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天天洗衣官网:三大货币政策工具

 三大货币政策工具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一般性政策工具和选择性政策工具，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就属于一般性政策工具的范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大法宝”：再贴现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公开市场政策。
①再贴现政策。    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以贴现所获得的未到期票据，被称为再贴现(Rediscount)；再贴现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干预和影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的一种货币政策。
    再贴现政策的优点有二：一是能通过影响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向央行借款的成本来达到调整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再贴现率上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成本上升，从而社会对借款的需求减少，达到了收缩信贷规模的目的。二是能产生一种“告示效应”，即贴现率的变动，可以作为向银行和公众宣布中央银行政策意向的有效办法，可以表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与它的方向，从而达到心理宣传效果。
    再贴现政策的局限表现在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再贴现政策只能影响来贴现的银行，对其他银行只是间接地发生作用，政策的效果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行为。另外，再贴现政策工具的灵活性比较小，缺乏弹性，若央行经常调整再贴现率，会使市场利率经常波动而使企业和商业银行无所适从。
②存款准备金政策。    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范围内，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来改变货币乘数、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间接地控制社会货币供应量的活动。
    其优点有三：一是有较强的告示效应，这点同于再贴现政策，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威力很大，这种调整有强制性，三是准备金调整对货币供应量有显著的影响效果，准备金率的微小调整会使货币供应量产生很大变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和对超额准备金的影响。
    其缺点也主要是缺乏应有的灵活性，正因为该政策工具有较强的通知效应和影响效果，所以其有强大的冲击力。这一政策工具只能在少数场合下使用，它只能作为调节信用的武器库中一件威力巨大而不能经常使用的武器。
③公开市场政策。    所谓公开市场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买卖各种政府证券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及影响利率水平的行为。
    公开市场政策的优点在于以下几点：
    ①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可以左右整个银行体系的基础货币量，使它符合政策目标的需要。
    ⑦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政策具有“主动权”，即政策的效果并非取决于其他个体的行为，央行是“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⑧公开市场政策可以适时适量地按任何规模进行调节，具有其他两项政策所无法比拟的灵活性，中央银行卖出和买进证券的动作可大可小。
    ④公开市场业务有一种连续性的效果，央行能根据金融市场的信息不断调整其业务，万一发生经济形势改变，可以迅速作反方向操作，以改正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以适应经济情形的变化，这相较于其他两种政策工具的一次性效果是优越的。
    其主要的缺点一是对经济金融的环境要求高。公开市场业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有一个高度发达完善的证券市场，其中完善包括有相当的深度、广度和弹性，二是证券操作的直接影响标的是准备金，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还只是起间接的作用。
 
现代经济中利率的杠杆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现代经济中，利率的杠杆作用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从宏观角度来看，利率的经济杠杆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积累资金。利息是使用资金的报酬，通过调整利率，可以吸引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投人生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②调整信贷规模。当银行体系的贷款利率、贴现利率上升时，有利于缩小信贷规模；反之，当贷款利率、贴现利率下降时，有利于扩大信贷规模。③调节国民经济结构。通过利率的高低差别与升降，可以直接影响资金的流向，从而有目的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结构更加合理。 ④合理分配资源。利息作为使用资金的成本，可以通过成本效应使资源在经济各部门间得到合理配置。一定的利率水平，总是促使资源向使用效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 ⑤抑制通货膨胀。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可以收缩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使社会需求趋于稳定，从而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⑥平衡国际收支。当国际收支发生严重逆差时，可以调高本国的利率水平，从而减少资金外流，吸引资金内流，使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从微观的角度看，利率的杠杆功能主要表现在：①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利息是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是利润的抵减因素，为了自身利益，企业必须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减少利息的支出。②影响家庭和个人的金融资产投资。各种金融资产的收益与利率密切相关，通过调整利率，可以影响人们选择不同的金融资产。
 
根据金融资产的不同流动性，可以将货币划分为下几个层次：    M1=通货+银行体系的活期存款
    M2=M1+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M3=M2+其他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破解中国经济之谜　 《破解中国经济之谜》内容简介
　　全书共十二章，作者结合自己经营国企的工作经验，从基层、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十大难点、热点问题，包括农业、工业、银行、全球化等等，剖析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于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即能否建立起核心是市场秩序和经济信用的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最大可能地激发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
　　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专门将本书收藏，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 沉睡的巨龙已经觉醒
　　据报道，2000年中国的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800美元，摘掉了低收入国家的帽子。中国总体已经进入小康初期阶段，四分之三的人过上小康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媲美。据说如果不是自己坚持说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经把中国正式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常人所要考虑的问题，但我还是常常在思考。 中国真的富裕了吗!
　　中国真的富起来、强起来了吗！的确，就其经济总量或者综合国力来说中国正在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民产值仅有3624亿，200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经济总量指标许多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仅有405元，农村人均收入138元，2001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1748元。居民住房条件继续改善。全年城镇竣工住宅面积5.4亿平方米，农村竣工住宅面积7.4亿平方米。2002年5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超过8万亿元。
　　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经或者说正在富强起来，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中国有许多事情总难以让人琢磨，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还处于经济短缺状态，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开始面对新的市场供需失衡问题。中国已从科尔奈所谓的‘短缺经济’走到了‘剩余经济’。近年来，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总体上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但是当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透过现象去思索、去看本质，就会有许多发现和感慨，也会产生疑虑和谜团…。一方面高楼大厦林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决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座现代大都市，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对现代消费的接受力以及普及速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在农村，还有不少地方，人们仿佛还是刚刚告别了原始文明，即使在现代都市里也有不少人还面临着生存的严重威胁。
　　就拿银行储蓄来说，虽然现在银行的居民储蓄已超过8万亿元，但按人均不足6000元。有关资料表明，全国个人存款中有60%属于10%的人，那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款在2000元左右。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366元，按照分类的一般方法，如果将人群分为五档(各20%)，最低档20%的农民人均收入仍然在900元左右。
　　再拿GDP来说，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GDP的组成包括国内所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个人及家庭的消费支出、政府机关的购买支出、净出口额等各方面的货币价值总和。在GDP当中，既包含着生产了多少谷物、肉类、棉花、茶叶、水果，又包含生产了多少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从全社会买了多少设备、建了多少企业、盖了多少楼、修了多少路、架了多少桥，到人们在交通、通讯、医疗、教育、娱乐各方面的支出等等。总之，包括了人们全部的经济活动。它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的规模。利用GDP及其增长率的高低可以去评判经济形势。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用GDP作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存在诸多缺陷。首先，GDP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一般地讲，一国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必然是GDP增加的结果，但是反过来，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福利的等量增加。其二，既要看GDP的数量，还要看到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经济增长中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比如，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显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和成本比国际水平高出许多，是世界上单位GDP创造中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再者，GDP及其增量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多年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的恶化也呈高速。一个社会追求经济增长的本意在于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和福利，但如果在此过程中却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虽然GDP增加，而实际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会下降。
　　道理很清楚，GDP指标能够准确反映的只是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而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还远未完成的国情下，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于GDP的质量和GDP中不能反映的环境因素。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富裕了！‘共同贫穷’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比以前富裕了，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了一般居民的家庭。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牢骚和怨恨多了，民众的相对掠夺感进一步强化。发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中收入分配的差别引起的贫富分化或者说是社会阶层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行业、城乡、地区之间差距也正在不断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增加到0.458,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2001年政府公告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379和0.478，均比上年降低1.3个百分点。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绝对不平均区间，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8—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458元、5888元、6316元和686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162元、2210元、2253元和2366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倍、2.66倍、2.80倍和2.899倍。按国际一般的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中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由1996年的9%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1.9%，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7%左右。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4.48%，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6个百分点；2000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3.41%，低于1997年38.61%五点二个百分点。
　　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世纪90年代，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导致各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高低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金融、邮电等垄断性经营行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统计资料显示，和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收入增幅最高，分别达到470%、542%和466.8%，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增幅最低，仅为236.4%和206.8%。其他行业增幅在250%—400%之间。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的收入比为1.80：1，2000年上升为2.36：1。1990年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采掘业、水电煤生产供应业和地质勘探水利业；2000年变为科研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最低的三个行业变为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和采掘业。1990年收入最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
　　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492.8元，相对差距两者比值为2.15：1，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96.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增大。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京和最低的山西、河南进行比较。从1997年到2000年，上海、北京、山西、河南四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幅度差别较大：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快，平均每年要比上一年多增加1.57个百分点，而山西和河南却只比上年多增加0.25个百分点；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是最低山西4989.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即使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
　　目前仍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在中国，从穷穷差别到穷富差别，再到富富差别，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经济过剩‘剩’的是什么？
　　中国是否真的出现过剩经济，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看也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过剩状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商品“过剩”与“短缺”并存，价格下降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价格无法有效调节供给与需求。
　　其二，资金“过剩”与“短缺”并存，利率下调无法有效促进消费和资本市场发展、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
　　其三，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工资无法有效调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
　　这种反市场态势，有的根源于市场自身形成的价格(如商品价格、部分劳动力价格和部分资金价格)，有的则根源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决定的价格(如资金价格、部分工资水平和部分商品价格)，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整体处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特殊胶合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从而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困境。
　　我们知道，这种困境本身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但这种伤害，只是基于表象与静态的分析。要想清晰地把握由多重二元结构导致的一系列反市场态势到底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必须深入到这种反市场态势的运作机理与演化趋势中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立足于长期经济发展来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对这一状况有充分的把握，否则，将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极为脆弱。
　　1.“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市场不是真正的富裕性过剩，而是结构性过剩；商品市场的短缺，则是以结构性短缺为主的结构性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中国商品市场低价位与低消费并存的反市场态势。这种状态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主要依据之一。
　　1)结构性病态过剩。结构性过剩，是指广大低收入劳动力与失业工人无力购买和部分高收入阶层需求饱和的过剩，总体而言，是一种低层次的商品结构过剩。这种情况表明：国民经济中低层次商品大量积压与低层次产业结构和低收入劳动力形成“恶性循环的低层次均衡陷阱”。即商品大量积压→企业无力进行资本良性周转→产品结构和技术层次停留在低水平→企业缺乏竞争力、效益差(破产、低效益经营)→工人收入水平低(失业、低工资)→工人购买力进一步降低→企业商品大量积压。这种状况的运行结果，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走低直至最终萎缩，在面对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之时，企业将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产品而变得十分脆弱。
　　2)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的困境。以结构性为主的结构性过剩与总量短缺交织并存的状态更为复杂。一方面，短缺表现在层次较高商品的总量短缺上，如汽车、住房、现代化通信工具等；另一方面，因为这种总量短缺，这些商品表现出较高的价位，很多人有需要，但形不成需求，所以成为一种结构性短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很多商品的总量短缺是由于垄断引起，如电信、交通等，这种因垄断引起的短缺，结果会导致效率的损失(如服务态度和质量、产品质量等)。这种状况，使高层次产业形不成规模，竞争力也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形成高价位与低需求和低竞争力的“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商品的总量短缺→高价位→需求量少(因为高收入阶层小)→企业形不成规模→企业竞争力得不到有效提高→国家产业保护(行业垄断)→商品总量短缺→价格高、质量差→规模小、竞争力差。
　　中国商品市场的这种“双重恶性循环均衡陷阱状态”，与劳动力市场“陷阱”和区域结构陷阱交织在一起，将使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走低而最终陷入困境。这种状况一旦面临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外国同类商品的进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将会导致中国现有的高层次高价位商品的积压或盈利率大幅度降低，进一步增大此类企业的市场退出压力。到时候，所谓的民族产业就可能无法在公平的市场上依靠自己的实力维护民族尊严了。
　　由商品市场的反市场态势形成的两个“恶性循环陷阱”，无疑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长期低下和竞争力的脆弱，因此，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投入，尽快实现结构合理化和层次升级，启动并推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快速发展。
　　2、“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资金市场的反市场态势。
　　中国资金市场的“低成本”与“低投资”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实质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的表象。一个国家的投融资渠道，如同人体的血管，资金如同血液，如果血管不畅，血液流通速度下降，严重时会发生梗塞，甚至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大量资金堵塞滞留、歧变流、溢流和匮乏并存的现象，因为政府企业、政府银行和银行企业“三位一体”导致大量国有企业巨额债务形成银行不良资产，导致“血液堵塞”。在中央银行连续7次降低利率(1996—1999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下，银行“惜贷”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变流(体内循环)和歧变流(违规流向证券市场)，而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感到信贷紧缩，融资困难，经营困难(因缺血导致活力不足)甚至破产、倒闭(因缺血组织坏死)。这实际上是：投融资渠道不畅和国民经济弱势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陷阱”。即投融资渠道不畅→资金无法实现最优配置→国民经济病态运行→国民经济整体出现萎缩(破产、倒闭、效益低下、规模无法有效扩张)→竞争力逐步弱化→融资更加困难→资金更得不到有效配置→投融资渠道更加不畅。这种“陷阱”的循环运行，必然使整个国民经济活力不足和病态运行，必然使国民经济竞争力逐步弱化。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加快投融资渠道的疏导，使投融资体制能够把资金合理地配置到国民经济中，实现资金的高效合理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这是刻不容缓的、关系国民经济安危和人民福利水平的大事。
　　3、“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劳动力市场反市场态势。
　　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供给过剩，而是存在“短缺”的过剩，而劳动力的“短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而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致，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存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下论断，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从总量上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存在“绝对量过剩”和“绝对量短缺”并存。其一，劳动力的绝对量过剩，是一种低层次的过剩。大量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无法就业，主要是大量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与因为技术与文化水平较低而失业的城镇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过剩的态势，不仅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性障碍，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必须尽快解决其就业问题，而这在短期内很难完全实现，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进行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改造。其二，中国劳动力绝对量的短缺，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绝对量短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需要大量高素质、文化水平较高和拥有较高技术(尤其是高新应用技术)的人才，但在这方面的人才却存在巨大的“缺口”，而这种缺口，短期内很难完全弥补。
　　中国劳动力这种两个“绝对量”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两缺口模型”—资本缺口与人力资本缺口并存，即过剩层面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用于改造低素质的人力资本，而短缺层面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能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两缺口状态，一方面使：劳动力低收入与劳动力低素质形成“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即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依然很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缺乏资本投入无法提高素质，这种低水平循环均衡陷阱，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循环均衡陷阱的运行，将使经济长期在低水平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积累贫困”和“经济脆弱性”，使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将出现“八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恶性循环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直接面对“西方富强”的竞争的情况下，无疑，经济的脆弱性将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使：劳动力短缺与产业结构低层次形成“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即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无法升级→缺乏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投入→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这种“结构性制约恶性循环陷阱”，将使中国产业结构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这种低水平产业结构的长期运行，将使国民经济整体“不断积累弱势”，这种弱势将制约中国经济逐步走低，在融入全球经济直接面对高层次产业结构的“西方列强”时，一方面，巨大的工资差距将可能导致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人才缺口进一步拉大，这一点可以从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滞留国外得到证明；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的低势竞争力，导致产业结构的“低水平固化”—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利润→没有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产业结构层次依然很低。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就没有彻底走出经济泥潭的那一天。
　　由两缺口形成的两种“陷阱”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逐步“积贫积弱”，当在无法作好充分准备融入全球经济之时，中国经济在西方“列强”和“富强”的冲击下，也许真的就成为“东亚病夫”。
　　2)从结构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区域层面，中国劳动力存在“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局面。而这种短缺和过剩，是大量低素质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现最优配置的结果。
　　一方面，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奇缺，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无法有效配置，表现出“人才扎堆”导致的人力资本浪费的“病态过剩”态势。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大量低层次劳动职位无人从事或存在“黑领超过白领”的“脑体倒挂”现象，而落后地区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又无事可做，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业。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危害是很大的。
　　其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相互制约。这种微观状况导致：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低素质存在“低水平均衡循环陷阱”，即落后地区低素质劳动力过剩→落后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用于提高素质的投入少→劳动力素质在低水平均衡→产业结构层次在低水平均衡→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而发达地区高素质劳动力相对集中，表现出“病态过剩”。从而使：高素质劳动力扎堆与人才浪费形成“高层次恶性循环均衡陷阱”，即发达地区人才扎堆→人才得不到合理安排→人才浪费→人才扎堆。这里有一个逻辑必须清楚，即为什么人才会扎堆，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水平的收入与发达地区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和高水平的收入差距太大，比如，一个研究生在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性质行业，收入竟相差近10倍，再加之人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差距，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在落后地区无法正常实现，因此，导致发达地区“人才扎堆”，由此造成巨大的稀缺人力资源的浪费。
　　这两种“陷阱”相互作用，导致整个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成为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差距拉大逐步使落后地区成为发达地区发展的滞后性障碍。所以，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低，导致大量资源的“补贴性消耗”，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变得脆弱、缺乏耐力，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较好地解决，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窘境。时不我待，劳动力市场的反市场态势是中国经济困境形成和长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重要根源，在融入全球经济之前，必须努力予以解决。
　　上面三种反市场态势交织在一起，又形成复杂的结构运行陷阱，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恶性均衡循环陷阱：
　　这种陷阱，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在萧条中长期徘徊。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之时，如果不对中国经济结构从整体上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将会在泥潭中难以自拔。因此，在国人热谈WTO、盼望经济全球化、梦想全球经济带来经济利益的时候，别忘了问一声：面对经济全球化，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我们准备好了吗？ 需求约束还是结构遏制？
　　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变迁和优化的过程。在既定的制度下，要不断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对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在中国，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体制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在体制的‘前脚’落地的情况下，结构的‘后脚’要及时跟上。
　　通货紧缩下的消费低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难题之一。中国目前正处在‘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时期，经济现状是典型的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是生产力发达了，也不是经济真正繁荣了，而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出来了。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增长乏力的结构性困境，中国经济要进入以结构调整为主的阶段。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导源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落后。
　　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小汽车、房子、彩电等等。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根据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约有3.5亿户居民，如果经济发达，即使平均每户1.5台彩电，将有5亿台拥有量，加上公用的使用量，中国彩电的保有量至少应在6亿台以上，如果更新率和增长率加起来按10%的话，每年的需求量至少也应在6000万台以上。但是现在全国每年生产4-5千万台，市场需求仅有2000多万台。中国的家电企业为争夺这一‘有限’的市场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大战，被称为不要牌子、不要利润、不要性命的竞争，不惜血本，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荒唐做法。这只是残酷竞争中的一例。
　　内需不旺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结构性短缺，是中国人太穷。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还很低。即便是城市也是如此，现在许多人都还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全社会生活消费需求情况如何，不妨看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情况如何。由于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自90年代以来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职工收入普遍下降，不少职工家庭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随之停滞甚至下降。具体表现为：其一，企业因经营困难，被迫大量裁员，职工下岗失业后，收入来源失去保障，不得不压缩消费。2001年据某省总工会对6500名失业职工的调查，有34%的职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生活，有4%的职工靠借款和拣破烂为生，有3.3%的职工靠救济金维持，有个别人乞讨。其二，企业因经营困难，迟发、欠发、停发在岗职工工资的情况严重，职工正常的工资发放都比较困难，更不要说保持工资的正常增长。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些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句话可能招致非议，但这是现实！
　　早在50年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开国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点也值得骄傲，那说明我们太渺小。50多年来，中国人民基本摆脱了共同贫困的局面，面对的还只是一张‘共同富裕’的蓝图。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长期落后存在增长的巨大空间，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横向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五十年来，中国又是有多少时间在真正发展经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风风雨雨。中国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只是万里长征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还未走完不发达阶段，如果对此我们仍要骄傲，那说明我们还太渺小。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制定者总是盯住银行里百姓的几万亿存款，打他们的注意，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那只是救命的‘稻草’、基本的生命线。
　　中国的经济过剩是一种不平衡产业结构上的过剩，发展经济，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这是逐步得到认同的事实。‘经济结构’是林毅夫先生《中国的奇迹》一书分析和立论的核心。中国社科院刘应秋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线是‘调整、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权结构的调整、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机制构架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大调整的三项基本内容。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我们就分析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是中国城乡结构基础上的不平衡，所以，中国产业结构的真正合理调整，应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要加快产业产品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市结构和区域等结构的调整。从当前中国的实际现状来看，如果能够顺利实现结构性调整，中国的结构性能量释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决不比前20年低。但是解决这一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从规律中探求‘规律’
　　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不仅经济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要走相当长的路程。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发展受许多特殊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常为一些问题所困惑：在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措施用到中国往往不能发挥预期的效应，甚至扭曲、异化。对于经济学一般原理或者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般规则，如果不从国情和改革的历史背景出发，简单地加以套用或照搬，是不能收到预期效应的。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社会发展要按照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发展也要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办事。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道，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事物只要复归于无极，深悟‘道’的理，就能顺从规律，就能健康、快速、持久的发展。 消费演化与经济增长---市场发展限度论
　　回顾新中国经济5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历程，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中国经济的每一次巨大变化和推进，均导源于消费结构和层级的变化和提升。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限度。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消费市场的发展变化。
　　早在几十年前西方经济学家马斯洛夫就提出了著名的需求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点就是：人是有需求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种需求满足又产生另一种需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罗思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认为，判断经济成长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居民消费的成熟程度，消费成熟程度的最重要标志是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商品的货币等级。
　　从1949年建国到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科尔耐所谓的‘短缺经济’状态，消费商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都很小很低，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度是以居民的消费变化速度决定的。从最初的票证经济到逐步深化的货币经济，居民的消费品等级也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品档次、消费品的需求量和货币等级有了很大变化，从而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认为，按照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建国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大致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1)‘元级和十元级’阶段。这一阶段大体是从建国初期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属于恢复发展时期，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的实行，消费特点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由于经济处于自给和半自给状况，消费的货币等级大体属于‘元级和十元级’水平。
　　(2)‘百元级’阶段。大体是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消费品的档次有所提高，比较时髦的消费品像人们说的‘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消费品的货币等级属于‘百元级’。
　　(3)‘千元级’阶段。大体是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消费品档次大大提高，诸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逐步在消费品结构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的需求量和消费品货币等级属于‘千元级’水平。
　　如果对中国建国以来50多年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你就十分清楚消费变化的过程和诱导因素。撇开这些不说，我们认为，居民的消费层级大致在15年左右将有一次大的升级变化，而每一次变化都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
　　(4)‘万元级和十万元级’阶段。根据消费结构升级演化的规律和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状况，我们认为，中国人在‘吃’、‘穿’、‘用’等一般的消费需求得到基本满足，进入由吃穿用的一般消费为主向以‘用’、‘住’、‘行’消费的高级结构升级阶段。下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诸如房子、小汽车以及小、轻、薄和方便的电子信息产品等已粉墨登场，消费品的价格在万元、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消费等级属万元级或十万元级。中新网北京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央视引用有关专家的话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台阶迈进。
　　随着不同时期消费层的变化，都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业界精英、经济风云人物。未来中国业界的领袖当属汽车行业的掌门人。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
　　大道空空，不要轻看那些看似简单而有深涵的东西，马斯洛夫的需求理论、吃穿用住行，揭示了消费需求和消费演化的一般规律。如果进一步揭示消费层级的内涵，你就会深深感受到，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
　　在揭示了消费层级规律的变化以后，我们想进一步研究消费水平的层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相应的历史阶段消费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人们的收入也应该达到相应水 平这一内在的规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空间，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不同于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也不同于其它国家状况，我们始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表示乐观(尽管短期内有许多矛盾，甚至随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但是1997年以来中国的消费需求的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状态，1998年‘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1999年情况进一步恶化，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力度之大，但是市场需求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实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并且还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存在危机，这一点先不去谈它，我们还是先来谈消费水平的层级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中国消费需求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状态的原因是因为消费需求的扩张受到了多重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入约束。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是制约消费需求量扩张及质的提高的基本因素，收入变动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动。在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品货币等级应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相一致。经济不断发展，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应该是一条规律。90年代中期以来，之所以消费需求总态势一直处于疲软或低迷是因为在消费层级需要升级时，收入水平没有‘加速度’升级，这是因为这次层级的变化属于‘万元级和十万元级’，不同于以往其它层级。
　　二是改革成本约束。近年来不断出台的一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诸如住房分配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等，一方面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社会福利保障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存量利益，要求居民支付改革成本。
　　此外，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当制度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制度的不确定性，它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从日常生活中可以了解到，现在许多人在考虑：将来孩子上学，要花钱；养老要花钱；生病要花钱…；还有许多要花钱。出于这一系列考虑所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办法只能是尽可能地多存钱来获得"安全感"。
　　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信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会有多大。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西方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在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敢于借贷消费，是因为他对以后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至少是可以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促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社会中的福利国家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由"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开始建立的。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
　　三是市场约束。流通渠道的不畅和流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假冒伪劣商品，种种欺诈和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抑制着消费需求的合理增长。
　　四是结构约束。目前中国市场的供求结构扭曲，一方面由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大量商品出现过剩；另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滞后，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接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结构层次的提高。
　　此外收入结构决定常规性支付不足。在9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工资按时发放，意味着全部收入稳定。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加上‘下岗’、‘失业’、就业困难，从而收入不稳定，造成人们支付能力有以下两个特征。1)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2)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消费。确切地说，人们对于一次性支出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你也许会咬咬牙一次性地支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但如果让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支出，则会很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会感到后者的压力更大。原因就在于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稳定收入为基础。这就导致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住房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在国家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的消费需求也会是相当有限的。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让他去贷款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以后还要固定按时间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这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社会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即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甚至有的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得到。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形成，甚至引起社会的不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合理的收入阶层结构还没有形成，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就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一条看似简单实际又很重要的法则：在转型时期，经济不断增长，收入不断提高,价格适时上涨。 有没有‘价格规律’？
　　经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要按照价值量进行交换。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实行等价交换。然而，在商品交换中，价格往往同价值相背离。这是因为，价格虽然以价值为基础，但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涨到价值以上；反之，当供过于求时，价格就会跌到价值以下。
　　正如水平是水的基本属性，水总是以水平为本原呈现波浪万变，这样才能是大海充满生机，进而使自然界充满生机，科学研究表明：海浪的变化成‘正态分布’。从较长期和全社会来看，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但价格总是以价值为本原上下波动，正是这样才是社会经济充满活力。过去，人们着重于价值的研究，却忽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变化规律---我们称它为‘价格规律’，或者说是着重于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变化的规律。
　　我们没有对价格波动变化做量化分析，从中找出‘价格波动的规律’，但我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健全，价格受价值规律自发调节，不但商品的总价格水平和总价值水平是一致的，而且一般不会出现单体商品的价格离奇的背离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基本被固化，尽管处于短缺经济阶段，但价格的波动始终被约束或者被固化。
　　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生产不断增长，消费趋缓，竞争激烈。食品大战、电子产品大战、汽车大战…，价格大战烽火连天。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价格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常偏离价值，甚至远远偏离，并且应该经常远远偏离；二是价格经常低于价值。一般地，在私有的情况下，价格低于价值、企业入不出敷，企业就要破产。在公有的条件下，企业由于竞争，竟相降价，价格低于价值，企业会把亏损转嫁。
　　市场竞争是抑制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除了一些垄断行业，中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竞争都十分激烈，削价大战此起彼伏。并且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的程度不断提高，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依托其全球配置资源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更是以优质优价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加入WTO后，关税的进一步降低会进一步增强国际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将促使原先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部分农产品、家电产品、汽车的价格逐渐走低。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的约束，防止需求膨胀的问题困绕了几十年，但是当前中国市场存在显著的抑制通货膨胀因素，而通货紧缩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应继续放在治理通货紧缩上。 消费层级与收入水平、价格变化  　　中国真的富起来了吗？中国真的经济过剩了吗？许多人在思考，更多的人是欢歌载舞，这是因为沉睡了几百年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太强，落后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消费层级的不断升级，标志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期间，一是人们的收入应该不断提高，达到相应的收入水平；二是价格应该不断远远背离价值、高于价值，或者说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应该在1.5万元以上，这样才能适应相应的消费层级。但是这 个水平目前全国只有在几个城市才能达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还只有不到7000元的年均收入，而占全国近70%的农民年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三者收入分配关系总的变化趋势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度调整和显著变动转变为90年代以来的小幅调整和相对稳定。经过20余年的调整、变化，政府收入比重由1978年的33.9%下降为1999年的18.2%，企业收入比重由11.1%上升为13.3%，居民收入比重由55%上升为68.5%。如以十等份表示，可把改革开放以来三者分配比重变化大体概括为从1978年的3:1:6变为1999年的2:1:7。
　　具体而言，三者收入分配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显著变动阶段(改革初期~1988年)。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33.9%:11.1%:55%。到198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21.2%:8.3%:70.5%。
　　2.校正阶段(1990年~1994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明显减小，而企业收入比重则稳步上升，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1990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为21.5%:9.1%:69.4%。到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变为18%:16%:66%。
　　3.相对稳定阶段(1995年至今)。尽管年度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比重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很小，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进入90年代，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凋节作用增强，宏观收入分配向居民个人倾斜的状况得到一定校正，居民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保持同步增长趋势。1992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回升—过热—回落”的周期变化，居民收入也经历了由上升转为回落的过程，与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1990~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比值由1979~1988年的1:1.19降为1:0.94。1994~1999年二者的比值稳定在1:1.06。
　　中国躲过了东南亚金融风波，避免了由此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包括政治危机，这是一件大好事。由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提高，已经走向成熟。对于政府调控经济已经或者正在走向成熟，人们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经验和教训同样多，搞市场经济我们才刚刚交了学费。我们认为这种成熟至少慢了5年，因而我们认为上述中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趋近稳定存在不科学性，进而说明政策调整力度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到位。不是狂妄，而是现实，这几年，政府的收入在大幅上升，而企业、居民的收入提升则很小，至少说没有同步。这一点将在金融章节细谈。
　　我们还是认为：消费层级从千元级到万元级或者十万元级的升级，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也是一个很高的台阶，登上这个台阶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而越来越多的人有越来越高的收入需要的是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货币…，需要不断的‘通胀’。
　　治理通货紧缩，不是要对过高的价格做过多的限价、管制。而是要对生产环节和流通领域的进一步治理。要按照分工的原则，在生产环节要彻底走出乡镇办企业、政府机关办企业、军队办企业、学校办企业…的误区，要坚决淘汰那些低层级、低水平的生产企业。中国经济的障碍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我们需要对流通的治理、对流通渠道的治理。中国这麽大一个国家，要搞市场经济，搞大流通，要有专门的流通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制定法规，制定规则，规范流通渠道。……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了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1.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据报道，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工作出现了转折性变化。一是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脱困取得进展。1997年底的6599户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到2000年底，已减少70%以上；二是大多数地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三是重点行业经济效益继续好转；四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截至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中央提出的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的目标基本实现。据2002年2月25日《经济日报》的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实现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有工业企业效益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全年实现利润总额2330亿元。煤炭行业扭转了多年整体亏损的局面，冶金、汽车等行业实现利润快速增长。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九五”期间，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1994年开始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73家国有企业，迄今为止，90%多已按《公司法》改为公司制。中央管理的100多家国有企业已进行改制的超过半数。在520家国家重点企业中，近300家已经上市或部分上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普遍加快了步伐，内部的管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二是政企分开获得进展。主要表现是，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所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积极探索了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对一批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行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实现了对国有重点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到派出监事会的过渡。
　　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初见成效。按照抓大放小的战略，国家组建了一批重点大型企业集团。按照搞好总量控制，把过剩的产量压下来的要求，坚决淘汰了一批小企业。同时，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等各种形式放开放活，使一大批国有小企业寻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股份制企业的规范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着重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力较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一定国际竞争优势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小型企业改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资源枯竭的矿山和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2.从何种层面理解国有企业‘三年脱困’？
　　对国有企业的三年改革脱困并非没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根据政府机构提供的详细统计分析，预期设定的6599个目标企业三年内实现改革脱困已基本实现，这一点人们并不怀疑。然而现实是脱困的基础并不牢固，国有企业盈利的能力总体上还比较弱。由于地区间、行业间发展不平衡，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十分困难，一些已经脱困的企业基础仍较脆弱；近1500户企业仍处于亏损中，还有300户企业停产，而且在原有6599户之外又新增了2100多户国有亏损企业。虽然“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有成”，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深层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人们在为之鼓舞的同时，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亦不容忽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得到解决，相当一批应当退出的劣势企业尚未退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很突出，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未得根本解决，大量落后的生产能力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经济形势好转和价格回升，一些地方已经关停的企业又死灰复燃，重复建设又有所抬头。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在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研究开发投入和能力、管理及销售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
　　外部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宏观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美、日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的出口产生较大影响。显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未来之路并不轻松。
　　许多例证表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远没有解决。以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坏账问题为例，由于企业自身的市场消化能力微弱，为了尽快减债减负，现在的办法是政府把最吃重的部分背起来了。先是中央政府拿出近2000亿元冲销企业呆坏账，接着又是几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最后则是由政府举办的金融债务公司来承接和转移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这些举措对缓解企业的债务重负意义重大，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最棘手的中国经济难题向后推移了。
　　金融债务公司有可能是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和坏账积累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自然寄厚望于它的管理和市场运营能有超水平的发挥。然而，这里一个悖论性的问题是在国有经济的整体机制还远未理顺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某一类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特别卓越的市场奇迹来。如果不在发生企业坏账源头的一系列制度缺陷问题上深化改革，谁也无法担保新的坏账不再继续大量生成。又如，为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政府采取了相当严格的财务监控措施，改进了企业会计管理方法，又在企业班子建设方面加强了力度，包括重提依靠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性监督。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但是，企业的资产安全并不等于企业的活力。
　　企业的根本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组织，而且是积极持续的创新组织。这就需要有一套能够激励企业家持续创新的机制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有吗？
　　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的选择、任用、配置，需要有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制度，而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还基本上依赖一套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尽管已经进行了明显的改进，但终究不能算做市场化管理的范畴。要改这个东西，又会涉及到现有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可以说是一项全面筹划的政府系统工程。这项工程的产出成绩十分显著，但同时，投入成本也相当可观。市场经济是需要算账的。在这里，无论是政府的资源性投入，还是各种改革与发展政策的软投入(例如企业股票上市的优先准入)，都使国有企业实际上享受了比较优裕的国民待遇。在国有企业转制的特定时期，提供这样的政策、发展条件是必要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有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已经全部出台，非常规性的政策环境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政府的政策支持曲线已达到增长的最高区域，市场竞争的冷酷规则终将全面引入，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会更加复杂、激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国有企业仍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获得持续发展，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政府工程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3.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
　　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提供的2000年国有企业景气状况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逐步走出困境是在政策支持、外部因素影响之下，而企业自身经营机制还没有真正转换，自我发展能力还比较弱，经济效益增长的内在活力仍然不足，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历史困难依然存在。
　　--管理体制落后、市场法规不健全。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努力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成为企业家们的共识。调查资料表明：62.4%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把该项工作作为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重点，64.1%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希望政府部门完善有关市场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为国有企业营造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促进市场有序竞争。
　　--冗员多、社会负担沉重。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企业富余职工下岗分流工作的力度，推进了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企业的富余人员包袱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有企业劳动力景气指数依然在不景气区间低位运行。
　　--资金筹措困难已成为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景气指数在不景气区间回升乏力。
　　--受原材料购进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致使企业生产成本景气指数下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政府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强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战略性改组，增强企业竞争力，拓宽企业发展空间，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长期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有企业为何‘亏’而不破？
　　1.银行的资金那里去了？(亏而不破的外在原因)
　　中国的金融运作是明显的‘双低一高’，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银行的资金是雄厚的。但当前中国的情况是，除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预期不足，银行的大量呆、坏、假账导致银行在国家宏观政策放松的条件下依然‘惜贷’，银行的资金都那里去了？ 该如何解释？
　　要搞清楚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分析，而且要从中国的特殊的经济运做体制即财政、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分析入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分权让利为原则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上讲，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实际支配资源的份额会逐渐减少，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份额会逐步增加。这在实践上应使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性分工逐步规范化并健康运行。但‘分权让利’的现实起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导致国有经济的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使国家计划控制无措。伴随着分权让利，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补充和协调逐步发展为竞争关系，在内生制度和外在环境的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亏损，曾几年逞逐年扩大趋势。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运做尚不能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与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使其作为整体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区别在于：当公共部门资产价值由于亏损不能抵债时，除非政府被推翻(或者政府主动)，否则他不会破产。因此，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逻辑。而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有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了。
　　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
　　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能货膨胀，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进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曾有人对1985年—1991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作过测算，结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过20.53%。但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据估算，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比重1978年22.4%，1995年达69.1%；非国有经济对瞀内财政收入的贡献率1980年为18%，1993年达39.4%。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本补贴，可以从非国有经济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余，从而使政府在不征收较高的通货膨胀税和不进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大笔满足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金融需要的补贴资金。
　　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货币化收益机制、国家垄断信用机制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机制的有机配合下维持前行的，但显而易见，这种维持机制的缺陷是内在的。随着改革进入制度性创新和结构性整合时期，其弊端已日益显现。
　　首先，货币化程度低，仅是市场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这就必然会对货币发行本身提出逐步严格的货币化水平限制。随着货币化指标向100%靠近，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直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长期依赖于货币化发行收益去弥补改革成本和财政赤字，终究会引起高通胀，换言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和高金融增长最终也会陷入“通货膨胀陷阱”。据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1979年—1984年间新货币化的经济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获取了巨额货币发行收益。但1985年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相应的货币化收益随之下降。另有研究表明，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下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了。面对各种矛盾的压力，政府不得不用继续扩大银行贷款和货币发行进行补偿，由此导致通胀加剧。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表明了同样的事实。而麦金农的分析更为紧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货币化在1991年已达到97%，政府已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借款，否则，过去20多年的伟大改革成就就会面临风险，东欧型通胀就不能排除。这就表明，货币化收益只是一种数量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无法实现结构性的升级转换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组合力量，而只能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较好的缓冲地带。时至今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而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通胀压力在增加，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有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我国经济在此方面的危机形势不容低估。
