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毒品黑板报:联合早报：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

2011年03月17日 09:00:04 　来源： 人民网-观点频道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人民网3月16日电　在关注阿拉伯世界动荡局势的同时，西方世界将更多的关切目光转向中国。日前，新加坡《联合早报》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章《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认为，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文章说，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的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
文章分析说，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文章认为，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而不是做简单的比较。尽管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社会不公、收入差异、腐败、就业不足等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人们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现在，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这些年执政党还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这种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多数政权则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欧美等国，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共产党执政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它避免了个人专制，而且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文章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一些西方国家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在西方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文章最后说，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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