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的掠夺者特典:胡总书记的重要助手-----戴秉国

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男，土家族，１９４１年３月生，贵州印江人，１９７３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４年９月参加工作，四川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４年　四川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学习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　北京外交学院学习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　湖南省浏阳县参加“四清”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　外交部苏欧司科员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　驻苏联使馆随员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　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

　　１９７４—１９８５年　外交部苏欧司科员、副处长、处长（其间：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外交部中苏谈判办公室副组长；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派驻安徽联络组成员）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　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　外交部苏欧司司长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　驻匈牙利大使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其间：１９９６年３月—５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　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月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　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２００８—　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

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戴秉国出生在贫困偏僻的贵州省印江县的一个山村。虽然家里穷，幼年时戴秉国就开始学做农活了；但是，父亲还是坚持让戴秉国让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后来，他是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中学的。1959年，戴秉国考取了四川大学外语系；临毕业前，他被学校推荐参加国家外交学院研究生班考试，成为被录取的50人中的一员。

在外交学院短暂的进修之后，于“文革”开始前不久，时年25岁的戴秉国被选调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即进入中国外交界；而后历任外交部苏欧司科员，驻苏联使馆随员，外交部苏欧司副处长、处长等职。

用“大器晚成”来形容戴秉国在中国外交界的成长历程，是再贴切不过的了。1985年1月，已经44岁的戴秉国，终获提拔，升任苏欧司副司长；一年后，就接任了苏欧司司长。也因此，戴秉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9年10月，戴秉国被任命为驻匈牙利大使；两年后的1991年12月，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93年12月，晋升为副部长。

由于戴秉国长期从事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使他日后被选中掌管“中联部”提供了条件；同一些“红色国家”或曾经是“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原执政党保持联系和沟通。1995年6月，戴秉国正式由国务的“外交系统”转到中共的“外联系统”，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97年8月，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戴秉国升任中联部部长。

2002年底，朝鲜半岛核危机再度爆发。2003年1月10日，朝鲜公开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了应对危机，当年5月，戴秉国又返回外交部，继续出任副部长（至2008年4月），挂帅斡旋“朝鲜核危机”。2005年3月，他又接替刘华秋，兼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任职期间，戴秉国一直扮演着类似“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代表胡锦涛处理外交大事，是中美、中日、中俄、中印战略对话的领军人物。

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屆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戴秉国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并继续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工作。

戴秉国是中国老资格外交家、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中宣部第一副部长黄镇的女婿。在戴秉国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他自己的字：“正正派派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土家族副国级政要——国务委员戴秉国

43年前的某一天，贵州东部深山里的秋天已有几许寒意，山区的崎岖小道上匆匆走着一位瘦小的赤脚青年。山路弯弯，伸向看不见的远方……青年坚定地走着，谁能想到，这一走，贵州偏远的山区里就走出了一位新中国外交界的土家族大使，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官员!这位赤脚青年就是戴秉国。 

1941年春天，戴秉国出生在贵州铜仁地区印江县板溪区一个偏僻山区的土家族农民家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二。在他的记忆里，曾祖父、祖父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惟有父母还读过几天私塾，认得几个字。母亲贤淑持家，父亲勤劳坚毅，对孩子的管教非常严格。多少个清冷寒彻的夜晚，桐油灯下苦读的戴秉国哪怕再困倦，在父亲严厉的注视下，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父亲的这份良苦用心，戴秉国至今谈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由于家境并不富裕，戴秉国5岁时就开始学做农活。早春时节，寒气尚未退尽，便要跟着父亲下地干活；炎炎夏日，顶着烈日在田里插秧薅草，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夏去秋至，天不亮就要起床去收割稻子，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寒冬腊月，跟着哥哥顶着刺骨的北风准备全家一年烧的柴禾。

与艰苦日子相伴的，是读书识字所带来的快乐。在村里的私塾里，从《三字经》、《千家诗》到《四书旁音》，识字、阅读、作文，多年以后，戴秉国对此仍然记忆犹新。年少的戴秉国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私塾先生除了要求背诵书本外，也教学生一点写作。在一本旧书里还夹着他当年的习作，题为《浮云诗题》的小诗：“白云一点在空中，一走西来一走东；雾云已散斜光照，日起青天满目融。”此时他才9岁。

家乡解放后，戴秉国跳级读完了初小，又在区里念完了高小，之后顺利考入了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印江初级中学。就这样，命运为这个生活在重峦叠嶂的小村庄的山里娃子，开启了第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三年苦读，毕业后的他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戴秉国深知，为了自己的学业，贫穷的家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加之他自幼就对教师职业抱有崇敬之心，他决定报考师范学校，他父亲也为此找了学校的老师。可事不遂愿，学校的老师们却坚持要他报考高中。原因简单得很，他们觉得戴秉国的年龄小个头矮，站在讲台上连板书都无法正常书写，又如何能当老师呢?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得近乎好笑的理由改变了戴秉国的一生。不久，戴秉国考上了印江县邻近的松桃苗族自治县中学，开始了高中的求学生涯。