　　其次，用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以新增储蓄掩饰已发生的银行资产损失，固然可以使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不致于显性化，从而保证经济相对稳定。但由此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循环陷阱”的路径依赖状态。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信用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向国有银行转移，并利用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予以维系的内在机制，无法消除和减少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相反却在不断积累矛盾，加剧了潜在金融危机的压力，沿着这种路径下去，中国经济改革很难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推进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必然要求国有资产按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重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必然引致社会资金由国有银行向证券市场大量转移，从而使国有银行储蓄减少，这会进一步加剧改革过程中资产负债失衡问题，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潜力在赤字短期内急剧显性化，除非能及时找到补贴资金，否则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潜力在压力依然巨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已有前车之鉴。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把国有经济赤字以银行负债表隐性化的同时，也使我国财政职能随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以致到了无法完全适应政府履行其应有职能的地步。尤其是把银行作为暗补的主要来源，财政被自觉不自觉地当作计划经济的代表来“改革”。在改革推进中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职能部门也提出了要有自主权，以致也竟相自立门户，自立规章收费自给，从而在国有预算之外产生了庞大的预算外资金，不仅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上升，而且进一步使政府职能遭到了分解。使政府在改革进程中的控制力下降，改革推进面临困境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强。
　　再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出出来：(1)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其发展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2)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必须实现结构性转化和扩张。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国有银行的资金通过政府对金融“取财于民，转财于企”机制控制，大量流入了经营不良的国有企业，这些投入，是一个有去无回的运动，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调查表明，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亏损的，而亏损企业的93%都是资不抵债，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3、国有企业亏而不破的‘环境’因素
　　就业、稳定、银行债务悬空等因素是国有企业亏而难破的环境因素。‘冗员’过多是国有企业的通病，也是政府和企业改革难于突破的重要障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一直是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口需要解决，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需要裁员，企业承受不起，政府更无法承受。企业不背起，政府就得背，否则社会就无法稳定。企业忍辱负重，全社会要多一点理解！
　　在国外一个挺不错的企业，只要现金流出现断裂，企业可能立即宣告破产，实际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雇员的处置很好办，不存在不稳定因素。在中国，由于社保体系还不健全，大量的人员难于安排，使得人员的安排成为很大的破产障碍。
　　最大的和最难办的是关于银行的债务以及担保的连带责任。一个企业要破产，许多企业为它担保，它本身也为其它企业担保，在法律上很难解脱这些责任。比如说一个国有企业破产，几个企业因为担保为它承担连带责任，按照法律，有可能使这些企业遭受同样的命运，这能行吗？该破的因此破不了。该破的一定要破，我们应该修改担保法。 国有企业的困惑
　　在当今中国大多数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里，往往依靠的是某个雄才大略的公司领袖，这些领袖们把自己的DNA烙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企业随其领袖的正确而兴盛，当然也随着领袖的错误而衰落。应该密切关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中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因为在成功或失败故事背后的逻辑，都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研究成功企业,人们总会把成功总结成一条一条的经验，比如说：勇于改革、开拓创新 、加强管理、重视产品开发、重视人才等等，但是当你用这些经验去实践时，几乎无一会成功。研究失败的人也会把失败描述得真真切切，譬如管理混乱、盲目扩张等等。亲口品尝荔枝的人才能知道荔枝的真正味道，经历成功、经历失败，特别是经历大起大落的人能够深切感受到其中的真实感觉。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事物就不完美，不总结成功就不能发展，不研究失败就不能提高。这里我们先不来谈这些，只是想说，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也是解决其它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中，每一个成功和失败故事的背后，都有一个领袖人物或者领袖集体，他们扮演着非常的角色，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成功，他们既有雄心也有困惑，对于企业来说，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企业家的困惑与成败密切相关。因而必须予以关注。
　　——速度的困惑。中国有企业业能够高速发展壮大，但结果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没几年就跨掉了。
　　前些年，翻开报刊杂志，你会经常领略到那些创造奇迹的企业的辉煌业绩和创造奇迹的业界领袖的光辉风采，那是一个创造辉煌的年代。然而，近些年你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一个个‘倒下的巨人’和一座座‘坍塌的大厦’，这是一个奠基的时期。有时候记者的妙笔既可以让你‘生的伟大’，也可以让你‘死的悲惨’。搞经济建设，都想发展的快一些，落后了几百年，也应该快一些。但是，物分两面，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所谓长短相形、难易相成。短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有了好的带头人，选了一个好的产品，采用了好的方式，成功了…。速度快，危险就大；问题总是伴随着发展过程产生，暴露在最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就拿证券业来说，当人们为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百多年的路而感到自豪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雷’却一颗接一颗的不停引爆。…
　　商场如战场，能够在如火如荼的商战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即便是失败了也都是一代英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不要过多嘲笑那些划破长空的流星，你要快一些，就必定出现问题，积累问题。并不是人人都具有成功的机会，也并不是有机会的人都能成功。
　　发展慢了就落后，落后就被动。快了会出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速度。正如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不能因为会出现事故就低速行驶，这就失去了高速公路的意义。关键是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减速？高速时该注意些什么？
　　——规模的困惑。中国国有企业热衷于搞大，但光搞大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理论还是事实，都足以证明企业单追求规模大、资产多，迟早会垮台。
　　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规模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1959年，英国的两位教授马克西和希尔伯斯顿，凭着对50年代初英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分析，首次提出轿车制造成本和生产规模关系的‘经济规模’理论。该理论认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汽车的生产成本急剧下降，这就是规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许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也并不是按照规模去建设就有好的效益。问题的核心主要是：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规模经济’的规模，这主要看适合规模经济的环境条件。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投资，企业按照一定规模来建设，取得好的效益。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不是计划经济的错，根因是管理经济的理念。在‘借贷经济’的情况下，企业按照规模去建设，一方面要承担巨额的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费用；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巨额的建设利息，这些利息率可能不会亚于许多行业的利润率。
　　对企业的规模问题一定注意不要采用拉郎配、人为的联合舰队等，那些浮躁、急于求成，用‘连环计’绑起来的舰队终久无法经得起‘赤壁之战’的火攻。中国需要世界500强，但不是凑数、硬挤进去，而是要昂首阔步走进去。我们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众多的、生机勃勃的中小企业。
　　美国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只有退潮时，你才知道谁在光着身子游泳。中国企业的现状似乎正是这样，经济的狂潮已经消退，喧闹的沙滩上留下的便是企业家、投资者的惶恐、尴尬的身影。而这些无力遮羞的身影正是浮躁所带来的。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小企业怎样才能创造成功？大企业怎样才能避免小河沟里翻船？怎样才能构建中国的‘航空母舰’？
　　当今中国，心态比资金更重要，人文环境比物质资源更重要，理性、客观、辨证比商机重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众，都不要着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巨富商贾和巨型战舰会在中国这块沃土上产生出来！
　　-—多元化的困惑。目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完不发达阶段，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刻，又面临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的局面，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面临多元化经营战略时，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近年来国际国内许多知名企业因多元化经营与横向规模扩张上的失误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一个企业要不要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有企业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多元化问题的核心在于：企业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进入多元化？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目标行业？如何进入目标行业以及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多元化经营？
　　——政府关系的困惑。企业家不绑着政府就干不成事、就发展不了，但一绑上政府，企业家又变成现在时髦的词：砣，沦为政府的工具，企业照样没办法发展。
　　时至今日，你若留心，便会发现许多错位的现象，各级政府领导都在为经济的发展忙忙碌碌，跑项目、跑资金，甚至开定货会、洽谈会、论坛会，所谓‘政府搭台、经贸唱戏’。而企业的老板们却无心思去做该做的事，天天去跑政府、跑经贸委、跑证监会…，各级党政领导都很关心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老百姓们却对‘国家大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不要怪罪政府，也不要去怪罪企业，在转型时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处于特殊的胶合状态，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分。过渡时期的政府运作，需要的是政府的合理的退出，即有选择的从一些领域退出来，这种退出本身是一种利益结构的大调整，是一个矛盾积聚而又急需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退出并不是简单的让位于市场机制，而是在退出过程中通过各种科学手段构建完备的市场运作体系。而企业要在这个过程中尽快培养自身的适应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资本市场的困惑。企业要发展，一定要获得资金，但在资本市场中，获得资金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不是没有钱，而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真正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时，也就是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之时。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毋容置疑的。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面对资本经营和资本市场的浪潮，中国企业开创了一片动人的‘田园’。
　　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的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当前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诸多误区。对此我们将有专门章节来谈。这里我们只能说一句：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者们，小心脚下，一路走好！
　　——游戏规则的困惑。当今社会，企业家按规则办事行不通，但不按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风险。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究良心、商业道德，否则也办不了企业。但是，作为企业家的个人良心和作为企业商业行为的良心是两码事。在商业行为里，不是说你讲了良心就是英雄，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能够讲良心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要讲良心。这实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讲“以德治国”，说明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由于具有商业功能，很大程度上应由企业家来建立，因而在企业中讲道德、讲良心、讲财富良心是非常重要的。
　　——创新的困惑。每一个成功都是创新的结果，但是创新不一定都能成功。企业需要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国家需要产业创新、产业升级。也许前日方式上的陈旧，将是今日或明天形式上的求新。春夏秋冬，年年岁岁，年复一年，岁岁更新。
　　WTO的困惑。提起‘复关’，中国人就兴奋，可这个‘关’对中国人就那么难？关内关外，让人望眼欲穿。虽然一再受挫，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复关’谈判，这个关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复关就一定有好处？许多人认为中国一但加入WTO，就好象去到了天上人间，可中国已经加入WTO，欢喜之后一切依然，这是为什么？利弊由什么决定？问题不在于何时复关，而在于复关时承诺了什么？这才是利弊转换的中轴。
　　‘复关’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这将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贵的企业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不难发现：举国上下用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最基本的收获；用了巨大的能量推动了最基本的发展；用最有力的改革解决了最表层的问题。难怪人们总是深深感叹：改革成果来之不易！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各项上层建筑的改革都是为了这个核心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改革的进程已经把国有企业推到了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的舞台上。历史是一面镜子，‘正本必先析源’，推进改革我们不能不回头审视和分析：走过的路多么崎岖和漫长！
　　1.最贵的企业制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自主权和缺乏好的政策，沿着这条思路，企业改革沿着扩大自主权和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期间有不少新的方案和试点，以至于后来‘包’字进城。从扩大自主权到利改税，从‘包’字进城到两权分离，从把企业推向市场到制度创新，都有效果，但均不能令人满意，国有企业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债务负担’、‘冗员负担’、‘社会负担’，缺乏活力。
　　动力和活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与‘成功’的农村改革相比，国有企业改革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放权让利下的‘放乱致死’困境，承包制中的短期行为和国有资产‘流失’，股份制试点的变味，不能不让人再一次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缺乏活力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许多人曾认为，国有企业由于负担太重，只要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企业就能走出困境。国家下决心实行‘债转股’，也有人把‘债转股’称之为是‘杀手锏’。‘债转股’已经实施，不说跑债转股的艰辛，到现在为止，恐怕就连当初竭力推进债转股的人也对其‘效力’产生怀疑，以至于要停止这种做法，难道我们又错了吗？！
　　产权改革的目标是解决权责利的统一。但明晰了产权并不能真正达到权责利的统一，因为权责利的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产权的有效运作和管理，即产权的真正‘人格化’。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谓不明，但依然亏损严重，原因就在于产权的管理和运作，比较当前世界的企业制度，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产治理结构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解决就业、体制改革的冲锋队和试验田、思想解放的鼓号手、政府改革的内驱力、中国经济困境的缓冲带、企业家阶层的良园。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内在的和利益驱动性，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和市场，就会膨胀和增强。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从初始的限制、打击到今天的扶植和发展。无不显示着一种趋势和道理：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有经济。但私有经济的壮大，必须要依托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私有化不是中国经济的最终出路，更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办法。
　　2.最便宜的企业家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发展企业，要发展企业就必须重视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在中国我们习惯称企业经营者，也曾经区分企业家和经理，我们认为，有没有企业家只是一个假设问题。因而，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企业家，这个社会就没有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也意味着这个社会无法存在。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只不过是拙略劣和优秀而已。要拥有一流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流的企业家。要有一流的企业家，必须要有一流的政治运作机制。
　　可以说，从老祖宗胡雪岩开始，中国的企业家便缺乏在商言商的传统，总喜欢在政治圈子里转悠。政经合一，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蚀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你是否承认中国有无企业家，中国确实存在一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他们根植于国有或民营企业中，尽管不少只是昙花一现。总而言之，政府、社会对于企业家、企业经营者的要求非常高，标准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人、是伟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他们无所计较，就象田野里辛勤耕作的老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任劳忍怨，临终还要奉献自己的皮和肉。谁让他们的命该如此呢！
　　尽管企业家中确有一些不良分子，而哪个阶层中没有呢？我们，社会，中国的各级当权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需要企业家阶层。企业家是社会经济的中轴、核心力量，许多社会进步事业要靠企业家来推动。国家、政府和社会要关心、理解、尊重，支持企业家的成长，理直气壮的支持他们。
　　尽管国有企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国有企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国有企业再现辉煌呢？ 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虽然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取得进展，但是国有经济的改造决不仅是企业‘扭亏为盈’的简单过程，它涉及的是全社会微观基础的再造，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全面重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有经济的效率与活力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世界性的难题。那么，国有企业的路到底该如何走？
　　1.认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2.迄今为止，我们几乎尝试了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制 度，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短短的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几乎尝试了一切经营方法，就连‘孙子兵法’都派上了用场，国有企业总体依然如旧。期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短期内有根本好转那只是一种徒劳，丢掉他们无疑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少数企业不好原因在管理，多数企业不好，是宏观、是战略问题。
　　战术解决的主要是当前问题，而战略指涉的是长远发展问题。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既得益于战略发展，又得益于精妙的战术，但主要得益于采用的战术，因为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前的改革，无论是哪个方面，都已经无法仅仅从自身剖析原因，也无法单纯从自身寻求解决办法。整个改革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单方面的突破，必须要整体的配合。‘整体观’的树立，必然要求重新调整发展战略，依据新的战略来确定新的战术。一招一式只能解决单个问题，但整体问题的解决需要逐一化和量变。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只能一步一步来，不要期望一招一式就能解决问题。
　　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势特别是全球化新趋势，必须认真研究21世纪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战略问题。目前，一些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要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任务远未完成，任务还很重，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性改组、战略目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的政治意义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家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通过改制、改组、改造、资产重组等措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优化国有资产配置，加强重点，有进有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难度都比较大。这种战略性改组，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
　　国有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国有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是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家企业集团体系。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大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必须具有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同世界企业展开竞争。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决非易事，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必须树立长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长期性。由于处在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种调整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战略性的经济结构调整要贯穿于今后相当一个发展时期，要同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在此调整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将同步进行，并承担着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
　　2、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发展
　　新的市场经济形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要求企业和政府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准确分析了新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特征，思考国有企业在新世纪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国际方面，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新科技革命，也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国内方面，结构调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加入WTO，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必须抓住机遇，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可以有以下两个阶段：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发展一批主业突出、管理水平高，竞争能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二阶再用5年时间实现国有企业建立比较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在较大范围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并成为世界竞争的一支新兴力量。再用10 -20年，使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企业竞争舞台上成为主要力量，中国成为世界企业强国、经济强国。
　　为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出现新的良好开局，在“十五”期间要至少做到以下八个“基本”，1)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解决政企政资不分的问题，使企业成为享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实体，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中小型国有企业也要完成改制，建立一套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固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要加快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步伐，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2)基本完成战略性改组。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该退出的退出，该加强的加强。要切实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技术应变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3)基本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3)基本治理好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造出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有利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4)基本搞好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和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基本解决国有企业原有的历史包袱，健全劳动保障制度。企业的内部管理应大大加强，要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高度从严治企，逐步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制度。5)形成一支高级企业家队伍。6)基本完成企业产业产品结构的调整。7)基本形成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规范有序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和国际经济接轨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一套游戏规则，并正常运行。全国市场开通，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应基本打破，各类市场进一步形成和完善。3、产权改革与机制创新
　　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诸因素中，公司治理结构是最综合最重要的因素。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重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改革和经济腾飞的关键。正是中国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国家各项深层次的总体改革方案的实施缺乏微观基础。国有企业要进行产权改革、体制的创新，要建立保证企业健康发展的机制。
　　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清楚，就是要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现阶段推进的主要方法，一是要采用多种形式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一是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其实质都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必须实现创新，包括产权所有制度的创新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即原有产权的合理流动、调整与重组。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来解决目前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从实际出发，下决心逐步合理解决国有企业的四大历史包袱，以尽可能缓解与清除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上述主客观障碍。国有企业产权所有制创新，决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国有企业，或者把国有产权都改为非国有。而主要是根据国有企业的应有职能定位和在实际工作中有较强操作性的原则，将现在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大体分为四类情况。具体说来是这样四类：
　　国家需要继续独资的企业。基本上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三种企业。这些企业，同国家的国防、金融和财政安全密切相关，对保证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待市场机制真正健全和完善时再逐步改造。
　　国家必须坚持控制的企业。主要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重要的骨干企业。这类企业一般都属于经济中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先导性的企业，其供应和价格是否稳定，对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支撑和导向作用。因此，国家一定要能够控制，但不一定要继续由国家独资，可以改为国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及相对控股)，以利于企业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补贴、提高效益，同时大大降低过去因独资控制这些企业给国家带来的高昂成本与经济损失。
　　国家可以参股的企业。主要指不包括在上述两大类以外的其他行业中，一些尚有较大发展前景和国家还不愿意很快退出的企业。但也不必继续由国家独资或控股，而可以改为由国家参股。至于参股的根据则视国家有没有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不是银行的资金)、能不能赚钱这两个条件来决定。
　　国家应该退出的企业。主要指上述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大量企业。对于那些既不需要国家独资，也不必由国家控制，而且又不值得国家参股的企业，国家就应逐步退出来。
　　退出的方法可以有多种，或者破产、关闭、兼并；或者采用各种方式，有偿等价转让为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外资、私人和个体。总之，退出的时间，宜早不宜晚，但要有计划。拖的时间越长，积累的包袱就越重，最终需要国家兜底偿还的开支就越大，国家的损失就越多。但如果相对集中，国家一时难以承受。
　　国有企业产权组织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对经过产权所有制创新改革以后，仍然继续由国家独资、控股和参股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尽可能消除原国有企业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两权”不分的积弊，有效提高其效益，真正发挥出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应有的主导和控制作用。
　　对于大多数公司制企业，必须做到股权多元化。这是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最重要的环节。
　　问题应该这样看，解决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弊病，要害在于能否做到股权多元化或股权社会化，把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变为多家持股甚至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进行产权组织制度的创新，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制企业的有效运转。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企业以后，所有者只负有限责任，并按照出资额享受所有者的权益；企业财产则交由企业法人依法自主经营，并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为此，除国家一方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制度以外，企业一方必须建立形成一套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有效制衡机制。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效果不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国家优惠政策不够，有的认为主要是主管部门没有真正放权；还有的认为主要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改革至今，在国有企业病症的诊断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
　　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历史包袱太重，国有企业很难解脱。这包括：多余职工的包袱。按最保守的估计，除了几年来已经下岗的上千万职工以外，现在国有企业中至少还有30%以上的多余职工需要逐步分流出来。否则，劳动生产率太低，成本太高，竞争力不强，企业就很难长期生存下去。但要很快实现人员分流，不仅任务十分繁重，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高负债的包袱。在正常情况下，国外企业的负债率一般为30一40%，最多也不超过50%左右。而中国的国有企业，一般超过了70%、甚至80%，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资不抵债。也就是说，不少负债实际已变成了无法偿还的呆账坏账。这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甚至有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国有企业绝大多数现在都办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业，其所占用的职工，往往要占到全部职工的30—40%，甚至更多。这对企业生产成本和领导者的精力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退休职工的包袱。由于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本上仍由企业负责，这不仅大大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也导致新老企业负担的不平衡，很不利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如果不尽快为国有企业卸下这些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到位。解决这四个方面的欠账，至少需要三万亿元以上的资金，这大体相当于现在三年全国预算内的财政收入，或者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净资产。由国家一下支付这么大的改革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我们支付了这些改革成本，为企业解下了包袱，但不深化改革，暂时解困了的企业还会重新背上包袱。如正在进行的“债转股”和冲销银行呆坏账，由于可以使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减少，对扭亏增盈确有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如果企业的体制机制不改变，效益不能提高，这种解脱只不过是把应交银行的利息变成企业的利润，不仅会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的风险，而且国有企业的高负债问题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要有效地解决这些包袱，必须同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地敏感与复杂。现在不少学者主张中国改革已走到了突破旧有观念束缚，形成新的认识突破的历史时期。
　　长期以来，主要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把国有企业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而且一直认为，它是公有制企业中最好和最高级的形式，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都可随意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很不清楚，效益效率往往不高。改革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一是适当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将一些效益不好、又不是必须由国家创办的企业，有偿转为非国家所有；二是在继续保持国有或国有为主的企业中，建立形成一种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势必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包括产权的转让或者合理调整与重组。但因为传统观念没有转变，长期以来就不可能从产权制度入手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结果只得绕开产权制度改革，单纯地进行有关国有企业隶属关系、利润分配、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结果当然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应该说，对于企业，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有很深的感受，想起来总是浮想联翩，写起来总觉得无法停下来。翻来覆去，到底要说明些什么！有些迷茫，尽可能收集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该说的专家们都说了，该有的政策政府都有了，该做的企业都做了。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事业，绝非一蹴而成的事。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一种渐进的方式，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但是，渐进改革也使中国实现企业改革目标，建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微观基础需要较长时间，从而经济低迷状态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俄罗斯和东欧在经济转轨中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至今已近十年，经济仍无太大起色。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经济要摆脱低迷状态，驶入增长的“快车道”，估计可能还需要5--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应当充分认识到引起当前经济低迷的微观体制性因素，以及企业改革对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步伐，尽快完成企业制度的变革，为经济增长建立充满活力的微观基础。这样，中国经济就可能较早地驶入“快车道”，否则，经济低迷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有三点特别需要指出：
　　第一，要下决心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我们认为，‘债转股’确是重要的一个措施，药力未到，你就希望它彻底见效，那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位颇有争议的中医大师，他治病确有独到之处。药力重、狠。要治好那些重病人，必须如此，但风险很大，治好了不少人，也有难以起死回生，医生们很难冒这个险。对于‘债转股’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解决债务问题，其中深涵着社会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中的一个‘道’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做专门的研究。
　　第二，要进一步更新观念。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一种系统的转换和升级或者说是结构的升级转换过程中，在这个升级转换过程中，整合和重组是出发点和依存点，在整合和重组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产、产权的转移和转换等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国有资产流失’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与‘私’的翻版，业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问题。
　　第三，要把解决工业问题和解决农业问题结合起来。当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是解决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最终办法。按照相对法门的原则，当工业陷入自身难以自拔的困境中时，应该换个思路，换种方法，‘围魏救赵’，用解决农业问题来解决工业问题。这是工业的根本出路。企业的核心是人
　　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是飞快地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发展过快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就像一棵树，如果根基很浅，枝叶却疯长一气，结果是头重脚轻，稍有风吹雨打就免不了树倒猢狲散，空欢喜一场。
　　发展过快的危险首先表现在人才跟不上。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
　　企业的核心就是它的决策者和高级管理层，离核心越近的圈层，应该越具有稳定性和质量感。居于外围的普通工作人员免不了经常变动，这对企业或许并不构成影响，但核心层的变动则意味着整个星系的改变。
　　大企业的核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班人，这一班人的选择培养和彼此适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朝夕相处，风雨与共，在无数次具体工作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
　　杨元庆29岁就担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领导，直到39岁当上联想CEO统帅全局，其间是整整10年时间。
　　默契总是在磨合中产生的，人和企业要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也需要长期的时间。麦当劳的领袖总是从内部选拔，就因为只有内部的人，才是最彼此了解和接受的。
　　目前麦当劳最新一任CEO坎塔卢波，从1974年就加入麦当劳，1987年成为麦当劳国际的总裁，随后又担任麦当劳国际的主席和CEO，1999年，坎塔卢波成为麦当劳全球总裁和副主席，2002年12月已经宣布退休的坎塔卢波被任命为麦当劳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
　　纵观坎塔卢波的一生，可以说是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麦当劳，麦当劳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怎么会不好好做？又怎么会做不好呢？
　　大企业的领导层往往都比较稳定，麦当劳历史上任期最短的CEO是会计师出身的格林伯格，也有4年时间。在他之前，麦克尔·昆兰掌管麦当劳11年，弗雷德·特纳10年，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克洛克在位21年。
　　匆忙上阵，迅速扩张，或许能很快摆出一个庞大的阵势来，但往往是散沙一盘，不堪一击。有了稳定的领导核心，才有稳定的战略思想，才有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才有持续不断的生存和发展。说到底，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企业的核心是人。
　　企业的人才结构尤如宇宙天体，只有当某颗星具有了极大的质量时，才能吸引别的星围绕它旋转，如同太阳之于太阳系。资本说了算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可以说上层建筑的各项改革都是为了这个经济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国家宣布，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基本实现，到底怎样？
　　当年王志东掌管新浪的时候，在网民眼中，新浪基本上就是王志东的新浪了，他后来被踢出局，好多人以为新浪的天都要塌了。结果天还是那片天，新浪还是那个新浪，倒是王志东自己没了下文，到现在，若不是老网民恐怕都有点想不起他了。
　　其实，王志东也就不过是个打工仔，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财富给它镀了一层金边，而这层金边在媒体的炒作下很容易就被发胀了。
　　从古到今，谁投资谁就是老板，在决策的问题上从来就是资本说了算。
　　但资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的构成也很复杂，当知识(技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关键作用时，知识资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当资金是企业的核心因素时，谁掌握着财权，谁就是大哥。
　　所以，王志东们也不是想踢就踢的，得条件成熟，能踢的时候才踢。
　　企业的决策权既是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参与各方斗争的结果，技术人员如若轻易把核心技术贡献出来，企业借助它上了台阶，必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更深入地经营它，这时候经营者的作用更大，技术人员若没有更新的技术可以让企业依赖，自己就只能靠边站。
　　技术需要积累，真正的创造发明也许一生只有一次，企业有了钱，就可以利用很多人的智慧，经营很多人的创造发明。企业家做的是组织很多人的工作，技术人员做的是挖掘自身的工作，自身一个人是不可能战胜很多人的，所以具体的某一个技术人员，注定都将被淘汰，他的技术只是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驿站，技术资本并没有得到有效增值。
　　据说可口可乐的核心配方至今仍密封着，这个配方比起当今许多高科技成果来说要简单得多，一旦公之于众，大家都能掌握，但他就是不说。
　　这也是一种意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也就是保住资本的价值。但如果每个有技术的人都这样想，那就只有自己当老板。人人当老板，人人都只是小老板，何况技术还有可能变得落后，一钱不值。合作才能干大事，而合作的效率取决于制度，制度才是使各种资本合理配置的关键。
　　只要是打工的，不管是叫总经理还是CEO，都只不过是企业运作中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比别的职位更靠近资本。
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我们的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
　　1.落后本质---小农经济
　　2.兴奋之路---农业合作化
　　3.权宜之计---土地承包
　　4.光明之路---农业产业化
　　5.根本出路---市场化
　　6.根本措施---计划配置，市场化运作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农业不仅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且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是许多产业赖于发展和繁荣的前提；农业和农村还是工业品的重要消费市场，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良性循环的重要一环；农业和农村经济还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也是最有前景的产业。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村处在什么地位—历史视角的分析
　　城乡关系，是任何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所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城乡关系为什么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中西之间的城乡关系有没有区别？
　　1.超限度的剥夺—-城乡关系的历史反思
　　城市和乡村分离并作为人类的不同聚居态并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人类群体聚居的初始形式---氏族公社逐步得以形成和确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逐步产生了剩余产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类群体聚居态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步出现了“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要功能的城廓；其后，人类社会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则进一步改变了人类聚居的状态，逐步形成以“国中为市”的固定商品交换场所和手工业者聚居地的“市”。从此，人类社会系统(聚居系统)开始了逐步从无城无乡的同质集合体向城乡有别的异质结合体的演变，城乡对立统一的历史由此开始。
　　最初，城市居民还没有同农业完全脱离，“在古代社会，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但是，进入奴隶社会，城市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大商人、高利贷者和国家官吏的聚居地，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从而逐步形成城市对乡村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都邑”和“鄙”、“野”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城乡之间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进入封建社会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变为农奴或农民，并相应地引起人类聚居状态发生变化。一方面，城市和乡村在规模、组织结构形态和功能上的区别日趋加大；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尽管各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由城市对乡村实行剥削和压迫导致的城乡对立日益严重，则是其共同特点。但令人奇怪的是，中西方城乡关系在封建时期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在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表现特殊，乡村庄园里的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统治城乡，而城里的富商和高利贷者则通过不等价交换和高利贷手段在经济上残酷剥削乡村。城市平民为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从十一世纪起就开始了绵延不断的“城乡之战”，后来这种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城市一开始就是作为“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出现的，城市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工商业的聚集地，不如说是封建统治的神经中枢，是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城乡关系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于是，整个社会被分离成两个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结的社会结构，其上层体系是城市利益集团，朝廷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为其上端；而下层体系则处于广大农村，地主和乡绅为其上端，地主和乡绅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乡村不可或缺的“居间人”。国家机器是在小农经济和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向前驱动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不等价交换、高利贷、赋税、徭役和地租等经济剥削上，还表现为设置在大小城市里的层层统治机构对农村的残酷政治统治。对农村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在城市的一体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乡对立的特殊性和强烈的对抗色彩。也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城乡关系后来演变路径的不同。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机器大工业本身具有的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索取剩余价值的双重作用，要求资本在有限的时空内产生尽可能多的利润，使商人阶级逐步积聚财富成为贵族，出现了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拨乱反正”，城市不是作为商人逃避封建统治的避难所，而是成为商人借以对乡村剥夺的根据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无一不是采取剥夺农村进而将资本向城市集中，并驱使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成为城市雇佣劳动后备军的方法来推进工业化进程。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并且“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和发展规律，决定着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的特点只能是以农村的长期凋敝和贫穷为代价撑起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而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在“官本位”和“重农抑商”思想的统治下，并没有使商人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主流，社会整个阶层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而城乡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乡关系则进一步恶化，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一方面，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残忍地剥削广大农民，使整个农村民不聊生、土地荒芜、一片凄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一些古都名城原有的城市工业和周围腹地的农村经济解体，从而出现停滞和衰败现象，但同时也使某些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如沿海、沿江和沿铁路干线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工商业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发展，其工业和公用事业最初是由政府创办(创办者往往是大官僚、大买办，因此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具有买办性，而当时外国资本趁我国民族工业薄弱之际大量侵入，联合官商资本一起集聚在少数具有地理优势的城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却严重地加剧了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城乡间差距急剧拉大，加上这些城市大多是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向广大农村进行经济侵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的据点，致使中国城乡关系进一步具有了对立的残酷与野蛮性，形成了特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态。事实上，1949年前的中国已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社会的困境：如大量贫困潦倒的农民流入城市、乡村土地大量荒芜、城市出现贫民窟、社会经济整个陷入困顿状态、人民生活没有保障等。所有这些不仅加深了城乡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为以后城乡协调发展制造了许多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困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西方社会城乡之间地位互换导致的相互依存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始终是作为城市统治和剥削的对象，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都是在城市压迫和剥削农村造成城乡对立的状态下向前推进的，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而这种对立最根本的还是城乡居民间的利益对立。所以，走向城乡协调之路，最根本的条件是使城乡居民利益统一起来，使城乡发展在利益关系上相互依存、补充和促进。“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只有这样，城乡协调才能够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制度安排与经济攫取—新中国为什么还有城乡差别？
　　1949年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的建立，从政治上和利益上使城乡关系第一次拉近并在意识形态上统一起来，为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新中国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中沦为附庸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境况，中国不得不走上一条封闭式的工业化道路。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都以牺牲农业积累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中国也不例外。其主要原因是：其一，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不可能走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道路；其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弱小的民族工业，无法超越这一障碍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工业积累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农业就自然成为工业积累唯一的资金来源。一般而言，把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转移，以支持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两种转移方式：一是实行重租重税公开转移，如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就是公开的转移；二是依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是隐蔽的转移形式。中国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即采用农产品国家定价，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又对城市居民和工业部门低价统销，用以维持大工业的低工资和原料低成本，提供不断产生超额利润的条件，最后以大工业利税的形式上缴，集中为国家工业化的建设资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城市“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这种制度，逐步使“以乡托城”的二元格局得以形成、并强化定格。单位制采取低工资、高福利、广就业的方针将城市居民全“包”下来，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制度为工业化进程所需资金的进一步积累提供了可能，而人民公社制度虽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是为了“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但其现实的功能，却是为向农业索取资金以维持城市工业的社会结构体系形成与运作奠定组织基础。这种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建立起的制度和组织，把农业所能提供的积累以隐蔽的“农民的贡赋”形式不断地转化为工业投资。
　　上述状况，不仅使城乡差距拉大，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而且使社会整体推进矛盾重重，更严重的是，由于传统的“赶超”发展战略，难以防止再生产的收入泄流，不仅严重破坏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不少农业投入难以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真正力量，而且迅速改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体系，使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工农业生产最终陷入一种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的实质在于：以积累能力较弱的农业部门为积累主源长期支撑工业增长，一方面，随着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扩大再生产的扩张要求，要求农业部门提供的积累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价值，使自身的积累越来越弱，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也遇到了困难。这使工农业发展形成结构上的恶性循环制约，从而最终动摇了实施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基础。世界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历史也表明，跨越轻工业发展阶段必然造成农业内部劳动力的不断累积，这同样为中国的发展事实所证明。轻工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轻工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受到极大限制。结果是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进入六十年代，我国农业发展几乎居于停滞状态。所以，使得传统体制下发动的每一次工业化高潮，都因农业无法支撑而最终宣告破产。
　　总之，建国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措施，铸成了一个城乡长期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格局。这种格局中城乡尤其是工农阶级利益矛盾的演化，对新中国整体的进步逐渐形成结构性制约，它使城乡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走向利益的统一和协调发展。从深层来看，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因，不仅在于传统体制的功能性制约，更在于不切实际的传统“赶超”战略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利益格局的结构性扭曲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使工业化发展进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不管黑猫还是白猫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初时来到中国的科学的结晶。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虽经原始的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但始终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模式。随着这种经济模式的固化，社会也停滞不前。可以说小农经济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官营国有、极权专制、散漫安贫现象等无不与此紧密相关。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土地块小而散乱；生产资料分散、私有且兼并和分割不断发生；经营方式分散；沉重的租税剥削和超经济的压迫；小农业辅之以家庭小手工业…。土地兼并是导致历代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失去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响应"均田地"、"打土豪"的号召，揭竿而起，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既是一部藩王争迁的历史，又是土地兼并和分割史。土地兼并本来是土地的集中过程，意味着经营的规模化，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分散的土地合并，诞生了产业化经营的农业资本家，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由于佃农和小自耕农忍受沉重的剥削，实际地租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另外还有大量的苛捐杂税，使得农民贫困不堪，至多只能小片经营，维持简单再生产；佃农无力多租，也不敢多租土地，天灾人祸、横征暴敛可能使他血汗白流，更加衣食无着；自耕农则往往倾其所有购买田产，加上官府盘剥，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了，相反，许多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全部或分割变卖已有的田地；中国古代还实行多子平分继承田产的制度，这样即使父辈有些规模的田产，经过多子分割，也就更加块小了；即使是地主官僚，有不少的土地，但由于封建政治的严酷、不测，他们很容易失势、衰落，土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转让、变卖、兼并和分割。这样在中国，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进行，经营规模反而可能变小，经营方式趋于分散。
　　小农经济在中国虽然长期延续，但基础却异常脆弱，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残酷的剥削、对自然的依赖，由此而使农民普遍陷入贫困，同时也只能维持一年不如一年的简单再生产。这种小生产方式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它排斥任何先进的生产力因素，不可能有资本的社会积累，不可能出现社会化的劳动、协作，不可能采纳先进的技术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运用。
　　封建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走过了几千年。鉴于封建私有、小农经济、长期落后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之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使长期受扭曲结构压抑的生产力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国农民一时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中国经济也呈现出空前的高涨。然而，热情和高涨过后，人们仍然是贫困落后。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国建立了52781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民一个不漏的被分编在504万个生产队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要听从生产队长的指挥，而所有的生产队长又要完全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人民公社搞了2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只有307公斤，与1956年一样多。社员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物价稳定，收入也稳定。直到1977年，全国大约一亿农户粮食不够吃，四千万户人家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常年靠救济或乞讨度日。农民食不果腹，生产队长带着介绍信集体乞讨。1977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国有11200万人劳动一天的工分值是0.11元，19100万人每天可挣。0.137元，有27160万人每天可挣0.164元。收入最低的每天只有0.06元。甚至有的劳动一年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还要倒欠。当时，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土豆加牛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1977年6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在淮北农村微服私访，碰到一个身穿破棉袄、腰扎草绳的青年农民，问他有什么要求，小伙子拍着饥肠咕噜的肚子说：吃饱肚子。真是可怜！这些话即是今天也不感到好笑。经历了几千年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吃饱饭。面对农民的这种起码的要求，所有心存‘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怎能不为之感动、自感有愧呢！
　　中国农业怎么办，中国农村向何处去？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农村的变革，为中国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基石和可能。
　　2.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1978年以来，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1978-1997年，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增长8.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7年的1900多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百分之八点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这一时期，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经历了以下阶段：
　　1.1978-1984年，农户收入超常规变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户收入从151.79增加到355.33元，增长203.54元。家庭经营收入变更度为44.55%。推动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三是国家减免农业税；四是国家增加了农业投入。
　　2. 1985-1990年，农户收入结构缓慢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农户人均收入从397.6元增加到686.31元，农户人均货币收入从357.39元增加到676.67元。家庭经营收入结构变更度为8.52%。收入结构变动慢的原因：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提价的幅度，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提高58%，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58%，农村消费品价格提高61%；二是国家农业投资相对减少；三是农户负担加重，这一时期，农户人均负担从18.4元增加到38.2元。
　　3. 1991-1996年，农户收入稳步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农户人均纯收入从708.55元增加到1926元，农户人均现金收入从895.29元增加到1323.07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度为19.95%，在此产生的问题是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农民人均纯收入幅度连续4年下滑，从1996年的9%下滑到2000年的2.1%，一些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已经出现收入绝对水平下降。
　　3.农民消费为什么拉而不动？
　　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随之而来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国企整体遭遇困境，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启动经济，扩大内需,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譬如：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降低存贷款利息；打击走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高等教育等等。我曾经询问过不同阶层的人，包括高层的领导、银行行长、企业家…，得到的回答是：有好转。但更多的人感到的是生存受到威胁。经济还没有才是怪事根本好转，中国经济正处在体制转型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启动经济，扩大内需，很多人、经济学家、政府都想到了农村市场。的确，如果占近70%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增加100元的消费，就可直接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还多，直接增加社会零售商品消费三个百分点。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很落后，但落后就存在巨大的潜力，这巨大的潜力就是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八、九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许多个中小国家。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政府、企业都想尽了办法，但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还太穷。
　　2001年，国家在农村‘费改税’的重大改革措施流产，其中原因说简单而又复杂，说复杂又简单，后面我们再去研究它，只是想说明国家的有些重大改革措施缺乏微观基础，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没能真正了解最底层的真实状况。长期落后，过惯了苦日子的中国农民对苦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最容易满足，只要能吃饱饭，生活有点改变，就满足，就高兴。当你和人民真正血肉与共的时候，你才会深切的感受到：中国还很落后！
　　中国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时至今日还有3000多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还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学，落后和愚昧本是同根，落后造就愚昧，愚昧加剧落后。
　　如果你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就不难理解农村市场为什么拉而不动的真正原因。 中国农村该向何处去？
　　为了帮助农村脱困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一些地方派了很多干部下乡，这些干部为自己所在的农村、学校募集资金、搜集旧电脑、书籍等等，为农民们寻求致富项目，他们尽职、尽责、尽力。同他们交谈，如果问他们对如何发展农村经济、改变农村现状最深的感受时，最多的回答莫过于：真难办！。
　　笔者根植于农村，对农村有着深深的情感，因而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还 是一个农民，假如我是一村之长，假如我是一乡之长，假如我是一县之长，舍身处地，将怎么办！
　　说句心里话，要改变长期落后的农村局面，决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经济将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只要中国农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将会大大提高，许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如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
　　当前，国企正在突出困境，从相对法门的角度讲，工业问题的解决要同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联立起来。企业需要市场；农村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发展经济缺乏资本，而拉动消费，农民收入又很低；城镇市场要向住行层级升级；无论如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资金流。我们且不说资本的来源，即是有了资金，也要选择进入经济的合适通道，否则要么起不到作用，要么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钱，由于政府无法确定谁可以直接受益，谁间接受益，要选择好投资的着力点。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究竟采取什么进入方式更为重要。因此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金来源，二是如何配置资源，三是要有综合作用的合力。
　　关于资金来源，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来谈。
　　关于如何配置资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配置(或政府配置)；二是市场配置。这里我们认为还应该有第三种，即：计划配置，市场运作。在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人们把计划的优越性吹上了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把它贬入地下，仿佛市场才是万能的。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到了一定界面，或着说，超越了时空就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之分。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到底那一种形式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城市和发达地区，采用市场配置较好。但在绝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地方，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如果仅靠市场配置，中国的发展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中国处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时期，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要向城镇化发展，城市消费要向住行升级，人类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在配置资源时，方式可主要采用计划配置、市场运作的方式。着力点应该放在农村城镇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公路交通、农业产业化、植树造林与环保等建设上来，产生综合效力。正如煎中药要几味放在一起。现在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消费层级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应该进入大力发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而直到1998年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落后了5-8年，今天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此有关。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资，将会增加这些领域或相关领域的资金流，从而增加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进而扩大消费，但不会加剧流通中产品市场的竞争。1993年以后的治理，对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胀，造成了后来的紧缩，以至于无法提升消费的层级，从而经济整体陷入困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启动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问题越积越多，且潜在许多危机。从而代价越来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为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条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们日常活动的半径。在受交通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反之，人们的生活行为会从城市向外发散，航空事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大人类的活动半径。人类生存正是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到城市的发展，再到整体发达的过程。中国要发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镇，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小城镇化。
