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iphone蓝调音乐铃声:韦森:重读哈耶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6: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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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说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他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为“凯恩斯革命”时代，这足以说明了其巨大影响。
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他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在凯恩斯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不断增强。尽管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滞胀”，以至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弱时强。数年前，《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着的结尾预言：“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然而，细想一下，从20世纪20-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石破天惊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的《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多少人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的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哈耶克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也似乎是标识了哈耶克所信奉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凯旋。没有哈耶克，21世纪初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哈耶克与凯恩斯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似乎今天无人能置否。然而，似乎有点奇巧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可谓是一对宿敌。在公开出版物乃至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即使在凯恩斯逝世后（凯恩斯长哈耶克16岁），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一直到1992年逝世前，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清算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学方法、学术观点、理论建构和政策主张上格格不入，但二人却是私交甚笃的诤友，且上帝似乎一开始把就他们二人的命运关联在一起送到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上帝好像正是为了凯恩斯而造了一个哈耶克，或反过来说，正是为哈耶克后来的成就和巨大影响而先造了一个凯恩斯。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对此，哈耶克曾公开说，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运气”。由此似可认为，没有凯恩斯，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的学术之路。
哈耶克与凯恩斯，不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在语言风格上也几乎截然相反。自幼受德奥思辨哲学语言教育的熏陶，加上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诸多领域，使得哈耶克的语言极其晦涩难懂。近些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外国经济学的教授、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好像大家都说哈耶克的思想和文着极其难懂，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都直言告诉我说他读不懂哈耶克。而凯恩斯无论是着述，还是讲演，均妙趣横生，语言极其极美。这与哈耶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许多人都认为，凯恩斯在散文写作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
然而，尽管凯恩斯语言极其优美，但他的《通论》也是一本举世公认的晦涩难懂的书，以致像美国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师也承认很长时间读不懂这本书，并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也常说他十分欣赏凯恩斯的天才、文笔、赚钱之道和广泛兴趣，但他也一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
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是极其艰涩难懂，多年来，这两大思想巨人也成了被人们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一方面，由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坚持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理念，几十年从未改变过，使国内外许多人把哈耶克理解为一个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大家又几乎全把凯恩斯想当然作为一个主张大政府、赤字财政、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殊不知这均是对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思想大师的误读。
为什么会如此？两位思想大师的著作和理论高深只是问题的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今国内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大家都只读教科书，只读时髦的最新papers，别说学生，就连大部分教师们也花不起时间去啃哪些艰涩难懂的经典古董了。加上网络搜索时代的突然来临，今天还有几人能坐下来读些旧书经典？一些名家大腕说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什么，大家就人云亦云、众传我播，结果把哈耶克、凯恩斯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家理解和传播得面目全非。在此情况下，能安静地坐下来再读一些思想家的经典之作，理清他们的真实思想，还他们理论的本来主张，就变得尤其珍贵和难得了。于是，在本专栏中，笔者将重读哈耶克、重读凯恩斯。如时间允许，也许还会有重读斯密、重读马克思等系列。
记得当代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生前曾提出过一个“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意思大致是说，一旦某一思想家把自己的着述出版或发表了出去，原来的文字思想好像就成了独立生命的种子，在人世间和思想界不断地“播撒”。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两大思想巨人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今世界仍在不断地“播撒”和“延异”（la diff口rance）。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系列，能够尽量接近这些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且尽量少些“延异”。
市场、竞争与人类福祉
──重读哈耶克之二
在当代世界思想家中，可能无人能像哈耶克那样数十年始终如一地执着弘传自由市场的理念了。在20世纪后半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曾与哈耶克在同一个战壕进行了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保卫战”，但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和价格竞争机制的理解和阐释，却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哈耶克在数十年着述生涯中，他还不时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发些批评性的“横炮”。
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推理来论述市场经济的好处的。这种理论认定，完全理性且有着完备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达到市场出清的一般均衡，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任何垄断和行政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体系的最优资源配置，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和低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优长的这种理性解说，不时引来一些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和论者的质疑和批评。持批评意见者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家们所杜撰和幻想出来的理论上的“海市蜃楼”；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说明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美尽善的现世“伊甸园”。一个早年研究和赞同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但后来又对哈耶克批评甚多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曾说过：“在实际中，自由市场很少根据经济学家构建的模型运行。有繁荣和泡沫、萧条和崩溃。只有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才是自我调节的。”格雷的这段似是而非的话，可谓是代表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的典型批评。
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之优长的“传道”（preaching）方式不同，哈耶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把市场价格体系视作为“一种人类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机制”，一种自发成长且不断扩展的交换体系（catallaxy）。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经济学与知识”的讲演中，哈耶克就从人们的知识分工和信息利用来论述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在1945年的经典名篇“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市场秩序之所以能解决“资源最佳使用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只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以劳动分工和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可能。
