家都是典型的高税收国家，在北欧税收高达民众收入的三分之二；西欧等国家税收占到劳动者收入的50%左右；即使在美国税收也占到劳动者收入的30%左右，因此他们劳动报酬占比虽高，但经过征税后也没有那么高，中国虽然低，但中国的税收也少。 总之，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给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五 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 ——劳动生产率、货币升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60多年，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使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国不能再满足于高增长的虚幻，其实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情况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高 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我们一定要选好参照国，我国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不能与那些政治混乱，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一定要与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是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期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比较大，如果单算工业经济增长率，应该在年均10%以上；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9.8%，这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如果采用美元计算，那么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这一数据要低的多。 日本的高增长时期是从1955年开始的，日本从1955年到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1%，而神武景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以上，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11.6%，可见日本一直是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在也10%以上，且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非常的多。比如台湾在1964年到1987年的23年高速经济增长期中，有12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8年在11%以上。而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非常的少，即使超过10%，也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货币购买力一直是负增长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关心CPI是多少，也不关心汇率是多少，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拥有的货币或存款的购买力。如果价格涨幅超过了工资涨幅、那明显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变小。如果我要买房子，那货币的购买力显然也要被房地产价格衡量。 在经济统计中货币购买力的升降，对内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对外则用汇率来衡量，然而这两项数据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 我们需要放到改革开放30年的大过程里去——从1978年开始。 那个年代有很多代表性的数字，1978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1.25元，年平均工资为615元，如果家庭某个成员达到这个职工工资水平，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CPI指数，到2009年11月，CPI在这30年零11个月里，累计增幅为5.7倍。按照这个指数，大家目前月平均工资292.1元就应该可以实现1978年51.25元工资的购买力了。但事实是，292.1元还达不到2008年北京市的低保水平（每月390元）。 从某个单一物品的价格对比上，更能说明问题。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等资料上查询了1978年的单品价格，我们再从中国价格信息网等地方查询到目前该单品的价格，就可以实现对比。 第一类：食品类。 1978年时，面粉价格为0.185～0.22元/斤，根据中国粮油信息网，2009年11月上海面粉价格为1.19元/斤～1.92元/斤，价格涨幅为5.4～10.38倍。 1978年，猪肉价格为0.85～1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鲜猪肉（肋条肉、精瘦肉）价格为9.59、11.39元/斤，价格涨幅为9.59～13.4倍。 1978年，带鱼价格0.305～0.38元/斤，根据中国价格信息网，2009年11月底带鱼价格8.08元/斤，涨幅21.3～26.5倍。 第二类：高档烟酒类。1978年中华香烟0.55元/盒，茅台酒8元/瓶；2009年价格分别为57元/盒、828元/瓶，价格涨幅为103.6倍和103.5倍。 第三类：衣服类。1978年每套衣服10～20元，2009年每套100~500元，涨幅5～50倍。 第四类：交通类。1978年北京地铁票价0.1元，2009年为2元，涨幅20倍（北京地铁票价曾为3元，后为鼓励乘用公共交通2007年调低票价）。 第五类：医疗类。1978年阑尾炎手术价格8元，2009年90～500元，涨幅11.25～62.5倍。 第六类：居住类。1978年水费0.12元/吨，2009年7元/吨，涨幅30.8倍。 此外，由于当时的分配体制，1978年城市住宅为计划分配，目前需要自行购买。当时的教育、医疗价格也都非常低廉。这三类涨幅不好衡量。 从微观处见真实。如果综合进行这样的衡量，自1978年至今只有5.7倍的CPI涨幅，显然不能衡量前述六类价格的变动，如果再加上住宅、教育、医疗，那就更无法衡量了。1 货币贬值陷阱 由于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非常快，中国的有钱人非常注重货币的保值，而银行存款利率非常的低，显然不能达到保值的功能，因此中国有钱人都将自己的钱用于购买房地产，因为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房地产的保值功能是最好的。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是中国炒房严重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人民币总体贬值厉害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六、七倍，也就是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下降了六、七倍，而美元自身也处在不到贬值的状态，如果将美元自身的贬值计算在内，那么中国的货币贬值的更加厉害。 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货币升值，而货币升值则意味着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增加，以日本为例子，日本的货币则一直处于升值状态，战后日元实行固定汇率时期的定价为360：1，而现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则在90：1左右，因此日元已经累计升值近4倍。其他国家如德国、亚洲四小龙都存在货币升值现象。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也是一致的。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导致货币贬值的根本因素 抛开人为对汇率的干预外，货币的升值实际是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在排除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的币值只与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有关。人民币不能与世界主要货币保持同步升值是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落后于国际主要货币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其次我国在2005年以前实行的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在国际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进入发展高潮，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都蓬勃发展，大规模应用，因此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非常快。以美国为例子，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崩溃，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及德国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导致贸易平衡转变。但从另一方面即背后深层次原因来看，实际上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大幅下滑直接导致了美元与黄金双挂钩体系本身缺陷的爆发，并进而引起布雷顿体系的崩溃。同理，美元在1995年至2002年出现强势，而这一时期的美元强势无论是利差还是贸易赤字均无法解释，从根本上看，这段时间的美元强势是由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所致，因为美国1995年至2000年的长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达到了2%，是30年最高水平。 货币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 因此，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第七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六 中国离权贵资本主义还有多远？ ——天然垄断行业、外资化、私有化与权贵资本主义 在中国，有少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为了“闯大关”，也就是达到他们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的最终目的，给我国的国有企业扣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懂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乱扣帽子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及发展没有任何的意义，在国家学术界也会闹笑话。 中国的国企从与权贵资本根本不沾边，首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权贵资本的定义，权贵资本主义就是私人资本通过向权力阶层靠拢来获得利益，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满足两大条件，首先必须是私人资本，其次是他向权力靠拢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什么样的土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在东南亚及拉美地区最为典型，它作为资本主义一种形态，既不同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日韩的财阀资本主义，它有着自己的特点，也有其容易滋生的土壤： 我们说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并不表明这个国家的所有经济都是权贵经济，而是说这些国家的权贵经济成分很大，比如东南亚、拉美等，权贵资本主义分布最广泛的两大领域就是天然垄断领域和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 天然垄断领域比如资源、能源领域、城市公共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等。我们可以举例子，比如油田、铁矿等，这些矿藏都具有天然垄断性，从事这些经营的私人资本只要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个开采执照，就可以赚大钱。因此这些领域对他们最重要的不是市场而是获得开采执照，比如伊拉克的石油开采招标为什么国际角力那么厉害，这都是资源行业的赢利特性特性决定的。因此天然垄断领域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 另一个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的就是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这以军工行业为最典型，比如在美国的军工都是私人资本，他们如果在国内销售，政府就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他们必然要向政府靠拢，美国的军火企业向来都是美国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笔者研究发现，越是处于发达与最不发达中间的国家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服务业、消费业是经济的主体，比如欧洲、美国。而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赢利来源主要靠市场竞争，而不是从从供给的角度进行垄断，因此这些行业不可能产生权贵资本主义；而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还是农业为主，而农业也是不会权贵资本的领域，比如非洲就属于这种情况。 而在那些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地区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地区最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这些国家消费业及服务业尚不发达，国家产业主要分布于资源、能源、基础建设等有关行业，因此容易滋生权贵资本主义。 财阀资本主义不是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看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密切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比如企业利用国家的力量开拓海外市场，比如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补贴，但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只是被人们称为财阀资本主义，而非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对于日本的丰田、索尼等企业，决定他们企业业绩的是消费者，政府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决定企业业绩的最核心因素，这与以政府为客户的军工行业、和必须从政府那里获得执照的能源行业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中国出现真正的权贵资本倾向 中国的国企并非全部是垄断行业，只有部分处于垄断行业，但是垄断分为天然垄断和人为垄断，天然垄断是没有办法打破的，只能让国有企业从事公益性经营。而不幸的是，中国现在出现了由国家垄断向私人垄断甚至是外资垄断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很多城市将供水出售给外资水务公司就是典型的变国家垄断为外资垄断。城市通水系统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将这一行业交由外资经营，民众得到的只是一年一个台阶的水价上涨，其余没有从中得到其他任何好处，天然垄断领域无论是给外资经营，还是开放给国内的私人资本，都只会将问题变的更严重，只会让民众受到更高的价格，劳动受到更大的剥削，其余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垄断行业私营化其结果像东南亚就是，垄断行业外资化其结果就是和拉美一样，无论是东南亚化还是拉美化，都是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将城市供水开放给外资，将原煤开采开放给私人资本，都是彻头彻尾都的失败，中国不能再重蹈覆辙。我们不需要国企以营利为目的，更不需要在中国刻意新制造出一批石油富豪，电信大鳄、军工大王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企赶紧回归公益。 中国国企改革的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国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而忘记了其应该从事公益化经营的社会责任，国企上市，在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了“最赚钱的公司”，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想一想，他们是要为整个国家创造利益，还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如果是为国家服务，就必须让国企回归到公益性经营的道路上来。 垄断行业外资化及私营化，绝对不能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取向，东南亚及拉美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民众在痛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同时又再次掉入了他们新设的圈套。猛醒吧！朋友们。 第八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七 中国服务业比重真的很低吗？ ——印度模式不是中国榜样 以下是中国某学者对西藏经济结构的看法： “西藏的产业结构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这种产业结构使得西藏超越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所要走过的工业化阶段，让西藏人民在能够享受到现代化成果的同时避免现代化的代价，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人们带来的环境代价和现代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北京青年报，《专家解读西藏发展报告》） 亲爱的读者，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是否有想骂人的感觉呢，实际上中国个别学者就是因为说了太多这样缺乏常识的话，才使自己的形象不断受损。 另外常见的还有那些为印度经济唱赞歌的学者，他们的理由以上面基本相同，都是夸耀印度服务业占比较大，甚至说印度跳过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并进而反对中国发展高科技，反对中国的发展重化工业。 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主流经济学家提出这一主张当然也是为了提高GDP,他们的理由如下 GDP=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业） 因为中国GDP中服务业贡献小，所以要发展服务业，这一主张在前几年特别风行，这两年受到美国的外贸压力，主要提大力提升消费，发展服务业的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紧迫了。 服务业发展规律 服务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型服务业，另一类是消费型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比如当经济以中以小企业为主时，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很发达，只有经济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情况下，社会分工才会非常的细致，企业才会将生存环节的技术改造，营销环节的策划、广告，管理环节的人力资源服务、财务融资等专业事务外包出去，才会出现一大批专业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企业；而消费型服务业是国民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现象，是高国民收入的体现，比如民众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先保证生存性消费，生存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些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而消费型服务业，主要属于满足民众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的范畴。 总之服务业不是发展出来的，而是国民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自然形成的。 当然以上理论只是针对一般情况，随着世界一体化及服务外包，一国服务业的发展不再与本国企业经济的成长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印度，印度的服务业并非为本国企业服务，而是为外国企业服务，这是地球变平后的一个特殊现象。而印度这种特殊情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印度具有两大优势，一是英语优势，可以承接来自美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二是时差优势，美国人休息的时候，正是印度人工作的时候。 中国西藏服务业占比高，是由于西藏旅游业收入比较大，但西藏经济总体上水平非常低，与中国其他省份根本没法比。正如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那样，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类似的生产关系，但是原始社会远非人类的黄金时代。这种不顾经济发展的实质，而只看经济结构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服务业发展政策先后经历了“发展服务业—发展金融服务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几个政策性变化，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生存性服务业”是抓到了点子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者收入。 中国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百姓收入的增加，而不是盲目的建设大型购物广场，那些抱着发展服务业的目的而大建购物或是娱乐场所，最终因为没有人气而不得不关张的例子还少吗？只有民众收入高了，就是士多店，民众也会大把的买东西。 总之，我们发展服务业的目的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发展服务业不是为了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更不是追求印度的经济结构，更不是为了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我们现阶段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的目的仍然是了提高生产效率，因为毕竟劳动生产率才是衡量经济的最根本指标。 印度模式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西藏的产业结构更不是中国其他省份学习的对象，中国学者应该弄清服务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盲目的盯住GDP公式做加减法。 第九节 中国经济形势的十大误判之八 人民币升值的根源与危害到底是什么？ 人民汇率的问题，根本上还是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只要美中贸易逆差可以降下来，人民币汇率也就不再是个问题，在2009年美国对加拿大贸易逆差下降74.2％，降至202亿美元，对欧盟下降36.8％,降至605亿美元，对中国贸易逆差总额为2268亿美元，下降15.4％，美国全年贸易逆差比2008年下降45％，降至3907亿美元，尽管贸易逆差短期内大幅下降，但由于对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下降的更多，这样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显得更加突出，面临美国的压力，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并进行据理力争，也提出加大进口等措施，但笔者以为在国内尚存在着一些思想上的误区。 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达到淘汰落后产业的目的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可以淘汰落后产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禁不起推敲，也不能成立，因为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到中国的低端产品出口，而且对中国高端产品的出口影响会更大，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虽然润微薄，但在多年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经“树大根深”，抗风雨能力强，在国际上存在的竞争也小，短期内基本上没有国家可以取代我们，但是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制造业则刚刚起步，对外出口还面临着美、日、德等传统工业强国的激烈竞争，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禁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人民币贸然升值也许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可以继续生存，而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刚刚崭露头角，而且仍然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高端技术产品则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很可能不但达不到淘汰低端产业的目的，反而损害了尚处于幼稚阶段的高端技术产品出口，中美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贸易逆差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调整出口结构的角度来改善贸易逆差问题，从而缓解中国面临的货币升值问题，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来自日本的教训 现在人们研究日本货币升值，只是局限于泡沫破裂的研究，而笔者认为日本货币升值对高科技的影响是最大的，比泡沫破裂影响更大，曾经的日本是世界半导体领域是世界冠军，全面领先世界，但是这些风光在日元升值后不在，市场份额不断被美国、韩国、中国等国家蚕食，现在日本颓势更加明显，始终没有得到扭转。 限制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良策 在中国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降低美中贸易逆差就必须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也欠妥，中国多次指出中国对美贸易逆差是由国际产业分工造成的，是由中国的加工制造业造成的，我们可以将我国的出口强势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纺织、家具等所谓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另一类是完全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再出口的加工制造业，笔者将其称为“低增加值”产业，可以举例说明：比如我国从日本进口一批价值1万美元的零部件，然后中国工人将其组装为成品后价值为12000美元，其间增值2000美元，然后将这些成品出口到了美国，这样我国就对日本形成了10000美元的贸易逆差，对美国形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顺差，我国的净出口和经济增加值均为2000美元，却形成了对美国的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也就是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传统低附加值行业来说，比如纺织行业也出口了12000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而这12000美元从棉花种植到衣服的制造，我国拥掌控着大部分的产业链，也就是纺织业向美国出口12000美元，也就可以为我们创造12000美元的经济增加值，而加工制造业出口12000美元，给我国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只有2000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对于增加美国的逆差来说是一样的，都造成了12000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却截然不同，当然对就业的影响也不同，如果按照人均产出1000美元计算，纺织业在贡献12000美元顺差的时候创造了12个就业岗位，而加工制造业在贡献12000美元贸易逆差时只贡献了2个就业岗位，因此加工制造业与那些在我国拥有完全产业链的传统低附加值产品比起来，经济贡献要小的多。 