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癌身体有什么症状:连载：江上苇：迷惘的诸侯——西南军阀和他们的割据时代---2

一派是拥王派。以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第五旅旅长何应钦为首。这两人中，窦居仁是王伯群兄弟的老同乡，私人关系良好，而何应钦则是王伯群的妹夫，他们当然都支持王伯群主持黔政。
　　但这一派有一个要命的弱点，就是军事实力不强。
　　窦居仁的第一旅虽然是有实力的老部队，但窦个人庸碌无能，威信不高，带不动部队。
　　而少壮派何应钦呢，他能力相对较强，同时又是王伯群的妹夫，忠诚度也可靠。
　　但这位未来的何总长，这会儿虽同时兼任着黔军代参谋长、第五旅旅长、少年贵州会会长、讲武堂堂长等一系列要职，貌似位高权重，但职务一多，反倒没有了重点——尤其是他的基本力量第五旅，其下属的第七团是新由游击队改编来的，实力很弱，又远在毕节，而且一向不大听话；第八团也是新部队，只有两个营，器械少而粗劣。而讲武堂虽是军事教育机构，却几乎没有武器，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另一派，则以何总长的士官老同学，第二旅旅长谷正伦、第四旅旅长张春圃为首。这一派，打算推举谷正伦主持贵州军政。
　　而谷正伦此时正率部驻扎在广西。
　　您说他这好好的黔军不干，跑到广西去干什么？唉，还是搞侵略来着。前面咱们提到，谷正伦、何应钦不是在民九贵阳政变中搞垮了赶回来“勤王”的游击军王华裔部么？忠心耿耿的王统领侥幸逃脱后，便带着残部退到老根据地湘西洪江一带。
　　但不久李烈钧又带着驻粤滇军从重庆败逃下来，可不巧他也看上了湘西，于是实力弱小的王华裔只得让出地盘，所部由王天培带领逃往黔桂边境，被陆荣廷收编。
　　正好此时粤桂之间关系紧张，随后就爆发了战争，陆荣廷那支老迈不堪的旧桂军被陈炯明的粤军打得满地找牙，从此旧桂系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们的新桂系腾出了上升的空间。
　　就在陆荣廷被广东人欺负得捉襟见肘的时候，贵州的卢焘也趁火打劫，以讨伐叛将王华裔为借口，派遣谷正伦，胡瑛两旅进入桂北想捞一把——这卢焘是广西人，所以他对于广西的兴趣可比贵州就大多了，因此竟一下拨出五分之二的主力部队去经营无关大局的桂北。
　　可是卢焘没有想到，他这一扩张行为，却为黔军未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1922年春，在粤桂之战中取胜的孙中山，便挟战胜之余威，越过卢焘任命正在广西活动的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但在同时，他又如前所述，任命了王伯群为贵州省长——于是贵州继辛亥革命、民九政变之后，又一次出现“双核”症状。拥王、拥谷这两帮二愣子都按耐不住独霸贵州的诱惑，开始躁动起来，于是黔军的分裂情形加剧。
　　而卢焘却因能力、声望所限，对军中日趋严重的分裂无能为力，只能坐观其变。
　　
　　此时贵州的局面，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已经投到北洋羽翼下的袁祖铭，也在这个时候跑来凑热闹搅局。
　　此前咱们不是说到，因为川、湘两省挡道，所以袁祖铭只好一直滞留在京汉路上么？可到1921年夏秋之间，情况变化了，吴佩孚指挥下的北洋军，在岳州和鄂西击败了企图染指湖北的川、湘两军。
　　熊克武和赵恒惕经此打击后，暂时无力干涉袁祖铭的活动，他遂得机跑到湘西打出了“定黔军”旗号，积极准备反攻贵州——为了表示支持，吴佩孚还额外送了他六千支汉阳造步枪。
　　卢焘得到消息后，便派出窦居仁率第一旅前往铜仁堵截袁祖铭，窦居仁便趁机将王伯群接到驻地，准备拥立他为省长。
　　但王伯群这厮和乃弟的本事可就差得远了，王文华从重庆卷走的那五十万大洋，此刻全在王伯群手里，可他却一分钱也不肯拿出来花销——这让穷疯了的将士们如何肯为他拼命呢？
　　而此刻袁祖铭也施展百般手段拉拢窦部骨干军官——王文华在的时候，袁祖铭没有空子可钻，可现在王文华不是死掉了么，眼前黔军中还有谁能和他比威信呢？何况他背后还有个貌似庞然大物的北洋政府在支持呢……于是小团长们纷纷表示支持袁祖铭“定黔”，窦居仁手下的两个团长都先后倒戈。最后，窦旅长只得把部队交给部下团长胡刚，自己便陪着王伯群逃到上海做寓公去了。
　　于是，袁祖铭轻轻松松便占领了黔东的玉屏、铜仁、镇远等地。
就在袁祖铭兵不刃血地攻入湘黔边境时，驻遵义的第四旅张春圃部，驻桂北的第二旅谷正伦部，却在拆卢焘的台。
　　他们以回援为名，纷纷进军贵阳，企图趁火打劫武力夺权——这两个不仗义的家伙同时还打电话威胁正驻守贵阳的老同学何总长，要他即刻下野，离开贵州。而正在贵阳的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孙剑峰，也在得到谷正伦让他继任第五旅旅长的承诺后，对猝不及防的何应钦倒戈相向。
　　内外交困中的何应钦走投无路，只好宣布下野，在城里的教堂里躲了几天后，扮做修女逃往昆明。到昆明后，他凭着士官生的金字招牌，总算在云南讲武堂混到一碗饭吃——可这个饭碗也很不牢靠。尽管何总长都沦落到这地步了，可比他早到一步的刘显世还是不肯放过他，竟派出刺客行刺——谁叫他在“民九政变”中有份呢？
　　何总长中了一枪，伤在肺部，虽然被救了回来，但刘显世却也因此成为他平生最恨的三个人之二。被刺之后，他这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昆明也不是俺安身之处！于是他又逃往广州去，经李烈钧介绍入军政府任少将参谋。可这参谋地位低下兼之薪水微薄，又无事可做，他不肯久待，便带了近万块钱跑到上海去运动倒袁祖铭，可惜又是一无所成。
　　他本想跑去北京活动，但苦于没有门路，要想转回广州吧，偏偏此刻陈炯明势头正盛，炮轰总统府，连孙中山自己也逃到军舰上避难……他一直苦熬到1924年6月，才在士官十期同学王柏龄的介绍下，回到广州帮忙办军校，出任少将总教官，月薪两百毫洋。
　　这个王柏龄，乃是朱绍良的江苏老乡，士官学校十期骑兵科出身，所以跟何应钦也是熟识。他原是在云南讲武堂当教育长的，算得上是个军事教育人才。所以这回孙、唐联合，孙中山提出要办军校，唐继尧一慷慨，就把他派到广东来帮忙了。他还带来了几个助手，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叶参座……
　　这所军校设在黄埔岛上，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何应钦当年沪军都督府中的同事蒋志清——嗯，他现在改名叫蒋介石了。
　　
　　故事讲到这里，咱们都该长吁一口气了：这倒霉的何应钦总算是混出头了吧？
　　但在当时，何应钦自己可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他见段祺瑞复出，孙中山去世，还一度以为北洋大概要赢了，所以差点跑到北京去投段祺瑞（这会儿他大舅爷王伯群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老熟人邓汉祥也正在当国务院秘书长，所以忽然有了门路），幸亏被朋友拽住才没有走成……唉，他这都是什么眼神啊！
　　再说蒋校长，他自己虽然能干，但到底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军校，所以这会突然被拎出来当校长，也很是战战兢兢的，凡事都要倚仗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这王柏龄和蒋校长的把兄弟张群是同期同科的好同学，所以大家也算是信得过的朋友。
　　可这位王伯龄先生偏生又是个成天游冶不落屋的主儿——和王文华一样，他也是个腐朽堕落生活的享受者，成天地去广州狂嫖滥赌兼抽鸦片。于是蒋校长每每有事儿，却死活找不着自己的教授部主任！还好那时候他位卑权低使不出威风来，不然王柏龄真不知该枪毙多少回了。
　　前面咱们不是谈到，何应钦虽然做事情虽没什么魄力，但绝对守规矩么？这个好习惯，他也从贵州一直带到黄埔来了，他不嫖不赌不喝酒不抽大烟，不旷工不早退不干私活甚至都不带请病假……所以蒋校长总能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找到他，从不落空。于是校长原本是打算交给王柏龄的工作，现在便统统交给了何应钦——反正都是士官生，又都办过讲武堂，谁比谁差多少呢？
　　于是乎，这才有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何总长。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月4日，成了光杆司令的卢焘，也只得宣布将黔军总司令职务让给谷正伦，在谷正伦回到贵阳之前，由先由遵义赶到的谷正伦铁哥们儿第四旅旅长张春圃代理总司令。
　　那么，谷正伦赢了？
　　他要赢了，那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的就会是地方军阀谷正伦了，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国军嫡系上将军谷正伦呢？
　　所以，他也没赢，就在这只自作聪明的贵州螳螂专心致志的捕蝉时，一只黄雀已经静悄悄地落到了他的身后……本来这只黄雀也只是头技穷的黔驴，但这帮在黔军中资历尚浅的士官生们的自相拆台，却给他帮了大忙，使他变成了老虎——不过也只是只一戳即破的纸老虎罢了。
　　这只纸老虎，自然就是袁祖铭，他可不甘心就在黔东的几个小县城里终老一生，他的目标还要远大一些——至少也得是省城贵阳吧？
　　
　　于是，就在这帮笨蛋士官生们争权夺位自相拆台的时候，袁祖铭却充分利用自己旧时的人脉和威望，以及北洋政府这个貌似庞然大物的后台，说服了王天培、彭汉章等几个握有军权的旧部团长拥戴他。
　　于是，就当谷正伦撵走了何应钦和卢焘，兴冲冲地赶往贵阳准备接手全省军政大权之际，他手下的小团长们却纷纷宣布倒戈，迎来了袁祖铭做他们的主人。忙活半天，却为他人作了嫁衣裳得谷正伦只好和同样失去了军队控制权的张春圃，灰溜溜地逃出贵州，辗转投靠了孙中山。
　　然而，这并不是谷正伦与贵州的最后诀别，二十七年后，他还会再回来，虽然仍然是做贵州的主人，但却已不再是割据时代的“贵州王”，而是中央政府下属的黔省军政长官了——他将是国民党时代的最后一任贵州省主席。
　　由此看来，时光可以改变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时代，只要她足够漫长。
　　
　　列位细心的看官大概要问了：咱们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这黔军不是有五个旅么？这回第一、第二、第四、第五旅都表态参加互殴了，可那个第三旅又在干嘛呢？
　　第三旅也没闲着。原来这个第三旅，其旅长胡瑛乃是个云南人——和卢焘一样，这位也是当年随滇军侵黔而来的，所以对贵州缺乏感情。他前一段正在研究要不要跟着当年的老上司唐继尧反攻云南呢，所以没闲工夫去关心贵州的事儿。
　　这唐继尧不是“云南王”吗，他反攻自己的老窝云南，这个，这个……这又该算是哪一出啊？
　　待咱们慢慢道来。
　　前面不是说到顾品珍带着驻川滇军主力回师云南了么？事情就着落在这个顾品珍身上。
　　
　　虽说回到了云南，但顾品珍却更加忐忑不安。因为在这次战役中，他所指挥的滇军不但损兵折将，还丢掉了对云南财政收入至关重要的川南盐产区，以及通往长江流域的贸易通道。而且，他在四川期间，还一而再地通电反对唐继尧的扩张政策，因此他估计唐继尧在盛怒之下，是决不会放过他的。
　　而一向在他和唐继尧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老好人赵又新，又在此战中战死，再无一个人可以居间调和。虽说顾品珍和唐继尧还有一层老同学加把兄弟关系，但士官同学中被唐继尧杀害的也不下十几人了，所以这关系也说不上有多可靠。
　　因而顾品珍实在不能不为自己的脑袋担忧一番——而眼前最好的办法，则莫过于像王文华那样，干脆造反！
　　
对唐继尧有怨言的，还远不止顾品珍一人。
　　如前所说，云南方面一向要依靠四川的财富来供养自己庞大的军队，因此滇军这次退出四川后，云南在军费开支上便立刻捉襟见肘。唐继尧此前大扩军所造成的后遗症显现无遗，一时间滇军竟积欠军饷九百余万元之多。
　　巨额的赤字，使云南经济面临着崩溃危机。
　　抓耳挠腮的唐继尧只好找美国人商量，准备以云南采矿权为交换，换取经济援助，但立即遭到省内外各界的反对，遂只得打住不提。
　　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得罪人的办法：那就是大规模地缩编军队。
　　以原驻川滇军为例，唐继尧将原第一军部队缩编为第一混成旅，以耿金锡为旅长；原第二军部队缩编为第二混成旅，以金汉鼎为旅长；而原第三、第四两混成旅也缩编为团。这样一来，一大批旅团长便成了光杆司令，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了军权，就意味着失去了地位、财富，这些失意军官当然不满意。
　　
　　因此，这次缩编在军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情绪——对于一支没有崇高理想的军阀部队而言，金钱、权位、女色这些最现实的世俗利益，就是军阀向他的将士交换忠诚和勇敢的代价，而这样的筹码，他只能通过不断地打胜仗来获得。
　　可一旦他打了败仗，无法兑现许诺给将士们的利益时，那么其军队的土崩瓦解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吴佩孚后来才会感叹说，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
　　能胜不能败，能上不能下，这是当时军阀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滇军自然也不能例外。
　　而另一方面，这些在外经年苦战的滇军将士回到云南后，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失落：他们发现自己累年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不过是云南政治的日趋黑暗，以及唐继尧个人生活的腐朽奢靡。对此他们也深感不满。
　　于是以财政危机为导火索，以政治问题为大义口实，滇军军官中的反唐情绪一时高涨。
　　但顾品珍还没动手，另一个滇军军长叶荃却先整出事儿来了！
　　
　　话说这叶荃从陕西撤到四川之后，便把部队交给了赵又新，自己回到云南休养。后来滇军自龙泉驿溃败的时候，他又电赵又新把自己留川的部队要回了云南，因此他的部队还保持有一定的实力。
　　叶荃自回云南之后，目睹唐继尧生活上荒淫无道，政治上穷兵黩武，闹得云南遍地皆匪，民有菜色，极感不满，遂决定以武力推翻唐继尧。
　　1920年12月中旬，叶荃召集手下的两个旅长在寻甸密商，计划偷袭昆明，以推翻唐继尧的统治，重建云南。孰料会后一个旅长李永和便向昆明的唐继尧告了密，使叶荃的偷袭计划落空。
　　唐继尧出兵弹压，双方战于杨林板桥。叶荃兵力较弱，2月5日败走澄江，被俘的叶军军官多被唐军就地处决。
　　随后唐军追击，叶荃在澄江打了一天，又吃了败仗，只得再败走晋宁、昆阳、玉溪，唐军一路紧追不舍。
　　
　　就在唐军被败退的叶荃越引越远之时，顾品珍也出场了。
　　他以附从他的杨蓁为前锋，急袭昆明，于2月7日进抵昆明城郊的杨林口。
　　杨蓁抵达杨林口后，连夜给唐继尧打电话，告诉他顾品珍已经率第一、二两混成旅逼近省城（虚张声势而已，这会儿金汉鼎旅长的部队才刚从昭通出发，要到除夕后才能赶到昆明）。唐继尧急叫杨蓁劝阻顾军，杨蓁在电话里一边偷笑，一边忽悠唐说自己人马太少，阻挡不住。
　　唐继尧手里控制的兵力本就不多，这会儿又多一半去追叶荃了，现在昆明城中只有龙云的佽飞军大队（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团），和驻巫家坝（就是现在昆明机场所在地了）、北较场的骑、炮、工、机枪等直属大队、讲武堂学生以及省防军一个营。
　　他琢磨着这点兵力决不是顾品珍手下久经战阵的驻川部队的对手，只好很识时务地放弃昆明，在2月8日逃往蒙自。
　　这一天，刚好是1921年的农历元旦。
　　
顾品珍等人也以唐继尧是老同学，老上司，不为已甚，故放他从容而去——唉，在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你顾品珍还讲什么宋襄之仁啊！
　　2月9日，顾品珍在昆明宣布接任滇军总司令职务，还蛮不好意思通电申明：“唐公暨葵赓司令（即唐继尧的兄弟唐继虞，江湖人称“唐三瞎子”，曾在上海因贩卖鸦片被通缉，时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那两位这会儿可正喘着气庆幸没被你挽留住呢），甚为歉然。业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唐继尧逃到蒙自后，本还想收集旧部，卷土重来。但此时顾品珍的主力部队金汉鼎等部均已抵达昆明，顾乃派唐淮源团出屯开远，以阻止拥唐部队向蒙自集中，并派士绅代表前往蒙自劝说唐继尧放弃野心，出国游历。
　　为了让唐继尧走得快些，代表们还特地送上十万大洋作为路费，唐无可奈何，只好循滇越铁路，自河口入越南，再经东京（不是日本那个，是“东京”湾那个“东京”）、海防，一路跑到香港去了。一路上还骂骂咧咧，见人即道：“不扑此獠，誓不为人！”
　　此时原唐继尧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所部尚驻在建水，因此唐继尧在离开之前，便特委任龙云为团长，此后又把这支部队调到了广西——这就为他后来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至此，顾品珍取代唐继尧，成为云南的新主人。可是，顾品珍虽然推翻了唐继尧，但他同样没有找到解决云南财政困难的办法——而且，他所面对的困难比唐继尧还要大。
　　
　　可就如前面所说，云南所面对的危机，决不是简单的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经济问题。
　　唐继尧失败的原因，主要还不在于他个人生活的糜烂腐朽和政治黑暗，而在于他无法化解的巨额财政赤字——他养不活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于是这群饥饿的猛兽就吞噬了自己的主人。
　　可糟糕的是，换上来的新主人同样也养不活他们。
　　而且，对顾品珍更为不利的是，在反唐之役中，他借助了滇军各部的力量，欠下了许多人情帐，这就使得他在继任“云南王”后，非但更不敢提起缩编军队这个话题，还不得不对一帮有功之臣加官进爵以示酬庸——于是旅团长们又多了起来。
　　
　　于是，这个新生的云南军政府，在财政问题上依然一筹莫展，但她又不肯忍受无所作为的恶名，于是她只好以唐继尧时代过于纵容绥靖，所以导致云南遍地皆匪为由，决心拿倒霉的土匪们开刀，连已经收编了的也不放过，以换取政绩。
　　于是从1921年暮春起，云南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剿匪运动，唐继尧时代收编的几个著名的土匪头子中，杨天福被杀，吴学显等人反水重新为匪。
　　但云南的匪患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要命的军费问题，民生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于是人们不得不反思：到底是唐继尧错了，还是顾品珍错了？是唐继尧不行，还是顾品珍不行？最后，一个很不利于顾品珍的结论出来了：顾品珍并不比唐继尧更好！
　　那是个到处造反的年代，但造反容易，收拾一个烂摊子却很难。唐继尧做不到，顾品珍也同样做不到。
　　于是，就有了唐继尧的复辟
却说唐继尧逃到香港后，政治上不甘寂寞，便频频参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军政府活动。
　　说来这唐继尧也真是的，当他手里有权有兵的时候，对中山先生爱理不理，1918年孙大炮想当大元帅，他却专要和陆荣廷、岑春煊们搞什么“七总裁”制，硬是气得被架空了的孙大炮撒手去了上海。可现在走投无路了，他偏偏又想起来要去广东！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唐继尧落难逃出昆明的时候，他的私人代表李小川正在由上海去香港的路上，偏生这条船上还有两个熟人，国民党的汪精卫和张继，于是大家就免不了在一块聊聊张家长李家短啥的。这一聊，就聊到了唐继尧被驱逐这个当时的热门话题。
　　张继就劝李小川，等到越南海防见了逃难的唐继尧，干脆就劝他出国“养望”算了，不要到广州来当空头的“总裁”。因为现在四川独立，贵州、云南政变，算来这唐继尧在西南三省都是个讨人嫌的角色，军政府要接纳了他，将来要想拉拢西南三省就会麻烦得多。这位张继先生，是国民党中出名的打手，所以说起话来也很不客气。
　　可李小川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以当前形势来看，广东军政府要拉拢西南三省是绝无可能的，唐继尧虽然失去了云南，可他在西南还是有相当的潜在势力的，足资利用。况且，孙中山如因唐继尧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显见重力而不重人，也大大影响领袖风度。
　　于是最后汪精卫拍板，请李小川先到广州与孙大炮谈上一谈。
　　
　　不日到了广州，汪精卫便介绍李小川去见孙中山。
　　说来这孙大炮还真是个喜怒形于颜色的性情中人。他果然不待见唐继尧，谈谈长江问题还颇为殷切，但一旦扯到云南，便冷冰冰地对李小川抱怨说：“蓂赓有权有势的时候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李小川很清楚孙大炮所担心的，其实主要是云南顾品珍的反应——怕他因为军政府收容唐继尧，而对粤方滋生敌对情绪。
　　于是他便先分析了一番云南形势，然后劝说孙道：“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分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一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关键。”
　　据说此语一道，孙大炮的脸色便好看许多了。
　　
　　于是1921年3月4日——也就是顾品珍们在云南实在无事可做，只好拼命剿匪的时候，唐继尧来到了广州。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三“总裁”，以及陈炯明、孙科等一帮军政要员齐集车站欢迎，使老唐觉着被人认为有用还是很光荣的。
　　于是在为他接风的宴会上，唐继尧便大吹牛皮，说自己离开云南，绝非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同室操戈而已。蓂帅兴之所至，便大谈了一番老子不是打不赢，只不过他王胡、小D不配做对手，换了赵司晨还差不多的阿Q心得。
　　孙大炮也接着话茬表扬唐蓂帅高风亮节：“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蓂帅贺！”大概是孙先生这话说得太象真的，当场着实感动了不少人，于是回头就有了陈炯明的炮轰总统府……
　　而这边汪精卫也没闲着，他逮住李小川便咬耳朵道：“小川先生，我对蓂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以前我认为蓂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
　　唉，那个时代就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事，会让我们在许多年后读来，还起一身鸡皮疙瘩。
　　不过，这个乌漆麻黑的时代如果不这样，那才更是个怪事儿。而我们很运气，没有生活在那样的时代，所以可以调侃他们——可不要忘记了，那同时也是我们的曾、祖生活的年代。
　　
　　尽管军政府安排的欢迎场面热烈，但唐继尧在广州仍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当时军政府方面，只有副元帅、陆军部长和参谋总长三个显要职位，勉强合得上唐继尧的身份。
　　可奈何副帅一职，胡汉民觊觎已久，不愿为他人所取，遂干脆建议不设。
　　而陆军部长呢，又已经被手握实权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兼任，这也是老虎嘴里的肥肉，断然吐不出来的。
　　还有一个参谋总长呢？这个更说不得，蓂帅的老大哥李烈钧这会儿正当得好好的呢！想当年，连云南的天下都是老李和蔡锷让给他的，如今这区区一个参谋总长，唐继尧哪里还好意思开口呢？
　　于是唐蓂帅在广州呆得实在无聊，只好又悄然回到香港蛰伏待时。
　　
　　总算熬到1921年夏秋之交，孙大炮号召西南各省驱逐广西的陆荣廷、谭浩明，粤桂战争爆发，于是唐继尧总算等来了机会。
　　此时唐继尧的滇军旧部朱培德、杨谦益、胡若愚、张汝骥等部两万余人，正驻扎在桂林一带，另外在柳州方面，还有李友勋、龙云等部七八千人。
　　这些部队，有的是在护国战争时代随李烈钧东征进入两广的驻粤滇军，如朱培德、杨谦益部；有的则是唐继尧在云南垮台后，和顾品珍不睦，才逃到广西继续拥唐的，如李友勋、龙云、胡若愚等部。他们在粤桂战争中，协助陈炯明的粤军痛打落水狗陆荣廷，着实捞到了不少好处，所以并不讨厌战争。
　　这些部队长，多为云南讲武堂出身，均是由唐继尧一手栽培起来，因此唐继尧对这些军队有相当的号召力。
　　
　　当时摆在唐继尧面前的，也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服从孙中山，先定湘、桂，然后北伐，与北洋系争天下；另一条，就是打回云南去，关起门来做大王。
　　在表示拥唐的将领中，赞成反攻云南的占大多数，支持北伐的较少——这部分主要是驻粤滇军，比如说受孙中山、李烈钧影响较深的朱培德等人。
　　唐继尧再三掂量，最后还是考虑到孙中山实力有限，军费来源枯窘，而且其军队复杂脆弱，军令政令均不统一，北伐的困难很多，因此决定待先打回云南巩固根据地后，再谈北伐为稳妥。
　　
　　于是决议之后，唐继尧便秘密派遣王九龄等人为代表，前往广西征求拥护他的将士意见，同时也做战前动员。
　　王九龄等人抵达浔州（今桂平）后，因地方方经战火（粤桂之战），交通中断，且匪患遍地，往往杀人越货，再不敢再赤手空拳继续前行，只得就地止步。
　　大家伙无路可走，只好成日里在烟榻上开诸葛亮会商讨办法：有人建议雇轿子走陆路，有人建议雇民船由柳江顺水而上，还有人提议看是不是掏银子雇请当地民团武装护送……
　　最后，大家从鸦片烟上想到了出路，决定以合伙做鸦片生意为诱，请驻浔粤军派兵护送。
　　说来也巧，正好当地驻军魏团长，乃是粤军第三师师长长魏邦平的亲叔叔，而这位魏邦平师长呢，又恰好是唐继尧的士官“同学”——其实这位魏师长是士官三期辎重科出身，和蔡锷是同期，比起六期毕业的唐蓂帅来，资历可就老多了，称“同学”乃是沿用了中国式的谦虚：不讲资历只看出息。
　　双方既然有了这样的渊源，这场交易自然相当成功。云南代表们只花两百块钱港币胡乱买了些酒肉犒军，魏团长就答应派兵护送了。而且为了表示友好，他还亲自出马，带着一连兵将代表们安全送到了柳州。
柳州的李友勋、龙云，是唐继尧走后，因为在顾品珍手下实在呆不下去才从云南跑出来的，自然是坚定不移的反攻派，因此代表们轻而易举就争得了柳州帮的支持。
　　但要说服桂林帮就麻烦得多了。胡若愚、张汝骥两部倒是积极支持唐继尧的反攻主张，但原驻粤滇军朱培德、杨益谦两部就不那么爽快了。
　　朱培德起初坚决要求拥护孙中山北伐，杨益谦则模棱两可，至于个人名位、经费、部队的冬装等，他们倒是都没少要求。直到唐继尧在回电中允诺他们所有的漫天要价后，朱培德才勉强同意参与反攻云南。
