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 走近香港:杂文--华盖集续编（全文）

目录·小引·无题·有趣的消息·学界的三魂·古书与白话·一点比喻·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送灶日漫笔·谈皇帝·无花的蔷薇·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再来一次·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马上日记之二·记“发薪”·记谈话·上海通信·后记　　１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2〕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3〕五十六期的《闲话》里。惭愧我没有拜读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详。要是确的呢，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4〕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胡涂：年纪这么大了，竟不知道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别人是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我近来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全不觉得怎样。其实，倘要觉得罢，可是也不胜其觉得。大家挂上五色旗〔5〕，大街上搭起几坐彩坊，中间还有四个字道：“普天同庆”，据说这算是过年。大家关了门，贴上门神，爆竹毕剥砰土訇的放起来，据说这也是过年。要是言行真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所以，神经过钝虽然有落伍之虑，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占一点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还有些事我终于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6〕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7〕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8〕呀一般。　　（不对，错了。芮恩施是美国的驻华公使，不是文学家。　　我大约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带出来了。合即订正于此，尚希读者谅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9〕，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　　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说是去年却管了闲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说的并不错，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问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苍生何”〔10〕了。幸而阴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２　　昨天下午我从沙滩〔11〕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12〕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是正论，至少可以赛过“闲话”的；至少，是我觉得赛过“闲话”，因为它给了我许多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学会图书馆”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书的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13〕却还“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学术界大部分的状况”。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燉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做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道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14〕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15〕，因为在德国柏林时候，陈源教授就亲眼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　　〔16〕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18〕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19〕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21〕。“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22〕，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　　〔24〕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　　“就以‘四书’〔25〕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26〕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27〕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28〕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29〕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30〕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译诗一首呀，西林〔32〕氏的《压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发表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2〕陈源　笔名西滢，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3〕《现代评论》　参看本卷第79页注〔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作的辩护。　　〔4〕“可惜”　此语原为陈西滢对于鲁迅等七教员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的讥评。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　　〔5〕五色旗　民国成立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　　〔6〕请酒开会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曾一再利用宴会方式，拉拢教员，策划压迫学生。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后，女师大进步师生另在宗帽胡同租屋上课，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复校。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学也用宴会方式宴请所谓“教育界名流”。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次日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于十二月十六日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攻击女师大进步师生说：“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这里就是针对他们而发。　　〔7〕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十九日派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备。刘于二十二日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流氓和老妈子殴曳学生出校。这里是对此事的讽刺。　　〔8〕塞文狄斯（M．de　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芮恩施（P．S．Reinsch），民国初年美国驻华公使。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内，曾引芮恩施的话来作为“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的论据；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很大的学者”。这里所说“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9〕“邻猫生子”　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0〕“如苍生何”　语见《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人常用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即由此而来。　　〔11〕沙滩　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京地名。　　〔12〕大琦　即王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13〕他“家翰笙”　指陈翰笙，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临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时，称他为“‘吾家’翰笙”。　　〔14〕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庄士敦（1874—1938），英国人。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一九一九年起，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二四年春夏间，曾与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十一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2胥等于十二月护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是个长期在我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15〕章士钊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办《甲寅》周刊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陈西滢在文章中常亲昵地称他为“孤桐先生”。　　〔16〕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举行示威游行。群众对于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西籍为愚历年续续购办。哲学政计诸门差完。……最后一批。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甚称富有。”