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才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本之道 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曾制定过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的政策，我认为将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转向对“低增加值产品”出口的限制更为准确，这样对我国的经济更加有力，不仅可以减小我国在经济总量及就业岗位上的损失，对改善美中贸易逆差也更有利，而且这些加工型制造业，表面上出口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但其实我国只处于组装加工等低端环节，利用的只是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附加值最低的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没有什么贡献徒增贸易顺差，这些低增加值行业才是我们真正的取缔对象，而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由于产业链长，经济贡献大，还不能轻易的进行限制，比如如果纺织业出口下降，那棉花价格必然会跟着走低，如果对其限制，经济必然从多方面受到伤害。 世界贸易失衡的根源不在中美之间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世界贸易能否平衡关键取决于中美贸易是否平衡，好像中国的舆论界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确实是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中国也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但中国进行商品生产所需的资源、能源及部分原材料均来自于其他国家，中国出口确实很多，但进口也很大，我们的出口与中东这些出口国家比起来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中东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国与世界上所有资源、能源、原材料等国家的矛盾，这才是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总之，我们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时除了保持可控性、渐进性等原则外，一定要回归到美中贸易逆差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上，而处理美中贸易逆差既不能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简单的升值我们的货币，因为这样受伤害最严重的将是中国尚处于幼稚时期的高技术出口企业，我国也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简单限制我国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因为这样会严重的损害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就业，而真正要限制的是加工制造业等“低增加值”产业，因为正是这些产业的存在才造成了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因此他们也应该成为出口调整的重点。 第十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九 区域竞争的优势从何而来？ 做事情要想成功，必须借助两种能量，一种是势能，一种是技能，而势能往往比技能更重要。本节就从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的大形势。 古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也可以表述为“近者为形,远者为势,势表示的是未来的趋向，“势”是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 古人对势的力量有着非常多的研究，老子认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商鞅在变法时也强调乘势的重要性，“飞蓬遇飘风而至千里，乘风之势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以上讲的都是势的重要性。 关于势的运用，古人也有描述，《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另外还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蓄势待发”“龙从云，虎从风，人乘势”等，可见势作为我国古代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 今天人们对势也很看重，清华大学教授韩秀云教授，在其演讲中就说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左右你的不是因为你没有读书，不是因为你没有读MBA,也不是你没有学会管理，而是你不会看宏观大势”。 中国的国家的发展和地方的发展与借势分不开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借助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因此从借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大势的同时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这一更大的趋势，也算是“智者之失”吧。 我国地方的发展也与“借势”有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广大的率先崛起和近年重庆的快速崛起也表明了这一点。 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不敢比，即便是四川，也望尘莫及。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后，广东有一大势可以借助，那就是，人们的创业热情，当年那些饱受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们都怀着一颗战天斗地的心，但是计划经济却让人无用武之地，广东开放后国内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掀动着创业的大潮。广东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因此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开放，但是轮到上海的时候，大势已去，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因此长三角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本世纪前十年，是天津大发展的时候，但是喜欢创业的人都去深圳，制造业工厂都去了配套比较齐全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而天津不得不以国家大项目为主。 在以上几大地区夺得发展的先机后，很多地区都想做中国的第四增长极，比如东北地区、比如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比如海西经济区、比如长株潭地区、武汉经济圈等，但这些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很好，关键就是这些地区走的仍然是大兴土木和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经济形成长时间的拉动，而招商引资又不是那么容易。 然而重庆地区蜗居西南一隅，又面临着成都的竞争，与以上地区比起来，不具备任何的优势，起步也不早，但是只有重庆成为了中国公认的第四经济增长极。那么重庆的发展是从何处借势呢。 “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声情并茂的说出来，不知迷倒了多少的中国人。中国的区域经济争夺战中，重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四增长极，关键就是占到了人和的优势。 重庆的人和优势，并非自古就有，基本上属于“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毕竟成功了，重庆打造人和优势，主要是从大事上把握住了以下几点： 1、重庆地区论文化并没有什么优势，历史上川渝地区自古匪患横行，重庆码，袍哥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这一切都被突然崛起的红色文化给掩盖住了，人们提到重庆就会想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红色情结，红色意味着公平、和谐等，但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论文化民国文化比红色文化更多。重庆并没有打民国文化，而是打出了红色文化，可见很高明的。 2、重庆大搞国有企业，工人经历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对变身国企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如果这个时候，适当的扩大国企规模和国有经济的成分，那么因之而能够重新进入国企工作的工人，必将激发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的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亡。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是国有企业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仅仅经过十年时间的操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盈利能力，国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国有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与昔日的国有企业判若天壤。 3、低房价，重庆作为国家直辖市，其房价应该算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年轻人吃透了高房价的苦，房价因素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主要因素，重庆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以大力吸引人才，重庆在短期内对人才的吸引力虽然赶不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但是做得人才不外流是没有问题的。 可见城市发展，除了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外，还可以走其他路子。 广东二次革命应该走什么路？ 在长三角、京津冀等后起地区的压力下，广东也开始了二次革命，也就是广东的“腾笼换鸟”战略，笔者认为广东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腾笼换鸟，而是要“让麻雀变凤凰”。 世界科技革命已经处于间歇期，广东哪里还有鸟可换，“腾笼换鸟”战略实际上还是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如果广东将现在的企业迁出后，而引不来鸟，那广东岂不是是鸡飞蛋打。 笔者对广东的建议是“麻雀变凤凰”，也就是对现有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在现有的企业中培育高科技力量。 格兰仕公司的梁昭贤在央视的一个论坛中，提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终身雇佣制”，当时一片哄笑，在场的柳传志等人都表示反对，而笔者认为格兰仕是真正的抓住了中国的发展大势，要想发展科技创新型企业，以前那种血汗工厂的管理模式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创新，要创新就必须让员工有归属感，日本打破终身雇佣制后，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下降，具体大家可以看看《绩效主义毁了索尼》一文。当然中国不一定要实现终身雇佣制度，但是中国部分企业现在那种军事化管理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诞生创新。 笔者认为在广东只有格兰仕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因此格兰仕才可以从麻雀变为凤凰，这才是广东企业应该走的路子，在广东企业圈里，企业家大都被人称为“某老板”、或“某总”，而只有格兰仕的老板被人尊称为“德叔”，这仅仅是个偶然现象吗？ 第十一节 中国经济的十大误判之十 中国产业如何崛起？ 比高盛更诡秘：揭开产业大鳄的神秘面纱 产业大鳄潜伏中国！ 对于中国汽车业来说，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然而这背后还有另一家公司比中国汽车企业更高兴，因为这一年它也完成了在中国的产业布局。从2007年起到现在，中国的汽车业进入了第二轮合资高潮，而本次合资高潮的受益者竟然是同一家公司，那就是美国江森自控公司。 江森自控是世界五百强公司，是上市公司，是世界自动化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但其他世界500强企业不同的是，它在中国比日本企业更低调，比华尔街投行更诡秘。这家企业不请明显代言人，不做广告，没有公共关系经理，不开新闻发布会，甚至中国公司连网站都没有，他们到中国来，就是一件事情,赚钱。这个每年在中国销售额可能在五六百亿元的企业，竟然很多媒体从业人士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家企业在中国布局之广，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我们以前经常嘲笑中国汽车业是万国牌汽车，但是这种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中国制定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因为中国开始了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而中国的汽车企业除了比亚迪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新能源技术积累，但是中国车企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中国的汽车不再万国牌，他们以后将会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那就是美国江森牌新能源汽车。 中国的汽车企业是典型的市场换技术的失败案例，而合资与自主创新从来就是势不两立，不幸的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一中国人憋了很久的一个赶超机遇面前，中国的企业再次选择了与外国企业合作或合资，而且几乎是选择了同一家美国公司，就是的江森自控，这家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电池、汽车驱动及控制系统等汽车核心零部件。 江森自控全面快速布局中国汽车业 2007年6月11日，北汽控股与江森自控签署了合资成立汽车电子公司的谅解备忘录。筹建中的合资公司将以生产车身电子部件为主，产品涉及仪表显示系统、车身控制系统、车载娱乐系统和蓝牙通讯系统等重要汽车部件。 2007年12月11日，一汽与江森合资成立长春一汽富维江森自控汽车金属零部件有限公司，股东双方各占50%股份。公司预计在2012年达到53万辆份座椅骨架总成的生产能力，同时达到4.7亿的销售总额。 2008年4月14日在安徽芜湖，江森自控（芜湖）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开业。该公司是奇瑞与江森自控共同组建的首家专业汽车内饰系统以及汽车零部件合资企业，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产品包括仪表板和副仪表板、立柱护板和门护板等；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研发服务。 2008年11月底，广汽与江森建立汽车合资公司，江森自控将控股合资企业52%，剩余48%归广汽部件所有。主要生产仪表板、副仪表板及其他汽车内饰产品。 至此，一汽、东风、北汽、广汽、奇瑞等几大汽车巨头均与江森自控建立合资公司，他们的产品范围基本都是以汽车电子为主的汽车核心零部件。 虽然其他汽车企业虽然没有与江森建立合资公司，但是他们使用的也是江森产品，比如： 2009年7月29日，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与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举行合资项目签约，组建南京延锋江森座椅有限公司。南京延锋江森汽车座椅合资项目将为上海大众南京分公司、南京名爵、南京依维柯及众泰公司提供汽车座椅总成配套，到2012年，合资公司将形成21.6万辆份座椅总成的总装能力，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2009年12月16日，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在北京与吉利集团签订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双方协定，江森自控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吉利汽车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汽车零部件，双方将在汽车配件、新能源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作。 不知道为什么我国汽车业又掀起了一轮合作高潮，这次不仅是国有汽车企业，连吉利、奇瑞等也纷纷组建合资公司。 美国江森在布局完汽车零部件后，其另一个战场鸣锣进军了，那就是汽车电池领域。 连开五家工厂抢占中国汽车电池业 中国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之际，江森自控计划在2015年之前使中国工厂的铅酸汽车电池年产量达到3,000万块江森自控将在中国新建四家工厂，以满足生产需求。该公司已经在中国运营一家工厂，目前在兴建第二家工厂。第三家工厂的选址工作正在进行中。第四家和第五家工厂则处于规划阶段。 为中国汽车业提供电池 2008年1月15日，江森自控-帅福得新动力系统有限公司成为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展示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的供应商。 2008年2月，底特律车展上说，江森自控表示将向奇瑞汽车公司供应镍氢电池，用于奇瑞今年第三季度投产的一款混合动力轿车，奇瑞新推出的A5ISG中型轿车使用江森电池。 2009年12月，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也和江森自控签署了内容广泛的全球合作协议，利在一份声明中称，此次合作将涉及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座椅和新能源。 戏谑郎咸平并不能解决危机 郎咸平最近才指出可怕的不是危机是对危机的无知，作为学者最可恨的也是遭到一些无知者的揶揄与嘲弄。在最近一篇《郎咸平：新能源汽车要避免大跃进》的报道中充斥着“顽童”、“郎大炮”、“思想偏激”“狂妄的姿态”、“站着说话不腰疼”“天不怕地不怕”等带有诋毁性质的词汇，当然很多是假他人之口说出来的，我认为记者应该更多的是顺着学者的思路去探求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对学者的话进行一下简单的报道、评论甚至是揶揄嘲弄，这些都不是可取的，因此揶揄那些学者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产业危机。 汽车业崛起功夫在诗外 在全国人民的批判声中，中国汽车行业再次走上了合资之路，而且很多合资企业都是外方控股，在惨烈的事实面前，毫无疑问，中国的产业政策存在着缺失。 上海通用总经理丁磊说过“我不太相信这么多企业,都能独立发展出自己的新能源车产品,新能源车的发展必须走联合开发的道路,散兵游勇遍地开花的新能源车发展局面,不会对中国的新能源车产生明显的帮助。”广汽总经理曾庆洪表示“我们一定要头脑冷静,说中国有些企业的新能源车走在世界前列,不负责任。” 电池，包括电池管理系统技术是混合动力汽车主要的关键技术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发动机技术、电机控制技术、整车控制技术等,同济大学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表示:“在整车控制器、发动机电子控制器等一些关键技术方面,国内尚没有能够大规模生产的、质量可靠的产品。” 笔者认为我们不该指责汽车产业，而汽车产业的问题，也在汽车产业之外，比如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动机电子控制器都是博世开发的，而博世的则是一个主要生产电动工具的企业，中国需要的是像江森自控和博世这样的公司，这些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才是汽车产业执牛耳的公司，我们的产业政策补贴也应该补贴给这样公司。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了汽车业的整合重组，以及打造本土汽车品牌，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政策真正的抓住汽车业的发展本质了吗？整合重组所宣传的规模重要性，早就被人质疑，而我们打造本土品牌还不如打造本土技术，打造本土的自主研发能力，如果汽车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外国的，何来本土品牌。因此笔者提出中国应该跳出汽车业来谈汽车业，中国汽车业的落后是关联行业的落后，应该从关联行业做起，培育与扶植像江森自控以及博世这样生产核心零部件的企业才应该成为挽救中国汽车业的发力点。 自主品牌并不代表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掌握了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技术，才是真正的自主企业。 第十二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中国论需不足的论调，笔者指出目前中国投资和消费基本上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左右，这两部分合起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0%，也就是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90%都是由内需拉动的，笔者认为这一比例并不算低。 2、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笔者指出中国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而非整体过剩，比如中国在资源、能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核心零部件方面都严重的产能不足，因此产能过剩这一笼统的说法根本就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实质，那么用产能过剩来反证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 3、针对如何扩大内需问题，笔者指出真正的扩大内需应该是建立在民众收入增长和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之上，这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而民众收入增长归根结底需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则需要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各种非法及不道德收入，只有这些做好了，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的旺盛起来。 4、针对经济对比问题，笔者指出我们应该以高速发展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结构，而不能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结构。美国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日本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阶段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的宏观经济结构应该与上述经济体的高速发展阶段比，而不能与现在的他们对比。 5、针对投资，笔者指出只要在本国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经济就是安全的，是可持续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甚至演变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国家陷入债务泥潭不能自拔，关键就是这些国家储蓄率太低，或是投资率超出了储蓄率，大举外债进行投资所致。 6、针对发达国家投资率低的原因，笔者指出在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非常的完善，因此在这方面投资非常少；其次他们的城市化早已完成，住房也足够用，因此他们在房地产方面的投资也非常的少；再次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非常小，占大头的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因此他们的企业投资也比较小，这三者就是发达国家投资率比较低的原因，其中第三者是最重要的原因。 7、针对中国储蓄率高，美国储蓄率低的原因，笔者指出美国人将自己的剩余收入购买了证券资产，而中国人将这些钱存到了银行，这也就是中国人储蓄率高、美国人储蓄率低的最根本性原因。而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时时，都忽略了这一点。 8、针对中国储蓄率上升问题，笔者指出中国的贫富分化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贫富分化将财富向富人集中，如果这些钱掌握在穷人手里，则可以形成消费，而如果掌握在富人手里，那大部分形成储蓄和投机。 9、针对中国人不消费的说法，笔者指出住房消费是中国民众最大的消费，而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时，住房支出不计入消费，而是计入投资，这是导致中国消费低的头号原因，中国不是消费低，而是消费的统计数据低，中国的消费统计数据，根本就不能真实的反映中国的消费水平，破解消费难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10、针对有人提出将银行储蓄转变为消费的建议，笔者指出中国银行里的储蓄绝大部分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和民众中富人的储蓄，而非穷人的储蓄，而富人是没有消费倾向的，而穷人有消费欲望却没有钱进行消费，因此有人提出将中国人的储蓄变成消费的说法，是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11、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笔者指出我国学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12、针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笔者提出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才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和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己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才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13、针对中国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问题，笔者指出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是中国炒房严重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14、针对中国货币贬值的问题，笔者指出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这一点与民众的直观感受也是一致的。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15、对于提高中国货币购买力的问题，笔者指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16、对于权贵资本主义诞生的领域，笔者指出，天然垄断领域和以政府为客户的领域是最容易诞生权贵资本主义的领域。 17、针对权贵资本主义，笔者指出天然垄断行业的外资化及私营化是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原因，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天然垄断行业外资化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东南亚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天然垄断行业私营化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典型。 18、针对中国国企改革，笔者指出垄断行业外资化及私营化，绝对不能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取向，东南亚及拉美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我们民众在痛骂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同时又再次掉入了他们新设的圈套。 19、针对服务业，笔者指出生存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都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现象，为了提高服务业占比而反对中国中国发展重工业和为了提高服务业比重而大建消费娱乐场所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印度模式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西藏的产业结构更不是中国其他省份学习的对象，中国学者应该弄清服务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盲目的盯住GDP公式做加减法。 