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ia是哪个国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及其反思

摘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 已经濒临了死亡的边缘”。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和世界共产主义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上述论点，至少仍信誓旦旦、义正言辞地宣告“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虽然它的终期不定。本文将从马克思的论述入手，从现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人性存在规律和历史决定论的角度来反思。

关键词：资本主义；灭亡；必然性；反思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描述

（I）、资本及资本主义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定义是明确的。在他那里，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因为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2]

首先，资本是物，包含了上述提到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其次，“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3]再者，资本体现了物与人的结合，以恩格斯的话来说，“资本和劳动是一个东西”[4]，资本家以支付工资的方式使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为资本的增殖奠定了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是以货币、商品这两种形式交替出现的。“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5]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资本就存在了。“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6]由此可看出，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物化及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物化意味着货币的出现，意味着货币对人的支配和控制”[7]，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而关于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当我们考察马克思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单独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是以“资本主义+其它”的形式出现的。但在马克思晚年的一些篇章中，却能够发现马克思也偶尔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比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8]。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已经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尽管他没有明确定义过“资本主义”，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相关方面的论述中来理解它丰富的涵义。资本主义主要包含了一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本需要不断增殖。第二，资本主义的主体——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价值”[9]第三，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平等机制——剩余价值的存在。第四，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一个定义：资本主义就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只有自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为主体，以资本增殖为核心内容，并通过攫取剩余价值进而导致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的制度。

（II）、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根植于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中又被规定为生产的价值量、利润的增加与利润率下降之间的矛盾。它在自身结构发展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阿尔都塞将其称为“运动”，并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总资本领域中的若干运动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理论等值关系。这些运动是：资本（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积聚；（通过应用科学和发展合作而实现的）生产力的社会化（马克思主要理解为生产的集中化和大型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所有生产部门的扩展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产业后备军（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平均利润的下降。[10]这些“运动”都体现在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中。

首先，马克思从资本构成的双重性将资本分为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即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总额）。在一般条件下，每一次交易产生的剩余资本并入原资本，从而使资本进入新一轮的积累过程。这些并入原资本的剩余价值将分配给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变资本归入两种途径：其一，提高雇佣劳动力的工资；其二，雇佣更多的工人。投入不变资本的，比如增加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等，投入不变资本的如新技术的采纳，提高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商品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便可以得到差额价值[11]。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家更加倾向于后者。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从单纯的量的扩大演变为质的变化。这一变化恰恰是资本家通过改变投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来实现的。[12]

我们分别来看这一个过程对于资本家和工人的影响：

一、一个资本家打到多数资本家，资本集中并趋于垄断。资本家通过剥夺剩余价值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的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小资本家的数量上升。在逐渐积累的过程中表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其一、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的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其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累的增进，收到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

彼此对立的资本家在受到利润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竞争。在马克思看来，竞争斗争是透过便宜来进行的，而商品的便宜取决于生产规模，这产生的即是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产生了资本的集中。

二、相对过剩工人的产生以及工人阶级的壮大。资本集中所要求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但对于雇佣工人来说，虽然资本家对他们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远远低于社会上工人产生的数量。

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13]

   因为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有的，这些工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个资本家来从其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获得自己一部分的劳动产品。

    这种依附造成的是这些相对过剩的一部分工人随时会由于新的投资领域的出现而被召集起来，但这是随机性的，而更多的情况只能临时的充当资本积累手段的一部分；而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14]，并且会不断的证明自己值得被永久从属化，即过度劳动。

这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而马克思正希望这些工人，成为加速资本主义灭亡的动力。这两个运动投射的是资本（生产资料）的积聚、生产力的社会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既然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的增值，那么他就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行业、地区之内。“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5]并且，它在这个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市场。

至此，资本主义开辟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企图横扫世界。

但是我们从这一发展趋势里面可以看到它扩张的原因，即使资本需要增值，这蕴含了一个条件，即是束缚在单个地方的资本会达到增值的极限，也就是说利润的减少。科技和工艺改进带来了生产社会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让个别必要劳动时间过长的资本家倒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程度上减少，那么个别必要劳动时间相比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空间会减少。也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经过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以后，资本利润率日趋下降。而资本增值的减少正扼杀着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生命。此时他可以采用两种方案，其一：让更多的人消费他的产品，用更多的购买量来弥补单个商品剩余价值的减少；其二：开发新的市场。但我们发现在途经一中，资本愈加趋向垄断的私有化使社会化生产的承担者，即工人，无力消费这些产品，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容纳他本身造成的财富，只能通过大量消灭生产力来解决。在第二个途径中，我们承认新的领域的确可以使其发挥新的效用，但在全球性的市场都被充分利用，全球性的利润都被消耗殆尽时，资本主义也就走到了尽头。

