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士林电机集团:《朱镕基讲话实录》何以感动中国民众》？

《朱镕基讲话实录》何以感动中国民众》？

在就职演说中声言要脚踏地雷阵、以身临深渊的朱镕基，在共和国的总理职位上应该算是很悲情的一位。被民众寄以厚望的他并没有四平八稳地干完自己的两届任期，就光荣地提前下岗了。

没有什么路线性过失的他为何就干不完自己的两届任期呢？执政上的敢怒敢言、疾恶如仇，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以和为贵、官官相护，这是中国官场文化中积习很久的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的熏陶之下，好好先生、假话套话、欺下瞒上、鱼肉乡民等行径可谓是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朱镕基的闯入及其意欲颠覆这种颓废官场的冲动，可算是其中的一个另类。因为他不想与这样的官场同流合污，他想按照自己的方式颠覆这样的官场。他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也许就是多解一些人民的疾苦，多替人民除一些腐恶。对于他的这种执政秉性，《讲话实录》实则就是一个最真实的佐证。

朱镕基通过自己的一些《讲话实录》究竟想颠覆什么样的官场，当什么样的总理呢？他的执政秉性中究竟有什么另类的东西能够感动中国民众？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直面腐恶、敢怒敢言。

党内腐败是一块心病，更是一个毒瘤。不除腐恶，人亡政息、官逼民反，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可是，要在时下这种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好好先生，并热衷于经营小圈子搞官官相护的官场，革除弊政、惩贪除恶，就必须具有这种直面腐恶、敢怒敢言、疾恶如仇的秉性。不然的话，也就会沉沦为一种装聋作哑、明哲保身、见恶不怒、见腐不反、见丑不言的好好先生。用这样的好好先生执政为民，只能把政执得更糟、腐执得更多、民执得更苦。对于官场中的这种腐恶，要么做除暴安良、替人民打鬼的“恶人”，要么装聋作哑、做贪官眼中的“好人”。朱镕基显然抉择了前者，他执意要做一个敢怒敢言、替人民打鬼的“恶人”。在1998年2月5日的《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朱镕基直言道：“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在对本届政府的五条要求中，朱镕基强调到“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

有人说朱镕基直面腐恶的敢怒敢言可能源于他的朱明王室后裔的血统，认为他想效法自己的先祖朱元璋那样，运用铁腕把那些官场中的贪官污吏狠狠地惩治一下。血统上的遗传或许有着一定的影响，但真正起决定性的东西却是他对清廉做官、替民解忧的一种执着。他尊崇清官，也确确实实想做个清官。在《2000年3月15日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中，朱镕基坦言道：“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正因为朱镕基想做个清官，并想对得起自己的人民，所以他才敢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直面腐恶、壮志豪言道：“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官不畏我恶，但畏我廉。”只有自己清廉了，才有底气直面腐恶、敢怒敢言、敢拍桌子、敢瞪眼。如果自己也贪了、也同流合污了，又怎能大言不惭、义无反顾地反别人的贪呢！因为这样的反，到最后也会把自己反进去。所以，要对腐恶敢怒敢言下狠手，就必须自己先清廉，并不怕得罪人、不怕丢自己的官。明哲保身、四平八稳做官的，是没有这种秉性的。反腐治贪，需要包青天。只干一任的朱镕基显然极想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没有什么路线性过失的他又怎能在总理职位上只干一任呢！说的直白些，是糜烂的官场容不下他的这种秉性和另类。如果再让他这样敢怒敢言下去，估计贪官的日子也就过不下去了。他不下去谁下去。

提前下岗，对保持整个官场的和谐而言，都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事儿。

二、承认自己办不了什么大事，愿意躬身帮助老百姓办些细小的实事。

干大事、谋大局、诀大策、创大业、吹大牛、说大话，以此哗众取宠，博取赞誉，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行规。演说中的高谈阔论、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也往往被这个行规判定为一个人有没有大出息、能不能干大事的标尺。正因为如此，时下的一些官儿每每在各种执政为民的大小会议上，大都习惯于牛气哄哄、信口开河、空话套话大话，绕梁串壁、不绝于耳。但细细琢磨起来，真正管用的倒没有几句。