根据这一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到他去世前，哈耶克一直坚持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社会）进化方方面面的过程；正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才逐渐增进了我们的效率”（《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还曾基于这一推理批评过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些看法。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曾主张，应当用当时流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用途而生产”，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为利润而生产”。对此，哈耶克批评道：“爱因斯坦似乎没弄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和分配，方能够使我们所发现的资源得到精细地（intensively）运用，从而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所无法预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率地参加生产交换。”
纵观哈耶克的一生，与其说他是在沿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来宣扬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而毋宁说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中心目标是阐释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作为这一理论任务的副产品，他只是附带地证明了只有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才是惟一能增进人类福祉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睿智的经济学家所能理解得了的。
在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大萧条，复苏之路仍然步履维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且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和憧憬，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的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哈耶克当时就尖锐和深刻地指出，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F. 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由此看来，在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中，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市场体制描述为一个完美无缺且高效率的现世的伊甸园，而是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有着分立知识和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价格机制这种信息装置，会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增加人类福祉。换句话说，照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只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生成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并不限于“经济效率”这一维度的考虑。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来论述市场交易体制的优长。他指出，那种“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会产生‘创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的观点，是宽泛的和肤浅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运用”，才能不断扩大参与市场分工的社会成员在天赋、技能和兴趣上差异，才会促进生成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多样性发展”的文明，最后形成他心目中“伟大社会”。这一点，显然又是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一致──尽管马克思试图采取不同的路径即欲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来达致这一理想。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贫困，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致使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市场体制的合理性，以至反思性地抨击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但若要再恢复用中央计划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恐怕今天即使有些左倾思想倾向和情怀的人士也不大会同意。在这方面，我们至少要部分地感谢哈耶克，人类社会思想史，将永远记下哈耶克这位执着且常常给人们有些偏执印象的思想探索者。
负债累累和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当下，西方发达国家要走出经济衰退似乎变得遥遥无期。在此情况下，是否又会像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那样在全世界再涌起一波压挤、限制甚至试图消灭市场竞争机制并相应增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思潮？目前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私有财产、市场秩序与民主自由 ──重读哈耶克之三
市场分工与交换体系作为一个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自亚当•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乃至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所共同认定的一个基本理念。西方世界近代的兴起，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乃至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从一个视角看，都是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不断扩展的结果。中国、越南等国的市场化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也均反过来说明，惟有市场经济在长历史时段中才是最有效率的。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只是再次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会出问题，但并没有证明还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现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一个问题总是被不时提出，且似乎总是挥之不去：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如何才能自发地成长、常规地运行和不断地扩展？换句话说，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对于这类问题，哈耶克在其数十年的着述生涯中留给了我们大量的论述。在哈耶克看来，为了确保竞争，必须有调规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系统；只有在抽象规则的系统中，市场自发秩序才能不断扩展。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认为，“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
那么，能够确保和支持市场秩序自发生成、良序运作且不断扩展的抽象规则系统具体又是指什么？在哈耶克看来，这主要是确保私有财产和自由秩序的宪政和法律规则。哈耶克曾明确指出：“这种助长了个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专有财产（‘several property’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Henry S. Maine用来指通常人们所说的‘私有财产’的一个专门术语──作者注）的基础上方能形成。”为了说明这一点，哈耶克进一步说：“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名（is entitled）处置任一特定物”。哈耶克接着解释说，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通过对欧洲早期产权和商业制度演化历史的回顾，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专有财产的预先生成，是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前后一致的更大的协调结构，以及对我们称之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或缺的。”
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今天说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奈特，到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阿尔钦（Arman A.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张五常以及巴泽尔（Yoram Barzel）等，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有过很多且很深刻的论述。如科斯教授在其1962年发表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经典名篇“社会成本问题”中，就提出过“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著名命题。这与哈耶克讲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思想艰深、知识广博、跨多学科且常常有着独到见解的哈耶克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要比科斯教授的这一新制度经济学命题宽泛得多。
哈耶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功用更深一层的理解，首先是私有产权制度是维系政治、法律和乃至在伦理和社会学意义上“公正”（请注意不是“社会公正”，哈耶克特别讨厌“社会公正”这个词，曾多次进行过批评和探讨──作者注）的一个必要条件。哈耶克曾指出，“要确保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political authority）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哈耶克还专门引述了英国17世纪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中的一段名言：“‘无财产之处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权利，而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对这种权利的践踏……我相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根据洛克的这一著名判断，哈耶克认为，分立财产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开端，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哈耶克对产权制度的第二种社会功用的解释是，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而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显然又是任何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明确指出：“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策的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个人权利（如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一书中，哈耶克则明确指出：“对私有财产和专有财产的承认，是阻止强制的一项基本条件，尽管这决非是唯一的条件……显而易见，对产权的确认，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人领域的首要措施”。