　　不过唐继尧对朱培德的立场并不乐观，他对身边人说：“朱益之（朱培德字益之）已被孙中山所麻醉，恐怕他将来的花样还多着哩！”
　　说来这唐继尧看人的本事还真是有几分靠谱，先前说杨森要反，结果果然反了，这回说朱培德要玩花样，果然就在滇军往柳州集结时，朱培德便对友军杨益谦部发动突然袭击，将杨军二十余营的兵力全部缴械——这老朱他最后还真就参加了我们所熟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伐，当时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了。
　　
　　眼前反攻部队倒是说动了，可浩大的军费如何筹措？即将入冬，两万多将士的冬装又如何解决？接下来，这一切又成了唐继尧的大难题。
　　要知道，自打从云南被扫地出门后，唐蓂帅就几乎没有过象样的进帐，可花钱却像流水一样——他自己素来大手大脚不说，还要在香港养一大帮失业的旧部呢！
　　但现在要打仗了，自然一切都要以军事为主。穷疯了的唐蓂帅便只好打自己太太们的主意，骗出她们的珠宝首饰来变卖，外加东挪西借，总算凑了十来万元现金。可这还是不够，于是又另外印制了十五万元的军用储蓄票充数
　　这个“军用储蓄票”又是什么东西呢？
　　可不要小看它，这破花纸也是能当钱用的。
　　
　　说来这个“军用储蓄票”，乃是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舶来品，也是那个年头手头紧的诸侯们惯用的一种伎俩。诸侯们为解燃眉之急而发行这种形同“白条”的特殊纸币，而其价值，就是被预支的诸侯信用。
　　诸侯们把这种票子当作现金发给大兵们，大兵们就拿着这个去找老百姓买东西（如果哪个不开眼的老百姓竟然不肯收，恼羞成怒的大兵们就会奉送他一顿拳头，让他大白天看见五颜六色的星星。如果这还不成，那就请他吃子弹或是刺刀，丘八爷们的阴险招数也多着呢——所以，通常都不会有买卖人敢于拒绝），而从理论上讲，老百姓则可以拿这个去缴税——因此这个“白条”就是有“价值”的，可以作为通货使用。
　　
　　可这里也有个问题。
　　如果印发这种“白条”的诸侯位置巩固，那么他自然可以通过税收回收这种“白条”（当然了，这种回收也经常是要打折扣的，可被大兵们多拿走的鸡蛋却绝不会还回来，所以买卖人才不喜欢收这种票子呢），如果这位诸侯打了败仗被人撵走了，那么这张“白条”就一钱不值——在撕破脸皮的情况下，熊克武怎么会肯为唐继尧喝过的鱼翅汤付帐呢？
　　所以在那样的年代里，老百姓使用这种票子所担的风险可不小。
　　还有一点，这种票子在印发它的诸侯势力范围之外，也是形同废纸的——可大兵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经济学常识和阶级觉悟呢？他们当然是先用了再说！在他们看来，拳头和刺刀就是信用，至于是哪家诸侯的信用，这个他们可管不着。
　　为什么咱们非要把这个问题拎出来费这许多唇舌呢？因为唐继尧手下这帮不懂经济学原理的大兵，很快就要犯错误，他们偏就在不该使用这种票子的地方使用了——于是招致了弥天大祸。
接着再说冬装。
　　和割据东北的张大帅比起来，云南的唐蓂帅在置办冬装问题上，就轻松了许多——非但用不着狗皮帽子大皮袄，就是薄棉衣他也没有购置一件。
　　那唐蓂帅买的什么呢？他就让人在香港卖了点价廉物美的新鲜洋货，三万件棉毛卫生衣。
　　棉毛卫生衣？唉，其实也就是今天北方人所谓的“秋衣”，南方人所谓的“棉毛衫”了，一种再便宜不过的御寒物事。
　　没办法，广大忠勇的滇军将士就先将就着吧！谁叫“伟大”的唐蓂帅这会儿手头正缺钱呢？
　　
　　好不容易等到万事俱备，唐继尧便于1922年春偷偷地溜到了柳州，将拥护他的军队集结到宜山动员整顿，就准备要回师云南找把兄弟顾品珍的麻烦去了。
　　他去柳州这一路上也没法儿不“偷偷地”，因为他告诉孙中山，他可是去指挥部队“北伐”的！于是就有了真相大白之后，粤方指使朱培德将杨益谦部滇军缴械的小插曲。
　　在行军路上，唐蓂帅需要一面大旗以壮声威，可是因为行期催得太紧，裁缝铺都不愿意接这单生意。于是唐蓂帅只好让手下人用红墨水画白竹布充数。擅长书法的王九龄先生挥毫立就“靖国联军总司令唐”——要说前几年，唐蓂帅手下动辄辖有“八省”、“五省”的“联”军，打这个旗号也还算是名副其实，可现如今每况愈下，四川独立，贵州倒戈，连云南都是姓顾的了，可他还非得打个“联”字旗，真不知道这个“联”字从何谈起？
　　这旗号红白昭彰，望之倒也颇有生趣，只是有个小毛病：怕水。可老天爷偏偏就要和唐蓂帅开玩笑，出发的前晚刚好就下了一阵暴雨，于是第二天唐蓂帅启程时，“唐”字大旗已经面目全非。
　　
　　据目击者说：“唐字之一点及其余各处不甚变化，唯第二划之一横，其两端积墨较浓，经雨水溶化后，便形为珠泪涟涟的两眼。众均讶其不祥，唐当然亦露不愉快之色。”可不愉快归不愉快，该上路还得上路啊。
　　尽管上了路，唐蓂帅这一路还是不踏实，于是便让人算卦消遣。可这一卦算来却更不踏实，竟然得了个下下签，主“未出军先损大将”……唐蓂帅自讨没趣，只好强忍不快，吟诗给自己打气，现尚存两句，谨录以飨众：“无端平地起蛟龙，枯木逢秋叶更红……”
　　第三天船到江口圩时，正逢侵桂的黔军第二旅谷正伦部驻防此地，谷正伦这会儿正在图谋夺取贵州军政大权呢，所以抱着广交朋友少树对头的态度，备盛宴请唐学长上岸，直喝到夜阑方散。
　　
　　因为手头没有可靠的军用地图，唐蓂帅只好按照邮政路线图和图上的附记情况制定行军路线。他计划从宜山出发，经怀远、得胜关、金城江、河池、东兰、凤山、凌云、西林进入云南的广南，一切作战部署待到广南后再视情况定。
　　唐蓂帅本人在柳州逗留了一周左右，一面做反攻部署，一面等候部队集结，然后又进驻宜山，筹备给养和征集民夫，还搞了一次隆重的誓师和授旗仪式。
　　反攻云南的滇军部队，共集结了约一万两千余人，朱培德、杨谦益两部虽然退出，但多了个黔军的第三旅旅长胡瑛——胡旅长的贵州部队不愿意随他去云南，都跑去跟了谷正伦，于是他只好光杆一个人参加了唐蓂帅的复辟大业。
　　却说这个宜山，乃是柳州以西的一个小城，此次滇军大军云集，呆的时间又长，粮秣燃料的供应便出现了短缺。加上时值年关，将士又没有御寒衣物（唐蓂帅那批棉毛衫因为交通中断，根本就没有运到，最后只好在梧州廉价处理了），于是难不住的大兵们便自行想办法，强占民房不说，还拆下门窗当柴火烧。
　　而从宜山西行入滇，一路都是崎岖的桂西山地，加之人烟稀少，行军道路上的给养无法保障，因此滇军只得在宜山尽力采购置办干粮（官兵每人需携带数斤由糯米粉、米粉、面粉混合的三合面），并征调大批民夫脚力担负武器弹药，仅在宜山一县就征调了千余人。
　　最后地方上苦不堪命，实在找不到象样的夫役，连监狱里带着脚镣的囚犯也放出来充数了。
　　
　　为了鼓舞士气，唐蓂帅还下令全军先发两个月的饷——一半是现金，一半是香港带来的“军用储蓄票”。尽管滇军总部下令，军用票只能到云南境内之后才能使用，但大兵们才不管这个茬呢，他们尚在广西境内，就开始用这种废纸强购物资。
　　滇军的军纪本已相当糟糕，这回再加上“军用储蓄票”的大肆使用，更是让广西人民雪上加霜。可已经被部下倒过一回的唐蓂帅，又怎敢在这用人之际去捋大兵们的虎须呢？更何况，这还不是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呢！
　　于是，他便装着没看见，什么也不管——不就几个南蛮僮獠么，能碍得唐蓂帅什么事儿？
　　一时间，滇桂路上怨声载道。
　　
　　按照唐蓂帅制定的行军序列，全军先头为最称精锐的龙云所部，其次为胡若愚所部，再后是唐蓂帅本人和总部，殿后为李友勋、郑开文（士官六期）、胡瑛等部。
　　唐军先头部队于1922年旧历除夕前两天自宜山陆续出发。因为唐蓂帅催命似的把龙云、胡若愚往前赶，所以兵强马壮的前锋部队跑得飞快，而殿后的老弱就跟不上趟，于是整个行军序列拉得极长，最后宿下营来一看，全军首尾竟连绵百里之遥。
　　这样行军看起来很是壮观，可却犯了兵家大忌。
　　话说三国时，刘备因关羽失荆州，一怒之下进攻东吴，却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因而大败亏输，魏文帝曹就丕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
　　这回唐继尧也犯了这个毛病。
　　照说唐蓂帅这堂堂的留学生，就算没读过《三国志》的原文，烂遍大街的《三国演义》总该看过吧？至不济，多少也该听过评书吧？这出“火烧连营”可是名段哪！可他不汲取历史教训，却偏偏把部队拖成这样一条长蛇阵，难道就没有想过首尾不能相顾是兵家之所忌？
　　
　　说来这都是封建迷信思想和马虎大意惹的祸。
　　唐继尧这人虽然是留洋学生，但却很有点迷信思想，喜欢算卦不说，做事情还特别讲究个好彩头。所以这回他便别出心裁，一心想要赶到得胜关过年，以应个旗开得胜的口彩。
　　于是乎，龙云、胡若愚在前面疲于奔命，李友勋、郑开文则在后面拖拖拉拉，全军就给拉成了一条百里长龙……
　　要在云南境内，唐蓂帅就断不敢如此托大，但现在不是还在广西境内么，离敌人还远着呢！主帅这么一想，下面的将军们自然更不当回事儿，个个拖家带口，直就拿这行军当旅游观光了。
　　可这会儿，人家已经准备好口袋阵，就等着唐军往里面钻了。
　　这个口袋，就设在唐军回滇的必经之路上——怀远。
      动手的是谁呢？当然不是云南的顾品珍，老顾这会儿也没能耐跑到广西来揍人。打埋伏的，是广西自治军领袖林俊廷的部队。
　　此时粤桂战争刚刚打完，陆荣廷的旧桂军战败后，一些零散部队纷纷占山为王，比如说后来大名鼎鼎的代总统李宗仁，这会儿就在干这个买卖。
　　这个“自治军”，也是一支这样性质的部队。他们在怀远附近的人数不多，照常理说，原是不敢做这笔买卖的，但这回滇军实在太可恶，桂省军民尽皆愤怒，因而自治军便决定豁出去干上一票。
　　伏击的地点，就选在了地形上很适合打埋伏的怀远：此地西端数百米是高山，东端有一条较大的河流，仅有东西向的一条大街，而城围又相当坚固，不利于中伏部队疏散展开。
　　于是，自治军便于旧历壬戌年元旦后两天，在怀远东、西、南三面设伏，四乡男女老幼均手持刀、矛甚至扁担前来参战。他们的计划也相当聪明，先放过唐继尧的总部和前队的精锐部队不打，待殿后的李友勋、郑开文、胡瑛等部毫无戒备地入围后，才伏发而起。
　　
　　这一仗，就让我们看到了大扩张之后的滇军部队，其战斗力已经下降到什么地步。且不说这一路行军警戒上的疏忽大意，就连他们自己的装备都添乱——很多步枪上，竟然根本就没有配肉搏用的刺刀！
　　没上刺刀的大枪，在这样的近战中，还不如一根烧火棍顶用。而剩下的刺刀，在肉搏中也并不见得就比大刀长矛更好使。
　　所以在这场战斗中，乡民们的扁担、刀、矛就大大地占了上风，不到半天时间，数千滇军竟然被悉数歼灭——读到这儿，对军史比较熟悉的读者们，已经该觉得这和某个经典战例有点类似了吧？
　　对了，抗战中的神头岭之战！
　　十六年后的1938年3月16日，刘伯承元帅指挥的八路军129师，就在山西省潞城县东北的神头岭上，又重演了这一幕。
　　当日129师以陈赓的386旅伏击自潞城出援黎城的日军一千五百余人——那年头，日军可是号称一个大队可以轻松对抗中国军队一个整师的！这一千五百余人，足足可抵三个大队了。所以，这129师的胃口还真不小！
　　而八路军这边呢，担任中间突击任务的补充团装备极差，除两个连队有些枪械外，其他全是清一色的红缨枪——这群土八路简直都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正规军了。
　　但最后结果呢？结果是，在这一仗中，八路军和鬼子合演了一出用红缨枪缴获“三八”枪的好戏。
　　刘帅这一仗，打得很大胆，尤其是红缨枪换“三八”枪，更为后人津津乐道。至于他为什么敢于下这个决心，我想1922年初春的怀远之战，就是最好的注脚。
　　一个老军人的经验，就体现在他对过去战例的得失检讨上。
　　
　　由于唐继尧把部队首尾拉得太长，前后不能相顾，因此在怀远一战中，殿后的滇军几乎全军覆没。
　　带队的滇军将领李友勋和郑开文，都在战斗中被杀，原黔军旅长胡瑛运气稍好，仅以身免。李友勋的妻子李本兰也在此战中丧命，多亏李的一个四川马夫，背负着其四岁的幼子，骑着一匹快马猛冲突围，才算给老李家留得一个活口。这个马夫身中七弹，赶到唐继尧总部驻扎的河池时，也已经是个血人了。
　　好讲究口彩的唐继尧，这回非但没有旗开得胜，反倒凭空损失了两员大将和数千士兵，与顾品珍的兵力对比又由优势转为劣势，因而闻讯不由得掩面大哭，寝食不安十余日之久。
说来这唐蓂帅一路上也真是倒霉：先是被朱培德倒戈吃掉了杨益谦部，损兵二十余营，然后又被一帮没名头的广西自治军干掉了忠心耿耿的李友勋、郑开文两部数千人，其反攻的兵力一下减少了一半多，照理说顾品珍该占便宜了吧？
　　其实不然，顾品珍那边的情形还要更糟糕些。
　　前些时日，顾品珍因为积极剿匪，因而把唐继尧时代收编的一帮土匪都得罪了，大王们立刻都跳到了拥唐的阵营里。
　　而在滇军内部呢？当初反唐拥顾的骨干分子如杨蓁等人，其反唐的原因就是唐不能满足其升官扩军的欲望，因而希望通过拥顾达成其个人目的。
　　可偏偏顾品珍接过唐继尧的烂摊子后，在经济上还是一筹莫展，仍不能满足杨等人的欲望。野心膨胀的杨蓁遂又勾结土匪反顾，还企图分化金汉鼎等实力派人物。
　　顾乃忍无可忍，遂在1921年11月中旬，将杨蓁扣押，然而杨蓁所部第三旅，却也因此与顾离心离德，最后接受了唐继尧的拉拢。
　　杨蓁是滇军中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群人没有长远的理想抱负，只能通过纵横捭阖，在朝三暮四中不断出卖自己的政治立场，来实现争权夺位，扩充军队等野心。
　　昨天导致唐继尧下台的，正是这帮人。而明天将导致顾品珍失败的呢，也仍然是这帮人——在那个迷惘而无所适从的军阀时代，培养得最多的，正是这样一批除了个人权利，更无别样理想和追求的骄兵悍将。
　　
　　这和晚唐藩镇割据中，那帮动辄撵走主帅，扶立新主的节镇牙兵是何其相似啊！然而这可不是偶然的特例，事实上，这是每一次国家传统政治秩序被破坏之后，都将会出现的必然结果。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他所指出的，正是传统秩序崩溃所导致的连锁效应——正所谓“晋国规模如魏王,陈留踪迹似山阳”，在这样一场崩溃中，个别好运气的枭雄也许会暂时获利，但最终，他们也将成为受害者。
　　没有人能够从这样一场崩溃中得到好处。
　　我们向往着新时代，起初我们满怀憧憬。
　　但我们却不幸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场急迫的改变，必将让我们付出异常沉重的代价——传统秩序的崩溃，新与旧的冲突，以及如此种种……这个国家的摊子铺得越大，弯子转得越急，这种转型期的痛苦也就愈发的让我们难以忍受。
　　最后，在血泪中苦受煎熬的我们，终于不得不屈服，终于把最美好的理想抛在一边，转而向命运妥协了：我们随手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而不再苛求它是不是完美。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每一个崩溃时代的普遍规律——所以，当我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请不要轻易为一场大崩溃唱赞歌，因为那样的阵痛将是难以忍受的。
顾品珍得到唐继尧准备反攻复辟的消息后，也不敢掉以轻心。他为收买人心计，将省政交给滇军宿将罗佩金，任命其为省长，另将军政交给金汉鼎，任命其为滇军总司令。
　　1922年初，就在唐继尧在广西宜山厉兵秣马准备西征云南时，顾品珍也以准备北伐为名，在云南宜良集结部队——目的么，当然不是口头上说的北伐，而是对付把兄弟唐继尧了！
　　顾品珍准备集结的共计有赵燧生第一旅、杨池生第二旅、杨希闵第三旅（就是原杨蓁的部队，杨希闵以独立团团长身份升任旅长）、蒋光亮部朱世贵支队、范石生的第十六团、杨联第警卫营和炮兵营、机关枪营、工兵营、骑兵连等各部，共计两万余人。
　　应该说，顾部在兵力、装备、作战经验、后方补给等方面，均是强于唐继尧的。
　　
　　但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这回顾品珍也就是被那帮朝三暮四的家伙坏了事。
　　在他等待部队集结的时候，就出了事儿。他打算集结的部队中，三心二意的家伙太多，动作也慢腾腾的，结果大军集结还没有完成，唐继尧的部队就已经打进云南，形成了先声夺人的气势。
　　于是人心大变。
　　第三旅部队出发到路南弥勒间，参谋长周永祚鼓动将士把旅长杨希闵和团长韦杵绑了起来，将部队带去投奔唐继尧。
　　第一旅的营长蔡祖德也叛变了，他在部队从建水向蒙自行军的途中，将旅长赵燧生击毙于轿中。
　　滇军总司令金汉鼎得知唐军攻入云南后，急令归他统率的驻蒙自的杨如轩旅，前往文山堵截唐军，行至亚拉冲，便与唐军前锋龙云部遭遇，双方激战终日，不分胜负。
　　正当双方鏖战中，杨如轩旅的杨育涵团，又被唐继尧拉拢，宣布倒顾。后院起火的金汉鼎无计可施，只好令杨如轩向北且战且退。杨旅在撤退中遭到唐军李选庭部拦阻，其部队也被切断——朱淮、廖行超两营跨到滇越路东，而杨如轩本人则带着潘毓英营退避屏边。
　　
　　正在宜良等待各部队集结的顾品珍，听说这么多部队叛变和战事失利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亲率部分主力驰援。双方战于开远的小龙潭，兵力分散士而又气低落的顾军失利。
　　顾品珍只得退到弥勒小河口竹园一带坚守，仍战不利，又退到宜良的天生关。顾军屡战屡败之下，原本就不巩固的人心，更加离散。而唐继尧所收买的土匪吴学显部，也趁机打死老虎，偷袭顾品珍的指挥部。顾品珍四面被围，身边的警卫营长杨联第、团长何精壁等人也纷纷阵亡，参谋卫士人等战死殆尽，他自知已无力回天，遂用手枪自杀。其参谋长姜梅龄（士官八期步兵科）也死于乱军之中。
　　
　　顾品珍战死的消息传来后，昆明城里顿时变得乱糟糟的。一年前唐继尧仓皇出逃的那一幕，这回再度上演——可却是换成了去年那帮叛乱分子。
　　顾品珍任命的省长罗佩金，因和大理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华封歌是世交，故打算前往投靠。而滇军总司令金汉鼎呢，他没有去处，只好去缅甸漫游，因此便和罗佩金一同西行。
　　1922年3月10日一早，罗佩金、金汉鼎办好交接事宜，并留下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后，便携同警察局长兼警务处长朱德、旅长唐淮源、省府秘书长朱丽东及谭兆福、戴永萃等一批高级军政人员，带着机关枪连和警卫营逃离昆明。
　　朱德和唐淮源，都是金汉鼎在云南讲武堂丙班第二队的老同学，所以大家格外铁杆，非但造反的时候是同谋，就连逃难都要在一起逃。
随后，蒙自道尹何国钧、造币厂厂长刘云峰、旅长张子贞、宪兵司令兼禁烟督办项铣、军需处长李赓虞、张鉴桂、梁骞、刘介眉等一行人也赶来入伙。
　　这支逃难的队伍总计共有驮马四十多匹，官兵数百人。到禄丰后，又有不愿意附从唐继尧的第三团官兵百余人赶来追随。大家伙儿便一路向大理方向而去。
　　孰料队伍行至广通，华封歌便态度突变，只允许罗佩金和何国钧两人前往大理。金汉鼎、朱德等人认为华封歌立场可疑，罗、何二人贸然去投恐有危险，再三劝阻。
　　但罗佩金却因他祖父救过华封歌父辈的命，不以为然，执意要去。于是大家就此分手——罗、何二人带其卫队四十人，驮马二十余匹先行经镇南（今南华县）前往大理，金汉鼎则拟带着其他人经牟定越过镇南继续前往缅甸。
　　
　　可是情况比想象中更糟糕。
　　当金汉鼎带着大队行至镇南城东郊时，忽然遭到城内华封歌部队的射击，司号员被打死，金总司令骑的骡子也被打伤了后腿。
　　金汉鼎情知不妙，赶快指挥部队占领阵地抵抗。直到入夜，他先前派出去负责设营的副官汤玉清回来报告情况，他才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儿。
　　原来疏忽大意的罗佩金一进镇南城，便被华封歌的部队缴械，驮马行李被抢光，他和何国钧也被关了起来。接下来，这位给后续部队打前站的汤副官又自投罗网，稀里糊涂地一头撞进镇南城，自然也被人家拿住扔进大牢里。
　　汤副官进大牢一看，吓了一跳：原来罗、何两位首长正坐在里面抓虱子呢！免不得问候一番。大家彼此客套客套，再对对口供，这才弄清楚事态极其严重——华封歌靠不住了！而且土匪普小洪也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追来了！不溜快点，大家都有灭顶之灾。
　　于是罗佩金给金汉鼎写了个字条：“土匪普小洪率带数百人已离镇南不远，今晚万不可停留，仍向原路而行。”让汤副官赶快瞅空缒城而出，把消息报给金汉鼎，他和何国钧两人也趁机逃出。
　　金汉鼎闻讯迅速前行，但行至盐丰县的桃花山时，仍然被普小洪追上，双方大战一场。金汉鼎、朱德等都是滇军名将，虽然落难，但毕竟还有数百人枪，拼起命来战斗力仍不可小觑，不识好歹的匪徒们伤亡惨重，只得退走，但这边也有一个团长李成桢中冷枪而亡。
　　
　　金汉鼎、朱德、刘云峰、唐淮源等人看前路险阻尚多，只得放弃了西去缅甸的打算，离开部队轻身折而北上。
　　他们从桃花山出发一路向四川而去，所经皆是高山深谷，人烟稀少的林区，走了两天才来到金沙江边的渡口。
　　在渡口边上，走在前面的护国名将刘云峰缺乏警惕，被土匪绑走。土匪们本来还打算打劫金汉鼎等人，亏得唐淮源有名卫士留了一只十响驳壳枪自卫，唐旅长又扛起手杖假装射击，这才撵走了这帮只有土枪的土匪们。
　　过江后，这一行落难英雄来到大水井地方，护国时代被刘云峰打得找不着牙的伍祥桢，他家就住这儿。
　　大家也顾不得那些陈年烂谷子的恩怨了，一头便扎进伍家。伍祥桢的弟弟倒很是仗义，好吃好喝招待了这帮未来的上将、元帅们，还客客气气地将他们护送出境。
　　他们再往前行，就到了四川境内的盐边县，当地的四川土匪和他们没有云南同行那些过节，故而很好相与。
　　久仰金、朱等人大名的匪首雷云飞，闻讯急把他们迎上山寨，用山珍可劲地招待了两天。就在金汉鼎吃得“别饶滋味”的时候，朱老总也和雷寨主谈好了价钱，拿出几千块钱请他出面赎回了刘云峰。
　　至此，这帮护国将星们总算是须尾俱全地脱险了——十年间川滇道上战旗西风，回首往事，眨眼间光荣却已成幻梦。
可罗佩金就没这么好命了。
　　他自镇南逃脱后，向北急奔华坪，也拟渡金沙江入四川。但遭到土匪普小洪的追击，终于被俘。据说普小洪曾向唐继尧请示，究竟该如何处理他这位老同学？唐却回复，让他看着办。
　　于是普小洪便以十足的土匪方式，将罗佩金这位护国名将在苴却的双金坡杀害，罗终年才四十四岁。普小洪杀死罗佩金的手法简直匪夷所思：他将罗佩金剥光衣物，混身抹上厚厚的烂泥，然后让他站在烈日下暴晒……
　　这种死法，酷毒得令人发指。
　　罗佩金其人，个性很有特色，在老昆明嘴里，是号称“四气”之一的“二气”——而剩下的三气，则是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和黄毓成的勇气。
　　不过和人家的“骨气”、“福气”、“勇气”不同的是，罗佩金这个“二”不是褒义词，而是“二百五”的“二”。
　　可就是这么个“二”，在护国战争中，居然把数世积累的家族产业抵押给银行，贷款十二万元以充军费。
　　他当时的理由既“二”也不“二”：“共和制度无恙，不仅己身存在，还可以多少领回一些养家活口；否则，亡国灭种，何以家为？”蔡锷等人请他列名讨袁通电，他却说：“我怎敢冒得虚名？有机会一效死力，就很满足了。”他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护国战场上他也确曾亲冒矢石，以致弹伤右胫致残。
　　在伟大的理想支撑下，即便是“二”，也可以在历史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光荣。可一旦失去了理想，他便立刻沦落为凡人。
　　在双金坡酷毒的烈日下，我们不知道临终前的他想过些什么。或许是：如果护国战争中那块弹片，来得正一点，这场人生也许就会更有意思些？
　　
　　罗佩金死后，苴却行政委员曾纯一给他殓尸入棺，三个月后灵柩才被运回昆明。可当他的棺木运到昆明时，老同学唐继尧却不许其入城，最后运棺人等只能把他浅埋在城东小松山上。故人大多不敢去凭吊，只有一个周钟岳前往扶棺痛哭。
　　可他还不是最糟糕的。顾品珍战死后，唐继尧让土匪们把他的头颅砍下，将尸身抬到昆明，在南城墙上暴尸示众，直到三天后才准许亲属收尸。
　　就这样，鲜血、子弹、仇恨和杀戮，最终埋葬了那段世纪初的友谊与乡情，也埋葬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还有一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军事割据集团。
　　曾几何时，他们还是中国土地上最有希望问鼎天下的一群！可现在，他们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里，被绝大多数人遗忘得干干净净。
　　可这帮满脑子帝王思想而又热衷于窝里斗的“英雄”们，又能埋怨谁去？
　　
　　唐继尧击败顾品珍后，因急于回省城夺取政权和财权，故没有继续布置歼灭顾、金两人的残余部队，而率军径直向昆明而去。
　　而顾、金麾下那些被打散的队伍呢？他们既不敢也不甘心投降唐继尧，遂自行集结到丘北、罗平、泸西一带，由副总司令张开儒（士官六期）带领退入贵州，后又进入两广。
　　再后来，杨如轩、杨池生等几个实力派又赶走了副总司令张开儒，将艾立迟的第三团转交给杨希闵带，杨希闵这个光杆司令这才又有了兵权——因此我们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风云莫测的广州政局中，屡次看到他的名字。
　　这部分背井离乡的滇军，从此就像失去了大地母亲的泰坦，彻底堕落为一支为了生存而到处替人打仗的雇佣军，说得不客气一点：他们就是一群拿着枪杆子的凶恶乞丐。
　　
　　因为有这一点本质的不同，所以和那支护国时代就进入广东追随孙中山的驻粤滇军比起来，这支流浪的滇军组织更混乱，纪律更散漫，品性上更唯利是图，思想上更空洞，行为也更匪夷所思。
　　此后，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南中国的土地上，成天打仗，却永远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有偶然飞来的子弹或是烟雾缭绕的鸦片烟榻才能消解他们的苦闷和迷惘。
　　所以，虽然他们的前程还将有回光返照的时候，但这群人已经失去了问鼎天下的勇气和资格，他们沦落为历史迷局中的一群捣乱者。
　　而云南与贵州，都还将继续混乱下去。因为无论颠覆也好，复辟也好，这些割据诸侯都没有找到真正破解困局的办法。
　　在他们的身前，是古老的帝王时代，在他们的身后，是崭新的共和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它有一个世纪那么宽，有两千年那么深，而这群迷惘的可怜虫，正好站在鸿沟的中央。
　　如此宽阔而深邃的鸿沟，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还从未曾有过，他们当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也无法融入未来。
　　所以，这群站在鸿沟中央的人儿，才注定将是悲剧的主人公，他们的任何挣扎都将是绝望的。
　 西蜀事业是偏安
　　
　　侥幸逃离云南的金汉鼎、朱德等一行人，在盐边略作休整后，继续北上，就来到了川南重镇会理。会理县长赖建侯盛情款待了他们一番，临走时还送上五百块钱作为程仪。
　　然后这帮放宽了心的护国将星们，便大摇大摆地沿着滇川大路，途经德昌、大小相岭、越嶲、雅安、乐山、叙府等地，最后暂时落脚于南溪——如果仔细看看他们这条逃难旅途的前半段，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那简直就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自滇入川行军路线的预演！
　　朱老总在南溪这段小住时感慨颇深，赋诗一首，道是：
　　深海当年姓字标（这个“海”莫名其妙，恐当是“诲”字之误）
　　茫茫大地愿难销（当年护国之志，如今思之正当慨然）
　　南滇爱友嗟离别（确实称得上是一段悲欢离合）
　　西蜀知心大寂寥（熟人都在川东，西蜀难免寂寥）
　　为国无时还梓里（川、滇打得热火朝天，确实没条件回家）
　　戎衣何时换金貂（想要把武功换文治，但还要近三十年呢）