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从《寒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这真是很可惜的。”　　〔17〕刘百昭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18〕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19〕“打落门牙”　参看本卷第155页注〔17〕。　　〔20〕“交臂失之”　语出《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　　〔21〕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颂扬芮恩施说：“我想着要是那时美国公使莱恩施没有竭力的提倡，组织什么政治学会，办什么图书馆，那么今年不要说有了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就有了二十个热闹的时务题目，也就要借书也无从借起了。”　　〔22〕美国退还的赔款　指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美国的部分。美帝国主义为了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在所谓“资助”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幌子下，于一九○八年第一次将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我国；一九二四年又决定将余款全数退还。　　这里所说用以扩充北京图书馆的经费，即在第二次退款之内。　　〔23〕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清末与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一九○二年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著有《饮冰室文集》。　　〔24〕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说过这样的话：“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不至于镇天的忧柴愁米；第二；便是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曾经发表了两篇文章。他对于学者宜有固定收入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第二种要求他似乎没看到。”参看本书《不是信》第六段。　　〔25〕“四书”　参看本卷第37页注〔6〕。自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才有了“四书”这个名称。　　〔26〕张之洞（1837—1909）　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大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是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推崇他的话。《书目答问》，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著，成于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一说为缪荃孙代笔。“‘四书’，南宋以后之名”，见该书经部第二。“束发小生”，章士钊对青年学生常用的蔑称。如他在一九二五年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时，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　　〔27〕《汉书艺文志》　《汉书》，东汉班固撰。其中《艺文志》是当时所存各种书籍名目的汇编，为我国最早的书目。《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征等撰。其中《经籍志》性质和《汉书艺文志》同。　　〔28〕“五经”　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经”，“五经”加上《乐经》。“七经”，“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六艺”，这里指“六经”。　　〔29〕“《春秋》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这里是求全责备的意思。　　〔30〕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三首》，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清晨的分别》、雪莱的《给——》、哈代的《月光里》。　　〔31〕徐志摩　参看本卷第179页注〔6〕。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一首”，是英国诗人罗赛蒂的《图尔的约翰》。　　〔32〕西林　丁燮林（1893—1974），笔名西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物理学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压迫》是他所作的一个独幕剧。　　〔33〕陶孟和（1888—1960）　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刊《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上曾发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题下自注：“这是要到二○二五年才可以发表——假使当时的状况允许——的一部著作里的几节。”无题有趣的消息〔1〕　　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厌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华尔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2〕。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　　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自己的“区区佥事”，又因为“妄有主张”〔3〕，被章士钊先生革掉了。向来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4〕，就只有百物昂贵。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5〕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6〕。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然而这关系非同小可，将来怕要遭殃了，因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报应的。　　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7〕（据说，这是“一句天津话”）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实一点的朋友就难于给自己竖起一杆辞严义正的军旗来。　　我一向以为下地狱的事，待死后再对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其实，这里也何尝没有国家大事的消息呢，“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呀，“国军一致拥段”〔8〕哪，有些报纸上都用了头号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们头昏，但于我却都没有什么鸟趣味。人的眼界之狭是不大有药可救的，我近来觉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见那在德国手格盗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领三河县老妈子一大队的武士刘百昭校长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还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实在没有料想到。〔9〕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在年底结清帐目的办法，原来不止是掌柜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适用于“正人君子”的行为的。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罢。　　但是，这些趣味，刹那间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变动，也诚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况且世界上的国庆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竖定了的。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10〕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11〕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12〕勃朗宁夫妇〔13〕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勗本华尔和尼采〔14〕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15〕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16〕），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像下地狱一般。但是，深谋远虑的人，总还以从此小心，不要多说为稳妥。你以为“闲话先生”真是不管闲事了么？并不然的。据说他是要“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17〕（《晨报副刊》一四二三）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论，也是由裸体而用会阴带或围裙，于是有衣裳，衮冕。我们将来的天才却特异的，别人系了围裙狂跳时，他却躲在绣房里刺绣，——不，磨绣针。待到别人的围裙全数破旧，他却穿了绣花衫子站出来了。大家只好说道“阿！”可怜的性急的野蛮人，竟连围裙也不知道换一条，怪不得锐气终于脱尽；脱尽犹可，还要看那“笑吟吟”的“讽刺”的“天才”脸哩，这实在是对于灵魂的鞭责，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　　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风闻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发表一部著作。内容如何，只有百年后的我们的曾孙或玄孙们知道罢了，但幸而在《现代评论增刊》上提前发表了几节，所以我们竟还能“管中窥豹”〔18〕似的，略见这一部新书的大概。那是讲“现代教育界的特色”的，连教员的“兼课”之多也说在内。〔19〕他问：“我的议论太悲观，太刻薄，太荒诞吗？我深愿受这个批评，假使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批评我们且俟之百年之后，虽然那时也许无从知道事实；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传。要是当真这样，那大半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后人总不至于以为刻薄罢。但我们也难于悬揣，不过就今论今，似乎颇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0〕之意了。人们不逢如此盛事者，盖已将二千四百年云。　　总之，百年以内，将有陈源教授的许多（？）书，百年以后，将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书出现。