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正公留下一个信念

千里之外，又起一个话头。

当年范仲淹希文先生，二岁就离开姑苏生身之地，随同母亲一道去了山东淄州。命中的苦孩子出身，从小便知道用功读书，长大好做一番事业。那时，他的名字还叫朱说，还在寒窗苦读之中，也许受了典籍上先贤事迹感染，他预先定出一个理想，将来一定要争取做宰相。这样的话，一般都藏在心里，不太敢对人说出来，有一回范仲淹还是忍不住，就在他读书的山村小庙醴泉寺问了一卦。谁知卦辞上却说他没有这样的机遇，范仲淹不服气，又追问一卦，卦辞仍然如此，这不免让他有几分失望。范仲淹原是一热血少年，想当宰相的愿望，也不单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因自己身世低微，被人耻笑，便感到社会特别不公正，他是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谋幸福的。然而，莫非这么一点心愿，老天爷竟不肯成全么？好在范仲淹不是那种轻言放弃的浮华少年，他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心思一转，便说出了让后世众人特别敬佩，也为后来许多读书人指点了人生路径的话：“不为良相，宁为良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不能做一个最好的宰相，那我就做个最好的医师。这种二者必取其一的思路，是在中国文人“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路上，更进了一步，更有了积极进取的风度。古时候书上有“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话，但范仲淹的说法显然别出心裁更具个人创见，他为中国儒学的用世哲学拓开了一个新理念新境界。真正是有志不在年高了。

到了范仲淹报告皇帝归宗复姓之后，离他做宰相的目标，虽然还有二十多年，但他在政治上已经渐入佳境，理想的实现已非当日的白日梦。这就是说范仲淹终究没有做良医，他的事业始终在边疆、地方与朝堂上的军事与政治，而非民间悬壶。这似乎有点遗憾。现在我只能假设，要是范仲淹真的在草野做一个医人，以他的认真笃实，和他的人民情怀，我不怀疑他会成为一代名医的。他既然能够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刻在滕王阁上，与刻在药葫芦上，我觉得是一样的意义。《能改斋漫录》的作者吴曾，追叙范仲淹的事迹，还是稍稍简略了，其实把范仲淹与两宋文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联系起来，或者有另外的发现和意味。两宋文人在政治以外，留心于医事的，实在不少，从宋人笔记里屡屡能见，其中以苏轼与沈括为最。苏东坡热心于方药之技，而且与当时的名医如庞安时多有来往；沈括把医药研究融入他多种科学技术研究之中，贡献显著。直到现在，中国医药典籍中还有《苏沈医方》，可知文人作为政治精英，其在医学一事上对于民瘼之关注，原出于共同的人道传统。济天下的意思中，也含带了民生的各个方面。东坡在他自己的笔记里，就直说他对医药的爱好，主要考虑不是因为他眼睛老生红眼病，而是广大老百姓需要有人关心疾苦。北宋一代能够大规模地开局修方药，未始不是由于苏轼这些文人的推动，其中想来也少不了前辈范仲淹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沈存中的母亲是苏州人，他在血脉上也不妨认为与范仲淹同为吴人。发现这样的家族历史，不免眼前稍稍一亮。有些我们需要寻找和解释的东西，藏匿得真是深啊。所以，要能让我杜撰小说，苏东坡既然决心托命阳羡，也可能在流放归还后到这儿设帐授医；至于沈存中，早已到达南方镇江府，却也不妨走出他的梦溪，过苏州府探探亲戚，顺便继续访一访这儿的民间老医，以使他在医学上获得更多经验，也是活到老学到老。以他们两人为例，做了一回良相，再经历过贬官后，范仲淹若不是因为要孝顺母亲，他晚年也许会在故土东吴呆下来，为他筹画建设的范氏义庄的乡亲们看看病。凭他读得书多，做个医人也不难。有力的证据，记在北宋人方勺的《泊宅编》里，书中说，范仲淹夏天经常淘浚自家院子里的那口老井，然后放入一种叫做青术的中药，一次放好几斤，用来预防瘟疫之气。方勺差不多是晚范仲淹一辈的文人，他的记录有点像亲眼所见，让我深信无疑。

话到此处，且往回收。从宋代以前的医史上，可以看到吴地有上千个医人活动，但从学术专业范围内，我还看不到吴门医学的明显行踪。然而，我不太相信到了明清以来，吴门医学开派立宗，忽然就像从天下掉下来一样。翻检明清两代吴地名医有关记录，我发现吴门医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成因实在医术之外。也就是说，这背后有一种很大的人文背景，它远远覆盖在医学之上。元末以后，由明再入清，几百年间，以苏州为中心，吴县、常熟、昆山、太仓、松江一带，一时名医辈出，以至早在明代中叶，苏州文人杨循吉在《苏谈》中就敢称“今吴中医称天下”。杨循吉虽说是狂士风格，他的话并非夸张，有理由说他确实了解从吴县的葛应雷父子、昆山的郁氏传人，以及王履这样一批医人在当时的医学地位。现在我不拘生熟，选择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将其家世履历简要排列出来：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１３０５——１３５３年，出身世代名医世家，父亲做过元代浙江医学提举，明史上说葛乾孙青年时代倜傥温雅，喜爱击刺之术，后来读儒学经典，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入仕途，转过来继承父辈的医术，成为明初著名医人。

王履，字安德，昆山人，号畸叟，又号抱独老人，１３３２—？年。王履以画名世，是明代文人画的早期代表。但他又以医为业，曾在洪武年间任过秦王府的医正，其医学著作有《医经溯洄集》。

