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闵行区双语学校: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1:53:50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2·19重要讲话的体会
一、保障民生“五权”政府义不容辞
古人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意思是说，为政治国之本在于保障民生。在今天来讲，它包括保障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文化教育、民主法治、优雅生存等方面的内容，实质上是指人的工作权、人的平等权、人的发展权、人的享受权、人的生存权等“五权”问题，即老百姓依照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维护着自身的民生权利。所以，我们不能居高临下地说，党和政府正在关注着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而应倒过来说，保障老百姓的民生权利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1、人的工作权——突出劳动就业问题。人的工作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人养家糊口的需要。你钱多可以吃海鲜，我钱少可以吃萝卜，碗里的东西可以有所区别，但必须都有吃的。然而，现代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自动化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越来越少，这就造成了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高素质的工人也会失业。有稳定职业的人和越来越频繁地受到失业打击的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工业发展促进了这一过程。今天得到一份好工作的资本已经不再是学历等有形的标准，而是社交能力、外貌和自我推销能力等无形标准。这些因素与大多数专业技能无关。由于合格的求职者有的是，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家畜一样供人挑选。我们需要从不断增加的失业队伍的角度去重新审查人的工作权。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一份“受雇”于人的工作。只有你能获得一份工作和工资，以人道的方式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才有可能养儿育女，传宗接代，以至增加艺术和精神方面的享受。所以，我们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努力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使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让所有劳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都得到充分发挥。“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5771万人，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据国家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人口比重会发生重要变化，2013年左右，15～64岁这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最高值72.1%，随后将逐年下降。这样，劳动力数量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将有所减轻，但劳动力供给在层次和区域方面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为此，政府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而且不仅努力创造总体就业岗位数量，更将重点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具体来说：一是要通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扩大就业规模。解决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但在发展这个棋盘上，下了高棋得意，下了臭棋生气，下了废棋不在意，其实废棋有时比臭棋损失还大，它耽误了许多时间和机遇。回想一下，建国以来我们下了多少废棋！二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业、劳动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于非公经济，现在是红眼病、白眼病都有，白眼病是什么都看不惯，红眼病是看着别人赚钱眼红，有时红眼病的病根儿又以白眼病形式表现出来。其实在扩大就业问题上，非公经济的贡献和功劳最大。三是要充分发挥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合力，三驾马车一驾也不能少。
2、人的平等权——突出收入分配问题。人的平等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社会防止两极分化的需要。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不断加深，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劳资问题最为引人注目。而劳动者相对于雇佣者，总是处于弱势的地位。由于待遇有赖于他人的任性，如果有人选择了公平地对待他——即按衡平的要求——这是他的运气，但“不是”他的权利。所以，如果别人选择不那么做，他就只得忍气吞声，劳动者已丧失了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判工资的权利。由此可见，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平等权利严重缺失的问题。200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达3 .33倍，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测量（其数值在0–1之间），0.4以上为收入差距警戒线，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资源高度集中、资本的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一是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二是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6～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三是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保障部人士透露：“我们的统计结果更加让人吃惊，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在的劳资冲突、突发性群体事件等与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其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是社会保障不到位。当代先进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是按要素分配，而按要素分配的前提就是社会保障，它是公平和效率在微观结合点上的平衡器，没有社会保障的按要素分配就会走向反面。社会保障耗费的是社会经济运转的成本，不耗费这个成本，微观上的效率就会在宏观上丧失，没有了公平也就没有了效率，按要素分配就变成按权力和暴力分配。因此，社会保障资金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成本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必须发生的费用，是政府的第一财政需要，这部分资金不能保证，政府其他一切开支都应该免谈。以人为本不在于把“平等”的口号喊得多么响，而在于扎扎实实地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启动器。所以，“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人的发展权——突出文化教育问题。人的发展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是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人的现代化以文化教育为先决条件，文化教育又提升了人的现代化素质。然而，目前我国88%以上的农民是初中以下文化，43%以上的农民是小学以下文化，因失业和就业不充分而收入低下者基本上是教育水平低的人。我们重视高等智能型教育，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升的升，并的并，忽视了技能型教育，我国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有6.2%，发达国家一般都在30～40%。文化水平低、职业教育缺失，特别是教育设施落后，已严重影响着提高劳动者的体能、智能和技能，那么在市场竞争中，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平等的发展权利。所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促进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证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曾对温家宝总理抱怨过：“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个思考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的大学出了不少行政官员，校长以上了厅级、部级为荣，博士以当了什么长、什么主任为荣。