内容虽然不知道怎样，但据目下所走漏的风声看起来，大概总是讽刺“那班出锋头的人们”，或“驰驱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21〕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　　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但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界豺虎”〔22〕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　　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一月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2〕勗本华尔　即叔本华。这里说他“祖述释迦牟尼”，是因为他的思想曾部分地受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曾发现医治梅毒的药方，这里说他“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即指此事。　　〔3〕“区区佥事”　鲁迅在一九一二年八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一九二五年，因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于八月中被章士钊非法免职，为此他向平政院提出控告。当时有人借此攻击他因为失去“区区佥事”，所以反对章士钊，没有“学者的态度”。“妄有主张”，是章士钊在给平政院答辩书中诬蔑作者的话。　　〔4〕安特来夫　通译安德烈夫（B．C． ZFNSST，1871—1919），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没有花，没有诗”，出自他的小说《红的笑》：“你知道地球已发狂了，已没有花与歌在地球上了。”（据梅川译文）　　〔5〕《晨报副刊》　《晨报》，是当时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的政治团体研究系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但它的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是赞助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期刊之一。自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约三年间，由孙伏园编辑。鲁迅经常为该刊写稿。从一九二五年十月起，由现代评论派徐志摩编辑。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盛赞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谈法朗士的《闲话》，是“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因而希望“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文中曾讲述了一件关于陈西滢的“家事”：“‘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作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清点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向我阿哥报虚帐！’”　　〔6〕“女媭之婵媛兮”等语，见屈原《离骚》。女媭，一般以为是屈原对其姊的称谓。《说文》：“楚人谓姊为媭。”鲧，夏禹的父亲，相传他因治水无功，被舜杀于羽山。屈灵均，即屈原（约前340—约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　　〔7〕“有根”　这是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话，见他所作《“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8〕“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奉系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国民军联合，反对张作霖；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下乒败被杀。但驻守榆关的郭松龄部炮兵旅长魏益三于次年一月三日宣布与国民军合作，改称国民军第四军，继续与张作霖对峙，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故报上说“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国军一致拥段”，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段祺瑞在直奉等军阀的压力下被迫通电辞职。国民军为了暂时维持现状，曾表示挽留，故报上有“国军一致拥段”之说。这两则新闻标题，《京报》等均以头号字排印。　　〔9〕刘百昭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奉章士钊命令接收女师大时，与学生发生冲突，他恐吓学生说：“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二十二日，他又雇用老妈子百余人随同巡警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一九二五年九月至次年一月间，他兼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里所引的骈文是他为《艺专旬刊》所作的《发刊词》中的句子。按当时北京女佣以三河县籍为多，故被泛称为“三河县老妈子”。　　〔10〕孔丘　即孔子，儒家创始人。墨翟（约前468—前376），墨家创始人。老聃，即老子，道家创始人。过去一般认为，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儒家、墨家都是主张“有所为”的，他们各自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学说，而道家则是主张“无为”而治的。　　〔11〕关龙逄　夏桀的臣子，因谏桀作酒池被杀。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孔丘为鲁国司寇时，借鼓吹邪说等罪名将他杀害。　　〔12〕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等。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等。他们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剧烈的生存斗争。克鲁巴金（]． ．1921），通译克鲁泡特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所著《互助论》中，认为生物进化和人类发展，都有赖于互助，主张用互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3〕勃朗宁夫妇　勃朗宁（R．Browning，1812—1889）和勃朗宁夫人（E．Browning，1806—1861），都是英国诗人。他们曾不顾勃朗宁夫人父亲的反对，秘密结婚并脱离家庭远走。　　〔14〕尼采（F．Nietzsche，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和叔本华都是反对妇女解放的人。叔本华在他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虚荣、无知、缺乏思想，是“本来不配做什么伟大的工作”的人。尼采在他所著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则发表“妇女必须服从”、“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一根鞭子”等谬论。　　〔15〕特莱孚斯（A．Dreyfus）　法国犹太籍军官。他在一八九四年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经人查明真相，要求复审，又未获准。左拉（Zola．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他在一八九七年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特莱孚斯是无辜的，就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结果左拉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被迫逃往英国伦敦。此案因而引起很大的反响，终于在一九○六年撤销前判，特莱孚斯仍复军职。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那篇声明“不管闲事”的《闲话》里，竟把杨荫榆、章士钊比附为特莱孚斯而隐以左拉自况。篾片，豪门帮闲的俗称。　　〔16〕水平线下　当时现代评论社出版的《现代丛书》广告中，吹嘘他们出版的作品“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学棍学匪，参看本书《学界的三魂》及其注〔1〕、〔2〕。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也对鲁迅进行类似的攻击。　　〔17〕这一段也是徐志摩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里替陈西滢吹嘘的话。　　〔18〕“管中窥豹”　语见《晋书·王献之传》：“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19〕陶孟和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中说，当时教育界的特色之一是“教育的商业化”。“一种是以授课为营业，……便是俗所谓兼课。……这个时代，学校太多，学者太少，这个僧少粥多的状况，不得不稍牺牲大学者的光阴。所以除了那些蠢笨无学识的，不得不只依赖一个学校收入吃饭的以外，硕学醇儒便不得不在一星期里驰驱——如在北京——于九城之中。”这里的“驰驱于九城”即奔走于北京全城的意思；因北京有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等九门，故以“九城”统称北京全城。　　〔20〕“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慎”　语出《孟子·滕文公》：“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21〕小乘教　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它宣传人死后“神不灭”、轮回、因果报应等等，在旧社会中影响很大。　　〔22〕“投畀豺虎”　语见《诗经·小雅·巷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曾用此语咒骂女师大进步教员。参看本卷第169页注〔8〕。学界的三魂〔1〕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2〕《国魂》　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项办法，因此社会上就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学　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　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源增　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　　〔7〕《双官诰》　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　　〔8〕《四杰村》　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　　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将他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9〕刘玄德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10〕李景林　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一九二五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准备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1〕“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12〕顺我者“通”　这是作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5页注〔4〕。　　