　　买山筑屋建诗社（国初定制，土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残念）
　　幸赋归来避市朝（三十年后，老总确实做到了，风节可敬）
　　虽然诗是朱老总的作品，但想来金汉鼎这几个老同学对此也一定心有戚戚。
　　他们在南溪小住不久，这番窘况就给川东的一帮老朋友听说了，人家便极力邀请他们前往重庆暂住。于是这一行人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在1922年4月下旬抵达重庆。
　　想想三年前的1919年，他们随唐继尧来重庆时，请客的是尚在滇军羽翼下的熊克武，作陪的是石青阳，一切招待唯恐不周，欢迎礼数几如帝王——可如今想来，一切前尘恍如幻梦。
　　不过好酒好菜好招待还是有的，只不过付账的换了人。
　　因为在滇、黔两省因为失去四川而天翻地覆，打得乱七八糟的时候，这帮四川佬们也在重新洗牌。
　　
　　那是个到处都是分歧的时代，而且那个时代的人们还特别习惯于用武力去解决分歧。旧帝国的崩溃，所造成的种种分歧，直到十多年后，仍然没有全部消解。
　　在四川，这样的分歧就尤其多。
　　1920年底，团结起来的川军将滇、黔两军赶出本省，成功地把财政包袱扔给了这两位老对头，从而造成了此后滇、黔两省一系列政治军事上的动乱。
　　这帮穷邻居暂时算是无力窥图四川了，可四川是不是就会天下太平了呢？
　　那才不呢，这仗还得继续打下去！
　　
　　就如前面说的那样，川军取得对滇、黔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熊克武和刘存厚这四川新旧两大军事集团的暂时妥协。但显而易见，熊、刘这个妥协是有时效性的——一旦局面发生变化，它就需要重作调整。
　　1920年9月10日，刘存厚首先违背诺言。他趁着熊克武正在龙泉驿与滇军决战之机，在成都设立了四川督军公署，急不可待地把北方督军的牌子打了出来。
　　当时龙泉驿川、滇两军酣战正激，熊克武亟需刘部靖川军的支援，对此只得隐忍不发。但到10月30日大局已定后，他也立刻针锋相对地在重庆设立了广州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公署，打出了南方督军的牌子。
　　于是熊、刘两家关系立刻趋于紧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都在积极拉拢刘湘等中间派，但肯出大价钱的熊克武又一次占了上风。

在1920年12月举行的善后会议上，熊克武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务，表明此前与杨、吕、黄、卢等同党及滇、黔战，乃是为全川利害计，绝非为个人权位的态度，他因此立刻占据了舆论优势。
　　此外，他还积极活动各川军将领，公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成都卫戍总司令，从而成功地拉拢了手握兵权的二刘和整个大邑系。
　　而同时呢，北洋政府却在给刘存厚帮倒忙。
　　滇、黔军败退后，和熊克武捣蛋的杨沧白和一众“实业团”分子也立作鸟兽散。然而熊克武却也因此而和孙中山彻底闹翻，一时彷徨南北之间，竟无所归属。
　　北洋政府见此，乃趁机施展捭阖手段，企图拉拢正在犹豫中的熊克武，宣布任命他为四川省长。同时北洋还任命刘湘为重庆护军使，杨森、邱华玉、邓锡侯、田颂尧、但懋辛、余际唐、陈国栋、陈洪范等九人为各地镇守使。
　　但熊克武和刘湘等人对此均坚决表示反对，熊克武于1921年1月12日首先通电拒绝接受省长职务，1月21日全体川军将领也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
　　
　　就熊克武而言，他本来是支持南方军政府的。虽此刻他在国民党中已经形同脱党，但其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不愿意接受北洋政府的领导。
　　于是他便和湖南督军赵恒惕互相呼应，高唱起“联省自治”的调子来。所谓“联省自治”，即各省对南北两政府均不服从，而以本省人士执掌本省事务，军权财权自理，己事己了。在对“外”政策上，则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彼此承诺互相支援。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割据主义。熊克武当然不是军阀割据的爱好者，但这会儿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但熊克武不喜欢割据，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喜欢——比如说，刘湘就正好相反。
　　刘湘历来是主张“川人治川”的积极分子，割据称雄才是他的真正目的。现如今他兵强马壮，在川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北洋政府的力量却日趋式微，他自然不甘心接受北洋政府那单有名无实的委任状。
　　更何况，北洋许给他的还只不过是个区区的“重庆护军使”而已！这会儿川军都已经公推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了，他怎么会回过头来屈就一个重庆护军使呢？
　　所以北洋这次鲁莽的任命，给刘存厚帮了个倒忙。不过，北洋的漏子还没捅完呢……
　　
　　在川军众将集体反对北方任命的情况下，刘存厚自也不敢公然支持北方，他遂一面假装赞成“自治”，一面却密电向北京表示：自己是拥护“中央”的，但目前受形势所限，不便于公开表态支持，因此请求“中央”予以谅解。
　　但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的靳云鹏这两个混小子，为了掩饰中央在对四川政策上的失败，竟然把刘存厚这通密电公开发表到报纸上，这顿时让刘的墙头草行径暴露无遗，两面不是人。
　　说来北洋这么做，也有点唯恐四川不乱的意思——它企图通过玩这一手，逼刘存厚与熊克武摊牌。
　　此外，靳云鹏出这个茅招，还很有点公报私仇之嫌。
　　要知道，靳总理和刘督军，这两个人是有点历史恩怨的。辛亥年云南“重九”起义时，靳总理正是云南督练公所总参议，他和十九镇统制钟麟同搭档守五华山南麓之红栅子，宁死不肯投降。最后据点被起义军攻克，钟麟同开枪自杀，但人还未死，刘存厚就跑去砍下人家的脑袋，挂到大南门上示众。靳总理仓皇逃到马市口家中躲藏，夜里又化装轿夫，逃到城隍庙神台下躲了一天一夜，未吃一点东西，十一日晨逃到滇越火车站，遇第十九镇医院院长陈某拉他上火车，这才得以逃离云南。
　　所以靳总理从个人感情上说，也是很乐意给这个几乎坏了他老命的刘存厚下绊子的。
　　但北洋高估了此刻的刘存厚，他早已不是几年前能够驱罗杀戴的那个牛人了，此刻他正在众叛亲离中。
　　因为除了盲目拥护北洋政府以外，刘存厚还干了另外两件足以激起川军众将公愤的事儿：
　　一桩是，他企图用军长职位引诱刘湘手下的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但被刘湘察觉，陈能芳也被撤职；
　　而另一桩则是，他在唐继尧下台前，竟派人前往勾结，希望唐再次反攻四川，他自己愿意做内应。结果他派出去的使者却被第八师师长钟体乾查获，还搜出了他的亲笔信和密码本……
　　于是这个吃里扒外兼坐南朝北的刘存厚，立刻就成为了众矢之的。以刘湘为首的中间派，立刻立场宣明地站到了熊克武一边。
　　从此熊、刘之间的斗争，也就由先前的南北之争，演变成了自治派和北方派之争。而在实力上，自治派合流了原南方派与中间派的精华，因此处于绝对的上风。
　　
　　于是，1921年2月底，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人联名通电，声称刘存厚依附北洋军阀，违背民意，反对自治，应予驱逐。
　　随即，熊克武便命令兵分三路进攻成都。但懋辛率第一军由北路包抄，以阻截刘存厚之退路；刘湘兼任前敌各军总司令，率第二军自东向西进攻成都；刘成勋则率第三军从南面进攻成都。
　　驱刘之战爆发。
　　战争甫一开始，刘存厚便垮了下来。其主力部队之一的赖心辉部前线倒戈，熊克武立刻升委赖心辉为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并担任前敌总指挥。邓锡侯、田颂尧 、刘斌、唐廷牧等各部也三心二意，并不肯出死力，纷纷向后败退。
　　刘存厚自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3月22 日发出“养”电宣布下野，率护卫营离开成都，再次逃往陕南宁羌。其遗留在四川的部队或被各军收编，或自立门户。
　　1921年6月，川军众将在重庆再次召开善后会议，刘湘又被公推为四川各军总司令。6月24日，四川省议会和川军诸将又选举他为四川省省长，军民两权尽入其手。
　　7月2日，刘湘在重庆通电就职。此时他手下的的第二军系统，下辖三个师、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实力逐渐与熊克武、但懋辛的第一军系统不相上下。
　　到这个时候，四川才算完全排除了来自南、北两大势力的干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这帮完成了独立的四川耗子们，也因为此前对外战争的顺利，而滋长了骄傲情绪，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也够资格参与中原逐鹿了！
　　于是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长江中游的湖北……
　　
　　前面咱们提到过，湖北督军王占元，是北洋第二师师长出身的老军头，这位王老总有个小毛病，叫做寡人好货，很是贪得无厌，治军也不大讲纪律，在最近的九个月中兵变竟达十余次之多，所以湖北老百姓都不喜欢他——偏偏他治理湖北的时间还就特别长。
　　1921年夏天，宜昌、武汉、沙市等地的驻军一再发生兵变，湖北老百姓终于忍无可忍，便双管齐下，一面组织旅京的湖北同乡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撤换他；一面却组织以蒋作宾、夏斗寅为首的一群说客跑到长沙为民请命，去要求湖南督军赵恒惕出兵驱逐王占元——这就和当年戴戡去云南做的事情差不多了。
　　反正为了换个领导，湖北人民是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的手段统统都用上了——在那年头，当个小老百姓也真是够可怜见的！
　　
　　向北洋政府请愿的那拨人，可想而知地碰了一鼻子灰——靳云鹏总理很坦诚地告诉大家，论法律王占元这老家伙确实该滚蛋，但论事实我可做不到……
　　不过不要紧，南下那帮说客们有办法。
　　他们鼓动湘军将领，说王占元如何如何差劲，不堪一击。只要湖南肯出兵，顶多一个星期一定撵走王老头。到那时候，诸位大英雄饮马长江，手握汉阳兵工厂出产的大枪，坐在黄鹤楼上横槊赋诗，该是何等快事！北洋系的干涉？这个诸位英雄尽请放心，王占元在北洋里人缘很差，断然不会有人肯帮他的！
　　老实憨直的湖南人被这帮“九头鸟”说得动了心，于是就一门心思策划起偷袭武昌来。
　　恰好四川帮的老大哥熊克武这会儿正卸职周游天下，拟经湖北去湖南考察宪政。眼见形势不妙的王占元，便咬牙掏出二十万大洋，外加一百二十万发子弹托他带去长沙，顺便疏导一下湘鄂关系。可是王督军所托非人，熊克武听说还有这等趁火打劫的好买卖，连和事佬也不肯做了，竟欣然决定入伙和湖南人一块儿干。
　　于是，湖北这个更不中用的可怜家伙，就这样成了四川、湖南这两个刚从别人拳头底下挣扎出来的小坏蛋，练习杀生的对象。
　　那可真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啊！
就当赵恒惕在满世界号火车皮，准备把鲁涤平、贺耀组这帮兄弟们塞进去一声不吭地偷袭武昌的时候，川军也开始了积极动员。
　　1921年8月，川军第一、二两军联合组建“援鄂”军，初期计划共动员了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兵力。刘湘出任四川“援鄂军”总司令，以第二师师长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向湖北不宣而战。为了表示自己不是侵略，和云南、贵州那帮天杀的强盗有所区别，四川耗子们还大费周章找来一位在第二军中当顾问的湖北人潘正道，请他出任鄂西总司令，表示自己只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而已。
　　川军计划以一师兵力攻取宜昌，一师兵力进窥荆、襄，待宜昌得手后，便直趋沙市，与进至公安、石首的湘军合攻武汉。计划虽然恢弘，但川军的主要目标，其实只是夺取川江上的重要商埠宜昌而已——一来这是四川对外经济活动的命脉所在，占据宜昌可以为本省所产的盐、鸦片等主要出口商品打开销路，以维持军费开支；二来宜昌是川商对外投资的主要聚集地，此前鄂军宜昌兵变中川商损失不小，因此他们也极其希望得到本省军队的保护。
　　8月17日，川军进攻宜昌所属的巴东县，19日完全占领。鄂西守军卢金山、赵荣华等部因王占元的去职而斗志消极，一触即溃，川军得以长驱直入，乘势又占领秭归。
　　宜昌城就在眼前，形势貌似一片大好，可这时湘军却出了问题。
　　
　　湘军先于川军发动，于7月28日就下达了总攻击令。王占元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迎战。他以赵恒惕的士官六期老同学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抵抗湘军，双方大战于羊楼峒、赵李桥一线。
　　说来这鄂军的战斗力确实不怎么样，但作为民国初年颇负盛名的军事统帅，孙传芳凭借地利，倒也苦撑了八昼夜，直到8月6日才退往蒲圻，从此声名鹊起，被吴佩孚所看重。
　　王占元的部队不堪一击，这一点湖北那帮说客完全说对了，但接下来，可就满不是他们自相情愿那么回事儿了。
　　眼见就要垮台的王占元，只得厚着脸皮向北洋娘家那帮当权的小字辈求援。
　　得到王占元的求援信后，此刻大权在握的直系大将，近几年在内战战场上声名鹊起的吴佩孚，便立刻宣布率军入鄂增援——不过这帮小字辈可没对王大爷安什么好心。吴佩孚前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一到武昌便撵走了老督军王占元，王占元被迫离开时，含泪对送行的人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谁也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上了谁的当，赵恒惕，还是吴佩孚？反正他割据多年的地盘，是落入了别人的囊中。
　　8月9日北洋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从此湖北成为直系的势力范围，直到北伐战争时代。
　　
　　于是，这场仗迅即演变为四川、湖南两军与北洋直系主力军队的较量。一心想捏个软柿子的川、湘，结果却咬上了当时号称天下最强的吴佩孚！
　　吴佩孚的企图是，以海军掩护，集中主力迅速南下先击溃湘军，然后再回师鄂西迎击川军。以此刻的形势来看，如果湘军能够拖得住北洋军一阵子，那么这场仗还是很有点看头的。
　　可赵恒惕偏偏优柔寡断。他得知强悍的吴佩孚率军南下后，顿时变得首鼠两端，在战和问题上犹豫不决——既不敢乘胜进攻武汉，又不肯老老实实地让直系占这个便宜。结果给吴佩孚抓住机会，在西、南两战线上打了个时间差：8月28日，北洋军以军舰七艘，运送大批部队登陆，一顿舰炮轰击之后，占领了只有两个连防守的岳州城，兵力配置上头重脚轻的湘军后路被切断，迅即全线溃败。
　　赵恒惕无奈，只得于9月1日亲往岳州城下，与急于要腾出手来对付川军的吴佩孚，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湖南人这回吃了大亏，不但割让了湘鄂间的重镇岳州，赵恒惕还险些让老同学孙传芳揍了一顿。
　　就当吴佩孚在洞庭湖边解决赵恒惕的时候，川军也已攻到宜昌城下。
　　川军的宜昌攻略计划如下：以副司令但懋辛率军一师，由正面三斗坪一带进攻；潘正道率一个旅为右翼，由恩施野山关一带进攻；张冲率一个旅为左翼（“军神”刘伯承元帅，此刻就是他手下的第一团团长），北出巫溪茅坪，取道兴山境内迂回宜昌守军之腹背；另以蓝文蔚（士官前三杰之一的蓝天蔚的弟弟，其子蓝维中后参加志愿军空军，在朝鲜空战中殉国）部进攻利川，以支援右翼。
　　吴佩孚的主力此刻尚在岳州，赶到鄂西尚需时日，他只得一面派出两条兵舰前往宜昌增援，一面大施缓兵之计，请驻宜昌外国领事团出面做停战调停，但并无效果。
　　9月2日，但懋辛率两个旅由新滩沿江直袭宜昌城下，右翼潘正道也率部赶来会合。当晚风雨大作，守军卢金山、赵荣华两旅疏忽大意，未作提防，被川军绕出南津关，占领了宜昌对岸的葛道山。该山壁立江干，形势险峻，川军从此便可以俯瞰全城。
　　正当川军在葛道山上架炮，准备炮击城中目标时，城里的老外们不干了——谁知道这帮四川耗子炮术水准咋样呢？毕竟那年头炮兵打击很不精确，万一偏出几密位，炮弹没长眼睛，可不认识你是不是洋鬼子……于是英、美、法、日各领事便集体出面干涉，强烈反对川军开炮轰城，以免伤及无辜中外居民。川军炮兵虽然气得牙痒痒的，可也无可奈何，只好打住。
　　但川军的军事进攻仍在继续。9月4日拂晓4时，以刘伯承为总指挥的川军发起总攻，将长江南岸要隘尽数夺占，败退的鄂军纷纷抢渡长江退往北岸，宜昌城外围尽失，仅剩下一座孤城。
　　在当日的南岸作战中，刘伯承元帅大显神威，以一个团的兵力全歼对方一个团，抓了七百余名俘虏，缴枪六百余支，还缴获辎重物品甚多。
　　
　　仗打完了，这刘帅正在给黑压压的一片俘虏做思想工作呢，忽然俘虏群中就有一个胖子军官战战兢兢地出列，跑到刘帅跟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求川军长官千万开恩饶他一命。因为他自称是司务长，所以虽然长得比别人胖点，大家也就没有特别在意——那年头这是个常识，哪家的司务长也比扛枪的小兵们长得壮实些嘛！
　　做眼科手术都不肯打麻药的刘帅，面对着这样轻易下跪的“军人”，恐怕是不肯多瞧上一眼的，于是随口就说：“你要走就走吧！哪个要杀你嘛！”这家伙倒也知趣，在地上千恩万谢之后，立马便奉旨开溜。
　　可刘帅这回还真是看走眼了，这家伙才不是一般的废物呢！人家也是号颇有名头的民国人物，大号叫做韩德勤，后来当过国军上将兼江苏省主席的。
　　老韩当天的职务是副团长，可因为长得胖跑得慢，所以没过得了江，就给刘帅逮到了。虽然没有刘帅百战百胜的能耐，可人家会装死也是门本事啊，这不也全身而退了，走得从从容容的，还来得及整理一下军容风纪呢！
　　打仗输给刘伯承，在近代史上那还真不能算是耻辱，可能从刘伯承手心里从容溜走，却绝对是门了不得的本事。看看土木系的宋瑞珂、黄维、杨伯涛这些号称能打的家伙，一战就玩完，就是缺这门儿课啊！
　　不过大家很快又要见面，回头保定军校出身的韩德勤，就投到川军第一混成旅司令部当了参谋，不久又调任第一团当副团长。团长嘛，还就是那个刚抓过他俘虏的刘伯承……
　　不过这个韩德勤虽然废物，但他从小就和顾祝同顾总长同乡兼同学，在保定军校又是同队，而且还拜过把子，所以后来也混到集团军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了——要想当省主席，会装死只是必要条件，和某位总长有过硬的交情，那才是充要条件哪！更有意思的是，一辈子都喜欢关照江苏同乡的顾总长，平生却最恼火人家说他有同乡观念……
　　从个人历史上看，韩主席和共产党人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每次出手帮忙都相当的慷慨：
　　这回因为他只是个副团长，所以只送了刘伯承元帅一个团和一批粮食弹药，不过这也够缺补给的川军乐呵一阵了；
　　到1931年第三次“围剿”的时候，他是五十二师师长，在方石岭、张家背之战中，又把五十二师这一个整师送给了朱、彭两位老总——这不算，还额外附赠归他指挥的蒋鼎文第九师的炮兵团一个！
　　此战中他还是跑不动，于是又给抓了俘虏。为了逃命，韩师长再次施展老本行，装死。但这回冒充的是伙夫——那年头这还是个常识，白匪军中伙夫揩油的机会多，比扛大枪的小兵们长得壮实些，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于是机警的红军战士们竟不疑有它，很慷慨地让他骗了三块钱路费，从从容容地走人了。这位未来的韩主席虽然不会打仗，但凭着自己业务知识的娴熟，和对军队黑暗内幕的充分了解，却也能够一再轻易脱险。
　　所谓“兵不重伏”那只是常理，真正的名将帅才不会那么守规矩呢，甭说刘伯承在七亘村两天之内连打鬼子两次埋伏，就是他当年的副团长，一样也办得到嘛！
　　到1940年秋，当上了省主席的韩德勤胆子又大了起来，竟然敢在江南欺负另一个四川籍元帅陈毅，结果给大将军粟裕在黄桥揍得满地找牙。当时粟大将军手头只有七千兵力，可韩主席却硬是送掉了八十九军等各部一万一千余人，这样的交情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铁”！
　　可这还没完，到1943年，韩德勤主席干脆让新四军抓了俘虏，直接上门看望老朋友们去了。鉴于他对共产党人长期的友好态度和卓越贡献，对方不肯再在他身上多浪费粮食，很快就把他送了回去——可他回去后还是照样当江苏省主席，人家够牛吧？
　　奇迹还在继续。到1948年，顾祝同担任了国防部参谋总长，于是韩德勤就改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奉命急运粮食、弹药等物补充前线，比如说救济在青龙集、陈官庄上嗷嗷待哺的杜聿明、邱清泉这帮死不投降的“难民”——可从此国军将帅们开玩笑就有了新话题，说咱们的飞机每回都是连共军一块儿给补了，真不愧“联勤”之名（其实还多亏蒋校长知人善任，好歹拉了个土木系的郭忏去当联勤总司令镇着，不然国军恐怕连“联勤”运补给的飞机都要扔给对手了——没准还得搭上陈纳德的飞机呢）。
　　唉，看看韩德勤将军光辉的人生履历和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一头雾水的我们只能得出两种解释：第一，此君是人中的卢，妨主是客观偶然；第二，他是一位隐蔽得很好的地下同志，妨主是主观必然。
　　至于哪一条是真的，笔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这段历史他妈的实在是太深邃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
　　川军横扫南岸后，便直薄宜昌城下，鄂军眼看就要不支，幸亏有从武昌赶来增援的几个营及时到达战场，才勉强稳住了战线。
　　但此时吴佩孚已经解决了湘军，腾出手来的他迅速调集了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第四十七旅，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一部，孙传芳的第二师之五、六、八这三个团，以及豫军赵杰第一混成旅等部队，开往宜昌方向支援。
　　川军有鉴于直军的海军优势，乃决定避开长江一线，改从陆路进取，以一部兵力包围宜昌，以牵制正面直军，而暗中则绕出宜昌城后，拟窥沙市取当阳，入襄河撼阳夏。又另以奇兵一支，进逼郧阳、随、枣一线，拟与退到陕南、川北一带的陈树藩陕军残部联合，夺取武胜关，以切断直军的生命线京汉铁路。
　　于是宜昌形势暂时缓解，而周边则热火朝天地打起仗来。
　　
　　宜昌鄂军得到直军支援后，发动反攻，双方激战甚久，川军不支，退往距宜昌五十里外的南沱溪、朱家坡。此后川军因调整部署改重陆路迂回，因此正面仅留下潘正道一军苦撑。
　　9月11日晨，鄂军猛攻南沱溪，川军且战且退，南岸部队退到巴东县的西茅坪，北岸部队退到秭归县的新滩。鄂军得胜后放松警惕，但当夜就遭到川军反攻，唐式遵师主攻宜昌正面之敌，刘伯承所在的张冲混成旅则实施侧击。鄂军大败，将前几日所恢复的阵地全部丢失，还送给川军一大批军用品。打到13日，直军后续的孙传芳等部队开到，双方又陷入僵持，川军不肯拼消耗，遂再次主动后撤。
　　9月10日，吴佩孚赶到沙市，在第八师师部点将，以张福来为总司令，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左路司令，第三旅旅长卢金山为右路司令。15日晨，他亲乘排水量达950吨的“楚振”号炮舰抵达宜昌——这条950吨的小炮舰，是前清张之洞所建的江防炮舰，别看它在海里只是个小不点，可放长江里就算是号大家伙了。
　　得到了如此一艘“巨型”战舰的支援，岸上的鄂军士气高涨，立刻向川军展开了总攻。双方激战六七小时，但最后还是鄂军败下阵来。据说这一仗鄂军方面伤亡团长一人，连排长十余人，士兵四千余人，就数据来看是打得相当惨烈的。
　　
　　川军总司令刘湘见宜昌久攻不克，便分出两支奇兵，以蓝文蔚一支偏师为右路，分攻恩施所属各县，因此路鄂军已退，故蓝部行动只是骚扰性质。
　　而左路则是一记不折不扣的重拳。此路由但懋辛亲率一个师，迂回进攻当阳、荆门，以窥襄、郧，进图武汉。但吴佩孚对此也有所提防，但懋辛部进至当阳，便被襄郧镇守使张联升部堵住打了起来，吴佩孚深恐侧后有失，派第十六旅往援。
　　宜昌方面川军趁着吴佩孚分兵，于16日再次发起猛攻，占据了宜昌北面的南津关，西面之安安庙、摩盘山，东面之东山寺等处，俯瞰全城如指掌中。吴佩孚只得急令城中各军迅速出城，展开于大梁山、小梁山等处，与川军对峙，免得密集在城中挨炮弹。
　　因为川军在各处山头都架设了大炮，长江中的吴军兵舰怕死，便不肯近岸支援，导致陆上部队士气受损，进攻无力，虽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但战事仍陷于僵持。9月17日，吴佩孚发动反攻，以宋大霈部出远安，迂回川军左路；刘铁山部出长阳，迂回川军右路，而他自己则亲率直系王牌第三师和鄂军卢金山、赵荣华两旅正面进攻东山寺、安安庙等处川军。但刘湘也不是吃素的，双方又是一番苦战，打到最后吴佩孚没了弹药，只好率主力退守宝珠山，另以少数部队控制安安庙、东山寺等要点。9月19日，川军也等来了援军，第二路的后续部队一万余人自巴东开到，刘湘随即发起反攻，吴军拼死抵抗，双方打到夜里十二时才始消停。
　　在此后的三四天里，双方继续苦战，然而都不能给对方以歼灭性的打击。
　　于是这场仗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这大概是川军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貌似弱小的他们居然和正处于上升期，而且还掌握了海军舰队的北洋直系主力打了个平手。
　　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吴佩孚所统帅的直系军队，算得上是北洋历史上的最强者。他本人也堪称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交通工具进行整体战的中国将领。他利用铁路系统在短时间内调集兵力向对手进行短促突击，以及多次以陆海军联合登陆的战例，都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此前的老北洋军就不提了，在新北洋中，段祺瑞找日本人借巨款组建起来的“参战军”，以当时堪称一流的装备，在直皖战争中不过和吴佩孚打了五天。此次湘军占尽了地利人和，也只支撑了十一天。接下来张作霖的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也只打了五六天，还是只有给吴佩孚痛揍的份。就是奉军侥幸取胜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在冯玉祥倒戈前也是颇占上风的——如果吴佩孚不是在这次战争中输光了老本的话，后来的北伐战争能打成什么样，还真难说呢！
　　
　　可这次，川军竟然和亲自上阵的吴佩孚，还有号称直军头号精锐的第三师统统过了招——就这样，也打了三个星期不落下风，而且还是在直军海军控制了长江的情况下！