　　经济中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闲置，另一方面有许多事情无人去做。中国的生态已经遭受严重破坏，需要保护，但缺乏资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却在闲置。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让更多的人去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建设。这样既可扩大就业，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还可保护环境。 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农民负担为什么‘减’而不轻？
　　前面我们曾提出过，按照中国目前的现状，解决工业问题要从农业着手。扩大内需，无论如何，八、九亿农民是个巨大的市场。要让农民消费，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的状况。
　　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业状况，很多人想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因而2001年国家开始了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但这项深受百姓欢迎的改革在实际中却难以推进。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负担加重且长期以来难以减轻？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最流行的解释是县、乡、村三级组织的冗员多、效率低、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
　　对此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并作了一些调研。
　　据有关部门测算，全年农民总负担约1400亿元，其中交纳各种税费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80亿元，‘三乱’收费约200亿元。现实中确有胡作非为乱收费的现象，但实际上，乱收费在总负担中比重占14%左右。
　　在乡镇财政中，农民负担的很多是公共设施开支，如道路、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费用。‘人头费’中开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而且越落后的地方比重越高。据一项3县10乡镇的调查表明，教师工资占全部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比重平均为75.2%，最高达93.1%。从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来看，乡镇党政机构人员在全部在职工职人员中占不到15%，教师约占70%。
　　在县级财政中，地方财政的‘包干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加上‘短缺经济’，促使了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县级财政从制度结构上受到‘上下夹击’。一方面要向上上缴；另一方面，下面难以征收，同时还要维持乡镇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而基层组织的稳定又是国家稳定的基础。现在许多县级财政没有根本扭转‘吃饭财政’的状况。另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县级财政收入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收入位移’现象，即提供税源的主体从县属国营和集体企业转变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小型工商企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这种‘收入位移’同时意味着收取各项税项的交易费变的越来越高。
　　上述的‘收入位移’对乡镇财政和农民负担有着一定的影响，由于县级财政两面受压，近几年县乡之间纷纷开始实行分税制，这实际上是上述‘位移的继续’，在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财政收入主要靠乡统筹这笔专项基金。根据国家政策规定，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总和不得超过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是统筹款却几乎涵盖了乡政府的所有支出项目，因此现实中存在着促使增加‘乱收费’的主客观原因，即是如此，乡镇财政也是负债累累。
　　抽样调查表明，1997-1999年3年间纯农户平均人均负担最重为161.6元，而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则分别为109.32元、82.74元、和96.21元。过去负担方式侧重于按人头收取，如果改为农业税，且按承包土地面积征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负担不均。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宏观经济和收入增长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即由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增长向依靠非农增长转变，而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对村镇基础设施等公共投入品的享用和要求比纯农户高，但纳税义务并无相应体现，长此以往费税负担不公将转化为社会矛盾。
　　2.农业怎么办？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农民来说，与其说是负担过重，倒不如说是缺乏收入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表明，1996-2000年，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增反减。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要改变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必须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是一种经济社会的二元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二元的制度结构体系。为什么我们在意识到现实的制度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负面效应后却迟迟无法变革它呢？这实质是制度的本质问题。制度是什么？西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它归为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这只是制度最宽泛的含义，其实，制度的主要内涵是指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形式，其整个结构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内涵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任何社会的利益关系首先表现为生产关系”，因此制度的实质不在于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在于对人们利益的确认和维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制度实质是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利益关系。一般地，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要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前不可能仅依赖于生产力发展，还要依赖于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推进，直到现在，仍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的限制，使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劳动力无法顺畅地流通，从而使劳动力就业市场和用工市场无法真正形成，使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率都极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我们国家也逐步放宽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农民和市民固化为两个不同阶层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没有取得制度性的成果。究其深层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现有的城市组织管理水平下，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若一下子放开，必然对城市形成巨大的人口压力，现在一些大城市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性规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二，从建国初至今，国家对城市人基本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从而使城里人的利益具有刚性和“贵族化”倾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然要涉及城市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这实质将使城市人遭受巨大的无形的利益损失，势必使城市人在一开始就排斥城乡一体化，排斥城乡居民在利益上的平等，这也是当前改革进退维谷的重要层面。城乡居民在利益上不能处于平等地位，必然使农村居民在心理上认为从事农业生产“不合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势必大量涌入城市。其实，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非都是真正的剩余，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而加入到盲流中去的，从一些地方大量土地荒芜，而又有大量劳动力在外打工这样的局面就可见一斑。要使城乡居民利益逐步平等，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则是较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因为城乡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这是一个长期历程，而制度改革尽管会引起一时的不满，但这是迟早都要走的一步。
　　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对农业自身来说要加快产业化步伐。加快产业化，就是要加速农业分工的细化。
　　经典政治经济学把商品产生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所有制；二是分工。多年来，我们一直重视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公有与私有的研究和争论，忽视了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原因—-分工。历史上社会分工的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新的产业不断产生，社会分工越细，交换越频繁，经济就越发展。特别是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更是如此。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起因于新的分工的形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工业产业的细化，而每一个新的产业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发展。然而，农业产业的细化和升级却相对缓慢。
　　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的农业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现在的农业比起传统农业，并没有多少差别。农业落后的原因是商品化率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是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人多地少。，养活十几亿人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市场化，而这些有赖于农业产业化。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还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因而就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不管怎么表述，笔者认为，农业产业化应该包括以下含义：1)以市场为导向；2)按产业系列组织农业生产；3)通过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业效益；4)提高农业的专业化、集约化、企业化水平。
　　加快农业产业化，必须要加大农业投入，切实改变‘口号农业’。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大的投入，把农、林、牧、渔、小城镇建设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促使农产品资源转化，促使农业产业细化和拉长产业链。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遵循五条原则。一是市场导向原则，根据市场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因地制宜原则，发挥比较优势，营造区域特色，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相对集中，建立有特点的各种基地。三是科技驱动原则，讲求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四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原则，发展生态效益型农业；五是择优扶持的原则，扩大优势产业群。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市场；二是结构；三是龙头。龙头产业的作用非常重要。比如一个好的肉制品加工企业，可以形成一个好的产业链：粮食加工—饲料加工—养殖加工—肉制品初加工—肉制品深加工，还可连带起相关产业。所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的作用相当重大。 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决定中国未来地位的两点  　　中国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均导源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的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矛盾，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的外在表象。从本质上看，买方市场的形成，不是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农民购买力低，农村城市化滞后，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落后。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有道不清和解决不完的难题，因此总想再多说一些。
　　1.农民增收为什么那么难？
　　农民增收难，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影响农民增 收的主要问题将集中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制约，二是国际市场冲击(笔者认为：越冲击可能越有利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越有利于发展)。今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1)影响农民增收的结构因素：
　　其一，农业结构的层次仍然较低，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种、养、加工的比例不协调；二是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业比例不协调；三是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优质农产品所占份额低，特种水产、绿色食品、优质面粉等供不应求；四是调整结构单一，各地主要着眼于蔬菜生产，而蔬菜品种又集中在常规蔬菜上，结构趋同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使农产品的附加值十分低，农民收入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其二，农业产业化经营整体水平不高，经营机制不尽完善。一是加工流通能力不强，企业少、规模小，带动能力弱；二是科技水平较低，出口产品仍然以原料或初加工产品为主；三是加工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内在关联度低，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企业与农民之间是买断关系，农民仅仅是价格的被动执行者；四是农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农副产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市场信息滞后的制约；五是农业投资和资本运营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上述因素，使农业整体利润率低下，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2)影响农民增收的国际市场因素
　　中国已经加入WTO，农业的对外开放进程日益加快，农产品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日益加深。根据《中美农业协议》，在2004年前，中国农副产品平均关税从目前的31.5%降至17%，重点农副产品降至14.5%，其中牛肉由45%降至12%，猪肉由20%降至12%，家禽由20%降至10%，葡萄由40%降至13%。中国政府还承诺，自加入WTO之日起，取消农产品进口非关税保护措施，不断增加配额。而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生产成本逐年递增的情况下，业已失去竞争优势，以粮食为例，小麦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75.5%，玉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大米价格63%，粳米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大米价格9.1%，大豆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48.6%，豆粕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8.3%。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市场有效需求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农民收入的多少，同时又与农民消费理念、消费途径有关。
　　(3)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
　　农民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直接的生产者，农副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开拓农村市场的工作重心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确保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又是高风险产业，受市场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优化政府支持的方式，又要推进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已经谈了好多年，措施也制定了许多，笔者还是认为，最根本的是必须切实改变‘口号农业’。正如工业一样，农业也无法仅从自身寻求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着力点放在农村城镇化，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要把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植树造林及生态保护与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等建设等同起来，产生综合效力。
　　另外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根据前面所讲，由于一些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从理论上讲，国内产品面临着国际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变得更加困难。而在实际中，正是由于农产品国内市场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将会引起农业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认真研究。
　　二是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在同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逐步暴露出规模不经济、科技含量低、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经营效益大幅度下降。针对上述状况，通过政府的帮助和扶持，实现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建议是不可取的，至少在绝大多数地方不可取，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要选择新的战略，并根据选定的战略来确定战术。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劳动力过剩、职工下岗失业已成为较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从总体上减少了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再就业”的难度，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进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面对劳动力源源不断“供给”的情况，如何应对呢？
　　(1)农村剩余劳动力何以能够“入城”？
　　2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造就了1.2亿以上乡镇企业职工和8000余万大多进入城市的流动职业者。这些昔日的农民不仅为民工输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自己找到了相对稳定或不稳定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再就业。
　　为什么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入城”？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体制性的，即在由政策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城乡对立及各方面的不平等，使得许多城市职工以“公家人”为荣，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的习惯(利益贵族化)。而农民工以其吃苦耐劳的精神，迅速抢占了建筑、饮食服务、环保、农副产品供应等行业并占了绝对优势。随后，农民工还“迂回”渗透到厂矿企业、部门单位，去干那些正式工不愿干的工作，充当“准职工”的角色，以至形成了二元用工制度，即一方面固定工富余，另一方面又使用农民工。“这种在职工富余的情况下仍招收临时劳动力的状况，是一种‘就业陷阱’”，造成了正式工管合同工，合同工管临时工，临时工管农民工，“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怪现象。这种“高成本就业”状况与城市职工不愿“屈尊”的心态相结合，加之改革开放后城市出现了许多机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很自然地促成了农民的地域流动。
　　(2)城市“再就业工程”遏止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尚处在方兴未艾之际，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城市劳动力剩余及职工下岗问题。一方面，在计划经济“高就业”、“低收入”的政策导向下，企业本来就存在着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追求效益的目标取向与市场配置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之基本原则必须使富余职工离岗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一场全局性的“下岗”与“再就业工程”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当前下岗职工大多在40～50岁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能够从事的多是低技能、重体力的工作，因此，在对科技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他们重回企业就业的可能性非常之小。随着城市职工下岗人数的增加，迫于大势，不少下岗职工不再犹豫、观望、等待，而是自觉变“单位人”为“社会人”，走上社会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从事社区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与进城民工发生了争抢饭碗的问题。而原先那些使用民工的企事业单位为了减员增效，也在减少、辞退外来民工。
　　从总体上说，城市社区能够稳定地吸收外来劳动力而不至于被下岗职工取代的行业与岗位毕竟有限，在一些新兴的、向高层次发展的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文化、休闲服务等行业，城市下岗职工的优势明显大于农民工。政府的支持、社会的帮助、自身的压力和努力，使得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如火如荼。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多元化，城市职工的就业观念亦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单位”意识已经淡化，在“自救”、“自助”、寻找一份工作的同时，也制约、遏止了农民工进城“再就业”的流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一个“宝藏”，但谁来开采，又如何开采呢？
　　(3)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就业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进行合理的统筹安排，有步骤地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有序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既重要又迫切。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也是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很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相当发达，中西部地区非常落后，拉大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占全国面积的86.6%，人口占58.7%，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最大的地区。中西部地区要立足当地实际，发挥资源优势，多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应以集中方式发展农村工业、兴办工业园区。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应把劳动密集型技术放在重要位置，引导乡镇企业走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路子，以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继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中国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的潜力很大。要把商贸、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饮食、金融、保险等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开发农村房地产、旅游等新兴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就业容量，把农业服务产业化作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领域将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广阔的空间。
　　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是联系大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桥梁和纽带。如果集中资金重点加以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是有巨大潜力的。小城镇是农村工业化的基地、小商品集散地，每天都吸引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去赶集经商。小城镇是农村工业集中的地方，农村工业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行业，并促进农村小城镇本身的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这些都会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以，小城镇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基地，应把小城镇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在小城镇体制、产业布局、户籍管理、土地使用、社会保险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从而促进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绝大多数，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因此，一要深挖农业潜力，改善种植类的耕作方式。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种植业的耕作方式普遍落后，经营粗放，全国有2／3的耕地属于中低产田，效益差，有5亿多亩荒地等待开发。所以就农业种植业本身而言，只要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实行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提高农业种植业规模集约化水平，推广优良品种，就会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产率，同时可以消解一定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二要树立大农业观念，大力发展渔、牧、林业等。中国是一个山多地少，水面广阔的国家，农村劳动力向种植业以外大农业的广度转移潜力很大。因此，要积极鼓励和扶持农民从事开发性农业，发展大农业和生态农业，由此可以安排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要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鼓励、引导其健康发展，在市场体制建设中，推行反垄断政策，放宽多种经济成份的行业准许人，创造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使之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的就业比重。
　　劳务输出是一种国际性现象，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转移模式。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差异很大，当前随着亚太地区经济崛起以及非洲经济的发展，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要抓住时机，尽快搞活国内劳动力市场，打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求更为广阔的就业途径。
　　从1994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来看，城市基本实现了独生子女化，农村独生子女率很低，绝大部分的农村育龄妇女生育两个以上小孩，导致农村人口越来越膨胀，更加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担。所以必须下大力抓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
　　要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的教育方针，也是进行其他各类职业教育的基础；要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对将要进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使劳动者掌握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将要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技能，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教养和职业道德修养，使其很快胜任所从事的工作，能尽快适应现代文明的工作环境。
　　总之，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跨世纪难题，需要从各方面进行组织引导，灵活运用各项政策、法规，进一步规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行为，从而实现市场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供求动态平衡，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民营经济为什么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成长又推动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在思想观念、理论认识、政策法律上实现了五次突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特殊的内外境况，民营经济需要再次实现突破，这不是一般的突破，而是实际推进的突破。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依托和‘侵蚀’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为‘公有’，国有资产的闲置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和浪费。
　　1、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决不是偶然的。这种主要源于思想观念、理论认识以及政策的突破。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思想突破，民营经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潮下兴起；二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中共十二大又提出：“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发展”，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对民营经济发展在认识上取得进一步深化；四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又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把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五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正式得到全面正名。上述状况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经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得益于思想解放和政策调整，正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策，使得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崛起。
　　2、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
　　民营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后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与性质做出的客观、公正、科学的概括，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到底什么关系？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发展民营经济，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民营经济地位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代表的生产关系性质并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至今，民营经济的地位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前被否定、打击和排斥阶段，主要是受“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错误思想的指导造成的；二是十五大之前被初步承认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的发展；三是十五大之后的大发展阶段，主要是在十五大确立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发展。民营经济由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到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表明人们对生产力状况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而不是说民营经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民营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并没有变。
　　其二，民营经济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民营经济虽然代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但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民营经济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允许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要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政策、道德等规范的制约、限制、引导和管理，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二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平等竞争，在竞争中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三是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四是民营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也培养了一部分以劳动致富的典型，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因此，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民营经济同样会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光的“普照”，具有“中国特色”。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的民营经济已经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打上了社会主义的印记。正像市场经济一样，民营经济在不同的国家总是与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特点。
　　3、民营经济现状如何？
　　由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政策突破密切相关，所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组织结构三方面：
　　其一，从产业结构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明显进入不足。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政策突破推动下，第三产业的市场准入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其资本技术构成低于其他产业。如对投资主体来说，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具有规模小、资金少、技术水平低、劳动力素质要求及操作规范要求不高等特点。这样，第三产业就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逐步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大多数私营工业企业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使国有经济的相关产业明显竞争不足，从而无法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
　　其二，从区域结构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存在区域分布的失衡。这表现在城乡区域结构与东、中、西区域结构两方面：从城乡结构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体、私营经济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其户数占到70.4%和58.3%，近几年来，民营经济在城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城镇的民营经济无论在总量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大大高于农村，1998年已占到总量的62.9%；从东、中、西区域结构看，中国的民营经济，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无论在户数、经营规模还是在注册资金上，都占很大优势。这种状况决定中国市场化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往往出现“非合意传导”或调控失灵。
　　其三，从组织结构上看，正在逐步实现向现代公司制转变，但尚有一段距离。由于中国民营经济主要是由业主个人作为投资者出资兴办的，财力极为有限，加之民营经济是在城市面临空前就业压力、迫切需要解决大量待业的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具有劳动丰富但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低的特点，这种状况决定了其产业结构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的特点。但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注册资金、组织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向现代公司制转变。这种状况决定，只要民营经济能够继续获得应有的政策支持，完全可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
　　4.民营经济的贡献有多大—改革以来的情况分析
　　当前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除了上述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原因外，还应该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其一，发展民营经济有利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商品供应，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方便群众生活，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20多年来，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有力的增长点。
　　其二，民营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中国城乡的就业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吸收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1992年新增就业岗位为78万人，1993年猛增至278万人，1994年又激增至442万人，1995年更高达488万人，1997年我国70%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由民营经济提供，其安排就业人数已居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首。1978年全国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仅10万人，1999年累计已达6240万人。注册资金3439亿元，创造产值7063亿元。因此，当前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无疑可以大大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其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可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1991年民营经济交纳的税金占国家财政收入还不到10%，1996年已达到12%左右，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交纳的税金已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5--40%，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支撑。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仅可以大大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而且有效地增加了财政收入，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其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市场化的微观基础，而民营企业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制灵活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它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发展竞争机制，冲击铁饭碗、大锅饭和官工官商作风，促进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换机制，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细胞，从而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筑起牢固的微观基础。
　　前面已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发展民营经济在思想观念、理论认识、政策法律上实现了五次突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特殊的国内和国外的环境，现实要求民营经济需要再次实现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一般的突破，而是在实际中加大力度推进的突破。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艰难成长的道路，特别是在认识和观念上，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国家在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渐进的过程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积极稳妥的。加入WTO，和国际接轨，改革国有企业，要求我们要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大力推进民营经济的地方经济发展就越快，但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依托和‘侵蚀’国有经济。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负债投入，造成负担过重运行困难，大量资产闲置造成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因此通过改制、重组、改造改革国有产权，促使非国有经济发展，不仅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让资产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非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为‘公有’，国有资产的闲置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浪费和最大流失。 民营企业为何总是昙花一现
　　民营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民营经济在整个发展中，却总是“流星闪烁”，好景不长，巨人集团的盛极而衰、飞龙集团的逐步败落、三株集团的瞬间辉煌…，中国优秀的民营经济总是“昙花一现”；1987年评出的20位首届全国优秀民营企业家中，到1997年只有四位还在经营企业…，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也是“稍纵即逝”。1998年，有人出版《研究失败》一书，对中国民营经济失败问题进行探讨，引起不小反响。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民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之一，其兴 衰关乎大局，对民营经济为什么总是“流星闪烁”的探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笔者认为，民营经济作为在中国经济改革夹缝中兴起的经济力量，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外部条件的不充分和内在的缺陷，正是这些内在缺陷，使民营经济总是“流星闪烁”。具体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存在十二大缺陷。这十二大缺陷，是由政府管理与民营经济自身特点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其一，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政策仍十分严重。尽管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又被载入宪法。但现实状况表明，时至今日在行业准入、资金融通、权益保障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政策(或行为)仍十分严重。民营企业仍不能享有与国有、集体和外资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所有制标准、外资标准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不少领域，“外资”能进而“民营”不能进。这种对“民营”的歧视性政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和公有、私有“共同发展”的基本政策，极大地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其二，唯规模论英雄的缺陷。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由“非法”到“优等公民”的历程，充满了坎坷与波折，所以企业在发展中的一些投机行为和心理是难以避免的。一般来说，对企业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就业和纳税两个指标加技术进步与环境，而不应该是规模、知名度，更不应该是兼并了多少资产或竞投了多少中央电视台的黄金广告。目前政府和社会在对民营经济的财务评价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资产与净资产混淆不清，存在谁的资产多谁就是“老大”的心理，而对企业的负债却视而不见。许多企业号称资产多少亿，实际上却资不抵债。这种状况，直接导致民营经济在商业行为上惟利是图、恶性竞争，进而导致商业道德和企业伦理的沦丧；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盲目上项目、铺摊子、搞兼并和多元化经营，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抓好经营管理。民营经济一旦出名，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成为其衰败的根源。
　　其三，在经营管理人员配置上存在家族化的缺陷。中国民营经济的从业者大都是从其他社会阶层分化出来的，他们既是企业的创业者，又是守业者和管理者。企业在规模扩张中，随着资产的增加，对财富的控制欲膨胀但控制能力减弱。企业规模扩张对企业管理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多层化，创业者深知创业的艰辛，因而有一种不相信外人，只相信自己人的心理，从而造成重要领导部门和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都是自己的亲属。当这种状况增多时，便使企业中人情大于规章、动力低于能力成为常态，不仅严重影响了整个公司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企业的人才战略、科学决策和严格管理，最终将使企业陷入困境。
　　其四，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自由放任。在扶植和发展民营经济过程中，政府通过废除旧有的政企关系实现职能转变是无可厚非的，但就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地方却走向一个极端：盲目乐观地认为民营经济在当前已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要政府把各种制度制定好，市场力量就会自动把民营经济推向发展。这种简单的“放”的思想和做法，使民营经济无论从管理、服务还是素质和行为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吴敬琏指出：“政府不履行市场经济中应当履行的职能，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所以，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干预是不可少的，关键是要适度、到位。
　　其五，政府官员对民营经济的全面承包和保护。发展民营经济，政府的支持和扶植是必要的，但有些地方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成为某些重点企业的保护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表明决心、热心、关心和力度。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秩序的维护；二是不利于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廉政建设。民营经济有了政府官员的保护，有很多潜在的非正常收益和政府倾斜实惠，这是滋生新一轮腐败分子的土壤，而且这种贪污受贿，披上了光彩的外衣，极易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督；三是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扩张。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出现危机是正常的，而一旦有了有保护，使一些民营经济的业主尝到了甜头，就会使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搞关系上，遇到问题不是去找“市场”，而是去找“市长”。这种状况，不仅严重束缚了民营企业家本身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而且具有负面的示范效应，对整个民营经济业主的行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其六，政府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挂牌保护。由于中国的执法机制和现状，民营经济受到执法部门的非法和不正常干预是常有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经营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无可厚非，对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民营企业进行扶植和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些地方，为对具有一定规模和贡献的民营经济进行扶植，往往以政府名义发布文件，对其给予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全方位保护。某种意义上，对某些地方而言，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大多数地方却是坏事：一方面，实行挂牌保护的民营企业毕竟是极少数，这样以来，必然使同一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竞争，严重挫伤其它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必然增加经济运行中的无序因素，破坏市场机制的最终形成。这样，民营经济就无法真正成长，即使长大了，也是温室中的花朵，遇到“强风劲雨”，凋零败落成为必然结果。
　　其七，管理体制和法制建设落后，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改革的滞后，政府对民营经济实施管理，有关行政部门缺乏协调和配合，有时出现“多头管理”，让企业无所适从；有时又出现“管理真空”，使企业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规范。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同时，法制建设也相对落后，1988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民营经济的权利义务规定得相当模糊，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制定有关扶植民营经济发展的较为详尽、明确和可操作的法律法规如《民营经济法》等，民营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法律保护。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有时对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严重的制约和破坏作用。
　　其八，缺乏对民营经济的专门服务体系。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服务体系，尤其是民营经济成长壮大以后，这种服务体系尤显重要。这种服务体系主要是中介机构(如人才教育培训、管理咨询、市场营销、技术开发、法律和金融中介服务等)和社会服务机构(如从业人口户口申报、子女入学、员工培训、职称评定等)。有些地方即使有了这样的机构，其职能一般也是由政府的一个部门担任，也只对国有企业直接开放，民营经济很少“有此殊荣”。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后，这一问题将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时甚至可以使民营经济陷于困境。
　　其九，“三乱”政策禁而不止。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三乱”问题，是导致民营经济“流星闪烁”的重要原因。在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民营经济成为一块肥肉，行政部门以收费代管理、代指导的现象普遍存在，“三乱”侵扰仍是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各种福利捐献、名目繁多的“领导费用”、各种关系安置的就业人员等，使民营经济这个“没娘的孩子”无法健康发展。根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理论，当税费率超过一定界限后，政府的税费收入会不增反降。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税费率过高一方面增大投资成本，抑制投资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助长避税逃税行为，从而导致税收基数的大幅降低减少财政收入。中国民营经济偷税漏税现象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三乱”问题既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又导致民营经济的不规范运作，从而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十，民营经济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技术装备落后。绝大部分民营经济都处于技术装备和生产方式落后状态。从管理方式上看，民营经济很多管理方式和制度不健全，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习惯于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缺乏对市场的适应和把握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民营经济能够崛起，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市场机遇，抓住机会捞一把，二是政策机遇，乘“政策东风”，但发展起来后，如果生产方式和技术设备不随之进行调整，无疑无法长久。
　　其十一，民营经济的人才结构不稳，导致发展缺乏后续力。民营经济以经营方式灵活而在市场上保持高利润的获取。但正是这种灵活的经营方式，使其容易模仿，员工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就基本能够掌握必要的技能和知识，求稳的社会心态和民营经济的家族化经营倾向，使大量人才不断流失。这种流失的人才，一部分可能进入其它企业，另一部分可能通过掌握的技术而进行“小本经营”，两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都会造成直接威胁。如果人才流失伴随着技术、客户和信息(尤其是企业的保密信息)的流失，民营经济发展势必遭到巨大冲击，这对民营经济的生命力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
　　其十二，民营经济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民营经济存在总体规模不经济状况；其次民营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强大的“进入壁垒”，很多产业是民营经济不能进入的；再次，由第二点决定，民营经济的产业存在明显的“亚产业”特征，在产业组织结构上、地区结构上都具有明显的低层次性和对传统产业的依附性，这种状况，从根子上决定民营经济无法实现长远的大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民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生存竞争力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优化民营经济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结构，弥补民营经济的缺陷，使民营经济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1.民营经济融资难现象解析
　　在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却感到“信贷收紧”，1998年，民营经济投资增长率几近为零。在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民营经济却融资困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呢？
　　其一，现存银行的运作机制不利于民营经济融资。国家的银行运行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主要是作为政府的“钱袋”与财政共同发挥对经济的调节职能，本身的商业化程度不高。在社会转型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需要，对自身的运作增加了一些谨慎性政策限制，从而给民营经济的融资带来了困难，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银行累积性负担制约银行对民营经济放款。中国原有的银行体制是以国家垄断、资金供给和准财政为特征运行的，这种机制的运行状况就是“国家点菜，银行付钱”，不仅排斥非国有经济主体，而且长期以来培养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心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和银行运作机制都进行了很大改革，但政企不分、政银不分导致的银企不分所引致的两个“倒逼机制”的运作状况并没有改变，最后形成“欠钱的是爷，要钱的是孙子”的状况。同时，因为国有银行业绩的考核主要看账面价值，而不去具体分析贷款的质量，只要企业不倒闭，银行的帐面上资产数量就不会减少，从而导致银行对企业的“债务依赖性放款”。这种状况是当前银行明知企业亏损仍然继续贷款的主要原因，从而使民营经济贷款无门。
　　二是现行的银行有关政策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贷款。中央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增加对民营经济贷款”，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也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首先是利率浮动措施。因为民营经济的历史短，资信度差，容易出现商业骗局，这就意味着银行向民营经济贷款的风险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提高对民营经济的授信利率(央行同意)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一来，民营经济对信贷的需求就明显减少，同时，因银行的呆坏账较多，提高利率并不能有效予以补偿，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增加民营经济的融资。其次是授信规模限制。银行授信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银行授信的规模越小，其固定成本越大，自然获利就小，因此，银行希望每笔授信都能达到一定规模。一般来说大企业的贷款规模较大，民营经济的贷款规模较小，有关部门估算，国有银行向民营经济贷款的成本是向大企业贷款成本的5倍，因而银行一般倾向于向大企业贷款。同时，银行的每笔贷款都有严格复杂的审批程序，而民营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希望抓住每一次市场机会，其申请贷款的随机性强、时间紧，因而影响民营经济向银行融资。
　　三是银行的授信歧视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贷款。银行的授信歧视包括两方面：其一是所有制歧视。民营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国有经济，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存在所有制“不兼容”问题，影响银行授信。另外，即使国有银行出于扶植和帮助目的给非国有经济主体放款，一旦贷款发生问题，有关负责人就无法逃脱干系，不是因为姓“资”和姓“社”的“政治问题”，而是可能被怀疑收取了对方的贿赂。而贷款给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一般比较安全，即使贷款出现问题，也不存在那么多麻烦事。所以民营经济融资难。其二是客户评价标准歧视。国有银行的授信，一般是对较大企业，大企业的各项信用指标是民营经济无法相比的，这种状况客观上对民营经济形成了信用标准歧视，不仅影响银行的授信行为和心理，更影响民营经济的融资信心。
　　其二，民营经济现况不利于其融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民营经济内源融资层面。所谓内源融资，指企业不依赖于外部资金，而是在本单位内部筹集所需资金，主要是通过以前的利润留存进行资本纵向积累的一种融资方式。内源融资的资金来源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自身的积累和储蓄，二是暂时闲置的可用来周转的资金。我国的民营经济虽然在最近十几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因中国民营经济的产业、产品、规模等因素的制约，其自有资金不足、自我积累有限仍是限制其发展的一大问题，这与世界其他国家民营经济内源融资占到50-60%形成鲜明对比。内源融资作为基础融资方式在中国民营经济的缺失，使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无法稳步地实现结构优化性扩张。
　　二是民营经济外源融资层面。所谓外源融资，主要指经济主体直接进入证券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金。外源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企业的直接外源融资主要指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在股权融资方面，中国民营经济通过买“壳”、借“壳”、股份制改造和发行股票等方式已经有所涉足，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民营经济的资金困难问题。但这种方式，解决的只是部分民营经济的资金问题，这部分民营经济一般是规模较大、技术或产品较成熟、经营管理较好、经济效益较佳、发展前景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只占民营经济总量的极小比重，中国绝大部分民营经济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融资。而从债券融资来看，我国当前的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发展，且在发行规模上有严格限制，很多大企业都很难通过此种方式融资，民营经济更没有可能。企业的间接外源融资主要指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关于民营经济的贷款难问题，除了上面分析的银行对民营经济“惜贷”外，民营经济缺乏合适的质押是另一重要原因。民营经济的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比较少，而银行贷款一般要求财产抵押，特别是要求固定资产抵押，这就使许多固定资产较少的民营经济贷款困难。
　　三是民营经济成长性差，竞争力弱。中国民营经济虽然在过去十几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自身的竞争力弱和成长性差一直是制约其融资的重要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竞争力脆弱。经济成长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一般是从注重产量的劳动力时代发展为注重成本的生产力时代，再到注重价值的竞争力时代。而对一个企业来讲，其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产品价格、数量、质量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形象、研究开发水平、社会公共意识和持续发展经营能力等因素。中国民营经济在1978年后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当时迅速的规模扩张，即得益于卖方市场的运作特质。而当前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市场正从注重成本的时代迈向注重价值的时代，这就要求要有较强的竞争力。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公司形象、产品质量、社会公共意识和科研开发水准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银行授信活动，是一种预期收益性很强的经济行为，民营经济的这种状况，自然使银行授信望而却步。(2)处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生存难度大。中国民营经济所处产业水平较低，民营经济占优势地位和主体地位的行业主要是“夕阳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决定其生存的态势—-面临的竞争力比较强，包括与国有大型企业的竞争以及民营经济间的竞争，这种状况决定民营经济的生存难度较大，导致民营经济融资困难。(3)企业绩效低。中国民营经济的绩效低，主要是相对授信主体而言的，而不是单纯就民营经济的运作机制来说的。中国的民营经济绩效低，主要表现在资金利税率、权益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方面，有关部门调查表明，民营经济在这些方面远远落后于大型企业。这就使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不敢对民营经济放款。
　　其三，缺乏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一是国有专业银行没有设立为民营经济服务的专门机构。中国四大专业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型企业，对民营经济只是随机“救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是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是由市场运作成本决定的，根本无法保证满足民营经济信贷需要，这不仅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的顺利发展，而且使民营经济贷款难以避免出现“寻租”现象，从而扰乱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则。二是缺乏一批专门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与民营经济兴衰息息相关的非国有银行。我国民营经济20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其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75%，但我国一直没有发展起、也没有允许发展起一批与之相适应的、为其服务的、与其一起成长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发展起来至少有三点好处：(1)机制灵活，运作成本低，资金较少，能够与民营经济一起成长，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推进力量；(2)非国有银行一般具有浓厚的“地方性”，对当地的客户情况较为了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3)非国有一方面使银行运作有效率，因为盈亏都是自己身上的肉，所以每一笔交易都要精打细算，从而逐步规范运作机制和规则，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保证一切成本都体现在价格中，用不着担心“寻租”现象的产生。三是缺乏民间融资机构。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且十分不规范，因此，居民手中的货币只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增值，而民间投资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民间融资机构，可以有效地引导居民资金流向效益高的投资领域，从而实现资金的最佳配置和运用，如果民间融资机构能够发展并逐步壮大，将有效地解决民营经济的资金问题。
　　另外，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国民营经济的评估中不仅缺乏，而且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2.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的对策解析
　　解决好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关系到中国当前的社会稳定和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状况。解决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加快改革国有银行的信贷机制，建立与民营经济贷款配套的政策体系。国有银行资金雄厚、机构众多，并且有着较好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基础，这是中小金融机构无法相比的。当前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要改革银行的贷款审批程序和信息获取渠道，形成适合民营经济贷款要求的运作机制和政策方针，同时尝试着设立民营经济贷款的专门部门，专项负责解决民营经济的信贷问题；二是要逐步改革和完善国有银行的授信办法，要给分支机构一定的贷款权限，充分调动基层机构的积极性，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在完善第一责任人基础上，将责任分摊到各级负责人并逐步量化，充分调动信贷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可以尝试在管好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的同时，适当放开对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形成一种类似“双轨价格”的利率体系，这可能会对我们的利率自由化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
　　其二，建立健全民营经济信贷担保体系。民营经济没有合适的贷款担保，是其难以取得贷款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民营经济贷款担保体系是解决民营经济贷款难的重要一环，具体可以从三方面考虑：(1)对于小额的贷款，可以以企业自身的资产和项目作抵押担保，并逐步尝试使民营经济自身形成相对完备的贷款制度；(2)为进一步保证民营经济的融资顺利进行，可尝试由政府牵头、企业为核心、金融机构为后盾联合成立担保机构，并设立担保基金，对民营经济融资进行担保；(3)对一些私营企业的贷款，可以尝试探索数户联保的方式，促成企业联合，一是可以企业之间互相作为担保者，二是可以设立企业联合担保基金，使企业融资有强大的后盾，使融资变得较为容易。
　　其三，发展和完善直接融资体系，积极探索风险投资机制，广开融资渠道。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民营经济的直接融资大致包括四种：发行企业债券、开辟二板市场、创业风险投资和柜台交易。这四种方式是以发达和运作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且问题很多，大企业尚难以发行企业债券，民营经济更难为之，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我们的资本市场，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从根本上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的根本所在；中国二板市场尚未建立，如果按照现行的深沪两地上市标准额度的限制，民营经济只能“望股兴叹”，在这一点上，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前要逐步培育一批创业风险投资公司，为民营经济的创业和发展提供融资支持，证券市场也要逐步开设二板市场，或者加大与香港的合作，可考虑在香港先开辟二板市场，为创业风险投资公司顺利推出奠定市场基础；与此同时，可尝试有管制的发展柜台交易，为民营经济的融资开辟广泛的资金来源渠道，这也是我们逐步走向资本市场的一个必要的前期工作。
　　其四，推进民间金融机构建设。民间金融机构的最大优势是机制灵活，效率较高，其经营项目主要是面向民营经济，发展起民间金融机构，将从很大程度上缓解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培育和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可以尝试按地区、分行业成立商会等自律性组织，使民营经济实现自我管理，有组织地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建议。各商会要建立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机构体系，帮助民营经济融资，辅导有关知识，协助金融机构进行有关的授信调查，同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商会基金”，使企业间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帮助的“互保联保”关系。个体私营经济可以建立行业公会，通过内部资金融通，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同时积极发展带有行会性质的、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地下融资组织，并承认其合法地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可尝试使其业务公开化。 在调整中前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策略  　　20多年来，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已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
　　1.退出创造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的模式探讨
　　从前面的分析知道，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政府是决定民营经济发展主要的、决定的因素。目前情况下，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来自于政府的不到位经济管理。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要从根本上贯彻落实国家“抓大放小”的战略精神，因此，在实施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之时，还要脚踏实地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放 小”工作。
　　规范政府行为这是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经济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如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因此，要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既要重视资源的投入，更要不失时机地促进民营经济的结构转换，在结构转换中求速度，求效益。
　　其一，调整相应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好的环境。从全国范围讲，应保持公有制的优势，而具体到地方和行业，尤其是一个地区、一个县市，在所有制结构上不必硬性规定公有、私有的比例，而应坚决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坚持有进有退，该退的积极地退出来，为民营经济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按照不同经济类型制定有区别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融资政策，从而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其二，对民营经济实行产业引导，使之经营重点转到第一、二产业，改变其比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一是要大力提高民营经济在农业领域的比重，加快农业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二是围绕工业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的调整，引导民营经济大力发展为城市大工业配套的技术型、外向型的加工工业和服务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资源加工业；三是继续发挥民营经济在传统商贸行业的积极作用，以贸促工、以贸促农，走贸工农一体化之路，通过流通领域、专业市场的建设，提高第三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其三，推进民营经济从单纯注重量的扩张向量质并重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企业组织化程度。针对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状况，今后应通过培植优势企业，实施名牌战略，优化存量资产，对民营经济进行组织结构、资本结构的调整，使民营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向社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对发展条件好的民营企业，要运用资本运营规律，推进资产经营，开展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对人财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对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要从实际出发，促进民营大户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民营大户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相结合；同时，要鼓励民营企业抓住国有中小企业的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资产控股、技术入股、租赁、承包、购买等方式兼并国有中小型企业，利用国有、集体企业的闲置资产，扩充自己的实力。
　　其四，加强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力度。民营经济结构的优化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从事产业调整优先发展产业的民营企业，应搞好政策引导、政策扶持，保证其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发放贷款、物资采购、外贸出口等方面享受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权利待遇，不应当按所有制不同实行倾斜政策。对规模小、技术落后、投入产出小、产品市场小的新办企业，今后不予审批，对于一些需要发展而政府和国有企业财力不足的产业部门，应当打开大门，让民营企业进入经营。
　　其五，政府要防止私企成长过程的非正常“间断”。企业的壮大(或衰落)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任何以外加的方式去改变一家企业的自主决策，都有可能导致企业正常成长的破坏性中断，扼杀企业(或集团)的生命力。这里的“间断”一词，就是指由于外力的非规则干扰，使企业脱离正常的成长轨迹而急速的扩张或收缩。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强“敌”当前，而我们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却如此势单力薄，企业、政府都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极有可能犯“急性病”随意插手私企内部事务(或指示或建议或看法)，做出一些拔苗助长的事来。高速发展是好事，能快就不要慢，但应力求避免出现国有企业兼并过程中所出现的“拉郎配”、“小舢板焊接大轮船”。