20、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笔者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归根到底是中美贸易问题，中国不应该限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应该限制低增加值产品的出口。 21、针对人民币升值对企业的影响，笔者指出，人民币升值对高科技企业的影响会更大，日本在新经济的发展方面不如美国及韩国就是教训。 参考资料： 1、徐以升：系统性质疑CPI第一财经日报2009-12-22 第七章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何在？ 第一节 本章前言 上一章，我们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问题，而本章则主要从工业经济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问题，工业经济大家听起来肯定非常的陌生，因为现在研究工业经济的越来越少了。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工业经济的概念，工业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方向：工业化理论、工业发展与增长、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国际比较、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史。 当今世界，各种经济学派、各类经济学说，纷繁复杂，你方唱罢我登场，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当然那些官员们就更是如此了，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就是因为选择了错误的经济学说，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当然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因为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而青史留名。 失败者如丘吉尔，人们认识他是从二战开始的，此人与罗斯福、斯大林合称为二战“三巨头”，但人们不熟悉的是，此人还曾经担任过英国的财政大臣，而丘吉尔能担任这一重要的经济职位，并非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而纯粹是政治分赃的结果，他从政前仅仅是个骑兵军官，他的从政更多的靠其父亲的荫庇及其母亲的多方奔走，但英雄不问出处，外行领导内行也并非意味着就必须以失败告终，而他当财政大臣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现在，当经济不景气时，贬值货币扩大出口，已经成为共识，世界各国无不遵循此道，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那个年代还是有争议的，当时作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不顾凯恩斯等大经济学家的反对，依然实行了让英镑升值的经济政策，结果让本来不景气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说大英帝国的衰落非要找出一个人来承担责任的话，那绝对非丘吉尔莫属，当然在国家危难关头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只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其他的原因，笔者在这里就不做赘述。 在美国的80年代初，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大幅涨价，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处于停滞，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全社会都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在这种局面下，一个二流演员出身的总统开始登上前台，他就是后来创造“美国清晨”的里根，他不懂政治，更不懂什么经济学，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采用了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让美国经济重新实现繁荣，因此里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人们常常将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再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热钱疯狂进入了楼市和股市，但在泡沫形成期，政府一直没有进行有效控制，最终导致泡沫破裂，而泡沫破裂后，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又长期摇摆不定，干干停停，结果是日本经济长达十几年的萧条，怪不得很多人提出广场协议虽说是美国的阴谋，日本的经济措施不当也是主要原因。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都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就更惨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现实中，政府总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战略，但战略多了也就乱了，如果战略制定不准的话更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我们曾经的比较优势战略就是这样。而当政府向学者、专家们进行政策咨询时，又往往会分裂为至少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都势均力敌，各有道理，也让政府难以定夺。 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既然经济如此的复杂和捉摸不定，那我们的政治家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是否有存在这样一个指标，只要抓住它，就永远错不了，只要对这个指标进行持续的改善，经济就一定健康快速的向前发展，我认为这个指标是存在的，它就是“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个经济指标，而“持续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则可以当作一个战略性原则进行把握，在各种指标中，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像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那样能够直达经济的本质。 社会的进步，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生产率就是衡量生产力高低的核心指标。列宁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那就是社会主义可以更大的提升劳动生产率”。 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很多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样：机械化和自动化，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威力人们早已经有了切身的感受，但自动化生产在中国应用还不是那么的广泛。 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中国非常的流行，那就是“国际产业链剥削论”，比如我们中国的玩具、纺织、消费电子等行业饱受国际产业链的剥削，中国不掌握采购、销售、物流、设计等环节，而中国消费电子产品的大部分关键零部件都需要从日本、美国等地区进口。 而国际产业链的剥削是容易察觉的，因为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国家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另一类的企业他们已经攻进了我们的国家的内部，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外，别人对他们几乎是毫无了解，基本是“闷声发大财”。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国字号大工程，比如三峡水电站、青藏铁路、西电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场馆、世博场馆等，而这里面的大订单基本都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竟然没有一家是中国公司提供的，这类企业就是自动化企业，现在任何行业都离不开自动化，而我国的自动化企业还非常落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就犹如进入无人之境。 现在中国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西方的媒体和普通民众也开始对我们进行刮目相看，但西方的普通民众是很容易征服的，因为他们只看中国的数字漂不漂亮，但现在西方的精英并不重视中国，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日本的工程师等，这些人才是他们所在国家的精英，我们要征服的也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只关心一个经济指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 第二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变”靠什么？ ——发展经济需要做乘法 宏观经济学是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理论模型，使宏观经济的研究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依，降低了人们分析经济问题的难度。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果我们总是按照宏观经济分析的固定套路来研究经济，就会忽略了经济最基础、最本质的东西，而是满足于玩弄一些小伎俩，这些东西在短期内也许可以奏效，如果从长期来看，必然会导致一些问题。 经济学家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 另外，宏观经济学是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危机，宏观经济学对付经济危机还可以，但不可能促进经济成长，我国的学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质的增长”与“量的增长”的结合，归根结底要靠质的增长，经济发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这种质的增长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用公式进行表示，那就是 “GDP=劳动生产率＊劳动人数”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真谛 由于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我们在考虑经济发展时，往往是考虑总量和速度多、考虑劳动生产率少，我国目前的劳动力短缺已经由大学生短缺、技工短缺过度到了普工短缺的经济阶段，如果再想靠人口红利实现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因此经济增长必须转变到对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上。 我们在制定经济战略时，先后有过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自主创新、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等提法，但我国就是很少提到劳动生产率，而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必须将提升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劳动生产率是经济之本，其余全是末，如果从其他的方面抓经济，都是舍本求末。 提高劳动生存率有两类方法，一类是靠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另一类是靠提高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目前中国采取的都是第一类方法，比如中国煤矿事故频发和富士康事件都是此原因。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存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制造业也需要大学生 笔者不赞同郎咸平的“产业链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的解释，郎咸平认为中国应该发展除制造外的其他产业环节才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笔者认为其他产业环节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多，比如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都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出路仍然在制造环节，制造环节不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是中国现在这种手工式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如果中国制造转向自动化制造、高科技制造也是需要大学生的，比如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都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才是中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劳动生存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9万美元，卢森堡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6万美元，比利时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2万美元，法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4万美元.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 因为中国劳动生产率太低，所以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就低，而创造的价值低，收入就低，这就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本原因，现在人们只谈分配问题，而不谈这一根本问题，是没有抓住事情的本质，分配不是不重要，而是分配不均只能使收入在小范围内浮动，而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则可以使劳动者收入发生翻番式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相差几十倍，这些问题用分配根本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改善来实现，我们看问题一定要有大视野。 提高劳动生存率是“创富于民”之本 现在大家提的最多的是“藏富于民”，但是笔者不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被“异化”，各色人等都在用这个词，但他们所指的都不一样，笔者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价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才是真正的“创富于民”，至于“均富于民”的问题，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进行详述。 尽快建立劳动生产率统计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在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平衡中寻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全面回归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思路上，而要做到这些，最首要的就是要建立中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数据，并定期公布，而在美国这样的数据是定期公布的，中国目前连相应的统计体系都没有。 第三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二 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在哪里，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 ——传统产业仍是一座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 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产品，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座可以进行充分挖掘的富矿，当我国提出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后，对新兴行业已经足够重视，而对传统行业改造升级的重视程度则略显不足。 技术改造四两拨千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总体规模跃居世界前列，但大而不强，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技术改造是工业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技术改造具有技术新、投资省、周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的特点，技术改造投资乘数效应大，杠杆作用显著，能快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增长。美国里根时期对付经济滞涨就是用的技术改造这一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也用355亿元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引导企业技术改造，带动社会投资4400亿元，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为我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产业是传统产业 在我国传统行业占比非常大，如果以改革开放开始实行的1978年为对比时间点，中国至少有70%的GDP来自传统产业；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对比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我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的产值要占到我国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这样数据，即十年后传统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如果将能将这些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块可以充分发掘的富矿。 实现国家发达很容易 GDP的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我们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人均GDP两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将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五倍，从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 我国大部分产业都存在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新兴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产品创新，而传统行业更多是靠技术改造，中国70%的企业没有创新活动，也不需要创新活动，其实真正需要创新的是少数企业，格力空调属于世界名牌，但更多的是组装，世界知名的联想电脑，配件大部分依赖外部供给，那些“螺丝刀工厂”横行的行业，是没有太多核心技术存在的。 在对传统行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一定要立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很多行业的机械化水平都非常的欠缺，更不用说自动化了，比如我国的煤炭行业矿难不断，归根到底还是机械化采煤的水平太低，机械化采煤既可以大量减少用工量，也可以更好的保证安全。 另外我国在技术改造方面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09年国家仅安排技改资金200亿元，而用于中小企业改造的资金只有30亿元，这还差的太多，今后我国应该加大在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持续改善企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才可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第四节 三问中国经济增长之三 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什么？ ——发展自动化是产业振兴的最好手段 1946年，“自动化”一词最先由美国提出，过去，人们对自动化的理解是以机械代替人力，自动完成作业。随着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应用，自动化的概念已扩展为用机器代替脑力劳动，以自动完成特定的作业。 当年钱学森说过一句话，只要自动控制做的好，即使元器件差一点导弹也能打上天，钱老讲的就是自动化的重要性。 50年代，由于经典控制理论的发展，使自动化进入以单变量自动化发展到了局部自动化阶段。60年代，自动化进入到生产过程最优控制的综合自动化阶段。70年代以后，自动化向系统控制和高级的智能控制发展，并广泛用到国防、科研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例如大型企业的综合自动化系统、全国铁路自动调度系统、国家电力网自动调度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城市交通控制系统、自动化指挥系统、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等。 自动化将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人的智能，机器人已在工业生产、海洋开发和宇宙探测等领域得到应用，专家系统在医疗诊断、地质勘探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家庭自动化和农业自动化将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并得到迅速发展。 自动化的应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将产生深远影响。生产过程自动化可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率和工作效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保证产品质量，改善劳动条件，改进生产工艺和管理体制，加速社会的产业结构的变革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 从整体上看，我国传统产业在技术装备、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产品品质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尤其是技术装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出路何在？大范围设备更新，国家承受不了，维持设备现状，后果不堪设想，唯有应用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才是提高企业素质、提高整体效益的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 发展自动化可以撬动整个工业的提升 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1986年前，应该说美国对这项工作是不重视的，以至于十大传统行业中，有六大行业的优势地位完全丧失，后来美国急起直追，高度重视工业自动化技术，用工业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已完全恢复了在十大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所以我们说，这一项工作抓好了，对提高整体国力是重要的。 发展自动化是调整工业结构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自动化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仪器仪表的集成技术的综合运用，也就是自动化技术可以带动众多技术向前发展，带动整个工业调整。 工业自动化投资少、见效快，可大幅节约能源。所以我们电力、钢铁炼油、石化、造纸等工业部门，分别都拥有一百套以上的集散控制系统。如果能在集散控制系统的基础上，配上上位机，搞过程优化，我能可以大幅度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如宝钢冷轧厂，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改造，20人花了2年半时间投资了1300万元，项目完成投运后，整个冷轧厂产生的效益使产值增加6个亿，纯经济效益2380万元。 这样的计算机系统能广泛应用，对大中型企业可以起很大作用。另外发展自动化还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有效手段之一，他可以拉动一大批产业，如电子元器件、各类接插件产业、各类金属加工件产业、集成电路等。在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今天，其实传统行业仍然是一块富矿，而这块要将这块富矿充分的发掘好，就需要自动化技术。,中国各个行业的自动化现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没有强大、先进的自动化系统的支持，其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难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两个提到自动化 笔者发现，我国对自动化也开始有所重视，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这种殊荣是任何行业都没有得到的，因为自动化产业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自动化检测及控制设备的生产属于装备制造业，而自动技术本省属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一支，而将自动化技术用于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又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我们要问，哪个行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那绝对非自动化行业莫属。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提法已经过时 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是30年前的一种提法，而当时自动化技术才刚刚起步，尚未大规模用于工业生产，而自动化技术应用之后，很多原先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已经被改造成了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粮食生产在三十年前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现在实现机械化后，已经完全没有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子，另比如修建公路在以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也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劳动力成本在产品总成本中所占比重将越来越低，当劳动力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时也就失去了产业转移的必要。 用工荒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而推行自动化制造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今后将是自动化行业大发展的时期，自动化行业的春天已经来临。 笔者虽然为发展自动化产业鼓与呼，但笔者并不忌讳自动化产业的弊端，那就是会造成企业用工量的减少，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制定严格劳工休息制度来解决。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加班现象非常的严重，企业主往往将基本工资定的非常低，然后将加班费定的非常高，从而引诱工人“主动”加班，但是工人一加班也就落入了企业主的圈套，中国这种“低基本工资，高加班工资”的现象必须改变，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工人的权益，现在中国工人天天加班，但是综合工资并不高，都是这种制度惹的获，中国必须通过立法对工人加班进行规定。 