哈耶克还特别认同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大凡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知自由为何物”。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譬如，在《通向奴役之路》中，他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一点也不少。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许多多的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没有正式的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一观点说来也并不是哈耶克最早发现的。实际上这一点早就为马克思本人所意识到了。譬如，在1941年，一位叫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老牌共产主义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废除这种制度而给人以无限的自由。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人。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自由市场的演化，是我们所有民主自由演化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会随着废除自由市场而消逝。”
在全球化时期的后危机时代，在“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大规模地发生的当下，重温哈耶克关于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秩序乃至与公正、自由和民主政治关系的这些深刻洞见，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 现代社会中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 ──重读哈耶克之四
市场与政府，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所无力且无法跳出和摆脱的两大机制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即使你想避世而逃入一个深山老林，可能仍然难以脱清来自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更难避开政府的管制和“政策”。市场与政府，又是人类现代社会运行的看似对立而实际上又绞缠在一起的“两大轴心”或“作用两极”。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范围，于是就成了当代经济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一个坚信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思想家，哈耶克在其一生的着述生涯中，始终坚持弘传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坚信市场分工和交易体系是一个自生自发且不断自我扩展的社会秩序。他持之以恒地宣讲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过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他又终生坚持批判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建构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是由人类理性构设或“集体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在他的《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曾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并相信，“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率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设计的人，大凡认为任何不是有意识设计的东西都无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几乎必定是自由之敌。”在他辞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又继续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的做法进行激烈的抨击，认为那是一种理性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
哈耶克的上述观点，被国内研究哈耶克的同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内来，广泛传播，致使许多人人云亦云地相信，哈耶克实际上主张政府无为，是个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到底是否如此？
通过最近全面重读哈耶克的著作，笔者的总体感觉是，尽管哈耶克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表达了上述观念，但决不能根据哈耶克的经济社会主张简单地把他理解为小政府主义者，更不应理解为哈耶克主张政府应该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无为而治。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就专门讨论了政府是否应该无为而治的问题。在谈到一个自由制度中的正式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特定影响在先前并不可预见时，哈耶克说，这能帮助人们澄清对于自由制度之本质的一个误识，即相信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应该无为。他说：“提出政府应当不应当‘作为’以及是否应该‘干预’这类问题，本身就给出了一个错误的两难选择，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一术语，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且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每一个政府当然都必须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会干预到某些事情和方面。”
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在谈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这些古典学派的思想家反对政府干预的本质时，更明确地解释到，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与所有其它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来支配。哈耶克说：“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古典学派在原则上反对的政府的‘干涉’或‘干预’，因而仅仅是指那种对一般性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私人领域的侵犯。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关注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确实认为，某些措施应当在原则上予以废止，而且也不得根据某些权宜性的考虑而将之合法化。”不仅如此，哈耶克还有些“辨证地”认为，“与一个较多关注经济事务却只采取那些有助于自发经济力量发展的措施的政府相比，一个对经济活动较少关注但却经常采取错误措施的政府，将会更为严重地侵损市场经济的力量”。
从哈耶克上述这些话中，我们能解读出半点他有主张小政府和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尽量不作为的意思？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不但不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作为，而且也不反对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国有企业。在《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说，“要确使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经营和竞争是极为困难的。如果能满足这一条件，那么从原则上讲，国有企业就没什么可反对的”。哈耶克还接着指出，在现实中，政府往往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尤其是税收优惠等权力，来援助国有企业，并认为这实际上在促成国有企业的垄断。因而哈耶克主张，应该建立一定的规则和原则，使政府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视同仁。他最后重申，这样的主张“并不是意味着必须将所有的国有企业从自由制度中排除出去。当然，国有企业应当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如果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逐渐受制于国家的直接控制，那么这将对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要反对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国家垄断”。这是多么清晰和鲜明的判断和主张！
通观哈耶克数十年卷帙浩繁的著作，可以看出，尽管他一生坚持不懈地批判中央计划的非可行性，尽管他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价格管制和产品的数量控制进行过诸多批评，尽管他许多著作中对整体的制度设计的做法和建构理性主义进行过极其尖锐和辛辣的批评，但是，哈耶克说到底并不是主张小政府和政府无为。哈耶克真正反对的，只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垄断。同样，哈耶克也反对政府在建立自由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上的不作为，反而主张政府在保护市场运行的产权制度和法治建设上要有所作为。
也许有人在这里会认为哈耶克在政府的合意作为及其范围问题上是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但是要注意到，晚年的哈耶克对政府的作用表示过一些悲观。譬如《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一方面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在历史上市场经济和先进文明的扩展，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在谈到罗马的衰落时，哈耶克就深刻地指出，为了让人相信自己更为聪明、更有智慧，为了不让社会秩序任意发展，政府迟早要滥用自己的权力，压制它们原先曾尽力保护的自由和个人的创造力。他还认为：“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演化过程，那么亚洲（后来还有中美洲）的类似开端则是因强大并有效地压抑了私人的创造力的政府（这种政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建制，但权力却大大超过了后者）而中途夭折。在这些情况中，中华帝国最为引人瞩目。在那里，当‘国难’再起的时期，当政府的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候，向文明和复杂工业技术的大踏步迈进就会发生。但是，这些反叛行为，或者说，这些脱离常规之举，总是被执迷于刻板保守传统秩序的国家的威能所绞杀”。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哈耶克特别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总是试图维系那样一种完美的秩序，以至于任何革新都是不可能的。”