　　总之，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要想扮演正确的角色，作出应有的贡献，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有效地发挥这些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为逐步消除政府行为障碍提供可靠的保证，从而有力地推动非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2.股份合作制---放活中小企业可选择模式。
　　股份合作制，作为放活中小企业的一种制度形式，已经逐步赢得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实施“放小”战略，股份合作制是一种可选择模式。在推行股份合作制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方面：
　　其一，要选准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实质是一种“合作制”，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民营化性质是主要的。而国家“放小”的战略，实质上是国家有选择地退出。因此，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只能是“竞争性、非垄断、非特种、效益一般或较好”的企业。之所以这样选择，其一，因为国家选择退出的行业，不能关及国计民生；其二，国家不能“一退了之”，必须既能够找到买主，又能够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造；其三，国家“放小”的实质是“卖小”，卖出的条件是既有买主，又有合理价格，并且是买主需要的商品，所以必须坚持“靓女先嫁”或“次靓女先嫁”，而不能采取“丑女先嫁”；其四，实行股份合作制，选准行业和企业，坚决把亏损或效益差的国有企业送、低价卖之等，突破‘国有资产流失’的观念障碍。
　　其二，要把握好四个关口。股份合作制要把握好四关：一是企业资产评估关。这一关要解决好两个问题：评估人员的构成和评估标准确定。评估人员可由政府评估机构(或派遣评估人员)、企业领导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以前者为主；评估标准应采取以企业市值为主，结合企业前景和预期收益为辅的标准进行。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杜绝“黑箱操作”和“寻租”问题；二是转让价格关。企业转让价格的确定，应该以现有企业存量资产(包括存货、厂房、设备等)市值设股，股票价格由政府根据具体情况测算确定(资不抵债企业可暂时挂账处理，欠账不进入股权设置，等股票交易完毕再考虑资债平衡)，实行有规则的内部交易。这种方式既可以避免资不抵债企业改制中断，又可以避免“内部人控制”、“寻租行为”和“黑箱操作”，还可以保证企业“放中有治”；三是班子选定关。领导班子选定可以采取“股权加政权”的形式进行，即采取组织推荐与公司股权配置相结合，既能保证公平，又能保证效率。但有一个原则，即对资不抵债严重亏损企业，班子一定要换，而企业状况良好的企业要原则保持班子稳定；四是股权设定关。这可分为三种情况：对状况良好企业，领导班子认股不得超出20%；对一般企业，领导班子应持大股或绝对股；对较差企业，应按比例配送股份或配送基础上的资源购买，但领导班子产生要以股权作为主要依据。
　　其三，要选择好变现方式。变现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市场交易的时间性问题，这直接决定着企业改制的规范性。根据我国的中小企业实际情况，可分为三种方式：一是对企业资产规模小、效益一般或规模大但效益好的企业，可采取一次性变现方式进行，因为一方面企业的职工有购买能力，另一方面，一次性买断可以避免“变相处理”之嫌；二是对资产数额大，效益一般或较差企业，可采取一次性买断，分期付款方式进行，但首次变现不得低于总资产的60%，且延期最多为两年。这样做既能有效地盘活存量资产，又能够保证政府退出之时对企业改制进行监督，有利于企业改制的顺利推进和长远发展。
　　其四，要用好变现资金。变现资金使用状况，是股份合作制推行好坏的直接体现之一。根据中国的现实状况，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变现资金，20%可以用于解决其它困难较大的国有企业问题，如用于发放职工的下岗补贴、特困补助和提供再就业帮助等；60%的资金可用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20%的资金可用于部分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放小”，是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要层面，股份合作制，可以有效地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作效率、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目的，因此，可以作为中小企业改制的可选模式。
　　3.发展民营经济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无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存在多少内在的不足和外部的阻力，非国有经济都将蓬勃发展，为了减少失误促进发展，需要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经过20年漫长的渐进改革，民营企业呈现出了特色环境下的特别存在状态，产权明晰被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这将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许多例子表明，中国现实的情形是，一些比较大的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有待于重新打量。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有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大型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据形势需要而定。
　　大量的现实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存在一个普遍的困境：如果民营企业不与无所不在的特权结盟，别说超速发展，即是一般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不少人已经注意到当今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异变，并且由此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也许是中国民营企业壮大后无法选择的历史宿命。
　　虽然现在还不能得出某种结论，但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市场本性如果被逐权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若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怀疑。
　　另外一个问题是民营经济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被彻底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对于这一点，情况又是怎样呢！
　　企业并不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都厌恶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以及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应该都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社会吗！
　　现实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必然的。在一个缺乏规制的市场，特权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样容易感染。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的投靠特权的动机。可以预见，民营企业投靠特权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之时。
　　所有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一个巨大功能就是迷惑真正的市场精神。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破坏精神。中国民营企业不想在这样的市场中被迫消亡，就会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特权的庇护之下。
　　特权的制度环境，正在吞噬着曾经生机勃勃的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不能从制度上消解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规模化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想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无二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点。
区域结构为什么被扭曲
　　中国无论从何种层面衡量，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的失衡都是不容乐观的现实。这种差距的拉大和失衡发展态势，无疑是导源于区域关系扭曲这一事实。为什么区域关系会被扭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调整区域结构，把握历史脉象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关于区域差距拉大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基于不同的发展理念形成多种不同的看法和理论学说，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和不同的方式。我们不打算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纯理论的抽象分析，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的分析，抽象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机理。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拥有极端畸形经济结构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权。作为从推翻三座大山中成长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大解放为理念的新政府和领导集体，绝对不忍看到在红旗和阳光下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西北、华北和华中优先发展新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建设的694个项目，大部分都分布在内陆地区。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一次详细阐释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工业布局实现均衡发展，实施全面撒网、共同进步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主导思路。新中国政府依靠强大的计划控制能力，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合意”区域分布。从“一五”到1978年，各种投资政策和财政支付转移明显地向边远与落后地区倾斜，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和资金大量外流，而边远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在1956年到1978年期间，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共建了2000多家大中型企业，这种投资大大地促进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工业增长，这种发展战略，也有效地调整了落后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如华中地区农、轻、重比例1965年为71：15：14，而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末期时，这一比例为44：22：34，该比例在西部由69：16：15变为40：23：37。这种投资倾斜加上以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和公共产品与服务分配差距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消费水平出现越来越平等的态势。但造成这种平衡态势出现的条件是特殊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首先，国际环境压力导致的两次“大推进”与两次“小推进”是决定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武装强占台湾省，并纠集其它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等措施，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展的工业项目布局和厂址选择较多考虑国防和安全。“一五”时期新建工业企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了造船厂必须在海边外，大都摆在后方地区，造成第一次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大推进”。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由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局势日趋缓和，但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洋跃进”，导致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两次“小推进”。但到60年代中期，中央对国际局势再次估计严重，由此提出“三线建设”和“备战备荒”的战略思想，1965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做出火速集中力量，加强全国和各省区战略后方建设的决策。据此精神，国家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都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上来。由此造成工业由沿海向内地的第二次“大推进”。到1978年，中国经济整体逐步形成均衡的发展局面。但这种局面的形成条件无疑是特殊的，是由政治需要决定的。其次，这种发展局面的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三线建设要求“分散、靠山、隐蔽”，要进洞，人为地割断了生产的有机联系，从而在厂址选择上造成很大失误，有些项目的厂区布置极不合理，有的工厂由于进洞过深，成为长期隐患。这种状况导致工业布点严重脱离生产条件，“遍地开花”、“星罗棋布”等经济态势造成经济效益极为低下，据统计，仅1958—1960年三年大冒进和工业布局“遍地开花不结果”就减少国民收入约1500万元。同时，这种状况导致国家整个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其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正是认识到这种产业布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在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理论界和政府对建国30年的生产力布局进行了深刻总结。通过对其它一些国家(如前苏联、日本、美国等)的区域发展的分析和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总结，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目标只有通过不平衡发展才能够实现，要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畸形分布状况，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指导思想对后来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80年代后，不平衡发展思想和政策取代了平衡发展思路，区域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区域差距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倾斜的局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倾斜的战略方针，是基于党中央对逐步趋于缓和的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的前提下提出的。当时主要有两方面战略举措：一是从“六五”以来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内地向沿海地区转移，到“七五”时期，倾斜力度更大，而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过程中，由于经济运作方式的差别，直接导致区域之间资源配置的进一步失衡；二是通过率先在沿海地区开辟经济特区、开放港口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赋予这些地区在财政、税收、信贷、外资、外贸、金融、价格等方面较大自主权，并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进入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沿海和内地之间市场化程度存在事实上巨大的差距，整个经济运行在区域层面表现为较强的“双轨性”。这些政策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拉开了沿海内地的差距。不平衡发展战略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两方面的不协调：其一是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配套不协调。中国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想达到“榜样示范”和“先进带后进”的效果，但这不仅需要区域相互开放和形成高效的“联动效应”的空间传递机制，更重要的要保证国家政策的公正性和在提高效率促进发展之时保证对公平目标的兼顾，这需要国家投资政策和区域补偿制度体系的科学合理性。中国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很难协调好；其二是区域产业结构没有形成协调分工发展。区域发展形成“先进带后进”的局面，必须形成区域之间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而这种转移机制的运作需要区域之间形成“梯度产业分工”，按照现代产业经济理论的概念，即形成“雁形分工结构”。即如在空中展翅的大雁，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行，因为其领头雁在不断的变化：从领头雁位置退下的大雁，就自然的转移到后面，而后面的大雁则肩负起开道任务。产业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必须能够实现产业之间的这种科学的产业转移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进态势。而中国由于实行“放权让利式”改革，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权之时，缺乏全国统一的、打破区域分割的政策和体制与之配合，地方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冲动和市场分割就成为中央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的区域发展局面，这不仅导致国家经济“放乱收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导致各地区“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发展战略，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产业结构性趋同。但由于政策差别，导致地方政府在职权运作上的差别，产业结构层次及其建构方式存在巨大差别，由此又进一步加剧区域之间的差距。为什么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同样没有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共进呢？其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政治因素。如果说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出于国际环境和生存安全问题的考虑，那么，“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则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1978年，国家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保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增长，就成为当时的难题。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计划统得过死导致经济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如何实现效率提高，政府并没有现成的方案，于是，出于风险和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其说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经验，不如说为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生动的现实案例支持，从而使改革由社会认同促成上层的认同，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其二，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再调整，是“一次革命”，因此，改革的道路不可能没有阻力和风险。正是出于对风险、阻力的综合考虑，中央政府选择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样选择的动机与优先选择农村改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沿海地区不仅工业基础扎实，而且观念也相对开放。先从沿海地区试点，再根据改革效果决定如何逐步向内地推进，以保证国家改革进程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改革进程从总体上呈现“外围—核心”态势，主要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中国的开放格局更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比较大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就决定改革本质上讲是无法摆脱“帕累托最优困境”。因此，稳定就成为改革推进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大幅波动和政治风波之后，稳定就成为政治左右经济改革的自然逻辑选择。但由于国家没有随着改革建立相应的补贴机制，这就使“帕累托最优困境”中的矛盾日益积累，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改革难点的主要根源。
　　由上面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关系扭曲，实际上是由于国家始终没有或着无法摆脱政府左右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治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但这并不是政府的错误或失误，而是一定客观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很多，但成绩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从建国50年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转变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对人民政权的高度责任心和人民生活稳定的极度珍惜。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形势下，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困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采取如何应对策略与科学的战略，更好地解决问题，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历史责任。 区域差距有多大
　　区域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始终是困绕党和政府的经济难题，即是在经济发达的同一地区，也存在着差距。国民经济统计对东、中、西曾有明确的划分，然而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对中西部有不同的划分，因而这里的区域是指中国整体形态上的区域。
　　1.地区差距有多大？
　　中国地区差距主要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它的存在乃至扩大，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现象和问题。
　　衡量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指标有很多，但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发展程度的指标则是GDP。因此，我们可以从GDP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三大指标的动态变化来看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沿革和现状。
　　1)GDP增长速度。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GDP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1978～2000年，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GDP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的GDP增长速度，高出中部地区4个多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近6个百分点。2)经济总量。由于各地的起点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所以发展快的地区经济总量越聚越大，占全国的总量越来越多。1978年到1994年，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52.5%上升到58.5%，增加了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则由31%降到27.4%，下降了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16.5%降到14.1%，下降了2.4个百分点。东部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由40.9%扩大到53.2%，扩大了12.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的相对差距由68.6%上升到75.8%，扩大了7.2个百分点。到了1999年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总量约14.7%,2000年以后，由于国家加大西部开发，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增长加快。仅2001年西部地区投资4704亿，增长19.3%，比东部、中部地区分别高出6和3个百分点。3)人均GDP。1978年至199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由464元增加到6812元，增长了13.7倍；中部地区的人均GDP由310元增加到3664元，增长了10.8倍；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由253元增加到2973元，增长了10.8倍。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33.2%上升到46.2%，差距扩大了1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45.4%上升到56.4%，差距扩大了11个百分点。从东、中、西三大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看，1978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4元和211元，到1995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的绝对差距则分别提高到3148元和3839元，分别为原来绝对差距的20.4倍和18.2倍，差距拉大的趋势十分明显。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最高的上海为30805元，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贵州省2475元，前者是后者的12.446倍。2001年上海市GDP 4950.84亿元，人均GDP约3.7万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山东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438·3亿元，人均GDP约1.06万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0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04·5元。而西部的最低省份人均GDP不到45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5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1500元。2.西部开发难在那里？对于东西部的差距问题，统计数字一目了然，专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科学的评价。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差距正在明显加大。另外西部开发的不利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场机制运转不灵。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行，即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机制的充分作用，调节经济运行。但改革开放后，西部市场机制一直未能有效启动。从价格机制来看，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的核心机能，通过它引导了市场。而价格机制只有在价值规律作用下，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才得以形成和表现。西部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农业、矿产、能源等基础产业，由于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矿产品、能源电力等价格要受到国家控制，其中某些产品价格前些年是由国家定价，所以在中西部的优势产业中，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市场价格机制。而旧体制下对基础产品的定价过低，虽经过了调整，但价格偏低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以农产品价格为例，价格仍然背离价值，价格体系不合理。其生产经营者只能获取低收益，甚至难以实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农业、矿产、能源等资源优势并未能成为经济优势，相反影响到西部的整体效益，也影响了西部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从竞争机制来看。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但竞争机制作用的条件，一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企业要能通过竞争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三是尽量避免垄断和垄断价格。从这三个方面看，西部竞争机制形成的条件并未具备;其一，缺少有实力的竞争主体。在中西部占据绝对优势时国有企业由于改革滞后难以胜任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而西部国有经济外的其它经济形式发展不够，竞争实力不足，也不能担当起竞争主力，从而使得西部经济竞争力有限；其二，由于我国价格体系尚不合理，西部产业是处于劣势的基础产业，产品价格偏低，产业附加值也较低，产业发展与价值规律严重背离，无论资源开发性企业，还是农业生产者，即使通过竞争能争取到一定利益与根据他们的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及根据他们提供的产品的供求状况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也相差甚远。因而使得这些优势产业竞争的原发动力不足，难以进行市场经济下以价格为手段的利益让步的竞争；其三，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垄断排斥竞争，只有在非垄断领域才能开展正常竞争。在中国，垄断并非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主要发生于国家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的独家经营行为，这种垄断是一种国家对某些社会资源垄断。西部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的生产经营格局，不可避免地比东部地区产生更多的国家垄断，这些垄断部门和企业难以通过资本转移产生竞争，因此使大量亏损或低效益的企业得以生存。其三，市场培育滞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各类市场必须具备，并具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特性。健全的市场体系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但区域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不等，市场的发育程度也就不一致，而市场的发育程度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西部经济落后，必然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健全。同时由于西部不少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较为封闭，市场发育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3.什么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上，发展经济学家们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争论：其一是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以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代表。其二是非均衡增长战略。这一战略的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给定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状态，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会自动实现。1957年，缪尔达尔对上述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认为：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时解决效率与公平这两个问题的。1965年，威廉姆斯以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新古典主义与缪尔达尔模型之间的冲突，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他认为经过收入差距扩大阶段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最终消除区域的收入不平等。继威廉姆斯后，阿隆索将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不平等归结为五种“钟型曲线”。他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经济增长差距、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以及区域间人口增长率的差异扩大，其后经过一个特定的转折点，上述差异趋于收敛。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曼、尤曼、怕洛夫等人几乎同时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域模型，将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经济一体化时期。他们认为在第三阶段中，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于少数主导大城市，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经济向扩展效应倾斜。
　　1976年，里查德森将空间均衡和总体效率的冲突解析的一条选择曲线，在曲线上的任一光滑连接的一点都表明一定的平等和效率的组合，而较高的效率意味着低水平区域间的平等。他认为在市场失效引起过度极化增长时，政府干预的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效率与平等的均衡点，这将形成一条与选择曲线相切的政府偏好曲线。在中国，建国以后的前30年，国家区域经济建设中一直实行均衡发展战略。该战略主张生产力空间布局应以“均衡”为主，提高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区域平衡推进和收入平均分配的选择是低效率的，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地区，以此为动力逐步推进其它地区的发展。这在当时只能如此，也只有如此。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有：
　　(1)梯度发展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理论界在研究区域问题时，逐步转向梯度发展理论。“七五”正式提出了“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梯度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通常表述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技术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在中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大多数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有的甚至处在传统技术地带；而沿海和部分中部地区则具有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序选择应是：由东向西，按技术梯度，使先进技术地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梯度发展战略”是一种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理论上有两点突破。其一，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布局模式，承认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强调遵从由不均衡到均衡的客观发展规律，从而使客观规律与实事求是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出发点。其二，它强调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同时在地区间形成产业结构转换的连续关系，从而使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结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适应，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以后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平衡增长要大得多。
　　梯度战略的提出曾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尤其是让中、西部地区的学者和地方政府难以接受。梯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弥补均衡战略之不足，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优势提出的，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中，该战略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国家的计划性体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梯度发展理论”实际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这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严重不足迫切要求加快中西部资源的开发；二是外部环境变化和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内陆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区域差距拉大陷入“马太效应”恶性循环中，地区间矛盾日益尖锐化。这表明，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订中，既要注重效率优先，同时也应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是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可只追求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2)点轴发展理论点轴理论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它从经济增长与平衡间的倒“U”型相关律出发，认为国家目前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而点轴开发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点轴开发，即点轴渐进式扩散开发。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规定若干联结主要城镇、工矿区并且附近具有较好的资源、农业条件的交通干线所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二是在各个发展轴上确定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规定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吸引区。同时要确定中心城镇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三是较高级的中心城市和发展轴线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以国家和地方较大的力量去集中开发；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注意力愈来愈多地放在较低的发展轴和发展中心上。与此同时，发展轴线逐渐向较不发达地区延伸，包括发达地区的发展轴和中心城市较远的地区，将以往不作为中心城市的点确定为较低级别的发展中心。
　　点轴开发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因为社会经济客体大都产生和集聚于一些具有特殊优势的点上，形成大小不同，职能相异的城镇，而城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线状基础设施(各类交通线、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来进行的。而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集聚后，会向周围地区发射它的影响力，这就是扩散，扩散一般情况下是渐进的，而不是平推的，也不是大跨度跳跃的，且随着范围的扩大和距离的增加程度递减。但随着距离的延伸，都会形成较大较多中心点的主轴。对于大范围来说，最终导致从点——轴——面的全面扩散和空间推移，使各地的国土资源和空间获得充分的相对均衡的开发利用。
　　点轴开发理论的内容包括：
　　首先，重点开发沿海、沿江、沿河三大轴线地带，使之逐渐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增长轴。
　　其次，在目前国家财政投资有限的情况下，中西部应积极选取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中心，以此为突破口，振兴中西部经济。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优越，且矿藏丰富，城市相对密集，发展潜力大。而西部的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资源。西部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等优势，从地区特色出发，迅速建立经济增长极，对于那些可以成为增长极的“点”，不妨借鉴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国、港澳台、东部的资本来投资，再现特区效应。
　　最后，对沿边地区实行全方位开放，使之成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热点，开发开放边疆地带，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需要重点建设边疆经济特区，使其成为沿江开放地带经济发展的生长点，通过高层次的出口加工，使之成为边境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通过多种经济合作形式，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
　　点轴发展理论基本上符合生产力空间运动的客观规律。首先，它通过重点轴线的开发和渐进扩散形式，弥补梯度推移的平面板块式的递进方式的不足，真正发挥主体优势，有利于转化区域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与区域及区域间的经济发展。
　　其次，通过“点”、“轴”两要素的结合，在空间结构上，出现由点而轴，由轴而面的格局，呈现出一种立体结构和网格态势，对于信息的横向流动和经济的横向联系有较大的优越性。此外，它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同时，且有助于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
　　当北京中华世纪坛响起人类进入2000年的钟声时，西部大开发的钟声同时在兰州敲响，其时笔者的一部经济专著即将出版，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笔者提出：启动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中部。两年来，西部开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论坛’的规模一个高过一个，风光、气派！实际效果若何？最好去问问老百姓！当然啦，我们不能期望在一两年内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是深圳的发展也用了那么多年！何况西部有十几个省，几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我们无意去评头论足，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事情，确实不容易。但总是在思考，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当然谁都想把事情作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好？规律是什么？如何才能找出来？以便少走弯路。大量分散的投资会在整体上起到一时的拉动作用，但过高的成本和缺乏回报的投资会加重中央或地方的负担。虽然西部开发是战略，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在一定的时期内，我们的战略重点到底应该选择在中部还是西部？经济整体转移与战略转移
　　1.经济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
　　根本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药，也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正象中药治病，需要几味药一起煎熬，但‘君臣佐使’是很清楚的。建国前期，由于中国的落后状况，选择均衡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之初根据中国的经济状况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符合实际的。关键是何时进行战略转移。正如企业要搞大，必须要多元化，关键是何时多元化、如何多 元化。中国有一句话叫‘恰倒好处’。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经济有了很大提升，但差距正在进一步拉大，我们赞成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但要把‘梯度理论’和‘点轴理论’有机结合起来。
　　空间发展的非均衡即地区差距。在开放条件下，不同地区之间，其自然、资源、历史、区位、人口等条件均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其投资环境即投资的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有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地区投资差异，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内部的供求关系是不同的，即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是不同的，从低价格地区流向高价格地区。但是，由于客观上总是存在着信息不完备性，故在任何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和各种商品，在各个地区内的供求不可能正好相等即不可能实现均衡，从而产生地区内部的非均衡。不同地区内部非均衡发展的累积结果，导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产生一定的差距。因此，从表面上看，地区经济差距与均衡或非均衡的含义不相符，但是，两者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是非均衡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要逐梯转移，梯度发展，又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这就是笔者曾经提出并想进一步说明的：阶梯发展理论和点启动理论。
　　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应该是城乡经济一体，形成发达、稳定的‘星状’社会经济结构状态，即以大城市为中心，大、中、小城镇组合的‘星状’群落。但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呈梯形(或扇形)结构，即东中西的梯形(或扇形)布局。地理环境是西高东低，而经济水平是东高西低。正如蹬梯需逐级上升，发展战略需逐梯转移。当前，中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在中部，这不仅是当前开拓市场和启动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并不是要冒天下大不韪，也不是和西部过不去，而是要按规律办事才能对整体有利，进而对西部更有利。
　　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指向被迫一再调整，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中央财政用于支持西部地区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是为确保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增长，财政政策需要在刺激投资、启动消费等方面充当主角；二是为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和弥补改革过程中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金融体系缺陷，财政需在调整政府与银行之间经济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由于“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就业矛盾尖锐，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贫困人数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突出，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扶持。以上因素将明显分化中央财政的投资取向，在此形势下，国家财政在调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实施力度必然放小，节奏放缓，这对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财政倾斜发展的战略必将受到很大限制。
　　西部地区经济以高耗能产业占优势，融资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偏低的环境自净能力和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西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迫切要求重要江河中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水土整治、退耕还牧、退耕还林，这使西部地区的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必将受到重大限制，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战略规划必须做出重大调整，这是关乎民族生存的大战略，是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西部地区发展必须找出缓解这一矛盾的新思想、新出路。
　　2.历史性的变革—-区划大调整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许多理论工作者都作了有益的探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已经在上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里还想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前几年，比较时髦的一件事情是‘村变镇，县变市’，也有城市升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变化，升级转化的标志，这种小变大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有一点是否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却分为50个州，州相当于中国的省，实际上比省小，但比市大。如果我们能在‘小变大’的同时，能够‘大变小’一点，即适当缩小省辖的范围，可能会更有利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星状’结构的形成。
　　管理是一门科学，它要求管理的跨度和幅度要合理。在经济结构
　　调整的同时，要求宏观管理的行政区域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改变
　　省市结构的现状，进行区划大调整，实行州治—-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中国目前最好是将区划调整设置为50-55个州。
　　实行州治，(1)既可缩小管理跨度；(2)又使地方和中央的层次只有中间一层；(3)将现有富裕的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转移消化；(4)实质上有利于迈开政体改革的步伐，从形式上转变人的观念。
　　这是一点思考、一点建议。但是我们坚信：实行州治—-将是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3.区域发展需要更多的自主性
　　区域经济发展，应该加强其区域的自主性，这主要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考虑。众所周知，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但是一个大国，民族、地区差异很大，法是很难包罗万象的，法一旦有了弹性就为执法留了空间。农村‘费改税’改革的流产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吗！美国有50个州，各州都有立法权，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立法自然是在大法的前提下。各州都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本州的法律法规，立法和司法不断加强和完善。在美国，每天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一些议员在辩论，甚至是关于猫狗的事，但是一旦辩论表决通过，就会大家成为共同遵守的法律法规。事实上，一个法制国家，其立法和司法是一个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过程，随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遵纪守法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政府管理社会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将会随之转为依法治理。 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区域之间的差距问题一直是近年来政府所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区域差距的加大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侧面的不同反映。
　　1.用兵之道与‘守一’法则
　　1993年，国家经济开始紧缩，1996年被称为经济‘软着陆’年，中国经济一直走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前中国经济处于低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处于消费层级的升级演化过程中。如果能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掌握了升级变化的规律，经济走势决将不同于是今天。我们不是‘抱怨’些什么，也不是‘事后诸葛’。中国这么大，事情又那么复杂， 一个企业、一个小家还那么难当，何况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大有大的难，小有小的难，中国正处在系统转换升级，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事事都难。但共同的愿望都是：尽快启动经济。
　　启动经济，1998年以来，国家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天天都有好消息，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这句话，几十年都是一样，好象没有不好的时候。没有好转不正常，政府的力度够大的啦！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生计困难，这是正常的，因为市场经济竞争的压力大了。
　　许多事物，除了具体的形态存在差别之外，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发展经济，搞建设，搞市场经济，好象打仗一样，难怪人们总是说：‘商场如战场’。既然商场如战场，那么在战争中，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历程，不是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吗！当年国共大决战之初，国共两党的军队实力可谓悬殊，然而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却把‘守一’和用兵紧紧的结合起来，以超人的胆略和宏大的气派，从战略上，首先集中兵力，在东北打歼灭战，接二连三，就胜利了。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核心就是从‘点’做起，抓住重点，选择好突破点，由点到面，以点带面。东北战役的胜利，大长了共产党人的志气。关键是东北的解放，百万大军出关，形成了横扫千军之势。这里有三点，一是选准点；二是集中兵力；三是各地的配合。但关键是战略选择。最终形成‘潮’，造成‘势’，正所谓‘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2.经济特区与资本积聚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如何启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首先在沿海搞特区。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部和环海经济得到了很大提升，中国经济整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深圳特区的发展，很多人只注意到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很少有人注意其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真正战略内涵。特区的设立，国家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刚开始，‘淘金’者只是少数，随着‘点’的积聚，‘潮’的涌动，‘势’的形成，深圳成了世人瞩目的地方，投资的热点，据说当时积聚在深圳进而在广东的资金有2400多个亿。深圳对中国整体来说是一个点，通过资本积聚促进自身和广东经济，进而引发环海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正是通过这个点逐步活跃起来的。这才是‘深圳奇迹’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真正内涵。
　　3.逐梯而上、由点到面
　　---启动经济的进一步辨证思考
　　前面，我们已经谈了经济发展的阶梯理论、启动经济的点启动理论。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虽有好转是政策的作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等。目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呈东中西阶梯状，蹬梯需逐梯而上。东部和环海经济已经得到了提升。因而，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找准启动点，这个点不是企业，也不是某个消费领域，这个点是空间上的一个点，是一个合适的区域。
　　这个点应该在‘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中部，选择中部的一个地区或经济区作为‘特区’。通过这个点辐射周边，承东启西，进而启动中国经济这个面。启动西部，不说新建项目有没有经济效益，也不说西部的范围有多广，会不会加重未来的负担，单就西部的条件，自然环境，启动的成本会太高，超出了目前的经济能力。西部不能启动，经济发展不了，政治也就更谈不上了。西部只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不是近期的重点。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方面是要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这是以点带面；搞经济特区，进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以点带面。
　　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要找出它的规律并要遵循它，抓住主要矛盾，抓点带面。不同的事物，主要矛盾点也不一样，但内生质都一样。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市场经济要集中资本，特别是在经济启动时期，必须要集中足够的‘兵力’。
　　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亏损面大；经济效益不好，职工收入不高，消费不旺；通货紧缩…，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因此加大基础设施也好，抓大放小也好，看似‘点’，实则是‘线’与‘面’，均未产生‘集中’积聚的效应，况且由于制约，这些措施的力度又会被抵减，因而不能形成‘潮’，造成‘势’，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总是‘启而不动’的原因。
　　按照阶梯发展和点启动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在中部选择突破点，另一方面调整区划，实行州治，作为相应的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将会产生出新的更大的活力。关于在中部选择突破点，笔者认为,如果能和未来的政治中心的迁徙结合起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去触及它，因为太敏感。事实上从纵向看，由于需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京都不知迁移了多少次，即使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也变换了几次；从横向看，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把首都迁移，首都仅仅作为政治中心。城市太大，人口问题，交通问题，水资源问题等等。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
　　梯级发展、点启动；区划调整，实行州治、迁都…；将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对于这个点究竟选择在中部的什么地方，在适当的时候将有理性的专门论著。
中国金融为什么会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功能就成为逻辑之事。因此，中国的金融发展，实际上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中国的金融深化状况到底如何呢？鉴于中国金融深化或发展 的政府主导特点，对中国金融深化的分析或判断必须从政府对金融制度创设的推动分析入手。
　　1.政府为什么要推动金融制度创设？
　　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性，是在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推进过程中逐步表现出来的。放权让利式的经济改革，其实质是政府的退让，而这种退让本身是导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的政府垄断及由此决定的低效率状况。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国有资产计划运做低效能性的逐步暴露，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收益结构在逐步发生着不利于政府的转变，政府作为追求效能的理性主体，其成本---收益函数在发生着变形，因此，改变单一的国有产权形式成为一种内生的需求。而计划经济作为政府垄断产权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特点和弊端就是集权性，于是，放权让利便成为当时最直接、最稳妥、最有效和最便捷的选择。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最大功效，就是把原有的“集财于国”的产权运做形式变为“分财于民”的机制，从而迅速地改变了整个国民收入结构，而这种变化最大的表现就是金融资源的快速分散化，这一点从1978年居民储蓄率占GNP的5.18%上升到1996年的56.82%可见一斑。这种国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迅速地削减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控制力在下降；同时，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和权力的结构性重组，是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这就决定，改革推进过程必然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控制改革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而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主导改革的理性经济人，其收益却越来越小，政府要想成功地推进改革，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不断地汲取收益以补偿非帕累托改进的损失或成本，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政府支撑改革内在力量。于是，政府出于成功推进改革的需要，开辟攫取收益的新渠道以弥补改革的成本和自身收益损失，就成为一种内生于改革的需求。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定位，收益攫取的显性渠道是“名正言顺”地存在的，也是与政府理念相违的，因此，政府扩展金融产权形式的比重以聚集分散到居民手中的金融资源，就成为一种最为便捷与合理的选择。而政府要想通过金融有效地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最为有效和便捷的办法就是增设金融机构。于是，长期处于“剔除状态”的中国金融，随着改革的推进便不断获得扩展机会，而这种扩展便集中体现为金融组织体系(尤其是银行)的迅速扩展上。
　　2.金融组织扩张推动金融深化了吗？
　　政府出于聚集分散的金融资源而推动的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因为扩展的各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分设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加上“地方分支银行对经济管理当局的一定程度上的实际隶属”，中央银行实际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无法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并没有推进金融真正的发展，金融实际上只是成为一种国家用于控制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功能简单的形式转变，即由财政控制转为金融攫取。
　　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虽然没有推动金融的真正发展，却直接导致三方面的量性增长：一是导致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M0的急剧增长。主要是由于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区更大的经济利益，竭力争取和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更大的信贷规模，加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支配能力的增强致使的“财政赤字金融化”；二是货币的超量发放。主要原因是金融分设没有与经营机制的完善相配套，导致企业争取资金的渠道增加，从而使货币超量发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超量货币支持的经济增长”存在的原因；三是金融组织低效的数量增长。金融机构的分设或称放权让利式改革，由于仍然按照行政计划设置，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度的提高，导致金融分设机构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从而金融机构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推进或金融创新的增加，也不意味着金融变化导致的制度、资产和工具供给是对金融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分割的结果，是一种“权利博弈”的产物。这三方面的扩张或所谓的深化，都只是一种量性的增长，这种增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机制存在和运作的体制基础，但这种变化却使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形成一定规模和较为齐全的种类，货币化程度(M2/GNP)、金融相关比率(FIR即全部金融资产与当期GNP之比)大大提高，这是导致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很高的直接原因。
　　3.政府从金融深化中获“利”多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带来的变化，只是基于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资产的简单扩张，表现为“超常规金融增长特征”。但这种扩张却使得金融组织象树根一样深入到整个经济的土壤里，政府象大树一样借助这些树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资源，从而得以集中资金用于投资和改革成本补偿。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放权让利式改革推进中计划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却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职能所取代。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只是改变了政府垄断产权形式的内部结构，国有金融制度安排作为国有企业配套角色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其作为配套的相对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实质是政府进行的产权结构及其实现形式的调整，目的是为了获取控制金融资源的收益以支持改革，这种收益在最初金融资源表现为单一的货币时就成为货币化收益。因为获取这种收益需要增发大量货币，所以很多政府的发展状况显示，这种收益的获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对这一点麦金农有精辟的理论分析。
　　按照麦金农的市场次序化理论，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否则将会为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所遏制。但中国在推进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攫取了巨额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却又在中央财政下降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发展格局，这一点与前苏联和东欧等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被其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之所以称中国的情况为“谜”，因为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改革之初的货币化程度极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78年的货币化程度为25%，而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如1978--1999年间，M2平均增长率为24.72%，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22%，而零售物价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29%，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在获取巨大货币化收益之时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在避免通货膨胀困扰之时通过快速的金融增长获取的巨大的货币化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与金融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干预形式的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形式，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从而也决定中国金融非质性深化的特征。 中国金融发展的三个谜
　　1.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
　　按照一般的理论推论，为获取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便成为便利地攫取这笔收益的得力工具。因此，可以说最初政府对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积极主动的，这种积极主动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动地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有效地获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够做到对金融积极主动地控制，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与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有足够的积极性和能力控制金融，上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毫无疑问，政府控制金融的这种积极主动性和能力是随着控制成本的上升不断弱化的，这种弱化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就是金融和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控制由积极主动转为被动，也就是政府对金融由控制向调控的转变，按照上述分析逻辑的延伸，这一个转变点应该由货币化程度决定，即这个点应该是货币化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换点。关于中国货币化程度引起的收益由递增到递减的转变点，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易纲认为：货币化进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在1985—1989年间，货币化水平放慢，但随着新一轮改革启动，货币化和金融发展进程自1992年后又获得新的推动力；谢平认为，1992年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的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张杰通过对政府金融控制成本---收益变化的量化分析，认为从1992年开始，政府控制金融的成本已超过控制收益，同时认为政府金融控制从主动转为被动的临界点在1988年。按照他们的分析，中国货币化程度在80年代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应该是变为被动和逐步走向弱化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应该有实质性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用货币化率即M2/GNP来衡量)应该是停滞不前或小幅上升。但有关的数据却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在1993—1999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从103%持续上升到144.13%，这一货币化水平不仅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相比明显偏高，例如，1992年美国为59%，英国为104%，日本为114%，德国为70%，印尼为46%，韩国为44%等，而且也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相左。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当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货币化进程便告结束，M2/GNP会在某个区间保持相对稳定，而这个区间的最高上限在1—1.2之间。无疑，中国的情况是个例外，这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谜，解开这个谜，才能够真正了解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这个谜的解开，要求助于对中国金融组织的扩展分析，这种分析就是金融组织扩展进程中国有金融与其它地位变化的分析，即政府对整个金融控制程度变化的分析。
　　2.中国金融的两个新谜
　　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金融发展首先表现为货币化程度提高，表现为货币化程度(M2/GNP的比率)的上升，经济发展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上升而不断获得发展。但货币化程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将会停止，但上面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中的货币化存在持续升高的现象，因此，理解和把握中国的金融发展，只有从金融工具的整体增长来分析了。
　　关于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戈德史密斯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FIR)，所谓金融相关比率，就是全部金融工具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价值(国民财富)之比。一般实物资产价值用GNP替代，其表达式为FIR=(M2+L+S)/GNP。这个表达式比麦金农金融发展的货币化指标多了两个非货币性金融变量L(全部银行贷款)和S(有价证券)，显然更能够反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其它金融工具出现后的实际。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第89、98页数据整理。转引自《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第4-5页。
　　从上表提供的数据看，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背道而驰，但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却又表现出“惊人之处”。在1992年之前，中国经济在高速的货币化情况下呈现出高速增长，这种情况下，说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高度正相关性，即经济发展表现为货币化支持的高速增长，是能够说得过去的。按照这种关系发展，随着中国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应该表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但令人迷惑的是，1996年后在国债和金融证券发行、股市扩容步伐加快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持续提高，同期经济增长却在逐步回落并最终陷于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很难发现M2/GNP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类似1992年前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仅用政府对金融控制没有弱化，显然难以完全解释。因此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谜---货币化程度提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
　　中国金融工具整体增长状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FIR从1978年一直处在上升状态，到1999年绝对水平已经相当高，如1999年我国达300.6%，而美国1992年为326%，日本为392%，德国为294%，韩国为234%，巴西为175%，印度为114%。这说明，我国FIR水平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却接近或高于经济发展类似国家。应该说，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的金融发展无疑也是显著的。我国的金融工具总量增长也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这无疑又是超出金融发展理论分析的一个例外，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又一个谜—金融相关比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谜，即货币化持续升高、货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后不一致和金融工具整体增长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致。解开这些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中国金融发展的谜意味着什么？
　　中国金融发展的货币化之谜，源于政府对金融控制的稳固性，而后两个谜，都表明中国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是显著的，但对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金融相关比率都持续快速地提高，说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不但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起到扭转作用呢？
　　金融发展的量性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背道而驰，说明中国的符号经济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这一问题必然表现为金融效率的降低。一般来说，金融的效率由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和货币的流动性共同决定，按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的量性发展必然能够支持更大的经济增长规模，即在流动性一定的情况下，金融量性发展的结果必然是GNP的同比例增加。中国的情况是不是表明中国的金融工具与货币流动性出现了问题呢？
　　首先，从金融工具的总量上来说，中国金融发展是显著的，但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如何计算呢？我们认为，金融工具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的市场可交易性，也就是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取决于能否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等价交易。我们看一下中国金融工具的流动性。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工具的增长(金融相关比率的上升)主要是靠M2与L的不断增加来支撑，也就是说，中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企业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这实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这无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十分相符：到1999年仅四大国有银行就有不良资产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国家为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对口剥离，这巨额的不良资产无疑会吞噬掉大量的货币，从而使现实中流通的货币减少，大大削弱货币的流动性；同时，上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增长十分迅速，远远快于M2的增长。十分明显，S(股票和债券)在整个金融工具中所占比重非常小，1999年仅为43.8%，低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这说明在中国金融量性发展是比较迅速的，但存在结构性问题，而这种结构性问题在于中国有近80%的国有股票无法上市流通，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金融工具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从而使金融效率大大降低。
　　其次，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来看，中国货币总量增加是显著的，但货币的不同层次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不同货币层次的流动性也存在差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发展表现为货币化和金融相关比率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能却被金融效率的不断下降所抵消，大量货币“迷失”了，成为“超额的货币”，而大量金融工具成为呆滞的、悬浮于实质经济之上的面纱，对实质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出现上述状况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收入分配向个人的倾斜，但由于缺乏多样化投资渠道和满意的收益率，居民选择金融资产时由于没有太多的余地，银行储蓄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活期)增长很快，并占到M2的一半以上，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化率大大提高。但由于在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二元结构状态下，这种增加的广义货币M2的增长，在政府与金融、政府与企业和金融与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大量储蓄增长被用于支持低效的国有经济发展，形成广义货币M2和信贷资金L支撑起持续走高的金融相关比率，为巨额银行不良资产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从而导致货币流动性降低，金融效率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由于缺乏市场理性，发展股市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压力下逼出的，是企业融资手段的替代性发展。中国股市不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股市，而是为摆脱国有企业困境发展的股市，在产权不清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股市成为“圈钱”的主要场所，股市活跃与政府托市、大户坐庄小股民跟风密切相关。从而导致金融工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脱节的局面。