〔13〕“减膳”执政　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九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　　〔15〕《甲寅》　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13页注〔3〕。古书与白话〔1〕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2〕，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3〕，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4〕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　　〔5〕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6〕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7〕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8〕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9〕，“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10〕。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11〕，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12〕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国民新报副刊》。　　〔2〕“异端”　语见《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3〕“用夷变夏”　语出《孟子·滕文公》：“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里指用外来文化同化中国的意思。夷，古人对少数民族或外国的蔑称；夏，即华夏，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古称。　　〔4〕吴稚晖（1865—1953）　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他原是清末举人，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　　〔5〕这里的引文都见于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七号（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再答稚晖先生》，其中说：“先生近用讲话体为文。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几百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闲话》里，特别将这一段引出，说“很有趣”，并说吴稚晖三十岁前在南菁书院把那里的书“都看了一遍”。而“近十年随便涉览和参考的汉文书籍至少总可以抵得三四个区区的毕生所读的线装书。”以此来为章士钊的文章作证。这里所说“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即指陈西滢而言。　　〔6〕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夏，我国留日自费学生九人，志愿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预备学校）肄业；由于清政府对陆军学生顾忌很大，所以驻日公使蔡钧坚决拒绝保送。当时有留日学生二十余人（吴稚晖在内）前往公使馆代为交涉，蔡钧始终不允，双方因而发生争吵。　　〔7〕“下意识”　章士钊在《再答稚晖先生》中曾说：“近茀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Subconsciousness，英语：下意识。　　〔8〕“不朽之大业”　语出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按吴稚晖在《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一文中，曾引用曹植《与杨修书》中的“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等轻视文章的话，章士钊在《再答稚晖先生》里说这是吴稚晖“在意识用事时”对于他自己重视文章的“真正意态”的否认，所以这里引用了曹丕的这句和曹植意见相反的话。　　〔9〕二九二五年　陶孟和曾说，他有一部“要到二○二五年才可以发表”的著作。参看本卷第196页注〔33〕。　　〔10〕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闲话》中为章士钊和他所主办的《甲寅》周刊吹嘘说：“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甲寅》虽然还没有恢复十年前的精神，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接着他便举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的那篇《再答稚晖先生》来作为这“有了生气”的例证。　　〔1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这是《韩非子·难势》中的一个寓言：“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12〕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再疏解轋义》一文，借评述一九二五年七月美国田芮西州小学教员师科布因讲授进化论被控的事，以辩护他自己的种种“开倒车”的言行。参看本卷第146页注〔15〕。按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先已发表过一篇《说轋》，其中说：“轋者还也。车相避也。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乃乍还以通其道。旋乃复进也。……今谚有所谓开倒车者。时人谈及。以谓有背进化之通义。辄大病之。是全不明夫轋义者也。”一点比喻〔1〕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2〕明白一点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为他是不很读书的，所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只会自己乱打乱割，乱得哀号之声，洋洋盈耳，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平？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Schopenhauer〔3〕先生曾将绅士们比作豪猪，我想，这实在有些失体统。但在他，自然是并没有什么别的恶意的，不过拉扯来作一个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　　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r　disatance！”〔4〕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　　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5〕。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拚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一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莽原》半月刊第四期。　　〔2〕袁世凯（1859—1916）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民国成立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六月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死去。袁在复辟的阴谋活动中，曾指使杨度等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赤裸裸地鼓吹帝制，遭到人民强烈反对。所以这里说袁世凯“用得不大巧”。　　〔3〕Schopenhauer　叔本华。下文的《Parerga　und　Paralipo－mena》（《副业和补遗》），叔本华一八五一年出版的一本杂文集。　　〔4〕“Keep　your　distance！”英语：“保持你的距离！”即不要太亲近的意思。　　〔5〕“礼不下庶人”和下文的“刑不上大夫”二句，见《礼记·曲礼》。不是信〔1〕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2〕。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3〕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4〕，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5〕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　　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6〕。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7〕，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8〕，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9〕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10〕，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bb》，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11〕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12〕，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13〕也好，决定与“人气”〔14〕无关。