这连胡适都不如，连司徒雷登都不如，更不要说梁漱溟、马寅初了。我们说，人类文明的承袭方式是靠教育，每个人都必须从零开始学习，首先掌握从古到今前辈们积累的知识，然后才是创造。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建设一流的国家。然而，随着科学文化的积累，人类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接受教育。现在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时（30岁）已占去一生有效工作期限（60岁）的半数了。这个比值一直在不断扩大。等到这个值达到1时，人类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新创造的可能了。如同一个远途的挑担送粮人，他担子里的粮食，一部分是路上自耗的口粮，剩下的才是他实际上运送的粮食。随着路程的延长，自耗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他的粮食全部用于自耗时就达到了他的最大行程，同时挑夫也就无粮可送了。等到我们几乎用人生的全部时间去应付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的科学知识时，人类的聪明智慧就已发展“到顶”了。在我国，目前教育已无孔不入：升学的角逐早已由大学入学考试转向重点高中的竞争；有的地方已转为报考重点初中之争；许多家长都在抓紧幼儿的早期教育；现在教育又向胎儿压来，几克重的“小肉团”在母腹中已开始接受胎教了；甚至教育连睡眠都不放过，据说让你在睡眠中还听外语录音是新教学法。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也是对人的天性的一种扼杀。因此，要复归人的天性，坚持育人以德为先、创造为本，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人的享受权——突出民主法治问题。人的享受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人不仅能够享受高级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且能够享受到更文明的民主政治生活。民主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追溯得十分遥远，但现代民主理论却是到了孟德斯鸠才开始的。他破天荒地提出：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锐利武器，以“主权在民”代替了君权神授；以自由平等代替了等级特权；以选举制代替了世袭制；以权力制衡代替了专制独裁。这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党内民主发展得好，才有可能对人民民主真正起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人民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一条“安全通道”。然而，有人却提出：如果真正想搞民主政治的话，那就应该开“党禁”、推行多党制；如果共产党不推行多党制，就是搞的假民主政治。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是多党制。我的看法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多党制，而是权力制约机制。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都是围绕权力制约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制度。所以，我的观点是，多党制未必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未必不民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我国的宪法、行政法和相关组织法，都特别约束公权力在正确的使用范围内运行，并使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执政为民”。但还有一些公共权力没有严密的法律来规范，致使一些权力“有权力无程序”、“有权力无责任”，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随意性，导致权力的膨胀，有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侵害。当然履行程序是需要多花费些时间和精力的，确有一些“麻烦”，但它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麻烦”。
5、人的生存权——突出优雅生存问题。人获得了生命，就天然地获得了生存权。但人怎样生存下去，人又怎样去生活，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学会生存”，这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与行为。那么，人怎样生存下去呢？首先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诸如衣食住行等；其次人的生存不仅是个体的生存，也是群体的生存，人生来就需要与他人交往和相互帮助，离开他人的帮助就寸步难行；再次人生存本身没有什么好恶之分，在生存面前人人是平等的，但是生存的质量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有奴役生存方式、自由生存方式和优雅生存方式等等。我主要讲后两者：
首先，自由生存方式已是目前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障碍。所谓自由生存方式是人类在否定奴役生存方式基础上自觉选择和追求的生存方式，它与现代文明相适应，是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其根本规定性在于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自由生存作为一种人类自觉选择和追求的生存方式无疑具有合理性。它通过人性和个性的解放和张扬使人成为自己、社会和自然的主人；使人的潜能充分地释放，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人的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并不断地开发新的欲望，并能得到尽情享受。但是，自由生存方式已经并还在产生许多不良后果。由于过分刺激对利益的欲望和鼓励对利益的无限追求，人们日益被欲望所主宰、奴役。欲望得不到满足感到痛苦，得到了满足又感到空虚；而欲望又在不断地被刺激、被开发，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满足。为说明欲望的无止境，我抄录了明代朱载育的一首《十不足》散曲。这一散曲写道：“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凌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却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这一散曲，把一个贪得无厌者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可以说，因欲望而使人的心灵始终躁动不安。由于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而人又变得日益贪得无厌，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竞争因而愈演愈烈。由于人们和各种组织拼命扩张自身的利益和力图占有更多有限资源，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强弱悬殊，弱肉强食。人类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不断向自然开战，野蛮地掠夺自然，只管收获，不问耕耘。自然再也承受不了人类的蹂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走向崩溃的边缘。自由生存方式已展示其日益明显的缺陷和弊端。人类必须努力克服自由生存方式的弊端和缺陷，否则人的生存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人的幸福指数，必须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从现在的自由生存走向未来的优雅生存。
其次，优雅生存方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优雅生存，就是在追求各种需要得到充分和协调满足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追求各种才能自由和尽情发挥的同时追求更高层次才能的发挥的生存方式。与自由生存相比，优雅生存具有以下五大特征，也可以说我们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从利益至上转向高扬个性。也就是说，由自由生存以个人利益实现的程度作为人生价值的尺度转为以人性实现和个性发挥的程度作为人生价值的尺度；由看重利益（表现为各种资源）的占有量转而强调个性的丰富性。二是从追求占有转向充实精神。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他是“精神的花朵”，不然娜拉在物欲得到一定的满足，就不会出走，去追求精神的充实。金庸在浙江大学当了博导，但却放弃了，跑到美国一所大学读书、当学生去了，这只能从他是追求精神的充实去理解。所以，优雅生存并不否认占有有限社会资源对于人生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并不把这种占有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和惟一追求。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不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各种资源，而是张扬真正体现人的本性和个性的精神。三是从扩张物欲转向珍视生命。优雅生存反对过分刺激和扩张物欲，要求人们敬重和珍视生命，把人的生命看做是非个人的、神圣的、崇高的。人是两手空空来到这世界上的，生不带来、死去带去。人不是赚钱的机器，赚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在西班牙的温州鞋城之所以被砸，就在于他们拼命赚钱，而当地人更珍惜生命。四是从尽情享受转向全面发展。优雅生存主张人们适度地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的享乐之风，特别是反对那种不顾一切地追求极乐的变态或病态做法，致力于消除导致享乐主义、纵欲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根源，同时引导人们追求自我实现、人格完善、心灵安宁、事业成功、家庭和睦等多样化的、健康的生存目标，使人们过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充裕生活，不仅注重现在，也着眼于未来而生存。五是从自我中心转向博爱众生。自由生存的核心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是个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中心和自由，个体的自由、权利、利益都是至高无上的。优雅生存主张个人要努力从狭隘的自我走出来，把自我融入社群和他人之中，使个人的生活像社会那样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每一个人不仅自爱，而且把爱逐步扩展开来，爱社群，爱众生，使个人的“小我”升华为众生的“大我”，使有限的“小我”融入无限的“大我”，并使之得以延续和扩展。