　　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当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发展即量的增长的观点，无疑是最有力的反驳。但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局面，深层根源仍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政府利益攫取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所做的汲资手段创设，市场因素是比较弱的，与金融组织的扩张在性质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金融发展必然表现为单纯的量性增长，由于这种量性增长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扩张，这就意味着增长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因此，增长的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效率的降低。 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如何？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当时政府构筑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关于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的衡量，金融发展理论的鼻祖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中介比率来表示。从统计上说，金融中介比率在流量方面就是由国内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取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部门发行的金融工具净额占发行总额的比率，在存量方面则表现为金融工具总值除以某一特定时期内国内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国内非金融部门和国外发行的债务与股权证券的市场价值之商。为测定扩展的金融组织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把金融中介比率分为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金融机构中介比率，而前者又可以分为国有 银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商业银行金融中介比率等。这些指标通过各金融机构持有资产占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以此来衡量中国扩展的金融组织地位变化状况与政府对金融控制变化状况。
　　上述分析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获得真正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削弱，只是原有制度框架下一种形式的扩展，而非实质内容的变化。一方面，从金融制度体系变化看，到1988年为止，中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金融体系，而正是这种体系的政府控制弱化导致随之而来的金融秩序混乱和整顿，1993年后金融迅速发展，不仅国有金融迅速发展，非国有金融也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和金融资产迅速扩张。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和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年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银行体制，1998年设立中央金融工委和九大跨省分行的成立，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国金融逐步由政府控制转为政府调控的基本轨迹。另一方面，金融调控方式的转变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在治理整顿后，金融秩序归于正常，在1993～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间接调控措施的运用是国家历次宏观调控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是运用的调控手段最多的一次，也是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结合作用最显著的一次。实现了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中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势头。在这种下，中央银行宣布从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贷款利率、窗口指导等间接调控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标志着中国金融调控方式实现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根本性转变，但上述表格中数据却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外部形态显示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中国金融与经济畸形的二元结构非对称状态，即占有90以上金融资产的国有金融支持着仅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小部分的大量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占有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却只有依靠占有不到10%金融资产的非国有金融的支持。十分明显，政府正是通过控制金融，获取收益支持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发展的，是金融作为潜在的力量在维持着政府进行改革，正是这种政府对金融的控制方式，导致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市场化的解决，也就无法割断企业对银行、银行对政府的“双倒逼机制”，从而导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持续升高，形成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之谜。但这种运行格局是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扭曲为代价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伤害是巨大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金融发展在没有理顺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银企关系的情况进行“放权让利”式改革，导致低效率的超常规量性增长，这种增长导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又进一步导致中国金融效率的降低，反过来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结果造成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量性扩张支持”与“结构性制约”并存的特殊状态。这种状况是今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低效，经济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
宏观调控要干什么？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例如，把宏观调控完全等同于国家干预，把宏观调控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把宏观调控扩大到产业政策，把宏观调控具体目标长期化，以及表现在实践上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不协调等等。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1.什么是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对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干预。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形成给予支持、扶植，乃至进行创建；二是对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经济体制的维护、巩固和推进。国家的这种经济职能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甚至可以说，正是要求这种职能出现才产生国家的。这种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固有的经济职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同样存在着。所不同的是，干预的对象---生产关系以及运行方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至于作用的方式和强度，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作为资本创造者的一个例证，就是国家采取“圈地”等暴力手段，强制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基本前提。但是，应该注意到，国家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是就其作用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至于国家本身，如当时的英国，出现“圈地运动”，则是出于一种实际动机，即土地上繁殖绵羊比种植谷物更为有利，而这又是由于毛织品市场的扩大、纺织技术的发展等一系列经济变动的因素所促成的。归根结底，雇佣劳动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出来的。在这里，国家只是顺应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起推进的作用。就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同样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有意识的、自觉的创建起来的，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形成的。
　　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是遵循某种理论原则、道德规范，按照事先的某种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创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的。在这里，国家的作用具有决定意义。但是，这不是说国家可以任意作为而不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诚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国家甚至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强制地催生出一个经济早产儿，但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必然会遭到惩罚，并最终会迫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就经济运行方式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倡导和创建的，而且在转轨时期，计划体制也还发生着较大的作用。于是，也有人由此断定中国实行的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创建经济运行体制的作用，是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上都存在的、反映国家本质的国家的一般经济职能，并不是中国的特色。转轨阶段处于变动中的不成熟形态，不是固定的模式。
　　2.微观规制：国家对行业、部门的干预
　　现代经济学的主题之一，是论述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或规制。微观经济，是指单个经济单位及其经济行为。所以，微观规制就是国家对单个行业、部门的干预。
　　国家对行业、部门的干预，同样不是市场经济形成后才产生的国家经济职能。不论是东方还是欧洲的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对某些产品实行过直接的控制。有些国家对个别产品的直接控制甚至还延续到当代。在东方，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就曾采取过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某些产品的控制，其典型形式是以国家垄断为前提的专卖制度，包括完全垄断和只对产、运、销某些环节垄断的专卖方式。国家垄断的产品，一般都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中的人们的必需品，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盐、铁等。在中世纪的欧洲，同样存在各种专卖制度。葡萄牙的胡椒、西班牙的银、法国的盐、瑞典的铜，等等，都是欧洲国家实行垄断的对象。
　　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对行业的干预和市场经济下的微观规制，虽然都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但是，就形成的原因和实际目的来看，则是不相同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干预，主要目的是增辟税源。在市场经济下，产品都转化为商品，国家向一切商品征税，无需对其直接控制或加以垄断，税收形式也由实物税、直接税转变为货币税、间接税。同时，税收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限于消费，也用于对某些产业、行业的扶持。这是因为，在市场中紧密联系的众多产业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上有的行业却无人问津，如具有公益性、外部性、自然垄断、非价值性等特点的物品和特定领域，市场机制就难于有效地发挥作用，促其发展，这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由国家对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制。其目的是弥补市场调节的失灵，使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得到必要的发展。当然，由于微观规制范围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微观规制的方式乃至程度也不是同一的。
　　3.宏观调控：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
　　经济学上的“宏观”，是指国民经济中的总量，主要是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或者说，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对这些总量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与上述两种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同，宏观调控这一经济职能并不是与国家共生的，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长河中，单个经济之间缺乏联系，没能形成彼此互相影响、互相牵制的社会总体经济，因而不存在宏观调控的必要。宏观调控作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以生产高度发展、存在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为前提的，是以商品经济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全部生产都已社会化，全部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也已社会化；社会生产总体的产品构成社会总供给，这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构成社会总需求。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固有矛盾的发展，总需求和总供给又往往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由此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国家才需要对总需求和总供给进行调节，使两者趋向均衡。显然，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总量失衡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特有的经济职能。
　　宏观调控的对象范围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总量，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总量的调节，有可能对不同行业、部门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某些行业或部门，并不是要支持或抑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保证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至于这些资源如何按社会的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则是由市场来调节。宏观调控并不是代替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只是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创建必要的条件。
　　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并未将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区别开来，甚至往往用国家干预的提法来取代宏观调控。例如，为宏观调控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在凯恩斯之前，占居主流地位并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经济学，是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为特征的。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当然并不是指国家对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干预，并不是指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维护，即上述第一类国家一般经济职能，也不是一般地反对国家对个别行业的干预，例如他们就曾主张国家应兴办公益事业等。事实上，在自由竞争制度确立后，国家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己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这时，他们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主要是指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其理论表现形式就是坚信供给创造需求、从而总供给衡等于总需求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否定了宏观调控的必要。凯恩斯也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自由竞争，他与传统经济学的区别只在于国家是否应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凯恩斯把自己首次提出的宏观调控直接称之为国家干预，正是标志出他与传统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说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的混同，并未对西方国家产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迷误的话，那末，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首先，不能把加强宏观调控一般地理解为加强国家干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国家任何时候都需要关注和加强对经济总量的调控，而除宏观调控之外的其他国家干预，则应有区别、有限制地加以采用。这类国家干预的措施，其性质属于维护新的关系和体制的应予加强，维护过时的关系和体制的则应取消，即使在当前尚需保留，待条件成熟后也应取消。总的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完善，除宏观调控以外的国家干预的范围和作用会逐渐缩小。所以，与宏观调控不同，不能一般地、笼统地强调加强国家干预。其次，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历史上又没有存在过成熟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往往热衷于、也习惯于计划经济下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预。如果混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把加强宏观调控置换为加强国家干预，那末，轻车熟路，就极有可能导向计划体制的复归。因为，计划经济正是国家干预得到强化的标本模式。可见，在中国，明确宏观调控的含义，把宏观调控和其他国家干预严格区别开来，是极为重要的。 宏观调控的“三元悖论”
　　中国存在四重二元结构，即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所有制或产权结构为核心的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以资金配置机制差别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的二元结构和以行政区划与产业结构差别为核心的区域二元结构。这四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代表了中国经济的现状，并影响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是这种复杂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二元结构系统是如何影响到经济运行并把中国经济导入困境的呢？我们应该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予以解析。
　　经济要解决什么问题？按照经济学原理，经济无非要解决三大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为了最优地解决三大问题，必须在社会资源稀缺约束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正因为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提出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不同，才有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
　　微观经济侧重于依靠市场自身来解决问题，让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也就是说，微观经济更为强调经济运行的自然逻辑，强调按照经济自身的逻辑力量来配置社会资源；而宏观经济侧重于让政府来协调解决这三个问题，让政府根据社会现实来决定生产什么及多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和生产后如何分配，与市场逻辑力量相比，政府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调人在把握经济规律的情况下对经济的主动调节，强调在约束条件下人的最优配置资源的意愿。这实际上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关系的深层逻辑差异，也是自由学派与干预学派争论的核心根源。
　　19世纪之前，在亚当·斯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论的影响下，经济基本按照“看不见的手”原理来运作，即靠市场来解决三大经济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消失，而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到了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对“看不见的手”规律的无情反驳，政府在解决三个经济问题中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以专门研究政府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从此，市场自由力运作与政府干预两种方式也就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成为随当代经济发展实践不断演化的核心问题。
　　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并没有证明哪一种方式是最优的，也没有把两种方式截然分开。正如经济学大师萨缪尔逊所指出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如何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以实现经济三大问题的最优解决，不仅成为现代经济理论各流派争论和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现代各国经济所以表现形态各异的根本所在，其实质也就是如何使微观经济健康高效运行，从而达到宏观经济整体最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一体的。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失灵一般是微观经济运作出了差错的反映。微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态势是基础与上层结构、深层与表层的关系，因为宏观经济的态势是由整个微观经济主体相互协调、实现资源的配置状况决定的。从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灵的现状来看，微观经济层面肯定出现了问题。但这种问题与四重二元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二元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运行？
　　我们知道，现实的现代微观经济也就是以市场方式为主配置社会资源解决三大经济问题的，因此，根据配置的资源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一般来说，微观经济由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构成，这三个市场构成完整的微观市场体系，正是通过这三个市场的高效运作，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我们看一下四重二元市场与这三种市场是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形成中国经济困境的。
　　(1)先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在国家“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什么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制度是户籍制度？根本原因是新中国诞生初期国家城市规模控制和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问题。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导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割。
　　按照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工资的劳动力价格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来影响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劳动力市场形成人为的分割局面，形成了双重市场，因而形成双重的劳动力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主体的劳动力，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是内在的要求，因此，向高价格市场流动也就成为乡村劳动力的理性选择要求。但政府通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把巨大的劳动力限制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让其按照政府意图从事生产，并通过产品的“剪刀差”再一次加剧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差。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就成为中国城市劳动力高价格的支撑，这种高价格通过福利制度和工资表现出来，最终拉大城乡差距，形成二元结构。
　　这种二元结构危害是巨大的，其一，它使劳动力存在歧视价格，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损失，因为它影响到劳动力资源效能的有效发挥；其二，这种结构状态实际上使整个经济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大量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表现出来，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这种状态会迅速显性化；其三，这种结构使处于垄断供给状态下的城市劳动力逐步形成一种“利益结构的贵族化”，这种贵族化结构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需求的结构性不对称，从而导致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并存状态；其四，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供求的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的反市场状态，这种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状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推进市场化建设的进程中，随着政府管制职能与控制力的弱化，劳动力从低价格市场向高价格市场流动、隐性失业显性化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民工潮、高失业在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就成为一种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状态。加上企业经营、市场竞争、产品结构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火上浇油”，加剧了失业绝对量扩大和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的态势，形成中国经济的就业困境。
　　(2)再看资金市场。中国金融制度是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构建，主要是为了发挥“强迫储蓄”职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以支持“政府点菜、银行掏钱”的国有经济融资发展模式。因此，在改革前，民营金融作为分散国有银行吸收储蓄的竞争对手基本是不存在的，改革后也是十分谨慎发展的。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形成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共同运作的二元结构体系，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为国有金融资金供求市场与民营金融资金供求市场。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使用价格(成本)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作为民营金融，其控制的整个社会资金不足10%，而国有金融控制的社会资金则达到90%以上。国有金融虽然在逐步推进商业化改革，但政府控制模式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政府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资金使用因所有制歧视和其它因素限制而绝大部分被排除在外。国有金融资金使用的计划性还很强，因此资金使用成本被人为的压低，加之占有全社会资金90%以上，所以，资金的使用成本就比较低。而民营金融则是自负盈亏，其运作是按照市场规则出于盈利目的使用资金，同时，以全社会10%的资金拥有量，远远不够改革后逐步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做出70%贡献的民营经济的资金需要，所以，资金使用成本较高。这样，国家以产权制度为核心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导致了资金市场上的二元，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巨大的资金价格差异，对银行来讲，即存在着巨大的利差。
　　银行是“依靠借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的特殊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资金使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利润。因此，在两个市场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资金使用者把资金由低利润市场转移到高利润市场就成为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存在由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供求形成的资金市场，所以，国有金融资金使用市场在统一价格下运作，不存在资金使用转移的可选择途径。而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随着民营经济、民营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对国有金融控制力度的弱化，国有金融不仅客观上使用资金具有了可选择的方式和途径，而且主观上具有了这种能力，尤其是在1998年1月1日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限制后，国有金融使用资金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资金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市场作为其配置方式逐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原因，严重妨碍了有效的资金需求，因此，民营经济发展作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逐步弱化，引起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走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核心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以期启动经济的发展就无法达到“资金预期流向”目标，反而导致资金在金融市场与银行之间的“体内循环”。
　　所谓体内循环，就是在实施扩张性政策时，由于资金使用成本降低和资金量的扩大，能够使投资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和信贷可获得性提高，因此，必然提高银行的贷放积极性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由于企业的普遍资质较差，加之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热点和改革导致的企业风险意识提高，形成在扩张性宏观政策下“银行惜贷”与企业“慎贷”并存的反市场现象。因为银行的资金使用是有成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把资金违规投向资本市场或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牟取利差，从而形成资金在金融体系转动，与实际经济脱钩的现象，这就是“体内循环”。“体内循环”直接导致扩张性政策失效或低效。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的资金困境—扩张性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影响，相反却导致一方面因资金使用不规范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在逐步积累通货膨胀压力。
　　(3)再看商品市场。商品市场是由商品需求主体即消费者和商品供给主体即企业的交易活动共同组成的。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取决于供求主体的供求均衡点，也就是说取决于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和企业的有效供给平衡点。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市居民构成，商品供给者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商品市场均衡要取决于这四者的相互作用力的平衡。但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其一，商品需求状况。中国的消费者由农村和城镇居民组成，由于收入差别，他们的有效需求即有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短缺经济”状态，城乡消费者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凭票购买商品，而随着1979年经济体制“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整个国民收入结构由“集财于国”向“分财于民”转变，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相应的购买能力随之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生产的发展。当然，这种购买能力还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购买，是一种层级较低的消费。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得到了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出现，但这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来支撑。中国农民收入在1979—1984年得到大幅度提高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相对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也是对农产品进行保护价格收购的深层原因。因此，面对更高层次、更高价位、科技含量更高的产品，农民的购买能力相对却在降低，如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所谓的“四大件”在农村的普及率还十分低就是一个证明。而对于城市居民，在满足了吃穿用之时，面对着住(住房)和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住行都是巨额消费，是较高价位的商品。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改革的推进，减员增效、机制重构和资产重组成为经济转型的常态，一方面能够经营的企业大量工人下岗，另一方面经营较差的企业倒闭、破产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加之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建设滞后，直接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医疗保险和住房体制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很多工人前几年因改革开放收入增加产生的储蓄，现在成了“活命钱”，直接影响到居民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在当前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困境，导致居民的整体购买力很弱。
　　其二，商品供给状况。商品供给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决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1984年的“放权让利式改革”开始，由于政府与企业不分、政府与银行不分直接导致的银行与企业不分的“三位一体”的经济运行机制没有打破，因此，虽然以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为目标的改革使企业的自主权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对这种扩大的权力并没有随着改革形成有效的机制约束。因此，这种扩大的权力在政府对国有经济控制力随着改革不断弱化的进程中却成为企业“倒逼”银行的能力，即银行对企业形成了一种“债务性依赖关系”。这样，整个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就形成两个反市场规律的“倒逼机制”，即作为扩大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在因资金问题经营出现困难时倒逼银行继续放贷，而银行因为支持国有经济发展，所以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就倒逼政府(中央银行是其资金管理的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国有企业盲目扩张→政府指示银行对企业放款支持→银行资金出现突破计划或周转困难→要求作为政府资金管理代表的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计划或以准备金予以支持→中央银行要求中央政府增发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盲目扩张。之所以成为怪圈，就在于债务人不仅可以欠债不还，而且还可以以此为理由重借新债，这种怪圈的形成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三位一体”的制度基础没有打破，因此，企业的投资扩张冲动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就被进一步放大和扭曲，不仅使投资剧增，而且导致大量资金的无效配置，从而推动这一怪圈的加速运转。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社会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和显化，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1988-1992年之间形成的“投资膨胀、抢购风和通货膨胀”，这一怪圈运作是其主要成因之一。
　　这种怪圈的影响是严重的，它不仅导致国家大量资金的无效或低效配置，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性建设增加。在国家市场化进程中存在地区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导致了全国各地“大而全、小而全”的整体企业生产状况，从而导致国家产业结构的趋同。这种产业结构趋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逐步被消除，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很多企业在市场中逐步被淘汰，面临着产品结构的调整。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拨改贷”和银行商业化改造与企业机制改革力度加大，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银行逐步分离，直接导致银行与企业的逐步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由“父亲”变为“法官”，银行由“难兄难弟”变为市场交易伙伴，成为利益交换关系，企业的约束既有政府的硬约束，也有市场的硬约束，但这时市场上商品供给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已经基本饱和，产品大量积压，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在双重硬约束之下已经难以有效满足，由此，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也就是说，企业供给原有的产品结构已经无利可图，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所需资金已经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其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在改革初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整个经济的内在制约日益突现出来：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初起是一种爆发型的，即是多年压抑的生产力和社会闲置财货资源的新组合，一旦这种受压制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其增长的力量也就趋于消失；同时，其发展虽然是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但却是在政策优惠的沃土上实现了自己的资本积聚。改革的深入，不断使这些夹缝和优惠政策失去了应有的优势和特殊地位，非国有经济的处境就不那么轻松了，1998年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零增长和融资难现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需要进行战略性重组之时，非国有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转换的难题。非国有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管理和规模结构问题。时至今日，无论是管理还是规模结构上，私营经济都已走到自身的顶点，要取得较好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扩张。但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样面临着融资难问题，90年代后期非国有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主要根源就在于此。时至今日，私营经济仍步履维艰。
　　从商品供求市场来看，一方面存在大量需求潜力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存在大量商品的供给过剩无法消化，从而形成反市场的“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独特商品市场困境。也就是说，整个经济陷入消费层面“买不起”和“买不着”并存，供给层面“卖不出”与“无力供应”并存的困境之中，表现出明显的反市场态势。这种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金融二元结构和公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在中国整体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复杂的结构体系形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经济困境。用西方经济学引入劳动力市场扩展的IS—LM模型解释，中国的微观经济市场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刚性，这种刚性是由一系列刚性—工资刚性、就业刚性、资金价格刚性、商品成本刚性--构成，而这一系列刚性的形成，则是由于政府一系列政策与制度长期交织运作积累而成的。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上面微观经济运行的三个市场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困境。而中国区域经济，主要是存在以产业结构差异为核心的二元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差异，不仅是产业层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在生产方式、融资方式、产业结构等的差距上，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市场化程度的差别，当然，这种差距是由于政策和国家整体改革战略部署造成的。
　　(4)最后看区域结构。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整体是由各个区域经济共同构成的，区域经济的综合水平与发展趋势，基本上代表着国家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同理，微观经济市场状况也同样表现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被区域经济的差异性所替代，这种差异性实际上是差别政策实施导致的产业结构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别。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率先获益，并利用市场优势不断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内地的生产要素(包括货币资金)。原有的依赖行政性的中央财政和国家计划金融体系进行的生产要素的转移、利用区域优势互补、均衡发展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人为的利益均衡被新的市场竞争所替代，形成了区域间不同的生产成本和利润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在受到市场力影响的强大作用下拉开，并在特定的经济结构、资源状况和战略导向下形成了不同特征的经济区域。虽然按照市场扩张与平均利润率趋向，达到区域间成本、利润率趋同，从而消除区域结构差异的经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但这是需要通过统一市场的扩展这一较长过程渐次推进完成的。所以，全国经济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域，这一结构状况作为更为宏观的层面，与微观市场的结构状况交织在一起，又形成新的微观二元结构市场运作状态，正是这种特殊的状态，从更为宏观和整体层面制约和左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最终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
　　其一，区域间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区域二元结构，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之间存在劳动力的价格差异，同时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高素质人才从中西部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流向东部，形成中西部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与东部高素质劳动力饱和或过剩状态并存的状态，形成整个劳动力市场“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反市场态势；另一方面，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困难，滞留于中西部，导致中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十分困难，形成低素质劳动力→低层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高素质人才短缺→产业结构停留于低层次→低素质劳动力的恶性循环。在区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彻底的“马太效应”。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与素质提高无疑是十分有害的。
　　其二，区域间的资金市场。由于区域结构差异，直接导致资金在不同的区域盈利水平的差异，中西部地区资金存在着向东部区域流动的内在冲动。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区域市场壁垒逐步被打破，一旦放松货币供给，资金出现变流是十分正常的情况，尤其是在我国实行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时，变流资金出于牟利将会大量变流。事实上，近几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与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产生严重的冲突，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欠发达地区银行体系信贷资金“双存差”问题，使统一的货币金融政策受到很大制约。这一问题的实质反映的是整体经济市场化推进与金融市场化发展不足的矛盾。按照通常的做法，对差别经济主体应采取差别的政策，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采取再贴现政策或差别利率政策，前者因为中国票据市场和信用制度的不发达无法使用，后者因为金融控制的乏力无法实行。在当前这种区域结构差异的情况下，取消信贷配额、采取利率调整刺激信贷，不仅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相反，会进一步导致大量资金的非体内正常流动，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传导“非合意”变流。在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增长乏力的困境后，中国实施了以利率操作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非但没有形成应有的刺激效果，反倒加剧了区域经济差距，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资金变流。其变流传导过程如下：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高
　　投资热点多
　　中政发达地区资金市场化使用资金增多投资增加区域差
　　央策变流其它获利方式距加大
　　银操套利
　　行作落后地区资金计划使用资金增多投资没有增
　　投资热点少加或减少
　　使用资金成本、收益低
　　从上面的流程图可以看出，这种二元结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改变这种趋同于结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
　　其三，区域间的商品市场。由于区域差距，形成区域居民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产业结构差距结合，就构成中国商品市场独特的商品供给需求结构困境。一方面大量西部居民买不起东部企业供给相对过剩的产品，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状态，由此也制约着东部地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也影响着东部劳动力的收入，从而使东部居民的消费升级无法实现，从而进一步导致东部经济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西部企业由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资金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所以企业整体状况不佳--倒闭、破产、产品滞压，由此导致西部居民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西部经济增长乏力；第三方面，由上述两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乏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政府政策和固有体制长期运做积累形成的四重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增长或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如果不能够及时得到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其发展必将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挑战。只有调整结构，才能够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困境，才能够使中国经济以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良好的整体素质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调整结构以使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经济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看似有效的短期扶植政策或以限制一个层面的发展来支持另一层面发展，最终必须回过头来重新发展。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干预经济是让经济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以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之时，既要重视短期结果，更要重视长期效应，既要重视部分发展，更要注重整体进步！ 货币政策为什么非合意运作  　　宏观调控在经济论著和经济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决定经济平稳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宏观调控的含义，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
　　从上面的分析看，金融的量性发展对经济增长表现为量性推动的同时，却出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制约”。一方面，虽然从总量上看金融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传统的金融格局并没有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使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相互制约的低效率状态，这种低效率状态的深层原因，在于银行对居民储蓄硬负债和对国有企业贷款软约束的金融格局，使大量的金融增长效能被国有经济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所抵消。它不仅造成金融资产大量无效配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性 滞后状态，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打折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结构性不对称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体制内(公有)与体制外(非公有)分别进行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旧经济组织的改革和新经济组织的创造，目标是希望通过体制外的增长来促进体制内的存量资产的优化。自1978年以来，这种改革就呈现出一种显著的体制特征：即一方面是体制一直未理顺、缺乏活力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是体制相对正常、充满生机的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4年的34.4%，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则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基本上形成非国有经济产出赶超国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私营企业150.89万户，从业人员超过2021.55万人，私营企业产值和营业收入从1989年的97.4亿元和33.8亿元上升到1999年的7686.01亿元和7149.38亿元。个体工商业1981年创产值1.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9.7亿元，到1999年分别为7063亿元和2.13万亿元，分别增长了4708倍和1081倍。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1%，到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2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工业、集体工业和非公有工业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到目前为止，进一步的演化是，国有经济整体负债率高达90%，而非国有经济(1992年以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以每年4%的速度递增，这几年在GDP的年新增额中，大约70%由非国有经济提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金融领域分为计划性的国有正统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新兴非主流金融体系。而上表数据表明，时至今日，计划性的国有金融体系仍支配着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供给，并以国有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国有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立足于大城市，服务于大企业，其信贷资金投向具有极强的计划倾向。而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占有工业总产值70%的非国有企业则以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为主，处于传统体制之外，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特征，与正统金融体制之间存在严重的体制和结构二元不对称。社会资金供给方面具有明显的“国有”和“计划”特征，资金需求方面具有明显的“非国有”和“市场”特征，由此导致信贷资金分布与产值构成分布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对称。占有金融资产80%的国有银行定位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服务，仅占有金融资产20%的其它银行为中小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服务，非国有经济部门在信贷活动中受到实质性的所有制限制。
　　这种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在同一货币政策手段操作下，必然导致货币政策传导的异变--金融资源被“非合意”地配置到无效率的实质经济部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而大部分“合意”的实质经济部分--非国有和中小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资源支持。无疑，这种情况导致1996年以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操作逼出的大部分货币，无法对实质经济产生应有的作用。其作用原理如下图所示：
　　(70%)
　　中政国有金融70%国有企业低效使低
　　央策金融机构信贷支持非合意传导用资金增
　　银措(100%)非国有金融30%长
　　行施(30%)非国有企业资金紧张
　　(2)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状况，导致货币政策效能弱化。这种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导致在实际的金融和经济运行中，计划性的国有正统金融体系不仅很少对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反而通过广泛设立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基层吸纳储蓄，抽走资金，注入国有计划体系，其结果，一方面从动态中壮大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的融资规模，巩固和强化了资金融通的计划性，同时也进一步掩盖了国有正统金融体系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导致需要早日解决的问题不能及时被发现和解决；另一方面，抑制了非国有市场体系中的融资活动，使非国有市场体系在动态中逐渐被国有计划体系所挤压、削弱和控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经济增长持续走低，主要是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所致，而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除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支持不足，从上面的表格显示可以看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1989年到1997年下降了近一半，而1998年全国贷款余额增长了15.5%，乡镇企业贷款却下降了11.3%，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1995年为25.15，到1998年则下降到18.3%。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拉动的，投资下降必然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其他非国有经济的状况大致如此。
　　这种结构性状况，只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形态，其本身也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隐藏在其背后的仍然是体制这个“初始禀赋”，结构作为体制的“物化”，其发展演进轨迹是既定体制决定的。这种结构性状况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异变，货币政策的显示低效是逻辑之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理顺传导机制是关键，而理顺传导机制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的结构性协调深化。
　　(3)这种结构性不对称，导致中央银行调控的货币泄漏。上面的情况还表明，金融的非均衡性导源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相对国有经济而言，政府银行信用始终以低利率和信贷资金供给制刚性支撑。1998年底，全社会存款总额110420.5亿元，四大国有银行存款余额为60368.06亿元，占总额的56.67%，1998年全社会贷款总额为86524.1亿元，四大国有银行为61422亿元，占总额的71%，这与非国有经济产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扩大而日益提高的融资要求极不适应。2000年以来，非政府银行信用无论从机构设置、工具更新、渠道增加等等方面的崛起，可以说，都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的。
　　两种信用形成两股资金环流。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是以低的官方利率为国有经济(企业)用信贷规模供给资金，属于传统的“权力规则”；非政府银行信用的资金运行规则，则是以高于官方利率的“市场利率”为非国有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用市场交易原则借贷资金，属于一定意义上的市场规则。两股资金环流分别以不同的利率和规则运行。据估算，“八五”期间两种利差在50--100%之间波动。值得强调的是，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行，使得官方利率主导下的资金环流日益通过各种“创新”渠道，绕过各种限制而泄漏到高息“市场利率”诱导下的资金环流中，尤其是在近两年中央银行一再调低利率，政府银行存款增幅较高，更进一步造成这种资金变流，从而导致中央银行调控货币的泄漏。
　　显然，这种泄漏现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变流，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效率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中央银行放松贷款限制时，政府银行信贷资金渗漏到寻租和投机的社会游资中，往往造成政府信贷资金增加，企业资金依然紧张，而社会游资又到处冲击，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其二，中央银行紧缩信贷时，一是可能“市场利率”不变渗漏反流填补国有银行由于紧缩造成的资金缺口，从而对央行紧缩政策效应产生冲击；二是可能“市场利率”随着高涨，渗漏现象依然不变，企业则形成“一紧就死”的现象。然而，也应该承认，渗漏到政府信贷计划“照顾”不到的非政府信用领域，一些非国有经济企业流动资金短期需求得到了支持，对于增加整个社会有效供给，缓解通胀压力，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对于非政府银行信用这种“非规范性”扩张作出分类治理，同时也必须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开辟正常的融资渠道。
　　上面的分析表明，政府对金融的需求导致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这种二元结构状态与经济结构形成复杂的不对称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国有金融与非国有金融的二元结构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二元结构的复杂的不对称关系，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直接导致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低效或失效，从而，使经济的货币层面与实质层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总之，中国的金融运作机制，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用”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老牛拉破车”状态。改革的迫切性就在于，必须把这种“支撑效用”转变为“发展效用”，解开政府信贷资金在国有经济中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是无效产出的症结，改变金融的二元结构运作格局，推进金融深化。
最严格的控制和最大的漏洞
　　经济出现‘拐点’，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今后几年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只要没有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预言危机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一旦危机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作鸟兽散。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
　　尽管我们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但是，当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内部的诸多危机因素总是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缺乏自主精神和艰难中生活着；社会的各种矛盾总是在被动的调整策略下得到缓解；我们就对当前的经济走势深感忧虑。有关人士认为：中国在未来5-10年内有发生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可能性，而且也存在诱发危机的条件和导火索。我们认为在3-5年内，就有这种可能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危机会怎么表现？想就此谈一些看法。
　　1.巨大的漏洞如何填补？
　　在第二章，我们曾经讨论过。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多年改革的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运行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关键在于内在的维持机制。
　　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的逻辑。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企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企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
　　中国的金融运做是‘双低一高’的国家，即高储蓄和低消费率和低投资率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银行在中央政府宽松的宏观条件下，发行了一定的货币，取得了巨大收益。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减轻了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政府这个改革推动者的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
　　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企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的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时至今日，中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
　　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目前已通过组建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3939亿元，其中包括三部分，一是债转股4000亿元左右(这一块并非不良资产)，二是呆滞贷款8000多亿元，三是呆账贷款1700多亿元。银行的不良贷款，远不止这些，2001年3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的掌门人戴相龙承认，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3.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几乎相当于国民储蓄的50%。尽管中央银行一再报道，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大大下降，最好是不要自己欺人，这样不利于当权者的正确决策。这些不良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付出的高昂成本。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英国70年代的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危机，美国80年代的储贷机构危机，日本90年代开始的金融机构危机，都是因为大量不良资产导致局部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例子。各国经验表明，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醚，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目前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总量较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比较高，且经济增长持续低迷，这才是比较危险的。 革命性毁灭与新生---资本市场的危机
　　1.中国需要资本市场
　　在计划经济时期，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有经济，而弥补亏损的则是财政。在改革进程中，政府支持改革的主要依托是金融。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货币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获取‘货币化收益’；二是通过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对国民信用的稳固控制实现‘取财于民、聚财于国’，获取‘垄断剩余’。市场化的进 程和放权让利式制度变迁性的改革，使金融体系复杂化、多层化和多元化，传统国有金融体制对整个局势已成为末路英雄！
　　在中国，企业和市场经济中的其它主体最需要的和最难得到的是资金，但中国经济中的最大问题是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短缺。当前中国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需要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资本经营的概念，激起了资本经营的意识，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产权的市场化倾向。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利益关系的重组，其阻力和建设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陷阱实在太多。
　　建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有完善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组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拿股市来说，截至2001年底，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达1160家，市价总值43522亿元，两市A、B、H股10年累计筹资额达到7700多亿元，最多的2000年当年就达到1400多亿元。股市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2000年，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478亿元，券商手续费收入4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共发行内债4884亿元，比上年增加227亿元。此外，证券行业还创造了数十万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国有资产通过证券市场实现了增值。这种增值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通过溢价发行公众股提高了国有股的每股净值；另一方面，国有股获得了转让、拍卖、减持的机会，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流动性使得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也大大提高。粗略估计，证券市场给国有资产带来的增值超过1万亿元。
　　2.资本市场的风险
　　正当我们在为中国资本市场暗自庆兴，十几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路程的时候，2000年‘基金黑幕’使中国人堂目结舌，紧接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地雷’一颗接一颗的不停引爆。
　　2001年，深、沪股市长时间持续下跌，已经使中国股市这个池塘里的资金水位大幅下降。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在不规范的中国股市中，资金链已经越来越细，甚至有断裂的可能。危险来自3个方面：首先，中国近年以来加紧金融整顿，已使大量资金流出股市，股市正在向“干塘”的趋势发展，这是股市资金所面临的大环境。其次，国内股市盛行的委托理财方式，已出现危险迹象。据估计，在2001年7月底的雪崩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券商在理财与自营业务方面出现亏损。由于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委托理财，特别是委托券商理财大多有协议保底收益，因此理财亏损的上市公司将为数不少。保底收益对券商来说是实实在在的硬约束，它像高悬在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宝剑，时时威胁券商。要实现8-12%的保底收益率，在牛市行情中尚可，但在股市由盛转衰，遭遇熊市，券商泥菩萨过江，靠什么去兑现所承诺的保底收益率？中国股市没有做空机制，缺乏必要的避险工具，在熊市来临的时候资金实力再强大的机构也难全身而退，又何来逆市而动的回天之力？委托理财曾经给券商带来欣喜，现在却正在成为券商的一块心病。股市行情如果没有根本的好转，券商不仅将面临着承担亏损责任的风险，而且将蒙受资金集中兑付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一旦出现不测，上市公司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实力雄厚的券商也难以招架，现在许多券商四面楚歌，险象环生。2001年下半年，对配股承销商来说，无疑是黑色的日子。由于流通股股东纷纷放弃配股，一些承销商“包销余股”，无可奈何当上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再次，不少私募基金现在已经被套，目前私募基金的保证金已升至50%以上，私募基金在股市里玩的都是资金杠杆效应，这对资金链又是一个考验。面对造假案东窗事发、承销吃不了兜着走、委托理财保底赔付、违规资金清算撤出等四面楚歌，券商资金链随时有可能出现多处断裂。
　　毋庸讳言，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世界证券大家庭的一个新生儿，还很稚嫩，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的问题，黑庄操纵股市的问题，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问题，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上市公司假重组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并威胁着国家整体的金融安全。
　　3.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
　　金融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而资本市场又在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资本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轴心。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与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良相联系的，另一类则主要是由于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不完善所引起的。
　　应须看到，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股市走过了独特的路，在两个交易所成立之前，深沪市场上已经有了13家上市公司。等到证券法实施和全国监管体制理顺的时候，交易所已经运行近6年时间，并拥有了三四百家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诞生十年后的今天，股票发行方式才开始转向全面市场化，政府的身影才开始逐渐退出。这种先游戏，后有游戏场所、游戏规则和裁判员的历史，造就了市场的不规范。在市场定位上，十年来数次调整。此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急急忙忙，十年间走过了国外市场100年的路，快了，就要付出代价。1999年以前的公司都是指标制下上市的。上市指标的计划分配有很大的随意性，捆绑上市很普遍。真真假假，并购、高校概念、科技股、纳米基因等，天花乱坠，请君入瓮。上市之后，逐步出现企业产权不清、应收款无法回收、内部人员控制严重、中介机构没有起到应有的责任、机制转换不彻底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和业绩提升，相当一部分公司已经成为空壳。
　　中国证监会请来了两位‘洋大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而请来的‘洋顾问’，他(她)们不负众望，仗剑在手，几乎将中国股市翻了个底朝天，到现在，中国人才逐渐明白了股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倒使人们想起了六十年前共产国际给中央红军派来的‘洋顾问’。成败能系于此吗！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在南京大学被聘为客座教授的公开演讲中，展望了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前景。透过梁先生的弦外之音和几分无奈，结合中国股市之怪现象，人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几大内在缺陷。缺陷之一，遗留问题难清理；缺陷之二，假帐现象满天飞；缺陷之三，市场设计不合理；缺陷之四，投资价值难衡量；缺陷之五，理性投资欠倡导；缺陷之六，机构投资变投机。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A股市场将会慢慢地死去。
　　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那么难以琢磨，面对复杂的问题，谁来回天呢！
　　证监会：两难境地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关拥有几乎是令各国同行最为羡慕的权力：从证券交易行为，到证券的内部组织；从证券登记到证券服务；从民间裁决到行政处罚。其权力包罗万象，无所不能。作为证券市场的直接监管机构，他每一个决定往往都要造成股价的一次波动。
　　其实证监会的权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旗下两家证券交易所、1160多家上市公司、1000多家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股市中事无巨细，均可追究到证监会的责任。但证监会的权力缺乏法律基础。关联交易、虚假信息与公司结构及制度上的缺陷有关，证券市场从成立起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仅希望证监会来彻底根治它，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如果急于求成，将会再次背离自然规律或偏离自然力，后果可想而知！
　　财政部：苦心遥控
　　财政部是国家主管财政收支、财税政策、国有资本金基础工作的宏观调控部门，与证券市场实际上没有直接联系。他通过拟定和执行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的方针政策、改革方案、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国有企业的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负责国有资本金的统计、分析，指导财产评估业务等来影响股市。
　　而在2001年7·31雪崩前夕，财政部开始大谈国有股“减持”，有关官员对外宣布，2001年到2006年间，社保基金的缺口额度总计4552亿元，本年缺口在600亿元上下。目前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财政超收；二是国有股减持；三是发行彩票等其他途径。而这三个途径主要压力就在国有股减持上，其他两个途径不确定因素太多。明确对外公布国有股的减持压力，等于向全体股民宣布熊市将立刻到来。财政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履行自身的职能，有谁又能够说他这样做不应该？
　　另外，财政部要求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都要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财务信息披露，这一要求直接导致许多企业中报预亏预警，直接引发了股市雪崩。也许很多人还把这一笔账记到了财政部的头上，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财政部这样做的“良苦用心”？
　　人民银行：股市巡警
　　每一次股市暴涨或暴跌，最后的原因无一例外都归结到了银行的头上，理由很简单，证券市场大量的资金从哪里来，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违规资金？而且证券市场的涨落与银行利率天生就是一对矛盾，银行利率高，资金就从股市流到银行；银行利率低，资金也就从银行流到了股市。国外中央银行对股市是宏观调控者，调控手段主要也就是通过调整利率，利率调低，股市高涨；利率调高，股市应声而落。而人民银行对于股市，就如同站在大马路上巡警。查处违规资金，一些庄家成为惊弓之鸟，在调查来临之前先避一避风头。没有人否定违规资金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毒瘤，没有人能够统计到底有多少违规资金在证券市场上运作，但这个巡警的角色也给银行一个两难的选择，违规资金不查处不行，但是一旦查处却引起违规资金逃离股市而造成震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既可以打击违规资金，又不对大盘造成影响？这对银行来说，实在强人所难！