自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在德国弗赖堡辞世，转眼已经近20年过去了。哈耶克生前是否预知到20年后世界各国又会经历一场与1929－1933年大萧条差不多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对此，我们无法推知；哈耶克如何建议和评价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的作为方式和经济政策，我们更难猜测。但是有一点我们今天可以确定，从哈耶克生前所坚持的市场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政府当作为的政治理念中，至少是推不出在当今向市场化迈进的中国社会中应该有个发改委。哈耶克如果健在，今天他大概会建议中国人：你们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首先要改革掉的就是发改委，这是因为发改委正在干着哈耶克所反对的价格管制和数量控制的活计。
政府与法治 ──重读哈耶克之五
从上一篇专栏《现代社会中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中，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并不主张现代社会中的政府要无为而治，而是主张政府在建立和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法律制度建设上要有所作为。现在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法治？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在2005年发表在《文汇报》的“市场深化过程与中国社会法治化的道路”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要在中文语境中较精准地理解“法治”概念，首先要弄清英文中的“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这两个概念及其二者的联系与区别。“The rule by law”只能被翻译为“依法而治”和“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只有“the 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在德文中为“Rechtsstaat”）。
概言之，尽管“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可以同被翻译为中文的“法治”，但二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内涵着法律仅为主权者（the sovereigns──主要是君主和一个国家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统治者）进行社会统治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并因而也潜含着这样一重意思──主权者永远高于法律；而后者则内涵着“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即“Equal Justice Under Law”）的意思，这才是我们国家未来所要的真正“法治”。
现在说来，笔者之所以在数年前对“法治”有这样一种理解，主要得益于洛克、康德、哈耶克、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一些宪政法学家的思想。尤其是作为经济社会思想家的哈耶克，对笔者的影响是至深的。
多年后重读哈耶克的著作，笔者仍然发现，在哈耶克的着述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并不是“自发秩序”和“建构理性主义”，而是“自由”和“法治”。而自由与法治，在哈耶克看来，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或者说二者为构成现代社会之基础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哈耶克是如何论述 “法治”的，而把哈耶克论自由放到下一篇专栏文章来讨论。实际上，哈耶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对法治有了非常清晰到位的理解，且数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譬如，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就明确指出：“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局在给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很显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就明确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意指主权者或政府用法律作为手段来治理社会，而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先遵守法律；换句话说，法治首先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宪法所约束，即“the Rule of Law”（哈耶克经常用大写来专门指称“法治”）。
在同一著作中，哈耶克还探究了计划经济中的法律与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说在一个计划社会中并不存在法治，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将不是合法的，也不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法律。这只是说，政府的强制权力的运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制约。法律能够……使任何专断行动的意旨和目的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政府机构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该机构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是，其行动肯定不是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但这与法治没有任何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哈耶克近乎60年前所写出的这些洞识，仍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随着哈耶克研究的深入，在其后的著作中，哈耶克对法治做了更清晰的界定。譬如，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第14章，哈耶克又强调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故此它构成了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法治又近乎等同于宪政，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我们今天似乎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没有宪政（即“限政”，其中包括对最高立法者的“限制”），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曾明确指出，“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法律必须是前涉性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则；（2）法律必须是公知的和确定的；（3）法律必须具有平等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哈耶克的论述逻辑是对的，但是他这里显然是有些“掉书袋”了。因为，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的真正“法治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当然，哈耶克在20世纪60年代对人类社会演变前景就有些担心，且不说当时的苏联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不存在“法治”，他甚至担心英国和美国这些宪政民主国家的法治也在倒退。故他当时在理论上提出法治不止于宪政，今天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从整体上来看，把法治基本上等同于宪政，应该是哈耶克的基本思想。譬如，在《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谈到美国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宪政政制建设上的贡献时，明确地承认他认可这样一种理念：“剥离掉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亦即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谈到法治的基本理念，在哈耶克的许多著作中，他还对一个德文词“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以及发源于德国的“法治国运动”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明确指出，在美国、法国尤其是德国的近代法治国运动中，“使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特别是由法院可实施的法律来限制政府行政活动，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目标”。很显然，哈耶克眼中的这种“法治国”，也就是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限制和制约的宪政民主国家。
对此，哈耶克后来曾做了一些解释。譬如，在《自由的宪章》最后一章，哈耶克曾引用了德国一位法哲学家Gustav Radbruch在《权利哲学》中的下一段话：“尽管民主确有其值得赞颂的价值，但法治国却如我们每日所吃的面包、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必须的；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经由自身的调适就能维系法治国”。哈耶克接着进一步补充道，“可能更为确当的说法是，除非民主能够维系法治，民主就不再持存”。
通观哈耶克在数十年著作生涯中对法治和法治国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所谓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好社会了，或者说用法律治住了老百姓，而是选民用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治住了政府，使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受预先设定的宪法规则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制约。概言之，法治是对政府而说的，是政府守法和政府所有行政活动受限于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反过来政府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反过来看，只有政府的所有行政活动受宪法和可实施的法律约束了，是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了，才会在整个社会运行中产生那种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 Fuller）所言的那种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对法律制订和规则遵守上的互动行为（reciprocity），即社会公民才会自觉遵守与己相关的各种法律。
政府守法，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乃至法院可实施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有限的政府体制，即宪政。由此而论，法治和法治国有基本上等同于宪政，或精确地说，三者只能共同存在而构成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而民主，作为维系宪政和法治的程序和手段，只有确保维系法治时，它自身才能真正持存。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由衷地希望和憧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家建设总目标，与哈耶克心目中的“伟大社会”之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理念是重合的。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重读哈耶克之一（序）