二、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的反思

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小组将从三个问题着手：一、如今离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很远，当今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否逃脱了必然灭亡的规律？二、如果这些变化只是流于表面，那么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即私有制是否会灭亡，还是作为一种人性存在规律？三、即使未来有一天资本主义灭亡了，是否就能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是历史的必然？

（I）、资本主义在当今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是不同于马克思那时的资本主义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 以后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资本主义，属于当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与古典资本主义大相径庭的制度，是一个马克思未曾分析、列宁未曾经历、斯大林有意歪曲其形象的资本主义。”[16]那么我们就考量一下当今的资本主义新的变化，它是否已经能够逃脱灭亡的命运。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可以由下面各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占有形式的社会化[17]。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出现使得生产资料已经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也可以看做资本的社会化。比如股份制的产生使得社会个人购买股票和企业之间互相购买股票，使得股权具有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它意味着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这样就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个方面，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

二是经济运行可调控[18]。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凯恩斯主义便开始盛行，它主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可调控。它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波动性越来越小。也缩短了危机持续的时间、降低了他的破坏力。

三是收入分配福利化。[19]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财富为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全面介入个人收入分配。这个改善指向资本主义的另一个运动要素，产业后备军，它意欲减少他们联合起来推翻制度的可能性。

四是阶级结构复杂化。[20]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向简单化、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阶级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且变动性大，不仅传统的中间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出现了新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科研人员、工程师、高级公关、银行家、律师、大学教授等，他们主要以股票等形式占有社会财富，以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使用价值的生产，以付出自己劳动而获取较丰厚的收入。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不是金字塔形，而是菱形，阶级结构向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发展，阶级界限越来越模糊。尽管阶级对立依然存在，但是两大阶级也并未出现非常激烈的对抗，阶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反而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在新的变化中，资本主义似乎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它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并不只有一种单一的模式。在逐渐走向成熟的模式中，赤裸裸的、野蛮的剥削逐渐被替代，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就有了缓冲带。

但是这样的新变化又意味着另外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新的变化中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共同拥有的成分。比如说股份制和福利制度。这种略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因素的加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内部不合理性的扬弃。

其二、新变化中产业后备军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这只是相对于原来野蛮剥削的状况来比较。2009年国际劳工组织公布就业形势年度报告中显示，09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6.6%，失业人口首次超过2亿[21]。而收入分配福利化，财富占有社会化指向的群体十分有限，它的受众多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在中间阶层生活状况改善的情况下，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其三、新变化指向财富占有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的缓和，但它并不能改善由资本增值所带来的弊病。在资本积累方面，斯威齐所指出，相对于以上的四个新特点，资本主义的最近历史依然不可否定存在三个重要的趋势[22]：

(1)总体增长率趋于缓慢；麦肯锡旗下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表示，经历了自1980年以来30年的扩张和近4倍的规模增长，金融市场的增长已突然停顿，不再受到私人债务和股本这两个因素的推动。MGI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包括股票、私人与公共债务以及银行存款——价值下降了16万亿至178万亿美元[23]。

(2)垄断的多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增多；据联合国有关机构1993年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37000家跨国公司其海外附属公司总计达17万家。[24]

(3)资本积累过程金融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下，资本依旧朝着垄断发展，而资本主义看起来却已经变的精疲力竭，他的自我增值的速度开始降低，全球范围内的利润开始缩减，他不得不找取新的方式。而新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却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从比较新颖的经济杀手[25]来说，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穿梭于第三世界国家，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高盛集团则是将高端专业的资本操纵手段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代表，继2006年一举独霸中国肉类加工业之后，已将触角伸至中国的农业、新能源……由此也不难理解2009年底在华尔街一片哀鸿时，高盛还能推出230亿美元高管分红“奖金池”。“高盛将贪婪进行最理性化训练所获得的成功和谴责，反映的却也是已有200年多历史的资本主义现今核心困局”[26]

因此，从资本主义暂时的新的变化来看，他并没有跳出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这些变化是限于表面，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我们就进一步来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之一：私有制，是否会灭亡。

