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西方社区感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会 - Xl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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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区感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西方社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陈永胜 牟丽霞(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金华321004)摘要社区感指社区成员之间及其同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归属感,通过彼此承诺而使成员需要得以满足的共同信念,并且以社区历史为基础所形成的情感联结。文章首先说明了社区感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然后着重介绍了西方在不同类型社区感、社区感影响因素及测量工具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最后展望了该领域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社区感能力培养方面的发展趋势。关键词社区感,影响因素,测量工具,发展趋势。 社区心理学是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兴起的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由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交叉而成的一个新兴领域。在社区心理学的研究中,社区感(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or sense of community)是研究者最早关注的主题之一,并且是目前社区心理学研究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一个核心概念。本文在简要说明社区感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近年来西方社区感研究的主要成果,并且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向。1 社区感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早在1974 年,Sarason 在《社区感:社区心理学的前景》一书中便率先提出建立一门以社区感为核心概念的学科;至1977 年,他已比较完整地阐述了社区感的概念并试图围绕社区感来构建社区心理学的理论体系[1]。按照Sarason 的界定,社区感是“同他人类似的知觉;一种公认的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一种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的意愿,这种维持通过给予他人或为他人做人们期待的事情来实现;一个人是某一更大的、可依赖且稳定的组织之组成部分的情感。”[2]McMillan 和Chavis(1986)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社区感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四要素”理论模型。他们认为,社区感是一种成员所具有的归属感,一种成员之间彼此相关及其与团体相关的情感,一种通过彼此承诺而使成员需要得以满足的共同信念。在“四要素”理论模型中,第一个要素是“成员资格”,主要指具有使自己投入社区某部分并归属于它的感受,其特点是具有明显的边界、共同的标志系统、情感上的安全、对社区的归属与认同感及个人的投入;第二个要素是“影响力”,主要指社区成员施加的贯穿于团体的力量以及团体动力学运用于成员的相互作用力;第三个要素是“需要的整合与满足”,主要指社区成员的共同价值观、资源的交流和个体需要的满足;最后一个要素是“共同的情感联结”,主要是指以社区成员共同具有的历史为基础的“精神联结”[1]。10 年后,步入中年的McMillan(1996)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对“四要素”模型的理论表述过于宽泛,容易造成词义理解上的分歧,因而有必要对原有的“四要素”模型做进一步修改。在修改后的模型中,“成员资格”要素被改为“情绪感受”,主要指情绪安全和归属感;“影响力”要素被改为“人际信任”,主要指团体规范、决策能力和基于理性的权威;“需要的整合与满足”要素被改为“公平交换”,主要指以物质交换为基础的人格上的平等和认同;“共同的情感联结”要素被改为“传承艺术”,主要指以集体体验和记忆为基础的共同文化历史积淀[3]。这些修改更加突出了社区感的心理本质,并且为社区感的心理测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四要素”理论模型特别是McMillan 和Chavis早期的观点,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但也受到部分研究者的质疑。例如,Sonn 提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吗?如果社区感是个人的情感体验,那么把情感分成各个要素,也就意味着体验的消失[4]。上述争论表明,在社区感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2 近年来社区感研究的主要成果2.1 不同类型社区感的研究在社区心理学中,通常把社区感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地域性社区感(sense of geographic or locational communities)和关系性社区感(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ies)。