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港区行政区划:几度奔流的青春

《几度奔流的青春》---汤伟星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常常，会想起李商隐这首不朽的《夜雨寄北》，读起来，总会令我回想起，那段曾经说不清道不明，风雨飘渺的年代。又曾几何时，我在部队给同队知青郑家骙回信，就附上这诗，聊以寄托我不舍的悠悠之情。俄国诗人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带着几近疯狂的激情，几分的无奈，去经历一场两种文化的碰撞：农民与知青，农村与城市。接着，从农村有人闯出来了，而有的人，从此把青春连同一生都安放在那山那水。青春，对于人的一生永远是最美好的。无论怎样的荒诞，如何的艰辛，都掩盖不了那如火如梦的时光……
   
下乡 · 灰色放逐

      1969年的秋天，我同千百万知青一样，怀着改天换地的激情，从厦门踏上了往龙岩的征程，去上杭农村下乡插队。

      到了上杭五星公社红光大队，现在的溪口乡大厚村，我和21名知青先后被分配在只有23户农民的团结生产队，我和来自厦门一中的卢慧钦被安置在副业队长张松启家中。

      到了夜晚，忙碌了一天的山村，就回归了原始的漆黑与宁静。直到这时，我伫立在房东家门口，面朝天脚踏地，才发现这里没有了城里的嘈杂，不见了都市红砖白瓦的楼房，这里的天，是那样的干净，甚至干净得有些无奈；山，是那样的安宁，以致嗅不到一丝风捎带而来的乡野草味。我和慧钦共居一室，那个年代农村根本还没有用电，每晚只能借着仅有的一盏煤油灯，在角落里轮流看看书，或者写写家书。只是这样一个简易的煤油灯，用没了多久，就因我的不慎彻底摔碎了，所幸的是，慧钦他心灵手巧，就地取材，将一个用完的墨水瓶出落成一盏煤油灯！殊不知，这盏煤油灯在当时、在它落地生成的瞬间，显得如此的精湛！在我的心中，在以后的每一夜它都足以让我们灯火阑珊！

      历经了初来乍到的新奇和豪情，剩下的便是我们面对贫瘠和梦想所要的坚持。那时候，尤为痛楚的，并不是由于山村的简陋与艰辛，而是饥饿常使我们年轻的生命迷茫及无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正在成长的青春，除了不断地消耗体能，几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感觉没吃饱过，每天还没从田间回来就饿得发慌，甚至有了窒息的感觉。记得197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吃过饭，队里组织社员到很远的村外去耘田，那样的劳作往往要持续到接近黄昏，每个人能带的除了农具就是一盒午饭。我们徒步走了约摸十里地，大伙儿吸烟喝水歇息之后，待生产队长张群根一声令下，就四下散去找地耘田劳作……这时，同队的徐息驹悄悄凑近我：“嗨，肚子饿不？” “饿！”我知道自己根本也没多少气力能干一天的活，一边本能地作答，一边狐疑地看着他，到底想干什么。徐息驹犹如找到申诉的对象开始骂骂咧咧：“x x 的！早上喝的两碗稀饭一泡尿就让我放没了！”话一说完，我们俩四目相对，产生了只有面临同样困境才有的契合——那盒午饭！所谓的午饭其实就是每个人定量装了八分满的铝盒干饭，上面仅仅是铺着薄薄一层不带油星的咸菜干儿。我和息驹以解手的名义，再以理直气壮的姿态迅速悄悄取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盒饭，窜进无人的草丛，毫无顾忌快乐地先行享用那份诱人的盒饭，快速“闪饭”之后我们心安理得地重新进入地里埋头大干……午日当头的时候，随着队长收工的吆喝声，社员们纷纷端着自己的盒饭边吃边乐，我和息驹装模作样，也拿走自己已经空了的盒饭虚张声势：“走嘞，找个凉快的地方吃饭去！”再次回到刚才的草丛，背靠背坐着，我们俩谁都没了声息。半小时午饭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又开工了，那个下午的饥饿是我有生最难捱的，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尊，也害怕哪个社员指责我们偷懒，只能死撑硬扛地劳作，直到黄昏收工。在回村的路上，饥饿便在霎时如潮水泛滥，我的双腿禁不住打颤，刚踏入房门就仿佛虚脱似的，全身重重地瘫倒在地上。

      每一天，我们都像蝼蚁一样在忙碌着，以致精神被生活压得麻木了，几乎没有时间去叩问生命的哲理。那时农村连个户外广播、露天电影都没有，甚至想要找点书报都极其艰难，唯一能浇灌心灵荒漠的，就是哪个知青有把二胡、吉他、口琴之类的乐器，只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灯光》、《小路》或者耳熟能详的思乡音乐飘响，闻声而至的知青几乎能把吹拉的人围着捧着，如同明星被粉丝围观似的：欣赏的，羡慕的，嫉妒的…..那些眼神流露的是渴望与欢欣 ，茫然与希望。