（II）、从人性存在规律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不必然灭亡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是物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他造成的人的异化是必不可免，和人的自由相违背。但是我们发现，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之外，马克思并未在著作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充要条件，但是我们根据他的论述再补充这样4点：私有制、市场、竞争、剥削。我们需要纠正的是这样一种逻辑：由于资本主义穷凶极恶，所以它必然灭亡。值得注意的是，罪恶是价值命题，灭亡是事实命题，价值命题是无法推断出事实命题的。

另外，我们也尝试着从人性存在规律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不必然灭亡”的理由。

首先，无可否认的是，每个人对自己喜爱的事物都会产生一种持续、反复享受的欲望（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但是，当意识到某物是竞争性的好处[27]（资源的有限性）时，人们就会产生占有欲（具有排他性）。如果这种占有欲在心里被反复强化，就到了贪婪、欲求过盛、贪得无厌的程度。因为占有欲与现实不相适应（欲望与不可被满足之间的矛盾），于是心里产生不满之情。这种不满之情日益累积，就会产生仇视、怨恨。这种日益累积的难以遏制的嗔欲必然外显于争端、竞争、矛盾、战争、毁灭，从而，如果不是同归于尽，那就必定强者为王[28]，享有支配权。不平等就这样必然地被产生了。

我们不禁要问：贪的原因是什么？即我们为什么会对某物产生偏爱？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事物间的差别（也暗示了我们已具备分别的意识），更确切的说，是看到某物的特殊性，由此而产生好感和兴趣。如果痴迷的程度继续发展，那就到了痴狂、沉湎、执着、执迷不悟的程度。

整理上述逻辑必然性的顺序可得：看事物的“分别心”引起“痴”，“痴”引起“贪”，“贪”引起“嗔”，“嗔”最终导致“不平等”。

而分别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归结到人类理智的发展、意识的发生，也就是看世界的眼光和角度变了，人类的思维水平发展到了表象概念水平。[29]

    综上所述，有这么一条必然的逻辑路线：意识发生→分别心→痴→贪→嗔→私有制与不平等。私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不必然灭亡，更遑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III）、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历史总是沿着一定的规律而进行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它所描述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机制，具有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并服从于某种目的或规律的支配。这就是波普所说的“历史决定论”，它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30]

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决定论这个大厦之上的，可是20世纪初期由科学哲学宗师卡尔·波普尔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从纯粹的逻辑角度力图证明，历史的进程是不可能预测的。波普将他的论证概括为这五个论题：[31]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因为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任何科学预测者——不管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部计算机——都不能用科学方法预测它自己未来的结果。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埋比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大规模预报）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32]

波普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的即是第二个论证点，即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以下将分三个部分逐步进行论证：

一、历史无法被证伪，社会科学知识只能发现人类无意后果

波普认为在理论自然科学和理论社会科学这两个领域的方法基本上是相通的，但是历史却不具备物理学上那种可以被精确预测的并证伪的可能性。原因在于：

（一）历史决定论否认在完全相似的条件下重复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可能性[33]，在物理学中需要通过人工隔离来进行研究和验证，但人工隔离会将社会中很多重要因素给隔离开来，好比我们不能在只有一个人的孤岛上来验证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因此物理学的实验难以印证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性，除非我们能在初始条件和地球一样的几个星球上观摩他的社会发展状况。而显然，这个条件在现今不允许。

（二）社会犹如有机体，它具有一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的记忆力[34]。历史也会学习，因此社会历史的真正重复是不可能的。

（三）复杂性。[35]由于我们不能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人工隔离而产生的复杂性，也不能回避社会生活是以个人的精神生活即心理为条件的自然现象的复杂性，比如资本主义精神。

（四）预测的不精准性。[36]假定社会科学能够如此发达，以致可以对任何社会事实和事件作出精确的科学预报；但是从这种假定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如果我们预言所有人的股票在某天都会贬值，那么只要在那一天所有人抛售股票即可破坏预言。。

所以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难以得到验证的。因此我们从整体主义来看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没有一种恒久的齐一性，其主要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波普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乌托邦“蓝图”不仅与历史决定论的视角有关，而且还与马克思是一位乌托邦工程师有着密切联系，因为这两者都以整体主义作为其核心要素（这在第三部分有另外的介绍）。下面就简要阐述一下何为乌托邦工程。