与这种牛气哄哄的官场积习相比，朱镕基倒是一个低调谦卑、敢于承认自己办不了什么大事，只能替百姓办些小事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乐于替百姓帮办一些小事的人。

在对信访工作的指示中，朱镕基自嘲道：“凡是‘拦轿喊冤’之人的告状信，我都做了批示。后来有人说，你老是批，批了又不见效，这样拦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说，越多就越多嘛。别的事我办不了，批几个字总还可以吧。”（2000年2月13日《发挥信访工作的三个作用》）在2003年1月27日的《值得纪念的五年》一文中，朱镕基又忏悔道：“我过去几年里是每晚必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老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几个农民或几个老百姓伸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也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点小事也好。”

从朱镕基的这些质朴无华的诉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质朴为民的本真情感——“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同时，也还以看出他确实就是一个身居高位、却极乐于从细小事情上替人民解忧排难的实干家。

我们党一再讲“群众利益无小事”。在这个牛气哄哄、高谈阔论、不干实事的官僚习气中，这个乐于在总理的职位上替老百姓办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的朱镕基，显然就是一个革除弊政、清新官风的标杆。如果这种身居高位却乐于替老百姓办些小事的务实风气能够养成起来，这种“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要求，才可能真正被落实到实处，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喊冤之人才可能越来越少。对于群众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只会说些大话套话假话的空谈家，而是像朱镕基这样的能够切切实实地为其办些小事的实干家。为什么现在的国人都感动和景仰朱镕基的《讲话实录》，身居高位、却不夸夸其谈，并力所能及的从小事上替老百姓排忧解难的办事风格，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最具魅力的吸引因素吧。

三、轻车简从、简约行政。

现在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开销，每一年的支出费用都很惊人。如果按照人均分摊的公务成本来算，中国无疑都是一个执政成本极高的国家。之所以会这样，这与我们这里挥金如土、讲究排场的官场积习，有着脱不了的干系。一些很简单的正常公务往来，也往往张罗很多人前来捧场做派、彰显威仪。一些领导调研，端茶的、送水的、开门的、打伞的、陪笑的、鸣锣的、巡道的，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前呼后拥，俨然那个极讲出巡威仪和排场的乾隆皇爷。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陪说陪笑陪吃陪调研，又怎能不把“三公”消费开销得不堪重负，又怎能不把国库的饷银吃喝得一干二净。

减轻人民公务成本负担、在官场的会议调研、迎来送往与公款吃喝上禁欲禁奢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深恶痛绝这种奢侈做派积习的朱镕基，显然想通过自己的减负与简政来颠覆这样的官场。在对本届政府的“约法三章”中，他疾言道：“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不要一大帮人下去，又吃又喝的，把风气带坏了……像我们下去都是代表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就不必陪了。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我们要刹一下会议风，什么都开会，讲的都是空话，最后还是不落实。”（1998年3月24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朱镕基的这个约法三章，每一条都是直指我们官场时弊的，每一条都是直刺那些懒散昏庸奢侈做派官员神经的。如果能够真正地上行下效起来，“三公”消费开销得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挥金如土，糜烂不堪。

现在，《朱镕基讲话实录》终于历经磨难地由人民出版社向全国公开发行了，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一字未改地首次公开发表。透过这个实录，一个旨在革除官场积习、替民伸冤解难、简约行政、清廉为官的朱镕基被鲜活地跃进《实录》的字里行间。

中国民众为何景仰他的敢怒敢言、疾恶如仇，为何景仰他的简约行政、清廉为官，为何景仰他的低调谦卑、为民做牛，这些都无一不是对时下糜烂官场、颓废官风、无耻官德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革除官场积习，清新官场正气，路该怎么走？《朱镕基讲话实录》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指引未来政改的标杆。中国有这么多的民众感动并景仰他的这个《讲话实录》，也许就是希望当今的官场能够按照他的这个《讲话实录》的要求来改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