　　国资部门：股海苦等
　　国资部门的考虑也许更直接一些，一方面中国加入WTO，需要国有资产减持；另一方面，国资部门怎样才能追回每年流失掉的巨额国有资产？可以将国资部门说成一个在海边苦等亲人归来的持灯子女，她对于股市这茫茫大海实际上是无能为力，最多也是举起手中的灯，给在波涛汹涌的股海中的亲人(国有资产)提供一点归航的灯光，但是她期望的国有资产能不能回来，则不是其能够左右得了的。
　　机构：博弈困境
　　机构应该是中国证券市场最薄弱最不成熟的环节，他对中国股市的作用却也无法替代。为了赚钱老百姓争相追逐机构，一旦被套，“机构”则成为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对象。“恶庄”、“吸血鬼”成为机构的代名词。股市在较长的时间内，各方的参与者逐渐找到某种适合的生存方式，或者叫“游戏规则”，彼此虽然有矛盾，各自的利益也不同，经历多年磨合后，倒也相安无事。如大多数个人对庄股的青睐，明知其中玄机很多，却难以割舍；而许多机构则扮演庄家角色，既给散户甜头，又深套经验不足的跟庄者；上市公司冷眼观战，一旦市场趋热，或庄家上门寻求帮助，圈钱的冲动则立刻勃发。但在2001年7月29日的股市大雪崩中，人所始料不及的是，机构被套，庄家被困。
　　股市中的怪现象实际是有意无意中创生的。政府出于想当然的理由，要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规定上市公司3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才能增发配股。试想，上市后募集了1个亿的资金，加上原来1个亿，每年必须有2000万的利润才有可能配股，而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项目都不可能一两年盈利。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庄炒作，去变通方法，去寻求怪招。它本来过不了这一关，但现自己炒自己，过了这一关，而实实在在的企业反而不敢上市，因为它上市后达不到这个要求。从理论上讲，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就像斯蒂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提出，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老实的企业越不敢来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由于“逆向选择”，越有能力操纵股市的人越愿意上市，因为它最有“能力”满足监管的要求。可见，政府的垄断、管制本身在创造骗子，然后政府为了防止骗子，设置新的规则，迫使人们更加追求短期行为，进一步吸引创生更多的骗子进来。
　　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迅速实现资本的流动，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利益关系的重组。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因最初的无序而造就一批‘巨人’(商界精英和优秀企业)，这些商界精英和优秀企业，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无序的收益者，还将是资本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直接和主要推进者，这是市场的悲哀，也是市场的精髓。 中国财政的危机有多远？
　　中国财政收支存在严重的危机隐患。面对严峻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体系的改革、社会安全体系改革及环境资源的保护等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健全、充裕的财政收支，任何再好的政策构想，也只不过是拔苗助长，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1.中国财政的压力有多大？
　　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32%。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2%，以后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其中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政府在未来将面对庞大的债务负担。以这么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央政府却必须支付极为庞大的各项改革费用。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中国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估计，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部分是没有计入正常的显形财政收支的隐性负债，这主要包括一些应当由财政承担但是财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承担的债务，如财政欠发的工资、粮食经营亏损性挂账、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养老保险金欠帐等等。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
　　　上述的估计还算相当保守，因为它不包括未来经济改革所需的支出，包括下岗工人的生活支付、住房改革的庞大开销及银行体系改革的巨额代价。包括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共高达三万五千多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GDP的40%。
　　虽然财政拮据，但是中央政府在1997年之后还肩负利用财政扩张政策来刺激内需的重任，以维持必要的经济成长及社会稳定。国务院在1998年发行1000亿人民币政府公债，1999年为1100亿人民币，2000年为1500亿人民币，2001年1500亿，除此之外，国务院在1998年还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公债，支持四大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并拨180亿人民币支付国有企业改革与洪水灾后重建。根据财政部长的报告，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1998年的经济成长增加1.5%，1999年为2.0%，2000年为1.7%。这些公债总共为6480亿人民币，几乎相当于199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两倍。这样巨额的负债不仅凸显了中央政府财政上的拮据，同时也透露中国维持高速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但这将为日后的中国财政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2.举债额快速增加
　　面对巨额开销的支出，中央政府在开源方面却面对很大的困难。既然中国财政开销日益扩大，收入却无法增加，中央政府的赤字便迅速扩大，政府只好举债度日。在1980年时，中央政府的预算赤字只不过14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0.3%；到1996年时，财政赤字为655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1%；到了2000年，政府赤字窜升到25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9%。中国在2000年的预算赤字接近国际警戒程度，占GDP的3%。2002财政预算赤字大体也是3%。
　　事实上，官方数字很大程度上低估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世界银行认为应该采用合并政府赤字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必须包括政府财政赤字及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借给金融体系去支付中央政府要求的国营企业的开销。官方的数据常会误导，因为政府将举债所得当作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发行的公债应该被视为借贷款项，而非收入。经此调整之后，中国的预算赤字在1998年可能高达4230亿人民币(GDP的5.3%)，而不是官方所说的960亿人民币(GDP的1.2%)。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靠举债支付。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学者裴敏欣，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开销中，55.2%是举债所得。拉迪则指出，这个数据在1999年已经是70%。
　　在1979年时，中央政府举债额度为35亿人民币，或GDP的0.9%，1988年时上升到271亿人民币(GDP的1.8%)。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再也不能从中央银行借贷来支付预算赤字。因此，中央政府的债务从1994年的739亿人民币(GDP的2.1%)，快速增加到1999年的4015亿人民币(GDP的4.9%)。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也从1994年的2578亿人民币(GDP的5.5%)窜升到1999年的9965亿人民币(GDP的12.2%)。
　　此外，政府在1998年为四大银行所发行的2700亿人民币公债并没有计算在政府债务内。拉迪估计，非财政部门发行的政府债券(大部分由国家发展银行发行)在1998年底的债务余额高达5322亿人民币(GDP的7%)。如果将这些债务包含在里面，在1998年底中央政府的总债务将高达一万六千多亿人民币(GDP的20.5%)，几乎是1993年数字的五倍。世界银行估计，包括财政债券、政策性的金融债券及其他金融债券在内，中国的公债在1997年为GDP的12.3%，1998年为16.4%，1999年增加到20.7%。
　　以上估计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公司债务，及其他政府潜在的债务，例如国有银行的不良债务，政府或国有企业拖欠或短缺的年金。上述的数据也不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例如，拉迪预估，如果政府真的想要对金融体系资本结构重组，政府的债务将很快超过GDP的50%。世界银行估计，潜在的国家年金债务在1994年便高达GDP的50%。根据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波特利耶的估计，包括官方数据及潜在债务在内的所有政府债务在2000年时早已经超过GDP的100%。
　　更严重的是，无效率的税收系统与依赖庞大债务支付的政府支出，使得中国在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的能力受到很大的质疑。在1995年时，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为499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42.5%；到了1998年，公债的还本与利息支付总额急剧增加为2353亿人民币，相当于新举债务的70%。在1989年时，只有少于3%的政府财政收入用来支付公债的还本与利息，但是到了1998年时，该数字已经高达24%。根据拉迪的估计，政府在1992年支付52亿人民币的政府公债利息，到了1999年时已经高达830亿人民币，在七年之中上升了16倍。因此，中国的兑付实际是以债养债。而且，一旦债券投资人担心中央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中国发生政治上的动荡，他们会立刻要求更高的公债利率，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进而产生恶性循环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先从微观的角度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高负债同企业的经营困境密切相关，若将高负债本身看成是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的根本原因不确切，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负债率的变化只会使企业的财务风险结构发生变化，而不是企业赢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负债率的高低会使企业在一个较短时间跨度内的支出和风险发生变动，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在资本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提高负债率并不会降低税前资本收益率。相反，由于利息的支出是在税前执行的，高负债率还有可能增加税后的利润分配，这就是负债所谓的“税盾"作用。高负债率并不是企业长期经营困难或亏损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中国企业的问题是发生在最基本的层面：企业的收入不足，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维持资金的正常周转。当分析一个企业时，不管这个企业有多少自有资本和多少借入资本，这个企业能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借入资本和自有资本所形成的总资产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应该足以维持资金周转的流畅。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类型企业的单位资产所能带来的销售收入，即销售收入同总资产之比，如果比值过低，就意味着营业收入没有达到总资产应有的业绩水平，企业就会出现支付困难。单位资产销售收入低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不是高负债本身而是存在非运营资产。这些非运营资产，可能是重复建设造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也可能是工艺技术落后、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闲置设备，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的沉淀资产和过多的非生产性资产等等。如果不能剔除或改良非运营性资产，则不能从根本上使企业摆脱困境的。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众多的企业效率低下，或者说有大量的非效率资产，这将使政府债务问题更进一步恶化。
　　长期而言，中国的财政状况受到下列四项因素的很大威胁：银行体系的潜在债务(不良贷款及资本结构重组)、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均衡的财政关系、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此刻，中央政府明显地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付必须的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环境保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这将导致经济成长停滞、高通货膨胀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随时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上的危机。
　　3.警惕财政危机传染效应4.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所有政府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尽管债务的偿付不会同时发生，尽管债务的偿付还有其他形式。但是，由于各类隐性债务的规模及期限看不清楚，如果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同时对国家财政产生支付压力，则可能会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则可能迅速传染到经济体系的其他领域。
　　(1)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金融学家麦金农指出，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有力的财政，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持续顺利地推进。这一论断触及了财政危机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传染效应。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所产生的铸币收益等还能够支持相对虚弱的财政下的金融市场化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基本完成之时，虚弱的财政对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的制约就更为显著了。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
　　(2)财政危机向养老保险制度的传染。基于中国特定的就业结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性地位，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事实上成为财政的隐性负债。但是虚弱的财政不能给予养老保险以有力的支持，即使我们不考虑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的不稳定而仅仅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稳健运行来看，虚弱的财政也已经成为养老保险制度健康维持下去的硬性制约。
　　合理的推论是，在缺乏财政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若照此状况发展下去，将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要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一定要从财税等方面入手，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辟新税收来源等措施，逐步消化数额庞大的隐性债务。根据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国内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的精算结果显示，若按目前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退休年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未来30年，中国将负担近7.6万亿元人民币的隐性债务。
　　为了维持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转，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如：采用多种途径筹资，弥补隐性债务。在采用其他方式都没有见到明显效果的时候，国有股的减持成为补充养老和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重要政策动机，财政危机向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体系传染的同时，没有恰当的把握国有股减持计划，而且又将这一危机转移到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股市。
　　(3)“乱收费”是财政风险的重要病灶。因为许多领域的财政开支，正常的财政支出不能满足，于是各种形式的预算外收费纷纷出笼，进而导致财政分配秩序的不协调及预算外、制度外财力的急剧膨胀。预算外和制度外财力的存在，尽管可以发挥某些特定的作用，可以弥补预算内财力的某些不足，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挖”预算内为代价的。它们所形成的“乱收费”现象，不仅严重破坏正常的财政分配秩序，而且极大地危害了经济发展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而是中国财政内部的“心腹之患”，是中国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病灶。
　　当然，财政危机的传染渠道远远不仅仅在于以上几个有限的领域，我们的分析主要还是局限在金融和财政的体系之内。至于财政危机对社会稳定、教育发展等的负面冲击，其影响无疑是相当严重的。
　　在西方，企业危机是企业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是财政危机；但在中国，企业财务危机，财政危机以及银行的金融危机具有很强的相互传染效应，是一种政府、银行和企业预算约束极端软化的危机，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很快传染到其他环节，引发整个体系的崩溃。 ‘过多的忧虑’与‘杞人忧天’  　　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国家，即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表现的非常复杂，往往与政治、民族、不平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初级阶段’、‘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人类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矛盾，从根本上讲是各种利益的冲突。矛盾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质的积累，到一定程度首先引发利益冲突，进而转化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最大危害不是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而是反过来又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从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危机。矛盾要在发展过程中，也只能在发展中得以解决。
　　回顾近些年来中国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积累了许多 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国家采用了发展经济的办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积累了很多矛盾。要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付问题，必须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提高企业的活力；而国企转型中要替政府的改革承担巨大代价，企业运转中的大量亏损，也要寻求出路，否则改革难以为继。弥补亏损，一是靠增发货币收益，二是用银行的贷款隐性化；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显化，使得银行进一步‘惜贷’。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国企的状况没有显著好转，财政大幅增长压力较大；经济形势严峻，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十分明显；拉动内需，社会投资缺乏动力；过多的发行债券，担心财政承受不了；大量发行货币，又怕引起新的通货膨胀；采取有政治的策略缓解危机不能太多太久也无更多的余地。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惨重的代价，国企的坍塌；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的半瘫痪；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社会腐败；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等等。中国经济的奇迹实际是靠持续的高增长支撑，而这种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高增长，因此所创造的繁荣掩盖了许多深层问题，增长一旦回落，一切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就会激化，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政治问题用发展经济来化解，工业问题用解决农业问题来化解，宗教问题用政治来解决，国内问题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国际的资本，国外的先进技术，国外的管理经验一旦强力融入中国，必然会有效的化解诸多矛盾和危机。借助全球化的力量，顺应了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加入WTO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里要避免一种误区，那就是：一旦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经济就会变的公平，权力对市场的横加干涉就会逐渐消失，一切就会好起来。对此，我们既不要太天真，也不能太顽固。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中国国内积累了许多问题，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召开，高层面临人事的更替，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又需要付出成本。无论从哪方面说，国家在改革深化中都已到了数量调整的极限，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的结构性重组已是必然的选择。而进行这一创新和重组的成本，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均无力予以支持，必须寻求其他支持，否则，改革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国内的问题一方面要在国内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解决。
投资拉动还是需求拉动
　　‘九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3%，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增长，物价年均上涨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揭开这个谜，对于当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官方意义的解析
　　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的阶段。既要调整结构、又要保持发展；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又要保持社会稳定。与发达国家相比，要协调好经济现实增长与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难度之大，难在处于特定阶段。尽管面临的难度很大，中国在“九五”时期却依然成功地把现实增长率调控在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之内，中国现阶段潜在的增长率是8%到9%之间，而‘九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8.3%，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涨幅只有1.8%，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这确实是个谜，其中奥妙何在？有关人士分析其原因认为：
　　一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九五”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科学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突出。调控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明显提高。1996年底经济实现软着陆后，面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大洪水，没等问题发展到不可收拾，中国政府即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力度。从“九五”初期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时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再辅以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核心是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这可以从两个指标看：在“八五”时期，M0、M1、M2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分别是24.4%、28.1%、31.8%，个别月份甚至达到了60%到70%，货币失控的状况是比较明显的，而“九五”时期这三个指标下降为13.2%、17.2%、17.2%，使整个货币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从源头上管住了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
　　从1998年开始增发3600亿元的特别国债，集中用于基础设施、农业和科学教育的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比较好地解决了财政资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会构成通胀、还能为今后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的问题，投资的有效性明显提高。
　　“九五”时期，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既具备高增长的潜力，又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隐患，极易出现低增长低通胀的滞胀局面。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这一变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促进了这一阶段性矛盾的解决。
　　灵活的经济杠杆调节是指，充分利用利率、汇率、价格、税收等手段，尤其是既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管，又不失时机地推进物价的改革，使得物价的变化更规范，避免了过去曾经出现的由于市场秩序混乱而带来物价过度上涨的局面。
　　二是供求形势改善，抑制了物价上涨。“九五”时期，供求形势由原来的短缺转向相对宽裕，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供给方面明显改善，尤其是农业从1996年开始连续4年大丰收，从源头上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而中国1993年及以前几次高通胀都是从农业产品短缺导致大幅度涨价开始的。
　　从需求角度说，消费者心理逐步走向稳定、消费的行为走向理性、消费的价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过去由于盲目抢购带来的不正常的物价波动得到了遏制，从需求方面减少了对物价的冲击。出现内需不足和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九五”时期进入总量相对宽裕的新阶段，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步为结构性的矛盾所替代。总量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的行为，都有个调整、适应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货币积累、观念转变、政策配套和产业调整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国内需求的收敛，客观上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农村市场开拓受到影响，客观上会放大这种经济转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另外的原因是“九五”时期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新经济增长点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长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约型的增长成分在加大，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资源消耗的减少，也就必然带来了低物价，带动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无效的过度的需求。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行为的自我约束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更加谨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则。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诸项改革的深化，使得银行的贷款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更加谨慎，考虑风险、考虑效益的意识明显强化，从而使经济体制中间内生出一种抑制无效需求的力量，使整个资源的流向更加平稳、更加有序。这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使调控供求的空间更大、主动性更强。“九五”期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对外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外贸进出口累计17739亿美元，比“八五”时期总量增加了74.9%，实际利用外资超过2800亿美元，国际收支形势明显改善，外汇储备超过1600亿美元，使得国家可以从全球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通胀启动、投资拉动--我们的看法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的经济增长总是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波动的，当现实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时，就容易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当接近或处于潜在的增长区间时，就可以出现高增长、低通胀(或者说是正常的物价波动)；当低于时就容易出现滞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它是由资源的承受能力和市场的容纳能力来决定的。社会资源由原材料、交通、通信、资金、电力、劳动力等方面构成，市场容纳能力包括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出口的可能性等需求因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么大一个国家，情况又复杂，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八五”时期就是由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而出现了高通胀，1989年、1990年又是由于大大低于潜在增长而出现了滞胀。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日趋成熟。我们基本赞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之谜的解释。但是对此我们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作为补充或者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们先做一种排除，那就是在造假盛行的年代，统计数字的水份有多大恐怕谁也难说清，统计打假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八五’与‘九五’的统计数据应该在同一个统计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统计资料的数据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靠‘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当然了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GDP=投资+消费+出口。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三个轮子推动。这样可以更方便的说明问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八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均呈高增长的态势，物价和GDP也呈两位数的比率；而在‘九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都大幅回落，物价增长1.8%，但GDP增长8.3%，还是比较高的。
　　实际上，虽然1993年以后开始紧缩，1996年实现‘软着陆’，但由于高增长的惯性，‘九五’前期仍有较高的增速，东南亚金融危机、长江流域的大水以后，内需和出口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批国企的倒下，使得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过剩经济’的出现，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价格大战风烟滚滚。由于陷入了不良循环之中，所以价格的低谜和内需不旺是可想而知的。
　　经济的增长最终都取决于需求，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却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先说出口，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是40%，自从东南亚危机以来，外贸竞争亦是非常激烈，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关鼓励出口的政策，但出口的形势时时好时差，依然不容乐观。再说消费，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需求的层次还比较低，在‘衣食用住行’中，且不说住行，单就用的方面，翻开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相当低的。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元和十元级、百元级和千元级，正在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需要有相应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即使到了2001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这对于万元和十万元级的台阶需要的周期就会长些。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就要使企业有钱赚、人人有钱赚，收入预期不高，就不敢消费，政策的立足点要有利于提高收入。
　　在出口、消费都受阻的情况下，唯一剩下的就是投资，只有靠投资来启动经济，统计显示：在2001上半年GDP7.9%的增长中，按不变价格计算，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7%、34%和-11%。200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仅占GDP的38.4%,而在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60%以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898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26401亿元，增长12.8%；城乡集体经济投资5189亿元，增长8.1%；城乡居民个人投资5308亿元，增长12.7%。基本建设投资14567亿元，增长8.5%；更新改造投资5889亿元，增长15.3%；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增长25.3%；其他投资10197亿元，增长8.5%。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投资是主要的推进器。投资必须有钱，钱在那里？靠银行贷款，银行有那么多不良贷款，贷款压力大；靠国家财政投资启动也不可能，财政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变通的方式就是发行国债，用国债的方式启动。1998到2000年三年中发行了3600亿国债，2001年发行1500亿。这种投资可能是长期效益，对当前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问题是谁来还钱？假定没有收益的话，大量发行国债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在企业中的反映就是大量的无效投资，将会使企业的负担加重，现金流减少。另外，财政扩张的效果并不在于财政资金投下去造成的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在于财政资金投资乘数效应带来的连锁启动效果。否则，说明政府投资没有起到诱发企业投资的乘数作用。
　　另外，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把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区别开来。投资所带动的需求仅是中间需求，它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所购买的是生产资料，最后还要转化为最终需求。中间需求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想办法把投资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此外，投资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必须用迂回的办法解决。怎么迂回，就是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等与消费层级升级有关的投资。这个问题与下面的两个问题有关，我们将会再谈。 ‘债转股’为什么‘一转不灵’？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表明，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在企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合适的资本结构对于提高权益回报率和改善公司治理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资本结构偏离了合理的范围，负债率过高，则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都遇到过银企之间债权与债务问题。
　　在中国，债务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国有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宏观性问题。 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借贷型国有经济’。负债经营是任何经济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呈上升之势：1980年为18.7%，1993年为67.5%，1994年为70%以上，其中流动资产的负债比率为95.6%，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周转资金几乎全部靠贷款。而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负债率以50%左右为宜，美国和英国的企业负债率一般仅在35—45%之间。
　　高负债确实存在巨大风险，最终结果是将企业的经营亏损风险转嫁给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银行发展具有严重影响：一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回本收息就越少，资产流动性就越差，收支就会失衡，严重的会导致支付危机；二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占用资金就越多，贷款可用资金就会越少，生息和利润来源就越少，甚至出现亏损，蚕蚀银行资本，导致银行危机，最终银行就会破产或被兼并。理论上，一定比例(称之为金融风险阈值)的不良资产是允许存在的，只要这些不良资产不破坏银行资金的正常循环，就不会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但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风险阈值是变化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很低的不良资产比例也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而在经济繁荣时期，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也可能不会导致危机。但是，目前数目较大的不良资产给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造成较大压力，中央政府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金融稳定，不得不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发放再贷款，化解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因此，不良资产一经产生，客观上就会倒逼中央银行发放再贷款，投放基础货币。
　　当企业出现偿债危机时，进行债务重组往往比破产清算更容易为当事各方所接受。债务重组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债务展期、债务豁免、债权出售、债务种类变更、追加投资，等等。将债务转换为股份，即“债转股”，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债务重组方案。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而言，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债转股比其他形式的重组更好，美国经济学家哈特(O.哈特，1998)的理论就很有代表性。但是哈特的理论是建立在一些假定和美国债务种类繁多的现实之上的。首先他假定大型公司作为整体存在比分拆要好，而美国现行的清算程序更有利于分拆，因为大公司整体出售时，很少有谁买得起，即使有买得起的，市场竞争的不完全也会导致售价被不合理地压低，这样债权人的清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哈特认为应尽量避免清算，最好是进行重组。其次，美国的现实情况是，企业债务级别多、债权人多，重组谈判难度大、时间长，重组程序令人望而生畏，所以许多本可以通过重组维持整体存在的企业最后却被分拆清算了。因此，哈特认为必须要通过债转股来简化重组程序。哈特的债转股理论实际中是一种理想化的技术性设计。
　　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债转股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重组方式，即使偶而用之，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这种转换基本上是同证券的流动性结合在一起的，即一般只有流动性债券才可转换为股权，而且一般被转换为流动性的股票。其次，转换程序和规则是选择性的，且一般是在破产程序中进行，债务人可以在破产重组方案中将一部分债券转为股票，但必须要经过各类债权人投票批准，如果债权人不愿意债转股，这样的方案是不会被通过的，而且重组协议不能通过就必须清算。再次，债券一般并不是被转换普通股票，而是优先股，甚至被转换为可赎回的、可回售的优先股，总之同债券的性质越相近越好。从国际经验来看，虽然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债务重组可以脱离破产程序，但也并不背离破产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所谓的转轨经济国家中，债转股曾被给予了很高期望，但在实际中，债转股只被当作一种补充，规模十分有限。匈牙利在9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的银企债务重组，90%的企业在重组计划中提出债务延期，52%的企业提出冲销债务，10%提出将债务转换为股份，6%的企业提出更换管理层，4%的企业提出购置新设备，2%的企业提出增加股权投资。波兰也在90年代初推行了银企债务重组，重组手段也主要是债务延期和债务冲销，银行只同意将列入计划的800家国有企业中的40家的债务转为股份，转股规模仅占9家商业银行债权不到2%。与波兰情况相似，斯洛文尼亚在实施债转股时也提出了极为严格的条件，债转股必须能使债权人对负债企业控股和接管，而且实施债转股的前提是确知有将会有其他投资者购买股权。克罗地亚的债转股规模只占银行总资产的2.5%，银行希望未来股市升值时借以出售股权变现资产。
　　不管是债转股，还是别的重组方式，一般而言，债务重组都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债务重组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债务重组可能会使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这必然会导致治理结构在决策与监督机构上的有形调整，如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发生变化。其次，债务重组使资本结构发生变化，也即债务同权益的比例、债务的种类等都发生变化，这也会对企业的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不管是股权结构的变化还是资本结构的变化，新的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取向和行为导向是什么，以及会如何体现于企业决策中，都是值得注意的。
　　处置不良资产，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其途径和基本条件如下：
　　1.不良资产引起通货膨胀的路径
　　不良资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不良资产影响银行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不足就要依赖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贷款过多、调节不当就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不良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表明发生银行支付危机的频率就会越高，对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要求就越多，这一块再贷款具有刚性，这样倒逼中央银行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就会导致货币供应过多，从而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第二条路径，呆账贷款会由商业银行传导给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通过倒逼财政赤字诱发财政危机或通货膨胀，通过倒逼财政化再贷款诱发金融危机或降低货币政策的效率。如果不剥离呆账贷款，就会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要大量补充资本金就会加重财政负担，财政无力就靠扩大赤字，严重的可能导致财政危机或诱发通货膨胀；如果剥离呆账贷款，比如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也主要靠中央银行再贷款来收购，最终损失的贷款就会成为中央银行再贷款中的坏资产(再贷款财政化)，这块资产流动性差，基本不能收回，坏资产增加会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失真，货币政策收缩时会遇到困难，会加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这里不良资产比例或呆账贷款比例多高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危机，关键要看经济环境，经济紧缩时期容易导致支付危机和银行危机，经济景气时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
　　2 .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基本条件
　　近期中国实体经济引发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良资产膨胀是否会诱发明显的通货膨胀，需要深入研究。目前国家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有一部分已转化为中央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早晚要处理，何时处理和采用什么方法处理会直接影响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不能笼统地说较多的不良资产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必须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弄清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机制和条件，才能抑制、防止和消除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金融机构剥离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一是债转股4000亿元左右，二是呆滞贷款8000多亿元，三是呆账贷款1700多亿元。实际中还有2万亿的不良资产。对第二类不良资产，目前还没有研究具体处置方法，原则上只能靠财政核销或增加货币供应来解决。这些不良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付出的高昂成本。发达国家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各国经验表明，不良资产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一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二是不良资产处置不当。这两点就是不良资产转化为通货膨胀的条件，换句话说，只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且不良资产处置得当，不良资产就不会转化为通货膨胀。
　　关于债转股问题我们是想说明以下几点：
　　1.在社会转制时期，尤其当社会经济的发展由‘衣食’向‘用住行’转变，或着说消费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层级升级的时期，企业将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2.企业的不良资产将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债转股’只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
　　3.只要明白了银行有三万五千亿的不良贷款，政府面临着一万六千多亿的隐形债务，企业仍然面临着沉重的负担，你就明白了4000亿的债转股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按照一般的货币理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我笔者认为，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化又为增发货币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债转股’不是效果不显著，而是‘药力’不够。货币政策为什么收效甚微？
　　货币政策的松紧，是影响经济运转状况的关节环节。货币政策的功效可谓‘四两拨千斤’，但中国政府近年来实行的货币政策达到的效应可谓‘千金拨四两’。是政府的政策失误，还是另有隐衷？
　　任何市场经济国度，都会根据本国经济运行态势，采取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同时，也会将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运用，比如 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紧”、“双松”或“一紧一松”、“一松一紧”等。
　　一般来说，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风向标。在应对股市的政策取向中，同样也会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心应手是美国政府。1999-2000年期间，美联储曾因为股市过热而数次调高银行利率，试图适度降温；而到了2001年，又因股市陷入低迷，为激活股市，破天荒地在一年中连续11次降息。从这几年美国政府采取的调控政策中不难看出：一、他们比较注重运用货币工具，而不太愿意运用财政工具；二是货币政策对股市降温效果明显，对升温则有些勉强。如今美国政府欲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减税，至今只听楼梯声，未见人下楼，假设有一天正式实施，迭加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上，对股市的刺激作用肯定会明显。
　　回过头看，中国政府似乎更习惯应用财政工具。货币政策在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有效的抑制了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然而在新一轮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却显得效微力乏。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降息，1999年又下调了备付金率，按简单的货币乘数公式货币供给约增加1倍多。然而，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货币的‘大幅’增加也不能刺激经济增长，表明货币政策乏力。
　　但是，对股市而言，好像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来说反应更灵敏，效果更明显。因为财政政策对股市的作用更多在信心方面，货币政策则体现在“真金白银”方面。中国股市的本质是资金推动型的，或称成本堆积型的。不难理解，去年在同一天公布一条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一条相对严肃的货币政策——加强对募股资金的使用管理，结果市场最终出现了冲高回落，原因是缺乏推高股指的“真金白银”。仅靠区区每一万元减少20元的交易成本，解决不了股市低迷的深层次问题。
　　时值今日，国家仍然没有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为什么却要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提扩张的货币政策呢？中国人民银行的掌门人戴相龙认为：1998年下半年来，国内一方面物价持续走跌，一方面经济增长加快，出现了通货紧缩。按常理应当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却非常谨慎地仍然决定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情况比较复杂。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还不太合理。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由国情来决定的，而不能以货币供应来决定。虽然从总的趋势来看，我们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总量一直在增长，但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的增长是与企业的自有资金相配套的。如果贷款增上去，而自有资金的积累上不去就会增加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有何含义呢？戴相龙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是保守的政策，更不是收缩货币的政策，而是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加大金融对经济支持力度的政策。它包括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整信贷结构、保持汇率的稳定以及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4个方面的积极内容。
　　货币政策本来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保持币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但是，现在既要它维护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外汇储备稳定，又要支持国企改革，促进充分就业，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是极困难的。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应是中性关系，若货币政策要去考虑股票价格的变化就会使其有效性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目标是不可控的，而且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相当有限，而且今后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国际协调的要求与压力。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仍属于典型的寡头竞争。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路途坎坷，金融竞争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人与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当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为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后阀门责无旁贷地承担了最后贷款人角色。但是因此而增加的贷款往往又与货币政策的初衷相违背。这个问题在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已经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2.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多目标约束。中国货币政策一个相当重要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但现在要求货币政策承担的责任太多了，既要它保证物价、汇率的稳定，又要它保持外汇储备不能减少，还要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就业，期望的值越高，达到的目标值可能就越低。
　　第二个挑战是货币政策究竟应该不应该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应该是中性的，股票价格不应该作为决定货币政策的因素，否则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会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直接融资尤其是基金的发展超过了商业银行，利息对股票市场的震动越来越大，资产价格似乎越来越成为影响货币政策的一个变量，中国中央银行2000年首次承认降息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影响，这表明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发生了某种变化。
　　第三是中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信贷计划、现金计划等与经济运行原来所谓比较紧密的关系受到了挑战。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货币供应量等计划指标是不可控的，而且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偏离。
　　第四个挑战是货币政策工具效果的有限性。一般地，在发达国家，稳定的经济状态下，经济的运行对利息、汇率等的调节反映灵敏，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由于多方面的约束，这方面的效果将会非常有限。中国央行的货币工具是全世界最多的，目前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贴现再贴现、央行贷款、利息政策、汇率政策等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但却没有几个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和预期效果的。
　　第五个挑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将面临着国际影响和国际协调。中国在制订货币政策是时必须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第六个挑战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中国将会在实践中完善既治理通货膨胀又治理通货紧缩的的货币理论。
　　第七个挑战是金融业缺乏竞争环境。中国金融业正在多元化，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竞争的环境，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在市场形成了寡头垄断的竞争模式。这样的格局下，让人觉得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四家寡头性的国有专业银行决定的。金融业缺乏一个竞争的环境，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递减的。
　　第八个挑战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之间的角色突出。在任何国家，中央银行必然存在最后贷款人机制，这是维护金融市场、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最后阀门。
　　3.降息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知道，利息的支付和计算是以货币额来表示的，货币的价值随时间变化而波动。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化会影响到贷款本金和利息的未来价值。名义利率包含物价变化的预期和货币的增值和贬值的影响。作为贷款人，关心的重点不是名义利率。而是剔除物价变化之后的实际利率，或者是消除货币价值本身变化影响之后的利率，即实际利息的真实购买力。作为借款人，实际利息才是借款人因使用资金而支付的真实成本。当一个特定行业价格水平发生变化，借款人的价值判断和预期也会相应变化。在借款人预期本行业产品价格将上升时，而且行业利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投资有利可图，则愿意借钱去投资。反之，当借款人预期本行业产品价格将下降时，而且行业利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投资无利可图，则不愿意借钱投资。
　　在存货调整结束之前，那些信用等级高、具有较好盈利基础的企业不会急于借钱，因为它们随时可以按照优惠利率借到钱，常常是银行求企业贷款；而对于那些信用等级低、获利能力差的企业，银行又不愿意提供贷款。
　　降息的作用不会立竿见影，对于实际经济生活的‘疾病’也不会药到病除。一般情况下，利率变动一般需要6-9个月甚至12个月以上才能对经济发挥全面的作用。但是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在日本，利率已经下调到零，也没有启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美国，美联储突然减息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提高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信心。
　　在中国，降息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总体效应却是不可低估的，无论降与不降，都必须慎重对待。人民币名义利率自1996年5月1日以来连续7次降息，已处于历史低位。以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例，目前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为2.25%，扣除利息税，实际上年利息率仅为1.8%。可以说，名义利率进入了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利率已降到了谷底。但是2001年以来，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中国也连续9次降低境内外币利率，使得人民币与外币之间出现了较大的息差。另外，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国内经济由于民间投资跟进缓慢、投资效率较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以及出口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对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的迹象，针对2001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通货紧缩再现的现象，社会上产生了希望政府动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的要求。
　　一些资深金融分析家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中国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则可能是一种误解。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率是受到控制的，至少在理论上，利率是可进一步下降的，而且并没有发现由于利率下降导致银行存款大幅滑坡的情况。他们建议：如果选择继续降息，那么幅度尤其是存款的降幅就不应该偏小。
　　实际上，市场利率的下降已先于政策作出反应。2001年6月6日发行的15年期国债利率为4.69%，10月22日发行的20年期国债，利率只有3.85%。国债发行利率的下降，是整个市场利率下行最重要的信号，由此导致交易所国债现券市场交易品种的收益率整体下降。截至10月31日，现券平均收益率从上月末的3.39%下降到3.021%。这虽然并不代表现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却充分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市场预期。
　　降息的好处是给社会特别是给企业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从进一步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率背景出发，适当下降存贷款利率有其内在依据。但是，利率下调是把“双刃剑”，舞不好不仅难以达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其它问题的发生。
　　证券界对减息一向反应敏感。理论上讲，这一方面是由于减息可以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由此促进宏观经济并刺激上市公司业绩；另一方面是由于减息可能引起居民对各种理财工具的需求增加，例如降低对储蓄的欲望，增加对证券的需求，进而改善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
　　降息对证券市场能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显。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国连续七次降息，并没有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赶出银行，而是持续攀升至今年十月末的七点一八万亿元人民币。由于已开征利息税，如果再降息的话将导致广大居民的利息收入进一步减少，这只会促使居民进一步紧缩开支，而不是增加现期消费。从投资来看，利率下调有可能难以刺激投资需求。目前虽然对一些企业来说资金短缺，但对另一些企业来说资金相当富余。央行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1998年以来，企业存款快速增加，这说明就总体而言企业不缺资金。目前在扩大投资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可供投资方选择的投资项目供给严重不足；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性资金来源，因此，缺乏申请贷款的能力和足够的投资能力。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已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即使把利率降到零，也不能使银行贷款、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得到增长。此外，降息表明政策当局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使企业和居民产生一种经济将要走软的预期，这方面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利率下调将给银行等金融机构运作带来更多难点。统计表明2001年7月末，全国金融机构存贷差达到2.7万亿元，这不仅意味着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存有大量闲置资金，而且意味着巨额利息收入的损失。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靠利差来维持经营，在这种背景下，利率下调之后，利差的空间缩小，给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冲击。如果存贷款利率降低幅度不当，不但进一步扩大这些机构的运作难度，甚至可能引致其它问题发生。
　　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可考虑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率、存款准备率以及采取措施扩大信贷规模等多种手段，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有利于国民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
　　4.转型期利息的杠杆作用有多大？
　　如今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既然已经加入WTO，就应当像周边国家及地区那样去追随美国的降息步伐，甚至认为在美联储一年内连续11次降息的情况下应采取一次性补缺的方式缩小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息差距。我们难以苟同这种做法。
　　且不论人民币目前没有与美元建立联系汇率制度，就算从国内利率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来看，在与国际货币市场实现利率连动之前，为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中国还有许多事要做，比如说加紧推进利率市场化。尽管央行此前早已宣布允许各商业银行在公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基础上作一定程度的上下浮动。直到现在，国内银行在采取浮动贷款利率方面依然十分谨慎。
　　决不能仅仅因为已加入WTO，就以为中国大大小小的经济政策应当立即与美国保持一致。中国终归是中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必须根据现实推进各项改革。实际上，中国与WTO最终达成的协议本身也体现了在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并因此分步开放市场的基本原则。
　　即使中国与国际货币市场相比存在较大的减息空间，出于利率杠杆作用的考虑，也不能采取一次性大幅减息的办法，这将大大浪费利率的杠杆作用空间。作为适应与调节经济周期的杠杆工具，利率应当是逐步下调或逐步提升的：当经济增长趋于减速时，逐步下调利率；当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趋势时，逐步提升利率。当然不能一次性地完成利率下调或提升操作，原因是那将破坏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导致过度波动，更重要的是这将因此丧失原本可以获得的利益，或可以避免的损失。换句话说，利率政策本身也应当是经济的，不能任意浪费它的杠杆效用资源。在转型时期利息政策(利息的经济杠杆)作用是有限的。
　　关于宏观经济，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保持一个较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那么，在出口遭遇连续数月增速放缓并出现负增长迹象的情况下，减息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可以预期的。遗憾的是，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长期处在30%以上，2000年曾达到创纪录的45%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可以通过下调利率的途径刺激国内需求，进而缓解经济增长压力，决定了中国的减息主要是缓解出口下降对GDP的压力，而不足以起到全面缓解GDP增长压力的作用。这就是说，减息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当前业已形成的GDP增速放缓格局。
　　实际上，除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对刺激内需的作用更加直接。人们不应忘记，在1998年，尽管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受出口连续11个月负增长的拖累，这一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还是较上年下降了4.48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1997年为9.69%，1998年为5.21%)。如按上年为100及可比价格计算，则下降了1个百分点，即1997年为108.8，1998年为107.8(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同样地，考虑到近来国内通货紧缩的势头在加强，GDP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不容乐观。指望企业经营有明显改观、上市公司业绩面大幅改善是极不现实的，况且受清理地方政府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净利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
　　关于供求关系，笔者不赞成单纯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市场价值的观点，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规律，而是被扭曲的价值规律。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关系只能导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不能左右价格长期背离价值。 国有股减持是对还是错？  　　有人比喻，在中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好比是一根管子连着的三个池子，只要其中一个有漏洞，就会全都漏光。其实，随着市场化、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连通的地方更多。
　　1.国有股减持的目的是什么？
　　2001年7月，股市连阴，股指下挫，据估计如果按市值计算，股市缩水达8000亿元！股市波动是不是违规资金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本市场一股独大的弊病到底会引发怎样的股市危机？股市暴跌为何与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形成反差？中国股市是不是走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特别是国有股减持，中国股市结果会怎样？一时间，专家、券商见仁见智，热评如潮 。国有股减持已经暂停，这意味着什么？回过头来，究竟如何看待国有股减持呢！
　　资本市场的建设和运转必然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动，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胜者通吃’、弱肉强食，进而资本市场的功能就是使资本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向高效率的地方，发挥像推动资金流动和产业发展这样的其他功能。国有股减持本是一件好事，促进国有股流通，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但减持在定价、时机、方式上与资本市场的规律不尽相合时，就会为恶性圈钱者大开方便之门。若在此时出台政策，比如清查违规资金，等于变相的将国有资金撤出市场，这个盘子谁来接？于是成为引爆股市的因素之一。
　　国有股减持是为了筹集社保基金吗？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今天实际的意义并不大。每年的计划大致是2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不到目前全年财政收入的2%。减持是为了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吗？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微软公司就是典型的一股独大。当然，大股东拥有多少股份与法人治理机制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关问题。但是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的核心还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地方政府干涉上市公司，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非股权行为。
　　国有股减持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有经济要从竞争性行业中有步骤地退出，国有股减持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它既包括上市公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国有股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股市中有65%是非流通股，这中间又有80%是国有股。这种市场结构只能使股市单纯的成为筹集资金的市场，而无法发挥像推动资金流动和产业发展这样的其他功能。因此国有股减持的最终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调整其投资布局，从一些竞争性的行业退出，转而强化另一些产业的投资，从而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国有股减持是通过减持改变现有的股市结构，使它市场化、国际化；同时建立一个健康的微观基础，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说，国有股减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禁区，关键是现实需要和市场实际能力，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减持，所以国有股减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补充社保基金只是国有股减持后资金的一个应用方式，而不是它的目的。通过国有股减持以补充社保基金的目的，有违资本市场的基本精神，假如目的错了一切都错。为了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国家希望从股市筹资来支持社保基金。按照这一目的，逻辑上造就减持的价格越高越好。这就把一个原来是次要的目的变成了唯一目的。目的的偏差造成方向的错误，而方向的偏差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包括定价机制、减持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企业不能把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国家也不能把资本市场作为提款机。
　　2.国有股减持的误区
　　国有股减持不仅‘关系’到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而且还关系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规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因而对于中国的股份经济改革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势在必行。要使国有股减持能够顺利地加以推进，就必须从股份经济的运行机理和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出发来深刻地把握国有股减持的内涵与外延，全面地分析推进国有股减持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并且要有效地克服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存在的各种误区，进而使国有股减持能够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股份经济要求的前提下稳妥地进行。
　　误区之一，是质还是量。实际上，证券界有关国有股减持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几年时间，去年的一个时期，讨论的主题更是日益集中，即怎样通过减持来解决中国股市中的类别股份--按投资者出身来把上市公司的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问题，进而解决公司治理中的“一股独大”问题，如果减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股市筹措资金，这样，减持本身所应具有的质的要求和改革涵义都被搁置一边，这就不可能得到市场的真正认同。一股独大只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本质。亚洲股市大多数股都是一股独大，欧洲大陆国家有近一半的股也是一股独大，人家并没有中国股市的问题。关键在于是不是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规则在玩游戏。中国股市本质上不是一股独大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不是比例高低的问题，而是治理结构的基础怎么奠定的问题。
　　误区之二，局部减少还是全局减持。减持可能有三种方法，一是上市公司国有股绝对量下降到一定的水平；二是国有股相对量下降到一个水平，有的说51%，有的说某些行业干脆退出；三是在增量的基础上，国有股不减，但比重下降，这是稀释。国有股减持的真实涵义应是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而不是相对地减少，如果不是这样，减持本身就不是在减少矛盾或是解决矛盾，而是在累积矛盾甚至激化矛盾，并且使国有股减持成为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减持必须同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在方向与目标上有机地联系起来和统一起来。
　　误区之三，国有股与流通股应该不应该同股同权。同股同权是股份经济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但同股同权的前提是同股同价和同股同质，而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与流通股既不是同股同价也不是同股同质。从同股同价的角度来看，国有股与流通股从来就不同价，国有股是按评估后被普遍高估的净资产值折价入股的，很多公司的国有股就是按面额折股，最高的也只是按1.5元左右折股，而流通股却普遍按照较高的溢价认购，这样，股票发行时的同股不同价就必然导致上市后的同股不同权，在国有股从社会公众股股东那里分享了大量的溢价收入从而大幅提高了每股净资产后，现在又要求同股同权和同股同价，显然是不科学的。从同股同质的方面来看，国有股与流通股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股票品种，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是现行规则，是一级市场投资者认购、二级市场投资者参与、一级与二级市场股价形成的前提，抛开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来谈同股同权，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同股同权的曲解。
　　误区之四，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是不是市场价。由于中国的股票发行在实际上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决定原则，因而在一级市场上发行的可流通股票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稀缺资源的性质，再加上现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场内一级市场囤积着大量申购资金，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需求拉动倾向，因而现行的股票价格实际上是一种垄断价格，把这种垄断价格理解为市场价格，并按这样的“市场价格”来进行国有股减持，不但投资者难以接受，而且市场也无法承受，这也就是市场把按“市场价”进行国有股减持视为重大利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误区之五，可以进行分类减持并且价格可以不必同一。如果说，国有股、法人股与流通股不是同股同质因而不能同股同权的话，那么在国有股内部和国有股与法人股之间则既是同股同质，又必须同股同权。一部分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就意味着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也必须按这样的价格减持，国有股、法人股可以有不同的减持方式，但定价原则、价格基准则必须统一和同一，否则就是对其他国有股和法人股权益的侵犯，并且会造成股份经济机制的进一步扭曲。