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15〕，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逼死”〔16〕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但若以赵子昂〔17〕——“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bb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么，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18〕，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19〕……等；而且还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20〕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bb》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23〕，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25〕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　　〔26〕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27〕，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28〕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29〕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30〕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　　〔31〕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32〕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33〕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34〕，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35〕，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36〕；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37〕，我是用《太平广记》〔38〕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39〕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40〕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　　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41〕。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说得客气一点呢，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发热”，那一定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忘记装腔了，不幸显出本相；并且因为自己爬着，所以觉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为被我“骂”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那也许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来，总不免要挤擦，碰磕，也并非“还不肯罢休”。　　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42〕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　　太费纸张了，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但也得赶紧的收梢。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　　“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43〕，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44〕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　　“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　　“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苦心孤诣给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恶名，这一回忽又否认了，可见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好，免得后来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45〕，也没有希望国民军〔46〕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是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47〕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我向来就“装出这样的面孔”，不但毫不顾忌陈源教授可“有些恶心”，对于“孤桐先生”也一样。要在我的面孔上寻出些有趣来，本来是没头脑的妄想，还是去看别的面孔罢。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48〕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49〕，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　　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说几句费话的不过是他对镜装成的姿势和“爆发”出来的蕴蓄，但又即刻掩了起来，关上大门，据说“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车既经杳然，我且不做叫门的事，因为这些时候所遇到的大概不过几个家丁；而且已是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候了，就这样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　　〔2〕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在《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里诬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这期间陈西滢也曾在口头上侮辱女学生。而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却恭维陈说：“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只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这就引起岂明（周作人）在同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针对徐志摩说陈西滢“忠贞”于女性一点，揭发了陈侮辱女学生的话：“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于是在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就发表有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共同对鲁迅进行攻击和诽谤。在陈西滢的这《几封信》中有两封《致岂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认“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一面又加以辩解，并且一再说“先生兄弟两位”或“令兄鲁迅先生”，把鲁迅也拉在一起。此外，在他的这《几封信》中还有一封题为《致志摩》的长信，内容全是对鲁迅的造谣和诬蔑，因此鲁迅写了这篇文章。　　〔3〕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三卷二期停刊）、《新潮丛书》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逐渐右倾，无形解体。　　〔4〕指陈西滢给岂明的两封信中的第一信。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5〕“暗中挑剔风潮”　陈西滢攻击鲁迅等人的一句不通的话。　　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6〕“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　这是李四光给《晨报副刊》编者徐志摩的信中所说的话。详见本篇注〔23〕。　　〔7〕“耳食之言”　即传闻的话。语出《史记·六国年表序》。　　〔8〕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望勿“纠正”》一文。其中说古书的标点者“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后知汪还健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将该文编入《热风》时，特于篇末作了订正。汪原放，参看本卷第306页注〔6〕。　　〔9〕“刑名师爷”　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判牍的幕僚，叫“刑名师爷”。一般善于舞文弄法，往往能左右人的祸福。当时绍兴籍的幕僚较多，因有“绍兴师爷”之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10〕“察见渊鱼者不祥”　语见《列子·说符》：“周谚有言：　　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察见渊鱼”，比喻窥见别人心中的“隐匿”；“不祥”，是指容易招来猜忌和祸患。　　〔11〕学理和事实　这是陈西滢自我吹嘘的话。参看本卷第171页注〔14〕。　　〔12〕“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　这是对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话所作的概括。参看本书《有趣的消息》及其注〔17〕。　　〔13〕毛厕　这是陈西滢诬蔑女师大的话。参看本卷第80页注〔10〕。　　〔14〕“人气”　岂明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里曾针对陈西滢侮辱女学生的话说：“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西滢随即在《致岂明》中加以辩解，其中有“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这样的话。　　〔15〕发热　陈西滢在《致志摩》的末尾说：“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已经疲乏了。”　　〔16〕“逼死”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当天他就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内说到陈西滢本来是最厌恶副刊的；但“为要处死副刊”，反而赞成徐志摩来编《晨报副刊》，以便“第一步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17〕赵子昂（1254—1322）　赵孟頫。字子昂，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元代书画家，以画马著称。关于他画马的故事，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六王穉登题赵孟頫《浴马图卷》中有这样的记载：“（赵孟頫）尝据床学马滚尘状，管夫人自牖中窥之，政见一匹滚尘马。”　　〔18〕“悻悻的狗”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谩骂鲁迅说：“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报副刊》里林玉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像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像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　　〔19〕“重女轻男”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闲话》中谈到女师大风潮时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20〕法兰斯　通译法朗士。