　　可三个星期后，川军的劣势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这个劣势不是体现在战场上，而是体现在后勤补给上。吴佩孚背靠汉阳兵工厂，又有海军控制长江江面，后勤补给极为便利，因而其军事潜力几乎是无限的。可川军的兵工基地却远在成都，而且大部分工业原料还需要从长江沿线进口，此时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长江水运，因此后勤上压力极大——要不是鄂军在开战初期送了不少大礼的话，川军早就该撑不住了。
　　刘湘也很清楚自己的窘况，因此在9月22日吴军再次发动反攻后，他便下令各军主动后撤收缩，放弃了宜昌之围。
　　
　　川军因后勤困难主动后撤，这边吴军和鄂军也总算松了一口气——鄂军是因为战斗力太逊，而吴军则是因为转战湘鄂间长达一个多月，也已达到了极限。
　　吴佩孚鉴于北方直奉关系正趋恶化，恐难免一战，而眼前川军死缠烂打的能力之强也远超出他的想象，实在不想再继续耗下去，遂主动提出和谈。
　　吴佩孚提出的条件如下：
　　一、川军由湖北边界，完全撤退；
　　二、两军派遣负责之代表；
　　三、和议中双方前线各军，一律不许作战；
　　四、和议总代表之外，双方高级军官均得列席；
　　五、和议开始后，双方交换俘虏；
　　六、会场为宜昌商会。
　　刘湘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条件：
　　一、直军退出宜昌，川军亦退归川境，另订立川鄂联防办法，各守边防；
　　二、鄂省自治军无械者遣散，有械者改编（因为鄂西自治军是积极支持川军的，所以刘湘也要替他们做个打算）；
　　三、恢复川盐引岸（这就是川军大费周章地跑湖北来的主旨了）；
　　四、川省军事善后办法，可与湘省一律待遇。
　　吴佩孚想要川军免费滚蛋，但刘湘却想要直军先退出宜昌，双方开价相去甚远，因此一时谈不拢。
9月底10月初，略作休整后的直军开始西进秭归。但川军则凭借地利，在各个山头上扼险设防，每处设一门新式钢炮，一挺机关枪，既防战舰，也防步兵。直军仰攻，损失颇大，所以仅取得了有限的战果，便停止待援
　　10月5日，吴佩孚亲率蜀通、裕川两轮满载部队西上增援，川军终于不敌，于6日晨丢掉了长江北岸的秭归县城。6日晚，直军迅速跨江横扫南岸，巴东川军猝不及防，交火数小时后便弃城而逃，丢掉了大批军用品，使本来就缺补给的川军更是雪上加霜，此外直军还抓了五百多俘虏。而同日鄂军也攻占了施南出口要隘野山关，堵住了施南地区通往夔门、巫山的大门。
　　至此川军已无力再战，各部先后退回四川。川、直双方重新开始和谈，于次年初达成四条协议：川军分期全部撤回川境，由鄂军派部队接防；以川鄂省界为两军分界线，边境如发生匪患，由双方派兵会剿；允许川盐运销楚岸。川军这次劳师动众的远征，除了为川盐销售重新打开通道外，别无所获。不过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还割让了重镇岳州城的湘军比起来，川军这仗打得还不算是太丢人。
　　而吴佩孚侥幸取胜，也不肯再招惹这帮难缠的四川耗子，严令各军不许入侵川境。他并调孙传芳率鄂军主力第二师移驻宜昌，以防备川军再次东下，孙传芳乃从此坐大。
　　
　　刘湘此次率军大举入侵湖北，但最后却虎头蛇尾空手而归，全军上下都相当恼火。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沮丧，比如说刘湘的速成校老同学杨森就很高兴。
　　话说自从撵走了滇、黔军和刘存厚以后，杨森就当上了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伊——带兵长官同时兼任地方官，划地自守财权自理，这就是专门制造军阀的所谓的“防区制”了，当时的军头们大都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这给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提供了方便。这是滇黔军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在反滇黔和驱刘战争中到处欠下人情帐的熊克武，又不敢贸然触动实力派人物的利益，于是就把这个“防区制”因循了下来，所以后来后患无穷。
　　此刻杨森所辖的这个永宁道，治所在泸州，管的就是最称富庶的川南盐场。杨森这家伙有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就是极其热衷新鲜事物，有时甚至到了不合情理的地步——所以他闺阁中也是经常换新人，最后一数，连妻带妾竟然多达二十余位——这回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所以相当兴奋，成日里大谈“时新”、“进步”，提出要建设“新川南”，在泸州大修马路和体育场，设立兵工厂，还不务正业地大办教育，请来卢作孚做道伊公署教育科长，王德熙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恽代英任教务主任。于是泸州城气象一新。
　　
　　这回川军东征宜昌争“省格”，全川上下尽皆亢奋，第十师刘斌的驻地巴中，就有一帮文人给军队写了副至今犹存的对联，“风送涛声似有雄兵夜渡；秋高气爽正宜壮士长征”——被文人们冷嘲热讽骂了这么多的年川军，居然也有人出来鼓励了！
　　所以杨森便因为刘湘没有带他出战，呆在家里很是郁闷，尤其是接到号称“二瘟”的老同学唐式遵打来炫耀战果的电报后，就更是如此。他把电报递给曾经担任过刘湘驻吴佩孚处代表的范崇实看，电文称：“我军东下，势如破竹，前锋已到秭归，宜昌指日可下。”形势貌似一片大好，难怪杨森看了眼红呢！
　　范崇实看完电文后，知道老杨因为失去了大好的立功发财机会而憋屈，只好瞎扯淡安慰他，说您也甭憋屈了，人家吴佩孚可是很厉害的呢，他的海军一出动，咱们出川那帮弟兄铁定要打败仗——瞧他这张乌鸦嘴！
　　范崇实接着说，但懋辛的第一军在南岸，打了败仗还可以沿江退回夔门，可唐式遵这个二瘟，非要带着部队呆在北岸，到时候人家把夔门一封，搞不好二军部队就要全军覆灭。您就先别生气了，还是多想想怎么给咱们二军收场吧！
　　杨森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呢，便问范崇实，那咱们该怎么办？范崇实便献计，建议杨师长先和吴佩孚联络一下私人感情。如果此后刘湘打了胜仗呢，那就厚着脸皮装傻，带着第九师顺江东下去摘桃子；要是刘湘不幸吃了败仗呢，也好办，就由他杨森出面去和吴佩孚套近乎——反正是不能让一军的但懋辛抢到先手。而且刘湘打了败仗，回来也要承担责任，说不定咱们就能把第二军的领导权捞回来呢！
　　这个范崇实可真是够险恶的！不过别看他这么起劲地给刘湘下套子，可一回头，他就混到刘湘手下去了，还是很得器重，过些年还要在成都请日本人吃个不大不小的暗亏，这个咱们后面再谈。
　　

杨森对范崇实的计划相当满意，便依计而行，托正要去北京的广安同乡胡仲实，帮他带封效忠信和照片去见吴佩孚——这位老兄的父亲是杨森早年的私塾老师，而他本人此刻也正在北洋政府里供职，所以杨森这门路走得很对。
　　话说这杨森生就一张雷公嘴，他自己也很忌讳让人看见，所以挑来挑去，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张身着猎服，手持皮鞭的便装照，算是没有太突出这个生理特点。于是他就把这张照片交给胡仲实，带去送给吴佩孚了。
　　可没想到吴玉帅看到这张照片后，居然神经兮兮地自作多情起来。他老人家非要认为杨森送上这张照片，是想暗示自己愿意给玉帅“执鞭随蹬”！于是吴玉帅心头大悦，从此也就把杨森当成了自己人。
　　唉，这个吴子玉吴玉帅啊，他虽然是个优秀的军人，但却一辈子都有点自作多情的花痴毛病——最出名的是，他得知日本的裕仁天皇大婚的消息后，居然很惋惜地对人说，如果这小子给俺递个信，怎么也给他送份大礼去嘛！俺好歹还是个当大伯的，能亏了他小子？
　　至于这个“大伯”的来历，于天皇家牒谱其实并无根据，乃是吴玉帅自己发奋苦读经书考证出来的结果。据他声称，日本天皇和他老吴家乃同是吴太伯之后，所以大家确系同族，算起来他和大正天皇嘉仁还是平辈兄弟——所以嘉仁的儿子裕仁论起辈分来，就刚好该管他叫“大伯”了……
　　
　　到十月初，“援鄂”川军败局已定，刘湘、但懋辛只得率部悻悻回师——范崇实这只乌鸦居然什么都说准了！
　　刘湘垂头丧气地回来之后，便坐镇重庆，和呆在成都的熊克武为战败的责任问题大吵其架。第一、二两军系统的蜜月期结束了，双方开始剑拔弩张。而杨森的第九师，却因为留在川南看家护院所以毫无损失，于是刘湘就把这支全二军系统最完整的武力调到了重庆。
　　所以这会儿金汉鼎、朱德们来到重庆后，看到的就正是老熟人，第二军系统的两位大老：马上就要下台的四川督军刘湘和已经调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杨森。
　　却说前几年杨森在滇军中鬼混的时候，放眼只有朱德这一个四川老乡，所以就死皮赖脸地拉着朱老总拜了把子。而朱老总也很仗义，在护国战争中他出任支队长时，也曾推荐杨森当他的营长，所以两人私人关系一直不错。
　　至于金汉鼎，他和杨森则一直是战场上的死对头，不过大家谁也吃不掉谁，因此也相互瞧得起。
　　至于刘湘，这个滑头一向喜欢保存实力，所以在川滇战争中，他和强悍的滇军主力交手不多，但对这几位滇军中鼎鼎有名的战将，他也是非常仰慕的。
　　所以金汉鼎、朱德一行人到重庆后，刘湘、杨森招待得极其周到，安排他们住在两路口李家花园——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李湛阳家。每逢周日，他们总会跑来和大家作整日谈，还常邀请他们游览名胜佳境。
　　这时候的金总司令，心境已经相当的恬淡了。把部队拉到了贵州的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等几个团长，派人来重庆想请他重出江湖，以及刘湘、杨森想请他入川军带部队，都给他婉言谢绝了。
　　他成日间也就是胡乱翻翻报纸，可偶然翻得几则成、渝报上转载的云南消息，却还是忍不住要关心一下：
　　一则是唐继尧通缉裹挟二百万元公款私逃的贪污嫌犯金汉鼎，一则是说“金逆汉鼎派兵拦路劫夺罗佩金、何国钧，乱枪把他两人打死”……
　　读到这里，金前总司令还是忍不住犯了嗔戒，足足把这笔账记了好几十年。唉，这实在不是个能让人真正心境恬淡的时代。

到1922年夏天，一、二两军终于吵崩了，双方都开始做起分家的准备来，四川局势又日趋紧张。
　　已经在重庆吃了一两个月闲饭的金汉鼎、朱德、唐淮源三人不肯再给朋友添麻烦，遂辞别刘湘、杨森，离开重庆去了上海。他们到上海后先住在孟渊旅社，后来又移居苏州虎丘李鸿章祠。6月下旬，三人又一道去拜访了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
　　不久以后，这三个老同学便各奔前程去了：
　　对前路一片迷惘的朱德，决心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未来，他和老朋友孙炳文一道，打算自费去欧州游历。因为他早年家贫，读书时欠下的两百多块钱旧账，直到当旅长时才连本带利还清，加上他为人又甚清廉，不大会发财，所以如今手头甚紧。多亏临行前金汉鼎特意资助了他一笔旅费，这才让他在欧洲勉强不忧衣食。而这一年，他都已经三十六岁了。
　　而金汉鼎自己呢，他则接受了孙中山的委托，携带一笔巨款南下，去广西犒劳原驻粤滇军朱培德部。
　　唐淮源则跑到广西梧州、来宾，投入了杨希闵的队伍。
　　从此以后，这三个老同学，便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那是个大浪淘沙的时代。
　　金汉鼎和唐淮源，在此后的数年间，一直在两广的老滇军部队中起起伏伏，无所作为。到1926年北伐军兴，朱培德部滇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唐二人都投入其麾下，屡立战功，最后都干到军长，还挂上了上将衔——如果不是朱培德在1937年因打错针而早逝的话，民国军史上没准就会多出一个以云南人为核心的“第三军系统”来呢！
　　再后来，在抗战史上最艰难的1941年，在中条山之战中，唐淮源任军长的第三军被日军重重包围。他数次突围不成，遂对手下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然后他遣去左右，举枪自尽——这声枪响，不但是英雄殉国的绝响，同时也是老护国滇军最后的挽歌。那支曾经改变过西南，乃至于整个中国命运的天南劲旅，到此终于走到了尽头（至于龙云手下的六十军和1945年才成立的九十三军，那已经是另外一支滇军了）……
　　而金汉鼎呢，他则因为“剿共”不力（面对老同学兼把兄弟的朱老总，一贯讲交情的他又怎么“得力”得起来？更何况，井冈山上那支用新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如此的强悍，就算他想“得力”，也决不容易啊），早早被撤掉了军长，改任闲职。他一直活到了七十七岁高龄，晚年颇多著述，如今许多关于滇军的早期事迹，都出自他的回忆。
　　
　　5月中旬，受够了各方指责的刘湘通电全川各军，称自己要搁挑子不干了，请他们务必在十日内推举人选继任——你们不是嫌我多拿多占了么？现在老子全部交出来，总该成了吧？到5月下旬，他果然通电下野，把总部交给参谋长王陵基，省署交给政务厅长向楚分别代理，而由杨森出面执掌二军系统。
　　尽管换了掌门人，但一、二军的矛盾，却仍然没有丝毫化解的迹象。虽然新换上来的杨森也曾试探着想和虎视眈眈的一军恢复正常关系，但熊克武、但懋辛却以杨森只能掌握他自己的第九师为由，拒绝与他和谈。
　　说来这还是当年川滇决战的后遗症。当时为了拉拢刘湘，熊克武、但懋辛和唐继尧、杨沧白，两方都只顾着承诺去了：这个敢许给他副总司令，那个就敢许给他总司令加川东地盘。这一出就有点像工程竞标，竞拍的时候大家只想着非拿下来不可，于是拼命杀价，但最后拿下来一看，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利润可赚，还要倒贴本钱，于是又去找出包方扯皮……
　　所以一、二军的决斗，是早就种好了前因的，此前川军向湖北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想向外省转移这个矛盾。熊克武、刘湘企图用对外战争所获得的战利品，来补偿在川内权力利益分配中吃亏的一方。可孰料这次扩张却因为吴佩孚的搅局，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退回四川后的一、二两军，其新旧矛盾如同火上浇油，立趋激化。
　　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一军系统，不甘心让以刘湘、杨森为首的二军系统尽掌全川财富要地和兵工厂（杨森占据了富庶的川南盐场，刘湘则占据着上川东和重庆商埠，以及成都兵工厂，而但懋辛的一军，却只占有贫瘠的下川东，双方在利益分配上确实差异较大），于是善于政治捭阖的熊克武，便以刘湘之位为诱惑，联合了占据成都的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以及同样不满于现状的刘存厚残部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和邓锡侯、田颂尧这两个师长，准备用又一次战争来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
　　
所以这次战争的根源，是一、二两军因为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权力及利益分配的不均，而刘湘是不是二军系统的掌门人，其实反倒无关紧要——那最多只是个舆论话题。
　　因此刘湘虽然已经宣布下台，但在力量对比上已经大占上风的熊克武却仍然却不依不饶，必欲消灭二军系统，重新分配全川利益不可。他以在野之身，在成都策动各军召开军事会议，重施故技，说服各部共推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代省长，并任命但懋辛为东防督办，宣布组成联军，准备以原刘存厚系统的赖心辉、邓锡侯为正、副总指挥，向重庆进军，讨伐二军。
　　此时川中各军的形势是，但懋辛率一军主力驻于下川东，军部设在绥定（今达县），其实力略逊于二军系统。不过二军虽然单论实力并不弱于任何一军，却处于两面遭夹击的不利势态之下——在其西面有刘成勋的三军和刘存厚的三支残部赖心辉、邓锡侯、田颂尧正打算压过来，东面则被但懋辛的第一军堵着……
　　因此杨森在无奈之下只能行险，决集中二军主力先主动向东出击，拟在成都方面联军压过来之前打垮稍弱的但懋辛部，再回过头来应付刘成勋及赖、邓、田三部。
　　
　　于是杨森迅速集结二军各部于重庆两岸，分水陆两路沿江东下突袭一军。此役二军系统参战部队共计十一个旅三万余人，实力颇为雄厚。为鼓舞士气，杨森还发布了一篇自信满满但的《告二军将士书》：“田横五百，尚强海岛；少康三千，启夏中兴。本军有七十余营之众，岂有不能消灭长衫军人乎！”
　　杨森所谓“长衫军人”，本是想讥笑熊克武、但懋辛不是正牌军事学堂毕业生，可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肯定没动脑子——你们这帮速成系学生自己的恩师王陵基，不也是同一所学校混出来的嘛？
　　杨森因急于解决川东战事，乃于7月8日乘轮东下，亲自指挥部队向第一军第一师驻地忠县急袭。不过但懋辛也是员沙场宿将了，深知对手利于速战，而己方利于持重，所以也不肯轻易让第二军抓住自己，遂主动收缩兵力，干脆把一座空空如也的忠县县城大大方方地送给了杨森。
　　杨森夺得忠县空城后，察觉到第一军主力正在向西收缩，乃急调各部向梁山（今重庆梁平）急进，企图截断驻万县一带的第一军喻培棣、余际唐、张冲等主力部队之退路。
　　杨军进达梁山西郊后，勉强抓住第一军的部分掩护部队。大家稀里糊涂地打了三个小时，都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战果，最后第一军掩护部队瞅个机会主动溜走，再送给杨森一座空城。
　　杨森虽然得了几座城池，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双方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象样的主力战呢！他深知东线战事不能迁延，虽明知将士疲惫已极，却仍然下令各师、旅穷追第一军后撤部队。然而，此刻第一军已完成收缩动作，集中主力于渠县、南充之间，不打算再退了。
　　双方决战一触即发。
当杨森手下的王兆奎旅追到大竹锦屏铺佛耳岩时，当即遭到第一军伏兵痛击，该旅之王子久团被全歼。然而这仅仅是一次序战，接下来，杨森渴望已久的主力决战终于爆发了——不过结果么，可就不象他估计的那个样子了。
　　当第二军的第二、九这两个头等主力师追至渠县与南充之间的杜家岩一带时，第一军终于发动了全线反击。这是一场主力对主力的硬仗。
　　因为第一军的反击尖刀，也是全军的头等主力，张冲的第二混成旅。这个第二混成旅，乃是1920年夏熊克武被吕超撵到川北时，在阆中以督军署警卫团为基础扩编来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可算是熊克武、但懋辛的近卫军。而第一团则是该旅的主力团，由原警卫团的第二、三两营扩编而来，全旅的大部分兵员和装备都配置在该团，第一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
　　却说这位张冲张旅长，虽然早年也是留日的，可学的却是海军。所以每逢大战，自知对陆战不专业的张旅长，便总是把刘伯承推到一线替自己指挥。故而刘伯承虽然只是个团长，却经常要担负全旅甚至是师级以上规模的指挥任务——他大概是十大开国元帅中，最早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一位。而其对手也很清楚，只要看到这个万金油般的刘伯承团露头，那就等于第二混成旅全来了。
　　所以杨森就一再叮嘱手下：你们千万不要小看刘伯承哪，他那可是个大团，顶得上一个旅用的！
　　
　　在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的川军中，这位张旅长却很是个妙人儿。第二混成旅的战斗兵员在极盛时，有万人左右，实际上已经达到师级规模。综合第二混成旅的实力和战绩而论，张旅长也早就该升师长了。但张旅长却因为怕分散兵权给人架空，所以死活不肯当师长——因为他不肯升官，所以在他手下的刘伯承这帮悍将，虽然战绩彪炳，却也只好继续压在下面当团长。最后因为所带兵力和职务实在不相称，张冲才勉强在旅下面设立了个四不象的“路”司令，用来放刘帅这几个老大难人物。
　　这个张冲死活不肯当师长的事情，后来给第二混成旅的人事安排造成了很大影响。一军老人吴克雄就埋怨说：“张冲被发表为师长，但他坚不就职，认为就了职，兵权分散，自己不好掌握，因此下级应升级升职的不得上升，以至抱怨于心，后来瓦解。刘伯承是最得军心的，又负重伤，他的战功卓著，熊克武应坚决留他在军中抚慰军心，不该允他休假。熊应责成张冲就职，适当调整军官和士兵的级别，却不问不管。这就是用人措施不当。”
　　
　　在此战中，刘伯承就是以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的身份，全面负责前线战事指挥的。号称“军神”的刘司令果然不负众望，在杜家岩率众夜袭第二军，大败杨森。
　　在杜家岩得手后，刘伯承乘胜追击，彻底打垮了第二军的两个主力师：属刘湘嫡系的第二师唐式遵部和杨森自己的老本钱第九师——第二师师长唐式遵在渡江时几乎淹死，幸亏抓到一块门板才侥幸逃生。而第九师设在渠县县城的师部，也给刘伯承放出的穿插部队顺手掏掉了……
　　刘伯承从此在川军中声名大振，以至于村妇也用“刘瞎子”的大名来止儿啼。可当刘帅自己听到这一切时，却忍不住苦笑起来——这难道就是我们拼命打仗的目的？
　　这一瞬间，他也迷惘了。
　　杨森的东线跨掉了，而让他一直提心吊胆的西线也没出现奇迹。赖心辉、邓锡侯等部，果然趁杨森集中主力于东线之机，乘虚而入，攻占了他的大本营泸州，横扫川南，继而又向重庆进军。
　　而杨森在东线折尽了本钱，仅带一帮残兵败将退回重庆，业己无力翻盘，遂只好于7月16日通电求和——可这时候，占尽上风的对手哪里还肯和他议和！
　　更火上浇油的是，连二军系统的自己人也开始趁火打劫。驻宜宾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本系奉刘湘指示前往重庆增援，但他率部抵达永川时，眼见杨森败局已定，就同老同学邓锡侯接上了头，站到了反刘、杨的阵线里。
　　从此，他也成为一家独立的诸侯。
　　
这里，把二刘简单介绍一下。
　　刘文辉，字自乾，江湖人称“多宝道人”，此公是未来川军众诸侯中一号响当当的人物，也是整个西南割据时代最后的谢幕者。他世居川西大邑安仁镇唐场间（说句闲话，此处的豆腐乳很出名。当年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公馆门前，如今一字排开一片卖唐场豆腐乳的小摊……行人过此，每不由得有王谢门前见沧海桑田之叹）。刘文辉的祖父就是刘湘的曾祖父，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六，其五哥就是后来被树为大地主阶级典型的刘文彩。所以堂堂的刘湘刘督军虽然比他大上五、六岁，却也免不了要吃个小亏，老老实实地管他叫声“小六叔”或是“幺爸”。
　　这刘湘家在祖上分居之后因为人口多，光景要比小叔叔刘文辉家差一些——刘文辉家是大地主，而刘湘家只是个小地主。
　　因为有这一点不同，所以刘文辉家颇有闲钱供子弟读书，刘文辉的长兄刘文渊（字升廷）就考取了前清秀才，还进过成都的法政学校，当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在宗族间颇有声望——所以二刘后来大费周章搞死人无数的全川大比武，最后却只分胜负，不决生死，便是因为有了这位老先生出面调停的缘故。
　　
　　刘湘，字甫澄，1889年生人。他因为家中条件差，所以便循着大邑前辈的老路子（大邑人素有从军风气），早早地便出门投军，1906年考入成都的新军弁目队，后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杨森这帮人当上了同学，再后来又靠抢杨森的部队发了家。
　　而刘文辉呢，他就后进得多了。他在清末入陆军小学第三期，然后便一路循着科班路子勇猛精进，由陆小而入陆中，由陆中而入保定，直到1916年才从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而这时候刘湘已经在第一师当上旅长了。
　　刘文辉回到四川后，起初在刘存厚部队里当了几天参谋，混得很不得意。碍于家族情分，刘湘对这个当时还不大出息的“幺爸”不得不提携一二，于是便介绍刘文辉进了大邑同乡陈洪范当师长的第八师任营长——不用家族，这算是刘湘的过人之处。成天热衷于搞“杨家将”的杨森，在这条上可就比他差远了。所以川军诸将服刘湘而不服杨森，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即便如此，刘文辉还是因为背靠着刘湘这棵大树，得到陈洪范的格外关照，很快被提升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还以支队的名目率团参加了龙泉驿之战。
　　
　　陈洪范派刘文辉代表第八师去参加龙泉驿之战，原本只是敷衍一众川军同袍而已，但没想到刘文辉居然不听指挥，假戏真做。于是陈师长大不高兴，打算扣押并撤换刘团长。刘文辉闻讯大惊，仓皇夜奔。后在另一个大邑老乡刘成勋的调解下，刘文辉才以第八师独立旅的身份从陈洪范手下半独立出来。
　　等到撵跑滇黔军后，刘湘当上了川军总司令，便假公济私把刘文辉从第八师彻底分离出来，任命为第一混成旅长，驻扎于川南的叙府。
　　等到这次一、二军大战，刘文辉见杨森败局已定，便凭着自己和邓锡侯等人在刘存厚部队共过事的交情以及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摇身一变加入了反二军阵营。
　　
说到这回刘文辉的倒戈，咱们就不得不谈谈四川混战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了，那就是“学系之争”。在此后的混战中，这帮四川耗子们今天互相扔炮弹，明天就聚众搓麻将的奇怪现象，就要着落在这一条上。
　　说起这四川战乱的祸首来，咱们可一定不能忘记了岑春煊、赵尔巽、袁世凯这三个坏蛋——这三个家伙要么是旧官僚，要么是保皇党人，要么是窃国大盗，能对革命安什么好心？所以由此咱们就可以推论：他们对革命的破坏，那可是蓄谋已久的哪……
　　第一个是岑春煊。这厮不好好地贪污腐败搜刮地皮挖大清朝的墙脚，却非要费心尽力地办了一所武备学堂，培养出了刘成勋、王陵基、胡忠亮、彭光烈、孙兆鸾这帮人。对了，连尹昌衡尹都督也曾是该校校友呢！该校在满清覆灭后还在继续办，不过改名为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又培养了李家钰、罗泽洲等人。这些人在割据时代的前期很是风光，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的赵尔巽大人，大概是怕岑春煊培养的这帮家伙后劲不足不够闹腾，于是他老人家又煞费苦心继承前任锡良的事业，办了个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也培养了不少内战行家。这都有谁呢？一个个数来，有刘湘，有杨森，有潘文华，有唐式遵，有王缵绪……还有些大人物，此时还不显名于蜀中，咱们后面再一一道来。这就是所谓的“速成系”，他们是这个割据时代里，“成就”最大，也最风光的一帮人。
　　最后是袁世凯，他办了个保定军校。象什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吕超、向传义、何光烈、刘斌、陈国栋、陈鼎勋什么的，都是由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这帮人被称之为“保定系”。保定生比士官生更会做人，比东斌生更懂中庸的道理，比速成生更有理想和门路，所以也取得了不坏的成就。这群人很有趣，他们在这个割据时代里的经历，仿佛在做过山车，专门搅局，最后自己亲手结束了这个倒霉的时代。