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说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他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为“凯恩斯革命”时代，这足以说明了其巨大影响。
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他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在凯恩斯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不断增强。尽管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滞胀”，以至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弱时强。数年前，《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着的结尾预言：“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然而，细想一下，从20世纪20-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石破天惊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的《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多少人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的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哈耶克思想和理念的实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也似乎是标识了哈耶克所信奉的市场经济理念的凯旋。没有哈耶克，21世纪初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哈耶克与凯恩斯均赢得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这一点似乎今天无人能置否。然而，似乎有点奇巧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经济理论、政策导向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可谓是一对宿敌。在公开出版物乃至许多学术聚会的场合，二人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争论。即使在凯恩斯逝世后（凯恩斯长哈耶克16岁），这场争论还没有结束。一直到1992年逝世前，哈耶克还悻悻地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地清算凯恩斯的思想和理论。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学方法、学术观点、理论建构和政策主张上格格不入，但二人却是私交甚笃的诤友，且上帝似乎一开始把就他们二人的命运关联在一起送到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上帝好像正是为了凯恩斯而造了一个哈耶克，或反过来说，正是为哈耶克后来的成就和巨大影响而先造了一个凯恩斯。哈耶克晚年一次访谈中亲口承认，正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罗宾斯先生看不顺眼凯恩斯在剑桥的风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论影响，才专门从奥地利请来当时只有35岁的小伙子哈耶克来伦敦，做他对付和批判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枪手”。对此，哈耶克曾公开说，当时罗宾斯请他这几乎在维也纳还没有正式教职且不怎么会讲英语的小伙子来伦敦经济学院这经济学的顶尖学府，并直接聘他为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这从头到尾全是运气”。由此似可认为，没有凯恩斯，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的学术之路。
哈耶克与凯恩斯，不但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在语言风格上也几乎截然相反。自幼受德奥思辨哲学语言教育的熏陶，加上其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诸多领域，使得哈耶克的语言极其晦涩难懂。近些年来，我接触到许多外国经济学的教授、法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好像大家都说哈耶克的思想和文着极其难懂，甚至连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前院长都直言告诉我说他读不懂哈耶克。而凯恩斯无论是着述，还是讲演，均妙趣横生，语言极其极美。这与哈耶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圈子中，许多人都认为，凯恩斯在散文写作方面已达致炉火纯青的境界。
然而，尽管凯恩斯语言极其优美，但他的《通论》也是一本举世公认的晦涩难懂的书，以致像美国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这样的大师也承认很长时间读不懂这本书，并在20世纪50年代还说“在麻省剑桥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知道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制度经济学大师张五常也常说他十分欣赏凯恩斯的天才、文笔、赚钱之道和广泛兴趣，但他也一直读不懂凯恩斯的《通论》。
正是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要著作和思想都是极其艰涩难懂，多年来，这两大思想巨人也成了被人们误读最多的经济学家。一方面，由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坚持弘传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理念，几十年从未改变过，使国内外许多人把哈耶克理解为一个主张政府无为而治的“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大家又几乎全把凯恩斯想当然作为一个主张大政府、赤字财政、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的鼻祖。殊不知这均是对这两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思想大师的误读。
为什么会如此？两位思想大师的著作和理论高深只是问题的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当今国内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大家都只读教科书，只读时髦的最新papers，别说学生，就连大部分教师们也花不起时间去啃哪些艰涩难懂的经典古董了。加上网络搜索时代的突然来临，今天还有几人能坐下来读些旧书经典？一些名家大腕说凯恩斯和哈耶克是什么，大家就人云亦云、众传我播，结果把哈耶克、凯恩斯等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家理解和传播得面目全非。在此情况下，能安静地坐下来再读一些思想家的经典之作，理清他们的真实思想，还他们理论的本来主张，就变得尤其珍贵和难得了。于是，在本专栏中，笔者将重读哈耶克、重读凯恩斯。如时间允许，也许还会有重读斯密、重读马克思等系列。
记得当代法国大哲学家德里达生前曾提出过一个“播撒”（dissemination）理论，意思大致是说，一旦某一思想家把自己的着述出版或发表了出去，原来的文字思想好像就成了独立生命的种子，在人世间和思想界不断地“播撒”。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两大思想巨人的思想和理论在当今世界仍在不断地“播撒”和“延异”（la diff口rance）。但愿笔者的重读经典系列，能够尽量接近这些大师思想的原义，而不再产生新的“误读”，且尽量少些“延异”。
市场、竞争与人类福祉
──重读哈耶克之二
在当代世界思想家中，可能无人能像哈耶克那样数十年始终如一地执着弘传自由市场的理念了。在20世纪后半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曾与哈耶克在同一个战壕进行了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保卫战”，但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和价格竞争机制的理解和阐释，却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哈耶克在数十年着述生涯中，他还不时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发些批评性的“横炮”。
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推理来论述市场经济的好处的。这种理论认定，完全理性且有着完备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达到市场出清的一般均衡，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任何垄断和行政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体系的最优资源配置，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和低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优长的这种理性解说，不时引来一些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和论者的质疑和批评。持批评意见者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家们所杜撰和幻想出来的理论上的“海市蜃楼”；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说明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美尽善的现世“伊甸园”。一个早年研究和赞同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但后来又对哈耶克批评甚多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曾说过：“在实际中，自由市场很少根据经济学家构建的模型运行。有繁荣和泡沫、萧条和崩溃。只有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才是自我调节的。”格雷的这段似是而非的话，可谓是代表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的典型批评。
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之优长的“传道”（preaching）方式不同，哈耶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把市场价格体系视作为“一种人类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机制”，一种自发成长且不断扩展的交换体系（catallaxy）。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经济学与知识”的讲演中，哈耶克就从人们的知识分工和信息利用来论述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在1945年的经典名篇“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市场秩序之所以能解决“资源最佳使用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只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以劳动分工和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可能。