要把机器当人使，而不是把人当机器使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07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劳动者劳动时间最长，年平均为1804小时，挪威为1407小时，法国为1564小时，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年工作时间均超过2200个小时。这只是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大部分都在3000个小时以上。国外工人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而中国工人只能是加班工作，这都是劳动生产率太低造成的，在发达国家是把机器当人使，而中国是把人当机器使。 因此中国必须在提高劳动生存率和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两方面进行努力。 第五节 中国真正的产业危机 ——国外自动化企业闷声发大财 一谈到中国的纺织、玩具、电脑、手机等产业没有自主控制权，中国只是充当了人们的加工制造环节，很多人就开始哀叹中国产业经济的落后，并希望将产业链扩展到设计、物流、营销、零售等环节，但我们仔细想想，这可以成功吗？我国将商品销售到国外，设计、物流、营销、零售这些环节本来就是应该是外国人来做的；同样国外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后，物流、营销等环节也就由我们中国人掌控，这是很正常的。 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存在着产业危机，但是大家对产业危机的认识都不准确，我国连自己的市场都保不住，还总是想占领别人的市场，我们可以将视野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看看吧，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闷声发大财 我们以ABB这家瑞士自动化公司为例子来看，三峡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在三峡工程中，ABB不仅为三峡右岸电站、左岸电站厂房、泄洪坝和永久船闸提供了全封闭组合电器、升压变压器和中压开关设备，还成功建造了三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将三峡电力输送到华东和华南地区。南水北调和西气东输，是与三峡工程齐名的国家重点工程。在这两个战略工程中，同样可以看到ABB的身影，它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了传动系统；为“西气东输”工程提供了工业控制系统。此外，ABB还积极投身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ABB的产品与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的多条地铁与轻轨线路建设中。ABB还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工程项目的主要电力系统供应商，参与了30多个奥运项目建设，包括国家体育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奥运村220千伏变电站、城北500千伏变电站、为主要场馆供电的安慧变电站、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轻轨机场线、中央电视台新址等。2 世界自动化企业进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新北京十大建筑的楼宇自动化系统全部都是由国外自动化企业来完成的，中国现在发展电动汽车，但中国的汽车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而奇怪是我国大部分车企都在短时间内都推出了自己的电动车，其实这些汽车的电池都来自美国的自动化企业—江森自控，我国越推广电动汽车，美国的江森自控就越赚钱。 另外国外的自动化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都非常大，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大部分明星企业，比如2007年瑞士自动化企业ABB在华销售额已经超过280亿元人民币，德国自动化巨头西门子在中国2008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了570亿元人民币，法国自动化巨头施奈德2009在中国的销售额为190亿元人民币左右，美国自动化巨头江森自控2009年仅在汽车行业的中国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亿元，而江森自控在楼宇自动化，能源领域都非常强势，其在中国的总体销售额应该与西门子差不多，至少也在500亿左右，这几个只是世界自动化的巨头，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企业，比如我们上面列举的几个巨头中没有一家是日本企业，而日本是典型的世界自动化强国，日本机器人可以占到中国机器人市场的一半，比如美国的企业已经瞄准了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自动化改造，这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以上企业的销售数据多为他们在2008或是2009年的销售数据，他们这些企业一直处于高增长当中，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这些企业的在华销售额早就已经实现了大幅增长，已经翻番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明星企业的销售额，以2009年中国企业五百强的数据为准，海信集团销售额为488亿，国美电器的销售额为458亿元，中兴通讯为442亿，格力电器为420亿元，万科为409元，中国核工业集团为377元，比亚迪汽车为267亿元，蒙牛乳业为237亿元，奇瑞汽车为184元。 我们可以看到，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远远超过将连锁大卖场开遍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国美电器，超过了中国最有名的建筑企业万科，在上面四大巨头当中销售额最小的法国施奈德的在华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奇瑞汽车，这些企业只要接到一个大的订单就可以有数亿元的收入，这些企业在中国的攻城略地绝对不可小觑。 真正的产业危机 我们再看看耐克、阿迪达斯这些知名企业，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这些企业请那么多的明星，做那么多的广告，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这些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当我国的经济学者谈到中国的产业危机时，不再总是拿耐克、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等做例子的时候，当我国中国的学者开始谈论ABB、西门子、施奈德、江森自控在中国的攻城掠地的时候，那中国的产业也就真正的看到希望了。 第六节 世界自动化企业在中国 ——自动化企业是衡量国家工业实力的标志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讲，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自动化企业在发达国家都处于“执工业之牛耳”的地位，而且这些企业销售额巨大，很多都是世界500强的大企业，笔者在就浪费一下篇幅，介绍几个自动化行业的巨头，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样企业才是工业的脊梁，什么样的企业才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我们中国也需要这一类的企业，只有这类的企业才是国家拥有强大竞争力的保障…… 瑞士ABB 首先，这家企业实际上是一家瑞典企业，由于瑞典税收太重，所以采取与瑞士企业合并的方式将总部搬到了避税天堂瑞士。 ABB是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性企业，致力于为工业和电力行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ABB集团的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20,000名员工。 ABB集团位列全球500强企业,在世界500强排列第256位，2008年，营业收入30306百万美元。集团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并在苏黎世、斯德哥尔摩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ABB由两个历史100多年的国际性企业－瑞典的阿西亚公司(ASEA)，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公司(BBCBrownBoveri)在1988年合并而来的。 ABB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的1907年。当时ABB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蒸汽锅炉。1994年ABB将中国总部迁至北京，并在1995年正式注册了投资性控股公司－ABB（中国）有限公司。 ABB迄今在中国已拥有30家合资与独资企业、在38多个主要城市设有销售与服务分公司15,000名员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ABB全球第一大市场。ABB还在2006年初将其全球机器人业务总部移至中国上海。 ABB中国在输配电、自动化产品和系统等方面都建立起了强大的生产基地。业务包括完整系列的电力变压器和配电变压器；高、中、低压开关应用；电气传动系统和电机等。这些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和电力行业。 ABB在中国参与了众多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如三峡电站建设和输配电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北京奥运工程中的首都国际机场的改扩建项目、变电站项目、轻轨项目等。此外，ABB还为亚洲最大的石化项目－上海赛科、广州地铁、上海地铁、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海通用汽车、宝钢等众多客户提供了可靠的电力或自动化技术解决方案。 如今，ABB自动化在中国下辖自动化产品、过程自动化、机器人三大业务部门，10个生产工厂，产品涉及高低压电机、低压电器、变频器、仪器仪表、电气成套设备、电力电子、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数十个大类，并设立多个业务单元为石油天然气、石化、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制浆造纸、矿山和水泥、汽车、船舶、起重机、涡轮增压等多个重点行业提供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 2006年，ABB机器人业务全球总部迁至上海；ABB过程自动化船舶及起重机业务全球总部迁到上海。 2007年，上海ABB过程自动化船舶业务单元顺利拓展海洋工程领域，为中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铺管起重船配套电力推进系统；自动化业务在ABB中国业务总量占比超过50%，中国超越美国成为ABB集团内最大单一国家市场。 2008年，ABB中国启动矿产业务；成立流程工业产品及系统单元；设立工程中心，并成立跨部门的服务中心；ABB自动化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广州地铁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得到了宝钢、上海通用、赛科等众多知名大型企业的认可。到２００８年，全球５００强企业ＡＢＢ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将翻番至４０亿美元，约280亿元。3 美国江森自控 江森自控公司是一家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的世界性跨国公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建筑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的生产商和工程承建商，可为建筑物提供节能、环境控制、防火、保安、自动化管理系统及工业控制设备，并可为各种建筑物提供从设计、产品制造、系统安装调试、维修到物业管理的全过程优质服务。 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是是世界最大的汽车部件的独立供应商，1885年创立，公司总部设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江森自控有限公司从一项发明起家，至今已经在汽车配件和建筑设施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有110年的控制业经验，对建筑设施的精通举世无比。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商业、机构和政府建筑设施的业主和经理们请江森自控有限公司为他们提供最舒适、最富成效、最安全和最节能的环境。 江森自控公司不断发展成为一家国际公司，其下三百多间分公司及制造厂遍布美国,加拿大,西德,荷兰,意大利,日本,瑞士,新加坡,香港及世界各地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雇员总数达5万多人。 江森自控公司为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上市之公司;1999年,江森自控公司总营业额高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近年公布全美500家最大企业中,江森自控公司名次一直在100位以内，并且排名不断上升。美国每年的市场调查表明，江森自控多年来在建筑物自动化领域一直名列前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在建的智能建筑一半都在中国，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市场。率先将在中国承接智能建筑和弱电总承包项目是江森自控；承接中国智能建筑工程最多的，也是江森自控；目前楼宇自动化管理领域技术水平最高的，还是江森自控。江森自控已经逐步扩大中国市场。 江森自控在8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的。其代表工程有：北京发展大厦楼宇自控系统；华东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上海商城；中国弱电系统功能最全的上海证券大厦；华南地区最早的高层智能建筑广东国际大厦；华南地区最高建筑物广州中天广场；中国最大的智能建筑群北京恒基中心；湖南长沙平和堂商业广场。 目前，江森自控公司除了对已签约工程进行认真设计和施工外，也正积极参与中国多项工程的投标，并努力加强与中国的“智能建筑”等学术团体和建筑同行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协助设计院的设计。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已经在中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市场占有率和经营总额均居同行业榜首，现在江森自控正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拓展自己的市场。 奇瑞新能源汽车的混合电池系统就来自江森自控，江森自控还向上汽供应电池，目前江森自控与奇瑞汽车在芜湖建立合资公司，生产汽车电池，汽车仪表等产品，其年产能可以配套30万辆车，江森自控仅汽车一项在中国的销售额就是30亿美元，约210亿人民币，而汽车动力与控制领域只是江森自控的一个领域，其在楼宇控制，能源控制方面等非常的强大。4 法国施耐德 施耐德电气是法国的工业先锋之一，世界500强企业，全球顶级电工企业。 施耐德电气公司以其驰名全球的四大主要品牌、全系列的产品和元器件以及周到的服务，开发了五大市场：能源与基础设施、工业、建筑和民用住宅，数据中心和网络。这些全球领先品牌包括——梅兰日兰、美商实快电力、TE电器及奇胜开关，还有强有力的本地化品牌以及在各自领域广受认可、已成为领先品牌的专家品牌。 邓小平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就曾在施耐德电气前身工厂工作过。80年代起，施耐德逐渐将战略重点重新聚焦于电气领域。施耐德电气2004年全球销售额超过103.65亿欧元，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拥有84,866名员工，197家工业公司、150个客户服务中心及9000多个销售点。 施耐德电气于1979年进入中国，已经超过20年了，目前在华已经拥有6000名员工，4个分公司，42个地区办事处，14家生产型企业，4个物流中心，2个培训中心和1个全球研发中心，400多家代理商和全国性的销售网络。自1995年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平均增长率高达35%，2007年，施耐德在中国区的销售额达到190亿元人民币，增长速度达到了25%。5 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是一家大型国际公司，其业务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在全世界拥有大约600家工厂、研发中心和销售办事处。其80%的销售额来自德国境外，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于6大领域：信息和通讯、自动化和控制、电力、交通、医疗系统和照明。 西门子最早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可以追溯到1872年，当时西门子公司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至今，西门子已在中国建立了90多家公司，61个办事处。西门子遍及中国，在2008财年中，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收入达到570亿元人民币，新订单总额达到655亿元人民币。西门子在中国拥有超过43000名员工，是在华拥有员工数最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 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A&D)是全球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可在生产自动化、过程自动化、楼宇电气安装和电子装配系统领域提供多种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该集团的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钢铁、机械、金属、食品、饮料、包装、汽车、电力和化工行业。 西门子楼宇科技（中国）有限公司(SBT)提供完整的楼宇解决方案，通过在整个建筑使用寿命期间确保安全环境下的安全和舒适性以及降低维护费用来提高效率。2005年，该公司签署合同为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和北京地铁五号线提供火警预警系统。同年10月，公司又接到了一份为上海世博会指挥中心提供超低压解决方案的合同。 西门子的中国业务是西门子集团亚太地区业务的主要支柱，并且在西门子全球业务中起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门子的全部业务集团都已经进入中国，活跃在中国的信息与通讯、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医疗、照明以及家用电器等各个行业中，其核心业务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解决方案。 2003财年，A&D签署了为中国重点工程"三峡工程"提供自动化设备的协议，而在冶金行业A&D也赢得了为鞍山钢铁公司提供空气分离发动机和鼓风炉的重要订单，西门子2009年中国订单额为655亿元。6 第七节 中国自动化的现状与未来 我国自动化系统自主创新能力低下，自主知识产权匮乏。具体表现在国产高端自动化产品奇缺，市场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国产高端成套专用控制系统或优化系统几乎为零。公用工程大型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十分落后。公用大型工程装备指的是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大型矿山机械装备、大型口岸工程装备、大型交通工程装备、大型城市工程装备等，长期以来，资金投入不足，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现代控制理论、方法、技术的融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挖掘机、大型摊铺机、大型装载机等重大装备，控制系统绝大部分由国外提供。 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看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 我们以工业机器人为例子，来看中国的自动化现状，自从20世纪60年代人类制造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来，机器人就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经过40年的飞速发展，在工业发达国家，机器人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机械加工行业、电子电气行业、橡胶及塑料工业、食品工业、物流、制造业等诸多领域中。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工业机器人主要用于汽车工业及汽车零部件工业，占整个机器人市场的61%，金属制品业占8%、橡胶及塑料工业和电子电气行业分别占7%，食品工业占2%，其他工业占15%。 目前，我国进口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来自日本，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每年新增工业机器人的台数和总量都在快速增长。2006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台数达5770台、2007年为6581台，2008年则达到7500台。截止2008年年末，我国已有工业机器人31400台。随着我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机器人保有量达到一定的规模，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少差距。仅从汽车工业每百万名生产工人占有的机器人数量来比较，日本1710台、意大利1600台、美国770台、英国610台、瑞典630台，而我国还不到90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面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每一个机器人供应商都有着非常大的用武之地。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建立了9个机器人产业化基地和7个科研基地。产业化基地的建设，为发展我国机器人产业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已经能够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平面关节型装配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弧焊机器人、点焊机器人、搬运码垛机器人等一系列产品，不少品种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生产。 尽管机器人产业化已呈星火燎原之势，但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除了众多历史原因造成制造业水平低下的原因外，更多的是对工业机器人产业的认识和定位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首先，我国基础零部件制造能力差。虽然我国在相关零部件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无论从质量、产品系列，还是批量化供给方面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造成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影响了我国机器人的价格竞争力。 其次，中国的机器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虽然已经拥有一批企业从事机器人的开发，但是都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缺乏市场的品牌认知度，在机器人市场方面一直面临国外机器人品牌的打压。国外机器人作为成熟的产业采用整机降价，吸引国内企业购买，而在后续的维护备件费用很高的策略，逐步占领中国市场。 再其次，认识不到位，鼓励工业机器人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少。工业机器人的制造及应用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应从国家高度认识发展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据了解，日本战后对机器人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目前，日本已是世界上工业机器人的第一生产大国。工业机器人作为高新技术产品，应该比照新能源中的电动汽车，出台相应的扶植政策。7 工业机器人，只是我国向自动化强国迈进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自动化的应用太广泛了，大部分行业都可以用到，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自动化产业。 发展自动化是目前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快的方法，我国的自动化产业落后，但是中国自动化的运用方面也非常落后，经济发展归根结底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发展自动化可以从根本上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属于集约型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带来工人劳动收入的大幅提高，是我国一直提倡的良性发展。 重视自动化还来的及 中国十分重视自动化的发展，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而其中的两大规划，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和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中都非常明确的将自动化产业列入了其规划内容，这在我国众多产业中式绝无仅有的，因为自动化产业在技术上属于电子信息产业，但在应用上又属于装备制造业，中国一直所提倡的“用信息化带动自动化”其实就是指的自动化，其实将自动化作为一个产业单独提列出来进行规划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太重要了。 自动化企业都是大企业，比如德国西门子、法国施奈德、瑞士ABB、美国江森自控等，他们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销售额每年都有几百亿元，我们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工业强国，而不是现在的“加工业强国”，就必须发展这类企业。 第八节 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五倍增”计划 ——中国经济的大目标及实现途径 我们现在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家只是从字眼上进行理解，好像只是收入的倍增，其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的意义何止是收入的倍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对国家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进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成功实行，我国就可以一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意义，都不可小觑。 上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社会面临劳资关系紧张、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为了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1960年12月宣布启动，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生产年增长率为10.5%，到1973年国民收入翻了2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 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顺利实施，日本采取了引导国内储蓄转为投资，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帮助中小企业现代化、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等有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 在日本实行的诸多经济增长政策中，核心是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为引导企业投向机器设备，日本甚至不惜控制外国投资的规模；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减税、加速折旧等确保企业更新设备的资金和积累自我资本。实行预算平衡，使政府开支不影响私人投资。 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1961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 收入倍增计划一定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即使一时能够实现，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产业升级，放弃低劳动生产率产业，直接发展高劳动生产率产业，从而带动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升级特征，比如在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日本的“三大神器”，而在1965-1974年，汽车、彩电和空调，成为“新三大件”。