　　也可以这么说：岑春煊培养了一批专管砸门撬锁的，赵尔巽则培养了一批翻箱倒柜的，袁世凯无事可做，只好培养了一批跑龙套收拾后事的……
　　瞧瞧，这三个家伙每人只不过是办了所学校，灌输了些许新思想和新技能，就把这个时代给闹腾得天翻地覆！除了土产之外，还有一帮留日的洋学生，如支持北方的士官生尹都督等一帮人，支持南方的东斌生熊克武、但懋辛、喻培棣等一帮人，甚至还有两个学海军的余际唐和张冲（所以余际唐在熊克武手下当了那么长时间的江防司令，道理就在这里）……
　　
　　这是偶然吗？恐怕不是。从“学系之争”中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旧帝国崩溃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人际关系纽带，都渐渐失去了旧有的作用：帝国的崩溃，使讲究上下尊卑的君臣关系沦为虚无；而科举的崩溃，则使得同年、门生这些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成为历史；而西式伦理道德的涌入，更是使得整个三纲五常的家国理论都出现了危机……
　　那么，这些生活在迷惘时代的人们又该如何组织起来呢？
　　于是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开始成为人们彼此联络的纽带——比如说割据诸侯们普遍不大熟悉的政党关系（事实上，这些土老财们更愿意去搞什么“武德促进会”之类的代用品），和对旧传统有所继承的同学、师生关系等。
　　这其中，同学、师生关系虽然已大非昔时模样，但却因其对旧时代有所继承，故为满脑子旧思想的割据诸侯们所熟悉和乐于接受。于是，它便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他们用以维系自己骨干集团团结的新道统。而不同的学系，所维系的自然也是不同的道统。
　　从云南讲武堂、日本东斌校到四川速成系，从士官生、保定生到黄埔生，“学系之争”一直是导致民国中前期纷乱局面的一条隐蔽的暗线，其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西南一隅。
　　
却说杨森这回大败亏输之后，本还想死撑着守守重庆的，但无奈在川东战事上吃亏太甚，已经无力回天。打到8月6日，终于被赖心辉指挥的联军突破了浮屠关防线，杨军长只得率少数部队乘轮船向下川东逃走。
　　在联军猛追下，他一路连吃败仗，最后连下川东也站不住脚，只得在8月20日单身一人逃到宜昌。此时杨森穷困潦倒之极，身无长物，衣兜里只剩下一枚牙章，那叫一个惨哪！
　　二军残部也仅余不足一个旅，在李树勋、袁彬的收容下，退往鄂西的利川、建始一带整顿喘息。
　　杨森逃到宜昌后，仍不甘心失败。他放眼当时天下，最有实力的是直系大将吴佩孚，因此他便一路跑到洛阳，向吴玉帅求援去了。
　　对杨森本就很有好感的吴佩孚，此时正有图川之意，因而立刻任命他为十六师师长（北军番号）。在吴佩孚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授意下，杨森又派王缵绪、白驹（大名鼎鼎的白公馆主人）、杨天骅、谢茂材、白在中等人，以绑票手段胁迫原川汉铁路存款负责人，将存在汉口银行的路款强提了一百万元用作军费，因此军队实力又得以恢复。
　　大恩如此，所以杨森一辈子对吴佩孚感激不尽。
　　回头再说二军的另一位大老刘湘。
　　当联军占领重庆的时候，尚在城中的刘湘趁乱逃到南岸，后又躲入又新丝厂，一直不敢露头。
　　直到刘文辉率部退回宜宾防地时，他才在这位“幺爸”的掩护下，顺江而上到宜宾，然后一路穿过陈洪范、刘成勋两个大邑同乡的防地，偷偷跑回大邑安仁老家去了——他既没有外省同学，又没有广东或是北洋的门路，除了回家老老实实地当土老财，还能有什么别的招？
　　不过因有刘成勋、陈洪范等人替他说情，又有刘文辉一意庇护他，所以熊克武、但懋辛也就不为已甚，放任刘湘过上了土老财的滋润生活。
　　速成系这回跌了个大跟斗，而保定和东斌两校则全面胜出。
　　
　　但刘湘平静的土老财生活没有过多久，1922年11月，四川风云又起。
　　刘成勋辖下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企图吞并驻大竹的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于是双方发生冲突。刘成勋本就看不惯陈国栋这个师长，趁此机会便立刻宣布撤掉他的职务，并从其驻地成都出兵两旅援助何金鳌。
　　而驻重庆的第三师师长邓锡侯，却又因担心刘成勋解决掉永川的陈国栋后将对自己不利，遂联合驻资中的第二十二师师长唐廷牧，共同出兵援助保定同学陈国栋。
　　于是刘成勋又转而向熊克武示好，请他命令驻下川东的余际唐部从背后袭击邓锡侯的驻地重庆，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另外还请驻泸州的四川边防军赖心辉出兵侧击邓、唐、陈等部……
　　这回三军系统内战，照理说跟熊克武的一军系统没啥关系，但一向不贪便宜的熊克武，却忽然打起小算盘来了——在此前的几次大战中，他虽然回回占到上风，却因为笼络刘湘、刘成勋这帮墙头草的出价太高，最终自己一点实利也没得到，还倒赔了不少老本，连原来的四川督军、川军总司令等职务也是一让再让，最后搞得当年的师、旅长们都当总司令了，他自己却还是个在野派，所以深悔失计。
　　这回眼见重庆地盘唾手可得，熊克武终于没能抵住诱惑。他一边亲自跑到成都去和刘成勋勾兑，一边便立刻电令余际唐出兵两旅进攻重庆，于2月8日占领该城。
　　于是接下来，深感力量不足的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等人又串联起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屯垦司令彭远耀、第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第十师师长刘斌等人，组织起八人同盟，共同出兵合围成都，结果把兵力分散的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给堵在城里了……
　　大家就这么七扯八扯的，最后终于把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合伙人的合伙人等所有关系人等全都扯了进来，于是又一次全川选手参与的大比武开始了！
听说川中大打的消息后，正在鄂西的杨森自也不甘寂寞，他立即带兵回川。吴佩孚以第八师师长王汝勤、施宜镇守使赵荣华为援川军正、副总司令，率北洋军宋大霈、卢金山、于学忠、张允明等部，以及黔军袁祖铭部进兵川东协助杨森，另以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协助逃到陕南的刘存厚自陕南进兵川北。随后他还指使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甘军十二营侵入青川一带，陕军张丹屏部侵入城口、太平一带。
　　杨森自任为川军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另辖老同学唐式遵的第二师以及任后楷、李树勋、施增荫等混成旅，另有川东清乡司令潘文华、第一游击司令吴绍文、第二游击司令雍光耀、特遣司令罗伯膏、川南清乡司令龚达、第一旅李运鹤、第二旅蔡时敏等部。
　　1923年2月15日，杨森率部由利川偷渡磨刀溪、箭竹溪偷袭川东重镇万县。
　　此时川东讨贼军内部混乱。此时守万县的是张冲的第二混成旅。但因余际唐第六师所属的独立旅长杨春芳，在忠县率部投靠杨森，导致万县部队后路被切断，张冲遂只得放弃万县败逃重庆。
　　张冲逃到重庆后，又因友军不协同，于4月6日丢掉了重庆城——刘伯承在此役中迭经苦战，但最后却被大家众口一词指责为作战不力，因此愤而要求但懋辛将自己撤职查办。虽然但懋辛最后没有批准，但刘帅经此打击后，对讨贼军已颇为灰心。
　　2月19日，刘存厚部也进占绵阳。不过他第二次出逃后，兵力仅余两、三千人，如今虽然也勉强扩充到两个师，但战斗力已今非昔比。再加上此前的两次回川，一次比一次跌得惨，所以他这回终于学乖了，占领了绵阳之后便不再前进，转而经略川陕交界的达县一带，因此在后面的战事中也没有遭到什么大损失。从此，这位川军老首长就在这里与世无争地养老，直到1935年，一支从鄂豫皖千里转战而来的军队抵达这里，才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而此时的成都方面呢，刘成勋眼见难以解围，便任命自宜宾赶来的刘文辉为第九师师长兼成都卫戍司令，将成都城防、兵工厂、造币厂、四门统捐局税收、成都关监督税收等全数交给他接收。而交换条件，则是刘文辉出兵将邓锡侯等部隔开，放开东门让刘成勋、熊克武、赖心辉等人带部队撤离成都。
　　刘文辉既然号称“多宝道人”，在江湖上纵横捭阖的本事自然也是第一流的。这回他带兵来成都时，就大耍两面派手段，一边给已大占上风的保定校友们打招呼，说俺是特地赶来给各位学长加油助威的；而另一边呢，他又对境况不利的大邑老乡刘成勋说，俺是怕您人少吃亏，所以特地赶来帮忙调停的……所以搞得两边都觉得欠他人情。
　　刘成勋这回眼看要霸王别姬了，情急之下便觉着这个小老乡刘文辉多少还有点吕马童的味道，于是一慷慨，便把成都城里的家底统统送给了他。
　　而对于刘成勋的要求呢，刘文辉也很讲义气地答应了，立刻出兵隔断了成都东门至龙泉驿一带交战地区，让他们安全撤离。所以直到守城军队全部撤完后，邓锡侯等人才知道到嘴的鸭子，已经被号称是跑来帮忙的刘文辉同学给放飞了。
　　刘文辉因此捡了一个大便宜，占有了对川局至关重要的成都兵工厂。占据着川南大片盐场，兜里本来就很有钱的刘“幺爸”，这回好不容易抓住了兵工厂，立刻便加班加点生产，很快就新装备了五个以上的步兵团，实力大为膨胀。
　　这场战事，起因说来很简单，只不过是第三军系统的几个军、师、旅长闹了点小矛盾。但随着各方力量的逐次投入，事态不断扩大，最后谁也控制不住场面，因此一度形成混战局，大家打得一塌糊涂——起初是刘成勋和陈国栋为争夺何金鳌的部队而大打出手，但惹事的何金鳌，最后却跑去投靠了刚从湖北溜回来的杨森！因为何旅长也是弁目队出来的，和杨森、刘湘是老同学嘛！
　　但到1922年3月间，随着北方力量的不断投入，战局开始渐趋明朗。3月14日，为直系势力所扶植起来的杨森，与同样有着浓厚北方色彩的刘存厚，以及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陈遐龄、田颂尧、刘斌、彭远耀、刘文辉等人联衔通电讨伐已重新投入孙中山旗下的熊克武，于是这场以偶发事件肇始的战事，遂演变为了又一场南北战争。
　　此时的南军方面，其主力是熊克武、但懋辛的一军系统，刘成勋的三军系统，以及一直支持熊克武的赖心辉部边防军五个混成旅。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杂牌部队，如川东边防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部所辖之汤子模师，黔军周西成部（未来的“贵州王”，不过此时他刚从贵州逃出来）；湘西部队贺龙部（没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贺老总。1921年底，石青阳奉孙中山之命入川发展军队，找到割据湘西的老朋友陈渠珍帮忙凑股，陈便把自己手下的贺龙部队送给了他）等等。
　　熊克武、刘成勋、赖心辉等人退出成都后，分头到遂宁、新津、隆昌集结第一、三、边防各军队伍，受熊克武指挥的石青阳也在川东集结边防讨贼军，准备大打。
　　集结完成后，熊克武便以第一军兵分三路反攻成都：余际唐师由简阳经龙泉驿攻成都东门；郑英旅由遂宁、三台、中江，进攻驻广汉的田颂尧部；张冲的第二混成旅担任中路主攻。至于历来不喜欢打硬仗的刘成勋，熊克武也只好因人而用，请他带着第三军部队绕到相对平静的成都南路去舒活筋骨。
　　成都城里的邓锡侯、陈国栋、陈遐龄等人没有想到一军部队来得这么快，仓促出战，因而战况很不利——张冲的第二混成旅首先在华阳县的石板滩大败川边军陈遐龄部三个团（不消说，又是刘帅干的好事儿），邓锡侯、陈国栋也相继被击败，只得溃退成都。守城的刘文辉见势不妙，便又一次变脸，不肯让他们进城。邓、陈只得率残部沿川、陕路北逃，去与田颂尧会合，而陈遐龄则逃回川边的雅安。
　　眼见一、三两军大军逼城，很识时务的刘文辉便立刻表态，宣布中立，把刘成勋此前交给他的兵工厂、税局等全数交还给原主，然后乖乖地带着自己的部队溜回了宜宾。
　　1923年5月，熊克武在成都通电就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重占成都后，熊克武立刻派军猛追尚在北道上喘息的邓锡侯、陈国栋、田颂尧等部。邓锡侯等支撑不住，只得退往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阆中一带。田颂尧随即举手宣布认输，从此老老实实退出比赛当观众，而滋事的邓锡侯、陈国栋两部则退往重庆与杨森联合。
　　就在熊克武猛追邓锡侯等部时，占领重庆后的杨森等部也开始西进，准备进攻成都。所以熊克武只得将北路追击部队调回，全军东进，以赖心辉为总指挥，与杨森相继会战于龙泉驿、简阳、隆昌、资中一带。第二混成旅第一路司令刘伯承又一次率部夜袭对手，不长记心的杨森再吃败仗。讨贼军直追到荣昌境内，后因北军援军赶到，双方才又进入相持。

此时甘军已经侵入青川一带，打算由平武、江油直趋成都平原，威胁讨贼军后路。熊克武遂急调刘伯承率部回师打击甘军，刘伯承急行军至青川，一天不到便将甘军全部包围缴械，遣送回境，然后全军急速回师东线参战。让人吃惊的是，从他出发到返抵东战场，一共才用了十二天时间！刘帅用兵神速如此，也难怪“小诸葛”白崇禧后来在大别山里死活抓不到他的主力呢……
　　此后一两月间，讨贼军与杨森对峙于四川中部地区。杨军因有直系吴佩孚的支援，汉阳造的械弹沿江而来，源源不断；讨贼军虽也占有成都兵工厂，但因长江航路被切断，原料奇缺，枪械弹药都难以接济，只得暂退内江，收缩整补。
　　熊克武虽暂时击退了杨森，但毕竟杨森身后还有个吴佩孚，因此他不得不寻找有力的盟友充当后援。因孙中山此时已恢复和唐继尧的同盟关系，因此他遂向云南方面求援，而唐继尧为再次控制四川计，也答应派出胡若愚、张汝骥两部前往四川援熊。
　　
　　1923年8月，整补完毕的讨贼军再攻重庆，原计划由但懋辛率军从安岳小北路经大足、壁山偷袭重庆。但讨贼军在大足斩龙坳一带高地与黔军袁祖铭部的王天培、彭焕章两师遭遇，相持十余日方打退黔军，经壁山攻到重庆城下。刘伯承在此役中右腿重伤，但他却必欲雪失重庆之耻，不顾伤势恶化，一直硬扛到己方攻占大足，才被强行送往成都救治。他从此便一直请假养伤，事实上已经退出讨贼军——他下一次出场，就要等到“顺泸起义”了。
　　同时，赖心辉部也击败当面的杨森，一路追到重庆城下，与但懋辛会师于浮图关前。石青阳也率汤子模、贺龙、周西成等部由泸县略取合江、江津后，沿长江南岸进抵重庆城下，三军随即猛攻重庆城。
　　杨森与北军赵荣华、黔军袁祖铭，以及刚从川北退过来的邓锡侯、陈国栋等部死守重庆，与讨贼军激战数十日。其中以浮图关前的黄沙溪争夺战伤亡最大，仅是讨贼军方面的第八混成旅，就阵亡数百人，死尸几乎填满沙沟。
　　此时北洋赵荣华与杨森在军事、经济方面都有分歧，而黔军袁祖铭则素不满杨森，因此主张请在川军中威望卓著的刘湘出山，邓锡侯、陈国栋等也表示支持。杨森虽然不愿让刘湘再起，无奈他连打败仗，威信大损，阻止不住，也只得与众将联名公推正在大邑当土财主的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请他回来指挥全军。静极思动的刘湘便趁势重出江湖，从老家大邑跑到宜宾，乘船东下去重庆救火。
　　就当刘湘在道上折腾的时候，但懋辛、赖心辉也改变了攻城策略。他们绕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浮图关，以学海军出身的余际唐率部从嘉陵江上游渡江，一举攻占邓锡侯、陈国栋防守的江北桃子垭——此举有两得，一可从嘉陵江北岸威胁仅一水相隔的重庆城；二可遏制嘉陵、长江两河谷中的直军舰船水运，削弱守军。
　　攻占桃子垭后，讨贼军士气大振，随即周西成又率部突袭南岸，截断了唐式遵部与城中的联系。杨森见两翼不保，大势已去，只得与赵荣华、袁祖铭乘兵轮撤退到万县，讨贼军遂占领重庆。
　　刘湘赶到重庆时，形势对二军已极其不利，他无力回天，只得也乘船跑到万县去了。
　　

攻下重庆后，讨贼军内部又开始闹矛盾——川军头头们这个习惯很不好：只要一不打仗，他们就闹内讧热身。
　　这回是刚立了战功的赖心辉想当省长，但成天磨洋工的“水漩”将军刘成勋却偏偏不肯让贤，导致夹在中间的熊克武左右为难，无法应承。
　　于是赖心辉进了重庆城后，便耍起小性子来，成天花天酒地消极怠工，不肯出兵追击败逃的杨森。而但懋辛、余际唐居然也坐视不管，仅以少数部队追到梁山便打住了，于是杨森乃得以从容退到下川东喘息。
　　听说杨森战败的消息后，吴佩孚大为震惊，严令各军不得再退。他随即拨出子弹数百万发，山炮十门，军费二百万元，水运万县补给杨森，同时又委重出江湖的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这回刘湘没有拒绝，从此他也搭上了北洋这条线。
　　速成系能够与北洋政府走到一起，与杨森是广安人有莫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广安籍前辈蒲殿俊、张澜（张虽是西充人，但西充在历史上和广安同属顺庆府，而张又曾执教过广安紫荇书院，所以也算半个广安前辈）在保路运动中担任了领袖，因而在民元后为北洋所重视，一再出任北洋政府要员，从而才带动了胡仲实、杨森等同乡后辈也走上这条门路的——而像大邑土财主出身的刘湘，就缺乏这样的门路了，所以他只能从二道贩子杨森手里出货。这也是杨森能够一度压倒威望能力都超过他的刘湘，成为四川头号人物的主要原因。
　　
　　1923年11月，刘湘、杨森经过几个月休整后，再次发动反攻。以邓锡侯、陈国栋部攻取垫江，向邻水、合川前进；杨森、赵荣华部由忠县经长寿、江北直扑重庆；袁祖铭则率黔军沿长江南岸而上，会攻重庆。
　　大敌当前，讨贼军方面的总指挥赖心辉却依然闹情绪，借故请病假。于是但懋辛只得暂代总指挥职务，率第一军及石青阳所属的汤子模、贺龙、周西成等师仓促赶到张关、铁山一带布防，双方展开大战。
　　此战中，失去了“军神”刘伯承的讨贼军士气低落，而骁勇善战的老军长刘湘的归来，则让二军上下斗志高涨。最后讨贼军战败溃退，遗弃辎重粮秣不计其数。赖心辉虽然最后也率部赶来参加了战斗，但毫无起色，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
　　二军乘胜直追到江北，随即强渡嘉陵江，拿下了重庆城。
　　丢掉重庆后，赖心辉率边防军退往内江固守，石青阳率汤子模师退往合江，而他的贺龙、周西成两师则随着一军主力退往安岳、乐至，后又退往三台。援熊滇军胡若愚部退往贵州，张汝骥部则退回云南。
　　
　　连连取得胜利的二军部队，一路衔尾西追。讨贼军虽沿途抵抗，但处处失利，连贺老总亲自坐镇死守的沱江防线也被突破。熊克武亲出督师三台，又被杨森手下的王缵绪旅偷袭得手，击败鲁平舟的两个新兵团，一举打掉了讨贼军总部。熊克武乘夜缒城而出，逃往成都。另一位师长喻培棣一时未能脱身，只得躲在城中的天主教堂暗室内，直到三日后才得逃走。
　　连遭败绩而又缺乏有力后援的讨贼军，至此已山穷水尽。
　　刘成勋撤出成都，退往新津，随即便通过大邑同乡关系找刘湘疏通投诚，而熊克武也只得率部经仁寿退往川南。熊克武原打算把部队带到川滇黔交界的泸县一带，以便获得滇、黔的增援，再图恢复。但一路上第二混成旅张冲手下的两个支队长向岱昌、青飞如，余际唐的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向康衢、十二旅旅长余顺筠（这位还是余师长的亲侄儿呢）、独立旅旅长杨春芳（这已经是他在此战中的第二次叛变了）等人先后率部叛离，全军阵脚大乱。熊克武只得再退往贵州、湖南，后又把部队拖到广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一军系统，或者说是东斌系，至此完全从川战中消失。
至此，我们可以对民初的西南混战做一个小总结了。
　　西南混战中的各军，无论其首脑人物出自哪一个学系，他们所掌握的关于军队组织、训练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新知识，其实都是同源的，即均来自被日本东亚化的普鲁士军事体制。
　　也即是说，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因为师承相同，所以大家的技战术水平差不多。这些从清末新军演变而来的军队，对付如旧北洋、各省巡防军之流的旧式军队有明显优势，但他们彼此对打起来，却谁也没有致命的绝招。所以西南各军在战斗力上虽有些许差异，但这种差异终究只是量变而非质变。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各方军事经济力量的简单消长。
　　在这场力量博弈中，中间派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
　　无论是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北方派，还是以熊克武为代表的南方派，他们都因为有相对固定的政治立场，故不得不与己方的后台势力共进退，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停滞期甚至是倒退期。
　　而以刘湘、刘成勋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因为政治立场上无可无不可，因而可以在南北力量的消长中，厚着脸皮从容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的附从方案。于是无论南北势力如何消长，他们总能投机取巧，获得资助，因而在初期的混战局中，得以迅速壮大起来。
　　所以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失败，其原因固不在于四川，而在于天下大局之变。
　　此次熊克武所对抗的，表面上只是刘湘、杨森的二军系统，但事实上，二军身后还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刚刚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取得胜利，已稳占中原，势力正趋鼎盛的北洋直系军阀。而熊克武身后的南方势力呢，这会儿却正处在青黄不接中（贵州袁祖铭投北，云南唐继尧新败，广西李、白、黄还在打天下，广东孙中山尚在等待苏联援助……），所以讨贼军以半个四川对付整个中原，实力差距如此之大，吃亏也正在情理之中。
　　熊克武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自知实力不济，只得退出四川，把队伍拉向广东。贺龙、周西成两师不愿随之南下，遂留下自谋出路：周西成投入袁祖铭手下，还与袁结成儿女亲家以示效忠，故得以在黔军中立足；而贺龙则自行占据湘西澧州一带，后因遭到湘军排挤和攻击，乃不得已西入贵州，为黔军王天培部所收编，直到北伐时代。
　　而获胜的速成、保定两系，则从这次胜利中尝到了甜头，从此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南方强则服从于南方，北方强则服从于北方，连“川人治川”的口号也不肯喊了（直到刘湘统一四川之后，才又把这个口号扛出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列位看官大概要问了，那个先前的黔军总指挥近视眼袁祖铭，不是回贵州发财去了么，怎么如今又跑四川来了呢？
　　说来这老袁背井离乡，跑到四川来帮刘湘、杨森打架，全都是让云南那位唐蓂帅给害的。

话说1922年初，袁祖铭和唐继尧两人，在几个月间先后完成了夺取各自省政权的大业。不过两人的夺权有一点区别：唐继尧本是“云南王”，这回复辟重新坐上宝座，名正言顺；而袁祖铭则只是个草头王，虽然北洋政府给了他一个贵州省长的任命，但毕竟“兴义帮”的老帅刘显世尚在，他这样堂而皇之地僭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很不得人心。
　　而且，当袁祖铭入黔夺取政权之时，还曾以拥刘复位为幌子，请求刘显世予以协助。刘显世依约派其兄刘显潜，到老家兴义召集旧部，称为“定黔军”西路总司令，占据了盘江八县，对袁祖铭“定黔”之役起到了声援作用。
　　但袁祖铭夺取贵州后，却欣然就任贵州省长，把支持他的刘老帅晾在一边毫无安排。对刘老帅，袁起初还敷衍一番，后来干脆耍无赖，答复说刘家只能恢复门第，不能恢复政权。除此之外，袁祖铭还派其表弟何厚光到兴义劝刘显潜取消“定黔军”西路总司令头衔，将所部缩编为独立旅，以其子侄刘敦吾为旅长。刘显潜迫于无奈，只得同意，但从此袁、刘之间的联盟关系也因而破裂。
　　刘显世上此恶当，自然不肯甘心，于是愤而跑到昆明向老朋友唐继尧求援。而唐自夺回滇省后，独霸西南的野心再次滋长，也正对贵州虎视眈眈，遂欣然同意援助刘显世返黔。
　　恰好在此时，又发生了黔军将滇军部队缴械事件，促使唐继尧下了侵黔的决心。
　　
　　1922年10月，驻粤滇军胡国秀旅不愿跟从孙中山先生北伐，自行从湖南借道贵州返滇，孙中山遂直接命令与之有联系的黔军第一师师长王天培截击该旅（在粤桂战争中，谷正伦奉卢焘之命侵桂，收编了王天培部。后谷正伦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王天培也被任命为旅长，握有可与中山先生直接联系的密码本）。
　　胡旅约有两千人枪，已从湖南东安出武岗、靖县入贵州，当时正由平茶所经谭溪将至锦屏，拟前往剑河。王天培即命其弟王天锡率第八团星夜驰赴剑河县属之瑶光堵截，一面复信邀请胡国秀到天柱会晤。
　　照说胡旅长此次借道，手续本是很完备的：他先通过唐继尧向袁祖铭征得了同意，入黔境前又曾派人持公函向王天锡预作联系。再加之过去滇黔关系一向友好，因此他接到王天培的复信后，便不疑有他，亲率弁兵十余人前往天柱拜会王天培，但在席间便被拿下。其部队群龙无首，遂被王天锡轻易缴械，黔军所获共计有马、步、手枪一千六百余支，轻机枪四挺及一应随军辎重（和辛亥前后的老滇军比起来，可见装备已经大大缩水了）。
　　唐继尧闻信后极为震怒，立电袁祖铭要求黔军交还枪械，可袁祖铭虽答应归还，却只承认有百余支土枪，硬是摆出一副要黑吃黑的姿态。刘显世在其间做和事老，婉言请袁祖铭顾及两省关系，退还枪支，但袁却对此置之不理。
　　素来吃惯了霸王餐的唐继尧，这回受袁祖铭如此侮辱，焉能甘心？他遂和刘显世积极筹划回黔复辟来。
　　1923年初，唐继尧派刘显世以滇黔联军副帅的名义，带兵先行进入贵州，在滇、黔大道沿线筹备粮秣，以待大军入黔。2月中旬，大批滇军在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以及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等人的率领下，以拥护副帅刘显世复职为名，陆续集结于兴义一带，至此滇黔战事已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贵阳城里的袁祖铭，其统治却危机四伏。
　　袁祖铭本就是个缺乏政治能力的人，这回接手的又是一个烂摊子，因此当政之后颇有些手足无措。当时人评价他治黔的政绩是“三千散议会，八万赎家严”，“人才龟鳖兔，政策兵烟盐”——前一句是说他强制解散贵州议会，而且极其小家子气，只肯拿出三千块钱给议员们做散伙费，但是他老爹给匪徒绑票，他却一下子掏出来八万块钱赎人；后一句是说他不会用人，施政无方，只会抓军队，贩鸦片，苛征盐税三大政策而已。
　　这回滇军侵黔，他事先未曾料到，所以几乎毫无准备。滇军一路打到安顺西南的黄桷树，才有彭汉章旅的一个营略微抵抗了一下。双方打了两三天，黔军战败，彭汉章逃往贵阳，滇黔道上的重镇安顺遂被滇军占领——后来长征红军进入贵州时，王家烈对来援的滇军旅长安恩溥表扬滇军能战，说曾有一个团的滇军把三个团的黔军撵得满山跑，大概就是指的此役（彭汉章旅加上张亚伯团，恰好三个团）。