根据这一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到他去世前，哈耶克一直坚持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社会）进化方方面面的过程；正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才逐渐增进了我们的效率”（《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还曾基于这一推理批评过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些看法。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曾主张，应当用当时流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用途而生产”，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为利润而生产”。对此，哈耶克批评道：“爱因斯坦似乎没弄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和分配，方能够使我们所发现的资源得到精细地（intensively）运用，从而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所无法预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率地参加生产交换。”
纵观哈耶克的一生，与其说他是在沿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来宣扬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而毋宁说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中心目标是阐释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作为这一理论任务的副产品，他只是附带地证明了只有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才是惟一能增进人类福祉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睿智的经济学家所能理解得了的。
在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大萧条，复苏之路仍然步履维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且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和憧憬，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的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哈耶克当时就尖锐和深刻地指出，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F. 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由此看来，在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中，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市场体制描述为一个完美无缺且高效率的现世的伊甸园，而是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有着分立知识和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价格机制这种信息装置，会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增加人类福祉。换句话说，照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只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生成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并不限于“经济效率”这一维度的考虑。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来论述市场交易体制的优长。他指出，那种“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会产生‘创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的观点，是宽泛的和肤浅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运用”，才能不断扩大参与市场分工的社会成员在天赋、技能和兴趣上差异，才会促进生成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多样性发展”的文明，最后形成他心目中“伟大社会”。这一点，显然又是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一致──尽管马克思试图采取不同的路径即欲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来达致这一理想。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贫困，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致使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市场体制的合理性，以至反思性地抨击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但若要再恢复用中央计划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恐怕今天即使有些左倾思想倾向和情怀的人士也不大会同意。在这方面，我们至少要部分地感谢哈耶克，人类社会思想史，将永远记下哈耶克这位执着且常常给人们有些偏执印象的思想探索者。
负债累累和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当下，西方发达国家要走出经济衰退似乎变得遥遥无期。在此情况下，是否又会像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那样在全世界再涌起一波压挤、限制甚至试图消灭市场竞争机制并相应增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思潮？目前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私有财产、市场秩序与民主自由 ──重读哈耶克之三
市场分工与交换体系作为一个不断成长和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自亚当•斯密、门格尔到哈耶克乃至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所共同认定的一个基本理念。西方世界近代的兴起，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乃至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从一个视角看，都是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不断扩展的结果。中国、越南等国的市场化改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也均反过来说明，惟有市场经济在长历史时段中才是最有效率的。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只是再次说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会出问题，但并没有证明还有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现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一个问题总是被不时提出，且似乎总是挥之不去：市场分工和交换体系如何才能自发地成长、常规地运行和不断地扩展？换句话说，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对于这类问题，哈耶克在其数十年的着述生涯中留给了我们大量的论述。在哈耶克看来，为了确保竞争，必须有调规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系统；只有在抽象规则的系统中，市场自发秩序才能不断扩展。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认为，“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
那么，能够确保和支持市场秩序自发生成、良序运作且不断扩展的抽象规则系统具体又是指什么？在哈耶克看来，这主要是确保私有财产和自由秩序的宪政和法律规则。哈耶克曾明确指出：“这种助长了个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专有财产（‘several property’是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Henry S. Maine用来指通常人们所说的‘私有财产’的一个专门术语──作者注）的基础上方能形成。”为了说明这一点，哈耶克进一步说：“从古希腊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而这些规则能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明确知道谁有权名（is entitled）处置任一特定物”。哈耶克接着解释说，这种明确界定财产安排的法律，能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知道谁对任何具体财物享有支配权，这对市场交易和自发秩序的扩展尤为重要。通过对欧洲早期产权和商业制度演化历史的回顾，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关键在于，专有财产的预先生成，是贸易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前后一致的更大的协调结构，以及对我们称之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或缺的。”
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今天说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从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奈特，到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诺思（Douglass North）、阿尔钦（Arman A.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张五常以及巴泽尔（Yoram Barzel）等，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有过很多且很深刻的论述。如科斯教授在其1962年发表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经典名篇“社会成本问题”中，就提出过“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一著名命题。这与哈耶克讲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思想艰深、知识广博、跨多学科且常常有着独到见解的哈耶克对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要比科斯教授的这一新制度经济学命题宽泛得多。
哈耶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社会功用更深一层的理解，首先是私有产权制度是维系政治、法律和乃至在伦理和社会学意义上“公正”（请注意不是“社会公正”，哈耶克特别讨厌“社会公正”这个词，曾多次进行过批评和探讨──作者注）的一个必要条件。哈耶克曾指出，“要确保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political authority）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哈耶克还专门引述了英国17世纪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中的一段名言：“‘无财产之处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对任何事物的权利，而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对这种权利的践踏……我相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根据洛克的这一著名判断，哈耶克认为，分立财产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开端，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哈耶克对产权制度的第二种社会功用的解释是，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必要保障；而个人选择的自由，包括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显然又是任何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明确指出：“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策的自由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个人权利（如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一书中，哈耶克则明确指出：“对私有财产和专有财产的承认，是阻止强制的一项基本条件，尽管这决非是唯一的条件……显而易见，对产权的确认，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人领域的首要措施”。