参看本卷第66页注〔1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七、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十六日）连续发表两篇谈法朗士的《闲话》；徐志摩看到第一篇后，便在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中称赞陈的文章和法朗士的文章同样“妩媚”，又说他学法朗士已经“有根”了。参看本书《无花的蔷薇》第七节。　　〔21〕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收入论文集《坟》。　　〔22〕刀笔吏　古代书吏在办理文书时，经常要使用刀和笔两种工具（用笔写在竹简或木札上，有误则用刀削去），所以秦汉时的书吏被称为刀笔吏；后来它又转为一般舞文弄法的讼师的通称。陈西滢曾在《致志摩》中攻击鲁迅为“刀笔吏”。　　〔23〕李四光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发表一封给徐志摩的信，内容是关于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一事的声明。信末说：“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作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　　〔24〕“粪车”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他发表这几封信，“总算是半年来朝晚被人攻击的一点回响，也可以证明我的容忍还没有到‘家’。……现在忍不住的爆发了。譬如在一条又长又狭的胡同里，你的车跟着一辆粪车在慢慢的走，你虽然掩住了口鼻，还少不得心中要作恶，一到空旷的地方，你少不得唾两口口涎，呼两口气。我现在的情景正是那样。”　　〔25〕“思想界的权威者”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北京《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广告，宣传该报的“十二大特色”，其中之一为“增加副刊”，其中有“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等语。　　〔26〕秋士（孙伏园）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儿用《呐喊》做课本，甚至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狂人日记》。……他说，他一听到《呐喊》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它绝版的必要，也没有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　　〔27〕“请君入瓮”　唐代酷吏周兴的故事。《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授二年载：“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28〕《音乐》　即《“音乐”？》，原载《语丝》第五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后收入《集外集》；系针对《语丝》第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徐志摩在他翻译的波特莱耳《死尸》一诗前所发的议论而作。　　〔29〕陈西滢在《致志摩》中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　　〔30〕“暂署佥事”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教育部令鲁迅复佥事职。因为由教育部呈请北洋政府核准的命令在当时还未发表，所以是“暂署佥事”。　　〔31〕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闲话》里，说当时著述界盛行“剽窃”或“抄袭”，含沙射影地诬蔑作者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傅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在《致志摩》里，他便明白地说作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下文的“回敬他一通骂街”，参看本卷第209页注〔1〕。　　〔32〕盐谷氏　指盐谷温（1878—1962），日本汉文学研究者，当时任东京大学教授。　　〔33〕《红楼梦》　长篇小说，一百二十回，前八十回清代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高鹗续作。　　〔34〕森槐南（1863—1911）　日本汉文学研究者。他对唐人小说的分类，据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所述，共为三类：一、别传；二、异闻琐语；三、杂事。盐谷温则根据他所分类的第一类，再细分为别传、剑侠、艳情、神怪四种。　　〔35〕《汉魏丛书》　明代何镗辑，内收汉魏六朝间遗书百种。　　现在通行的有清代王谟刻本八十六种。　　〔36〕指《古小说钩沉》。内收自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37〕《唐人说荟》　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百四十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莲塘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百六十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38〕《太平广记》　类书，共五百卷。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　　书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内收六朝至宋代初年的小说、野史很多，引用书四百七十余种。　　〔39〕塞文狄斯　通译塞万提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里说：“有人游历西班牙，他的引导指了一个乞丐似的老人说，那就是写Don　Quixote的Cer－vantes（按即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听者惊诧道：塞文狄斯么？怎样你们的政府让他这样的穷困？引导者道：要是政府养了他，他就不写Don　Quixote那样的作品了。”按在英国华兹（H．E．Watts）所著的《塞万提斯评传》第十二章中，曾说及西班牙人托勒斯（M．Torres）所记述的一个故事：一六一五年二月，托勒斯会见一些爱读塞万提斯著作的法国人，他愿意引导他们去看那个作者。他告诉他们说，塞万提斯年老了，很穷；于是一个人问道：西班牙为什么不用公款资助这样的人，使他富有些呢？又一个人说道：若是穷困逼迫他著书，那么愿上帝不要使他富有，他自己虽穷困，却可以用他的著作使世界富有。但托勒斯并未真的引导那些法国人去会塞万提斯。陈西滢关于塞万提斯的话完全是道听途说。　　〔40〕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曾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的《闲话》里隐约地为她辩解说：“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难道一定要说谁抄袭了谁才称心吗？”“‘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　　〔41〕指陈彬的节译本，一九二六年三月朴社出版（以后另有孙俍工的全译本，开明书店出版）。　　〔42〕关于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晨报副刊》自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由徐志摩主编，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徐志摩在开场白《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中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不久，《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十一月十四日《京报副刊》又发表了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凌叔华的《花之寺》说：“挽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的吗？”陈西滢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凌叔华，广东番禺人，小说家。陈西滢之妻。下文的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A．Beardsley，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鲁迅曾于一九二九年选印他的画集《比亚兹莱画选》（《艺苑朝华》第四辑）。　　〔43〕曹锟贿选　参看本卷第66页注〔7〕。　　〔44〕彭允彝　参看本卷第159页注〔6〕。“代表无耻”云云，是当时北大教授胡适抨击他的话（见《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反对章士钊为教育总长，也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在北大十七教授《致本校同事公函》中，曾说章士钊“是彭允彝一样的无耻政客”，所以陈西滢在这里有“代表无耻的章士钊”这样的反语。　　〔45〕云南起义　蔡锷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讨袁起义，很快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袁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　　〔46〕国民军　当时冯玉祥统率的倾向进步的军队。冯原属北洋军阀中直系吴佩孚的一系；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在前线与奉军妥协，通电主张停战，回师北京，举行“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将所部军队改组为国民军。　　〔47〕张勋复辟　张勋（1854—1923），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带兵从徐州到北京，七月一日与康有为等拥清废帝溥仪进行复辟。同月十二日即告失败。作者于七月三日与教育部别的几个部员同时愤而离职，乱平后于十六日返部。　　〔48〕炸大　形容出国留学“镀金”后身价百倍。刘半农在《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其前辈》（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四期）中说：“吴稚晖先生说过，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马上就蓬蓬勃勃涨得其大无外。”　　〔49〕“教训”　陈西滢在《致岂明》的第二封信中兼指鲁迅说：“因为先生们太不自量，更加得意忘形起来，所以给先生一个小小的教训。”