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防爆汽车: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7 07:49:25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壹、本节概述
一、艰难决策
一九五0年四月间，金日成到北京，中国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
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一九五0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一九五0年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一九五0年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
一九五0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
一九五0年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
一九五0年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一九五0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一九五0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
一九五0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一九五0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一九五0年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复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
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一九五0年九月三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毛泽东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一九五0年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一九五0年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
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一九五0年十月五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饭店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 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一九五0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0年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
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一九五0年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一九五0年十月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一九五0年十月八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
一九五0年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
一九五0年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一九五0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菲里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 、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
一九五0年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
一九五0年十月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一九五0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一九五0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二、五大战役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第一次战役：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
志愿军渡江后，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
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
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
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0年十一月四日，结束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
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
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
一九五0年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七日，志愿军占领咸兴，
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志愿军收复兴南。
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第三次战役：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朝军队进占汉城。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中朝军队收复仁川。
“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
第四次战役：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
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
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
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四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日。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
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三、边打边谈
互相摸底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九五一年十三日，斯大林同高岗、金日成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
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公开倡议阶段。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进入会议议程谈判阶段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 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志愿军收复全部失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
（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
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在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
（这部分内容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
贰、本节简论、
抗美援朝胜利的伟大意义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壹、本节概述
一、艰难决策
一九五0年四月间，金日成到北京，中国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
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一九五0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一九五0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一九五0年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一九五0年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
一九五0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
一九五0年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
一九五0年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 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0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一九五0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一九五0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
一九五0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一九五0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一九五0年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复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
一九五0年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一九五0年九月三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毛泽东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一九五0年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一九五0年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
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一九五0年十月五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饭店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 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一九五0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0年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
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一九五0年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一九五0年十月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一九五0年十月八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
一九五0年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
一九五0年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一九五0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菲里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 、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
一九五0年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
一九五0年十月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一九五0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一九五0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0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二、五大战役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第一次战役：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
志愿军渡江后，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
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一九五0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
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
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0年十一月四日，结束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一九五0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
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
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
一九五0年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七日，志愿军占领咸兴，
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志愿军收复兴南。
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第三次战役：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一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朝军队进占汉城。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中朝军队收复仁川。
“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
第四次战役：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
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
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
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四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日。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 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
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三、边打边谈
互相摸底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九五一年十三日，斯大林同高岗、金日成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
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公开倡议阶段。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进入会议议程谈判阶段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 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志愿军收复全部失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
（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
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在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0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
（这部分内容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
贰、本节简论、
抗美援朝胜利的伟大意义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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