　　抓狂了的袁祖铭一面调兵防堵，一面发电质问滇军为何侵黔？外号唐三瞎子的唐继虞回答甚妙，自称本军原是奉命去广西抚慰在外滇军的，不巧“适值副帅刘公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抗拒，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云云。
　　袁祖铭自知在贵州不得人心，此时又见战事不利，更不敢坐守贵阳待毙。他遂于1923年2月26日，找中国银行贵阳分行强提了五万元现金后，率军政人员三万余人向东逃往湘鄂边。
　　到贵定后，王天培主张去广东依附孙中山，袁默然不答。他的核心幕僚张彭年却认为，此时在粤滇军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三部经常派人守着兵工厂，造出武器就据为己有，孙中山即便愿意补充黔军，在事实上也做不到。因此为部队发展计，还是去鄂西投靠老熟人，北洋的吴佩孚好。因此袁祖铭就将部队拉到鄂西去了，恰好此时四川内战再度爆发，吴佩孚遂将这部分无所事事的黔军派到四川去协助杨森打熊克武——这就是袁祖铭入川的原由。
　　袁祖铭逃跑后，贵州遂重入唐继尧掌握之中，与世无争的刘显世虽仅挂个空名，但也自得其乐。指挥滇军侵黔的“三瞎子”唐继虞，成了贵州实际上的主宰者。
　　这一事件，史称“滇军第二次侵黔”。
　　侵黔战事结束后，各部滇军就地驻扎于黔境，划分防区，自委官吏，一应军政费用均由贵州财政支出。驻黔滇军名目上号称三个军，但事实上大不止此，唐继尧为了移祸于邻，把本省的杂牌部队统统调到贵州安置，其中有不少是收编的云南土匪，如吴学显等部，因此纪律极为糟糕，黔省上下苦不堪命。
　　唐继尧所发动的第二次侵黔之役，与四川讨贼军和二军的混战几乎同时。虽然云南从北洋政府手里夺回了贵州，为南方扳回一分，但袁祖铭的离黔入川，却又在压垮四川熊克武讨贼军的战事中，起到了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虽然南、北各争得一省，但就这场博弈的最后的结果来看，贫瘠的贵州和富庶的四川，其得失的后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种后效，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唐继尧不得不为自己的战略失误卖单。
　　袁祖铭协助刘湘、杨森击败熊克武后，即暂以川黔各军总司令的名义驻节于重庆（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黔边防督办），川、黔、北洋一时成了最亲密的盟友。
　　川、黔、北洋三军的大联合，立刻使得唐继尧忧心忡忡。
　　他于1923年初夺取贵州后，原还打算再次染指四川，因此积极派兵援助熊克武。但1924年中，熊克武被彻底击败退出四川后，川、黔、北洋联盟风头大盛，兵强财裕，此时非但四川已不可图，就连贵州、云南也岌岌可危。
　　在川战中投机失败，在侵黔战争中又与袁祖铭结怨甚深的唐继尧，深怕吴佩孚指使川、黔两军联合反攻贵州，甚至入侵云南（事实上吴佩孚也确有此计划，只不过因北方第二次直奉大战随即爆发，未及实施而作罢。但即便如此，联合起来的川、黔军，仍足以对云南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他便积极施展外交手段以分化川、黔、北洋联盟。1924年底，唐继尧通过在滇、黔两省都广有人脉的卢焘牵线，主动派代表向袁祖铭示好，表示愿意将贵州交还给袁祖铭。
　　唐继尧将滇军从贵州撤离，当然不是幡然悔悟打算要创建和谐西南了，他立马就将这部分军队开进了广西……既然往川、黔发展不了，那就往富庶的广东去——此时孙中山北上卧病，随即去世，广东正处于群龙无首之时，滇军十万大军一到，那还不手到擒来？说实话，唐蓂帅这会儿还真没把蒋校长在黄埔岛上苦练的那几个学生兵瞧在眼里。
　　唐继尧图川不成改图两广这个思路本是没有错的，只是他太低估了广西的力量，此时的广西已今非昔比。
　　历来滇军出入滇粤间，大多借道广西，每若无人之境——但那都是陆荣廷时代的老黄历了。此际以彪悍善战闻名的新桂系李、白、黄已经坐稳了广西江山，正手握着日后北伐中号称“钢军”的一干精锐部队到处找茬呢，你唐继尧还当是护国时代的陆荣廷，放两炮就肯让你过去的？所以龙云们马上就要焦头烂额了。
　　
　　谁也没有想到，本来只是偶发的胡国秀旅归乡事件，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引发了近代史上一连串重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原本打算入桂的滇军因此而变道入黔——接下来遭到滇军压迫的黔军则被迫入川——黔军的入川又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熊克武的讨贼军，从而造成北洋系参股四川的严重后果——讨贼军头号王牌战将刘伯承因此受伤退场，从此走上另一条道路——而广西的李、白、黄三杰则因滇军推迟入桂，从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发展时间，终于在1925年发生的滇桂之战中获得胜利，彻底堵死了滇军对外扩张的最后一条通道——而对外扩张的彻底失败所引发的财政危机，立刻又促成滇军的再次内讧，坚持扩张政策的唐继尧最终下台。自辛亥以来一直以西南领袖自居的云南人被迫认命，彻底沦为割据自守的地方军阀，不再参与中原逐鹿——而滇军的战败和割据自守，则为两广的崛起清除了最后的阻碍——于是粤、桂无后顾之忧，乃得以大兴北伐之师……
　　这一系列事件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所以此处乃是非常要紧的地方。
　　可有意思的是，这桩尘封的公案，却又是我们的近代史上每每被人忽略的地方——究起因由，大概也只是因为这桩事里，太缺乏大奸大恶的脸谱，大是大非的辩论吧？
　　
　　1925年初，滇军唐继虞、张汝骥、胡若愚等部相继离黔，将贵州交由自川南下的黔军接防，而老帅刘显世则仍前往昆明政治避难，于是袁祖铭唾手而得贵州。
　　却说凭空捡了个贵州的袁祖铭，他此时坐镇重庆，眼界已然大开，竟然嫌弃起贵州贫瘠狭小来。他不肯自己回去，仅委派其手下的第一师师长彭汉章率三个旅入贵阳接任省长，另委周西成以军事会办名义率所部驻防川黔交界的赤水一带。
　　两三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彭汉章，此次能够当上贵州省长，乃是他的资历帮了大忙。他原是黔军第一团团长，这是黔军中资格最老的主力部队，黔军历任主帅，如王文华、袁祖铭，都是老一团出身。在袁祖铭“定黔”之役中，时任团长的彭汉章积极拥袁，而入川之役中，他又颇有战功，因此得被袁祖铭选中，任为贵州省长。
　　但这个贵州省长可比师长难当多了。和袁祖铭一样，彭汉章也只是个粗有些军事才能，而无政治才能的职业军人。贵州内乱数年，又刚被滇军杀鸡取卵般地掠夺了两年多，彭汉章这样一个丝毫不懂政治、经济，也无士绅人脉的省长，又怎么干得好呢？
　　此时贵州处境极其窘困：本省粮产不能自给，正常财政收入也仅够一个月的军政开销，其余十一个月，只能靠四川每年的盐务补贴四十万元来弥补——也难怪唐继尧要视之为鸡肋，必欲脱手而后快呢！
　　因此彭省长抓耳挠腮，一筹莫展，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就更甭提给重庆的袁祖铭提供什么资助了。
　　
却说刘湘、杨森等人打跑了熊克武后，北洋政府论功行赏，于1924年5月26日任命杨森为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因为这些年来“督军”名头大坏，到处都在高呼“废督”，所以北洋政府也只好改头换面，让杨森当了这么个虽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善后督理），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田颂尧为四川军务帮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一直想当省长的赖心辉，虽最后也投靠了二军，但因为有历史积留问题，所以只得到四川边防军司令兼川军第一师师长的头衔，驻防川中的资中、资阳、内江、安岳、乐至五县。
　　邓锡侯虽在老上司刘存厚的保举下当上了四川省长，但他和杨森本非同一学系，素无甚交情，又深知杨森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个性，因此便知趣地跑到重庆去设立省长行署，把成都城让给了杨森。
　　于是杨森便得以在成都尽情推行他的“新政”。
　　
　　杨森当上了督理之后，随即就把他在泸州那一套新政策扛了出来，这次他的志向还要宏大些，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新四川”。
　　他的“新政”四条是：
　　一、修建马路（这家伙跑到哪儿都喜欢修马路）
　　二、开辟公共体育场（杨督理本人是相当爱好体育运动的）
　　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办教育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四、提倡朝会（大家都看出来了，杨督理确实精力过人）
　　应该说，杨森这些新政策，还是积极向上的，不过他具体做起来就很有些意思了。
　　首先，他把修马路的事情，交给以贪污腐败出名的老同学王缵绪去办（这一点，老同学刘湘和他的看法不同，他的三条禁令是：一不许唐式遵谈马路，二不许王缵绪作打油诗，第三条最缺德，竟然是不许举人蒲殿俊写大字……）；然后，又在成都少城公园内建成了一个公共体育场，这地方原来是满蒙八旗军队驻防的地方，现在是成都著名的人民公园，保路纪念碑就在这个公园内；再后，他又请来卢作孚作通俗教育馆馆长，——不过卢先生在近代史上留下名头，却主要是靠创办经营民生轮船公司；至于朝会么，驻成都的各机关和部队从此每天早上就不得安宁了，闲散惯了的官兵干部怨声载道……你杨森精力旺盛，但总不能让别人也都不睡懒觉不是？
　　可杨督理才不管这些个呢，他全神贯注于下一步新政，那就是：改造成都的街巷，把这个中世纪格局的古老城市拖入新时代的轨道。
　　
　　杨森首先打算把成都的商业中心东大街拓宽成马路，因此下令沿街商家住户一律锯掉屋檐，缩进门面，以便腾出地方来让他施工。不消说，狡猾的四川耗子们谁也不肯吃亏，大家徘徊观望许久，最终结果是谁家也没拆。
　　杨督理这一生气，就不得了了，他竟悍然出动大军来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铁钉子户”——本督理如此不辞辛劳，施行整顿市容，发展公共交通，促进商业贸易的仁政，汝等竟敢消极懈怠，无人响应？
　　果然杨家将一出动，一阵乒乒怦怦稀里哗啦，半条街就没了。倒也没听说有“铁钉子户”跑到衙门前闹绝食的……
　　不过还是有人找上门来讲道理，想对杨督理动之以理。来的还都是些成都城里的头面人物，号称“五老七贤”的——尹昌龄、宋育仁、曾鉴、徐炯、陈钟信是谓“五老”，方旭、赵熙、胡峻、曾培、文龙、颜楷、刘咸荣，是谓“七贤”。这大都是些前清时代就参与“保路”的行家，辛亥年里与赵尔丰都交过手的乱党，所以满以为自己应该够资格跟杨森保下这条东大街的……
　　不过杨督理到底不是赵尔丰，他手下可有十来万大军呢，所以说话也就格外的不委婉：“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此语一出，“五老”、“七贤”面面相觑，哪里还敢再谈什么保大街的话题，纷纷落荒而逃。
这一大群当年的保路英雄，如今却连一条大街也保不住，看起来真象是个笑话。
　　不过这其中有一点点不同：当年他们没有看到鲜血，可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他们没有看到军阀强权，可如今他们看到了；当年他们没有看到崩溃与分裂，可如今他们也看到了；当年他们求全责备，苛求尽美，可如今他们只要一根稻草就可以满足了……
　　初唐的魏征就曾很直白地说过：“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辛亥后十余年的战乱，天下家国的“饥”与“渴”，已足以让这些当年斗志十足的保路人物，化“骄佚”而为“愁苦”，最终在军阀的刺刀下变得哑然无声。
　　淋漓的鲜血，可以让倨傲的头颅低下，崩溃的苦难，也可以让高渺的理想变得现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高傲苛求沦落为庸俗现实的缩影。
　　然而知识分子们要改变两千年来的臭秀才遗风，还有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泪水甚至是鲜血要流——既然这是个大转型的时代，那么从落水狗变成狮子的痛苦，就谁也逃不掉。
　　
　　杨森把马路修好后，便请双流县的一位前清举人江子渔先生为其取名。江老先生人情练达，颇胜文章，欣然将这条路取名为“森威”路——要放如今，大家就该骂他是马屁精了，因为“森威”二字，正好是北洋政府授予杨森的将军名号，文化人哪有这么露骨直白地讨好领导的……
　　不过没过多久，杨森就打了败仗被撵出成都，又是这位江子渔先生，跑出来建议当政者将“森威”路改名。这个新改的名字因为不涉及任何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因此虽有周折，但至今犹存，颇有些“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气魄。
　　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叫做“春熙”路。
　　谁都知道在一张白纸上更容易创造出美丽的画卷——可没办法，转型时代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还说过，生活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是要随时准备付出代价的呢！杨森那个时代的人们，就在付出这样的代价。
　　他们只摊到在一张前人已经涂画满满的纸上作画的命运，于是大家伙儿只好拿出橡皮擦，企图抹掉旧时代的败笔……可这些曾祖父级的老家伙又怎么分得清哪些是败笔呢？他们只读过竖排繁体的子曰诗云，再学了点半吊子的东瀛武功，成天在天朝上国和东亚病夫的自大与自卑中饱受折磨，哪会有我们如今的恢宏眼光和恬淡心境！
　　在抹煞旧时代，涂抹新图案的过程中，这帮承袭了秀才遗风，成天自以为是的老头儿们，没有统一的思路，所以总觉着别人不对。于是他们自己便争执起来，后来甚至还大打出手，相互揍得鼻青脸肿，很失体统——最要命的是，他们打架的理由居然都是为了国家富强苍生幸福！
　　最后拳头最硬，脑子最灵，运气最好的那个老头儿拿起了橡皮擦——当然了，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老头儿——可他虽然拳头硬，但眼界却终究难以超越时代，猴子中的大王也仍然是猴子嘛！
　　老头儿们其实挺不容易的：他要谨慎我们今天就会骂他保守，他要激进我们今天就会骂他轻浮——反正我们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小子总有得骂，我们才不管他们当初是不是眼前一片漆黑呢，不是么？
　　正因为眼前一片漆黑，所以在抹煞旧时代印迹的时候，老头儿们或者局于眼光，或者限于手腕，有时甚至也难免是昧于私心，因而把这张旧画擦得稀里糊涂，但也正是他们，为明天的曙光打开了窗口。
　　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去做恶人不是？
杨森杨督理不幸成为了这样一个轻浮榜样——尽管他创建了日后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但那些成日间流连春熙路上疯狂购物的大妈谁也不会想要表扬他。反正在当时，成都人民是恨死了这多事的家伙，有人还写歪诗骂他：
　　“市镇人缘何太忙，因修马路拆民房。
　　既开通俗教育馆，又辟公共体育场。
　　五老七贤来请求，蛮横督理不买账。
　　无端报馆遭封禁，威古龙丸兴味长。”
　　前三联都好理解，唯尾联有点突兀，因此略作讲解。
　　说到封报馆，则要牵扯到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佐拉”的大作家李劼人。
　　杨森手下红人黎纯一先生，某日热心过度，跑到报社替朋友喻正衡先生登了一则“替男友征女友”的启事。偏生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劼人又看他不顺眼，便在自己主笔的《川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启事，还特意注明定要“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
　　本来这只是文人无行乱开玩笑，可偏生碰上这杨督理也是个妙人儿，很有点神经质——他可是听见小孩子叫“羊子会（杨督理表字子惠）被狗咬死”，就能在防区内到处打狗的主儿——这回自然疑心学了洋鬼子宣传伎俩的文化人存心暗算他，偏偏其中暧昧之处又不好向人明说，于是一怒之下便封了《川报》馆……
　　所谓“威古龙丸”乃是当时市面上出名的补药，有广告词云：“敬告热血男儿，血不热则志不奋，血不足则热不能久，能爱国者须求热血之充分，则热血者须求补血之妙药。威古龙丸补血之第一灵丹也，爱国志士，盍一试之。”大有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包治那病无所不能的气概，至于究竟是何功效，有志诸君尽请自行参详琢磨，反正这混账广告当时是得罪了不爱国青年。
　　至于为什么杨督理对这“威古龙丸”如此敏感，衮衮诸公见仁见智可矣。不过就笔者一点点浅见，杨督理如此身板，大概是不需常吃这药的，所以才会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格外地恼羞成怒吧？
　　
　　除了这些不知该算是“仁政”还是“弊政”的“新政”外，杨督理还大搞个人崇拜，到处钉木牌，上面尽都打些公益广告，诸如什么：
　　“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脚”、“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料，又有尚武精神”、“杨森说：夏天在茶馆、酒肆、大街上以及公共场所打赤膊是不文明的行为”等等，而且起头全是“杨森说”，整一个四川诸侯版的帝王语录。
　　杨督理这些话可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还很认真地满大街派出巡查队，看见穿长袍的就拔出剪刀剪人家衣服，看见打赤膊的就逮住打手心……
　　于是成都城开始从中世纪的市容中走出来——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一切真是充满喜剧色彩。
杨森的口号是“建设新四川”，可这口号其实完全是没谱的——他自己的防区好说，别人的防区那都形同异国，哪能容你老杨去胡乱逮人打手心呢？
　　于是被大一统的光荣与梦想冲晕了头的杨督理蠢蠢欲动，进而开始策划统一全川的大计。
　　此时杨森的部队分驻成都与川东两地，在成都的有王兆奎的三十一旅、王缵绪的三十二旅、补充司令杨淑身的两个团，及相当于团级规模的宪兵大队、手枪大队等。另有郭汝栋的第一混成旅、白驹的第三混成旅、何金鳌的第四混成旅等部，分驻川东万县、忠县、云阳、涪陵等地，总兵力达十万之众。此外他还开办了四川陆军讲武堂以培养下级军事干部，并以王兆奎兼任四川通省团务督办，负责其防区内的团防训练，以在必要时充作补充兵源。
　　于是，雄心勃勃的杨督理，便开始在讲武堂里大言炎炎，高谈什么“强国必先强省，强省必先统一军政”之类的口号。
　　一场以“统一”为名的战争即将开始。
　　
　　杨督理高呼统一军政，当然不只是为了可以到别人的防区里去逮几个人打手心而已。如前所述，一切政治军事行为，都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此时杨森养兵十万，而其防区却只有川西的成都、华阳、中江，以及与田颂尧合驻的潼川和下川东的几个县份。虽然这些县份尚称富裕，但毕竟兵多地小，财政上自然捉襟见肘。因而杨督理仅能给自己的官兵发定量食米和很少的津贴，勉强达到温饱而已。而与此同时，川南盐税年收入却达到近千万元之多，此项收入多由刘湘、刘文辉叔侄掌握，故不由得杨森不眼红。
　　因此杨森积极图谋扩大地盘，尤其是占据川南的盐场地区。他利用自己握有的兵工、造币两厂，大肆扩充经济和军事力量。造币厂加紧铸造成色低劣的银元和“大二百”铜元（在当时，铸造低成色银币和大额铜币，也是诸侯们的生财之道——原因很简单，他们把一块银元变成了两、三块来用了嘛），以扩大财源；兵工厂则将日产量从正常情况下的七九步枪（从口径上看，应该也是仿造的老套筒，即7.92毫米口径的德国1888式毛瑟步枪的中国“山寨版”。不过该枪最著名的中国“山寨版”，还不是质量低劣的成都货，而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造”）一百支，增加到二百五十支，还额外制造些重机枪。
　　
　　1925年初，驻防梓潼的陕军王鸿恩旅奉命移防剑阁、昭化。王旅刚走，第十师师长刘斌便即刻将梓潼据为己有，杨森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利己行为大为震怒——都像你这么搞，还要我这个督理干什么？
　　他遂于2月2日斥责刘斌“移兵潜踞，闭门抗命，犯上作乱”，下令免去其师长职务，同时又命令所部第四混成旅李逢春，第九混成旅范绍增，及补充司令杨淑身等兵分三路进攻驻绵阳的刘斌，从而又一次揭开四川战幕。
　　但好贪小便宜的刘师长可没想到，他手下的团长们却尽都是些墙头草，见势头不对就纷纷倒戈——仗还没打几天，刘师长就跑掉了一半的人马，他只得带着夏仲实旅的两个团辗转到合川投靠保定同学邓锡侯，可邓锡侯怕得罪杨森，也不敢贸然收留他。于是可怜的刘斌只好宣布下野，由部下夏仲实接任第十师师长，夏随后将部队拉去投靠了刘文辉，被派到宜宾驻防。
　　捣乱滋事破坏诸侯行规的刘斌虽然被杨森轻易击败，但刘斌所属的保定系却已开始滋生不满情绪，而刘湘、刘文辉叔侄也在蠢蠢欲动——杨森很清楚，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但他此时握有全川最强大的武力，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为集中兵力，杨森迅速将原驻下川东万县、云阳等地的郭汝栋、白驹、何金鳌等旅集结到成都周边。
　　然后他开始对刘湘叔侄摊牌。在1925年2月底3月初，他以执行北洋政府“统拨盐税”的命令为由，派郭汝栋、白驹和第十六师炮兵团吴行光等部，开赴川南，逼走了原驻自流井的刘文辉部费东明旅，打算独霸自流井盐税收入。
　　对此其他各军立刻作出了强烈反应，尤其是被抢了钱包的刘文辉更是火冒三丈，立刻大造声势，调兵遣将准备援助费东明旅。刘湘极为震惊，急电杨森质问情由，杨森则轻描淡写地回电称：“饥军就食，别无他意。”刘湘不得已（他也清楚，论单打独斗，羽毛未丰的刘幺爸这会儿还不是他老同学杨森的对手），只得出面调解，建议惹事的杨森部郭汝栋旅与苦主费东明旅同驻自流井，盐税暂由他负责对各军公平分配，杨森勉强愿意接受，而刘文辉力不如人，也只得吞下这口气了事。
　　但这事儿显然不能算完。
　　
　　此时南北形势都在巨变中。在北方，第二次直奉大战已于年前打完，杨森的北洋后台直系军阀因冯玉祥临阵倒戈，而大败亏输。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遭冯软禁，吴佩孚则从山海关阵前仓皇败逃，连起家的本钱老三师也给张作霖吃掉，只得从海路一路颠簸到武汉投奔萧耀南。直系垮台后，奉系入关，为了对抗冯玉祥，便把段祺瑞请出来当了个不伦不类的“执政”。
　　这个段祺瑞和直系是死对头，因此对以直系为后台的杨森，自然也不会有好颜色。刘湘遂抓住这一点，派张斯可、乔毅夫到北京，通过曾任陈宦副官长的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和段祺瑞拉上了关系。
　　1925年2月7日，段祺瑞遂依照刘湘的建议，下政府令调整四川各军政首脑职务：
　　改任刘湘为川康边务督办；
　　杨森为督办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不变（这实际上是故意模糊了杨森原有的川军统辖权，将原本地位在杨森之下的刘湘抬到了与之相当的位置）；
　　以赖心辉接替邓锡侯之省长职务；
　　以刘文辉接替田颂尧的帮办职务；
　　另以刘成勋为西康屯垦使兼管民政。
　　这样，邓锡侯、田颂尧退居二线，而刘湘叔侄再加上刘成勋所组成的“大邑系”，及素来喜欢充当打手的赖心辉则站到了反杨的第一线。
　　1925年3月，刘湘等又联名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调杨森赴京任职。随后又密请段祺瑞电令杨森交出自流井盐税和兵工厂，由刘湘公平分配。段执政一一照办，但杨森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发动一场武力统一全川的战争了。
　　
　　4月9日，杨森发表一系列升官令，以王缵绪为第一师师长，王兆奎为第三师师长，郭汝栋为第九师师长，何金鳌为第十师师长，白驹为第十二师师长，吴行光为第一混成旅旅长，向成杰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李逢春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包晓岚为独立第一旅旅长，何畴为警卫第一路司令，郭昌明为警卫第二路司令。
　　再加上第九混成旅旅长范绍增，新编的独立第二旅乔德寿（刘斌手下叛变的团长），和新成立的警卫第一、二大队，宪兵大队等，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人之多，拥有枪支十二万支，重机枪百余挺，驳壳枪四千多支，山炮数十门。
　　这是杨森在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
　　4月10日，杨森大举出兵——和先前的熊克武、刘存厚都不一样的是，他这回是仅以“杨家将”单挑全川诸侯，这胆气那叫一个壮啊！
　　杨森以老恩公黄毓成（唐继尧复辟后，对士官同学颇多猜忌，黄毓成在云南呆不下去，故而跑到成都投了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全军。
　　杨军以王缵绪为第一路总指挥，由金堂、中江出动，占领乐至后向遂宁挺进。驻守遂宁的第八师师长陈国栋被迫率部撤出，撤退途中其部下段容宗、陈能芳倒戈投降杨森，陈国栋见部队解体，只得通电下野。
　　杨军第三路总指挥王兆奎，率部沿东大路进攻赖心辉的边防军。杨军相继占领资阳、资中、内江后，与与赖心辉部主力遭遇。双方激战于内江椑木镇一带，黄毓成也亲临前线指挥。
　　赖省长在椑木镇独力死扛杨森大军多日，其余各路诸侯却全躲在重庆看热闹，不由得赖省长不气急败坏。赖省长大怒之下，就给重庆的列位同党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文曰：
　　“衮衮诸公，槃槃大才；
　　使我上吊，你们不来。
　　时机一到，一起下台！”
　　但抱怨归抱怨，赖省长败仗还是得照吃。其旅长甘德明、团长刘莅冰等力不能支，相继投降杨森，赖心辉只得率余部东逃，杨军遂即占领隆昌。
而在西线，杨军第五路总指挥何金鳌率其第十师及刚投降过来的向康衢、乔德寿等旅，以投诚的刘成勋部旅长陈献周为前锋，进攻刘成勋第三军防地，相继占领了第三军军部所在地新津。第九混成旅范绍增部自成都出发夹击第三军，也连克温江、崇庆、大邑。