薛已，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人，１４８７——１５５９年。薛立斋的父亲原是府学诸生，因医术被征召为太医院院士。薛立斋自己也在１５０６年补为太医院院士，直到他４３岁上从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任上退职，一直都是宫廷医师。薛立斋对医人文化人格的认识，有一句话亦足代表典型的儒学理念：“古人所谓，良医良相，盖兼体矣。”

吴有性，字又可，１５６１——１６６１年。说他活到１００岁，尚要存疑。但吴有性确是跨明清两朝的老人。作为遗民，他在前朝就已声著杏林，于崇祯十五年写出了原创性的医学著作《瘟疫论》，这是他惟一传世之作，也是中国本土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那时正当中国南方爆发瘟疫，他的著作因时而成，正有其特殊意义。而吴有性名入清史稿艺术类，而不是以前史书中的方伎类，这一点尤有意味。

李中梓，字士材，号念莪，华亭人，１５８８——１６５５年。李中梓博览群书，青年时代读书应举子业，因为自己两个儿子被庸医误治而死，伤痛之下放弃仕途，改研医学，成为明清之际苏州地区一代名医。李中梓的哥哥做过明朝的大理寺评事，他的侄儿李延，亦由世事变更，先是成为江南抗清义士，失败后转而成为名医。

张璐，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苏州人，１６３７——１６９９年。张璐的祖父做过明朝的按察使，他自己年习儒兼习医，明亡后，这才放弃了读书仕进，专意医学。而且仍然保持他遗民的身份，隐居在太湖洞庭山十六年，回到苏州，随身携带了一轶医书，总其名《医归》。虽云医著，亦为自己人生归宿的总结。

尤怡，字在泾，又字饮鹤，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长洲人，？——１７４９年。尤怡青年时代是个穷书生，后来学医，为李士材的再传弟子。他虽然成为名医，但仍然不忘以文人骚客自得。常常写诗赋词，著有《北田吟稿》等诗文集，与当时苏州著名文人如沈归愚等人结为城南之社。死前尚留诗友人：“此后音法都隔绝，新诗哪得到黄泉”。

薛雪，字生白，自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扫叶老人，吴县人，１６８１年？——１７７０年。从他取这么多号，就知道薛雪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文人，所以志书里叙述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工书画，善拳技。他之所以成为名医，则也因母患温热病，为了治好亲人的病，他就努力学习医术，终于技艺精熟。志书上还说，薛雪为人豪迈性淡泊，所以难怪他晚年一副退隐的样子，自号“扫叶老人”了。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吴县人。叶桂的曾祖父在明代是有功名的读书人，祖、父两辈为地方名医。他十二岁随父学医，十四岁父亲去世后，又跟着父亲的门人继续医学，十八岁以后更是广泛师法名医人，据说前后有十七位医人做过他的老师。叶桂的医学才能当日既精且奇，非一般名医所能比，在民间传奇甚多，说他是天医星下凡。温疫之学，到叶天士那里，因他的《温病论》一出，便达成熟之境。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迴溪老人，吴江人，１６９３——１７７１年。徐大椿的祖父曾应征博学鸿词，入翰林院，父亲仕途虽未发达，却也是地方名士。本来他完全可以继承家学，无奈不喜科举，甘为隐士。三十岁上，徐大椿因家人多病，便开始致力医学，于此而后竟成一代大家。徐大椿医述丰富，见识深邃，在医学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他的文学写作，却也不同凡俗，他的“道情诗”，连当时文坛领袖袁枚都大力推许。乾隆二十五年和三十五年他被朝廷分别召致京城，本可做一宫廷御医，但他第一回坚辞不就，第二回到京三日就逝世了。留下遗言“满径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也算求仁得仁了。

这十个时间上前后相承的医人，作为明清两代吴医的代表人物，不会有太大争议，大概也不会授人以偏概全之柄。从基本的人文层面上，他们的事迹体现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作为与政治功业相对的医人事业，他们在个人选择上，共同承担了另外一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理想。在这个理想要求下，医术上升到了文化精神之中，并融入到特有的文化传承的历史河流。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家族，通过文化家族的世系传延，他们面对社会需求所作的人生选择，其实是暗中遵从于相同的文化信念的。这个信念其实也就是由一种文化积淀，并通过范仲淹说出来的“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它经由文化家族长期的教育、传导和影响，而愈加彰显与坚固。我们看到这些成为吴中名医的文化家族的后代们，他们无论在动乱之际，还是承平之时，无论因于国家社会的原因，还是家庭的原因，对这个文化信念都有一种自觉的认同，即使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于功名利禄取逃避态度，或者希望做一个隐士式的逍遥人物，但并没放弃“用世”之念，他们身体力行的方向，始终属于社会民生。惟此，从个人来说，名医才有可能，名医的学术才有可能，而通过医学学术汇流成派才有可能。吴门医学依赖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劲的文化信念做支持，才会在一时代蔚为大观。那些曾被研究者许为吴门医学的特征，如擅长撰述，如发明温病之学，相比之下，反而不甚要紧了。

当清代消亡，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之下，逐渐瓦解之际，章太炎先生从排满的革命家，退居苏州授书讲学。想当年，太炎先生出道之时，抱着多么大的志向，革命之后却未能展示他经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但他犹以世医身份在苏州高张其术，其良相与良医之兼于一身，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象征意义，虽然太炎先生是苏州隔壁的余杭人。