我还不能“带住”〔1〕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2〕，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3〕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　　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4〕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5〕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6〕——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7〕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8〕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9〕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2〕“攻周专号”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的全部篇幅，只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二月二日《京报副刊》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中，称它为“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3〕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以“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为题，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通信中说鲁迅“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同时他又慨叹“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徐志摩则说：“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是不该这样“混斗”的。因为“这不仅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这是像受教育人不像的问题。……学生们看做他们先生的这样丢丑，忍不住开口说话了。绝对没关系人看了这情形也不耐烦了。”于是他便“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　　〔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和同刊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闲话》中，曾一再说到一九二一年夏天他在伦敦访问萧伯纳的事。　　〔5〕李四光的“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话，参看本卷第237页注〔23〕。李四光是所谓“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成员之一。　　〔6〕勃罗亚（L．Bloy，1846—1917）　法国作家，著有《一个专事拆毁的工程师的话》、《失望者》等。他常在文章中用极毒辣的语言攻击当时文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　　〔7〕指王世杰，他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成员。他曾叫嚷“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对此，鲁迅指出：“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见《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8〕指本书《不是信》一文。　　〔9〕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中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 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Above　the　Battle　Field”，英语，意为“在战场上”；这是徐志摩对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集《超乎混战之上》一书书名不准确的英译。送灶日漫笔〔1〕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2〕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3〕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4〕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　　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5〕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6〕，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7〕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　　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3〕食蛤蜊　见《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襱，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谈风月，见《梁书·徐勉传》，勉为吏部尚书，“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酒酣耳热而歌呜呜”，语出《汉书·杨恽传》，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　　〔4〕“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是明代周道登（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对崇祯皇帝说的话，见竹坞遗民（文秉）著《烈皇小识》卷一：“上（崇祯）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左右皆匿笑。”　　〔5〕“兵谏”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分歧。五月，段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未得国会通过，且被黎元洪免职。于是在段的指使下，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通电独立，奉、鲁、闽、豫、浙、陕、直等省督军相继响应，皖督张勋也用“十三省省区联合会”（即所谓督军团）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他们自称这种行动为“兵谏”。　　〔6〕“三尸神”　道教称在人体内作崇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他们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叫做“守庚申”。　　〔7〕《封神传演义》　即《封神演义》，长篇小说，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著，共一百回。谈皇帝〔1〕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　　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2〕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3〕，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4〕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5〕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6〕，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2〕“挟天子以令诸侯”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评论曹操时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3〕“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见《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溥，通普。　　〔4〕“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　语出《梁书·邵陵王纶传》。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陷建康，“高祖（梁武帝萧衍）　　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5〕“我生不有命在天？！”　语见《尚书·西北戡黎》：“王（商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6〕“射天”　见《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无花的蔷薇〔1〕　　１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　　“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2〕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２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勗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3〕；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３　　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4〕。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４　　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５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６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７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7〕（《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8〕（《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８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10〕（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９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10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　叔本华。这里的引文据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华全集》第六卷《比喻·隐喻和寓言》，可译为：“没有无刺的蔷薇。——但不是蔷薇的刺却很多。”　　〔3〕《女人论》　即《妇人论》，叔本华诬蔑妇女的一篇文章。　　参看本卷第163页注〔8〕。　　〔4〕“放冷箭者”　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致志摩》中攻击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前清进士，近代教育家。早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后又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五四”时期，他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欧洲回抵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关于国内政治教育等问题的谈话，说“对政制赞可联省自治。