虽说松桃县与印江县比邻，但从学校到自己家却相隔300多里，而且都是崎岖的山间小路，每学期他都要赤脚步行回家一次。这样长距离的跋涉对于一个10多岁的孩子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学校，虽然有点助学金，日子过得也十分节俭。每年母亲会亲手缝一双布鞋给他捎上，戴秉国总是十分珍惜。为了穿的时间久一点，只有在冬天他才会穿上一阵，更多的时候都光着脚。身上穿的则是家里织的白布染了颜色后做成的衣服。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他到成都，伴随着他在四川大学几年的求学生涯。屈指算来，戴秉国差不多赤脚走过了20年的人生旅程。 

1959年夏天，戴秉国被四川大学外语系录取。然而，脸上的笑容还未退去，愁云便已涌上心头。家里没钱!怎么办?一定要去成都上大学!年轻的戴秉国第一次如此坚定地为自己的人生作出选择。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筹得上学的款项，戴秉国踏上崎岖的山路，决定向母校求援。他相信学校既然培养了我，就肯定能给自己帮助。走在那条他曾经多次往返于学校和家乡之间的小路上，往日遥远的路程仿佛也变短了。然而学校也有难处，对这位优秀的毕业生爱莫能助。戴秉国的眼泪一下子喷涌而出。怎么办?不肯轻易放弃的他决定赶到铜仁，向行署寻求帮助。松桃至铜仁，又是长长的150里路程，戴秉国走到铜仁，行署文教局的有关人员遗憾地告诉他来晚了，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只能给他15元钱。接过这珍贵的15元钱，戴秉国如获至宝，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然而，钱还是不够。他抱着最后的希望给父母和哥哥打电报，请求紧急援助。父母和兄长闻讯，又想方设法筹措了30元钱电汇过来，才勉强凑足了费用。

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对家乡的眷念，戴秉国终于上路了。

蜀道难黔道亦难。印江与成都相隔数千里，其间步行、乘汽车、转轮船、坐火车，跋山涉水一路颠簸，昼夜兼程历尽艰辛，尽管如此还是晚了，等戴秉国赶到四川大学时，学校已开学10天，大家都以为这个学生不来了。到校上课的第一天，戴秉国就被考“糊”了：俄文听写只得了两分!五分制，他不及格。那是1959年的秋天。不过，像这样的事情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接下来的5年时间，近2000个日日夜夜，川大校园的小径上留下了戴秉国来去匆匆的脚步，教室图书馆里留下了他寒窗苦读的身影。春华秋实，斗转星移，老师们的辛勤培育，加上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均是优良，他被同学推选为班里系里的干部。毕业前夕，新中国外交官的摇篮——外交学院在全国选拔招收研究生班学员。机遇又一次眷顾了戴秉国。经学校推荐，他参加了考试。在全国众多重点院校的优秀毕业生考生中外交学院择优录取了50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1964年秋天，风华正茂的戴秉国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在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学习。令人遗憾的是，戴秉国并没有读完研究生的课程。“左”倾思潮导致的“四清”运动，中断了戴秉国在外交学院的学业，他与其他同学一起加入了“四清”工作队被派到湖南浏阳，一年后回到北京又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组。

1966年夏秋，因工作需要并经组织选调，25岁的戴秉国来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翻开了自己外交事业的第一页，也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在前辈们的悉心教导下，戴秉国进入角色很快。他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勤于思考，喜欢钻研业务，工作能力逐渐提高。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响起了枪炮声，冰封的乌苏里江成了双方关系最真实的写照。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要求外交部增派人手。在这样的背景下，戴秉国被派往莫斯科工作，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微妙，那时的气氛使人觉得能否平安归来都难预料。早已作好思想准备的戴秉国从老家接来了父亲，告之这个消息，并坦言此去凶吉难卜。父亲非常理解，也很支持儿子为国家做一点事情。1973年，身在莫斯科的戴秉国在异国他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82年，共和国机构改革的东风吹进了外交部，戴秉国升任苏联处处长，开始独当一面。1985年升任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一年半以后任司长；1989年，戴秉国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大使，两年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1994年初，戴秉国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部的第一位少数民族副部长；1995年秋，戴秉国告别了自己辛勤工作了30个春秋的外交部，来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副部长，1997年升任部长。

在旁人的眼里，外交工作就是交朋结友迎来送往，国内国外跑来跑去，风光无限轻松体面。然而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所要担负的责任之大，任务之重，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在外交舞台上，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多少国人在身后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你。所以，神经经常高度紧张，不容出现半点差错，长时间无法休息是家常便饭。