前者强调社区成员对某一特定地域(邻里、小区、学校、城镇、城市等)的依恋与认同;后者强调社区成员在以共同兴趣或利益结成的特定组织(工作小组、业余俱乐部、宗教团体、网络社区等)中的心理联系。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对关系性社区感的探讨兴趣更浓,也有学者在尝试地域性社区感和关系性社区感的比较研究或整合研究。Brodsky 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家为低收入阶层服务的职业训练中心的工作人员(13 例,欧裔美国人,年龄22~75 岁)和受训者(101 例,多为非裔美国人,年龄19~62 岁)为被试,采用测量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被试的社区感问题,结果证明两组被试均同时体验到多层次的地域性社区感,其中对居住小区的社区感与对宏观地区的社区感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影响[5]。Deneui 采用短期追踪法,测量了120 名大学一年级新生校园社区感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一学期后一年级新生的校园社区感水平有所下降,但差异并不显著;在校内居住、积极参与校园活动的学生比在校外居住、很少参与校园活动的学生具有更强的校园社区感[6]。Rovai 等以117 名正在接受在线远程教育大学生为被试,探讨虚拟状态下的社区感水平,结果提示疏远感与课堂社区的两个变量有关[7]。Obst 等从参加澳大利亚墨尔本世界科学小说迷大会的1245 名代表中选取了359 人,考察他们的社区感状况,结果表明这种兴趣社区成员的社区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地域性社区成员的社区感得分[8]。Jones研究了美国印地安教会组织成员咀嚼佩奥特掌(peyote,一种无刺的圆形仙人掌,原长于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某些土著美洲人经常把其当作麻醉药咀嚼)的宗教仪式问题,发现这种宗教仪式并非像某些临床心理学家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幻觉性障碍”,而是提供了维系土著居民健康、平衡、尊重和社区感的手段[9]。我们认为,这一涉及宗教组织关系性社区感的研究结果,对于恰当认识宗教仪式的心理效应,特别是重新审视弗洛伊德提出的“宗教是集体的神经官能症”的观点,提供了新的思路。2.2 社区感影响因素的分析当前对社区感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个体因素对社区感的影响和环境因素对社区感的影响两个方面。在影响社区感的个体因素方面,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社区感同人格特征和个体健康状况的关系。例如,Lounsbury 等(2003)的研究发现,社区感与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道德感和神经质因素之间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在中学生样本中,外向性、宜人性、道德感和神经质这四个人格因素能解释社区感总变异的25%;在大学生样本中,这四个因素解释了社区感总变异的21%[10]。这些数据说明,人格特征可有效地预测个体的社区感水平。Farrell 等(2004)的研究证实,居民活动的参与次数不能直接预测居民的健康水平,但对社区感的不断提高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社区感与个体的健康状况存在较高相关[11]。我们认为,影响社区感水平的个体因素还有很多,诸如认知风格、应对方式、职业特点等,都是研究者今后应当关注的主题。在影响社区感的环境因素方面,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社区感同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的关系。Bramston 研究了智障青少年社区感与邻里支持的关系,结果表明:智障青少年的归属感得分与邻里支持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12]。Cowman 和Ferrari在探讨消防队员社区感、同事支持、消防捐助者引起的压力与满意度的关系时发现,社区感能部分调节消防捐助者引起的满意感,并能从整体上调节消防捐助者引起的压力,因此得到同事支持、满意度高的消防队员所感受的由消防捐助者引起的压力相对较小[13]。Sánchez 和Ferrari 在澳大利亚一项公益性老年服务计划里比较了有无指导者对雇员社区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得到指导者支持的被试(n=47)比未得到指导者支持的被试(n=44)与工作场所的联系更紧密,社区感也更强[14]。Obst 选取219 名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邻里、学校和兴趣小组三种社区背景下,社区感与社会认同及团体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认同、团体特征对社区感的整体水平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15]。2.3 社区感的测量社区感的测量同社区感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在社区感的测量工具中,目前使用较广泛的主要包括:社区感指数(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简称SCI);心理家庭量表(Psychological Home Scale,简称PHS);社会资本调查表(Social Capital Survey Scales,简称SCSS);课堂与学校社区调查表( Classroom and School Community Inventory, 简称CSCI)。2.3.1 社区感指数社区感指数是测量社区感最常用的工具。