　　刘成勋只得率残部取道洪雅、夹江，经乐山、宜宾撤往重庆，依附于刘湘。
　　刘成勋败退后，何金鳌等部乘胜南下，进攻“嘉定王”陈洪范（陈洪范的驻地乐山古称“嘉定”，故名）。守眉山的陈部旅长冷寅东死守不逃，陈洪范亲率两团援军欲解眉山之围，被何金鳌击退。冷寅东只得放弃眉山，退往沐川，后辗转投靠刘文辉，成为刘部主力之一。而陈洪范则率残部分道经犍为、乐山边境，翻越五子山，绕道云南退往横江，其部队从此解体。
　　与此同时，杨军之郭汝栋师，也与刘文辉的第九师在贡井玛瑙洞一带大打出手，刘幺爸不是对手，只得败退回老窝宜宾。
　　杨森同时伸手痛揍三军刘成勋、边防军赖心辉、第八师陈国栋、第九师刘文辉等四家诸侯，这在川军史上还是前无古人的，连鼎盛时期的熊克武也没能办到过。可见他敢于发动这场“统一”战争，并非一时的头脑发热，还是有些实力作基础。
　　
　　杨森独力痛揍“三、边、八、九”诸部，让反杨集团颇为沮丧，连刘湘的老部下，同为速成系出身的李树勋，也以说服杨森停战为由，从泸州只身跑到成都投靠他。
　　这个李树勋，名樾森，号树勋，是川军中出名的“智囊”。民国二年就是第二师参谋长，民国六年任第三混成旅旅长，民国七年又出任熊克武的四川督军署参谋长，民国十年还一度出任第二师师长，算得上是文武兼资。所以杨森对这位老同学相当信任，即任命他为第三军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负责南线战事
　　从4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杨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侵吞了各军防地共七十二县，其军队也增加到十九个师十二个混成旅。
　　辉煌的胜利，使杨森不由得头脑发热起来，他以督理名义发出电令，要求川陕边防督办驻汉中，川黔边防督办驻遵义，川滇边防督办驻泸州——这等于是直接给尚未明确参战的刘存厚、袁祖铭、刘湘画地为牢了。
　　刘湘见军事上占不到便宜，乃转而采用政治和阴谋手段。他一方面派与杨森有宿怨的速成老同学傅西平前往王缵绪驻地，以保荐王为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兼重庆盐运使为条件，说服王倒戈反杨；同时，刘湘又向段祺瑞执政府控告杨森独霸盐税，攻击各军，犯上作乱为由，要求段祺瑞将其调出四川——段执政还真就下令免去杨森在川职务，调赴北京任参谋总长！
　　杨森当然不会跑去北京当什么劳什子的“参谋总长”了，他也很有意思，一方面让黄毓成领衔要求段执政收回成命，另一方面却表示声明自己在成都“遥领”此职。
杨森“统一”全川的第一阶段战事相当成功，但接下来他就晕了头。黄毓成建议他许以厚利，以争取邓锡侯、袁祖铭两部中立，将刘湘和“三、边、八、九”孤立出来欺负。杨森虽然也许诺如邓锡侯肯严守中立，就送他三十万元现金，三十万发子弹，三千支步枪（其中现金立付），但同时他却又大言炎炎地要把自己一直看不惯的袁祖铭撵到遵义去当“川黔边防督办”！
　　与此同时，刘湘也在积极争取邓锡侯、袁祖铭。他帮邓锡侯向段祺瑞要来了四川清乡督办的头衔，并表示打倒杨森后，“速成系”之外的军队可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交给邓——虽然杨森的现金和枪械弹药也很诱人，但杨森的口号是“统一全川”，邓锡侯也清楚他此前痛打“三、边、八、九”的手段总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遂婉言谢绝。
　　而对于袁祖铭，刘湘则许诺每月拨给袁军饷四十万元，并等倒杨成功后，由成都兵工厂优先造两万支步枪和一批子弹补充黔军。
　　虽然黄毓成也曾利用私人关系笼络袁祖铭，但杨森却因为和袁有宿怨，而且轻视其力量，对袁所提出的条件一予否定不说，还派兵将黔军驻合江的穆永康旅逼走——其实天可怜见，袁祖铭的要价实在不算高，他只不过想要分点自流井的盐税而已！
　　因此黔军也只得倒向刘湘。错过了一笔好生意的袁祖铭相当懊恼，在给黄毓成的信中写道：“子惠无玉帅器识，公亦近明珠暗投之陈宫。”
　　
　　随后，刘湘、袁祖铭、邓锡侯及“三、边、八、九”等残部便成立了川黔倒杨联军，以袁祖铭为总司令，刘湘委副总司令。1925年7月1日，倒杨联军下达总动员令，以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等部出东大道西攻成都；刘湘则率部沿长江北岸攻泸州、富顺，以黔军一部沿南岸扫荡杨军后，会攻泸州；邓锡侯部和黔军王天培师则集中于铜梁、大足、壁山等地，作为全军的战略机动部队。
　　而杨森得知各部联合成立倒杨联盟后，也命令各军由大足、青木关、荣昌、壁山、云绵场、永川、走马岗、白市驿等地进攻重庆。
　　自东大道出师的倒杨联军刘文辉、刘成勋、赖心辉三部，于7月2日在荣昌烧酒房、檬子桥、狮子桥等地与杨军遭遇，双方激战四天，联军大败，退往永川，刘文辉险些被俘。
　　7月15日，杨军白驹、吴行光、范绍增等部三路会攻大足，郭汝栋则进军铜梁，打算截断邓锡侯、袁祖铭的联系和后路，以歼灭这两部联军主力。但杨森的好运气也就到头了，在大足城下，双方展开了一场硬碰硬的主力决战。
　　此战中，杨军王兆奎部两个团被邓锡侯军李家钰部击溃，导致杨军全线动摇，纷纷败退。这一仗虽然损失不算太大，但却是杨军大崩溃的开始。
　　7月21日，联军发起全线反攻，杨军再次败退，据守沱江右岸。正当杨森到处调兵遣将，准备挽回局面时，他的主力部队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却忽然通电反杨，宣布服从刘湘的指挥——其实，要是杨军一帆风顺地打下重庆城，就如吴佩孚那句名言的前半句“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历来首鼠两端的王缵绪是断然不敢有什么小动作的。可谁叫王兆奎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吃了个足以动摇军心的败仗呢？于是吴佩孚的后半句话生效了——“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王缵绪和你杨森是老同学不假，可人家和刘湘不也是老同学！
　　王缵绪这一倒戈，杨军立刻阵脚大乱。
　　
　　杨森闻此消息，无异于当头一棒。他在资中召集军事会议，气急败坏地对众将大吼：“连王治易都变了（王缵绪字治易），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主帅如此不冷静，师旅长们就更是斗志全无了。
　　8月4日，联军全线强度沱江，杨军此时军心已乱，各部纷纷溃退。何金鳌退守泸州，李树勋、王兆奎退守宜宾，郭汝栋退往自流井。杨森自己则带着范绍增、白驹等部经荣县退往乐山，同时命驻守成都的向成杰陆军教导队，驻绵阳的杨淑身旅，以及李逢春旅等部队也赶来乐山会合，企图固守以乐山、泸州、叙府为核心的三角地带，以图再起。
　　尾追的联军各部也分别攻占了富顺、自流井、威远、荣县等要点，邓锡侯部自仁寿南下尾击杨军，刘文辉部也追至笋子山与白驹部对峙。白驹手下的团长刘自成倒戈投刘，幸得范绍曾、杨汉域两部赶到增援才勉强支撑住。刘湘则率潘文华、唐式遵两部由重庆乘船溯江而上，收编了退到泸州的何金鳌、蓝文彬（原为刘成勋部下）两部。
　　杨森虽也托人向刘湘请求停战，愿意让出成都，仅求保留乐山、犍为、宜宾等部分川南防地，但无奈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大家都认为这家伙野心太大，是个危险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大家商量后给出的价码是：杨森只可以保留一个营，到白帝城去过流放生活。
　　这倒是和欧洲人把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那岛的待遇差不多。
可这会儿杨森哪有闲功夫去琢磨拿破仑！
　　刘湘手下的潘文华师，此际正在向犍为迂回，企图切断他的后路，所以杨森只得匆忙逃命。他遣散了向成杰带来的陆军教导队，也不等兄弟杨淑身和李逢春两旅赶到，便带着手枪、宪兵两大队和杨汉域、范绍曾两部约万余人撤往犍为。
　　都败到这个地步了，他还死要面子，通电称：“离嘉（定）非不能战，实不愿战也。”
　　他这一走，乐山城中众杨军顿时群龙无首，等杨淑身和李逢春两旅赶到后，城中共乱哄哄地聚集了近万杨军。此时刘文辉收编的夏仲实旅已进抵乐山对岸的篦子街，又从岷江上游偷渡直抵乐山北门，切断了杨军的退路，而另一支刘军冷寅东部，也进抵乐山对岸的大渡河边。而同时，邓锡侯手下的陈鼎勋、李家钰两部也于占领青神后，进逼至城下。
　　乐山杨军已成瓮中之鳖。
　　
　　此时城内杨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当属总指挥黄毓成。
　　他召集众将会议，计划突围南下，打算在不得已时进入滇境。但带兵的旅团长们却各怀异心——李逢春已经准备好要投靠同样也姓李的李家钰，刘春山则和刘文辉拉上了同宗，所以都不肯吭声。就连杨森的亲兄弟杨淑身也不肯拼死一战，说大家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川军自成军以来，招降纳叛成风，成分就从来没有纯洁过，所以素称难带。此刻即便杨森本人亲在城中，也未必能让这帮三心二意的家伙拼死卖命，何况是初来乍到的云南人黄毓成！黄毓成见事不可为，伤心不已，竟痛哭流涕起来。
　　大家伙才不管这个找不到新工作的云南人伤心不伤心呢，纷纷各显神通，积极联系新东家跳槽。最后，乐山近万名杨军全被刘文辉、李家钰两部收编，黄毓成则大骂着“子惠孺子不可教”，只身上了峨眉山的万年寺避难。
　　可一回头，和他有旧的邓锡侯，就派人上山以礼相待，把这个死硬份子请了下来，还厚赠了一笔盘缠，礼送到上海当寓公去了，从此黄毓成就脱离了军界。
　　由此可见，川军内讧确实是“神仙打仗，百姓遭殃”。也难怪虾兵蟹将们都自求多福，不肯卖命呢！
　　
　　杨森带着范绍增、杨汉域两部以及手枪、宪兵两大队沿岷江南逃，经清水溪到达宜宾上游四十里的牛喜场。此时宜宾城尚在杨军手中，守城的是负责南线战事的第三军军长兼副总指挥李树勋，和刚打了败仗的王兆奎及喻孟群、谢秉之等部，尚有相当实力。
　　杨森打算掌握住这部分军队，再加上他手里的万把精锐，上联乐山，下接泸州，扼守岷江、长江防线（此时他还不知道乐山守军已经纷纷投降），如能一战力挫倒杨联军，则尚有资本通过和谈取得川南地盘，以图再起。
　　所以他便召集在宜宾的各部将领，于9月9日至牛喜场开会共商大计。
　　孰料李树勋此际见杨森败局已定，已萌异心，打算取他而代之。他便以杨森如到宜宾，恐将招致联军攻击为由，拒绝其进城。作为替代方案，他建议杨森带杨汉域、范绍增等部进入云南图发展，一应粮饷由他负责，而川中残局则交由他来收拾——还说待局势稳定，再迎接杨森回来主持大局云云。
　　这最后一句，算是那年头下属驱逐上司最常用的委婉说辞了。
　　
　　杨森何等样人物，哪能听不出李树勋这话中意味！
　　他大怒之下，便指着李树勋骂道：“你简直是逼王要印！”李树勋也满不在乎，便带着七个弁兵，坐藤轿离开牛喜场，自个回宜宾去了。
　　可他再也没能活着回到宜宾城。
　　这一行人走到距宜宾城十八里的石马溪时，遭到伏击，李树勋连藤轿都没来得及下，便中乱枪而亡。
　　这桩谋杀案，是土匪出身的范绍增干的。杨森在与李树勋磨嘴皮子时，已起杀李之心。他密令范绍增派营长廖开孝率部潜至石马溪埋伏，而范本人则赶往宜宾，逮住李树勋的参谋长童毅公等人赌钱，以稳住李的部队，所以李死后，宜宾城中部队倒也没出大乱子。
但杨森杀李之举，实在过于唐突（在川军中，历来没有绝对的权威，逼王要印的事情屡见不鲜，但通常都是以其中一方退让或大伙儿协议分家而告终。所以大家彼此间没有血海深仇，通常隔几天就能凑一块打麻将，回头重新合股揍别人的也不少见。但像杨森这么一言不合就拔刀子杀老同学的事情，实属罕见，完全是滇、黔一派恶习流毒），因此把不明所以的王兆奎、喻孟群、谢秉之三人给吓得够呛，他们从此对杨森便避而不见。
　　杨森见宜宾人心不附，部队也掌握不住，大有穷途之叹，只得折向西南，经李庄渡过金沙江，抵达横江，想去云南北部山区占山为王。无奈此际唐继尧已派兵严守川、滇边境，他手下的官兵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去云南受苦，杨森无奈，只得通电刘湘、袁祖铭等人认输，表示愿意接受他们解除兵权，下野出川的条件。刘湘、袁祖铭也就不为已甚，随即通电各军保护杨森出川。
　　杨森临行前，把手枪大队交给杨汉域，宪兵大队交给范绍增，算是对这两个忠心耿耿跟他到底的手下的报答，还让他们结成盟兄弟。
　　10月上旬，杨森脱下军装，在宜属江安登上“金沙江”轮，沿江东下，刘湘还特以老同学关系，赠送旅费十万元——这刘湘可比杨森厚道多了，不是么？
　　
　　杨森走后，杨汉域、范绍增两部也只得自寻出路，带着万余人枪投靠了赖心辉。范绍增还向赖心辉保证：只要杨森不回川，我们就永久跟着你，决不食言——大有些关二爷屯土山，约法三章降汉不降曹的气概。
　　看起来，这范绍增对杨森倒也还算忠心耿耿啊？
　　其实，这完全是逼出来的。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子，荣辱与共死硬到底不投降，本在情理之中。可这范绍增才跟了杨森一两年，如此忠心又是哪一出呢？
　　这就要从头讲起了。
　　话说这位范绍增范旅长，在川军中有个绰号，叫做“范哈儿”，所谓“哈儿”，是四川方言，即是“傻子”的意思。江湖中人都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有假，但绰号不会有假，由此可以想见其人做事，必定有些不可思议之处。
　　比如说，同是给小老婆带了绿帽子，杨森是让弁兵把肇事者骗出门去悄悄毙掉，对外宣称是去英国留学了，眼不见为净；范哈儿则是大发雷霆，把肇事的一对人儿抓来跪在面前，先吓个半死……然后再干瞪眼，想了半天却对人家说算了算了，我认你当干女儿，认那小子当干儿子，再陪笔嫁妆——你，就跟他去吧！
　　所以他亲家翁之一的王缵绪，才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奇——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啊！
　　
　　当然，那些闺阁恩怨只是小节，作为一位土匪出身的军阀，我们主要还得是看他的鹰扬事业。
　　范哈儿是个典型的生前不出名，死后天下知的人物，托了影视传媒的福，在军长满街走，师长多如狗的四川军阀中，如今他倒成了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大有压倒刘湘气死杨森的势头——所以就让人不得不浓墨重笔写上一写了。
　　这位哈儿先生，乃是四川大竹县清河场人氏，上海滩大老杜月笙的亲家，也是杜老板打牌九时联手作弊骗人美元的老搭档。
　　此公在川军中地位不算顶高，但其一生颇富喜剧色彩，江湖气相当浓重，轻财仗义，是个性情中人，同时也是川军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袍哥大爷，兵匪一家的典型。所以编剧们也特别偏爱他，于是以他为原型的方言连续剧《傻儿师长》系列便天下闻名了。
　　这位老兄从小好赌。家里送他读私塾，他不好好念书，倒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泡在赌场里。结果书没读出来，却阴差阳错地练出了一手好赌艺，在川军中出类拔萃不提，就连他上海混混出身的亲家翁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其手段高明——杜老板是出了名的身体不好，所以玩牌九只能熬到十点钟，下半夜撑场子就全靠范哈儿了。想想看，能给上海滩第一牛人杜老板撑场子，那得要多深的功力？就这一条，咱们还真不能说他虚度了光阴。
　　可他祖父却看不到未来。
　　这位在统一时代度过了大半生光阴的老太爷，思想当然是传统的。他习惯性地认为，只有饱读诗书才会有出息，于是每每教训孙子——其手段恐怕也不见得温柔。
　　当一种旧经验顶用的时候，人们就会尊重它，可要反过来呢？人们就会嘲笑它，甚至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安度晚年。
　　范哈儿就是这么干的。

在十三岁那年，正处于叛逆期中的范哈儿，某次被老太爷打急了，在情急之下竟然失手误伤了老太爷。
　　以下犯上，这还了得？范老太爷怒气攻心，立刻叫人把孙子捆起来，扬言要活埋他。可巧当天老太爷伤的是眼睛，目不见物，于是参与活埋行动的亲戚朋友们便忽悠他，才将范哈儿埋了半截，就说埋完了，于是范哈儿才得以大难不死。
　　事后，他母亲偷偷塞给他一块钱，含泪让他自谋生路去。初中一年级生岁数的范哈儿走投无路，左思右想，自己也只有赌博这一门技能而已，于是便慕名逃到袍哥大爷张作霖（和东北长大帅同名而已，运气可就差得远了）处投靠，给开赌场的张大爷看场子，就此加入了袍哥组织——按照二十四史中的春秋笔法，这位大老的早年可以这么描述的：
　　“范公字绍增，名舜典，号海廷，蜀之大竹清河场人也。少有豪侠气，与诸少年游（在史书中，这个“少年”意即街头流氓混混，不是好字眼），磊落慷慨，不事产业，精博戏，好酒及色。年十三，为邑豪张作霖主博肆，有能名……”
　　总之，他正是具备了二十四史上一切英雄好汉早年都不务正业的特殊品质。
　　
　　他投靠的这位袍哥大爷张作霖，同时也是同盟会员（那时候的同盟会员和袍哥大爷，经常也是不分家的，比如说中山先生本人就是洪门大哥）。他靠开赌场敛钱，有了钱就买枪，有了枪就去打劫商旅，抢来的钱再买枪……
　　因为经营有方，张大爷数年间便成了拥有千把人，一两百支枪的一方土霸王，见天下英雄鹊起逐鹿，他便也欣然举起了造反的旗帜。
　　但糟糕的是，他是在1913年造袁世凯的反……因为黄历不对，所以他的队伍很快就被拥袁势力吃掉了，其本人也被干掉——干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范哈儿日后的同事，目前在川军中当营长的吴行光。
　　范哈儿侥幸逃脱，又召集来两三百兄弟伙，把原先藏在棺材里的一百来支好枪取出来，重操旧业，占据了达县、渠县、大竹三县交界处的山林，继续做抢人的山大王去了。
　　他这山大王，一下子就当了两三年。
　　这段时间里，西蜀英雄鹊起逐鹿，所以谁也没工夫来认真剿他。偶尔县属警备队不得不出来敷衍一番的时候，人家也会先给他打招呼，请他移驾邻县暂避风头，这样双方不伤和气，警备队也有得交待。当然他也免不了要掏上个两、三百块钱，请警备队的兄弟们打打牙祭。
　　因为大家有了这层利害关系，所以尽管官府一再明令围剿，但他却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县城观光玩耍，还有警备队给他护驾，好不得意。
　　这会儿在达县城里当绥定府警备司令兼达县警备队长的，是位姓王的宣汉人。别看王队长1915年才从成都警备军官学校毕业，年纪只有二十八岁，但人家可是辛亥前就参加过“保路运动”，辛亥后又干过北伐大队大队长，宣汉县团练局局长的大人物。

回头川军东征宜昌，虽然吃了败仗回来，但因为打的是外战，所以即便是败将们，也个个雄赳赳的。万县各界设宴邀请军官们，第二师的饶国华团长不知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居然在席上大骂起范哈儿来，说他过去当过土匪，抢过人，有钱，要抓他。
　　可是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同在刘湘部下当团长的魏甫臣，就觉着饶国华这是在指桑骂槐了——说来也巧，他也是抢人出身的，所以难免神经兮兮。于是他就悄悄跑去跟范哈儿讲——饶国华这龟儿子，明说你暗是说我，此仇非报不可。
　　范哈儿这会儿正在自卑呢！他自觉一不是什么军校出身，二又没有参加什么党派，虽在军中拼死出力，却最终还是要受人排挤，深感前途暗淡，正在灰心丧气打算要脱下军装回家当土财主。但被这魏甫臣一激，他顿觉恼羞成怒，土老财也不要当了，一门心思就想找饶国华的麻烦去……他妈的，什么“强盗收心好做人”，在老子是做不到的！
　　最后，刘湘手下的魏甫臣团长借给范哈儿二十支手枪，一百名便衣兵，熊克武手下的旅长杨春芳，也借给他二十支手枪，一百名便衣兵。于是，一支专找饶国华麻烦的“联军”就此成立。
　　杨旅长为什么也要趟这滩浑水？说来很简单，因为那天宴席上他也在场，而且他也是抢过人的……
　　
　　事实再次证明，被强盗惦记着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尤其是强盗还有两个内应在你身边的时候。
　　懵懂中的饶国华团长，满以为进了川就是自己的地盘，所以行军途中也不是很警觉——他不知道，在魏甫臣和杨春芳的帮助下，范哈儿对他的行军序列和日程表可是一清二楚……
　　等他队尾的两个连到达分水镇时，已近黄昏，大家伙走了一天，又饿又乏，遂就地造饭。可这顿晚餐还没吃完，一群绿林好汉就呐喊着冲了出来，两连官兵毫无戒备，全被缴了械。
　　不消说，干这单买卖的正是胆大包天的范哈儿。
　　范哈儿抢了饶国华的枪械，又召集附近各县的袍哥兄弟和大小股匪，编成一个团，自称团长，投到杨春芳的手下。刘湘得悉范哈儿竟敢缴他的枪，大为震怒，便派李树勋带队进攻杨春芳——闯了大祸的范哈儿倒也仗义，掩护杨春芳往石青阳的防地撤退，他自己则大打麻雀战，零敲碎打又吃掉了李树勋一百多条枪……
　　所以后来杨森专找他去干掉李树勋，是大有道理的——因为仇人相见，才分外眼红嘛！
　　
　　在一、二军之战中，杨春芳配合熊军进攻下川东，打跑了第二军部队，全旅遂移驻丰都、忠县一带。
　　随后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援下回川，与熊军激战于万县一带。消息传来，范哈儿认为熊克武总是拿他们当外人看，只利用而不补充，乃建议杨春芳投靠杨森——于是接着就有了杨春芳忠县倒戈，导致万县熊军后路被切断，只得仓促撤退，连重庆都一股脑而丢掉，再然后刘伯承被指责作战不力，遂萌生离开讨贼军之念这一系列事件。
　　然后，杨森败退万县，杨春芳又投降石青阳，接下来杨森反攻，熊克武战败，杨春芳再投降杨森……
　　那几天，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些日子里，杨春芳因忙着抢泸州地盘，所以只让范哈儿这一个旅跟着杨森在成渝之间来回打。而范哈儿也确实肯卖命，敢打硬仗，所以杨森对他也就格外器重，进成都城后，任命他为第九混成旅旅长，全旅换成一色的新枪——范哈儿出道十余年，还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瞧得起他的东家呢，所以那叫一个感激涕零哪！
　　不过这一阶段里，范哈儿的所谓“能打”，也很是有点瞎猫撞上了死耗子的运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唉，都是出身惹的祸：首先，这个山大王没进过正规军校，所以打起仗来也格外不守规矩，科班生们不适应他的蛮横打法在情理之中；其次，战线对面从来也没有他的同学校友，人家就算想劝降，也没门路找上他，所以排除了一切场外干扰的选手，自然表现会好些；最后一条，因为对面没有熟人，所以他下手从来也没什么好顾忌的，啥阴招狠招绝户招都敢使，甚至手上还有一条速成系的人命案底……
　　所以刘湘才会说出“其（杨森）所属各部队，除范绍增匪部必须解决外，都一视同仁，予以维持”这样的话来呢！
　　人家压根儿就不肯承认他是正规军，干脆连“缴枪不杀”都省了。你说这种情况下，范哈儿不死扛到底还能咋的？
杨森被打倒后，刘湘带着一众诸侯跑到自流井开善后会议，新的矛盾又开始滋生。
　　两里不到的自流井市街上，一时冠盖云集：刘湘驻大夫第；刘文辉驻牛氏巷倪公馆，他的大邑老乡刘成勋也驻牛氏巷，在李公馆；袁祖铭驻双牌坊；赖心辉驻商会；邓锡侯驻同心井；吕超驻张家祠；其他如潘文华，唐式遵等都在，只有田颂尧没有亲到，由他的副手孙震代为出席——算下来，自流井大街上平均不到两百米就有一位川军大老。
　　会议上，刘湘坚持按照段祺瑞政府的8月电令来执行盐税分配，这个8月电令是：“所有川省盐税概归四川军务督办刘湘统一提拨，井（自流井）、渝两处所发税单非由督办署提拨者概不生效。”所以其他各家诸侯，尤其是在倒杨战争中因大肆收编，而财政立显窘迫的保定系邓锡侯、田颂尧等，对此极为不满。
　　交待完了盐税问题后，善后会议又转到成都继续开，这回又轮到袁祖铭不高兴了。
　　先前打杨森的时候，刘湘不是曾向袁祖铭许诺，要给他造两万支步枪和大批子弹么？袁祖铭可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不是？这回川军众将集中成都开善后会议，就有人提出来，说这兵工厂简直就是四川的祸乱之源，不如干脆关了算了！成都士绅耆老及省议会也纷纷支持此议。
　　刘湘自己在此战中收编了不少军队，消化起来还需要些时间呢，自然也不反对，可袁祖铭却认为刘湘成心背约，要欺骗于他，因而负气返渝。
　　而更让袁祖铭火上浇油的是，连他自己掏钱从汉口购买的一批军械，运到夔府时，也被刘湘的潘文华师郭勋祺旅扣留！
　　同时呢，杨森旧部王兆奎师，原本已经被刘湘的王陵基部收编，却在袁祖铭的策动下，从长寿逃到綦江投奔了黔军。刘湘对此也不可能很高兴吧？
　　因此双方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增加己方的筹码，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杨森。
　　
　　却说杨森小半年前痛哭流涕地出川后，无处可去，只得厚着脸皮又循老路跑到汉口去投玉帅吴佩孚。
　　吴玉帅虽在1924年秋冬之交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狠狠跌了一跤，伤得不轻，但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现如今还是比杨森家底厚实些。他很慷慨地给了杨森一批军械饷款，委他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让他回川重新收拾旧部。
　　眼见杨森又活了过来，袁祖铭、邓锡侯、田颂尧便纷纷与他联系，希望他回川收回被刘湘收编部队，以达到瓦解刘军的目的。
　　而刘湘又岂能让他们轻易得逞？他也让其驻汉代表乔毅夫出面，以老同学的情分劝说杨森与自己合作。杨森思来想去，到底袁祖铭更不讨他喜欢，刘湘虽然也不可爱，但毕竟是老同学，做人也厚道些。
　　于是他决定，还是和刘湘合作
就当杨森在汉口辗转反侧思来想去的时候，袁祖铭已从成都回到重庆。他立刻集结兵力，准备先拿驻川东的刘湘部队出出气。1月29日，他突然对刘湘驻渝部队发动袭击，刘部猝不及防，驻在城中的第十师长兼江北、巴县城防司令鲜英，仅率得一个营仓皇逃出。1月30日，黔军又攻占川康边务督办公署，接收刘军驻渝各机关，收缴守卫队枪械，并派队追击撤退中的刘军……
　　这一事件，被称为“江巴事变”
　　可偏在这要命的时候，刘湘本人却滞留在大邑老家联系不上！
　　川东刘军潘文华、李雅材、蓝文彬等部以群龙无首，兼之力不能敌，只得退出重庆，撤往壁山、垫江一带暂避风头。黔军遂完全占据重庆，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重庆附近的永川、江北、巴县、长寿、涪陵等地。
　　刘湘得知袁祖铭不辞而别后，情知不妙，也于1月14日急急赶回成都，准备去重庆指挥部队，但却被驻隆昌的原杨森手下白驹的部队挡了驾。接着重庆丢失，所部主力被分割于上下川东等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那几天可真是急煞了刘甫公。
　　可乔毅夫随即从汉口传来了好消息，杨森同意与刘湘签订“丙寅公约”，他的价钱是：刘湘在倒杨之战中收编的原杨森部队，一律归还原主；刘湘欢迎杨森回川指挥所部及川东刘军共同驱逐黔军，收复重庆，将上下川东连成一片，今后刘、杨二人合驻重庆，下川东地区划为杨森所部防区。
　　正火烧眉毛的刘湘，对此当然一口答应。为了表示诚意，刘军主要将领如潘文华、唐式遵、李雅材、王陵基等也纷纷致电杨森，欢迎他回川讨袁。
　　杨森见时机已成熟，遂于1926年2月17日辞别吴佩孚，从汉口乘“镇峡”号兵舰前往宜昌再转万县，吴玉帅还特意设宴给他饯行。