二、改善民生坚持“共享”基本原则
民生问题具有“公共”性，关乎的是公共利益，是涉及千家万户能否“共享”的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改善民生应该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这必须通过具体规划和政策实现。
1、“十一五”期间政府改善民生成绩显著。例如，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并建立了农业补贴制度。中国“种田纳粮”的铁规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即使是史书中推崇备至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能做到临时的轻徭薄赋。给“种田纳粮”的历史画上句号是前无古人之举，惠及我国亿万农民，必将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流芳千古。再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般民众都能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早在2008年就已经接近或实现了预定目标，到2010年底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实施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办法，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年均增长10%，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24%的县。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惠及12.67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慈善和残疾人事业取得新进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7810亿元，比五年前增加5800多亿元。大力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使1100万户困难家庭住上了新房。
2、“十二五”期间政府将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左丘明在《左传》中说: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思是说，改善民生，必须人民勤劳，只要人民勤劳，就能丰衣足食。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首先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现在，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的已经比较大了。但又需要我们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切好。做“蛋糕”与切“蛋糕”，都是改善民生的大问题。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展示出两大亮点：一是从“强国富民”转变为“富民强国”。这决不是位置的简单颠倒，而是与此前的本质差别，过去追求“强国富民”，现在则追求“富民强国”，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最大亮点。但不能由此而把“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因为当今世界仍然是依靠经济实力来说话的，如果国力衰弱、国家不够强盛，“民富”根本没有可能；同样单纯只有“国富”，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快，那也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应该正确处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这是收入分配当中的一贯主张。因此既要注意国富，又要注意民富，这是一个辩证关系。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和当今社会积累的一些矛盾，提出要更加强调民富应该是非常适时的。二是从基本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转变为“均等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十一五”期间也有所提及，但这次“十二五”规划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前提。符合国情，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相适应，把握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比较完整，就是这一体系应该包括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各个主要领域；覆盖城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既覆盖城镇居民，也覆盖农村居民，特别是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要实现城乡全覆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和个人账户跨省可接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持续，就是制度的设计和财力的保障，要形成一种常规的、长效的机制，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随着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个目标更具体化，操作性更强了
3、2011年政府推出了改善民生的六大举措。主要包括：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今年中央财政拟投入423亿元用于扶助和促进就业，并适应我国劳动力结构特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努力满足不同层次的就业需求。二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今年重点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①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②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③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三是加快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解决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的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积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城乡低保制度。继续多渠道增加社会保障基金。将孤儿养育、教育和残疾孤儿康复等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继续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管理信息化。发挥商业保险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四是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快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重点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今年要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共1000万套，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265亿元。抓紧建立保障性住房使用、运营、退出等管理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保证符合条件的家庭受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年度住房建设计划，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单列保障性住房用地，做到应保尽保。