哈耶克还特别认同阿克顿勋爵的这句话──“大凡反对私有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知自由为何物”。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譬如，在《通向奴役之路》中，他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一代已经忘记，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仅对有产者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无产者来说一点也不少。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许多多的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方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是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没有正式的私有产权制度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一观点说来也并不是哈耶克最早发现的。实际上这一点早就为马克思本人所意识到了。譬如，在1941年，一位叫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老牌共产主义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废除这种制度而给人以无限的自由。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人。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自由市场的演化，是我们所有民主自由演化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会随着废除自由市场而消逝。”
在全球化时期的后危机时代，在“国进民退”正在中国大规模地发生的当下，重温哈耶克关于私有产权制度与市场秩序乃至与公正、自由和民主政治关系的这些深刻洞见，似乎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 现代社会中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 ──重读哈耶克之四
市场与政府，几乎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所无力且无法跳出和摆脱的两大机制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即使你想避世而逃入一个深山老林，可能仍然难以脱清来自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更难避开政府的管制和“政策”。市场与政府，又是人类现代社会运行的看似对立而实际上又绞缠在一起的“两大轴心”或“作用两极”。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及其范围，于是就成了当代经济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一个坚信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思想家，哈耶克在其一生的着述生涯中，始终坚持弘传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坚信市场分工和交易体系是一个自生自发且不断自我扩展的社会秩序。他持之以恒地宣讲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过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他又终生坚持批判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的建构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不是由人类理性构设或“集体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在他的《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曾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并相信，“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率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设计的人，大凡认为任何不是有意识设计的东西都无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几乎必定是自由之敌。”在他辞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又继续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的做法进行激烈的抨击，认为那是一种理性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
哈耶克的上述观点，被国内研究哈耶克的同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内来，广泛传播，致使许多人人云亦云地相信，哈耶克实际上主张政府无为，是个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到底是否如此？
通过最近全面重读哈耶克的著作，笔者的总体感觉是，尽管哈耶克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表达了上述观念，但决不能根据哈耶克的经济社会主张简单地把他理解为小政府主义者，更不应理解为哈耶克主张政府应该在现代经济社会生活中无为而治。事实上，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就专门讨论了政府是否应该无为而治的问题。在谈到一个自由制度中的正式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特定影响在先前并不可预见时，哈耶克说，这能帮助人们澄清对于自由制度之本质的一个误识，即相信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应该无为。他说：“提出政府应当不应当‘作为’以及是否应该‘干预’这类问题，本身就给出了一个错误的两难选择，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一术语，本身就是对自由主义政策所依据原则的非常模糊不清且很容易引起误解的描述。每一个政府当然都必须有所作为，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会干预到某些事情和方面。”
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在谈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这些古典学派的思想家反对政府干预的本质时，更明确地解释到，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与所有其它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来支配。哈耶克说：“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古典学派在原则上反对的政府的‘干涉’或‘干预’，因而仅仅是指那种对一般性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私人领域的侵犯。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关注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确实认为，某些措施应当在原则上予以废止，而且也不得根据某些权宜性的考虑而将之合法化。”不仅如此，哈耶克还有些“辨证地”认为，“与一个较多关注经济事务却只采取那些有助于自发经济力量发展的措施的政府相比，一个对经济活动较少关注但却经常采取错误措施的政府，将会更为严重地侵损市场经济的力量”。
从哈耶克上述这些话中，我们能解读出半点他有主张小政府和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尽量不作为的意思？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不但不主张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作为，而且也不反对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国有企业。在《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说，“要确使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经营和竞争是极为困难的。如果能满足这一条件，那么从原则上讲，国有企业就没什么可反对的”。哈耶克还接着指出，在现实中，政府往往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尤其是税收优惠等权力，来援助国有企业，并认为这实际上在促成国有企业的垄断。因而哈耶克主张，应该建立一定的规则和原则，使政府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视同仁。他最后重申，这样的主张“并不是意味着必须将所有的国有企业从自由制度中排除出去。当然，国有企业应当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如果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逐渐受制于国家的直接控制，那么这将对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要反对的，并不是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国家垄断”。这是多么清晰和鲜明的判断和主张！
通观哈耶克数十年卷帙浩繁的著作，可以看出，尽管他一生坚持不懈地批判中央计划的非可行性，尽管他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价格管制和产品的数量控制进行过诸多批评，尽管他许多著作中对整体的制度设计的做法和建构理性主义进行过极其尖锐和辛辣的批评，但是，哈耶克说到底并不是主张小政府和政府无为。哈耶克真正反对的，只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过程、直接参与经济过程乃至对一些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垄断。同样，哈耶克也反对政府在建立自由市场运行的抽象规则上的不作为，反而主张政府在保护市场运行的产权制度和法治建设上要有所作为。
也许有人在这里会认为哈耶克在政府的合意作为及其范围问题上是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但是要注意到，晚年的哈耶克对政府的作用表示过一些悲观。譬如《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一方面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在历史上市场经济和先进文明的扩展，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在谈到罗马的衰落时，哈耶克就深刻地指出，为了让人相信自己更为聪明、更有智慧，为了不让社会秩序任意发展，政府迟早要滥用自己的权力，压制它们原先曾尽力保护的自由和个人的创造力。他还认为：“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演化过程，那么亚洲（后来还有中美洲）的类似开端则是因强大并有效地压抑了私人的创造力的政府（这种政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建制，但权力却大大超过了后者）而中途夭折。在这些情况中，中华帝国最为引人瞩目。在那里，当‘国难’再起的时期，当政府的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候，向文明和复杂工业技术的大踏步迈进就会发生。但是，这些反叛行为，或者说，这些脱离常规之举，总是被执迷于刻板保守传统秩序的国家的威能所绞杀”。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哈耶克特别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总是试图维系那样一种完美的秩序，以至于任何革新都是不可能的。”