1985年的一个冬日，前苏联航空公司的一架安-24客机被劫持迫降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某农场，机上有几十名外国乘客。此时中苏关系非常敏感，这又是第一架被劫持到中国的苏联飞机，由于涉及外交，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接到通知立即带队连夜赶到现场。那时的通讯条件无法与现在相比，飞机降落的地方冰天雪地。在中央的直接指挥和有关方面的积极配合下，凭着对党和国家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凭着自己丰富的外事阅历和工作经验，戴秉国处险不惊，有条不紊，与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起紧张有序地处理了问题，整整40多个小时未曾合眼，带领工作组圆满地处理了此次事件。

一次，我国家领导人率团前往前苏联参加一位领导人的悼念活动，戴秉国陪同前往。连续几天几夜的紧张忙碌后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领导同志要在下飞机时带走有关这件事情的报告。泡上一杯浓浓的咖啡，戴秉国揉揉红肿的眼睛，立即动手工作。结果是报告准时送到领导手中，而他却在回家的车上将那杯咖啡吐了个干干净净。类似的事情在他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究竟有多少次?谁也无法知道，个中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戴秉国自己才能仔细体会。谈到这些经历，他总是豁然一笑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是党培养的，理应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点奉献。”

离乡多年，戴秉国少有机会回老家探望亲人。父亲去世时，他在匈牙利当大使。夫人不忍心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他，隐瞒了一个星期。然而，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不必多言，举手投足间便了然于心，更何况这样的大事?在戴秉国的追问下，夫人终于道出了噩耗，他当即泪如雨下。哭罢，他又强忍悲痛面带微笑去参加另一个使馆的外交活动。

有道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当工作与亲情发生矛盾的时候，戴秉国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1993年夫人被查出患颅底肿瘤，他遍访名医，权衡再三，决定动手术切除。谁也不知道手术的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明天夫人是否还能看见窗外明媚的阳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安排陪同有关领导出访。夫人深明大义，敦促戴秉国不要为了家里耽误了工作。他将夫人托付给亲戚，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了出访的飞机，临行前含着眼泪留下一句话：“手术如果成功立刻通知我，如果失败……就先别告诉我了。”老天有眼，手术非常成功!戴秉国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说到这些事，他总是满怀感情，又满脸内疚。

亲切随和是所有见过戴秉国的人的一致印象。有一次，他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节目，因为不愿迟到早去了一会儿，就在附近转悠。有人看见过来问他：“戴部长何时到?”他回答“快了。”直到入场，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位就是他们等待的戴部长。

稳健、踏实是戴秉国多年来形成的做事风格；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是戴秉国多年来追求的人生境界。他自认为虽然不笨，但也并非很聪明，更不是天才，所以凡事只能认真一点，多投入一点，多努力一点，争取做得好一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经常装在他脑子里的两句话。对同志，对朋友他真诚相待，他认为成天琢磨别人的人，自己也不得安宁。他从不把自己当成官，更不会去跑官要官。当年组织上宣布他担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的副处长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我能当吗?还是让我当科员干些具体事务吧。”既然当了官，就得多干事，多承担责任，千万不能占着地方不干活，误人误己。人活着要有点精神，尤其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因为你不是普通老百姓，就更应该这样。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生活中的戴秉国待人坦率真诚，温文尔雅，豁达乐观，平易近人。有相交多年的朋友如此评价他：处处招人喜欢，事事让人放心。他的人品和人缘由此可见一斑。而他自己的说法则是：勤勤恳恳做事，正正派派做人。

从一个农村孩子成长为一位身居要职的共和国高级干部，从偏僻贫穷的山村来到繁华多彩的都市，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在他不平凡的经历里，该有着什么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又该是一个怎样丰富的感情世界?

戴秉国醉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喜爱民族音乐歌舞，他最喜欢唱的歌是那首《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便会高歌一曲。声音虽然不大，却十分投入。有一回，他还在希腊的露天剧场唱了几句，歌声仿佛插上了翅膀，回荡在偌大的剧场上空，久久不散。那一刻，他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类的智慧和伟大，不禁心潮澎湃。

从惴惴不安离乡求学的赤足青年，到年逾花甲的中联部部长，40多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戴秉国感慨万千，他由衷地感谢党的培养、家人的关心和老师的支持。对自己走过的大半生人生旅途，他觉得没有虚度年华，有成功、有失败、有遗憾、有自责。还是那十二个字——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过去他不曾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他而言，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村孩子能够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做一点事，他已经非常感激了。他希望自己能活到老学到老，把余下的路走好，就很满足了。

戴秉国十分注重亲情乡情。家乡是祖国的一部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令他感到格外亲切。他说，目前整个世界都在高速发展，中国如此，贵州亦不例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发展自己，改变面貌。如今，只要是有利于贵州经济发展又力所能及的事，他都尽力去办。他积极提议并支持，把在北京的贵州人士联络起来，集众人之力量和智慧，为贵州、为家乡的发展多做点实事，尽点力，早日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