该量表最初叫做“ 社区感指数轮廓”(Sense of Community Profile,简称SCP),由Chavis 等人于1986 年编制,共包含44 个题目。1990 年,Chavis和同事编制了由12 个是非题组成、施测简便的“社区感指数”(SCI)量表。2003 年,Long 和Perkins对SCI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包括8 个题目,被命名为“简明社区感指数”( Brief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简称BSCI)[16]。2004 年,Obst和White 也对SCI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包括10 个题目,被命名为“社区感指数修订”(Sense ofCommunity Index –Revised,简称SCI-R)[17]。无论是早期的SCP、SCI,还是后来修订的BSCI、SCI-R,其理论基础均来源于McMillan 和Chavis 于1986 年提出的“四要素模型”。以最新修订的SCI-R 为例,整个量表由成员资格、影响力、需要的整合与满足、情感联结四个分量表组成。其中,成员资格分量表包含3 个题目,主要测量情感安全和归属感;影响力分量表包含3 个题目,主要测量团体成员的相互作用和内聚力;需要的整合与满足分量表包含2 个题目,主要测量共同的价值观和个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情感联结分量表包含2个题目,主要测量社区成员的互助精神和彼此相处的情感状态。SCI-R 具有筛选、评价和咨询功能。量表采用7 级评分,适用于17~62 岁的多样化人群(包括学校、街道等地域性社区和兴趣小组、宗教团体等关系性社区的不同人群)。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的结果表明,SCI-R 的拟合指数良好,但题目所属的因子与预设理论的吻合程度依然不高,而且在“需要的满足与整合”、“情感联结”这两个维度上题目偏少。因此,SCI 的修订工作还将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2.3.2 心理家庭量表心理家庭量表最初由Sigmon 等人在1998 年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披露,后被收入Fisher 等人2002年编辑的《社区的心理感:研究、应用及隐含的意义》一书。心理家庭是对归属感的一种形象表达,其核心是自我认同与特定物理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按照Sigmon 等人的理论构想,心理家庭由认知(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家庭的意义等)、情感(安全感、温暖感、依恋感等)、行为(建设、维持、个性化等)三种心理过程和表现(投入时间、重建家园等)、职责(责任、心理幸福感等)两种人格特质组成。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后的心理家庭量表由最初的40 个题目减至8 个题目,着重反映“心理家庭表现”和“心理家庭职责”这两种人格特质。该量表采用7 级评分,适用于大学生和其他成年社区群体,具有预测和咨询功能[1]。2.3.3 社会资本量表社会资本量表由Perkins 和Long 于2002 年编制。这是一个组合测验,分别由简明社区感指数(BSCI)、集体效能量表(Collective Efficacy Scale,简称CFS)、公民参与量表(Citizen Participation Scale, 简称CPS)和邻里行为量表(Neighboring Behavior Scale, 简称NBS)四个分量表组成,主要测量社区感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中,在简明社区感指数的8 个题目中,含有社会联系(1~3 题)、彼此关心(4~6 题)和社区价值(7~8 题)3 个维度;邻里行为量表由5 个题目组成;集体效能量表由6个题目组成;公民参与量表由8 个题目组成。按照Perkins 和Long 的解释,社区感作为一种认知和情感变量,是公民参与和邻里交往等社会行为的催化剂;社区感又通过公民参与和邻里行为的中介作用,对集体效能产生影响。因此,在考察社会资本的诸要素中,社区感处于核心地位,是衡量社区生活质量的一个可靠指标。社会资本量表的主要功能是评价和咨询。历时两年、对47 个街区2000 多名居民的测量结果证明,社会资本量表四个分量表的α系数均在0.65~0.82 之间[1]。 2.3.4 课堂与学校社区调查表课堂与学校社区调查表由Rovai 等人于2004年编制,是为了解远程教育学生与在校就读学生社区感的差异而修订的一个组合测验,其修订的基础来源于“课堂社区量表”(Classroom Community Scale, 简称CCS)和“校园氛围量表”(Campus Atmosphere Scale, 简称CAS)。修订后的课堂与学校社区调查表包括“课堂社区量表”和“学校社区量表”两个分量表,各由10 个题目组成。按照Rovai等人的理论构想,课堂与校园生活中的社区感是校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学生的社区感强,那么他在学习中就能体验更多的愉悦感,其学习成效也就更加显著;课堂学习中的社区感和校园生活中的社区感是两个独立因子,但彼此之间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对341 名大中学生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课堂社区量表”和“学校社区量表”均包括“学习”和“社会”两个维度,前者与学生的学习者角色有关,后者与学生的社会交往有关,从而证实了研究假设[18]。尽管该量表的编制存在取样范围较窄等局限,但它所蕴涵的预测、评价、咨询等多种功能,使其在教育实践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3 社区感研究的若干趋向3.1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综观社区感的已有研究,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测量方法。