　　
　　杨森虽然回到万县，但他的各部主力，此刻也同样被黔军堵在重庆上游。他遂大耍花招，继续保持和袁祖铭的暧昧关系，同时要求黔军同意让他的老部队借道东下——要不然，大家怎么合作呢？
　　袁祖铭这个没脑子的家伙，很慷慨地答应了，历来小气的他居然还下令沿途各县替杨军筹备粮秣，补充给养！
　　于是在上游的杨军旧部郭汝栋、白驹、吴行光、包晓岚、范绍增、杨汉域等六部，从3月23日开始，在郭汝栋的统一指挥下，经壁山等地向下川东移动，于3月29日全部顺利抵达忠县、万县一带。
　　这在当时，号称“六部东下”，至此杨森总算收回了自己在“统一之战”中丢掉的部队，又有了参与四川逐鹿的本钱。
　　
　　郭汝栋等六部抵达后，老二军系统空前团结，声势大振。杨森在万县打出四川讨贼联军总部的牌子，委任唐式遵为讨贼联军第一路右翼总司令，潘文华为左翼总司令，另委陆续抵达万县的李雅材、王兆奎、王陵基、杨淑身、向成杰、魏甫臣、王仲明、杨国桢、郭汝栋、何金鳌、白驹等人为师长，吴行光、杨汉域、杨铭、喻孟群、范绍增、张邦本、包晓岚等为旅长，袁葆初为警卫大队长，夏炯为将校队长，部队迅速扩充到十余个师，约六十多个团，拥有人枪七万之众。
　　整理好部队后，杨森立即向袁祖铭、邓锡侯等两个“盟友”摊牌——他以“兵多地狭”为由，请邓锡侯让出广安、邻水，又请袁祖铭让出丰都、长寿，同时还派第六师魏甫臣部进占开江，打算图谋刘存厚的地盘。
　　自以为是与世无争的刘存厚，闻讯大吃一惊，急电向老部下邓锡侯、田颂尧求援。邓锡侯、田颂尧立刻各调一旅增援，杨森才悻悻住手。
　　到这时候，袁祖铭才算看明白杨森的用心！他情知黔军处境险恶，遂急调时任远在贵州的嫡系师长彭汉章，以及川黔边防军第二路司令贺龙、第四路司令罗觐光等部星夜来援。但在黔军援军到来之前，杨森已经从下川东发起了攻击。
　　黔军势孤，只得撤出忠县、丰都，但杨森继而又提出新要求——黔军让出长寿、江北、巴县，并交出此前强占的刘湘在渝一切收入款项……
　　这显然是袁祖铭无法接受的，于是杨军便以此为借口，继续沿江西进。
　　而成都方面，眼见刘湘、杨森合作，二军系统重振，为求生存计，刘文辉、赖心辉等也纷纷表示愿支持刘湘。刘湘遂派王缵绪率蓝文彬、鲜英等部进攻驻永川的黔军王天培部，与杨森东西呼应，摆出会攻重庆的架势。
　　黔军各部屡战屡败，重庆三面被围，袁祖铭只得乖乖认输，于6月间率黔军南渡长江，经綦江退往贵州。
　　这一回，四川耗子们又胜利了。
　　

这会儿，已经是1926年的仲夏了。
　　就在这一年的7月，在遥远的南海之滨，一群年轻人高唱着“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冒着酷暑，开始向北踏上伟大的征程。那是一曲英雄时代的史诗，是沉睡的狮子醒来时的咆哮。
　　这场由南至北纵跨中原大地的远征，在近代史上被称为“北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北伐，但只有这一次，是永远不用加上什么“元嘉”、“绍兴”、“开禧”这样的年号，或是“祖狄”、“刘裕”、“吴明彻”之类的人名做前缀的。
　　因为这次“北伐”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史上的任何一次“北伐”，以至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将她清楚地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而无需额外加以说明。
　　于是，从那时起，新时代的曙光，渐渐开始从地平线上冒出，黑暗时代终于一步步离我们远去。这时上距旧帝国时代的崩溃，恰好十五个年头，而她所掀起的暴风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说业已平息。
　　
　　袁祖铭退出四川后，才发现老家贵州也不是那么好回去了。
　　先前他曾委彭汉章为贵州省长，驻省城贵阳；周西成为会办，驻黔西北的赤水、仁怀、习水一带。然而省长彭汉章治军治政均无方略，所部纪律败坏，辖境怨声载道，而且上任至今，军队实力也没有像样的发展；与此同时，周西成在黔西北却搞得红红火火。周西成所占据的地盘，原是川黔之间的重要商道，只是因为兵匪扰攘，所以顿显萧条。因此他到防后，便大力肃清土匪，发展贸易，收入即随之大增。故而他不但有余力支持袁祖铭，还自己开办了兵工厂，办起军事学校。但随着实力的增长，他也渐对省长职位产生了觊觎之心。
　　两相比较之下，正在四川参与混战，急需贵州后援的袁祖铭对彭汉章当然不大满意，为了获得后援，且平息彭、周之间的矛盾，他遂令周西成与彭汉章对调职务——由彭去当会办，周来当省长。
　　周西成于6月间方才进入贵阳接任省长职务，却不料袁祖铭也忽于当月兵败川东，走投无路之下竟打算要回老家来！对此周西成当然不乐意，于是他便力称袁祖铭是国家大器，不应该局促贵州穷乡僻壤之间，应该出而领袖西南，进而问鼎中原——至于贵州么，交给他来经营就可以，袁祖铭向外发展所需的军费、兵员、后勤补给等，都由他来承担。
　　袁祖铭本就是个好高骛远的人，闻此一说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他便率彭汉章、王天培两部进入湘西。就如滇军历来轻视广西一样，黔军也同样轻视湖南。湘西的洪江一带，更是被黔军视为外府，所以这回袁祖铭也不跟赵恒惕、谭延闿们打招呼，自个儿就占了湘西地盘，委任官吏，强提税款。
　　
　　在1926年的6月里，袁祖铭还算是北洋吴佩孚的人（他手下刚丢了贵州省长职位的彭汉章，在6月25日还曾宣布就任吴佩孚委任的“黔湘边防督办”呢），可到了7、8月间，眼见北伐军连战皆捷，他就立刻换了立场。
　　北伐军攻占岳州后，袁祖铭接受北伐军任命的左翼前敌总指挥职务，彭汉章就任第九军军长，王天培就任第十军军长——于是他们也变成了北伐军，于9月中旬开始进攻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据守的公安、石首一带。
　　而周西成也不甘落后，他见北伐军连战皆胜，便也见风使舵，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所任命的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之职——虽然也号称参加“北伐”，可是他的军队却一直没有出过贵州。周西成的政治能力比袁祖铭和彭汉章都强一些，其部队也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掌握得比较牢，因此居然颤悠悠地坐稳了这西南最不稳当的一把交椅。
　　因为周西成是贵州桐梓人，所以他这一系统又被称之为“桐梓系”。“桐梓系”至此完全取代“兴义帮”，成为西南割据时代里贵州的末代诸侯。

而袁祖铭的好日子也终于到头了。
　　北伐军第八军，是唐生智所统帅的湘军，他对黔军占据湘西极其不满，遂要求黔军移驻鄂西。但袁祖铭历来轻视湘军，竟然置之不理。唐生智遂命其教导师师长周斓，于1927年1月31日，在常德请袁祖铭赴年宴，这自然是一出“鸿门宴”。自大惯了的袁祖铭不疑有他，慨然赴宴，结果当场被捕杀，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参谋长朱崧、师长何厚光（就是他当年刺杀王文华的那位表弟）。2月6日，他的心腹大将彭汉章也在汉口被捕，随即被送到长沙枪决。而另一位大将王天培，也只多活了一年多，他在1927年9月2日，被蒋校长处决于杭州西湖畔。
　　唐生智杀袁祖铭等人的理由是“勾结吴佩孚”，蒋校长杀王天培的理由则是“不听指挥导致北伐军徐州之战惨败”，这两条貌似毫不相干。可到了1931年，国民政府给王天培平反时，却闪烁其词地来了这么一句：“有人妒贤嫉能，谗言惑上。”
　　那几年，够资格“谗言惑上”，以“莫须有”之罪诛杀一位军长的人，实在不多。
　　所以坊间传言，这两起谋杀案，何应钦何总长恐怕都难逃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北伐时代，他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等要职，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又成了黄埔学生军的掌门人，以他对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等人的宿怨和手握的权力来看，这一切并非不可能。
　　袁祖铭死后，他的残部一部被包围缴械，一部在李燊的率领下退往川、湘、鄂三省交界处，后被北伐军收编为第四十三军。
　　而这个李燊，和周西成还没个完。
　　
　　回过头来再说四川。
　　在驱袁之役中，杨森虽然东山再起，但实力已大不如前，他深知刘湘不会让他染指重庆，因此迟迟不去重庆，一心经营起下川东各县来。他又搬出当年在成都所施行的那套新政，大兴土木，提倡新风，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其总部所在的万县，经营成为四川除成、渝之外的第三大城市。
　　1926年8月20日，杨森收到了一封北京来信。写信的是他的熟人，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李校长打算介绍一位年轻的留法学生到他这儿来工作。
　　这位留学生是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回国后又于1923年入北京的中法大学学习。此后他就一直留在北京，积极组织和参与学生运动——所以极其反动的奉系军阀，近来渐渐盯上了他，他在北京处境危险——危险到什么地步，只要看看当年北京城里两位颇有影响力的大记者之卒日就知道了：邵飘萍，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1926年8月6日。这都是被奉系军阀胡乱扣上一顶“红帽子”，便给草菅人命了，更何况他本来就戴着“红帽子”呢！
　　因此他的导师李大钊便建议他回老家四川去开辟新天地，还请自己的老朋友，时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给他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找杨森——但李大钊自己却没有离开，以至于在次年4月28日，与其他二十余位戴“红帽子”的朋友，被奉系军阀杀害。
　　可巧杨森的秘书，就是人家要帮他征女友，以至于闹出“威古龙丸”事件的喻正衡——他也是个留法生，和乐至人还是同学。于是杨森就把乐至人留在司令部工作，给喻正衡作伴。
就在法国留学生到万县的第九天，地方上出了件大事儿。
　　1926年8月29日，杨森手下的宪兵队长孙恒，由云安厂提得数十箱银元，转道云阳打算运回万县。正值英商太古公司 “万流”号客轮从宜昌去万县，恰好抵达云阳，因地方上没有合适的码头，遂停在江心招漂接送旅客。
　　和其他乘客一样，孙队长也雇了三只木筏，准备带着他的兵和钱箱递漂上船，顺路回万县。孰料“万流”轮见这批人持有枪械，人数又多，竟疑心是劫船的土匪，遂不待孙队长的筏子靠上，便猛开快车企图逃离，将三只木筏浪沉。这起恶性事故，导致杨军宪兵第二大队官兵淹死五十八人，枪支损失五六十支，银元漂没八万五千元。
　　怒火冲天的孙队长，立刻就向杨森打电话报告了情况。
　　说起来，这艘“万流”轮，肇事浪沉军民船也不是第一回了。此前在上游的丰都立时镇江段，它就曾撞翻过一条划子，导致杨森部营长田雨亭、勤务督察长张复初、田云等三人淹死。而另一条英商怡和洋行商轮“嘉禾”号，也积有案底，它曾在涪滩地方撞沉木船一只，淹死杨森部第十师差遣张泽瀛及士兵谷迪良、崔英保等三人，沉没饷款二十万元。
　　甭说这些小军官，就连杨森手下头号大将郭汝栋，也受过英国鬼子的恶气。稍早些时候，郭师长从万县总部回防地涪陵，懵里懵懂地带了几个武装弁兵上了条英国轮船，结果一上船就被护航的英国大兵缴械。郭师长下船不得，只得忍气吞声，一路咬牙切齿地回到宜昌，但事后他可没少向杨森发牢骚。
　　杨森当时对此事件的评价是：“欺人过甚，奇耻大辱！”
　　和其他军阀一样，杨森也从来不喜欢招惹洋鬼子，但这一回，他可真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决定要强硬一下。
　　
　　此时，北伐军正与吴佩孚的北洋军激战于湘鄂间，“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云霄，杨森虽然还在支持吴佩孚，但也很受了些鼓舞——更重要的是，他的把兄弟，当年的滇军名将朱德，也恰在这时候赶到，对他大讲天下形势，并极力支持他对英国人用强。
　　话说当年朱德出川赴欧前，杨森就曾承诺要“虚位以待”的，因此他一回国，就进川来给杨森帮忙了——可我们都知道，这会儿朱老总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所以他一到万县，就很自然地找组织接头……同志们一碰头，呵呵，原来从欧洲回来闹革命的，可不只他朱老总一个人呢，那个新来的乐至人，居然也是——他的名字，正好叫做陈毅。
　　此时正是国共合作，联手组织北伐军，痛揍帝国主义在华走狗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一干北洋军阀的时节，所以朱、陈二位老总，当然是坚决支持杨森反对帝国主义的了！
　　而眼前最让人怒不可遏的，自然就是在长江上肇事的英国轮船。
　　这当然也是帝国主义！
　　
　　因此当“万流”轮抵达万县时，杨森即派轮船检查长率武装士兵八人上船检查，并讯问肇事因由。
　　本来这只是桩民事纠纷，但停泊于“万流”轮旁的英国军舰“柯克捷夫”号上的水兵，一看本国轮船有失颜面，可就不干了。他们出手给客轮帮忙，要解除上船杨军武装。而杨军此时正在火头上，又是在大帅眼皮下执行任务，当然不肯就让他们缴械。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英国水兵开枪重伤杨军两人。
　　“万流”轮趁乱向上游逃逸，而“柯克捷夫”则脱下炮衣，悍然将炮口对准万县城示威——那时候大英帝国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日不落”的神话还得撑到二战后，所以英国水兵还是相当蛮横的。一百多年来的炮舰外交，仍然在强大的惯性驱使下继续着。
　　可英国人没想到，杨森这回还就较真了。
　　8月30日，尚不知情的太古公司 “万通”、“万县”两轮驶抵万县，停靠于陈家坝码头。早有准备的杨军一拥而上，将其扣押，由宪兵司令于渊亲带一排宪兵登轮坐镇。同时杨森还电令本部驻重庆代表季叔平，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惩办凶手。
　　英国鬼子这下可慌了，不过他们也不老实，总还想偷偷耍些花样。
　　他们一面派出驻重庆领事卢思德，到万县与杨森谈判提拖延时间；一面自作聪明，秘密做准备，打算强行劫船——可是他们忘记了，川江那可是袍哥的天下，在袍哥面前从来都是没有秘密可言的。
　　
　9月2日，杨森手下的袍哥大爷范绍曾，接到了由袍哥情报网传来的可靠情报：狡猾的英国鬼子将怡和洋行商轮“嘉禾”号漆成灰黑色，并加装机枪、火炮，另载水兵六十三人，军官五人，由“孟蒂斯”号军舰舰长达礼尔率领，准备自宜昌上行偷袭万县，强劫被扣轮船。
　　情报是从英国海军驻宜昌办事处泄露出来的，报料的是在长江上游很有声望的袍哥大爷方茂山。方大爷是四川人，又在前清时代干过武官，在军事方面是个内行，他送来的情报显然是很靠谱的。
　　果然，9月3日晚，杨森万县总部就接到夔府驻军报告，称发现有无名灰黑色轮船上驶。杨森立即令第九师沿江布防，又令机炮司令刘殷在万县段长江北岸高地配置山炮十二门，机枪营择要构筑工事，并令于渊加派守轮兵力，于司令得令，便又调了一个手枪连上船——最后英国人就在这个临时增加的手枪连身上吃了大亏。
　　9月4日，自觉成竹在胸的卢思德发出最后通牒，限杨森于二十四小时内交出“万通”、“万县”两轮——英国鬼子这回实在太老黄历了，人家杨森山炮都放列好了，还怕你发“最后通牒”？
　　
　　9月5日下午1时左右，“嘉禾”轮驶抵万县。此时从上游重庆下驶的英国炮舰“威警”号也已到位，再加上原本就停泊在万县的“柯克捷夫”号，英国人集中了两条内河炮舰和一条改装轮，自觉有恃无恐，加之最后通牒期限已到，于是便动手强行劫船。
　　“嘉禾”号在“柯克捷夫”号和“威警”号的掩护下，强行靠帮“万县”轮，二十余名英国水兵跳帮登上客轮，一面开枪威吓杨军士兵离开，一面企图砍断系泊的钢缆。
　　在舱面监守的杨军当然不干，双方士兵遂扭打起来。英国水兵欺负杨军人少，在砍断了两三根钢缆后，竟向杨军士兵开枪，当场打死两人。坐镇轮上的宪兵司令于渊，立刻命令手枪连冲出还击。活该这帮不识时务的英国鬼子倒霉，二十余名登船水兵中，当即被打死十二人，溺水淹死人数不详——连在“嘉禾”号上指挥劫船行动的达礼尔舰长，也被杨军击毙在望桥上。
　　“嘉禾”眼见“万县”上中国兵太多，己方伤亡太大无法得手，只得脱离“万县”轮，绕过停泊在一旁的法国炮舰“杜达德”号，改打“万通”轮的主意。
　　但驻守“万通”轮的中国兵也不是好惹的，他们用轻武器猛烈射击“嘉禾”，使之无法靠帮。“万通”轮船长贝慈和总机师庄士敦企图趁乱跳水逃跑，遭到守军射击，庄士敦在水中溺毙，贝慈也在游向“嘉禾”过程中中弹，但侥幸爬上了“嘉禾”号，捡回一条性命。
　　
　　就在“嘉禾”被“万县”、“万通”两轮上的中国兵痛揍的时候，“柯克捷夫”和“威警”号却傻眼了——他们总不能朝着本国财产“万县”、“万通”两轮开火吧？何况，那上面还有不少被“绑架”的自己人呢……
　　于是，这两条炮舰便转以其120毫米主炮，朝驻李家花园的杨森总部以及杨家街、南津街、万县中学等处大肆轰击，还发射了不少燃烧弹，导致整条南津街上的木结构民房都燃起大火。
　　这次炮击共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万县军民死伤数千人。
　　说来真是惭愧，在伤亡人员中，还有近百号人是因为冲出来抢看神仙打仗，故而遭殃的：一群居民群聚在鸡公岭旁的黄桷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看免费的热闹，指指戳戳正骂得高兴，不料却遭到英舰恼羞成怒的炮击——事后调查得知，仅此一处就伤亡九十余人，其中三十一人死亡。
　　唉，吾国吾民这点古老的爱好啊……
　　因为看热闹而为国捐躯，说来甚不体面。不过当这些懵懂的老百姓，连想在家门口看看热闹骂骂娘都会招来一顿炮击的时候，他们终于也明白了：如果一个民族连起码的尊严与独立都没有，那么无论他们的要求高尚还是庸俗，奢侈还是免费，这样的“自由”都不会属于他们……
朱、陈两位老总这会儿又在干什么呢？
　　这也算是一段花絮。
　　朱老总当时在黄桷树高地上指挥山炮开火，有记载说击中一艘英舰——但杨森事后却称“此次我炮兵发射不中，应予彻查严惩”，而目击者也说是“我北岸山炮，亦予以还击，连发均未命中”，所以到底是否命中，还是个疑案。不过用低初速的克虏伯七五山炮，在远距离上用榴弹打军舰，确实也有点难为炮手们了。
　　而法国留学生呢，他也整出了一桩疑案。
　　他据说是跑到一条法国炮舰上去了（那天确实有法国条炮舰“杜达德”号停泊在万县江面）。说来也巧，杨森总部李家花园旁，就是法国教堂真元堂，在英国鬼子这没头没脑的一顿炮击中，恰好就有一颗炮弹不偏不倚，落到了法国教堂的钟楼上，把钟楼给摧毁了……于是法国留学生就以此为由头，登上法国炮舰，充分发挥外语优势，用法语揭露了英国鬼子惨无人道地炮击万县人民——当然还有法国教堂的钟楼——的种种罪恶行径，希望他们予以声援。
　　结果据说是：炮舰上的法国鬼子因此而被激怒，遂卸下炮衣对英国炮舰开了两炮，击中了英舰舰尾。英舰冒起浓烟，只得拉了一声长哨，便伙同其它船只向下游逃离了。
　　这个说法很浪漫，也有目击者证实称：“当真元堂钟楼被击毁时，停泊在陈家坝附近的法国兵船，当即卸去炮衣，对准英国兵船施放两炮，似已击伤其船尾，船尾上冒起了浓烟……”
　　但这一说法也很可疑。因为一国军舰朝另一国军舰开火，这是形同宣战的行为。法国鬼子虽然懵懂浪漫，但是不是真能如此剽悍，肯为中国人民打抱不平去得罪盟友约翰牛，还是很值得探讨的……
　　所以，这一段还是权当是野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这一天，是1926年9月5日，所以称之为万县“九五惨案”。在四天前的9月1日，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昌城下，明天就要拿下汉阳（9月6日），后天就要攻克汉口（9月7日）……二十三年后，还是在这条古老的母亲河上，朱老总麾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要在江阴附近江面，向在长江上耀武扬威了一个世纪的英国军舰，彻底宣告其对华炮舰外交的终结。
　　下一次，动手的将是陈老总的三野，发言的是缴获的美国大炮。这一出，正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下旬，英国护卫舰“紫石英”号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不顾警告强闯渡江航道，从而引发一系列交火。如果不是解放军方面保持克制的话，不看黄历就出门的“紫石英”号，必然在劫难逃。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国际后果就是，新中国建国后，大英帝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她的亲美大国。
　　然而，1926年的万县，距离1949年的江阴，还有二十三个年头——虽然在浩瀚的历史中，这只是一瞬，但真要亲身经历起来，却是半辈子的光阴。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已经看到了曙光，但还需要耐心等待。这会儿杨森也只得委屈从权，在死要面子的英国鬼子暗予赔偿之后，放船了事。
　　
　　和“有奶便是娘”的黔军一样，川军这一众诸侯，此刻也正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摇摆中——他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却不知道究竟该踏上哪一条道路。
　　杨森自也不能例外，他更是典型的起大早，赶晚集的主儿。
　　一方面，他早于7月间就派出代表与北伐军接触（朱德入川就为落实此事），打出了“北伐”的旗号；但另一方面，他却又于8月14日在万县通电就任吴佩孚所委任的四川省长职务，准备以“北伐”为名，出兵鄂西援助老恩公吴佩孚（而在此前一天的8月13日，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等川军主要将领都已联名通电宣布讨吴了）。
　　对杨森这唯一一个够威胁到他统治地位的老同学，刘湘当然是唯恐其不捅漏子的，因此极力怂恿杨军出师鄂西，参加“北伐”。同时刘湘还大造舆论，宣称杨军“是川军北伐的前部”，其他各部川军并将陆续东下云云。
　　于是杨森一边表示要效忠革命，请朱老总去武汉替他联络北伐军，一面却以“北伐”为名，进军鄂西闯祸去了——上次川军东征宜昌，杨森因为没有参战还很是闹了些情绪么？这回，他就该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那几天，刘湘总有一种忍不住想偷笑几声的冲动。
此时吴佩孚所委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正遭到黔军贺龙、王天培两部的猛攻，一败涂地，所以杨森遂进军鄂西与卢金山会合。此时北洋军在鄂西兵力尚强，有刘建章的十八师、于学忠的二十六师、阎恺成的第七师、张甫成的第八师等部队。杨森遂联合北洋鄂西诸部，自宜昌、沙市分道东下，吴佩孚也以靳云鹗南出武胜关，进至湖北的麻城、黄安一带，而占据襄、樊的张联升部，也沿汉水东下。
　　北洋直系势力一时间颇有回光返照之势。
　　但这也就是回光返照了！
　　吴佩孚的盟友，最可能对当时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的孙传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这位割据江南财富之地，手握二十万重兵的五省联军大帅，居然在这要命的当口玩起隔岸观火的把戏来——他严重低估了北伐军的战斗力和决心，以至于吴佩孚的主力已全被打垮，而他的主力部队却还在江西磨蹭——所以这会儿北伐军各支主力已纷纷移师江西，找他的麻烦去了。
　　而另一路吴军主力，刚被吴佩孚重新起用的靳云鹗，虽然号称吴军头号战将，却因此前的矛盾而早已对吴心怀不满（在不久前的南口之战中，吴佩孚以私通冯玉祥为由，将指挥前线作战的靳云鹗解职），也不肯积极南下解武昌之围。
　　因此各路北洋军虽然嚷嚷着要在武昌城下痛揍北伐军一顿，但却谁也不肯出死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杨森，算是最积极，可他也打不到武昌城下。
　　最后，守武昌的吴军悍将刘玉春拼命死撑到10月10日，终于城破被俘，从此解甲归田，回天津老家著述他的《百战归田录》去了——刘玉春死守武昌，给北伐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不过那多一半还得怨蒋校长实在不会攻城），因而与几乎同时的杨虎城死守西安、傅作义死守涿州，并称为“民国三大守城战”。
　　北伐军解决武昌的刘玉春后，腾出手来进军江西，迅速打垮了孙传芳的驻赣部队，于11月初相继略取九江、南昌，长江中下游大局已定。
　　
　　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南北纷争，至此已明显呈南强北弱之势——南方在政治上的优势日趋明显，鹿死谁手，大抵可知。可不识时务的杨森，却非要在这时候异想天开，沿长江东下进军去争夺武汉三镇，自然要一头撞在南墙上。
　　果然，就在他挥军东进时，贺龙、王天培两部却突由湘北的常德出兵，向鄂西的沙市、宜昌实施迂回，将突出的杨军第一师师长曾子唯所部截断，曾师长及其其所辖的孟浩然、周绍轩两旅走投无路，随即被第八军唐生智收编。而另一支杨军何金鳌、魏甫成两部也被北伐军击溃，被迫败逃宜昌。
　　吃了败仗的杨森，立刻便又想起把兄弟朱德来。他急派代表周建侯前往武汉迎接党代表朱德回来——10月23日，北伐军总部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以朱德为二十军党代表的任命就已经下来了，但杨森还想观望，迟迟不肯就职，于是就吃了这个大苦头……
　　这回在朱德的责备下，杨森只得于11月16日很不情愿地宣布就任这个南方任命的第二十军军长。他在万县打出青天白日旗号，还满大街贴满革命标语，以图表明立场，挽救他的鄂西部队——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二十军”这个番号从此就阴魂不散地跟定了他的“杨家军”，一直到1949年才曲终人散。
　　与此同时，川军其他实力派人物也纷纷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刘湘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
　　就在川军一众诸侯们乱哄哄地换旗时，一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新思想也正在静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头脑——那思想，给人们指出了眼前苦难的原因，也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在那个迷惘的时代里，这无异于是一盏明灯。
　　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质疑当年那些人们的崇高理想和执著精神——虽然他们也会生老病死，也会犯错误，但至少他们的初衷总是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