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谓现实问题，固应解决，尤须有人埋头研究，以规将来”等等（见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报》），这与胡适的主张相似，鲁迅因而表示反对；这里说“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是对蔡的一种比较委婉的批评。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罗曼罗兰》一文。文中说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　Nag）“专为法国罗曼罗兰明年六十整寿征文”写信给他，说“罗曼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回响”。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发表的《“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8〕此段引自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发表的《闲话》。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10〕此段引自陈西滢的《致志摩》。无花的蔷薇之二〔1〕　　１　　英国勃尔根〔2〕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3〕，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２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4〕（《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３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5〕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４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　　〔6〕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　　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５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7〕，仅有一点相像。　　６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７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8〕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８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９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　　〔2〕勃尔根　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这里引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演说中的话（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二日《京报》）。　　〔3〕叔梁纥　春秋时鲁国人，孔丘的父亲。按孔丘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比耶稣生年早五百多年。　　〔4〕关于《现代评论》收受津贴一事，《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蔚麟的通信，其中说：“《现代评论》因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又章川岛在《语丝》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的一篇通信里也曾说到这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然而这也许是流言，正如西滢之捧章士钊是否由于大洋，我概不确知。”　　这两篇通信都揭露了当时《现代评论》收受津贴的事实；对于这两篇通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曾经加以辩解，说他个人并未“每月领到三千元”，只要有人能够证明他“领受过三百元，三十元，三元，三毛，甚而至于三个铜子”，那他“就不再说话”。但对于《现代评论》收受过段祺瑞津贴的事实，则避而不答。又，这里的“联合战线”一语，最初出自《莽原》周刊第二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霉江致鲁迅的信中：　　“我今天上午着手草《联合战线》一文，致猛进社、语丝社、莽原社同人及全国的叛徒们的，目的是将三社同人及其他同志联合起来，印行一种刊物，注全力进攻我们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一系反动派的章士钊的《甲寅》，一系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现代评论》。”　　〔5〕这是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216页注〔10〕。　　〔6〕指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十二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三月十六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四十八小时以内2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多人受伤。这天是星期日，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孙绳绳”　语见《诗经·大雅·抑》：“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死地”〔1〕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4〕。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5〕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　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可惨与可笑〔1〕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2〕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265页注〔6〕。　　〔3〕“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4〕“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5〕“乱党”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6〕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7〕“整顿学风”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兽。”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8〕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6页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0〕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1〕“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记念刘和珍君〔1〕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中的四句。空谈〔1〕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　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4〕锻炼　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　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6〕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如此“讨赤”〔1〕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2〕执政府前开2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3〕，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两妇人和被炸伤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于府前枪杀之四十七人，则第一“明令”已云有“误伤”矣；　　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又云“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之行为”矣；而国务院会议又将“从优拟恤”〔4〕矣。然则徐谦们所率领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们都有符咒，能避枪炮的么？　　总而言之：“讨”则“讨”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论。归根结蒂，“烈士”落葬，徐谦们逃亡，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5〕出缺。六日《京报》云：　　“昨日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在法政大学开会，查良钊主席，先报告前日因俄款委员会改组事，与教长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发言，略云，政府此次拟以外教财三部事务官接充委员，同人应绝对反对，并非反对该项人员人格，实因俄款数目甚大，中国教育界仰赖甚深……。”〔6〕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员会”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于“中国教育界”良非浅甚少也。“从优拟恤”，谁曰不宜！？　　而今而后，庶几“中国教育界”中，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　　四月六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2〕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系军阀称国民军为“赤化”，称他们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　　〔3〕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自二日起，连续三天飞临北京投弹（作者此文写于四月六日；此后奉军飞机还曾到北京投弹数次）。奉天，辽宁省的旧称，当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地方。　　〔4〕“从优拟恤”　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开会后，发布“怃恤令”说：“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时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属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　　〔5〕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　应为三人，参看本书《可惨与可笑》及其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