虽然已经有人在着手准实验设计,并且在试图把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但这方面的努力还仅仅是一个良好开端。从社区感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向来看,“多样化整合”势必会成为一种趋势。就一项具体的研究工作而言,也许由于研究者自身专长或条件限制而使研究工作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方法(如测量法或访谈法),但若从社区感研究的总体方法论层面加以思考,“多样化整合”的方法论取向必须给予足够关注。正如Dalton 等(2001)在《社区心理学——个体与社区的联系》一书中所总结的,在社区心理学研究中要特别重视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区心理现象本身具有生态性、嵌套性的特点,所以对这种复杂心理现象的研究方法包括社区感的研究也必然是多样性的。按照Dalton 等人的阐述,在量的研究中要注意流行病学调查、随机化现场实验、非等组比较设计和间时系列设计等具体方法的恰当选择和有机结合问题,在质的研究中则要注意参与者观察、个案访谈和焦点团体会谈等具体方法的恰当选择和有机结合问题;如果在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中再恰当地考虑两种基本研究范式的有机结合问题,对社区心理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将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我们十分赞赏Dalton 等人的见解,并且期待着在中国社区感的起步研究阶段便会出现“多样化整合”的高质量成果。3.2 研究内容的拓展当前对不同类型社区感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缺乏对社区感发展变化规律的系统探讨。Loomis等(2004)指出,社区感是一种动态过程,当一个人对社区的外在压力做出反应时,其社区感水平也在不断地波动变化。Loomis等人设计了两种条件来考察大学生社区感的发展变化情况。第一种条件下,被试存在外部威胁;第二种条件下,被试不存在外部威胁。间隔20个月后对被试的第二次测量发现,当被试面临危险情境时,其社区感水平更高[19]。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感进行动态比较分析,不仅对社区心理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对相关学科(如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在对社区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的研究视野还显得较为狭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西方社区心理学家的关注。如Farrell 等强调,生活质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居民的社区感确实具有重要影响,但社区的犯罪率、公共设施利用率等非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居民社区感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这些因素尚未引起社区心理学家的足够重视[11]。我们认为,社区感同责任感、集体意识、社会适应等因素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选题。显然,进一步拓宽社区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视野,应成为今后社区感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另一方向。3.3 社区感能力的培养社区心理学是一门大力倡导参与社区变革与发展、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社区感水平,把公民参与、心理赋权与社区感能力的培养同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有机结合在一起,便成为社区心理学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极为重要的方向。目前,西方的社区心理学家已经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并且通过行动研究开始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例如,Arcidiacono等(2005)对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那不勒斯一家非盈利组织的行动研究表明,通过对社区机构和关键人物的半结构访谈,以及对访谈结果的分类归纳和网络分析(借助人际网络图分析人际关系),从受访者看似矛盾的表述中,研究者体察到社区居民对该地区独特性的认识以及带有认同性质的自豪感[20]。Shields等(2005)对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地亚哥市一项被称为官方的“MAPP”( Mobilizing for Action through Planning and Partnerships,简称MAPP)示范性行动研究中发现,通过社区健康联盟的努力,圣地亚哥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有了明显改进,包括提高社区感在内的6项战略举措显示出积极的前景[21]。西方社区心理学家的这些努力,对正在为和谐社会建设尽心竭力的中国心理学工作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参考文献[1] Fisher A T, Sonn C C, Bishop B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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