      在人间，尘世的苍茫与不安抛给你多少无情，往往又给予你多少的深情，它仿佛给了我们一处栖身的角落，之后又蓦然发觉：我心无法安放！在你百无聊赖的时候，生活又会许你感动的故事。那个时代掀起千百万知青的下乡潮，惊扰了中华大地农民百姓们贫瘠却安宁的生活，他们内心的抗拒和排斥不可避免，知青的安置使他们的口粮和住房负担雪上加霜。尽管如此，中国千百年来传承的淳朴民风，注定让这些农民百姓无怨地接纳了我们这群来自城里的大孩子。1969年的中秋，是我们下乡之后的第一个节日。农村的物质匮乏可想而知，但农民们依旧把中秋过得隆重，农民张裕迟热情地邀我到他家里做客。一进简陋的厅堂，我就瞧见桌上一盆显眼的鸭肉，加上其他素菜有七八道，香气四溢，然而，当地最闻名还是农家自酿的米酒了，家中若有来客必以此米酒招待才称得上盛情。我抵不过主人的频频举杯相邀，接连干了十几碗，最后熏醉而归。三十八年后再回到团结队的时候与张裕迟重聚，不禁感慨万千：酒依旧是当年醇香柔极的米酒，但人已苍老迟暮，

正应了柳永的《雨霖铃》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招工 · 曙色初现

      如果沉闷无奈的夏季，带给你颓废和烦躁；那么秋天，必然会让你收获希望与踏实。在中国，每个阶段总会掀起某种热潮，下乡热潮尚未褪去又迎来了知青招工的热浪。1970年7月，隔壁红星生产队的陈士哲，在我们这帮同学中首批被选调上杭农械厂的知青；之后的九月金秋，二度招工又开始了。

      自从招工的消息传至知青点，我就有一种想彻底洗去沉淀在肉体和心灵汗垢的渴望，那种企盼冲淡了心中的几缕乡愁与哀伤。 我所在的红光大队共有200多名知青，而招工选调的指标仅有2名。或许是我表现得比较突出，夏收夏种被评为公社首批“五好青年”，加上 “红五类”的光环，脱颖而出被选调上杭县商业局工作。全队的知青沸腾了，高呼着要好好“设宴”为我饯行。记得在队共19名知青，大伙AA式各出5角钱，共计筹得9元5角的人民币，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在郑家骙的领导下，陈振光、吴紫瑜、徐红等几位女生分头去采购鸡鸭禽蛋，加上农民兄弟送来的瓜果蔬菜、米酒，竟然办了足足3桌。当晚，生产队长张群根、政治队长张寿德、副业队长张松启以及会计老张前来为我道贺。饯行宴热闹非凡，我激动不已，并在心底深深告诫自己：今后如若有出头之日，定当不能忘了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民兄弟，亦不能负了同甘共苦的知青兄弟姐妹们。

      翌日，上午9时许，一辆带篷的解放牌大卡停在溪桥边的公路旁，这是县里专程来接我们的专车。公社书记黄敏明、副书记高义丰、四面办主任游开登以及所有的大队、生产队领导，还有我朝夕相处的全体知青，热烈地与我握手告别。此时此刻，我内心的荣耀感第一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即将上车的那一刻，陈淑银大姐悄悄递给我一封信，说是有人托她转交的，嘱咐我上了车再看。给我写信的是队里一位我心仪已久的女知青，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还没有过花前月下，没来得及风花雪月，它已随着我的远行就已经结束了。

      到了县城，我们这些被选拔出来的知青进行了为期3天的集训，并由县革委会领导做动员报告。集训期间，我与同处一室的黄杰成组织了一场参训知青的篮球赛。集训的伙食特好，不但吃饱还顿顿红烧肉。3天的集训一结束，即正式分配单位。我只身一人，被分配到上杭县矶头水电站物资供应部，即水电站的商店当营业员，最初只是学徒工。

      矶头水电站位于上杭县东北边，毗邻连城县新泉镇，当时还处于在建阶段。我被安排在副食部站柜台。虽然刚刚上岗，但我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努力刻苦学习，尽快在短时间内熟练和适应供应站的各种工作，虽然繁忙，却单纯而充实。那时候所有的副食品都得凭票供应，大到买米凭粮票、买花生油凭油票，扯个几尺布做件衣裳也得布票，小到香烟票、酒票、火柴票、糖票、肥皂票……几乎是无票不行。有位水电站的农民搬运工，到供应站来买酒，被我的师傅拒绝了：“没票不卖。”师傅去吃午饭那会，那个农民工又来了，实在不忍他的再三央求，我自作主张打了三两散装的白酒卖给他，他拿来装酒的是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只见他左手倚着扁担，右手接过我递给他装了酒的搪瓷杯，站在原地，竟硬生生地干喝起来。我的心头一阵酸楚：人于穷困时，有酒亦当乐！不知那个农民兄弟一饮而尽的时候是快乐？是逃避？抑或短促的安慰？或许根本他自己就不知道。