另一种是产业改造，既通过机械化的深度运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将低劳动生产率企业造成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产业升级必须以科技革命为依托，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产业升级很难，中国应该更多的是依靠产业改造，利用产业改造在中国兴起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实行了多个“GDP倍增计划”，改革开放初人均工资几十元，现在人均工资两千多元，虽然没有什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但实际上我们的收入早已增长了很多倍，按我国一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七年左右就可以实现收入的名义倍增。仅靠“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远远不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中国的国民收入应该实现的是从月均两千元向两万元的跨越，而非从两千元向四千元的跨越，中国需要是国民收入的“五倍增”、“十倍增”计划，而只有大幅度的改善劳动生产率，这种目标的实现才是指日可待的。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靠产业升级实行的，而中国应该产业升级和产业改造并重。 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其实如果单从分配上做文章，对提高民众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是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一倍，那中国民众的收入也只能提高一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要想大幅提高民众收入，只能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民众的收入具有倍增效果，中国现在应该制定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双五倍增计划，这才是中国应该实现的大目标，针对这个大目标中国应该有大的规划。现在中国制定这个经济大目标的时候到了。 第九节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分析 中国经济基数已经很大 首先看一下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有31个省级经济区，如果我们把每个经济区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名，然后把它们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做个比较，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国经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如果被当作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汇率换算的GDP总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后(相当于土耳其的67%)，超过波兰、印度尼西亚(世界第4大人口国)、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阿拉伯； ——排名第2和第3位的山东和江苏，经济规模都超过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经济规模超过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经济规模超过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 ——排名第6位的河北，经济规模超过捷克、香港、尼日利亚；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辽宁，经济规模都超过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 ——排名第9位的四川，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乌克兰、阿尔及利亚、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经济规模超过巴基斯坦、菲律宾；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经济规模超过阿联酋、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经济规模都超过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经济规模超过哈萨克、新西兰、秘鲁； ——排名第15位的黑龙江和第16位的内蒙古，经济规模都超过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广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陕西，经济规模都超过利比亚； ——排名第20位江西，经济规模超过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经济规模都超过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云南，经济规模超过安哥拉和孟加拉国； ——排名第24位的重庆，经济规模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经济规模超过白俄罗斯、苏丹、卢森堡、卡塔尔、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排名第26位贵州和27位的甘肃，经济规模超过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兰卡、乌拉圭、巴拿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经济规模超过塞浦路斯、坦桑尼亚、约旦、玻利维亚、冰岛； ——排名第29位的宁夏，经济规模超过加纳、牙买加、乌干达；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经济规模超过赞比亚、洪都拉斯、尼泊尔、缅甸； ——排在最后面的西藏，经济规模也超过蒙古等国家。8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人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经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优势 1、市场广大是中国发展经济最大的财富 同样一家企业，如果有强大的本土市场做后盾，成长起来就非常容易，那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往往诞生于人口大国，而中国恰好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也是世界上这个条件最好的国家。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为我国诞生世界级大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纷纷投资中国，在看好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因素时，最大的吸引力也是这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这才是他们的垂涎之处。 2、政治稳定没有内耗 中国政治稳定，没有内耗，笔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首先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政府中没有政党争斗，没有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选举操弄，内耗少，政策连续性好，这为我国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中国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管理体制对发展经济相当有利，中国的政治集权可以保证中国实行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经济分权又极大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当前储蓄率高可以为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须的高投资率提供资金 储蓄是个宝，国家发展少了，拉美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在于储蓄不足以支撑国家发展，不得不靠外债进行发展，储蓄可以大大提高经济的抗拒风险能力，国家可以利用储蓄实行反周期性经济政策，中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时能够实现经济的反转，关键是我们有着庞大的储蓄。 另外经过了60年的经济建设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规模，这都为我国下一步的高速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劣势 1、资源不能自给 纸币是靠不住的，在未来资源将是真正的财富。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谁就能富甲世界，经济发展，虽然技术因为非常重要，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源要素，目前中国在资源和能源方面都严重依赖进口，目前中国铁矿石、石油的自给率都将突破50%的平衡线，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劣势。当然在资源方面的劣势，中国早已注意到，并开始进行改善。 2、学术不能独立 中国的学术不能独立是最危险的，现美国是世界的霸主，但也不是任何国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德国和北欧就是例外，实践证明日本、拉美、东南亚这些学习美国的经济体都失败了，唯有德国和北欧成功了，现在是世界上最健康的经济体，但德国和北欧的成功以及日本的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日本等国家都没有自己的学术，德国的学术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名的，自莱布尼茨这个“中国迷”开创了德国的学术之后，德国的学术一直非常强大，先后出现了康德、黑格尔李斯特等非常有名的大师人物；北欧在学术上也是自成一派，我们再看日本，日本是经济强国，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大前研一号称是日本的战略思想家，但是笔者看大前研一的书，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影子，都是些拼凑之作，与克鲁克格曼这些人差的太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学术独立，做事情就缺乏理智的判断性，就容易盲目，没主见，禁不住“忽悠”，苏联之失败也是这样，中国的道德经是世界级巨著，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魁奈、亚当斯密到西方近代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都视老子为思想教父，并且还美国《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还说过“人类应该焚毁所有书籍，只在《老子》中寻求智慧”的极端之语，中国的孔子的道德也曾经风靡世界，后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兴起后，孔子的思想才渐渐没有了市场，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也出现了魏源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样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思想大师，可惜自五四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后后，中国再无伟大思想出现。 贫富差距过大和低劳动生产率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中国大部分经济现象都可以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国情那里找到答案，贫富分化大家的体会都非常明显，这不用多说，但人们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视则不够，比如中国煤矿事故那么多，关键就是劳动生产率低，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不够，发达国家十来个人就完成的工作，我们需要两三百人来完成，这样事故能不多吗，伤亡能不大吗？ 比如中国工资低的问题，中国一直是靠人口红利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创造的价值就不会提高，工人的工资也不可能有大幅的提高。工资增长，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现在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快，但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非常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由于劳动力非常丰富，城市里的工业部门反而缺乏了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动力，现在中国出现了用工荒，这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大好时机。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挑战 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经济扩张的非常快，社会需求增长的也非常快，如果我们还是像经济的低速增长期那样慢慢腾腾的来解决问题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如果对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一下汇总，笔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面临着的挑战最大。 1、社保问题 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还非常的滞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必然导致民众生活的不稳定，而民众生活的不稳定，必须由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弥补，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2、住房问题 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民众对住房的需求量是最大的，然而现在的住房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中国确实有太多的人买不起房，但买不起房并不代表没有住房需求，政府要满足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 3、生存成本过高问题 生存成本过高与缺乏保障不是一回事，比如北欧这些国家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完善，但是人民的生存成本却非常的高，因为北欧的高税收侵蚀了工人的工资，而高物价又降低了工资的购买力，因此北欧地区属于典型的高生存成本地区。 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民众由农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因为在农村属于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城市则处处需要钱，针对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在后面的章节要讲到。 第十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对于如何看待传统产业问题，笔者指出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产品，传统产业仍然是一座可以进行充分挖掘的富矿，可以从提升劳动生存率的角度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2、针对劳动生存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笔者指出GDP的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我们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人均GDP两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针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笔者指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依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存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4、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笔者不赞同郎咸平的产业链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的解释，，郎咸平认为中国应该发展除制造外的其他产业环节才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笔者认为其他产业环节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多，比如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都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出路仍然在制造环节，制造不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是中国现在这种手工式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如果中国制造转向自动化制造、高科技制造也是需要大学生的，比如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都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才是中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 5、针对传统产业的比例问题，笔者指出如果我们以2000年为对比时间点，那么至少85%的产业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我国政府规划到2020年，六大新兴战略产业所产生的GDP要占到总GDP的20%，如果从另一角度进行解读，即十年后传统产业占GDP的比重仍然高达80%。新兴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产品创新，而传统行业更多是靠技术改造。 6、针对自动化行业的重要性，笔者指出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国对自动化也开始有所重视，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因为自动化产业在我国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为自动化检测及控制设备的生产属于装备制造业，而自动技术本省属于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要一支，而将自动化技术用于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又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7、针对自动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指出：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 8、针对自动化应有带来的就业人口减少问题，笔者主张应该通过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决。 9、针对中国的产业危机问题，笔者指出我国的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新北京十大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等国家战略性大项目的核心订单基本上的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这些公司在中国赚的钱要远远大于纺织、玩具、消费电子这些产业在中国赚的钱，他们属于“闷声发大财”。耐克、阿迪达斯这些企业被看作是对中国进行产业链剥削的典型代表，而耐克和阿迪达斯在中国的销售额为70-8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占不到国际自动化巨头在中国销售额的一个零头，因此我们最大的产业危机并不是耐克、阿迪达斯为代表的纺织行业、更不是以芭比娃娃为代表的玩具行业，而是在自动化行业。 参考资料 1、专家论坛：用工业自动化技术提升我国传统产业中华商务网 2、改革开放30年，ABB与中国共发展之业务篇中华科学仪器网2009年5月25日 3、ABB百度百科 4、江森自控百度百科 5、施奈德百度百科 6、西门子百度百科 7、工业机器人何时能有中国国籍中国设备网2010年3月23日 8、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9年12月3日… 第八章 中国如何应对危险的金融经济时代？ 第一节 本章前言 任何一个时代都其时代特征，了解了其特征，才可以了解这个时代，了解了这个时代，才可以做出符合时代的决策，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是如此。 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 因此，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就必须“以金融经济时代”的视角来审视发生的问题，这个时代不同于自由主义时代，也不同于垄断主义时代，如果还用前两个时代的经济学来指导经济政策，那必然会犯大错误，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经济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经济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已经讲的很清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也研究的非常透彻，但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还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物进行研究， 先锋学者的思想启蒙 这个时代，我国虽有郎咸平、何新、刘军洛等思想家不断的学者、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郎咸平甚至放弃了自己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一直在公开媒体上给大家普及金融经济时代的游戏规则，刘军洛也一直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形势进行极为细致的分析。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绝大部分学者的思维并没有彻底转换过来，还是喜欢用一些过时的、没用的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长期处于失控状态、我们铁矿石长期没有定价权等都是明显的失败案例。 中国的房价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不少专家，还在用“供求关系”进行解释，还在高唱“加大供给来平抑房价”的陈词老调。殊不知房价问题是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房子已经成为与股票、债券、基金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金融产品，而且现在的购房者根本不用太多的自有资金，而是利用金融手段进行杠杆融资，如果房价问题不当成金融问题来解决，那就不可能控制的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破裂。 在中国铁矿石进口长期缺乏定价权的问题上，中国喜欢批判三大矿商的“垄断”，而现在铁矿石的定价问题早已经不仅仅是垄断的问题，而是呈现出了以三大矿商为首的产业资本和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资本共同操作价格的局面，因为铁矿石的长期价格要参考现货价格，而现货价格又以期货价格为参考，而期货价格是受金融资本控制，根本上不受现实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铁矿石的定价问题也是个彻头彻尾的金融问题，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一本质性问题，那铁矿石没有定价权的局面将很难被打破。 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已经讲的很清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列宁也研究的非常透彻，但是关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到现在还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物进行研究，笔者在本章中就尝试着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进行一下简单的研究。 第二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一 金融经济的时代特征 价格是划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指标，根据价格的决定关系，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金融经济阶段，现在正处于金融经济阶段。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其成本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围绕着成本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不可能大幅度偏离成本价值。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价格已经完全偏离成本价值，由垄断资本家控制，由于垄断资本家在资源或技术上拥有垄断权，因此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他们决定，但是垄断资本家制定价格也不是漫天要价，而还是受到供求关系的束缚。 在金融经济时代，价格可以完全脱离成本价值，由于投机分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巨大的虚拟需求，因此这一时代的商品价格既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又摆脱了现实供求关系的束缚，完全由投机炒作决定。 自由资本主义由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经济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金融经济的时代特征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金融资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型特征更加明显。全球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不断下降，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06年，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金融经济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1 全球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因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最主要原因。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另外信息革命也为普通的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了便利性，如今的金融行业实际上就是信息革命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总结，那就是第一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而第三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从大视野上分析，就是这样。 第三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二 金融经济时代的货币政策 资产泡沫是由于低利率造成的，但是提高利率对抑制资产泡沫影响却不大，因为人们对资产泡沫的追逐是因为更大的赢利预期，这种预期中的赢利远远大于提高利率对其影响。因此货币政策并非控制资产泡沫良药，我国在经济调控中还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开始在经济学舞台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位置。