自1992年3月23日哈耶克在德国弗赖堡辞世，转眼已经近20年过去了。哈耶克生前是否预知到20年后世界各国又会经历一场与1929－1933年大萧条差不多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对此，我们无法推知；哈耶克如何建议和评价后危机时代各国政府的作为方式和经济政策，我们更难猜测。但是有一点我们今天可以确定，从哈耶克生前所坚持的市场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政府当作为的政治理念中，至少是推不出在当今向市场化迈进的中国社会中应该有个发改委。哈耶克如果健在，今天他大概会建议中国人：你们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首先要改革掉的就是发改委，这是因为发改委正在干着哈耶克所反对的价格管制和数量控制的活计。
政府与法治 ──重读哈耶克之五
从上一篇专栏《现代社会中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中，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并不主张现代社会中的政府要无为而治，而是主张政府在建立和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抽象规则和法律制度建设上要有所作为。现在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法治？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在2005年发表在《文汇报》的“市场深化过程与中国社会法治化的道路”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要在中文语境中较精准地理解“法治”概念，首先要弄清英文中的“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这两个概念及其二者的联系与区别。“The rule by law”只能被翻译为“依法而治”和“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只有“the 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才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在德文中为“Rechtsstaat”）。
概言之，尽管“the rule by law”和“the rule of law”可以同被翻译为中文的“法治”，但二者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内涵着法律仅为主权者（the sovereigns──主要是君主和一个国家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统治者）进行社会统治和控制的一种工具，并因而也潜含着这样一重意思──主权者永远高于法律；而后者则内涵着“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即“Equal Justice Under Law”）的意思，这才是我们国家未来所要的真正“法治”。
现在说来，笔者之所以在数年前对“法治”有这样一种理解，主要得益于洛克、康德、哈耶克、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一些宪政法学家的思想。尤其是作为经济社会思想家的哈耶克，对笔者的影响是至深的。
多年后重读哈耶克的著作，笔者仍然发现，在哈耶克的着述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并不是“自发秩序”和“建构理性主义”，而是“自由”和“法治”。而自由与法治，在哈耶克看来，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或者说二者为构成现代社会之基础的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哈耶克是如何论述 “法治”的，而把哈耶克论自由放到下一篇专栏文章来讨论。实际上，哈耶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对法治有了非常清晰到位的理解，且数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譬如，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就明确指出：“撇开所有的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局在给定情况中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很显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耶克就明确地认识到，法治并不意指主权者或政府用法律作为手段来治理社会，而首先且必定是政府先遵守法律；换句话说，法治首先就意味着政府本身和任何公民一样要受预先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宪法所约束，即“the Rule of Law”（哈耶克经常用大写来专门指称“法治”）。
在同一著作中，哈耶克还探究了计划经济中的法律与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说在一个计划社会中并不存在法治，这并不是说政府的行动将不是合法的，也不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法律。这只是说，政府的强制权力的运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制约。法律能够……使任何专断行动的意旨和目的合法化。如果法律规定某一政府机构或当局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该机构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合法的，但是，其行动肯定不是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赋予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最专断的统治合法化，但这与法治没有任何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重读哈耶克近乎60年前所写出的这些洞识，仍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随着哈耶克研究的深入，在其后的著作中，哈耶克对法治做了更清晰的界定。譬如，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的宪章》第14章，哈耶克又强调指出，“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故此它构成了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权力的限制”。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法治又近乎等同于宪政，用哈耶克自己的话来说，“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对于哈耶克的这一洞识，我们今天似乎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没有宪政（即“限政”，其中包括对最高立法者的“限制”），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曾明确指出，“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法律必须是前涉性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则；（2）法律必须是公知的和确定的；（3）法律必须具有平等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从理论上来看哈耶克的论述逻辑是对的，但是他这里显然是有些“掉书袋”了。因为，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的真正“法治国家”，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当然，哈耶克在20世纪60年代对人类社会演变前景就有些担心，且不说当时的苏联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不存在“法治”，他甚至担心英国和美国这些宪政民主国家的法治也在倒退。故他当时在理论上提出法治不止于宪政，今天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从整体上来看，把法治基本上等同于宪政，应该是哈耶克的基本思想。譬如，在《自由的宪章》中，哈耶克谈到美国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宪政政制建设上的贡献时，明确地承认他认可这样一种理念：“剥离掉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亦即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谈到法治的基本理念，在哈耶克的许多著作中，他还对一个德文词“法治国”（Rechtsstaat）概念以及发源于德国的“法治国运动”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明确指出，在美国、法国尤其是德国的近代法治国运动中，“使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特别是由法院可实施的法律来限制政府行政活动，成了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心目标”。很显然，哈耶克眼中的这种“法治国”，也就是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所限制和制约的宪政民主国家。
对此，哈耶克后来曾做了一些解释。譬如，在《自由的宪章》最后一章，哈耶克曾引用了德国一位法哲学家Gustav Radbruch在《权利哲学》中的下一段话：“尽管民主确有其值得赞颂的价值，但法治国却如我们每日所吃的面包、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必须的；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经由自身的调适就能维系法治国”。哈耶克接着进一步补充道，“可能更为确当的说法是，除非民主能够维系法治，民主就不再持存”。
通观哈耶克在数十年著作生涯中对法治和法治国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所谓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好社会了，或者说用法律治住了老百姓，而是选民用宪法和其他行政法规治住了政府，使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受预先设定的宪法规则和各种行政法规所制约。概言之，法治是对政府而说的，是政府守法和政府所有行政活动受限于预先制定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反过来政府用法律来治理社会。反过来看，只有政府的所有行政活动受宪法和可实施的法律约束了，是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了，才会在整个社会运行中产生那种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 Fuller）所言的那种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对法律制订和规则遵守上的互动行为（reciprocity），即社会公民才会自觉遵守与己相关的各种法律。
政府守法，政府的所有活动均受限于宪法乃至法院可实施的法律规则的约束，就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有限的政府体制，即宪政。由此而论，法治和法治国有基本上等同于宪政，或精确地说，三者只能共同存在而构成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而民主，作为维系宪政和法治的程序和手段，只有确保维系法治时，它自身才能真正持存。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由衷地希望和憧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家建设总目标，与哈耶克心目中的“伟大社会”之基础的宪政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理念是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