      同年的11月，我领到了平生第一份属于我的工资：人民币18元整。18元啊！与还在下乡的知青相比已是天壤之别；18元相当于我下乡期间，月工分折算的近30倍！我兴奋地盘算着如何安排这笔“巨款”。首先，决定打打牙祭，犒赏犒赏自己这干瘪了的辘辘饥肠，一下班，我就跑到隔壁小饭馆里，点了2角钱一碗的猪肝汤。看着那碗上面漂着葱花的猪肝汤，我情不自禁用力嗅着那诱人的香气，刚刚嘬上一小口，正想着怎么给厨师几句赞美的评语，忽然间，供应站书记站在我面前：“小汤啊，刚发工资就下馆子啦？要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啊！”我吓了一跳，慌不迭地站了起来，表示虚心接受领导批评教育。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敢乱花钱了。 参军 · 朝阳满天

      幸运女神在眷顾一个人的时候，总会在你一无所知的前方，一路为你点灯，照亮你前行的路，哪怕你步履蹒跚。是的，我要继续努力行走，直到春暖花开。

      1970年立冬之后的一天，冬日的阳光褪去了秋天的颓乏，让人顿觉心扉明亮起来。水电站工地上的围栏、护墙多了一些标语：“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好男儿志在四方！”；“把优秀青年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又征兵了！读着这些标语，我的血顿时开始翻涌——军旅才是我梦里的水乡！这一次，我一定要当上兵！从小梦寐以求的渴望就要实现啦！无论如何一定要试试！我即刻向书记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身为转业军人的书记高兴得当即就表示支持，还亲自为我咨询了征兵办。按当时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征兵的政策规定，下乡知青需有2年的“农龄”方可报名。要知道，那条规定打碎了多少知青的梦想。我熟识的知青吴永康，就是如此痛失军旅生涯。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才华横溢，又曾是厦门一中的篮球主力，身体素质相当出色，是个当兵的好苗子，征兵报名的时候，就被师部参谋魏振山一眼相中，但由于他的“农龄”不满2年而未能如愿。我算幸运的，因为我是以“工人”的身份报的名。

      当年，矶头去县城还没有开通公交车线路，单位也没车，我几经辗转，找到公路道班的闽南老乡陈师傅那里说了缘由，陈师傅二话没说把他的自行车借给我。向站里请了两天假，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骑上自行车，沿着50多公里的土路赶往县城。一路上飞沙走石，等赶到县城已是黄昏，征兵办的人已经下班。我去县招待所住下，隔天再去报名。

      吃罢晚饭，听说县大礼堂晚上将放映革命影片《鸡毛信》，我便往礼堂走去，找了个靠前的位置坐着，等待电影开映。这时候来了一位年龄约四十多岁的妇女在前边招呼孩子，听她说话那口音、那口气极像我母亲那一口浓郁的山东话。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山东胶东人，1949年双双随军南下福建，离家二十余年乡音未改。听着阿姨亲切的乡音，我忍不住上前打招呼：“阿姨是山东人吧？”“是啊！山东文登人。”阿姨抬头看我，一脸惊讶，发现我竟能操一口地道流利的山东话。巧的是，这位宋阿姨居然与我母亲同为山东文登县大水泊乡人，她家与母亲的村子仅仅相隔3里路，也是夫妻双双南下福建。诸多相同的背景，使我不由得对宋阿姨像长辈似的攀谈起来，告诉宋阿姨自己想当兵的愿望，以及从水电站赶来县城报名的过程。哪想到宋阿姨的丈夫就是上杭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分管征兵工作。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按照宋阿姨的指点，第二天在县“征兵办”顺利报上名。接下来就是回去等待通知了。等待，对于每位热血男儿是痛苦而漫长的！每一个报名参军的对象都必须经过政审，我曾经于1968年和1969年的两次参军报名中，都因父亲被打成“党内走资派”而被刷下来。许多优秀青年正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历史问题或社会关系的复杂而被无情地淘汰，从此空怀一腔报国热血！一位苏姓同学的遭遇最令人悲叹和惋惜。当时他已经被录取并通知到本人，就在他领取了全套军装，整装待发的前两天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被取消参军资格，收回军装。原因是他有一位曾在台湾军队任职的姑丈！