　　误区之六，高价减持才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际上，即使原有方案继续实施，那么实现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国有股由于没有减持的操作空间而将仍然处于呆滞状态，而对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来说，不流动就必然流失。如果从中国股市诞生之日算起，股市的上下起伏已有过多次，指数也有较大幅度上涨，但国有股只是跟着上下“坐电梯”，国有资产既不能变现，也不能增值，其流失的规模和程度无法估量。而且，一旦上市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国有资产还可能会血本无归。只有在一个切实可行的减持方案下，国有股顺利地从市场中退出，其潜在的效益才能变成现实的效益。如果总是期待以高价减持从而导致国有股减持一再中断，那就可能使国有股呆滞问题无限地拖下去，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国家利益。不仅如此，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完成将使其从行政机制走向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的产生和作用也将会大大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且会使国有经济有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通过国有股减持换来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体制和充满效率的股票市场，要比比单纯追求取得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资金要重要得多，对此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误区之七，以为减持资金用于社保基金，市场就可以接受而且必须接受，减持方式就自然合理。有人甚至主张，充实社保基金是公共政策，它可以高于市场政策。这种观点显然难以令人认同。必须指出，减持方式与资金使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资金用途的合理性不能反过来印证减持方式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国有股减持首先是市场行为，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准则，而不能因为减持资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属于公共政策，就把减持行为强加于市场。从法律角度来看，充实社保基金这种公共政策属于公法调整范围，国有股减持这种市场行为属于私法调整范围，公法与私法的调节领域、调节方式和调节机制各不相同，并不存在也不允许把公法凌驾于私法、把公共政策凌驾于市场政策之上的问题。
　　误区之八，以为财政部门是国有股权的持有者，可以由他们来制定减持方案。实际上，作为国有股权的持有者，财政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他们具有宏观管理职能，是裁判员；另一方面，作为股东，他们是市场的参与者，是运动员，与其他股东具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国有股减持属于市场行为，在市场面前，国有股股东与其他股东都处于运动员的地位。如果减持方案由财政部门来制定和执行，那实际上就是一部分运动员改变了原有规则，自行为其他运动员制定规则并要求其他运动员去遵守这些规则，这显然不符合股份经济的股权平等原则和协商合意原则，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减持方案，也就不可能为其他投资者所接受，从而成为投资者的共同意志和市场的整体意志。
　　国有股减持是一项关系股票市场全局的重大决策，对于这样一项关系投资者命运乃至整个市场命运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市场的充分讨论，既要大胆推进，又要反复权衡，在市场中平稳着陆。
开放的市场与市场的开放
　　1.加入WTO，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从理论上讲，中国加入WTO有很多好处，可以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接轨，我们认为，这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那么最根本的又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经 济开始由‘衣食用’向高层级的‘衣食用’以及‘住行’升级，或者说，消费的数量由千元级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升级，这是一个很高很大的台阶，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中国社会将会进入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真正的‘盛世’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只不过是这个繁荣盛世的过渡期。
　　但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经济会有许多‘反规律’的表现，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住行的需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会促进和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社会投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需要超额的货币供给；一方面消费和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出现通货膨胀。
　　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涨时期，‘通货膨胀’应该是这个时期最鲜明和最有利的表现，高增长、高通胀、高就业，如果遵循‘道’的规律，中国经济将会很快进入‘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层级。但是由于通货膨胀问题困扰了人们多年，所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过度紧缩造成了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严重危机’。
　　我们认为，深圳特区以及沿海经济的率先开放，使得国际国内的大量资本涌入那里，随着资金的增多积聚，那里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企业盈利，人民富裕，不少人‘发了大财’。同时，随着发展，资金的大量涌入，资本的收益率又在不断递减，一旦资本在这个地区的收益回落到一定的底限，资本流向便开始发生变化，流向内地，流向机会多和收益高的地方，这是资本的本性。1993年以后，资本已开始出现真正按市场规律运行的苗头，如果继续增加货币供给量，投资交通、通讯、汽车工业、住宅等，可以比较顺利的实现消费层级升级和居民收入升级。并且由于生产能力扩张，即使出现通货膨胀，也会很快回落。但是由于没有对‘道’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腐败、膨胀等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其它，当局采取了过急和过度的整治。在严令下，那些积聚的资金被‘遣返回乡’，许多投资已经蚀本，‘遣返回乡’的资金又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不能发挥资本积聚的作用，同时环海和发达地区的经济犹如釜底抽薪。整个经济陷入困境，直到1998年以后，政府才开始放松紧缩政策，失去了顺利实现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
　　按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潜在的需求，中国不应当出现过剩，但是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约束了需求的结构，进一步限制了需求的升级，并且过急过度的整治所产生的下落惯性，虽然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仍不能摆脱困境。
　　一个企业，在固定资产上过度投资，不但会挤占流动资金，而且一旦资金难以持续，搁置下来的资产不仅不会产生效益，反而会成为企业的负担。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据有关资料，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2/3是93年以后形成的。2002年5月底，银行居民存款已超过8万亿，但不良资产3.5万亿，加上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如此沉重的负担，加上体制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立见成效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财政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财政占GDP的份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加上乱收费恐怕已不低于国际标准，况且还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靠财政能行吗？靠增加货币供应量怎么样？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增发货币又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不管怎么说，亏损或赤字都必须有弥补的方式，否则社会经济运行就可能发生断裂或剧变，怎么办！国际上有那么多闲散资本急于寻求出路。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没有金融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面对挑战和机遇，中国加入WTO，我们要想得到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
　　2.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
　　对于赤字或者亏损，或者说银行中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的隐性债务，一般地说，有多大的漏洞，有多少亏损，都必须寻求多少相应的补偿。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并不一定需要一下子全部弥补，而是可以采取不断的弥补方式。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曾经指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迅速实现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积累就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可转化性比较强，应该说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但是到处是资金短缺。我们说资金短缺不单是说要办的事情很多都缺资金，而是指资金的有效利用率和结构性短缺。一是在生产流通领域由于企业债务重、效率低下，资金流转速度放慢造成的短缺；二是由于资本市场的建立部分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三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其它体系建立资金分流造成的短缺；四是大量无效投资浪费造成的短缺；五是由于收入预期不好，消费者谨慎购买持币较多；六是全民的开放意识增强，全国各地都在开发，资金分散和分流显得更加短缺等等。诸多原因使得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在各子循环系统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矛盾更加尖锐，子系统自转困难，又影响到整体循环。因此我们说，资金：既总量上短缺，又结构性短缺。
　　当然了有人会说，明明近两年来企业存款在大幅上升，资金只对一些企业来说短缺，但对于整体来说，资金供应充足或着相对宽松。事实上，在较低消费层级的状况下，资金可能相对充裕，但对于向更高的层级攀升来说则资金‘严重短缺’。
　　长期的市场低迷，企业恶性竞争；生产经营亏损，使得生产着信心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的增加，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亏损，还款付息率低，动摇银行的信心，迫使银行紧缩信贷……；从而陷入信贷收缩、生产滑坡、失业增加、物价下落的低水平恶性循环之中。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延扩大的结果。国家虽然采取了不少扩张性政策，仍未根本好转。这些政策不能发挥明显作用，不是政策的错误，而是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隐性债务，象沉重的包袱，再加上各种约束，你说能行吗！
　　要消除沉重的负担，一是靠债转股，二是要核销呆坏帐，三是要靠增发货币，最终还是要发展经济，但发展又要先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否则影响发展。核销呆坏账，靠财政，这非常有限。债转股银行变成了股东，只能暂时解决企业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债转股不能停下来，应该把企业的不良债务大部分剥离到银行(这主要是指以前遗留下来的，对于以后再形成的要及时处理)。最终剥离到银行的贷款和政府的隐性债务，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引入国际资本。
　　先来看增发货币，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启动是件复杂的事情，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就是要增发货币。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几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发生中断，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大量增发货币获取的收益。如今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增发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并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不畅。笔者认为，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结构就象连通着的一高一低的水箱，高的细小，低的粗大，一旦增高大的水箱，就可以增大许多容量。我们在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城市化的同时，会不断增加增发货币的空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各种体系的建立，增发货币的途径会有很多，比如说，补充社保体系，支持非消费品领域的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式可以有经济发行、财政发行、隐蔽财政发行等等。
　　对于究竟要增发多少货币，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按照当时公布的有关数据，笔者认为2000年增发货币量应该在2000-2500亿，年新增贷款在1.3-1.5万亿，并且这是一个动态的量。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按常规增加，即按GDP增长率的增长约800-1000亿；
　　2)弥补近年来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其它的成本1.5万亿，按10-15年每年消化1000-1500亿；
　　3)三是点启动及相关区域拉动的资金100-150亿。
　　即是如此，银行中还有约2万亿不良资产和政府1.6万亿的隐性债务，这么多债务和不良资产的处理必须寻求新的办法，只能也只有依靠国际资本的融入。随着国内各项措施的不断实施，特别是资金的加大投入，经济有些好转，如果那些游荡着的、徘徊着的国际资本一旦大量融入，中国经济将会势如破竹，飞速发展。
　　3.加入WTO，我们该‘失’去些什么？
　　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国正式加入WTO。加入WTO，也意味着‘出关’，走出了国家这层保护圈，走进了世界市场。将为中国的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也给企业家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国的民族工业应该精心去面对、去适应、去竞争。
　　笔者注意到，在加入WTO的前前后后，政府的有关部门都很繁忙，修改有关法律法规以期和国际规则接轨，许多地方政府也在忙忙碌碌，组织WTO报告会。与此同时，笔者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举国上下，仿佛有一种磨刀霍霍，如临大敌的感觉。为了应对这一切，业界提出了种种策略，比如‘群羊论’、‘群狼论’、‘群虎论’，一些国家级的重点企业也在分拆、改组、抢占滩头，似乎要与那些‘强盗列强’决一死战。
　　20多年来，我们一直弯着身子去和国际接轨，引进技术、引进资本，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它们总和我们若即若离。经济全球化，不单是中国经济要融入世界经济，而且要世界经济融入中国，这是双向也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请进来’。千百年来，中国人总有一种闭锁排外的心理，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尽管他有着非凡的气魄和雄心，也超越不了修筑一条万里长城。几千年中，除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和满清少数民族的融入最终也被同化之外，即是八国联军和大和民族的洋枪洋炮也没能使他们在大中华这块黄土地上有立足之地并站稳脚根。
　　中华民族的繁荣盛世即将来到，必须以无比宽阔的胸怀来拥抱世界、接纳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当你有机会周游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人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那里生存发展。虽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然而他们只是来旅游，在这里生活的‘老外’却微乎其微。要让他们融入中国，环境、生活条件、语言文字、机遇如何？不给他机会、不让他发财，他会心甘情愿的来吗！10年前笔者第一次到美国，总有好多地方不习惯，几年以后，再次踏上美国的国土，似乎比在自己国家还方便。飞机上有中国姑娘服务，没有语言障碍，做生意、读书，机会多条件优越方便。
　　经济全球化，中国最终必将是最大的收益者。中国需要做的事很多，需要发展的领域很多，需要花费的钱也很多，不要害怕某些领域受到冲击，不受冲击能行吗！家电行业不是越冲越发展了吗！为了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为世界经济的融入敞开大门、提供机会条件。甚至要为跨国公司提供象汽车工业、保险业等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行业，否则他们能来吗？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吗！ 世界经济是冷还是暖？
　　面对经济全球化，不能不涉及世界经济和对外经济战略，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不能没有中国，同样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大家庭。全球经济衰退了吗，是冷还是暖？中国与他们怎样，对此谈点粗浅看法。
　　1.美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吗？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妙，当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西方却夜幕降临；当北部酷暑盛夏时节，南半球却冰天雪地。即使冰天雪地也有青松郁郁葱葱。社会经济生活也是一样，同样有冷冷热热、好好坏坏之分。去年以来，世界都在关注美国经济是否衰退，美联储一年内破天荒11次降息，美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它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静下心来研究一下美国经济，你就会真正感到，美国不但是经济大国、经济强国，而且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从总量上看，美国经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1/3，全球经济的巨无霸；从经济结构上看，美国不但有工业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谐、成熟，同时显示出一个大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
　　就传统工业来说，由于各经济大国的竞争，以汽车、钢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传统工业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这些行业在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生命力，每年汽车的生产辆都超过1000万辆。美国享有装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工业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产业，汽车的总保有量和个人汽车拥有量均为世界第一。据1998年7月的数据，其时行驶在美国的汽车总量超过2亿辆，每年新注册的汽车有1500万辆，每年报废1200万辆，净增300万辆。
　　美国的农业是典型的现代农业，不到美国人口的2%，却生产了世界谷物的14.6%，年产值高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不愧是超级大国，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工业，高科技领域还是农业、金融市场还是外经贸---无一不表现出强国大国的气势。可以说美国的强大表现在方方面面，是一个健康强壮的机体，根本看不出垂死腐朽的迹象。
　　美国经济何以雄居世界经济榜首，简单的说，发展经济只有两种作法，一是靠‘内涵增长’，另一个是靠‘外延增长’，美国不仅把这个方法都用上了，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内生增长的真谛；美国依靠庞大的跨国公司不断推进着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进程---这是外延增长的极限，两者叠加，起到了几何级数膨胀的作用。
　　在一些人对未来中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也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乐观，笔者属于乐观一族。有人提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此坚信不移。话又说回来，中国经济虽然呈现着生机，但毕竟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升级，美国始终领导着科技的新潮流，其它经济强国和盟国正是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就被远远的抛下，现在美国正在向新技术材料、生命科学以及航天等高科技的领域迈进，中国要想赶超美国，必须制定赶超战略，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机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以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2001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达1.9万公里，而美国却有8万公里，1996年美国公路网总长度达636.6万公里，密度为0.64公里/平方公里，发达国家为1公里/平方公里。中国公路建设1999年以后才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据普查结果，到2001年底，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69.8万公里,密度仅为0.17公里/平方公里。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按照经济发展时机，中国在这方面的进程已经落后了5-8年，我们关注到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规划，正在加快实施，中国应该在20年左右达到较高的水准。
　　目前，在中国小汽车要不要进入家庭已是不争的问题，美国早已达到人均一辆汽车，中国不要说人均一辆，即使城乡居民每户一辆，仅此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也在3.5亿辆。1999年中国的私家车100多万辆，而生产总量为163万辆，几乎是刚刚开始。新型的电子产品、住宅、小汽车加上由此连带的消费，足以使中国经济在30年内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
　　经济发达，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必然发达。美元是国际货币，这方面美国受益无比，中国暂时学不来。
　　美国是贸易大国，出口‘巨无霸’，但也是进口大国。美国为了保持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把中国视为未来的劲敌，当中国加入WTO之时，又在南美搞自由贸易区，用以制约中国。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亮点、热点和高增长点，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为了反制于美国，政府也在搞中国—-东盟贸易区。应该高度重视新加坡李光耀先生和香港董建华先生的建议。在中国的内地建立特别的经济区或贸易区，引人国际资本、技术，发挥集中积聚的优势。正如1978年经济特区的建设，这将是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重要启动点(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在中部寻求启动点)。
　　建立科技优势就要寻求人才优势，美国人的做法很绝妙。大量吸收各国的优秀留学生，不但减少了初级教育的支出，教育本身成了产业，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在那里交汇，杂交出更先进更高的文明。
　　他们利用这些‘外国人’把世界上的各种事情都研究的清清楚楚。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经济到了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住宅、汽车工业是这一时期的重重之重，政府可以去集中财力发展道路建设和其它方面，有必要把汽车生产的市场开放，让出一些滩头，提供更多的机会，让那些有优势的跨国公司来发展。这方面以及连带产生的事业和机会同时也会给民族工业提供无限商机。中国赶超美国虽然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超级大国的地位将从此奠基。
　　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不时的拳打各路英雄，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捞到了许多好处，另一方面也使其树敌太多。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是近几百年的事，其实不然，回顾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春秋的诸子百家，为中国的雄汉盛唐奠定了政治基础，汉唐的发达为宋奠定了科学技术的基础。公元751年，中国同阿拉伯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残败使中国再也没有回归强大，相反，败军们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接着四大发明在那里石破惊天。盛极而衰，物极必反，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涵哲理。同样，9.11事件将导致全球的势力均衡出现重大变化，有人认为美国会更强大，笔者认为美国的强大象征将从此在世人心目中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世界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傲慢的、霸道的、为富不仁的美国。世界各国所希望的美国，似乎应当是这样的：富而有仁，强而不霸，公正而有亲和力。民主和文明是一个普遍性法则，对美国来说，仅仅把它用于国内是不够的，还应把它运用于国际关系。
　　2.霸权兴衰的辩证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大国的兴衰》，认为美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书中写道：“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是军费负担过于沉重，这些困难过去也曾困扰过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作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类比。美国的衰落与历史上循环出现的兴衰模式一样，其中必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因在起作用。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其实这种现象在企业中也表现为过度的扩张，其成本超过了扩张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企业则难以支撑而溃落。还有一些学者断言，美国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权势阶层和政治利益集团已形成气候，其政治影响往往是负值，它们一味追求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再关心增长。在这些集团的影响下，国内消费大大超过了投资和生产；对外领导作用的负担特别是军费负担加大，技术创新的利益正转移到其他国家。不管承认与否，美国面临着历史上帝国最终都面临过的困境。历史上，大国往往在其经济无法承受其负担时，会作出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反应，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也会随之发生。这种“衰落的逻辑”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损害美国，将取决于它将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奉行何种政策，取决于它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制度会不会继续有效。总之，将取决于它新的“治理国家的艺术”。曾在里根政府供职的亨利·R·诺认为：“美国未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经衰落，而是它在国际社会中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种经济政策”。这一断言不仅旨在转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悲观的思维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种霸权形式，因而更值得人们注意。西方学术界对“衰落的逻辑”的反对尚不止于此。1989年，苏联瓦解后，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另一种轰动一时的“逻辑”即“历史终结论”。福山对苏联的崩溃额手称庆，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后西方文化将要单独谱写历史篇章了，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这种黑格尔式的历史法则又颇有些尼采味道的论点，虽然在气势上使充满没落气氛的西方社会感受到一点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释这种深刻历史剧变的浅薄。福山抱持黑格尔的历史演进的单一法则，认为再也看不到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经受自身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简单地断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据的，而使用历史类比法来论证这种衰落更是不足凭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前的6个世纪，人们就听说过有关罗马衰落的预言了。在罗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从公元300年至450年，罗马经济一直是健康的”。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专家，对历史学家视为法宝的历史类比法就不以为然。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的观点较为持中，他认为美国现在是唯一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但其经济力量已相对下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美国是否已衰落，而在于美国应清楚地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力量分布的变化及大国关系性质的变化，及时调整美国战略以应对危险四伏的世界。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可能是绝对的，即是对自身的衡量结果；也可能是相对的，它是与外部力量比较的结果。一个国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断强大导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断腐败造成的。中国的清王朝从盛极一时到衰败，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历史学家沃波尔的看法，英国“从一个强大的帝国衰弱成一个像丹麦或撒丁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是因为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衰落总是相对于别国优势地位的丧失。“衰落现象”往往会造成国际秩序的变化，进而导致新秩序的产生。它一般而言是“无序—-有序—-无序”辩证循环的先决条件。然而，判断一个国家的“衰落”与认定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样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种指标以外，这两个概念还包含着“相关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往往造成负面的结果。
　　在西方学术界，有几种流行理论正被用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霸权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是莫德尔斯基提出的，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新产生的霸权国家提供安全和国防秩序，而当这个国家失去了权力优势的合法性的时候，就导致了另一场全球战争，战争中产生一个新霸权者。霸权转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兴衰无常，循环不已，但霸权的转移会导致不稳定和危险。所以，这种理论真正关心的是霸权下的稳定。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力量是霸权控制的源泉，经济霸权就是在原材料、资本、市场、生产上占据优势。另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就是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历史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是这样的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强大到足以创造和加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
　　约瑟夫·奈认为，历史学家们习惯于使用僵化的“历史类比法”，而经济学家则目光短浅地盯着几个数目字。在21世纪，“行为上和无形的”权力资源对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行为上”的权力显然是指军事力量，而“无形的”权力是指“软权力”即价值观的力量。从过去500年历史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有人认为，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够使权力增值。因此，美国的权力资源并未像经济权力论者说的那样将流失殆尽。美国仍有能力制订一个全球价值日程。当今，产生世界大国的种种条件已在变化，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次出现了。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在目前仍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在国际相互依赖的新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寻找在信息经济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时代，继续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形式。
　　分析了解近些年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几种理论。从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衰落论”还是不支持“衰落论”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美国霸业的忧虑。衰落与崛起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但是衰落与崛起的事实对国家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选择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国家实力。
　　经过40多年的冷战，西方瓦解了苏联。当然，苏联自己的政策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西方为了瓦解苏联也付出了代价。苏联垮了，东欧、华约也相继垮了。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作为原苏联最重要和最大组成部分的俄罗斯仍旧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它依然拥有无穷的潜力。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达1710万平方公里，它的面积大约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领土总和大一半。俄罗斯有1.5亿人口，几乎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俄罗斯民族构成单一，82%以上是俄罗斯人，劳动力资源为8700万人，其中70%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俄罗斯拥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自然资源。此外，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科学和创新潜力，科学家人数超过100万，它拥有的庞大军事工业体系及居世界第二位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仍然令世界刮目。
　　进入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已对明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坚定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逐步冲破自我满足的思想文化体系，摆脱了冷战意识形态思维，为适应体制转型的文化创新准备了条件。中国十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增强令西方忧心。主张“围堵中国”的理论成为报章杂志的抢手货。许多现实主义战略家则主张西方应加速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尽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强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新自由主义战略家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看到美国“实力霸权”大势已去，转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规则，以控制国际经济的“规则枢扭”，促进合作，重建优势，再塑霸权。21世纪已经来临，中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而国际环境相对严峻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怎样的国际战略？
　　按照霸权的周期理论和转移理论，在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仍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不断的霸权扩张将使美国树敌过多并不断受到对抗；另一方面中国的强大是必然的，中国一旦强大，美国的许多优势将不断消失，霸权的衰落将是无疑的。布什总统为了改变父子的龌龊形象，采取的强硬外交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灾难，但普京总统的干练率直却使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开始重新树起大国形象。我们理解中国领导人多年来采取积极的、和平的外交政策，埋头发展经济。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从此以后，中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树立强大的形象，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需要赋予新内涵。
　　2.欧盟都为‘盟’吗？
　　风水轮着转，如果说，在第一个千年里，东方这块黄土地上曾经孕育过古老的华夏农业文明，那么，第二个千年中后期却在欧洲诞生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公元8世纪，唐朝的残败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技术，四大发明催生了工业文明，这个过程在古代的繁衍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按说德意志的日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由于法英的长期奴役使得他们久久不能抬起头来，战争恶魔引爆的战争使得民众遭受了沉重的灾难，但又催生了现代文明，这并不是说人类的进步就要不停的发动战争。人类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由于欧洲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差异性，不可能也不会有美国的扩张力，因此美国与他们之间保持一种互盟的关系。总体上他们也愿意与中国保持一种这样的关系，我们赞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外交政策，以期在适当的时候，偶尔制约一下美国的疯狂扩张。但是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从战略上要赶超美国，必须寻求一种相互的融合，最好的办法是尽力向这些地区输送中国留学生。
　　前苏联是可以和美国对抗的强大国家，为了消除对手，美国政府费尽心机。十年前，它的解体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脱变，使得俄罗斯象一个从遭遇困境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剥离出来的核心企业，始终摆脱不了大国落下的阴影。普京总统的当政再度使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刮目相看。俄罗斯的复苏会使美国这个军事大国受到威胁，中国的强大是美国的心头大患。但是两个相临大国任何一方的强大都会使对方感到受到的威胁大于第三者。在国际事务中中国要树立起大国形象，敢于同美国说‘不’，在经济贸易中中国不但要同东盟加强往来，而且要同东欧加强合作，两翼要比一边好。前苏联不是帮助中国发展并培训过大量人才吗！ 亚西亚---太阳升起的地方
　　亚西亚，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亚洲曾是人类文明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就象太阳从这里升起一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又重新开始显现出勃勃生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南韩‘四小龙’的崛起，紧接着东方巨龙再振雄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如同一个国家的市场化，需要先形成不同的板块，逐梯逐级发展。亚洲板块有巨大的潜力再次面临着机遇、挑战。按照目前的各种态势，中国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合作比其他更有利。
　　1.日本经济真的不行了吗？
　　据日本政府2001年12月7日公布的数据，经济连续两个季度下跌，最终经济预测显示，2001年度(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的实际增长率为负0.9%。日本经济在进一步恶化再次陷入衰退已毋庸置疑，但如何看待它面临的困难，如何评价其实力，以及如何利用它，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综观日本经济的现状，确实问题成堆。首先，工矿业生产下降，企业收益减少，破产企业增加，失业率创历史记录。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01年10月份的工矿业生产指数为92.5(1995年为100)，连续9个月下降，为1988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由于信息技术产业需求不旺，出口减少等因素，日本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销售额和利润双双减少。日本财务省的统计表明，2001年第三季度日本全行业销售额和税前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2.6%和32%，为近3年来的最低点。与信息通讯业有关的企业的经营状况更为严峻。伴随企业收益恶化和破产增加而来的是失业率不断更新历史最高记录。日本2001年4月至9月的破产企业达9665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10月份的完全失业率达5.4%，再次更新历史最高记录。
　　其次，个人消费持续低迷，经济恢复基础脆弱。个人消费占日本经济的60%以上，个人消费的增减直接关系到经济的盛衰。经济产业省汇总的数字显示，2001年10月份的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下降4.9%，为1999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家庭开支减少进一步使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加剧了物价的下跌。另一方面，股价暴跌，财富效应消失，加剧个人消费萎缩。股价大跌致使投资者金融资产大缩水，严重地抑制了个人消费的增长。
　　第三，银行不良债权有增无减，金融体系存在相当大的隐患。日本经济虽然经历了十年的调整，但泡沫经济的负面影响依然十分严重。1995年，日本政府曾经宣布全国的金融机构共有40多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近年来，日本各金融机构冲销的不良债权已经超过了这一数字。但是，由于土地和房产价格持续下跌，新的不良债权还在不断产生。据统计，银行系统2000年9月的不良债权净额为29.16万亿日元，在这之后虽然冲销了6.5万亿日元，但到了2001年9月，不良债权净额反而增加到了32.5万亿日元，其原因是在一年中又产生了8万多亿日元新的不良债权。据有关机构估计，日本金融机构的实际不良债权远不止这个数字。金融机构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性，不得不谨慎放贷，导致了整个金融业的惜贷现象。由于一些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即使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也被迫关闭。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出现资金的恶性循环，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日本财政赤字再创历史最高记录，债务净额超过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财务大臣宫泽喜一承认，国家财政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据统计，截止2000年年底，日本公债净额已达650多万亿日元，为当年税收的15倍。另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推算，2001年，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净额高达660多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0%。日本公债净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已占居首位。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整体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0年度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为535万亿日元，远远高于居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相当于它的2.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美国，约达35600美元。从现状来看，日本经济的确困难重重。但是应当看到，日本经济的基础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困难是相对以往的高速发展而言的，其困难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波折，总的来看依然处于缓慢增长之中。从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中，日本经济除1998年度下降1.9%和1997年度为零增长率之外，其它8年都处于增长之中，由于日本经济的基数大，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535.69万亿日元，只要增长1个百分点，其增加的经济总量就几乎相当于中国增长5%左右。
　　目前，日本经济虽然糟糕，并不是全盘皆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严重。例如，尽管个人消费低迷，但在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方面表现不错。消费者捂紧口袋的主要原因是对经济前景缺乏信心。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文章认为，日本商业繁荣依旧。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迟缓，日本加大了国外投资力度，对外投资逐年大幅增长，截止2000年年底，日本的对外纯资产(纯债权)达133万亿日元(约合11000多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2.5倍。日本资本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国际资本市场。日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国际收支盈余国。日本的众多商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00年度的贸易顺差仍然高达1100多亿美元。2001年4至9月份，日本的贸易盈余虽然比上年同期暴跌23.5%，但贸易盈余还高达41887亿日元。由于拥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和所得收入，日本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国。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10多年来，日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截止2001年11月底，外汇储备达4038亿美元，高居世界首位。日本的外汇储备相当于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6个主要发达国家外汇储备总和的约1.5倍。
　　日本经济虽然困难重重，但依然具备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日本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日本的教育非常发达，国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员工平均素质处于世界前列，而且日本国民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有着良好的敬业精神。
　　日本还拥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近10年来，日本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科研费用的增长率均高于经济增长率。日本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虽不及美国，但在实用技术的开发方面却领先一步。有许多发明虽然出自美国，但将其变为商品的却是日本。基础科学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将其形成生产力，将技术变为商品，也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日本具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在微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工业用机器人、超导应用、光通信、碳纤维、精密陶瓷以及纳米技术等领域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可以说，较强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是日本未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资金充足。目前，日本拥有1300万亿日元的个人金融资产，其中有600多万亿日元属长期储蓄存款，不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如果日本的资金、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找到巧妙的结合点，就能够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的日本经济困境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滞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原因造成的，就整个国家的实力而言，日本仍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1941年，日本出现经济衰退，能源短缺。当时，日本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在一片欺骗烟幕中制造了珍珠港事件。不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担心，为刺激经济复苏，日本采取大幅度诱导日元贬值的政策，把祸水引向其他国家。
　　摩根士丹利证券的研究指出，日元进一步贬值已对亚洲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日元突破1美元兑130日元的关卡，并进逼1美元兑140日元，中国的人民币将无法承受贬值的下压，从而引发亚洲货币的不安。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便表示不能接受日本1美元兑135日元的汇率水准。当时，中国政府曾促使美国与日本进行双边干预，以支撑日元汇率。但对今日疲弱的全球经济而言，中国对日元的容忍下限已下降到接近130日元。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大谈“中国威胁论”，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是在高技术领域。统计显示，日本向美国出口的台式计算机数量正在减少，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计算机正在增加。但专家认为，这些数字有欺骗性。它们反映的是仅在中国组装的计算机的价值。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增值技术都来自日本和其他地区。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突飞猛进，而日本经济却每况愈下。但中国的年人均收入还不足1000美元，而日本的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的40倍。此外，国民生产总值达4万亿美元的日本使国民生产总值为1万亿美元的中国相形见绌。日本的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1／25，总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10，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上能生活得这样出人头地，实在是有很多奥秘值得认真研究。
　　有人说，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加上外蒙古就象一个桑叶，日本象一只桑蚕，桑叶会被蚕吃掉。斯大林建议蒋介石外蒙古独立，去掉外蒙古，地图上的中国就象一只雄鸡，雄鸡会吃掉桑蚕。不管有没有这个说法，外蒙古独立已是事实。二战期间，中美同为盟国，日本为对立国。近年来，日本一直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日本政府一方面尽力靠向美国，另一方面却竭力‘复活’军国主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时候，国人(包括笔者)免不了以情绪化的态度对待日本。
　　笔者认为，日本经济有不同于美国的地方，日元不是国际货币，日本虽是出口大国，不像美国那样以国际市场为市场，没有美国那样的扩张力，日本的居民消费比例已占国内需求的很高比率，日本的经济泡漠还需要进一步消除。所以日本经济的复苏需要时间、需要靠国际市场，而对其最有利的是亚洲、中国。中国要让世界经济融入，首先是亚洲地区的融入。笔者认为，为了中国的长远快速发展，必须抛弃情绪化的倾向。在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中国要对日以强硬的态度，在经济上要充分考虑其利益。
　　2.我们亚洲---仰起高昂的头
　　目前亚洲其他地区也在重新面临危机。从各方面看来，这次危机将比1997—1998年的危机更加严重。当时的危机被归咎于这一地区不稳定的货币政策，紊乱的银行体系，缺乏对国际资本流有效管理。这一次则更多的是因为亚洲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一度令人引以为荣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韩国，似乎已经步入歧途。新加坡和台湾都陷入过去30年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1999年到2000年间，东亚大多错失金融危机之后的改革良机。在区域最严重的银行及货币危机后期，深化改革很快就被视为是一项多余之举。这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西方七国挽救经济衰退的举措取得了周期性的成效。并且，这股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显然非常有利于亚洲经济复苏：以IT产业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为先前遭受重创的经济带来了强有力的出口反弹。得益于这一增长动力，亚洲经济得以轻松度日。不幸的是，这种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依托的是泡沫经济最后的辉煌。所以当美国纳斯达克的泡沫破裂之时，亚洲经济也未能幸免。
　　中国的境况不同，她可能有效地抵御其他地区的经济大气候影响。摩根亚洲经济组的专家们对此作了精到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在廉价的劳动力与资金资源及逐步改善的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双重优势，这使得中国可以继续享用亚洲“四小龙”的全球贸易份额。
　　事实上，中国已经吸纳了大量原本投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外国资本。自1997年以来，中国大陆及香港两地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计达到1000亿美元。而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则在250亿至300亿之间徘徊不前。不仅新加坡和韩国为中国这个经济后起之秀的出现感到忧虑，日本各地也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我们的对手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二十分之一，这让我们如何竞争？”对此，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的开放将给亚洲带来非凡的发展机遇。
　　毋须多言，中国对自己被置于这样的角色感到不安。她有可能造就21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改革传奇，但她无法成为全线衰退的世界经济的避风港。中国经济增长在2001年上半年从7.9%下降到7.3%。不同于亚洲其他地区的是中国拥有旺盛的内需以及受全球IT泡沫破灭冲击较小。但是现在中国的主要出口国—-美国遭受了众所周知的打击。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出口增长已经从2000年的28%下降到2001年的3.9%。这显然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暂时低于7%的门槛。中国政府一直公开表示保持社会的稳定在改革开放中至关重要。
　　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亮点。她在改革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令其他地区相形见绌。但在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对“零和”游戏的恐惧致使一些国家闭门造车，独善其身。作为世界经济曾经最主要的发动机，亚洲正面临紧要关头。 中国与超级大国—-21世纪的流行语  　　几年前，当笔者习学于沃顿商学院的时候，那些国际知名的教授们就大谈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笔者曾同那些来自发达国家、国际知名企业的朋友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曾向世人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其实，这只是由于中国还落后…。一个国家一旦强大，要征服，它就化成军事实力；要探索，它就会化成科技实力；要解决国际争端，它就会化成外交实力；在正常的经济往来中，它就化成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表象。中国即将再现‘盛唐’时代，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中国的强盛是因为它具有强盛的内外在原因，中国经济再创奇迹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已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变化所创造，这个现实国情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以及中国向‘住行’(或万元、十万元级)的消费层级升级。这个层级对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潜力。在这方面发达国家与中国不一样。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衰退，更确切地说如同中国经济一样面临着世纪性的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课题，依次是环境问题、人口剧增和粮食问题、高龄化问题、能源不足问题。但中国经济活力四射。许多国家都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一方面我们要在国内集中力量点启动，另一方面不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者’，如今已不是晚清，是已经崛起的中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欢迎、支持、保护外来的投资，不是让他们来跳‘陷阱’。
　　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但国际事务中的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和棱角。在实力上，中国还不可能隔着大洋去和美国对抗，但是说句硬话还是可以的，对于跑到家门口、近似挑衅的美国‘鬼子’要敢于打它个有来无回。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眼泪而不是看到了中国人的骨头。美国政府可以任意的拳打各路英雄。中国的强硬和鲜明个性可以在对日、对台的事务中充分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可好好做一个CI设计，我们不能看着印尼的排挤华人事件还认为那是别国内政…。中国大陆要吸引外商外资，首先要吸引港台、新加坡、南韩、日本等亚洲地区的强势国家。中国是吸收外商投资的大国，2001年底，实际外商投资累计已经达到3954亿美元，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存量的5%强。按照2000年的排序，在华投资(包括港澳台)前十位的排序是：
　　香港1702.97亿美元
　　美国300.32亿美元
　　日本278.1亿美元
　　台湾省261.60亿美元
　　新加坡169.62亿美元
　　维尔京群岛132.28亿美元
　　韩国103.26亿美元
　　英国87.48亿美元
　　德国58.53亿美元
　　澳门48.71亿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利用的外资中，其中约70%左右来自亚洲地区。中国要开拓国际市场，首先要开发自己的市场。
　　美国政府罗织人才的绝妙做法是大量的吸收各国的优秀留学生，中国要把输出学子看成是取得全球霸主的第一战略。同时也要敞开胸怀接纳不同的肤色、文明。
我们需要建立怎样的游戏规则？
　　1.我们需要制度文明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经济开始繁荣起来，但是面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有许多人表示不同程度的担忧。中国经济能否长期繁荣？如何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对此，许多国内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在于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中国封建社会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发达国家， 直到清朝中叶，中国无论是国力还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那里它有一套比较完美的运行规则。现代经济能否长期繁荣，关键是能否建立起现代制度文明，也就是说，能否建立起一整套市场游戏规则，而且这些规则最大可能地激发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这套规则的核心是市场秩序和经济信用。这是由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决定的。在信用和秩序环境中，交易成本普遍降低，在信用缺失的状态，交易成本普遍升高，甚至造成交易失效。没有市场秩序，就没有经济信用，经济肯定没有活力。
　　信用是目前中国最为稀缺的资源。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经济繁荣的地方退化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贸易；假酒、假药、假冒商品盛行；数百万件的经济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企业三角债遍地皆是；造假泛滥成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偷税漏税和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中介行业设立圈套进行欺诈，资本市场庄家持续兴风作浪，黑幕丑闻不断；上市企业虚假信息漫天飞舞等等。
　　究竟谁破坏了我们的市场秩序？企业、个人、组织、权力机构以及整个社会谁该承担责任。事实上，我们既是社会信用的破坏者，又是信用的受害者。有些地方曾经繁荣又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过度透资当地的信用。吓跑投资者，吓跑消费者，吓跑人才，这怎能期望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呢？有些行业因为过度缺乏信用而萎缩消亡。
　　通常认为秩序混乱是转轨经济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旧的(机制)正在退出，新的还没有出生。或者旧的还没有消失，新的就已产生。前者为制度缺失引起的矛盾，后者为利益对立引起的冲突。存在并不等于合理，也绝对不能持续太久。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健全的市场秩序的经济能前行多远，一个缺乏经济信用的民族不可能强大，更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是该重建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奢望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建立市场秩序，也不能希望政府就能独自建立真正的市场秩序。因为政府并不是市场主体，政府的监管并不能替代市场秩序。也不要梦想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中，信用就好了，市场秩序就建立起来了。技术可以跨越，制度不能跨越。因为它是内生的。原材料可以开发，资本、人才、技术可以引进，惟独信用不能。自救来自内生的力量，来自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的行动，来源于我们对信用缺失后果的认识与恐惧。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那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因而也不能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出现了‘过剩经济’，乱投资、盲目扩张、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充分暴露，致使许多企业运行困难，产业萎缩。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发展变得理智，对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加重视。战后日本经济从起步到强大总体呈现出一拱的发展曲线，由于日本经济已经完成了‘衣食用住行’的高层级的升级，市场潜力有限，问题积重难返，因而它的这一低迷过程将是漫长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现在为止，总体也呈现出了一拱的发展曲线，同样积累了很多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很多原因使得经济无法一次顺利实现结构和层级的升级，这不一定是坏事。中国消费正在向‘住行’进军，‘衣食用住行’高层级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存在新一轮经济高增长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从起步到强大的稳定状态是一个三拱曲线，即将到来的经济高涨期是一拱振幅和跨度都相当大的拱形曲线。过渡时期的经济低迷将会促使整个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经济高潮中把事情做的更扎实。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定要建立起既适应经济全球化，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2.人治、法制与法治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法制下，法是政府的工具，权力高于法之上。而在法治下，法高于一切。法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然秩序，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含义：第一、法治意味着一种制约，它限制政府和统治阶层的权力，包括修改法律的权力。从更深的层次上讲，它也是对法自身的一个限制。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法治意味着形式正义。形式正义指的是，在当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忠实、一致地根据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和进行诉讼。形式正义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依靠形式正义，法律才可以抵御政治、道德、宗教等因素对它的影响。这样，法律系统才能最终真正达到实质正义。另外形式正义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护个人权益。再着，形式正义将保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预见性和可计算性。这几个因素对于经济和社会的有效运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并不是我们所最终追求的，它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结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提倡法治并不是说完全消除人治。法律条款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精确、无所不包的法律条文是不存在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消除了人治，而是怎样在法治和人治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
　　法治对于个人自由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作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法治保护了个人自由。第二，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保护了个人自由。第三，法治要求形式正义，这就减少了混乱，减少了不确定性，制约了权力的滥用，同样也保护了个人自由。第四，法治将保障经济有效率的运行，生产出更多的资源可供人们自由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提供了一种积极自由。
　　法治对于经济效率来说同样十分重要。首先，法治确保一种可信的限制，使得政府变得强大，可以正常地征税，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防范反竞争的行为。经济要有效率地运行，这些都是必需的；同时它也制约政府，使之不会滥用权力。在这种可信限制下，人们的权益、自由都得到保护，人们也就更有信心参与经济活动，进行投资、消费等等。同时，这种可信限制会减少资源分配的扭曲和无效。其次，法治保证了可计算性。这对于市场有效率的交易是必需的；不确定性是交易成本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理性的、一致的法律体系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使经济主体更有效的计算成本和收益，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使之更有效率。第三，法治保障了从小规模的个人化的直接商品交换向大规模的非个人化直接参与的商品交换的过渡。第四，法治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它使经济主体对当前的经济、政治制度更有信心。这对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是必需的。
　　中国的历史是人治的历史，人治的思想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因此在中国建立法治要做许多的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首先，中国必须要建立强大的法庭，必须能够独立地判断“是否违法”、“怎样量刑”等等这样的问题，另外还要有强大的律师队伍。其次，对于违法、违宪的行为，要特别明确地规定好惩罚措施和补救措施。如果对于违法、违宪视而不见、任其发展，法律无异于一纸空文，更谈不上法治。第三，必须改革当前的立法模式。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颁布了上千法律。在一些领域存在过度立法，有些法律出现重叠；有些法律条文过细、过窄。过度立法将降低法律的质量和权威，容易引起冲突和混乱，有悖于法治精神。法律不是无所不包的。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做的是提高执法者的素质，使他们能够在法治的精神下诠释法、寻找法，而不是过度立法。第四，最为基本的是，谁都不能凌驾于法之上。这需要宪政体制，宪法不能够被轻易地更改或超越。最后，中国需要培养一种法治文化。这包括对法治精神的恰当理解、对立法程序的尊重和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制约的大众意识。中国缺少法治，这是当前困扰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要期望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但需要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改观。 道德基础与现代社会经济
　　按照百科知识对道德的定义，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和法律不同，没有强制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规范在社会生活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其服务。广义的道德范畴不仅包含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概念，也包括反映个体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的基本概念，以及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基本概念。狭义的道德范畴是指反映个人与社会和他人之间的最本质、最重要、最普遍的 道德关系和概念，如善恶、义务、良心、荣誉等。搞好一个企业，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治理一个社会，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我们需要明白，一般地治理社会要有两方面的事情，一是法制或着说律制；另一方面需要伦理道德或着说道德基础。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人治的社会，并且认为人治存在很多缺陷。其实中国封建社会有它比较完整的律制，后期的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需要变革，进而需要进行律制变革。任何管理方式，一旦形成模式就有了规矩，就有了运行的轨道，但也容易形成教条，成为发展创新的障碍。中国的封建社会正是如此。中国社会制度已经发生变革，特别是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的游戏规则还未完全建立。近年来，中国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完善法制需要很长的时间，仅靠过度的立法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道德建设和法治文化。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道德的适用范畴更宽泛。千百年来，中国人是在自觉的遵守着一种道德规范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信条，仅靠空洞的理想说教无法满足现代人的要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我们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面对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一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如果按正常的状态，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事情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就没办法与人合作。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会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目前社会的假冒伪劣现象，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就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最后这个社会里好人变坏，坏人更坏，因为好人都生活不下去。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企业家行为，你会发现，在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如果你不守规则，那你就要消亡。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里名誉非常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竞争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否能够扩展，扩展到中小企业，还得观察，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就是竞争性原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好的制度，但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一定是竞争的产物，是制度创新，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竞争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只有充分竞争才会得到好的制度，这是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途径。民主与法治怎么看？
　　法治国家并不一定是民主的国家，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进行立法并严格司法，可以起到树立人们法治意识的作用。治理一个国家，不仅要发展经济，而且需要道德、法治、民主。道德的适用更宽泛。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并不需要法制去约束，而是靠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的教育更重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都需要一些明确的规范来制约，也就是明确的法律条款。20多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上千部法律，众多的法律条文只能作为判别或裁决的依据，而不是遵循的依据，所以过 度立法，做到有法可依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中国的司法差的还较远。一个大国，地区、民族、经济、文化差异较大，这种复杂性使得许多法律条款变得有了弹性，法律在许多情况下又失去了威严。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的是加强司法和司法监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许多活动需要法治法规来约束。经济的发展不断促使社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又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那麽，中国民主化为甚麽如此之难？有人说是因为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中国通往民主化的路径。
　　还有人提出，中国由於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於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巴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是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上述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的制度保障。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需要承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已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怎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前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思路，而是提高对民主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中推进民主进程。我们认为，民主是指一个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依照程序来作出并修改团体决策的过程。民主不是保证决策绝对正确，在现实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常是多数服从错误，但是民主可以保证错误的决策按照预定的程序得到修正。所谓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建立这种有效、快速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民主不是保证一次决策的正确，而是靠灵活的反馈趋向正确。不民主的弊端不是决策者的决策每次都错误，而在于他有错之时不能按预定的非暴力程序修正。民主不是期盼明君、清官，而是人民通过预定程序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权力，用权力制衡权力。不要期望在短期内民主的进程有多快，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用强权来推进法制和民主，这种强权有时可能践踏法治的尊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要建立有效、快速的决策程序和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 民族有没有‘灵魂’？
　　1.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谈论了，社会进步需要发展经济，同时需要法治、民主、道德建设，经济是基础。中国需要法制建设，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执法的力度，我们赞成这种做法。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通过一些简单明快的做法以推进法治，尽快树立人们的法治观念会更好些。我们认为在中国，法治的思路是：一 些简单明了的法规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动规范，而其他众多的法律只能作为仲裁的依据。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中央早就提出来的，但是空洞的道理和口号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无法渗透人的意识中去。关键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或者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文化的长期凝固又束缚了社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对此许多人都在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道德’二字。按照道家的观点(注意道家和道教、佛家和佛教是不同的，前者都是哲学派系，后者则是不同的宗教)，宇宙本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但却又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本原，这本原被称之为‘道’，而‘德’则是‘道’发挥出的效用，道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如同火与光的关系。宇宙本体的道是无为的，是不存在意志倾向的自然而然，所以才能产生总体的统御能力，产生无所不为的统御德效。道德观是道家的宇宙观。正是基于此种宇宙本原观，也就导致了道家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也就产生了具体到人的道德观念。天道无为，故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无为，故而天地长久。人道有为，故而人心多欲，人心有为，故而短暂。若要人生长久，就必须人道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即‘天人合一’。
　　有人计算过，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腐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受到了多次的冲击，但她始终没有陨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道德观，以及佛家和道家两种至高哲学思想的结合，曾经造就了长期繁荣的华夏文明。时值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和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涵的崇高智慧，身为华夏子孙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文明和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2.民族需要‘招魂’吗？