二、乌托邦工程概述

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提到了两种社会工程：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渐进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37]渐进工程师（例如苏格拉底）知道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38]。而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总是具有“公众”性质，它的目的不仅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39]整体主义者（整体主义指的是上面提到的乌托邦）是反对渐进方法的，但其在实践上往往又运用了渐进方法，“实际上整体主义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他们的未意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从而迫使整体主义工程师不得不采取渐进改进的权宜措施。”[40]因此，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渐进工程工程师可以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整体主义者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一口咬定彻底改造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乌托邦的方法先验地拒绝了“人的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假说，违背了科学方法的原则。总的来说，整体主义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

三、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主义的联盟及其缺陷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积极促进以达到乌托邦为最终目的的发展。这在波普看来是属于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的。而历史决定论与乌托邦工程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在于他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关心发展，但并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乌托邦工程也是整体主义的。”[41]可是，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成为其它活动例如控制或改造的对象，“整体主义者没有看到一切知识，不管直觉的知识或推沦的知识都必定有抽象的方面，他们也没有看到我们不可能把握‘社会实在本身的具体结构’”[42]。因此，整体主义的方法必然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对于整个具体社会状况的科学描述从来没有举出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出来的，因为对所举出的任何例子，我们都很容易指出它所忽略的方面（如上文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而那些方面在某种场合可能又是重要的。

整体主义鼓励我们建立一个新世界，而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乌托邦，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整体主义的方法本身就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因而与这种思想相关联的乌托邦社会也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

三、结语

本文主要针对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这一论断进行反思。对于这个规律我们的反思延续着这样的方向：首先，新的变化并没有使其脱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中马克思所提及的核心，资本利润增值和私有制。那么我们考量这两个核心是否会动摇。再一次，我们从人性存在规律的角度考量了核心之一的私有制必然灭亡的不确定性。从这两个反思中我们得到了这一规律的不确定性。那么下面我们就假设另外一种情况：如果在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灭亡了，或者资本主义成为了历史的终结，是不是就必然推导出马克思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通过我们小组再次通过历史决定论进行反思，这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作为社会科学的规律难以得到科学性实验的检验。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灭亡了，我们不能说马克思的这一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规律我们依然带着疑问。我们反思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反驳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也不是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生不息。资质浅薄，而本题之意只在于提出一种规律反思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张有奎著：《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及其哲学解读》，2005年，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第31卷第4期

3、路易•阿尔都塞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4、王逸舟：《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出版社，1988年第3--4期

5、肖爱民：《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6、约翰•B•福斯特、陈喜贵：《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

7、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杨文策译，广东经济出版社

8、孙荣飞：《高盛中国饕餮》，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19期

9、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0、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版

11、王君霞：《霍布斯自然权利概念的平等原则》，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2月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7]  张有奎著：《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及其哲学解读》，2005年，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第31卷第4期。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10]  路易·阿尔都塞著：《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52页。

[11]  价值差额： 商品的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差额“称为差额价值”。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7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16] 王逸舟：《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出版社，1988年第3--4期，第82页。

[17] 肖爱民：《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第15页-17页。

[18] 肖爱民：《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第18页-20页。

[19] 肖爱民：《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第20页-23页。

[20] 肖爱民：《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第23页-30页。

[21] 数据来源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Report 2009》http://www.ilocarib.org.tt/portal/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232&Itemid=368

[22] 约翰·B·福斯特、陈喜贵：《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06期，第8页。

[23] 数据来源 麦凯恩官网Mckinsey&Company:http://www.mckinsey.com/mgi/rp/globalintegration/

[24] 数据来源 http://yp.knet.cn/news/bb/1d/bb1d71b1e85e44db2d814d5be0cfde2f.shtml

[25] 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杨文策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6] 孙荣飞：《高盛中国饕餮》，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19期，第84~86页。

[27] 霍布斯认为虽然人类最初是平等自由的，但竞争性的好处会引发激烈竞争并且必然会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版。

[28] 霍布斯认为：“许多人同时想要同一样东西，这东西既无法被共享，也无法被分割。其结果就是它只能归属于强者。”转引自王君霞：《霍布斯自然权利概念的平等原则》，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2月，第269页。

[29]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把人的意识分为4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而后三个阶段体现了“表象—概念”水平的符号性功能。只有进入具体运演阶段，人类才具备因果、守恒、时空等物理图式。

[30] 参见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导论：第2页。

[31] 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导论：第2页。

[32] 参见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1~2页。

[33]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4]同上

[35]同上

[36]同上

[37]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38]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39]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40]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41]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42]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