      报名之后我便回到矶头电站等候消息。在视日如年的等待中，我决定回厦门探亲。一来，离家一年多特别思念父亲母亲；二来，此次当兵若能如愿，也算是与父母及家人的辞别。于是，我向站里又请了7天假，甚至也没等到家騤、息驹他们的到来，便急匆匆动身回了厦门，只给他们留下一封信、5斤粮票和5元钱。

      就在我探亲返回矶头没几天，就接到了令我欣喜若狂的消息：去县城参加体检。体检，就意味着基本录取！我的体检过关不久，终于等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那天，我站着柜台上着班，书记急匆匆走来，老远就朝我喊：“小汤！小汤！”看到书记一脸的兴奋和手中扬着的一封信，我知道那是我翘首以盼的入伍通知书！我被沈阳军区空军某部正式录取为军人！为了表达我的喜悦之情以及向站里同事的祝贺表示谢意，我当即买了一斤水果糖，还是书记特批的免票。当晚，站里开了欢送晚会，书记、经理、我的师傅以及老同志分别讲话，勉励我在部队要努力工作，争取立功。应大家的盛情，我即兴演唱了一首当年流行的歌曲《真是乐死人》：“想起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一到那区政府，人家不批准……真是急死人；实行了兵役制，我当上了国防军，帽徽闪金光，领章真漂亮……真是乐死人！”

      第三次赶往县城，我领取并穿上了朝思暮想的军装，一种“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荣耀感油然而生！我要把这份荣誉带给患难与共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分享。第二天，我骑上车，一路欢唱一路南下，狂飙了四十多公里。重回溪口公社团结队，我兴奋地和每个人分享我的荣誉和幸福。当晚，我借宿在郑家骙的房间。说是房间，其实就是农家的储藏室，农村专门用来堆放农具杂物的小平间，不足三平方米，别说不能在房内走动，除了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就剩一个放置衣物的木箱子。尽管我和家騤紧挨着一张床躺着，但是我俩一宿相谈甚欢，一直到天蒙蒙亮。一大早，我就又一路向北疾奔。最后一次回到矶头水电站， 告别同事，告别领导。次日我搭上单位为我安排的便车，赶往县城报到。

      跟所有欢送新兵的场景镜头一样，县领导为新兵举行欢送仪式，并准备了军用大卡车将我们这群新兵送往龙岩会合。临行前，我意外地遇见了前来欢送的苏同学，他握着我的手喃喃地说：“可惜我那军装都已经穿上了......”声音有些哽咽，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满腹的委屈，一脸的黯然以及欲哭无泪的眼睛。

      在龙岩火车站的候车室， 从厦门赶来为我送行的母亲已在那等候多时，待她细细叮嘱之后，我把刚刚领到的12元双薪津贴取出，自己留下2元，剩下的10元留给母亲。她执意不肯收下，为了安慰我，最后留下一元。看着母亲日渐花白的两鬓，《游子吟》的伤感瞬间涌上心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列车缓缓前进，母亲在站台的人群中，木讷地朝我一个劲地招着手，看着渐去渐远的母亲，我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满载着新兵的专列经过5天5夜的颠簸，于1971年元月4日傍晚，到达目的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的老虎屯机场。从此，在东北，在辽宁，开始了我长达18年漫长而又坚实的军旅生涯，开始了我一生最引以为荣的岁月！这段军旅经历成就了我的光荣与梦想，铸造了我的灵魂与胸襟！ 后记 · 我心永恒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朝夕相处的目光，苦乐共享的汗水，粗糙质朴的真情，依然魂牵梦绕；我们，脚踏艰难，走过青春， 不论是在这方土地，落脚生根，失意得意；还是时代的悲剧喜剧，如何重复涂写我们，最初、最美的梦想，毕竟青春的灵魂，曾经在岁月中流浪和缠绵过！那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使我们不知不觉中，时常在梦中频频回望；那样一种千丝万缕的情感，使我们也常常隔三差五，旧友相邀，或浩浩荡荡，或三五成群，驾车去往那块思念的故土，试着寻找过去留下的点点滴滴足迹……

      悠悠岁月，拂去尘埃，我们也慢慢的变老。人生的许多辉煌，都在悄然退去，唯独那金色年华，依然绚丽！几次重回知青点，看着那座山道间无华的小村庄，隐约在翠色山水中的农家旧居，涓涓的溪水带着令人依恋的芬芳潺潺流过那方留着我们青春印记的热土，以及成就我光荣之旅的起跑线，这一切，永远銘刻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一生只此！！http://www.dfwvip.net/bbs/viewthread.php?tid=2248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