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游世界80天百度云:美著名科学家如何看待博士生教育与培养

    我最近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我们曾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一起从事科学研究，尽管所在的领域不同。但这位老友，她在博士期间从研究生院退学进入到哈佛法学院，现在是一家大型环保组织的资深律师。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谈话会转移到为什么她会离开研究生院。令我震惊的是，她说那是因为读博士令她感到很傻、很愚蠢。在博士开始后两年的时间里，她说自己每天都感到很愚蠢，于是她决定改行。

    我当初认为她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其实她后来的职业生涯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她所说的这些还是让我感到不安！我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在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还不时的回味。终于，我想明白了。科学让我自己也感到愚蠢，只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而已。事实上，我对此已经习惯到积极的寻找新的机会让自己感到愚蠢。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甚至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在高中和大学里喜爱科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学的好。当然，这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怀着对物质世界的稍有理解的迷恋和对发现新鲜事物的情感需求，这也是必需的要素。但高中和大学里的科学学习主要体现为上课，其成绩好坏仅仅反映在课业测试的答卷上。如果你的考试成绩好，这就意味着个人学的好、自我也感觉聪明。

    攻读博士与前者（高中、大学）相比则完全是两码事，必须以项目研究为主导。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我如何才能理清这些问题进而获得一些重要发现？如何设计和解析实验才能使得实验结果让人绝对信服？如何预测潜在的困难并设法绕开？而一旦不能绕开，如何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我的博士研究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多学科交叉，有一段时间我一旦碰到难题都会找系里不同学科专家级别的老师们。我依然记得那一天， Henry Taube告诉我他也不知道如何解决我当时在他的研究领域中遇到的难题。（Henry Taube，1915 年出生于加拿大，大学注册时本来计划主修英国文学，最终却因为腼腆而选择注册了化学课程。获得化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以富氧及含卤素氧化剂的氧化还原反应研究而获得了博士学位。大萧条时期的工作不好找，所以陶布留在伯克利做了讲师，并在获得了一个固定职位后成为美国公民。1962年，陶布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作为世界公认的当代无机机理研究的创始人，亨利·陶布因阐明了金属配位化合物的电子反应机理而获得198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2005年逝世。）我当时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博士生，我就想Taube比我知道的多1000倍都不止（保守估计）。如果他都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恐怕也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我恍然大悟的时刻：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科学研究问题！而对于我遇到的困难，它还得等我自己解决。一旦我看清了这一事实，我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实际上不是真的非常难，只是需要一些新的尝试。）这件事情给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的事物的范围何止是广袤，它简直是无边无际。但这种醒悟非但不令我沮丧，反而令我如释重负。如果我们的未知没有边际，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

    我觉得目前的博士培养计划在两个方面存在欠缺！首先，我觉得我们没有让学生认清作科学研究有多难，而作重要的研究又是如何难上加难。它肯定要比修一些必修课程难多了。科学研究的难点就是你的研究是沉浸在未知之中。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获得答案或结果之前，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或做的实验是否正确。不得不承认，科研经费竞争和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增加了科学研究的难度。但除此以外，作重要的学术研究本身就非常困难。不断变化的院系、学术机构或国家政策不会减少这种固有的难度。

    其次，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学生如何蠢得更有成效方面做的还不够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觉得愚蠢，那说明我们并没有真的在努力。我这里提及的不是“相对愚蠢”——那种班级中其他学生认真阅读材料、思考问题并且在考试中得优而你却没有做到的情况。我也不是指那些本身很聪明、但却在与他们的聪明才干不相匹配的领域工作的人。科学研究涉及的是我们需直面的“绝对愚蠢”。这种愚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我们在寻找未知的过程中固定存在的。当教师委员会步步紧逼，直到学生给出错误的答案或放弃，直接说“我不知道”，这种预备考试和学位考试的思路才是可取的。考试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能否答对所有的问题，如果学生真的都答对了，那说明他们的老师不合格。考试的目的是找出学生的弱点，一方面是考查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付出努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学生掌握的知识是否达到较高层次，进而说明他们有能力从事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