重点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严格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有效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和市场行为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巡查、考评、约谈和问责制度，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五是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今年是医改三年实施方案的攻坚年，要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①在基层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完善基本药物保障供应体系，加强药品监管，确保用药安全，切实降低药价；②抓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鼓励各地在医院管理体制、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和监管机制等方面大胆探索，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改善医患关系；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稳定提高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参保率和新农合参合率，今年要把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200元；完成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任务，今年全国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25元，加强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和精神疾病的预防控制和规范管理；④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范围，完善和推进医生多点执业制度，鼓励医生在各类医疗机构之间合理流动和在基层开设诊所，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六是全面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加强出生缺陷干预，进一步扩大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试点，做好孕产妇和婴幼儿保健工作。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95%以上。实施新一轮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切实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加快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4、政府将更加自觉地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政府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无疑发挥着公权的职能作用。不管政府职能如何变化，社会管理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必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胡锦涛语）。社会组织不是海啸，它甚至可以起到政府起不到、也不应起到的作用。在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以及宗教团体就是和谐社会跳动的音符。从世界“三大宗教”看,两千多年来绵绵不断，一直有新的信徒加入，原因就在于：信仰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到现代社会的“宗教”，当人们普遍感到精神疲惫时，就需要精神的解脱和寄托。这也是宗教及其宗教团体有存在之必要的原因。你什么宗教都不信也未必是好事，你选择信奉某种宗教也未必是坏事，即使是学者（比如牛顿、爱因斯坦）也有信奉宗教的。这是因为，宗教团体以及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往往具有良好的协调作用。人是社会化动物。尤其是现代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很难以个人的形式来满足需要，只能以群体的形式来增强满足人们多种多样需要的能力。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几百年来，这类社会组织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组织形式由初级走向高级。现在，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平均每100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出现了众多的社会组织，即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社会组织的这种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社会组织具有服务的功能，为成员办实事；具有协调的功能，既能协调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也能协调国家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监督的功能，既监督上又监督下，尽管这种监督是柔性的，却是必需的；具有公正的功能，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种“兼顾两头”的性质，决定社会组织要公正。同时，社会组织还具有智囊团、思想库的功能，有助于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的大思路有不少就来自民间组织。二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社会冲突各国都有。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萍之末时，最先觉察的往往是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发预警，就可以避免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避免把只要用心解决就能妥善处理的矛盾演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充当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起到减轻冲突影响的作用。三是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我们一直说，转移政府职能，转移到哪里去呢？一个重要的去处是社会组织。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无限政府”所不应承担的职能，有利于把“直接政府”变成“间接政府”。而“间接政府”的形成，有利于发挥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社会”。“大社会”，就是社会组织要发育壮大起来。政府肩上有千斤重担，社会组织也能挑起八百斤，政府就可以做到“人少办大事”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是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力。当前，社会组织应当努力克服依赖性，增强自主意识。政府应当大力扶持社会组织，伸出双手欢迎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应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有序地得到发展。
三、围绕三个“最大限度”创新社会管理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这就是说，必须围绕这三个“最大限度”来创新社会管理，因而首先要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三个“最大限度”。
1、科学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如何科学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这个“最大限度”，就是让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充满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而激发“社会活力”，就要激发社会主体活力、社会资源活力和社会机制活力，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激发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创造力。