该学派提倡的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解决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关键点，已经成为了经济学课本中的标准内容。 笔者恰恰对货币主义的这种观点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来对付资产泡沫问题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动与资产泡沫直接的关系远不如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强烈，而是要微弱的多，央行通过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发展和壮大。 货币政策与资产泡沫的关系 资产品泡沫的出现的原因在很多程度上可以归之为货币宽松的结果，宽松的货币条件确实为资产泡沫的兴起提高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但是在资产泡沫已经兴起的环境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抑制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因为资产泡沫一旦形成，其继续膨胀的动力已经不是来自于宽松的货币条件了，而是来源于大众的某种非理性情绪了，一种大众对短期内暴富的狂热。在这样一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中央银行通过回收流动性和提高利息率怎么有效控制资产泡沫呢？如果投资者确实相信资产短期内还可以继续上涨，那么央行提高年利率几个百分点又有什么用处呢?一笔同样数额的金钱放在银行里，投资者一年也不过多了几个百分点的利息收入，而投在资产品上，可能一两个月就有30，50%，乃是100%的利润，哪个投资者会受得了持续膨胀的资产市场带来的强烈诱惑！同样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来回收流动性，也是很难在短期内阻止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的，原理同上，央行通过回收流动性，市场上的资金数量减少了，可是面对着资本市场的持续繁荣现象，面对着资产品价格节节攀升的局面，面对着不时耳闻某人通过投资资产品而一夜暴富的故事，又有几个人能够耐得住寂寞呢？又有几个人能够完全避免一夜暴富故事的吸引呢？即使央行已经持续回收流动性了，市场资金已经不太宽裕，但那些期望在资产品市场上乘机大捞一把的人，他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多年积累的储蓄来投资资产品，也可以动用公司的流动资金来投资资产品，甚至可以抵押自己的住房、汽车、土地等资产来融资而继续投资资产品。因此央行回收流动性的结果反而可能是造成社会其他领域内资金严重不足，但是资产品市场上资金依然非常充裕的局面，资产泡沫继续膨胀，资产品价格依然节节攀升。2 2007年的经济困局郎咸平并没有说全 06、07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股市和楼市泡沫，央行一次次调高利率，反而导致股市楼市一再新高。郎咸平深入研究国内经济的发展困境，提出中国经济是同时存在过冷和过热的“二元经济，政府投资部门过热，民营经济很多领域出现萧条，而不是国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国内经济一片繁荣，不断加息只会加剧国内民营企业的困难，导致制造业全面衰退，国内营商环境全面恶化。这是国内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两股避险资金逃入股市楼市。 但笔者还要对郎咸平的理论进行一些修正与补充，那就是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吸收了相当一大部分的银行储蓄，而这些储蓄本来是应该成为贷款支持企业投资的，这样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出现，当年中国在股市、楼市大繁荣的时候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投机资金”挤压了“投资资金”，导致企业融资难所致，而破产企业又将自己的剩余资金投入资产市场，又进一步推高了泡沫，形成了恶性循环。 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危害 从理论上分析来看，政府试图通过简单依靠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解决资产泡沫问题的做法，是难以成功的，也是不可行的。而大量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试图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问题的做法，不仅成功少，失败多，而且负面作用极大，不容忽视，它往往更容易引发经济衰退，产生经济灾难，有时甚至使得一国陷入长达数年的经济大衰退之中，大量的国民财富随之蒸发，失业率剧升，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东南亚经济危机，华尔街金融危机等都与货币突然紧缩有关系。 第四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三 金融资产主义时代的经济调控 中国的宏观调控一直为中国政府所津津乐道，但由于中国的经济思想及主流舆论长期被奉行“不干预”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派所把持，导致我国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出现了趋势把握不准，调控力度不够，出手时间不准等情况，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近年巨大的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我们放任股市涨到6000点，而中国的楼市更是5年翻5翻，这些都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失败的表现，而这一失败除了图利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外，对中国经济几乎是百害无一利。 应对资产泡沫更多的是金融监管而非货币政策问题 短期内，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联系的微弱性，这就说明了应对资产泡沫更多的是金融监管问题而非货币政策问题，而金融监管则可以应对某些具体的金融问题，比如房地产泡沫或者股票泡沫问题。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 关于如何更有效地抑制投机行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曾声名显赫的托宾税。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先生曾提出，为了抑制短期投机性资金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有必要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这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托宾税的来源。 为了防止过度投机性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在快速运转的国际金融飞轮下面撒些沙子，对它们征收一定的托宾税，让飞轮转的慢一点，因为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对该国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绝对必要的。笔者以为，托宾税其本质却在于抑制短期投机行为，加大投机交易成本和减缓投机交易频率，因此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抑制资产泡沫和投机热问题，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因此面对资产泡沫问题，笔者强烈反对政府采用全局性的货币政策来加以应对，因为由于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之间关系的微弱性，这样做不仅无助于短期内控制住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反而因为会大大损害其他经济领域，导致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灾难，资产泡沫的破灭及金融信用体系短期内大幅震荡的后果也往往会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的严重衰退。相反为了更有效的解决资产泡沫问题，笔者建议更应该采取的是具有针对性的金融监管和政府直接干预等措施来及时阻止泡沫的继续膨胀，同时还可以借鉴托宾税的例子，对投机交易征收高额的交易税，这种做法不但可以避免对经济其他领域产生伤害，而且更有针对性和具体化，效果也更及时和有效。 2007年中国股市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政府通过上调印花税，抑制了股市泡沫的继续加大，这样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这样的措施出台的太晚了，其实当中国股市出现泡沫的苗头时就应该出台这样的措施，政府对股市泡沫的放纵实际是对股民的不负责任，当时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都在宣扬“股市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股市让老百姓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等极其荒唐的论调，自此中国也有了“财产性”收入等说法，但这些都是不成熟的意见。2 央行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周期 对于资产泡沫，其他部门能够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不能什么问题都仰仗央行出手，实践证明通过提高印花税就来抑制股市泡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笔者以为，央行最大的任务是应对经济周期，而非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现在各国的央行都将自己的任务放到了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上。首先，央行在控制资产泡沫方面的无效性，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其次在通货膨胀方面，现在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结构性通胀，而全面的通货膨胀只有在货币增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没有货币增发，也就不会出现全面性的通货膨胀，而在结构性通胀方面，央行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应该介入。 我们可以将经济周期分为危机、复苏、繁荣、泡沫四个阶段，根据这四个阶段来确定央行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将央行的货币政策分为“货币数量控制”和“货币价格控制”两种，“货币数量控制”包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价格控制”主要是指存贷款利率等。 经济周期各阶段的货币政策选择 1、第一阶段危机期数量与价格都不控制 在经济危机期，是经济最脆弱的时期，也是人们对经济前景最悲观的事情，这个时候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非常的萧条。这个时期，央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经济走出危机，因此在这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数量和价格双放开政策，首先货币使用价格的降低可以使房市、股市等投机性非常强的资产市场率先实现复苏，这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其次货币数量的放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环节企业融资难题，也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复苏。 2、第二阶段复苏期在经济复苏期，经济尚不稳固，这时银行在货币数量应该坚持宽松政策，保证银行向实体经济进行充分的信贷投放，也就是这时根本就不需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在价格控制方面，应该有所控制，因为经济的低迷后的经济复苏，资产泡沫有可能抬头，这时提高货币使用价格，可以将资产泡沫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可以避免资产投机市场占用太多的资金。 3、第三阶段繁荣期在经济的繁荣期，货币数量和货币的价格都应该进行适度的控制，两者无所谓的孰轻孰重的问题。 4、第四阶段泡沫期经济泡沫期，是经济虽然呈现表面性的繁荣，但这时的经济是最脆弱的，就像一个快要爆炸的气球，不要看它身躯庞大，实际上一捅就破，因此这时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这时的央行可以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如果干预的话，可以适当的放松货币数量的投放，而决对不能提高货币使用价格，提高货币价格就像用针去扎气球，这时应该让其他相关部门出手，让气球中的空气慢慢释放。 在以上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中，经济复苏期和经济泡沫期是货币政策最重要，最谨慎的时期。 2007年中国经济硬着陆及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都事出有因 这两个时期一定要注意，比如在2007-2008年的经济泡沫期，中国又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又是提高利率，结构导致中国经济在2007年的经济硬着陆，六万多家企业破产。我国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期，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没有大幅提高利率，这与笔者的理论正好相反，结果中国出现了房地产大泡沫。 货币政策杀鸡焉用宰牛刀 现在中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混乱的，更是严重错误的。首先，其混乱表现为目标太多，既要应付通货膨胀，又要应付资产泡沫，还要应付贸易顺差和货币升值，实际这些事情，央行也不应该管，也没有能力管，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国之利器”，不能轻易的动,杀鸡焉用宰牛刀！，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硬着陆，以及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负直接责任。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应该是多部门的工作，央行不应该起主要作用。 当然现在全世界的央行都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们的错误才导致了如此之严重的经济危机，如果他们学会了宏观货币政策的应用，也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了。 笔者的观点与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他们也将经济危机看作是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但他们主张实行平性的货币政策，不对货币政策进行人为干预，而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干预，而且是进行正确的干预。 第五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四 金融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 宋鸿兵写了一本《货币战争》，而陈志武写了一本《金融的逻辑》。在学科分类上，货币学和金融学是不同的两个学科，货币发行是经济学，而金融是商学，两者根本就不属于同一学科。 金融学是商学货币学是经济学 我们可以参照百度百科中的介绍：“陈志武教授是金融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方面的专家。陈教授在大量一流财经类学刊发表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从介绍中我们可见他的主要研究商业金融的专家，他的研究领域也主要是商业问题，与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关系。 货币发行属于经济学中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在中国也被称为货币银行学，基本属于经济学的问题，而陈志武所讲的国债、信贷、保险等属于商学的范围，两个按说没有什么冲突，而书商总喜欢将两本书放在一起，而金融的逻辑一书也是来势汹汹，号称要正本清源，痛击时弊，俨然将《货币战争》当成了假想敌。 并不是所有远来的和尚都会念经 陈志武的治学方法存在大问题，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只是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一个学科，而金融学更少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现在陈志武中想着用金融学来解释一切，这些问题乍一听很新鲜，但仔细考虑一下，基本上是错多对少。 笔者不赞同金融的逻辑，因为这样的逻辑不但不能强国，反而会误国、害国，下面是笔者对这本是的一些质疑。 1、关于中国钱多的问题 《金融的逻辑》一书，一上来就讲中国人“钱多”的问题，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我们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脱离货币发行原理来谈钱多钱少没有意义 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为什么多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有总量要多一点。 中国钱多是假象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人掀起奢侈品购买狂潮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重庆打黑暴露，文强和各个黑社会老大都拥有非常多的奢侈品，但这些都是贪污、受贿和从事黑恶行为所得，我们在看到富人“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黎强确实富了，但是其他司机却靠低保生活，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因此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更多的是下岗职工的贫困，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 投机严重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 第三，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因此中国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 第四，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这几年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当然是以信贷消费为主的钱也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与资本化关系不大。 2、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在提出中国“钱多”的论调后，开始论证“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陈志武认为“中国人钱多后，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 笔者认为中国人的“不安”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3、为什么不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沉浸在华盛顿共识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也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经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相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的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八十年代末才出国，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书中总是举大清朝的例子，而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4、为什么忽略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什么两样，而不幸的是陈志武不是文学家，而是金融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而王志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演绎出非常更多的续集，比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样的事情并不少。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可见陈志武讲故事的水平还是差了些，而他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这个工作在十年前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 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认为这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而其实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而洗碗机、吸尘器、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上世纪美国在二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其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一下对比，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都是付全款，而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实行强国，实在是可笑，而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倒不少。 5、为什么忽略金融现象背后的政治因素？ 书中将所有金融问题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其实很多都是科技因素，或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利，在西方的中世纪与我们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是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 举债发展经济是政党分赃制度弊端在经济上的体现 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作民主的保证，其实这根本就是资本主义政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每个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都拼命的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继任者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都非常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发展经济的“祖传秘方”。 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的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但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6、为什么歪曲世界经济败局的根源？ 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非洲债务危机，哪个不是因为过度负债造成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借的外债，他所列举的其他的国家即基本上都是借的内债，现在日本和美国相比，日本的债务水平比美国更高，但是担心日本发生债务危机的人非常少，而担心美国人债务危机的则非常多，这关键是日本主要是借的内债，而美国是外债。 7、为什么不敢对金融进行深入分析？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到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够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 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的可笑的。 8、对金融加大社会成本丝毫不提？ 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重讲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有意义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确是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他的作用无限的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而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十足缪论。他的金融逻辑国内知识界在1998年至2000年已经进行过普及，如果他的书在前几年与那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一起卖，肯定会更火一些，也就不用再搭《货币战争》的顺风车了。 也有网友看过后，认为但既然名之为“金融的逻辑”，却不知其逻辑何在？感觉到处处是漏洞。其一，先有结论再找论据，而且一眼可知是为了论证结论而赋予前因某种特性——这自然可以立于不败，却也是最大的硬伤；其二，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也有网友评论到：在《金融逻辑》若干哗众取宠的伟大标题下往往只是配以文不贴题的狭窄内容，所论便显得牵强附会、抓襟见肘、力不从心。全书所论总体上倾向于“金融至上逻辑”与“消费至上主义”，显露出“万般皆下品，唯有金融高”的执着。而这种倾向恰恰是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人类急需深刻反省纠正的偏激倾向。因未彻底开放金融市场而幸免于大难的中国更是应该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前车之鉴，对西方经济与金融制度及理论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实事求是分清利弊正误，避免重蹈西方覆辙，此乃至关紧要的当务之急。正值此时发行的《逻辑》却颇多反其道而行之论，耐人寻味。有网友认为《金融逻辑》高喊“你可以没有逻辑但不可以没有金融的逻辑”以招揽读者，真可谓够噱头、够时尚的了！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荒谬逻辑令人读之不禁扼腕叹息：“你可以精通金融的逻辑但不可以无视常识的逻辑啊！”3 中国不需要美国套餐 我认为网友的这些看法都说到了点子上，陈志武强调学习美国是吃套餐，不能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学，要照搬，也就是他的比喻“吃套餐”，笔者认为这种“套餐论”就是当代的全盘美化论，美国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存在问题不小，美国自里根改革以来，中产阶级社会就不断解体，贫富差距再次拉大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平，民众过度消费，出口锐减，终于酿成这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而那些曾经学习过美国的经济体比如拉美、东南亚、日本无不以惨败告终，而那些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国家必然德国、北欧反而经济繁荣，民生问题不大，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要向德国学习，要北欧学习，而不是吃美国套餐。 第六节 五论金融经济时代之五 金融经济时代的内忧外患 现在是金融经济时代，中国当前最严重的内忧与外患仍然在金融领域，在国内主要表现为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各种投机活动风起云涌，对外，中国仍然面临着国际金融大鳄对我国的金融攻击。 金融市场不如赌场 金融市场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中输钱清清楚楚，知道是谁赢了自己的钱，而在金融市场上，输了只能怨自己倒霉，因为金融时代，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通过操作石油价格就可以赚全世界车主的钱，通过操纵铁矿石价格，可以增加世界上所有钢铁企业的成本，而货车司机因高油价而无法生存时，谁又会将这笔账算到华尔街头上呢，这个时代只要轻点几下鼠标或是签上几个合约就可以实现财富的巨大转移，东南亚金融危机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从此一蹶不振。 