　　既然民族有兴衰，那么他就应该有‘灵魂’，同样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有人说‘五四’运动打碎了中国社会中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中华民族已经丢弃了旧的灵魂，但是新的东西并未建立起来，因此需要为民族招魂。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上下五千年，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在清末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谁都可以宰割的绵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无穷无尽的痛苦。中国为什么会落后，通常的说法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还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文化保守，是孔夫子的错。刚听是有点道理，但细想英国文化也很保守，并没发生伦敦大屠杀。另外一些说法主要是科技不行、教育不行等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辩证法认为，有果必有因，一件事既然能发生就一定有其合理性。
　　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华夏的强盛奋斗，要打碎旧的东西。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消极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对佛家、道家诠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消极方面。
　　中国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哪一个民族，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说人定胜天是指充分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则，所谓适者生存。一个民族的兴衰灭亡和一个物种的兴衰灭亡并无不同，法律和道德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说中国国情，这国情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国的地理环境说起。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赐予了这块非常之好的土地。西北是高原山脉、东南是海洋，有难以逾越自然屏障，中华文明的孕育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气候又好，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勤劳，基本生存不成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是常识。在这样的土壤里滋长的文明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中国即世界，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维得到确立。二是中国人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中选择了独尊儒术。儒术不是那一个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国情的最终选择。中国人认为统一了中国就是统一了世界，就世界大同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之民，是夷蛮，无须理会。这就是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远，直到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儒释道价值体系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那么，表述为“仁义”、“中庸”、“忠恕”的儒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到底为什么选择了“崇古守旧”的儒术？
　　在中国人尊崇的文化里，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从而，既然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麽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都用在审美方面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
　　再者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只能作为参考。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这一点至今还是有过而无不及。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譬如说，在一个企业里，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
　　还有就是血统原则。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就是“君权”、“父权”、“宗亲”等。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关系都由宗族等血统关系来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国情”！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关系网”、“人情网”、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只要以这种“国情”为根基的文化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厌恶竞争。看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下岗”和“入世”的看法，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抗拒引入竞争机制，就会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这么难。
　　中国之所以曾经强盛，是因为中国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圆如太极的文化；中国之所以落后，同样是因为相对封闭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环境和它滋长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基因，从而令中国人的精神日渐堕落、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东亚病夫”，被其他文明抛到后面。
　　“国情”是先天的，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是后天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人经常说自己爱好和平，难道其他人不爱好和平吗？只是大家追求和平的方式不一样：中国搞以德服人，美国搞以暴易暴！我们必须建立更为残酷的淘汰机制，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保证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强的人！要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新确定价值标准；要真正尊重客观规律，要树立竞争精神；要权利首先要承担责任！在竞争中要有信心。不能让“永不称霸”成为无力称霸的借口。论英雄只能以成败为标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必须有一个信念：中国要重执世界的牛耳！中国人精神上、意识上要能够恢复健康，只要能真正解放思想，现在困扰中国的问题就统统不会是问题。什么姓“资”姓“社”，搞经济还是搞军事，科技为先还是教育为先、外交路线怎么走等等问题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目的就是让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其时，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才算是真正苏醒！到那时，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更加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祖国的统一！再也不必用万里长城和四大发明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将有更好的证明方法！ 需要确立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  　　如何能改变落后的现状，药方也很多：科教兴国、发展经济、军事强国等等。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洋务运动”的层面而不触及更深层的一些原因。比如政治、经济与民主；法治、道德与文化；科学、宗教与哲学等。
　　“假冒、伪劣、欺诈”之类消极现象的盛行，无不涉及理念、道德、价值取向等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制度稀缺、法律稀缺、道德稀缺、信用稀缺、良心稀缺，每个人都可能心魔出现，谁有能力控制好这个魔鬼？无疑，中国社会需要重新塑造价值观、伦理观，不解决文化转型问题，经济社会转型就失去了基础和支撑——经济转型的文化价值。
　　1.中国需要‘诚实、创新’的民族精神
　　美国的文明可以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而希腊的地理情况和东方文明代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地形狭窄复杂，缺乏资源，土地也较为贫瘠，而且气候寒冷，既不适合放牧也不适合耕作。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地进行战争、殖民、贸易。可以这么说，西方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扩张史，是一个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特洛伊之战、罗马帝国…、争夺欧洲海权、英国殖民统治、争夺新大陆、清洗印第安人、美国独立，这就是美国的过程。所谓美国，就是一群经过无数次淘汰仍能活下来的强者和一块比中国更辽阔、更肥沃的土地之间的完美结合！这就是美国的“国情”！正是这种国情令美国人具有崇尚竞争、喜欢冒险的优良品格，这种“美国精神”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造就了一个世界霸主。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西方人的公平竞争意识，似乎有点残酷，但效果很好。现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竞争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变。美国人只会尊重比他们强大的民族。西方推崇强者，中国同情弱者。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差异，差异不是在西方人用刀叉吃饭、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搞清楚了这一点，就能弄明白美国为什么会比中国强大。但是请注意：美国不会永远强大下去，一个人长期处于优势状态就难免会头脑不清。9.11事件证明：忧患意识在美国的主流思想中消退，美国人会越来越自大，美国犯了一个令其致命的愚蠢错误。中国人只要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就能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前面我们讲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围绕着这个本原，引出了众多的学派，儒学中的儒术倍受世代的尊崇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数千年来，这个核心始终统御着中国人的行为，作为民族的‘灵魂’，有人说，这种文化古老完美，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内部有生命力的因素，窒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精英。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荡涤着那些旧的东西，西方的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民族要有灵魂，要为民族招魂，这个灵魂究竟是什么？
　　民族需要新的灵魂，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精神、文化，教育和宣传都要为之服务。这个新的灵魂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核心是多元的，‘忠、孝、仁、义’等。在新的民族精神中，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二元的，包含两点：一是诚实，它包含了诚信。这是人类有宗教以来就有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也是道德的最基本的要求。正是由于人心有欲，才产生了服务于不同欲望的想法和做法，因而才有了聪明、智慧，愚昧、狡猾等。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类正是在背离道德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但最终还是要趋近于它。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经济往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讲究信用。‘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讲究信用，首先要诚实。社会越是发达越是如此。西方发达国家人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点是诚实，大家不是看到就连总统克林顿也得在法官面前起誓吗！
　　另一方面是什么？需要探讨。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中，始终有竞争或创新的内涵。美国人的思想没有‘官本位’的成份，他们不喜欢沉默，追求个性，追求卓越。西方人敢于冒险、探险，吉尼斯大全中的有些东西，在中国人来看不可思议，实际上那是在培养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民族精神。那么，究竟另一方面是什么，竞争还是创新？笔者认为，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中国培养竞争精神，既可以产生出新的东西，又能连带出劣根。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应该是创新，不断创新，不断的推陈出新。这样讲不是有悖于竞争也不是统一于竞争。世界经济正在一体化，这一点应该与西方现在的价值观、人生观趋于一致。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尽管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还反对经济一体化，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但这是人类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一份诚信，世界将是一个和谐体；如果每一个人都多了一份猜疑，世界将充满纷争。宇宙间的真理只有一个，故而说‘天下无二道’。因而在同世界的融合中，我们必须着力塑造中华民族新的灵魂---‘诚实、创新’。
　　2.如何重塑民族新风
　　重塑民族新风，再造民族新的灵魂，就要重视教育和宣传，信念信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一旦确立她便深深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几百年甚至千年不‘变’。多少年来，中国教育在内容里深深渗透着落第文人的牢骚不满、宫廷里的残酷争斗等，这在很大程度起到了负面的效应，按照佛家和道家的观点，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类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时代，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应该以诚实和创新为核心内容，鞭笞那些有悖与此的东西，使人类世代都生活在诚信、诚实的气氛中。现在许多宣传媒体为了吸引读者，不惜挖空心思，大肆炒作那些低级无味的事情，极大的摧残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必须根除或杜绝这些东西。政府治理社会要学习西方好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赌博，西方却把它改造成一种新颖的东西，‘赌城’的建立使人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宜疏不宜堵，这些东西本来在中国的古代治水中已经有了相当成功的经验，而现在的许多做法却不如古代人高明。要敢于为那些为民族、国家、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公认的科学家、专家树碑立传。
　　3.应该如何对待宗教？
　　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劣根性在哪里？10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断的探讨。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文化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以至于当人类进入21世纪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我们还面临着众多原始巫术的挑战。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也推翻了国家唯一的宗教模式。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是和它的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信仰出现了深刻的危机，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政治、经济层面拓深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其主旨的。“民主”包含着政治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上的要求，实质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反封建成果，建立起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让中国走向强盛之路。“科学”包含着经济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封建的农耕经济，让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但作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质上是提出了新的思维原则、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推而进之，“五四”提出了新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意味着，中国人似乎再也不能以儒家思想为思维和行为的唯一指归，再也不能事事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而屈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这就是说，“五四”精神意味着从灵魂思想的深处，从信仰观的高度上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五四’运动冲击了封建文化的积淀,但人们忽视了信仰纽带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信仰纽带的解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忽视了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对宗教模式的改造。在没有新人文精神建立的情况下，冲击和摧毁只是一种假象，它会很快复苏，并且更加变本加利，更加落后和丑恶。事实上人们已经处在这样的社会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神权和皇权是连在一起的，当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客观上已经面临着神权瓦解后的宗教问题，当历史要求我们对宗教进行变革时，我们却噩然不知。对西方文明和对宗教作用的一知半解，以及旧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导致几十年后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深刻历史根源和社会的文化根源。
　　人类文化涵盖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范围，宗教作为人类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居于人类文明的重要位置，深刻的影响着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作为一种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只不过是我们一时尚不明白罢了。
　　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从古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如果宗教没有与人类生活密切的关系，宗教决不会如此普遍而悠久的。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教与人类的正常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是人类的文明根源，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由于知识的开发增长，从低级而进向高级；宗教也就发展起来，从低级而不圆满的，渐达高尚圆满的地步。这种从浅而深，由低级而高级，与一般文化及政治的进展，都表示着平行的关系。如政治，从酋长制的部落时代，到君主制的帝国时代，再进到民主制的共和时代。宗教也是从多神的宗教，进步为一神的宗教，再进展为无神的宗教。不要听到宗教就以为是迷信。西方人把宗教当成一种信仰，以此来约束自己，中国人把宗教当成迷信，以此来腐蚀自己，这是东西方宗教的根本差别。
　　在中国，存在许多宗教形式，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以崇奉‘道’为人格化宇宙神灵的宗教形式。它以有为神学的观点理解老子的‘道德经’。兼容内修、外练、丹药、数术及民间多神论为一身，形成了既有主从关系，又有方术的宗教神学体系。道家是哲学派系，道教是宗教，佛家是哲学派系，佛教是宗教，两者有实质的区别。道教由于人们对宇宙的变化以及人的生命现象所产生的原因不知其所以然所导致的迷茫宇宙观。以此观念而教化人，玄而又玄，所起的作用则是导致信徒的迷信，从而形成种种崇拜鬼神的迷信活动。中国人的迷信活动导源于此。由于道家以《道德经》的理论为指导宗旨，而道教以《道德经》为最高经典，因而道教中也有不少精华。在科学尚未能揭示宇宙的奥秘时，人类存在迷茫的心理是必然的。所以不仅中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存在不同的宗教形式，各种宗教都以自己的宇宙观解释宇宙即生命。在此意义上，宗教又是科学的启导者，启导人们以科学的手段去宇宙及生命的奥秘本质。极端的唯心主义和极端的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宗教迷信与科学迷信，无论是宗教迷信还是科学迷信，任何一个偏激的迷信都不能真正揭示宇宙及生命的本质。我们要反对宗教的迷信，也要反对科学的迷信。就人类的发展史来说，宗教与科学的并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必然的。正是二者的并存，才促使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的两个侧面去认识世界。
　　总的来讲，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人们自己所塑造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由于人们都不明了什么才是真理，致使精神无所依托而形成的畸形寄托。由于道教是一种不知其所以然的迷信世界观，道教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信教的信徒都有一种盲从心理，并且这种盲从心理也容易被利用，形成盲目的群体运动，产生巨大的摧毁力，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利用了宗教迷信的盲从心理。这种盲从的摧毁力既可以摧毁旧事物，也可以摧毁新生的事物。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的建立要和宗教连在一起，这一点很多人不会理解，甚至会有疑问，这是对宗教排斥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建立诚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宗教，改造和利用宗教。
传说?寓言??故事
　　上山和下山的人
　　上山的人和下山的人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上山的和下山的擦肩而过。上山的虽汗流浃背，但却兴致勃勃，并主动地和下山的打招呼：山上好玩吗？，下山的疲惫不堪，连连摇头：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上山的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说完擦一把汗，继续向上攀登。过了一段时间，这拨上山的下来了，又碰上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 山上好玩吗？”“一座破庙，几尊菩萨，没意思。”但上山的仍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山”上，不断地有人上去，也不断地有人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山的和下山的，就这样络绎不绝，接连不断。
　　“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不在于看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而在于追求过什么，征服过什么。因为快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认准的山，就无论如何都要爬上去，不管路有多么险，也不管别人怎么说。
　　卖包子的和卖被子的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是寒冷的冬天，一个卖包子的人和一个卖被子的人同到一座破庙中躲避风雪。天晚了，卖包子的很冷，卖被子的很饿，但他们都相信对方会有求于自己，所以谁也不先开口。
　　过了一会儿，卖包子的说：“吃一个包子”，卖被子的说：“盖上条被子”。又过了一会儿，卖包子的又说：“再吃个包子”，卖被子的也说：“再盖上条被子”。就这样，卖包子的一个一个吃包子，卖被子的一条一条盖被子，谁也不愿向对方求助。到最后，卖包子的冻死了，卖被子的饿死了。
　　‘三才’宝袋
　　一个古老的故事：在比上古还古老的时代，人类的先祖曾经拾到一个宝袋，宝袋被许多层包皮紧紧的包裹着，据说它里面包着天地人‘三才’之秘诀，谁能打开此宝袋，谁就能得到‘三才’形成和存在的秘诀。于是，先祖尽了最大努力去一层层剥离宝袋的包皮，越剥越接近中心，也越来越感到里面的动静，终于就要剥到中心了，再剥一层中心就要被打开，秘诀就会出现。突然，先祖感到一阵极度恐慌和眩晕，似乎灵魂就要离体而去。他强自挣扎着看了看将要打开的宝袋内层，只见上面写着：宝袋的层层包皮就是你生命的保护层，宝袋中央的空虚，就是你的生命，当你将所有的包皮都揭穿后，你的生命将失去保护而烟消雾散。难怪先祖在将要打开这最后的一两层包皮时六神无主而恐慌。据说先祖又费了几倍于剥皮时的气力重新包好包皮，使其恢复原有的混朴状态。然而又过了些年代，人的好奇心又萌动了，又开始试图一步一步的去一层一层打开宝袋，这种探密的事正在一代一代接下去。
　　禅宗五祖传法
　　慧能在成为禅宗六祖之前，从岭南来到冯茂山拜禅宗五祖宏忍为师。五祖问慧能从那里来，想求什么。慧能说从岭南来，普通百姓，想求法成佛。五祖斥慧能是岭南人，又是ke獠种，怎妄想成佛！慧能道：人虽有南北之分，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别；ke獠的地位虽然与祖师不同，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五祖不语，派慧能去做杂务。
　　一天，五祖忽然把弟子们召集起来说，世俗之人把生老病死看的很重，只知道寻求福德果报的路，不知道如何寻求脱离生死的苦海，如果迷失了自己的佛性，福德果报之门怎么能拯救你们呢？你们统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体会自己本性中般若的智慧，有智慧的就写一首诗来，如果发现谁有佛性就传谁为禅宗六祖。
　　弟子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都认为神秀聪慧，德高望重，又是我们的教师，祖师必然传承与他，只要神秀继承了佛法，我们自然可以依靠于他，没有必要去写什么诗歌。神秀心想，大家碍于我是教授不愿进呈诗歌，我于此法得到佛法虽好，但以此谋取一代祖师的地位是以凡愚之心去夺取圣位并不好。如果不晋呈诗歌五祖又无法知道我心中的佛性，就不能得到佛法，神秀心中为难。
　　夜半三更，神秀来到平时众僧供奉菩萨的南面房廊下，在墙壁上悄悄题写了向五祖进呈的诗歌，盼望得到佛法。神秀想，如果五祖看了诗并来寻我，我便应承。如果五祖认为不好，便说明我前世的事情没做好，种下的因缘使我得不到佛法，求法之心可以自行熄灭。神秀写的诗是：
　　身是菩提树，心象明镜台，不断去擦洗，切莫染尘埃！
　　第二天，众僧和五祖发现了神秀的诗，五祖让众僧们在诗前烧了香，让大家对这首诗都生诚敬之心，要求众僧天天念诵这首诗，并说如果按照这首诗去修行就不会堕落。
　　五祖随即把神秀叫到禅堂，问神秀是你作的诗吗？如果是就算你懂得了佛性，按此去修行就不会堕落，但要得到对佛最高真理的觉悟还不行。这只是到了佛的大门口，还必须跨进去，认识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五祖让神秀回去再悟再写一首诗送来看一看。神秀回去后好多天怎么也写不出。一天，慧能听到一个僧人念了这首诗，慧能问了僧人，知道这首诗并没有真正懂得佛性。慧能让僧人领他来到南廊下面，因为慧能不识字，请人将自己作的诗题写在房廊墙壁上，向五祖呈上了自己所认识的本心。慧能随即作了两首诗。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很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曰：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夜半三更，五祖把慧能叫到禅堂，向他讲述《金刚经》，慧能一听，马上领悟了《金刚经》的大意。就在这里五祖向慧能传授了佛法，并悄悄把禅宗的顿悟之法与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模式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要么是波浪式的，要么是螺旋式，不管那种形式，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或着不断提升的过程。
　　曾一时许多企业和机构都在搞CI标识，用简单的标识表示不同的内涵，其实准确的标识含着深深的哲理。笔者认为宇宙或着说自然界也有自己的CI，这就是一千多年前五代时期陈抟所发明的《太极先天之图》(最好是鸡蛋投影成的准平面椭圆形！)，我们称之为‘太极 模式’。那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治世哲理。在那张图中的两条阴阳鱼轮廓分明、和谐，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变，阴阳互补，生生不息，循环不已。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从所有制结构上看，用现在的话讲，公中有私，私里有公，公私结合，公私互补，公私分明，公私的构成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停的循环变换。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何在？人们共识：在于改革。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有一段时间国有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有进有退”、“法人治理结构”和“员工持股”等若干方面。但有一个倾向是有些思路仍未脱出旧体制的框架。从改革与发展实践看，需要从基础理论和长远的制度性建设等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很多人以为，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主要含义是指在有些领域要重点发展国有企业，有些领域不再办国有企业，或者说不再办国有独资企业。这个理解可以说是很浅层次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中，“进”和“退”的主体是什么？是国有资本，是产权。“有进有退”是价值形态的退出与集中，在资本形态上，国有资产才能完成自身的不断重组和不断优化配置。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关键是要把死滞的或要素组合方式不合理的领域中的国有资本从不断折损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重组，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实际，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最高境界。‘天道’无极是最大的道理，无为才是绝对的真理。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国有与私有的思想至今仍在不同程度的禁锢着人们。尽管许多地方的领导中不乏开明之士，他们‘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但是在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仍存在政策、法律的障碍和推进的阻力。
　　必须加快推进国有产权的改革，两年前，笔者在《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出‘产权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产权管理和运作的科学化，即资本治理结构的科学化’。著名经济学家董辅Ren先生不赞成这个看法，董老认为：‘在同样的产权制度下，办企业办得怎样与管理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是说产权改革就是一切，可以代替管理，但产权改革对企业的管理有决定意义。同样一个企业家，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中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两年过去了，实践使笔者对董老的话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笔者虽然仍然认为产权制度不是最根本的，但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更深的感受。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但是改革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已经具备了突破的条件，目前的困境要求改革有所突破，很多人认为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实际上这种突破必须是在经济基础上的突破，所谓量变到质变，中国必须加快国有经济产权制度的改革。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带血的，实际上那是社会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转型时期，国有产权的改革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样私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侵蚀’也是必然的，正如合作化对私有经济的‘掠夺’一样，那是一次革命性的，同样这也是一次‘革命’性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实际推进中加以突破。 经济理论、实践与认识
 经济理论、实践与认识新浪读书
1． 消费层级与层级消费中新网北京2002年1月19日消息：最新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汽车销售量突破200万辆，年增幅高达13%，其中个人购买量超过一半，商品房销售量与往年相比，也增加了30%。 80年代初，中国城镇居民就已经告别了“老三件”的百元级消费水平，逐渐进入千元级消费的层面。最近，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广州对七百多位常住居民进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四十九的受访者把可允许的家庭轿车价位调高至十万到二十万元人民币以内，百分之十一点四的受访居民可接受二十万元以及二十万元以上价位的轿车。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2000年底人均住房面积20.4平方米。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45、30、20、18平方米。中国虽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但质量还比较差。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汽车、住房的数量、质量在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从千元级向万元十万元级迈进。几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了消费层级的数量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理论的创新，深刻理解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实践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中国的消费数量级经历了从元级十元级、百元级到千元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没有顺利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一拱形的发展曲线。中国经济正在由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具有高速和较长的发展阶段，规律决定了中国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人们消费除了开始由‘衣食用’向‘住行’升级，对衣食用的本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解决了‘行’的问题后，对住将会有再次需求和更高的要求。汽车工业的发展将会连带100多个行业的发展，将会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从而产生新的更高的需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适应消费层级升级的变化规律，从消费层级中找出结构变化调整的规律，经济发展就可避免盲目性。过去政府、企业都很重视产品的开发，这确实很重要，有时候一种产品的开发成功可以创生出一个行业。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产业设计’，据说这在西方早就有了，产业设计就是把一些零乱的产品通过某种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产品机体，带动或着形成一个产业。特别是对于农业、农副产品加工，这对改革传统农业，提升经济层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现在既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产业创新，而产业创新需要产业设计。我们一再强调消费层级这一规律，是因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掌握、科学利用这一规律。如果我们承认有消费层级规律，就应该培养层级消费，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收入水平，同时要培养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 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数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了“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是基本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阶层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这一变化包括：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步缩小；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产业工人随着农村工业化有明显上升；社会中间阶层的扩张迅速，使得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掌握和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原来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在中国都已经出现。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经理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扩张。　 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及运行机制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而在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层规模太小。同时，尽管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的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这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经不相适应。当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正在从千元级向万元级迈进。在收入政策上要对不同的阶层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培养不同的消费阶层。2． 投机和投资转折时期、转型阶段，有很多事情就是超常规的‘常规’，比如在商品生产的不发达阶段或者说是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只要在产品生产上超一点‘常规’就会造出一个英雄来。在欠发达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下，许多东西都变成了商品，资本市场的兴起使经济建设如虎添翼，造就着新一代的英雄。然而一些人又开始反起‘投机’来。这倒使我们想起了几十年前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反‘投机倒把’。几乎每一种新的经济事物出现，市场都少不了萌动期的热烈，短时期内的大量投资，对于一个新兴市场的形成是功不可没的。然而，过度的“泡沫”也会带来经济混乱。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曾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于投机，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外国学者认为投机使“期望从价格变化中赚取利润的一种买卖活动”,而中国有些学者则认为投机是一种“牟取暴利的不正当行为”。我们认为投机不等于欺诈、投机是一种攻击性的经济行为。 证券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其交易机制就决定了市场的本质是投资的、也是投机的。投资是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投机则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润滑剂和“保险阀”。　　投机对证券市场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投机对证券市场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过度投机会使股市造成大起大落、剧裂震荡。 例如,1987年10月“黑色星期一”,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内下跌23%,一周内累计跌幅达31%,市值损失10000亿美元,不少公司遭受严重损失。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了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一月之内,股市狂跌,比索贬值1/3以上。不仅导致墨西哥经济濒于瘫痪,而且影响整个美洲金融市场。国际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风潮,引起了西方经济大国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在于,在不切实际的高盈利预期和投资狂热的驱动下,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并成为人们投机的主要对象时,使现行价格与实际价值产生严重的背离,金融资产与物质财富生产完全脱节,从而表现出一种自我繁殖的虚假繁荣现象,或虚拟经济超常发展状态,如股价的急剧上升不能以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基础环境的改善来解释等。这种虚假的繁荣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它总有一天要破灭。当股价涨或跌至一定程度、风险积聚到一定高度时,必将产生反方向的大幅度变动,使资产价格迅速回落,有时资产价值甚至低于实际价值。泡沫破灭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啤酒一样，我们认为没有泡沫的经济也不是健康的经济。但过多的泡沫往往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而在泡沫产生、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投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留有适当投机空间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使投机空间可能无限制扩大的监管机制。对金融体制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是必须的，过分的投机活动必须得到抑制；如果你没有猎枪，篱笆又扎得不牢，狼就想法撕开你的篱笆，混入你的羊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市场经济的投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给予足够的市场投机空间，经济建设就活棋一盘。注意：关键在于投机要适度。3． 流失与增殖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转化”而来，这一“转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企业经营者自主权不断“扩大”，以致最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产权主体监控。在20世纪80～90年，人们在讨论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时候，对于企业应否有处置所谓“闲置资产”的权利是有较大争议。问题的难点在于企业要进入市场竞争，没有资产的运作权是不能想像的，保证国有产权的利益不监控也是不行的。如果不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就等于不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给予企业这种权利，实际上近似于放弃对企业的产权监督。从产权监控的技术层面来考察，市场的瞬息万变与国有产权监控所需要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覆盖面极为广泛的情况下，国有产权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外部监控是不可能有效的。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有产权是一种公权，这种公权的有效监控只有在公开化、透明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就表明要对国有产权实行有效监控，国有产权就应退出市场竞争，因为在对公开透明的要求与竞争的商业性要求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从企业的实际运行来考察，缺少监控会使产权主体利益受损，它不仅仅表现在资产处置过程，而日常经营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案例不多，虽然影响成功的因素较多，但重要的是以公权性质的国有企业来模仿或模拟非公权企业的运行机制。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不仅仅是裁员能够解决的，因为其运行机制既不能保证不再产生新的冗员，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消化冗员。债务问题也是如此，通过资本市场筹资、债转股等方式可以解决企业某一时点的债务问题，但却不能保证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至于政企不分，除非国有产权退出或处于非控股地位，否则也解决不了。目前政府比较重视企业改制时可能造成的资产流失，有人认为在企业改制时，把国有资产无偿或变相无偿量化给个人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许多企业的资产流失早在此前就不断在发生，这也是企业改制时政府与市场对企业资产的估价相距甚远的根本原因。现实越来越告诉我们，国有产权的退出是必然的，并且必须尽快进行，否则，国有资产闲置、贬值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流失，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浪费。解决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好的办法是国有资本的进退，而解决退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解决认识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改进现行财务制度和退出的政策障碍。现行财务会计通常遵循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原则，即以交易时支付的成本作为资产计价的依据，且一般不予以变动。历史成本法可以正确反映企业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企业的实际投入，以便合理确定成本摊销方式，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按照会计准则，使用历史原则必须以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的，一旦企业濒临破产，允许不采用持续经营假设，而改用“停业清算”基础。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亏损严重的中小国企，在“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原则的管制下，不能顺利退出。随之而来的企业进入介于“持续经营”和“停业清算”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在业务上仍在经营。该会计主体无法确认自身前途，完全取决于对政策的等待和依赖。追究这一问题，需要全面考察“资产”的经济意义。会计上对资产的界定是它的实际投入资金，而在经济学看来，资产应当是物的有用性，是包含在实物形态中能够起到增值作用的那一部分，表现为经过市场评价后的真实价值量。两者的区别来自于不同的目的，分别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和企业的角度，强调的分别是历史成本和净现值或市场价值。经济学上的资产有用性分通用与专用两种：资产专用性是指某些生产能力一经形成便只具有专门用途，除非遭受重大损失，其用途不能够改变。例如：企业的厂房、汽车、电力设备可以用作生产、生活等广泛用途，而生产线、专用设备只能为特定产品服务，在企业中一般是专用资产占主体。一旦该产品停止生产，企业无法用公开拍卖以外的其它手段收回对该资产的投资。历史上国有资产形成有着特殊的背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过热，国企急于扩大生产规模，在政府支持下，凭借低成本调拨生产要素而形成过剩生产能力。在经济发生软着陆后，国企面临的是三重尴尬：一是资产专用性使这些经济闲置资源无法直接转向其它生产；其次，国企全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使这些闲置资源无法在国有部门内部调剂；第三，国企受到 “退出障碍”管制，不能够广泛使用包括拍卖在内的各种手段向非国有部门转卖闲置资源。所以，面临亏损和前途不确定的条件下，为了追求“稳定”的政策目标，国企迫切需要短期资金解决燃眉之急，便会考虑改造专用设备用于其他目的生产。例如：企业要求下属各车间、各工段承包经营，相应的、原有的整条生产线拆分并改装成独立工作的机床，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可以给承包者带来短期收入，给企业带来“管理费”收入及减轻工资负担，但同时意味着原有专用资产价值 “遭受重大损失”。 因为新形成的生产力大都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短平快”产品，一般小于原有生产力的损失额，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是社会资源净损失。这相当于经济学成本中包含的机会成本部分：企业为了较小的现实收益，接受了较大的机会成本损失，即：收益小于机会成本。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作出的选择。国企改革的状态不是一种稳定的经济状态，理论和原则的东西应当以多变的现实为转移，若僵化保守，则会成为实践的人为障碍。若“持续经营”和“理性人”假定不能成立时，一味强调历史成本原则，其后果将不利于改革的深化：1）相对于冒着“违法”的风险廉价出卖国有资产而言，这种操作虽然在会计角度上固定资产因讲计入“大修理费用”而获得增值，但实际上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已经合法的损失掉了。 2）为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埋下了隐患。国企的非理性状态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结果将是清算、破产、并购等，因在国家缺少一个统一的转让市场可作为价格参考，依照企业会计信息单方面高估国有资产价值，超过同类生产资料真实价值的部分对方很难接受。另一方面，国家将依据这样的会计信息进行审计，将使得政策出现偏差。如企业“折价”出让资产招致“有意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政策风险，使得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工作难以开展，这正是现在一些地方改革受挫的症结所在。从理论上讲，经济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其收益率，但现实生活应用这样的准则牵涉到会计法、税法、国有资产管理等，由人为因素造成的资产使用价值变化不同于折旧，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资产帐面价值与价值背离，而是制度原因造成。按照自然法则，能量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凭空产生，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现实中产权的所有制的形式可以不断转换，只要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国已经加入WTO，我们已无后路可走，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革国有产权，实现产权的私有化、股份化、多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同的所有形式，而在于资产能否为社会增加财富，能否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4． 规模经济与经济规模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曾一时，不少人将经济规模简单地等同于规模经济，在实践中热衷于组建甚至拼凑一些大企业集团，以为这样就能使中国企业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这种认识和做法非常幼稚。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求大，这样只会浪费我们有限的经济资源，给经济建设带来危害。当然，追求适度经济规模始终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客观上存在着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发展方式，最终都要形成“经济规模”，分歧只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去实现“规模经济”。见仁见智，实际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模式。一是逐步投入，滚动发展；另一种是一次性投入的“规模经济”建设方式。“经济规模”确实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它却要受到一系列条件的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规模。如果市场规模达不到，就是说一次性投入所形成的规模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投入的资金就会沉淀下来，变成了“沉没资本”。这时候，一次性投入不仅不能降低成本，反而会增大成本。盛2升水的杯子所花的材料不会是盛1升水杯子的2倍，杯子容积越大，单位盛水所花的材料成本肯定越小，但是用盛2升水的杯子去盛1升水，必然大大提高成本，也是一种浪费。如同“规模经济”有缺陷、受制约一样，滚动发展也有它的先天不足，一旦经济规模形成，逐次投入的利弊就会相对于一次性投入显现出来。因此，只能从中国的资金、市场的实际出发，“两害相权取其轻”。请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幼苗都需要和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需要需要巨轮，但是更需要海轮和帆板。我们要有企业‘航空母舰’和舰队，但需要更多的是中小企业。5． 多元化经营与经营多元化大企业要实现可持续成长就必然走向多元化经营，这一观点在欧美日等国企业已经得到基本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多元化经营不仅是企业共同的成长战略，而且多元化经营的方向、途径以及多元化战略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特征。因此，国际上有关这一课题领域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要不要多元化的层次，而是到了如何多元化，怎样的多元化才最有效的阶段。多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使企业博而不专，很难集中精力创造出过硬的产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其成功最为关键的是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强化主业或核心产业。实践证明，一个企业无论是搞专业化也好，多元化也好，这都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问题，而本质的内涵，则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今日，核心竞争力之所以受到企业重视，是因为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基本战略。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重要资源，是企业的心脏。从国外的一些企业发展趋势看，一般核心产品要保持在全国销售收入的60%以上。多元化经营正反两方面的实例都充分说明：要想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站稳脚跟，不能不处理好主业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所以，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主业方面寻求最大发展，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获取最大利益，力争扩大规模，并进行深度开发，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次，在搞好主业或核心产业的基础上，有余力可以开拓新的经营领域，开展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的最佳时机应是企业主业做大并形成超群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有一个方式和时机把握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感受。企业必须根据外部市场的发展机会和内部条件的成熟度选择最佳的进入时机，时机不当或方式不当会导致多元化经营的惨败。追踪一个个陨落的明星企业，很多人都认为是盲目扩张、多元化的结果，实际上不如说是管理上的失误。国内外跨行业经营取得成功的案例有的是，他们为何能取得成功，除了企业资源剩余之外，管理的有效性应是最为关键的。6． 竞争与垄断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并没有使中国发展。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就有了自身的运行方式，有它稳定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将失去活力。共产党赢得天下，公有制、计划经济几十年中国经济曾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固化了的模式缺乏竞争机制，又使人们感到必须改变它。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人们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人们终于认识到竞争才能使经济、才能使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然而，当人们感受竞争的时候，又感到了竞争的残酷，所以有些人又开始留恋稳定、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竞争、垄断呢？市场没有竞争，企业就无活力，行业就没有效率。激烈的市场竞争会毁掉一些竞争者，也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在价格战中，由于竞争企业间不断杀下对方的价格，使价格水平急剧下降，使消费者短期内得到一些好处，但给企业经营上带来困难。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属于基本概念的定价方法叫边际分析。其原理很简单：为获得最大利润，应按照边际成本等于或略低于边际收入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并以这个公式计算出价格进行销售。道理很明显，如果边际收入（增加一个单位产品销售所增加的收入）大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边际成本，则有利润，企业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当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收入小于生产这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时，企业在这一单位产品上要蒙受损失，所以不应该生产这一单位产品。企业还可以把竞争者的价格当作自己定价的根据。在存在许多经营类似产品的情况下，各个销售者必须使用同样的价格。如果价格比其他人高，就会在竞争中遭受损失；反之，如果价格低于其他人，则必须增加销售量从而补偿较低的利润率。倘若降低价格，竞争对手则不得不随之也降低自己的价格，这样就失去了降价以后的价格优势，因此，只有同时具备成本优势，企业才能希望使竞争者的价格不会降至与自己的同样水平！在与竞争产品有差异的情况下，他的价格可高于或低于现行水准或竞争价格的平均数，究竟选择哪种策略，要看销售者的定价目标。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价值形象；低于竞争水平的价格可以突出产品的廉价形象。市场是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走向衰败，影响繁荣与衰败的因素很多，但“势力与力量的比例”却永远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什么是势力？什么是力量？这是两个泾渭分明而又很模糊的概念，也许势力在没有做大之前曾经是一种力量，也许力量在做大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势力，所谓‘势入破竹’。从而大到一个市场，小到一个企业要想持续经营，永葆活力，就要求在它的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限制势力的形成，鼓励力量的滋生，也就是说一个繁荣的市场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总有空间留给新的力量去成长。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因为势力一旦形成它就会本能地扼杀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去垄断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所有增长的可能性也被扼杀，最终让整个系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生命力。……从经济学上说，垄断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泛称。它包括独家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独家垄断发生的概率极低，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一般是企业通过专利权或长期竞争自然形成的一种市场力量。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在某种程度上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就像在目前市场上少数著名品牌有市场集中的倾向，消费者似乎对此乐于接受。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企业不存在竞争。基础设施领域及大众服务产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巨额投入的滋养下得到迅速成长，并且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企业、机构垄断经营着。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产业原来都是由政府某个部门“统管”着。在这些产业里，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私人经济垄断会获得超额利润，而行政垄断往往会导致企业组织管理的低效率和资源运用的低效率。因此，行政垄断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垄断性行业大部分是由财政拨款的公用行业转化而来，虽然实行的是公司化运作，但是其资产是无偿取得的国有资产。实践证明，要促进基础领域的产业重组，必须与企业的产权重组结合起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单一国有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状况。而其他资本进入这样的行业不仅要付出更高的财务成本，因为他们除了少量的资本金之外，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压力大，还要面对更多的市场不公平法则。所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非易事。不少人认为，反垄断的关键是政企分开，政府部门完全只当裁判员，一切由市场力量左右。还有专家认为，垄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彻底打破垄断，废除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中国的GDP在未来几年将大幅增长。这无疑是正确的，政企分开确实已成为当前反垄断的关键。不过，打破行政性垄断，不仅涉及到行业管理体制的变更，更直接涉及行业既得利益的调整，让政府自己来打破垄断如同“壮士”自断其“腕”。假使如此，如果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这种“市场万能论”的结果未必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前不久，美国加州大停电事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加州电力改革，曾被许多人看作是打破电力垄断、完全放开电力市场的最成功之举。当初的设想是完全市场化一定会引来许多竞争者参与，增加电力供应并降低电价。然而，实际结果却是加州近年内没有开工建设一座大型发电厂，电力供应日趋紧张。原因很简单，电力投资回收期太长，又缺乏政府支持，对投资者没有多大吸引力。由此不难看出，反垄断不能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割裂开来，在公用事业等一些特殊行业，政府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从国际市场看，近10年以来的兼并潮一浪高过一浪，兼并数额动辄达数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同时，在竞争激烈的IT产业，人们也正在目睹垄断的到来。所以，反垄断应遵循一条根本原则，即禁止滥用垄断行为，而不禁止垄断状态本身。其实，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垄断一般只反价格联盟，而对一体化的垄断公司相对宽松得多。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某些行业的垄断正在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了顶点并随后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探讨规模经济发生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从此，围绕垄断与竞争、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从未停止过。“马歇尔冲突”是垄断与竞争之间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现实中，产业组织理论围绕竞争与垄断的问题也一直争论着，实践中表现为针对不同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在反垄断与过度竞争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企业合并的管制严格，大型兼并案都是不允许的。在此以前美国甚至禁止企业之间联合开发技术和合作研制新产品，因为它认为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会损害竞争和创新，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合谋。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修正了有关做法，在企业兼并、企业合作方面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态度。上述许多重大兼并活动的成功，没有当局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众多事实表明，美国在反对垄断、维护竞争方面，有时严厉，有时宽松，但总是根据市场上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即在政府介入市场问题上，总是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全球化的时候，即使以前被认为是垄断的企业，如要放到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国家这时是默认垄断的。这在近来许多重大合并案中得到证明。从微软案例、AT＆T拆分案例以及第五次兼并浪潮的比较给了人们不少启示，也给中国垄断行业以及过度分散和过度竞争的行业提供了不少的借鉴。中国绝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比较小，市场集中度低，许多行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加入WTO，我们应该以更快的步伐改变企业过度竞争的现状，提高其集中度以加强其国际竞争力。譬如中国汽车产业则处于集中度低的分散状态。因此一方面在逐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得进一步规范分散零乱的汽车业。中国加入WTO，现有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国内汽车工业将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和上海大众公司，超过1万辆的有14家，其余都只有几千辆甚至几百辆产出水平，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市场竞争无序。因此需要提高其集中度，增强竞争力以迎接加入WTO的挑战。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西方却感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太弱；当我们期待着竞争到来的时候，西方的垄断却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这道使我们再次想起了‘太极模式’。有无相生、长短相形、前后相随，计划经济我们搞了几十年，但是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有人说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笔者曾经提出过，竞争和垄断才是市场经济‘灵’与‘魂’的结合。我们必须清楚，只有竞争才会充满活力，但是竞争不是万能的，它需要垄断的配合。西方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竞争在其过程中形成了规范的规则。西方没有行政垄断，却有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种垄断。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不是‘竞争’而是垄断！关键是如何实施垄断保护。在中国行政垄断的弱化、技术保护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只有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才能生生不息。那么又怎样才能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大自然的‘森林法则’早就有了答案。在茂密的森林中，没有一棵树是弯曲的，不论大小粗细，所有的树都挺拔笔直。这是因为，在茂密的森林中，每棵树的前后左右都是树，谁想枝杈横生，谁就休想得到阳光雨露，唯一的出路就是拼命向上长。正是竞争这种外部的机制在森林中造就了‘栋梁之材’。要永远保持创新的冲动，就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部竞争机制，美国能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保持长胜的原因，就是美国有这么一套完善的‘保护’竞争的机制，或着说是‘垄断’机制，这才是问题的真实内涵！
凤凰涅磐—中国经济在调整中腾飞  　　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让人心惊、心烦、心动的事，如果你真的想去把它说清、并想要把它解决，这是有为之心。那么究竟如何来看待社会经济中不断解决又不断生出来的问题。
　　1.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居世界之首
　　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乐观！悲观！或喜忧参半！但我们始终属于乐观一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 和生产率的提高。在2000-2010年间，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所保持的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和高投资率。中国居民的相对高的储蓄倾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确立也要求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本世纪初劳动人口的较快增长和抚养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国民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可能坚持的相对审慎的财政政策也会使财政赤字保持在很低或者为零的水平上。在基准情景中，以上因素使得2000-2010年间总投资率将维持在40%左右。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由于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停止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到0。在本世纪前10年资本可望以较快速度增长，它和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基准情景假设下，中国经济在2000-2020年的20年中，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3%，按不变价计算2020年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多。到那时，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即相当于1997年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而GDP总量则可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共体居世界第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GDP总量可能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在2000-2010年间，GDP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长7.9%，而在2010年之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和劳动力逐步停止增长，这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比2000-2010年平均下降1.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6.6%。
　　中新社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五成以上的商务人员认为，在未来二十五年中，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当今美国独霸世界的国际政治构造将发展为“美国、欧洲、中国三极构造”的高居首位，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下一代的领导产业，百分之七十八选择了信息通讯(IT)产业，第二位是医药和生物工程。关于世界货币体制，认为以美元和欧元两大货币为基轴的超过三成，占首位，认为将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三极体制的居第二位。但在亚洲圈内，认为美元、欧元、人民币三极体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美、欧、日元三极的看法只占百分之十七。…
　　2.成功之道在于能量守一
　　我们曾多次言明：中华民族复兴之日即将到来，我们即将迎来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新的盛世。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新的盛世不是感情的产物，而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经济的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潜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比拟的。中国正在实现消费层级的升级，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十万元级升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在向新的层级攀登。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经济不同于美国经济，也不同于日本经济，美国、日本经济正在追求技术上的创新，依靠技术突破带来经济上的突破，而中国经济还处在较低的层级，一方面需要追踪国际上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2000年中国汽车的销量100多万辆，2001年达到200万辆，进入2002年许多地方的小汽车销售火爆甚至脱销，中国经济消费正在向‘住行’升级，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即使每年小汽车的销量达到1000万辆，也要30-40年中国的家庭才能达到每户一辆，未来几十年，中国业界的领袖人物当属汽车行业的掌门人。小汽车进入家庭，已经不是要不要和可能不可能的事，而是一种必然。小汽车进入家庭，必将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使人们对‘住’的要求重新考虑，连带出新的‘衣食用’的更多更高的需求，中国政府一定要高度重视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变化，城市问题、居住问题、生活方式等等。汽车工业的发展将同时带动起电力、钢铁等等100多个行业。中国经济最少存在3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才是一个超常规的发展时期，人们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诚然，目前中国经济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存在‘危机’。中国的这些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化解这些问题，中国就成功的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程。首先是面对3.5万亿的不良银行贷款和1.6万亿的财政隐性债务。这一方面要靠经济增长来弥补，但是有限的，因为它现在还制约着增长；另一方面是要增大货币供应量，这需要有一个度；三是借助国际化的力量。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利用外资近4000亿美金，而2001年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9%，中国已经加入WTO，要充分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国人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但是世界还无法融入到中国，我们能不能在中部或者某个地方搞一个内陆开放的特区吸引它们。…
　　《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出版后，不少人都共同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笔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几十年，经济体制问题已经有所突破，结构问题又成为主要矛盾，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区域结构…、最根本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变城乡经济结构就要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依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将使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才是最快捷最有效的途径。
　　区域差距问题是和结构问题紧密相连的问题，西部开发曾经一时轰轰烈烈，但开发西部是一个跨世纪的战略问题，要按照经济规律，梯级发展、逐梯登级，或着点轴发展。
　　‘守一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也是人生入世处事的关键。据说它只‘口传’，按照守一法则，成功之道就要先能量守一，集中优势，实现突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意深刻！据说有人曾经询问里根总统成功的秘诀，他说：我只懂想一件事，然后做好一件事，结果我成功了。当我失败时，回头一看，原来我在想和做多件事！依据消费层级演变的规律，中国经济正在向住行升级，‘行’将改变一切、领导一切，‘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仔细想一想，中国经济的‘纲目’不是很清楚了吗！
　　一台大戏，如果主旋律有了，主角清楚了，主焦点便显而易见。其它的都是要配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其它的不重要，而是主次很清楚。犹如象棋比赛将君，一个棋子将君无法取胜，必须有其它棋子的配合。经济发展也一样，不同的时期，重点也不一样。按照经济发展消费层级的要求，汽车工业将是未来时期中国经济的纲。按照梯级发展理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在中部，启动点在中部，承东启西。发展汽车工业，需要发展道路、小城镇建设，进而连带其它。
　　3.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主要的推进器
　　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要素都成为商品，在各种要素中，资本市场尤为重要，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的推进器，中国资本市场才刚刚十年，十几年走过了美国资本市场一百多年的路程，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关注到中国政府近来对资本市场开始由整治变为规范，这很好。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考察，上市公司暴露出的普遍问题是重融资、轻转制。筹资一直是企业和各级政府的主要动力和兴奋点，公司改制往往被忽略。国有企业在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同时，并没有建立适应市场运作机制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证券市场股份制改制的功能已经出现严重缺陷，上市公司筹资功能强化，而转制功能无法凸现。
　　中国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预算软约束”找到解释。上市公司虽经改制成为公众公司，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有企业在改制上市，行政机构作为国有产权的代理而承担“隐性担保人”角色，因而一旦上市公司出现问题，面临ST、PT甚至摘牌时，行政机构就不得不出面组织“资产重组”，于是出现“报表重组”、“题材重组”等现象，证券市场优化社会资源的功能根本无从体现。国有企业内在体制性缺陷转移给上市公司。证券市场无法对绩差公司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利，高额的社会资本并没有高额的资本形成，而是成为对体制性补贴的积累。
　　在行政管制性市场中，政府监管部门与市场参与主体处于一种信息的非对称状态，行政管制并不能按照市场内在规律进行规制市场，必然造成上市公司追求自身相关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最佳理性选择。在监督政策缺乏效率，监督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市场参与主体利用信息的非对称性，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对利润进行操纵，从而达到再融资资格。这种引起证券市场失效的信息不规范，一方面是上市公司内在缺陷；另一方面，是政府监管部门的不完备契约的制度缺陷，非市场化监管刚性制约的负面效应，使证券市场的内在传导机制扭曲化结果。
　　市场经济的精髓是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在运行规律，而不是以行政命令来达到市场均衡。针对中国证券市场不断显现的各种内在矛盾与制度缺陷，在推动新兴证券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上，必须解除政府“隐性担保契约”，按照市场性、效率性和竞争性原则，推动证券市场制度创新。
　　4.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构架
　　龙，蛇身、马头、鹿角、鱼鳞、鸡爪…，是一个组装品。市场经济要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理论、体制、机制、规则…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四不象，不能是组装品或仿制品。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社会提供产品、劳务，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金融是特殊的商品，由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构成的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裁判员，不是服务者，这是笔者的见解。正如足球比赛，主体是双方的队员，除了观众，还有裁判员，另外还有服务人员。政府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严格履行自己的责任，无论是对任何主体，政府都要按规则行事。现在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还不够，企业把社会职能的部分剥离出去，政府也要把管理之外的服务职能分离开来。笔者曾经把这一部分称之为‘第三域上的社会’。这一部分如：中介机构、各种协会、社团组织、司法体系等，总之既不属于企业，又不行使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和‘第三域上的社会’、企业、金融这‘四位一体’构成社会运做的科学构架。最近我们关注到政府已经改进了国有资产的评估，把具体的操作改由中介进行，既有利于公正进行，又便于监督。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公正的前提是社会多元主体均衡发育，各司其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