首先，让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封闭和僵化的，而是开放和充满发展活力的。这种活力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本身等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当中，主要是指主体活力、资源活力和机制活力。一是社会主体的活力。就是社会以老百姓为主体，而不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放手让老百姓自主创业、艰苦创业、和谐创业。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应学会以民主手段参政，以民主方式为本阶层争取更大利益。应培育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是社会资源的活力。包括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条件的控制和改善，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等等。要改变过去那种以物为中心的开发观，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开发观，人力资源的开发才是社会资源活力的根本所在。三是社会机制的活力。包括社会管理机制具有自我延续、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活力。过去我们靠“单位制组织”管理，“单位办社会”曾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现在我们以居住地管理为主要形式的“社区服务”快速发展，“民间社团组织”成为连接政府与个人的桥梁。以上三个层面不可分割、互为前提，统一构成社会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现实力量和动力源泉。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活力既包括社会成员的个体活力，也包括全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又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制约。二者彼此包容，共同促进。增强全社会的活力，就要在使每个社会成员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和切实保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执政党整合社会的功能，营造和形成全社会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次，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是重视劳动。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创造了人类本身，促进了人的体力、智力的发展和完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还是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劳动，你是当国家主席，还是掏粪工人，凡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要保护。二是重视知识和技术。尽管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早就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却只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知识生产力的“知识”是指以高技术知识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这是一种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知识。知识生产力不仅重视知识和创造，而且要注重知识的扩展与使用，包括搜集和利用知识的效率。知识生产力不同于物质生产力和一般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地方是它的高科技性。它推出高新技术产品的周期越来越短；它使产品中无重量（如电子计算机的芯片）成分日益占主要地位；它使产业结构出现从有形向无形转移的趋势；它使无国界的（或跨国界的）事物日益增多。三是重视管理和资本。公共管理上存在着一个难题，就是“制定政策永远比执行政策容易”。这一问题的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是制定了政策之后，忽视了对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如果决策者能够充分利用组织内外的各种力量实施好监督，而且充分运用监督检查所获得的结果对执行者施加影响，就会有力地推动决策的执行、政策的落实。这就是有效的管理。当年朱鎔基总理就曾经说过，国有企业第一是管理，第二是管理，第三还是管理。对于资本，过去人们重视的是有形资产、硬件，现在人们更看重的却是无形资产、软件。无形资产在今天胜于有形资产，它的升值提醒我们：应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因为人是联系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纽带，是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互相转化的动力。就资本在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是人直接和最终决定了资本的效能。
再次，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一个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就要破除一切妨碍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创造力的旧体制旧机制，激发广大人民的创造愿望和动力，鼓励创新实践，宽容创新挫折，完善创新机制，形成有利于创造的环境和保障，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创造活动、创造才能、创造成果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对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新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为社会成员充分施展才能提供机会和舞台，以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造成人人奋发向上、个个积极努力的社会氛围，以有利于整个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增加。
2、科学把握“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如何科学把握“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这个“最大限度”，就是加强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创新社会管理以群众利益为根本、规范社会秩序以政府管理为主导，这里的“重点”、“根本”和“主导”，都体现着“最大限度”。而增加“和谐因素”与减少“不和谐因素”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增加的角度说的，另一个是从减少的角度说的，但两者是一致的，都是要尽最大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加强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增加“和谐因素”，就要关注民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奠定物质财富基础。但如果以为经济发展了、GDP增加了，就是在解决民生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如果这个蛋糕切不好、分不好，民生问题还是解决不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民共建共享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通过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也就是说，在发展之外人们同样也认同公平正义。因为发展只是绝对量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实现，实际上是更加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体现着生产关系的和谐，同样也是人们所追求的。所以，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使人们能够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的收益；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其次，创新社会管理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增加“和谐因素”，就要注重社会管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作为社会管理方式层面的不和谐远未得到解决。而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实践，创造了不少社会管理新经验。比如，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延伸到流动人口身上，使他们进入城镇社会管理工作范畴；对特殊人群实行特殊关爱，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培育综合性社会组织，努力把各类社会组织纳入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组织体系等等。这都是坚持和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结果，体现了我们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要继续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再次，规范社会秩序以政府管理为主导。增加“和谐因素”，就要规范有序，即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等行为规范井然有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有章可循。而规范社会秩序事实上要靠政府主导，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管理社会事务的公共机构，负责对社会事务进行规范、服务和制约，以使社会依法有序、和谐稳定。这就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法律和政策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建立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所以，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要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对实有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在经济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管理方面，要建立联合管理机制，保护正当交往合作，依法加强管理；在互联网管理方面，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综合管理格局，促进健康发展；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加大对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犯罪的防范打击力度，又着力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等等。