金融战的目的是实现财富的是跨国转移 无论是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争，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实现财富的跨国转移，但是金融战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财富转移，会将一个国家财富洗劫一空不被察觉，金融战已经取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并且这种掠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被掠夺国家国民的强烈反抗，往往是几个人喝着咖啡一商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如果说实体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如同入室抢劫，所得有限却会引起家人殊死反抗，那么虚拟经济条件下的财富掠夺就如同背后卖掉整个住房，洗劫一空却不觉心疼。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又损失几千美元，而我们老百姓丝毫没有感觉，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这些财富流向哪里价值几何，都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指数来决定，而这些金融指数的涨跌变化，完全由人控制。在这些金融精英眼里，企业和老百姓都是为他们拼命挣钱的奴隶。4 金融转移民众财富相当可怕 对于居民来说，金融造成的财富转移也相当可怕，房价波动就关系到几十年的收入，房价居高不下，谁都知道这里面，炒房客是造成高房价的原因，但是我们的钱并没有直接进入炒房客的腰包，而是间接的。炒房是一种典型的金融行为，因为炒房客，自由资金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是利用银行的资金，但炒房目前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楼市的泡沫化。香港楼价在30年内平均价格上升了50倍——以前100万的房子现在要卖到5000万。通常在泡沫增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调整，美国和香港都经历了50%的调整，日本下调了70%，算是比较大的幅度了。但从长期来看，这些泡沫化的进程不会长久，更可能的结果是带来财富的缩水、消费的萎缩以及经济的倒退。中国现在最大的内忧和外患都与金融有关，这也是金融经济时代最大的特征。 政府经济管理的重点应该是反投机 世界各国都放任泡沫形成和泡沫破裂对经济及老百姓造成伤害，这不是没法方法，也不是政府没这个控制能力，主要还是意识的问题，而政府意识有问题的根源又在于理论界的落后，理论界对金融经济的性质理解不深刻。 发达国家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有两点做的非常好，一个是保护知识产权，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提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是反垄断，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起来了重要作用，这两样东西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常识性的东西，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总起来不过30多年的时间，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已经非常强了，而反垄断的意识也在确立。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投机”已经超越知识产权侵犯和垄断成为经济社会的头号危害，如果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反投机，投机行为非常的容易识别，当商品的价格已经远远偏离其成本、价值，且严重偏离供求关系时就可以看做投机，投机的识别不存在技术问题，在投机时期，人们都知道自己在投机，政府担心自己背上““干预市场”的骂名，而投机者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最后的接棒者，结果泡沫越滚越大。 反投机立法应提上日程 现在是法制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靠立法，同样反投机炒作也要靠立法，我国一直期待有一个引领世界风潮的机会，这实际是个好的机会，我们应该趁世界上尚未认识清楚的时候推出我国的政策。只要金融机构鼓励普通居民参与投机的合法性存在，只要普通居民参与金融投机的管道没有堵死，无论制定多么严格的监管措施都无济于事，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就不可避免，因此将反投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非常重要。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政府禁止投机，索罗斯也就不会进行投机，因为政府并没有禁止，所以他也就无所谓道德问题，同样如果中国政府立法禁止投机，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投机，我相信炒房客也就必然有所收敛，即使有极少数人投机，也不可能掀起太多的风浪。 信托责任与辩方举证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郎咸平教授一直主张，用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这两大法宝来解决中国的金融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样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在美国已经做的很好了吧，但是美国还是发生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灾难，这就足以说明仅仅靠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现在投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只有制定反投机法，才能解决。 第七节 中国成“国际金融游戏”的最大受害国 在大家印象中，中国的金融业尚未完全开放，因此中国的金融是安全的，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中国金融刚刚开了这么一个小的“门缝”就放进来了不好的强盗，中国已经成为金融劫掠的最大受害国。 1、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被指“贱卖” 中国四大银行海外上市共获得170亿美元，相当于1100多亿人民币，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上市是2006年，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上市是2005年。到2007年，外资在这四大银行赚取的资本收益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投资时间短的不到一年，最长不超过2年，外资投资银行的资本就从1100多亿增加到8000多亿，一年时间投资增殖约7倍，这是世界证券发行史上从未有过的外资暴利现象。注资6千多亿人民币引进1千多亿人民币，然后立刻让对方再赚取8千多亿人民币，用6千亿去换1千亿，有学者们认为战略投资者不仅要投入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经验，给国有银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治理结构的优。首先，对于四大银行来讲，一部分参股的外资商业银行把我们看做是竞争对手，不可能给你什么先进技术；另外一部分是投资银行，也就是证券公司，是买卖股票的庄家，由于它本身就不是商业银行，根本无法带来商业银行的先进技术。广东发展银行被美国花旗银行以20亿拿走不到一年，就以经营困难为由迫使广东省政府注资购买其近600亿坏账，也就是让广东省政府代替偿还银行收不回来的600亿欠款，如果广东省政府拒绝偿还，美国花旗银行就会宣布广发行破产，丧失存款的亿万百姓就会动乱。这是广东省无论如何不敢接受的可怕后果，只好乖乖为广发行的坏账买单，由于广东省政府财政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被迫只能卖掉手里国家电网的股份，用来填补广发行的坏账。中国人真是窝囊到家了，白白送掉一个银行还不算，还要再为银行的坏账买单，这就如同领走人家媳妇以后，再以媳妇营养不良为由向丈夫索取营养费，丈夫手头没钱便只好卖掉房屋支付营养费。4 2、中国国企海外上市慷慨分红 9月26日《广州日报》财经版头版透露，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纽约等股市散掉600多亿元人币的真金白银。而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四年来向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1100亿美元。该篇报道的背景是，哀叹中国国内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极为吝啬，竟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十年没分红；中国股民在上市公司上获得的分红赶不上银行利息。四年1100亿美元（约7700亿人民币）海外派息额，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为美国人民贡献了约600元人民币，按每个家庭四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四年来为美国人民贡献2400元人民币。注意，以上数据尚不包括工行、中行、建行等各大国有银行和其它海外上市国企的海外派息额。7700亿人民币如果拿来建三峡工程，可以建三个半。 3、央企和地方国企衍生品亏损额大概有1000多亿元 中国的中央企业在与国际投行的过招中，被衍生品圈套轮番放倒，数百亿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亏损犹如一个无底洞般见不着底，据了解，央企和地方国企衍生品亏损额大概有1000多亿元。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爆出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罪魁祸首正是公司自2003年3月底开始的投机性期权交易。2009年3月，中信泰富惊爆总额高达159亿港元的巨额外汇损失。引爆中信泰富巨亏的“地雷”也是金融衍生品投机。而2009年4月爆出的国内几大航空公司上年度业绩巨亏，亏损总额高达305.79亿元，又一次把央企衍生品投资问题暴露在公众眼前。2008年，国航的油料套期保值业务损失达74.72亿元，竟然占到了总亏损额的82%，而东航在燃油套期保值业务的损失约64亿元，占比46%。中国远洋所持FFA(远期运费协议)约有50亿元浮亏，还有一些央企因为境外利率与汇率的衍生交易而损失惨重。央企衍生品合约明显存在误导嫌疑与可能的信息欺诈，据相关媒体报道称，央企衍生品投资亏损占80%。5 4、中投公司马失前蹄 谁也不会料到，国家投资背景的中投公司，第一笔投资就栽到了美国的黑石上。2007年5月，正在筹备中的中投公司下了第一单，斥资30亿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收购美国黑石集团1.01亿股无投票权的股份，相当于黑石总股本的约10%，投资锁定期为4年。黑石集团于2007年6月22日在纽约证交所挂牌交易，每股IPO价格为31美元。之后由于美国股市连续下跌，截至2008年10月9日，中投公司投资于黑石的浮亏已达21.10395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44亿元，超过30亿美元投资额的70%。可谓是损失惨重，因此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批评。目前黑石集团正在美国金融风暴中艰难前行，根据黑石集团今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次贷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影响，黑石第二季度亏损1.56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则盈利7.744亿美元。黑石集团首席运营托尼?詹姆斯对外界表示，目前是他33年职业生涯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紧缩导致融资困难，目前超过50亿美元的杠杆收购就很难进行。黑石今后的日子怎么走，中国人还将密切关注。6 5、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被人炒“中国需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在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之际，这本是我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有利时机。然而，当我国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国际贸易商和供应商却刻意放大“中国需求”要素，不断推高大宗商品价格。2009年年初以来，原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与进口价格不断走高，远远高于全球经济复苏的节奏。到去年年底，沪铜价格上涨2倍，沪锌价格上涨近1倍；铜进口价上涨50%左右。 2004年中美大豆交易的例子，普遍认为这是“中国需求”被国外炒作的典型案例。当年我国企业到美国收购大豆，就在这一敏感时刻，美国农业部发出了预测报告，表示今年美国大豆会减产。一边是中国大量的需求，一边是大豆的产量减少，这直接导致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一路飙升，直至创下了30年内的最高。可当中国企业以高价拿下大批定单后，美国大豆却出现了丰收局面，大豆价格急剧下跌。国内大部分企业在价格高位进口了大量大豆，最终损失惨重，多数企业减产或停产。6 郎咸平研究的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 对于一个国家，观念的落后比技术的落后更可怕。当前，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刘军洛他们的研究不是战略学，更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是一个新兴学科，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我们要支持他们，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国防现实的需要。 迄今为止，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军事掠夺，对外贸易，跨国投资和金融交易，目前跨国投资是国家间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而金融交易则是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的最危险形式。经济国防学是以国防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国防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避免国家的财富损失。在现代社会，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发生传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经济战争则成为跨国财富转移的核心形式，因此经济国防学是比传统的军事国防学更现实，也更重要。 目前世界经济战呈现出贸易战、产业投资和金融交易混合出现的局面，如果国家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队伍”以及足够的“弹药”储备，在这些战争面前只能是被动挨打。而且这些战争很多都是由民间完成，政府并不直接出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实际历史上很多殖民地也是由东印度公司这些人完成的，也就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商战亡国”。 金融战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索罗斯1992年狙击英镑，1997年狙击东南亚各国货币，近年高盛狙击金砖四国和钻石十一国都非常明显的例子。 经济战其实早已打响，在这一战争中，中国已经输了好几阵，而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战主要来自美国的商业界，一个小小的高盛就已经把中国被打的落花流水，如果美国政府（国防部+美联储）想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话，那后果将不可想象。这并非危言耸听，比如2009年4月美国国防部还进行了专门的经济战沙盘推演，与战争推演不同，参与人员均为对冲基金经理、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一名高管来自瑞士银行。而这次是公开的推演，那些不公开的推演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美国是一个善于用战争摆脱危机的国家，本次金融危机时，兰德公司也发表报告怂恿美国政府通过战争救市。 如果我们要想在以后经济战中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目前笔者查阅了中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国家目前还没有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学科，组织师资，编写教材，培训人员。可以说我们目前是具备这个条件的，首先世界经济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其次我们也有像郎咸平、宋鸿兵、张宏良这些已经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的学者，可以说经济国防学这个学科，不能也不应该再空白下去。 第八节 中国巨额外汇难题该如何破解？ 这是一封网友来信，代表着大多数人想法，我录在这里，是我对破解巨额外汇储备困局的看法。 翰啸先生： 从没有搞明白经济运行怎么是这么一个自残的恶性循环怪圈：我们辛辛苦苦卖资源、卖产品赚取的外汇，不用于反哺我们自己的产业，造福自己的人民，反倒大部用于购买一直视我为敌国、核打击国的美国国债（相当于穷人借钱给予富人，某种意义上可称敌人），而后他们又拿着我们借给他们的钱来我国购买资源、矿产、产业，并享有超国民待遇…到现在又去追捧抢占我钓鱼岛的日本国的国债，还美其名曰分散风险？我更加迷茫——究竟这是怎么了，我们的广大人民现在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捉襟见肘，痛苦不已，宝贵的外汇却去资助敌国反过来盘剥我国，并承担着难以估量的巨大风险！心痛！真的心痛！真心希望“蹊跷的事情不再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上演” 一个时刻心系民族安危、心系国家发展的人天空之星 2010年7月12日 你好： 我的书，主要讲中国的内忧，中国的外患我也很关心，你指出的问题我答复如下： 1、你可能不了解外汇的操作原理，中国的外汇在结汇的那一天，已经给到了为国家赚取外汇的企业或个人，如果是企业赚取的外汇，那国家就将对应金额的人民币给了这家企业，也就是已经用来反哺了中国的产业。你说的中国外汇不用来反哺中国产业是对外汇操作不了解所致。 2、我也反对中国持有这么多外汇，但现在是无可奈何，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外汇储备必须降低，第二，中国外汇储备如何才能降低？第二个问题是重点。 我们谈中国外汇问题，中国的专家就喜欢扯到内需问题上，总是说，内需不振必须出口，这只是最低层次的认识，中国的外汇靠贸易积累起来的不多，中国之所以保有这么多的外汇，最根本的就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拥有很多资产，外国人在中国拥有多少资产，中国就必须拥有多少外汇，以防备外国投资者换汇，我们如果不想保有这样多的外汇，就必须变相的降低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外国投资少了，外国人在中国拥有的资产少了，中国也就没有必要拥有那么多的外汇，中国也就不用担心外汇的损失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然限制外资不仅对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外储损失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民族工业的崛起，任何国家在崛起的初期都是对自己国家的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的。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中大豆产业的沦陷就是最惨痛的教训。其中与大豆类似的行业还有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经超过60万家，全球500强企业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设有分公司或者办事处。它们通过市场、股权、品牌和技术等方式把持着中国的工业安全。对于制造业，外资则是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其中，过去10年外资对制造业的均匀控制率在30%以上，2005～2007年高达35%。2008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30%。根据《2009年中国工业外资控制讲演》的数据，以汽车工业为例，外资股权控制率2006年已升至43.62%。不管是整车仍是零配件领域，外资企业股权控制率都在上升，对中国汽车产业安全造成一定危害。笔者在在《产业大鳄潜伏中国》一文中也指出过，中国的几乎所有汽车企业的电子系统都严重依赖于江森自控的合资，新能源汽车更是如此。 市场经济下，市场就是国土，市场的沦陷就是国家的沦陷，中国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到了作出适度改变的时候了！ 第九节 后记 本章主要观点 1、针对世界所处的时代，笔者指出现在世界早已经进入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的又一新阶段。我们需要马上将思维更新到这个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我国政府一直主张“与时俱进”，而现在的“时”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2、对于各个经济时代的不同特点，笔者指出自由资本主义是唯利是图者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贪婪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而垄断资本主义是由野心家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操纵、阴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金融资本主义完全是由赌徒控制的经济，他们的行为往往与豪赌、对赌、席卷、大鳄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3、针对宏观调控，笔者指出央行最大的任务是应对经济周期，而非应对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4、针对金融时代的经济管理，笔者指出反投机炒作也要靠立法。 5、针对国进民退的问题，笔者指出金融改革才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提出中国不能太刻意追求坏账率的降低。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应该回归公益。 6、针对央行的商业角色，笔者指出，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 7、针对2007年的股市泡沫问题，现在大家都接受了郎咸平制造业恶化导致了股市泡沫，笔者认为是股市投机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从而大量破产，而破产企业的破产。 参考资料： 1、马丁?沃尔夫金融经济如何转型?英国《金融时报》 2、陈修静，资产泡沫、投机热与金融危机，经济学家网，2008年11月17日 3、《金融的逻辑》的荒谬逻辑（一）——阅读思考随笔，豆瓣网，2009年9月10日 4、张宏良不要欺人民太甚祖国网 5、国企套保巨亏逾千亿：衍生品条约仍在履行中国新闻网2009年10月16日 6、薛昭顺近年来中国投资海外三大败笔全景网2008年10月15日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思想江湖 第一节 本章前言 这些年，学者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在讲世界经济大败局时，笔者指出这些经济败局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学术上不能独立，因此我们也非常有必要看看中国的学术现状。 财经学者具有工科背景 另外据笔者进一步观察，自2006年钟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一书首开中国财经畅销书之先河后，中国近几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的作者大都具有工科背景。比如钟庆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现在仍然从事自动化行业。《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是2006-200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2008年最具影响力的财经畅销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学习的也是自动化专业；2009年最具有影响力财经书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白益民学习的是化工专业，；2010年新出版的财经畅销书《重燃中国梦想》的作者姚余栋学习的是机械专业。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节 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的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思想体系最完整的理论家和热忱的爱国者。 郑观应是商人。先在太古轮船当大买办，后来又在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出任CEO，显赫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 郑观应以《易言》和《盛世危言》两本巨著，影响了中国几代人。而作为一个误入思想界的商人，他表面上游刃有余，实则步履蹒跚。据说，郑观应的爷爷，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家的亲朋好友，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郑观应17岁时，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只得去上海学做生意。从此，他的商业生涯扶摇直上，宝顺洋行、公正轮船公司，直到登上令人称羡的买办生涯顶峰——太古轮船总理（相当于总买办）。 买办应该向郑观应学习什么？ 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写书。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救时揭要》和《易言》，并不是如今功成名就的老板们的附庸风雅之作，而是大声疾呼他的“商战救国论”。当时的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充满爱国激情和义愤。他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郑观应的老板，正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而现在中国的买办阶层，则直接充当着掠夺中国财富的急先锋，甚至有的已经加入外国国籍，比如胡士泰等，试想一下，如果今天高盛、摩根、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并且提出一整套战胜洋人的商战战略，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不幸的是，他遭受了太多官场的倾轧和挫折，一度因内部政治斗争被囚香港，此后退隐数年。退隐期间，这个失意商场、落败官场的书生，痛定思痛。1890年左右，他出版了更为著名的《盛世危言》。1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剂拯危于安的良药。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以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笔者以为在盛世危言中有两大思想最为重要，这两大思想一个被孙中山继承，一个被康有为继承。 孙中山“强国四策”来源于郑观应 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孙中山比郑观应小24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观应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1894年，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该文完整表述了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他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四点被后人称为孙中山的“强国四策”。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康有为的商战思想来源于郑观应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他十九岁时拜南海学者朱次琦为师学习理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些书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三大主张，在“变法”中主要讲的主要就是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如孙中山一样，康有为对郑观应的商战理论进行了变通和完善，笔者认为，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最核心的一句，是“以兵灭国，国亡而民存，以商灭国，民亡而国随”，读到这里时，笔者被这句话深深吸引，可以说这句话真正的点透了商战的本质。