3、科学把握“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如何科学把握“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这个“最大限度”，就是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在各项具体工作中把“减少不和谐因素”的任务落到实处。而减少“不和谐因素”，就要在思想上理性正视、实践中源头治理、突发时组合化解。
首先，正视种种不和谐因素。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据塞缪尔·亨廷顿分析，在一定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与社会安定、社会和谐成正比。发展理论则把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认定为工业化起飞阶段，4000―6000美元为工业化中期。工业化起飞后，相对于传统社会，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尤其在人均GDP达到4000―6000美元时，一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往往进入高危阶段。当人均GDP一旦达到6000―8000美元时，尤其在8000美元以后，目前除阿根廷以外，基本都进入一种社会稳定阶段。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人均GDP4000多美元，这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风险高发期”。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着种种不和谐因素。一是阶层关系的不和谐。主要是社会排斥、社会剥夺和社会断裂问题。社会排斥是说我们制定游戏规则时，尽量考虑大家共同的利益，但每一个游戏规则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维护部分人利益的同时，会有意无意地排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剥夺最突出的就是城市拆迁和农民失地问题，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政策考虑得还不够周全。社会断裂是我们社会当中出现一些阻碍阶层间流动，尤其是下层向上层流动的突出问题。二是为改革发展承担代价得不到对等补偿所造成的不和谐。农民、产业工人曾经为改革发展承担了相当大份额的成本或代价，应当想方设法予以适当的补偿，事实上相差甚远。三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不和谐。比如垄断性行业，凭借对资源、市场、价格的垄断，获得大量的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本应该是国家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却留在了垄断行业内部，或到个人腰包里了。还有腐败、权钱交易、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造成了严重恶果。
其次，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这就揭示，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应包括：一是利益协调机制。党和政府要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制定的公共政策尽可能地兼顾、整合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尽可能地调和、减缓、化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能量积聚，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二是诉求表达机制。对于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要尽一切可能让其表达并加以解决，决不能回避矛盾。如果矛盾激化了，宜疏导不宜堵截、宜分散不宜聚合、宜顺畅不宜逆行、宜缓解不宜压制，要采取有力措施平息事态，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局部问题扩大化、内部问题社会化、经济问题政治化。三是矛盾调处机制。要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处理不好和不及时，也可能使矛盾激化。不能使本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旦发现矛盾激化的苗头，要迅速赶赴第一线做好疏导工作，善于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四是权益保障机制。为保障共建共享民生，要“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胡锦涛语），许多不和谐因素，要么是民生的建设步伐未能与发展同步，要么是民生的突出问题解决不力，要么是民生的共享机制不完善、不公平等等，要切实做好保障民生这篇大文章。
再次，化解和妥善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突发性群体事件是一种在较短时期内突然爆发的一部分群众与另一部分群众之间、一部分群众与领导部门之间、一部分群众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主要表现为一定数量的群众采取围攻、静坐、游行、集会、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方式对抗党政机关甚至破坏社会公共财物、危害干群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应当把形成解决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能力，看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看做是新政绩观的一部分。形成这样一种能力，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术，有三个原则至关重要：一是理性看待群体冲突。一般来讲，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政府要准确定位冲突的性质，以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基调。二是妥协是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利益冲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决问题，冲突的结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彻底胜利，而是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往往是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的。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谈判应当成为解决冲突的常规化形式。三是认错与依法惩处的组合化处理方式。比如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对群体事件不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或妥协方式化解冲突；依法处理违反法律的闹事人员。这个组合改变了过去对群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同时，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维护安定团结，有理不能闹事，无理更不能闹事，要把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面临的问题。
〔注释〕三个“最大限度”可前溯到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两处论述：一处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另一处是“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到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便第一次将三个“最大限度”作为完整的总要求提出来了，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