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经康有为完善后的商战理论，到现在仍然不过时，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学者们一直陷入“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泥沼不能自拔，也白白浪费了中国太多的发展时机，如果我们抛弃其他一切理论，只是非常务实的宣扬孙中山的“强国四策”和康有为的“商战”思想，中国何至于此。领袖就是领袖，他们看问题往往很容易抓住问题的本质。 第三节“莫干山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登上前台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一直主导着中国的改革，笔者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为标志的，这是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为主的会议，而参加会议的这些中青年经济学者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很多人还是在校学生，比如华生、张维迎等，他们的思想与以前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莫干山会议”就是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这次会议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上山”开过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很大。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从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当时上山的有总理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以上这些人的出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会议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当时还没人开过这样的会。会议的题目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会，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就完成并上报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等七份专题报告。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会议选了几位代表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10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莫干山会议的影响 会开得很成功，给年轻人造了一番声势，挖掘了一批人才。论文一旦被选中，他的命运就大不一样了，眼界不一样，认识了核心圈的朋友，有渠道了，可以讨论最重要的改革问题。 莫干山会议之后，《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等文章。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会后不仅赵紫阳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2 第四节 西山会议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在政治上失势 莫干山会议20年后的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之演讲，其极富煽动性和渲染力的演讲，揭示出格林柯尔系的老板顾雏军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仅用数亿元人民币，即换回资产总值达136亿元的科龙、美菱、亚星、襄轴等众多响当当的国有企业。郎咸平以《封神演义》的手法，指责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此文一经网上刊出，即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无计其数的网民在网上就此现象大发议论，并且骂声一片。之后中国涌起了“还要不要改革”之大争论，沸沸扬扬了近两年。 此次大争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真理标准大讨论”、九十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大讨论。上两次大讨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这次争论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比较沉寂，知道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重点分析当前的改革形势，旨在深入研讨、交换意见，提出对策，会议没有记者参加，出席者几乎是来自研究机构、高等学府的精英。由于与会者的特殊身份及志同道合使会议的发言由放肆、露骨到肆无忌惮。 会上，改革派的学者们认为，“私有化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中国经济私有化在国内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改革己经实际上结束了，下一步要为政治的宪政民主化”，他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3 会上北大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极具代表性。他：“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声称：“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律上”不具有“团体”的“资格”，“是严重的违法”。这就是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被他非法地定性为非法的组织。 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顿时引来了另一片大争论，特别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大揭露，大批判，并与当年国民党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 当年国民党的“精英”们开了个“西山会议”，成立了个“西山会议派”。其骨干分子后来成立了个“孙文主义学会”，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屠杀共产党，此次会议后来在网上被称为“新西山会议”。会议内容泄露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生在互联网上以研究会名义发表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纪要删除了过激发言。4 中国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006“新西山会议”暴露了中国的主流学者进行改革的终极目标，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对，这让他们既失去了改革以来所积累的群众基础，也失去了政府高层对他们的信任，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学者在政治上的失势。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总书记“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政治表态，给为本次大争论一锤定音。2009年，胡舒立从《财经》杂志离职则标志着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媒体领域的式微。随着新自由主义者的淡出，中国也就势诞生了一批“新势力”学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广泛遭到质疑？ 而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是转轨经济学家，笔者认为他们广遭质疑主要是因为存在三大原因，其一是不懂产业规律，经济的发展最终表现为产业的发展，如果不懂产业发展规律，其制定出的政策基本不靠谱，而广大工科学者对经济学家的否定基本来源于此；其二是不懂金融经济，人类已经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但是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既没有专业的金融学训练，也缺乏金融实战的历练，因此在金融经济的大潮面前茫然失措，当中国出现燃眉之危时，竟然浑然不知；其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民生漠不关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但是如果置民生于不顾，盲目谈发展是没有意义的，福利经济学中有帕累托改进的概念，但是中国学者根本就不管这些，一味蛮干。 第五节当今中国的四大思想领袖 大师是由知识决定的，而领袖是由气质决定的！ 在当今这个时代，站在社会科学大舞台最中央的无疑是经济学家，而在这些人中何新、张五常、郎咸平、刘军洛无疑是其中最熠熠生辉的四位。在中国，他们的“粉丝”也许不是最多，但忠诚度却非常的高，并且他们都非常勤奋，著作等身、敢爱敢恨从不掩饰自己的思想，不迎合社会潮流，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经济知识学习的如此通透，尽管他们也经常接触媒体，是媒体追逐的对象，但读他们的书读起来总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与那些在媒体上靠卖字为生的所谓财经评论员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这四位思想领袖中，张五常的书是才华的流溢，适合品味；郎咸平的书是实学的体现，适合阅读；何新的书是爱国的热忱，适合思考；刘军洛的书是智慧的结晶，适合收藏。 第六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何新 何新是我国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国际知名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何先生1979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教师。1980年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职于全国政协，从事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译著50余种，60多卷册。他研究领域宽广、学境立意高远、观点坦豁新锐、见解独到达观。 自从80年代以来，何新的文化研究，经济和国际问题研究和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何新的学术在80—90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化这一巨大转变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思想印迹。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1970年，他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何新以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他的思想主张为“新国家主义”。5 有其夫必有其妻 笔者上大学时曾将当时风头最劲的经济学家在百度贴吧中的帖子数量做了对比，何新竟然高居榜首，而此时何新早已退出江湖，不再到处演讲，而百度贴吧是新兴产物，使用者多为80、90后的年轻人，在这样一个时尚的网络空间里，一个早已退出江湖的经济学家竟然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热度真是让人惊叹! 近年，国内拍历史剧大搞戏说之风，庸俗之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电视剧是少有的正说剧，是适合男人看的电视剧。后来当笔者知道这样大气磅礴的电视剧竟然出自一个女导演手中，当时猜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做到这些。后来该导演又决定摄《孔子》，此时一些海外评论早已未拍先热，人们纷纷将其与何新联系起来，原来这位文弱的女导演是何新之妻，有这样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做幕后指导，一切都不奇怪了。 目前中国部分高校开了《何新思想研究》的课程，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何新思想。 第七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张五常 张五常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张五常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中国的代表人物。 张五常教授著作甚多，返港后，一系列用中文写的专栏文章在华文世界取得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其近年来完成的三卷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解释》，2005年末出版英文学术文集《张五常英语论文选》此两书，被认为是是张五常平生学术功力之大成、也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张五常是演讲大师，从欧美到中国，从大学的讲坛到法院的殿堂，从智囊会所到公众论坛，听者包括学生、教授、家庭妇女、小职员、企业家、总理、总书记，有人说是微言大义，有人说是危言耸听。张五常是公认的产权理论大师，他的朋友如科斯、弗里德曼、阿尔钦等学界泰斗说他是“百年来只此一人”。 张五常看不起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不明世事”。他自己，除了正儿八经的学生和教授生涯之外，逃过荒，做过生意，卖过古董，搞过艺术展，打过官司，当过分析员，自然是“读万里书，行万里路。”所以他的文章格外简单，却百读不厌，常读常新。6 身份之谜 何新一直怀疑张五常是英美两国安排在中国的特务，并进行过详细的考证，但笔者经常阅读张五常的文章，认为此人应该是被人利用，而非职业特务。不过他在中国所推动的“价格闯关”、“中国不应该实行最低工资制”等确实在中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张五常文笔非常好，其经济散文，古色古香，有着独特的美感，其经济分析也非常的透彻，既适用初学者，也适合专业研究者，喜欢经济学研究的人，可以多读读他的书。 第八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郎咸平 郎咸平1956年6月21日出生，祖籍山东潍坊。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近年主要在国内活动，他的思想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因为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出世界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而中国的学者大多在这方面缺乏研究，因此郎咸平正好填补这方面的思想空白。 当代启蒙思想家 2004年，郎咸平用最为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认为在同样的国民经济环境之下，同样的法制、文化、市场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必然的民营企业的效率一定高于国营，反之也是。为此，郎咸平提出，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而不是盲目一拥而上仅仅改变企业的国有或民有的身份。 ０７年开始至今，郎咸平对于制造业的支招当然就是著名的“６＋１”理论,整合全产业链。他认为当今是产业链竞争时代，中国只负责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却只拿到一丁点利润，还导致环境污染，剥削劳工等问题，其他利润全被欧美国家拿走，所以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目前这些理论开始逐步在各地引起重视，并得到一些企业的实践。 此外，郎咸平大力批判盲目引进外资，导致中国企业在遭遇经营困难的时候，被外资外企大量收购，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内大食用油目前百分之90都被外资掌控，一次次提价剥削国内老百姓。城市的饮用水价格也受到国外的控制，现代国际经济有两大战争，一是产业链的战争，二是金融战争。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是用坚船利炮侵略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以金融为后盾，发起金融战争。全世界的大宗商品的物价，幕后的操纵者就是华尔街！包括能源价格，大豆价格等。 2009年6月开始在广东新闻频道和广东卫视频道《财经郎眼》节目担任主讲嘉宾，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档在上星的卫视中可以看到郎咸平的节目。国内上的经济热门事件，表面上很意外，层出不穷，但是都离不开郎咸平提出的一些本质原因。郎教授的很多新观点新思维，以及应对措施，值得重视。7 启蒙思想家的悲哀 做启蒙思想家是非常难的，但是郎咸平毕竟做到了。但是在中国最可悲的事情是老百姓都听懂了的问题，还有极个别的人却在那里装不懂。他们无法从学术上对郎咸平进行攻击，反而质疑他们郎咸平的动机，说是搞阴谋论，其实这是什么阴谋论，而是“危机论”，是让人民保持忧患意识，对此有网友评价到：“鼓吹无阴谋论的人无非就是为了搞阴谋！”鼓吹世界完全和谐美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没有坏人，地球上阳光普照的那些所谓砖家们，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脑子真的不好使，建议其迅速补充IQ；另外一种本身就是阴谋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某种重要的责任。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这些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第九节 中国四大思想领袖之刘军洛 刘军洛是中国极少数能够理解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实质的经济学家，而在这极少数几个人中，他是唯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人，在上面几个经济学家都已经著作等身，仅稿费的丰厚收入就可以使他过上优越的生活，而刘军洛只有自己的粉丝帮着将其文章结集成册，像手抄本一样流传。 他是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伯坚的嫡孙，作为第一批新中国股票投资者，刘军洛有着辉煌的过去，高干子弟的背景，数千万的家产，广博的学识，是一个十足的公子哥儿，不但会赚钱，也会享受，他是中国第一批股民，也是最早的大户之一，平时总是鲜衣怒马，以车代步，消遣也是邀些朋友打打高尔夫之类的，但是90年代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刘军洛跌到了谷底。 如果刘军洛居住在美国，那他今天一定是美联储的要员，如果刘军洛出生在日本，那大藏省一定是他的舞台。很不幸，中国的刘军洛只能是一个体制边缘的舞者。 炒外汇出身的刘军洛后来迷上了宏观经济研究，一直撰写经济评论，可现在，不得不再次下海，炒起了期货，而且是白天上海交易所，晚上外盘，连轴做。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 看看从2002年起，刘军洛先生关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情况的预言吧，每一件都在从预言转为现实。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早在2001年的时候，刘军洛就上书央行，请求央行不要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转而用黄金。可惜，对于一个体制外经济学家的话，中国的官员怎么可能，怎么会听得进去？其后的几年间，黄金价格暴涨，而美元则走上了连绵下跌的不归路。如果戴行长之后是刘军洛接任，而不是周小川，那么，今天他已经为全中国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了，估计新增的6000亿美金中，其中4000亿会是黄金等，增值200％就是8000亿美元×8＝64000亿人民币，人均近5000元人民币。如今，这钱到美国人手里去了！ 悲剧在继续 早在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疯狂推销私有化，把持话语空间，四处赚取出场费的时候，刘军洛便提出了“次级金本位”，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2003年初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黄金将在美元通胀下复活1970年代的火爆》，预测到黄金将在10年内大幅度上涨，当时他大胆预言黄金价值至少在3000美元/盎司。网上搜索关于储藏黄金的呼吁，只有刘军洛一个人，并且只有他如此大胆自信。 “那些经济学家，抱着美国四五十年代的经济理论，自以为能明白现在的宏观经济，你连全球经常账户、资本平衡和资本流动都不了解，最好闭嘴。”预测黄金大涨，全球性通货膨胀乃是基于格林斯潘的压低储蓄，高赤字的货币政策。那时美国欠其他国家的债务就达到自身GDP的40%，而布什政府的预算赤字一年比一年高，按传统经济学，美国早晚会沦为中等发达国家，但刘军洛不这么看，他看到美国人的印钞能力，亚洲央行攥着两万多亿美元债权，不过是一堆纸，300美元一桶的石油我们中国人买不起，对美国人不过是印钞票。8 当今时代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释不了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及需要刘军洛这样的人才。 第十节 中国经济学界的“新势力” 爱国是每个人的权利，中国的文人自古就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广受批判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些非科班出身的经济学者，他们独到的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他们将自己的认识写成了畅销书，启蒙了民众，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笔者将其称为中国学术界的新势力。 海归学者告诉我们真实的世界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海龟学者，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对所在国的经济情况有着切身的了解，这些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积累了常人所难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提出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政策，他们的书往往影响力最大，这些人也趁势崛起，比如鈡庆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和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就属于这类的书，此二人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一个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正的日本模式，一个为我们揭示了美国的游戏规则，他们对上述国家的了解远远超过了那些专业学术院所，他们的书往往能够提出真知灼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在学术界的新势力中，还有一部分是媒体人，他们总是能接触到最新鲜的信息，因此他们对社会风向的把握也最精准，这类人以时寒冰和叶檀为代表，此两人号称中国财经界的“金童玉女”，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也非科班出身，比如时寒冰是记者出身，叶檀学习的是历史，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研究，反而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比如时寒冰擅长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经济，而叶檀则喜欢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经济，这都是那些就经济而谈经济的学者所欠缺的，也是他们能够的财经界声名鹊起的原因所在。 中国经济学者的代际交替明显 中国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等现在都是50岁左右。比如林毅夫今年58岁，许小年今年53岁，张维迎今年51岁，陈志武今年48岁。而中国经济学界的这些“新势力”大多在40岁左右，比如钟庆今年40岁，宋鸿兵今年42岁，时寒冰今年38岁，叶檀年龄应该也不会超过40岁。中国学者实际上没有必要说谁“打败”了谁，因为两者可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已经从50岁左右的学者，慢慢向40岁左右的学者交接，这些现象的产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长江后浪推前浪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则。 现代社会不但需要渊博的知识，更需要洞察问题的能力，知识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而这种洞察问题的能力则需要一定的天赋和后天的不懈努力。中国最受欢迎，影响力最大的往往不是那些科班出身的学者，科班出身的学者由于自身观点的浅薄与幼稚，往往沦为被嘲笑的对象，而影响力最大的是自学成才者。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中国的主流学者接受的都是些过时的，二手甚至是三手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解释力本身就非常有限；其次他们又长期居于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与社会严重脱节，因此他们也不可能产生太多前瞻性的思想；再次，而网络的兴起又降低了学术研究的门槛，只要受过正规的本科教育或是研究生教育的人，学习能力都非常的强，遇到一个新的学科，他们只要进行很短时间的学习，就能对这个学科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因此所谓专家把持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要有心研究，谁都可能成为专家，这也为中国财经界新势力的崛起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信息革命让社会从精英时代走进了大众时代，而中国学界新势力的崛起，就是最鲜明的体现，并且这种体现会越来越明显。 第十一节 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谁都知道战略的制定与实行非常的重要，其实有建立一些负责执行国家战略的机构也很重要。 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功崛起、任何一项重大技术的研究应用、任何一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完成都脱离不了国家的力量、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是这样；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 笔者主张成立一些高级委员会，负责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因为在政府的工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些事项，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1、这些事情关系到国家的长期利益，实施起来靠一个部门很难完，需要多个公权力部门的支持配合； 2、这些事项要做成需要长期的实验探索且不容易以固定政策的形式出现； 3、这些事项需要专人长时间付出非常大的心血，成功失败很难预测。 这些项目就适合交给国家战略委员会来做，这些项目的实行与修建基础设施不同，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甚至不需要花多少钱、主要靠人的心血的投入。 任何一个国家部委都可以提出一些关系国家战略的项目交给国家战略委员会来做。任何项目都必须由一些可靠的人来执行，笔者认为这些委员会的主任应该由一些德高望重的退休老干部担任，退休老干部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能力和人脉关系为这些项目的执行提供保证，效果比一些具体部门来执行效果更好。这个委员会应该比国家部委要高一个级别，因为他很多方面需要国家各部委的配合。这些项目设立的越细、越具体才好。 国家战略委员会解决的是战略与执行脱钩的问题，解决的是智库与政府脱钩的问题，中国的官方智库大多是执行层面的智库，而非战略方面的智库。 以下是笔者粗略梳理的一些战略项目： 1、沙漠治理与利用 2、新能源开发与应用 3、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研究与实践 4、用最少药量及最少费用治疗疾病研究 5、城市弱势群体扶助 6、国家最贫困地区脱贫 7、大飞机项目 8、龙芯项目 9、物联网项目 10、劳动生产率提高 11、如何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 12、电动汽车项目 13、打黑除恶 14、最新信息技术研究 15、最新生物技术研究 16、国际优秀经验的汇总与借鉴 …………………… 参考资料 1、范卫锋晚清明星CEO郑观应的书生议政梦华声在线2009年03月12日 2、柳红莫干山会议真相经济观察网2008-10-27 3、“西山事件”的三点警示，乌有之乡网，2007-11-4 4、三一九讲话是对西山会议的宣判乌有之乡乌有之乡网200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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